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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在雅韵咖啡厅？”

“不，我这会儿在家里。我住在棕榈花园，A区6栋二层3号，你能过来一下吗？”

棕榈花园这个名字经常在电视里听到，坐上出租车以后才知道它比我想象的远得多。出租车出城以后开了很久，才在一个路口见到一块巨大的广告牌：“棕榈花园，高尚住宅，成功人士的名片……”下面有个醒目的箭头指向一条林木幽深的小路。顺着小路又开了几分钟，路旁出现一排漆成金色的欧式栅栏，隔着栏杆可以看到一大片修剪整齐的树木和草地，以及掩映在绿树丛中的一栋栋别墅式小楼，小径边上的路灯都是普希金时代的式样，在暮色中暖暖地放出橘色的光亮。司机在大门前将车停下，告诉我到了。

门口站岗的保安戴着一色的贝雷帽，看上去很像联合国维和部队。他们告诉我，A区6栋就是草坪后面那座楼。

按下门铃时，我想一定会见到一大堆家庭成员：年高德昭的赵主任、尊贵严肃的孟夫人、春风得意的赵军先生、活泼可爱的儿子或／和女儿，当然还有至少一名保姆。我提醒自己不要忘记向他们一一问好。然而门打开以后，我只看到了方丽华一个人。

“愣着干吗？快进来呀！”她很随便地笑笑，转身朝空无一人的客厅走去，柔软的拖鞋踩在光可鉴人的地板上轻盈无声。粉色的丝质睡衣把她身体的曲线凸显得很清楚，我有点不敢看，便低头去看脚下。脚下是进门处的踏脚垫，上面摆着几双拖鞋，这使我想起自己应该换鞋，紧接着又想起一个尴尬的问题——我的袜子前端有个破洞。好在拖鞋中有一双是那种不露脚趾头的，我便把脚伸进去，跟着她走到沙发跟前。

“赵军在家吗？”落座之前我很有礼貌地问道。

“他在广西开他的公司。”方丽华坐下来，拍了拍身旁的沙发，“坐吧，这个家只有我一个人。”

我没敢过去坐在那个地方，虽然我很想去。我在另一张沙发上坐下了。

“孩子也不在家？”

“我根本就没生孩子。”她浅笑一下，略带讥讽的味道，“所以他们一直不肯原谅我。”

“谁？”我一时没有反应过来。

“还有谁？赵军的父母呗！”她说，一边将手伸向茶几。茶几上摆着一个果盘，旁边还有一瓶洋酒和两只高脚杯。她从果盘里拿起一个苹果，熟练地削着皮，又补充了一句：“特别是那个老太婆！”

“这种事根本不存在原谅不原谅的问题。”我很不以为然地说。

“可是对于他们来说，这就是天大的罪过了。”她的口气很平淡，像是在谈论别人家里的事，“你别看这种人大道理一套一套的，骨子里还是个农民，封建意识比谁都严重。”

“只要赵军不在乎就行了……”

“赵军？别提他了！”她把削好的苹果递给我，慵懒地伸了伸腰肢，“我调到嘉平这么长时间了，他一次都没回来过。”

我不禁愕然。天下竟有这样不珍惜幸福的人！沉默一阵以后，我问她叫我来是什么事？

“没事就不可以叫你来吗？”她幽幽地看着我。

我想说我求之不得。但我只是说可以，当然可以。

“今天我回到家，到处冷冷清清，一个人都没有，除了看看电视，听听音乐，没有别的事情可做……”

我四下看看，客厅十分宽敞，淡黄色的墙纸色调很柔和，壁上挂着几幅小巧的风景画，处处都考究而雅致，空气中还飘着一股若有似无的幽香。然而，确实有点冷清。

“每天回来都是这样，可是今天突然觉得特别寂寞，就给你打了电话，叫你过来陪陪我。”她拿起红酒，将两只高脚杯一一斟满，说：“舒雁，陪我喝杯酒吧。你也是单身一人，应该能够理解我坐在空荡荡的家里是什么滋味，最痛苦的是在寂寞的时候，我连个倾吐的对象也没有……”

“单位上总还有些谈得来的同事和朋友吧？”

“以前嘛，倒是有一两个，可是调到这边以后……”她摇摇头，端起高脚杯喝了一口，“现在身边全是些语言无味的人，有的人几乎每说一句话都是有目的的。整天和这些人打交道，真累。”

我也端起酒杯抿了一口。味道酸酸的，一点都不甜。

“你调到嘉平来，后悔啦？”

“当然后悔！”她咬着下唇笑，脸上升起一片潮红，“特别是那天见到你以后，就更后悔啦！那天听着你说话，我觉得自己在变，一秒钟一秒钟地变得年轻，又回到当年了。回来以后总也忘不了这种感觉……”她突然探过身来，伸出手指在我额上狠狠戳了一下，“恨死你啦，好折磨人！”

我心里一阵乱跳，费了点劲镇定下来，用戏谑的口吻掩饰着自己：

“你那天不是说，你早已不多愁善感了吗？”

“不错。”她笑了笑，神情有些异样——既有几分痛苦，又有几分痛快。“我是不多愁善感了，因为我已经死过一次了。我割腕的事，你听说了吧？”

我点点头：“好危险，幸亏被人发现了……”

“不，是我自己不想死了。”她举起酒杯一饮而尽，眼神变得迷离起来，我才发现她已经有些醉意。“那天夜里我躺在床上，听着我的血从血管汩汩地流出来，啪啪地打在地板上，突然害怕起来，觉得自己这样死掉太不值得了。我问自己这样做到底是为什么？不就是为了洁身自好吗？不就是为了向那个汪文革抗争吗？可是人人都在这么凑凑乎乎地活着，为什么就我一个人不能活？就非得去死？那一刻我觉得活下去才是最重要的。我想要是有人把我救过来，我一定要换个活法，不再这么清高，不再这么傻！”她又倒了一杯酒，举起杯子对着灯光凝视着，“屋里还睡着两个人，监视我的。我的血掉在地板上这么响，可她们就是听不见，睡得死死的。我真想把她们叫醒，可是我已经喊不出来了。我用尽最后一点力气拼命去蹬床边的脸盆架，听到它哐地一下倒下来，然后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她把杯中的酒一口喝干，站起身抱着胳膊肘缓缓踱步，一边走一边说： “从那以后，我就不知道什么叫多愁善感了。但是我懂得了一个道理：人活着就要寻求欢乐，特别是要趁着自己还能享受生活的时候……”她走到我面前，俯下身子看着我，目光炯炯，异样的妩媚：“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我没来得及回答，她忽然呻吟一声，将我紧紧抱住了。这突如其来的拥抱和热吻使我几乎昏厥。透过薄薄的睡衣，我感触到她丰腴柔软的身体，浑身的血液便像酒精那样，腾的一下燃烧起来……

正文 第三部（29）

直到一切结束，回到家里躺在自己床上，我还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不敢相信我已经得到了这样的幸福，也不敢相信我们已经犯下了这样的罪孽。我平生第一次知道了什么是销魂，什么是一刻千金，同时也知道了什么叫做真正的负罪感。我的罪孽比她更重一层。毕竟我是个无牵无挂的自由人，而她却付出了太多的代价——背叛自己的丈夫，毁弃家庭的幸福……她为我牺牲得太多了，以我的整个生命都无法偿还……

之后的那个星期，我没敢再动给方丽华打电话的念头。我没有勇气再次面对她。我想她一定在为那天的一时冲动而后悔。同时我又抑制不住一遍一遍悄悄地回味偷食禁果的甜蜜。高尔基说过这样一句话：“世界上的事安排得真叫人纳闷——凡是见不得人的事反而都是甜蜜的。”高尔基一定没少吃禁果，不然他怎能归纳得这样准确？

星期六下午，接到了方丽华从银行打来的一个电话，叫我下班后在“工人阶级等于零”那个路口等她。电话里她笑嘻嘻的，听得出心情很好。我立时轻松了许多。

“工人阶级等于零”就在我们设计院附近那个街心花园的中央。这是一座闻名全市的塑像，每次看到都会使我想起水泥厂。塑像底部是个庞大的圆圈，直径足有3米，酷似一段水泥窑的筒体。这段筒体大概开缝了，不然不会有两个青年工人提着焊枪爬上去修补。这两位工人也许是干累了，也许是活儿不太忙，总之他们修补完毕后并没有下来，而是呆在上面迎着微风乘了一会儿凉。那台窑肯定已经熄火多日不再发烫了，因为那女工敢于直接坐在窑筒体上，姿态优美地曲着一条腿，另一条腿向后伸得笔直。站在她身旁的男工则用手掀起电焊面罩，昂首挺胸眺望远方。雕塑家的创作意图，无疑是想表现工人阶级是如何充满朝气充满信心充满希望，然而现实生活中有些工人阶级显然并不这么理解。他们硬说那个圆圈表示的是个众所周知的数学符号，于是“工人阶级等于零”就成了塑像的名称并在全市广泛流传，连刚来不久的方丽华都知道了。

我在立足于“零”的两位工人脚下等了不到两分钟，一辆白色小轿车从北边开过来，放慢速度缓缓滑行。方丽华隔着宽大的前窗玻璃向我招招手，我拉开车门坐进去，她把方向盘一打，轿车围着街心花园转了270度，像支离弦的箭朝着东边飞驰而去。

“咱们去哪儿？”我一边套安全带一边问。

“去吃饭。”

“到哪儿去吃？”

“到我家呀！我要让你尝尝我的手艺。以后你接到我的电话就在这儿来等我，好吗？我回家要经过这个路口，正好带上你一起走，这样咱们可以节省些时间。”她大大方方地说，眼睛没有离开前方的道路，像是在跟我聊家常。我从她的声音里感受到一种勇敢和大气，不禁为自己的怯懦与委琐暗暗汗颜。

那天晚上，在床头柜上看到她和赵军的一张合影，这是上次没有注意到的。赵军在照片上露着牙齿对我笑，使我有种“鸠占鹊巢”的感觉。我忍不住对方丽华说了，她将那个小相框放进抽屉，说这下行了吧？什么“鸠占鹊巢”，我这张床本来就应该属于你，我和赵军完全是政治婚姻，根本没有感情。我说赵军对你可是有感情的。她哼了一声：那是上辈子以前的事了，你知道现在他在外面有多少女人吗？

于是我的负罪感消失了。

从那个夜晚开始，我们在一起度过了好几个周末。我们像夫妻那样一起在厨房做饭，一起坐在餐桌旁边，一面吃一面评论对方的厨艺，吃完以后一个人洗碗一个人擦桌子，然后相拥着坐在电视机前。有时我们也到外面吃晚饭，都是到那些挂着“嘉平老字号”招牌的小吃店。方丽华总是惊讶地说你们嘉平的小吃怎么这么多花样，真是名不虚传。我说花样再多，也没有你亲手擀的饺子皮好，我家里还给你留着一根擀面棍呢。她便笑，说擀面棍我也有，今天回去以后我就给你擀一堆饺子皮，做成片儿汤叫你吃，我要把你撑死！然而回去以后谁也顾不上擀面棍，争先恐后挤进卫生间洗了澡，就跑进卧室了。第二天她总是比我先醒，悄悄起来做好早餐，才把我叫起来。吃过早饭后我必须马上离开，因为物业公司的女工上午九点要来做清洁，她也像联合国维和部队那样纪律严明，从来不会迟到。

八月一个凉风习习的傍晚，我们驾车来到一个名叫乡农桥的小镇。这里有家龙眼包子店远近闻名，姚娟的伯父小时候曾在这里当过学徒，兼给老板一家倒尿壶，他钢铁过硬的手艺就是这样炼成的。吃包子的时候我对方丽华说，下星期我要到浙江出差，还是为了神泉那个项目。我们原以为这个项目已被东南院夺去，最近得知东南院尚未得手，陆院长便又产生了幻想，派我到浙江去找老同学再争取争取。方丽华在我额头上点了一下：“不就是分开两个星期吗，瞧你这样儿，没出息！”然后将手一缩，突然放低声音：“哎，那个女的老往咱们这儿看，是不是你们单位的？”

我回头看了一下，没有发现熟识的面孔，不过我立刻明白了她说的是谁。那是个三十多岁的女子，独自靠窗坐着，波浪形的长发扎成一把马尾，用条白纱巾系起来，显得很是风姿绰约。她一碰到我的目光，便把脸转过去看窗外的夜景。

我对方丽华说这个人我不认识。方丽华说咱们回去吧，她看你的样子怪怪的，我有种不好的感觉。上车时我无意中回头一望，那女人果然还在朝我看。

正文 第三部（30）

在浙江没有见到汪德才，唐亚辉说他到广西去了。我问他神泉项目会不会交给东南院设计。唐亚辉说我们并没有跟东南院签合同，因为他们也不能帮我们解决贷款问题，这个项目的资金看来是没指望了。我听了心里一凉，说那我就回去算了。唐亚辉说我建议你还是等一等，老板也许过几天就会回来，他回来后这个项目上不上就有个最终结果了。这几天我陪你到处转转，我们这里的西湖风景还是很不错的。

游遍西湖之后汪德才仍未回来，唐亚辉又陪我来到附近的一个县城，他说这里的钱公祠是个名胜古迹，很值得一看。

钱公祠面积并不很大，却是多功能的，最首要的功能是满足人们问卜吉凶的需要。一进门唐亚辉就说钱公祠的签特别灵验，汪德才那根“上上签”就是在这里求得的，所以他始终认为神泉项目会给他带来财运。走进大殿一看，跪在“钱公”神像面前叩头求签的人果然不少，男女老少都有，个个满脸虔诚。殿后则是一片休闲场所，亭台水榭、小湖游船、花园盆景、茶馆小卖部应有尽有。信步走了一阵，又在林木深处见到一个巨大的古墓，读了墓碑我才明白钱公不是神而是个人，他就静静地长眠在这个庞大的土堆里面。古墓旁边还有一排古色古香的平房，居中的正门挂着两块牌子，一块是某某县文物陈列馆，一块是某某县文物管理所。进去以后发现是个狭长的展厅。一位戴眼镜的姑娘手持“教鞭”，像老师带学生那样，领着我们一个一个地观看玻璃柜。从她的讲解中我得知这个地方的历史确很悠久，玻璃柜里那些破碎的陶片和生锈的箭镞比半人半神的钱公还要古老几个世纪，说不定越王勾践当年卧薪尝胆的时候，用的就是这些东西。

出来后我对唐亚辉说今天可谓不虚此行。唐亚辉却说他在里面有些心神不定，总觉得隔壁有人在从窗帘缝里看他。说着回头望了望，正好看见那戴眼镜的姑娘匆匆赶来，跑到我们面前已经上气不接下气。她对着唐亚辉腼腆地一笑：请问先生您是不是姓唐？唐亚辉点头说是。姑娘说我们所长请您过去一下，可以吗？唐亚辉问哪个所长。姑娘说就是我们文管所的所长，他说有要事和您相商，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事。

我们跟着文质彬彬的姑娘回到陈列馆，她首先对我歉意地笑笑：先生您先在展厅坐一会儿可以吗？我们所长说他最好是跟唐先生单独谈谈。我说当然可以，她便将唐亚辉领到展厅隔壁的房间去了。

我走进展厅，在靠墙的太师椅上坐下来，发现墙上有个窗户，玻璃后面的窗帘严严实实地拉上了。随后便听见窗帘后面传来唐亚辉诧异的声音：

“请问你是找我吗？我好像不认识你呀！”

“是的是的。”另一个声音带有笑意，“唐先生你可能不记得我，可是我记得唐先生。去年这个时候，唐先生也来过我们钱公祠的，对不对？”

“你这地方我来过好多次了。”

“我说的是去年唐先生在这里的茶馆里搞……嗯，搞集资的那次。唐先生，有这么一回事吧？”

唐亚辉没有说话。一阵静寂之后，还是那人的声音：“当时我也在场，唐先生讲的话，我从头到尾都听见的……”

“我早就没搞集资了！”唐亚辉喊了一声，似乎很紧张。

“唐先生不要误会，我并没有为难你的意思，不过，你当时说你们手里有一件东西……”

“呃——？”唐亚辉像是忽然想起了什么，声音拉长了，“我这事和你有什么关系？你是文物所长，又不是派出所长，你管这些事情干什么？”

“正因为我是文管所长，我有义务告诉唐先生，你手里那件东西是应该上交国家的。”

“哎呀我的老天！”听得出唐亚辉有些气急败坏了，“我哪有那件东西！老先生，老实告诉你吧，我手里啥也没有，那些话都是我瞎编的……”

“不对！那天你把它的由来说得一清二楚，有些事情还是我亲身经历过的，怎么可能是你编出来的呢？唐先生，你这话我绝不相信。”

“咳！”唐亚辉好像在跺脚，“我怎么说你才能明白？这样吧，隔壁有个人，我把他找过来，你问问他，就知道我那次集资活动是怎么回事了！”

听到这里我一头雾水，起身正往门外走，唐亚辉已经气咻咻地跑进来，说舒雁你过去给我作个证明！

我说你们豪发公司的集资活动，把我扯进去干什么？唐亚辉苦笑着说，那时我还没到豪发公司呢，这事说起来有点丢人，你听了千万别告诉卓娅芳。然后他将事情的经过告诉了我。

听完后我真是哭笑不得：他这事不是“有点丢人”，而是很丢人。我说唐亚辉，你知道什么叫穷极无聊吗？你这就叫穷极无聊！你当时准是穷极了，所以才会如此无聊！

唐亚辉眼睛一翻：资本的原始积累从来都是肮脏的，这话马克思早就说过，你就不要大惊小怪了，再说我东奔西跑忙乎了几个月，一分钱也没积累到，也就是说没有造成任何不好的后果嘛。

正说到这儿，一个人推开门大步走进来。唐亚辉将我朝他面前一推：“所长你来得正好。我给你介绍一下，这就是我当时说的那个初中同学舒雁。你让他自己说说，他手里有没有那件东西！舒雁，你说话呀！”

然而我看了那人一眼，就说不出话来了：这人正是薛鹏！更使我震惊的是，薛鹏布满皱纹的面孔上居然是一脸的凛然正气，这与他在我心目中的反面人物形象截然相反。

“你就是舒雁先生？”薛鹏目光炯炯，定定地看住我，“好，太好了！今年二月，我专程去嘉平找过你，可惜无缘相见……”

“你找我干什么？”

“舒先生，请你如实回答一个问题：方步岳先生的图是不是在你手里？”

我盯着他严肃的面孔，一时琢磨不透是他在耍花招，还是我几十年来一直误解了这个人？

“看来你也想否认，是不是？”薛鹏眼里露出失望的神色，焦灼地在地上走了一个来回，又在我面前站住了。“舒先生，以前你们不知道那张图的含义，这样胡搞还可以算是情有可原，可是，我今天把这张图的来龙去脉告诉你们以后，你们就必须立刻将它上交有关部门……”

“你是说上交给你喽？”唐亚辉乘机挖苦他一句。

“谁要你交给我？”薛鹏狠狠瞪他一眼，“你们应该交到你们嘉平那边的政府部门。我再次提醒你们，如果我将这张图的真正含义讲清楚以后，你们还隐瞒不报的话，问题的性质就严重了！”

“那你还是别讲啦！”唐亚辉赶紧说，“我们压根儿就没有这张图，别到时候再让你老人家给我们定上一个隐瞒不报，事情就麻烦了。舒雁你说对不对？”

“不！你讲吧，薛鹏同志！”我突然说。唐亚辉的嘴巴立时成了一个“O”形，薛鹏的眼睛却发出了光彩。

“那你承认那张图在你手里了？”

“这张图确实在我手里，交给政府嘛，也不是不可以。但前提是你必须把所有的情况向我们说清楚，不然我们怎么能够相信你的话呢？”

“那当然，那当然，我当然要给你们说得一清二楚，否则你们把它交到政府的时候，也没法对人家也说清楚它的含义，那样它就起不到应有的作用了。” 一个坦诚的微笑在薛鹏清癯的面孔上漾起，使那些纵横交错的皱纹全部舒展开了，“两位先生，还是到我办公室坐下来谈吧，好不好？这件事情说来话长，要从1949年说起……”

正文 第三部（31）

1949年夏天，一个18岁的穷学生从浙江老家来到嘉平，投奔他的表舅。表舅是嘉华大学的教务长，他便顺利地进了嘉华大学历史系读书。学费当然是厚着脸皮向表舅要的。从表舅手里千恩万谢地接过那几块银元的时候，舅妈白了他一眼，说你在学堂里不要跟人家说你是我们的亲戚，听到没有？你舅舅好歹也是场面上的人物嘛……后面的话舅妈没说下去外甥也完全明白。从此他对任何人绝口不提自己的表舅，这个秘密后来被他刻意保守了几十年。

一个月后，外甥又到表舅家请安，实际上是去请饭票。表舅正在书房来回踱步，心不在焉地问了两句学业，便掏出几张钞票打发他走。走出书房后，表舅又把他叫了回去，问他：你和教你们中国古代史的方步岳熟不熟？他说很熟很熟，我经常找方先生请教功课的。其实他和方先生一点都不熟，他是个胆小内向的学生，所有老师的面孔他都只是在上课的时候见过而已。但他隐隐感到表舅好像希望他和方先生很熟，便这么说了。表舅又问，方先生知不知道我是你舅舅？他说不知道，我对谁都没有说过。表舅说那好，那你就给舅舅办一点事。方先生今年暑假出去转了一个月，你想办法打听一下他去了些什么地方，干了些什么事情，但是不要叫他晓得是我叫你打听的，不然你就问不出来了。外甥喏喏连声。表舅又追了一句：我的意思是要叫他以为你和我根本不认得的，懂了没有？

此后外甥真的经常找方先生“请教功课”了，然而只要他转弯抹角提到暑假，方先生就不于答理。这样过了两三个月，他始终没有把表舅吩咐的那“一点事”办成，表舅的脸色便愈来愈难看。于是他愈来愈不敢去请安了。但不敢请安也得请安，因为天气渐渐冷得厉害了，而他的衣服实在太单薄。所以一天晚上他又硬着头皮来到表舅住的小洋楼。路上他很小心地留意着不让别人看见，然而进门后他说了一句话，顷刻之间便使几个月的努力付诸东流了。这句话只有两个字——他对开门的人讨好地叫了一声：“舅妈！”

这时一个人正从书房怒气冲冲地走出来，听到他的叫声马上站住，雪亮的目光在他脸上狠狠扫了一下，随即摔门而去。这人正是方先生！表舅跟在后面追出来，正好看见这一幕，脸都气青了，狠狠地骂了声“娘希屁”，不知是骂方先生还是骂他。

不过他的冬衣问题还是解决了。表舅因为“战事愈来愈糟，时局愈来愈紧”，准备举家迁往台湾，有不少家当无法带走，他便得到了表弟的几件旧衣服。他自然千恩万谢感激涕零。

半个多月以后，表弟开着一辆美式吉普车到宿舍来叫他。上车后发现表舅已经坐在里面。车开起来后，表舅说：今天我带你们两兄弟到方步岳家里去搜查，他在家里藏了张图，你们两个挖地三尺也要给我找出来！他很想问表舅这张图是什么样子，但表舅的眉头皱得很紧，他终于没敢问。

方先生的家位于一条陌生的小街。小小的院子里一个人都没有。表舅亲自动手，和两兄弟一起做到了挖地三尺——将房间里的地板全部撬开。三人忙了整整一下午，到处翻了个底朝天，直到天黑才空着两手回到小洋楼。

回来后表舅说今天你就不要回宿舍了，反正学校早已停课，你回去也无所事事。你舅妈已经先走了，我和玉奎过两天也要走，家里的佣人也辞了，这两天你就住在这里做做饭吧。这时楼上突然有人把门捶得山响，一边捶一边喊：裴铭皋你把我放出来！裴铭皋你这个败类！……表弟看着他父亲阴笑一下，说看样子药劲儿过了。表舅脸色一变，领着儿子匆匆上楼去了。

那天晚上他在楼下佣人住的小房间里睡得很不踏实。楼上的叫骂声忽高忽低，中间还夹杂着表舅的声音——时而像在劝说，时而像在呵斥，有时干脆就是对骂，直到后半夜才停息下来。他不敢上去看个究竟，表舅说过不许他上楼。即使表舅没说这话他也没有胆量上去，因为他早就听出来了：楼上那个喊着表舅名字破口大骂的人正是他最怕见到的方先生。第二天表舅和表弟轮流下来吃饭，他悄悄问表弟是谁在上面吵闹。表弟说是个赤色分子，昨天上午被我爸爸关在储藏间了，这家伙一直不肯吃饭，我就不信他能够熬到底！

然而赤色分子方先生却真的熬到了底，整整两天没有吃一口表弟端上去的饭。第三天早晨，天还没亮，表舅便叫收拾东西准备动身。行李装上吉普车后，表舅在楼上呆了很久，直到十点多钟才铁青着脸走到楼梯口，对儿子说你上来帮我把他架到车里去！娘希屁！

方先生被架下来时昏昏沉沉的样子，已经没有力气喊叫和挣扎。表弟将方先生塞进汽车后座，交给坐在里面的表舅摁住。吉普车跳了两下，呜地叫了一声，撇下他绝尘而去，这就是表舅留给他的最后印象。

表舅走了不久，嘉平解放了。随后他听到一个可怕的消息——教务长裴铭皋和中统有秘密关系。他顿时明白了表舅为什么要叫他暗中接近赤色分子方先生，为什么要带他去搜查那张图（这张图显然是地下党的机密），为什么要把方先生关起来，最后又架上车带走……他只是不明白表舅为什么不动用真正的特务来对付赤色分子，而要把他拖进这滔天的罪恶。于是他终日提心吊胆，等着公安局来抓自己。到了公安局他会把所有的情况一五一十说清楚，说清楚了也许还能保住一条命，自己毕竟是糊里糊涂当了裴铭皋的帮凶的……

日子在恐惧中一天天过去，并没有人来抓他。最后他终于想清楚了其中的原因——除了方先生，谁也不知道他是裴铭皋的外甥，而方先生显然已经遇害了。奇怪的是也没人说起方步岳烈士惨遭迫害英勇就义的事情。人们似乎把他和方先生都遗忘了。于是他怀着侥幸心理，把这段致命的秘密深深埋在心头，同时又每天都感到良心无法安宁。

这个惴惴不安的年轻人就是薛鹏。

毕业时，薛鹏主动要求支援大西北的建设。他感到自己必须离开这个城市，走得越远越好。在大西北他干的工作与所学专业毫无关系，但他怀着赎罪的心理干得兢兢业业。随着岁月的流逝，他的心情渐渐平静下来，然而反右斗争一开始，他又紧张了，觉得自己随时都会因为那段罪恶的历史被揪出来。那年夏天他到嘉平出差，任务是催车皮，便住到了铁路局招待所。一天上午，他正站在窗前想心事，突然听到有人在谈论他的名字，而且是同裴铭皋这个可怕的名字一起说出来的！

他脑子里顿时一片空白，过了一阵才清醒过来，听出那是两个男孩的声音，就在他的窗户下面。他失魂落魄地望出去，只见一个长着招风耳朵的男孩，手里捧着一个咖啡色封面的日记本，正在大声地念给他的同伴听。那个同伴在墙根下面，他必须把头伸出去才能看到，但他怎么敢伸头呢？接着最可怕的事情发生了——那男孩的口中清清楚楚地念出了他和裴铭皋的甥舅关系，以及他本人的“密探勾当”。他立刻听出来了：这是方先生的口气。可是，方先生的日记怎么会在这个男孩手中呢？莫非他是方先生的儿子？……薛鹏浑身一阵颤抖，再也不敢朝窗外看了。

之后的一段日子，他几乎天天看到方先生的儿子在窗外的球场上踢球，每次他都吓得心惊胆战。当他离开嘉平时，他有一种逃离险境的感觉。可是回去以后他并没有安下心来，反而更加惶惶不可终日。他越想越觉得这本日记是个定时炸弹，早晚会给他带来灭顶之灾。他后悔当时为什么不找那男孩问个究竟，如果真是方先生的日记，想个办法弄过来一把火烧掉，不就永远平安了吗？于是，几个月以后，当单位再次派他到嘉平来出差时，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铁路局招待所，并且天天注意着窗外的球场，一心盼望再次遇到那个男孩。

男孩没有见到，却在街上偶然遇到了大学的室友黎明。黎明成了右派的消息并不意外——黎明那种性格不当右派反而是件怪事。但他听了心里还是一阵狂跳，回来的路上好久缓不过神来。经过球场的时候，他看见对面有两个男孩在人群中争吵，定睛一看，其中一个正是他要找的那个。这个机会千万不能放过！但男孩周围的人很多，他既不敢当着这么多人“问个究竟”，又不敢让他们看到自己，于是他在大树后面藏了起来，想等人群散去以后再走过去。后来那男孩与另外几个人一起离开球场，他急忙跟了上去。然而男孩刚跟那几个人分手，又与另外一群小孩玩到一起去了。他躲在路边的树林里等了半天，始终没有等到单独谈话的机会，过往的行人似乎又对他的样子起了疑心，他只好回来了。

第二天，他在街上意外地遇到了那个男孩。男孩背着书包，而当时正是学生放学的时候，所以他断定男孩是在回家的路上。他躲躲闪闪地跟在男孩后面，打算一直跟到男孩的家。稍后他又有了个意外的发现——方先生的儿子一直在悄悄地跟着一个人走，而这人就是他的老同学黎明。难道他们认识？这时他模模糊糊地想起来了，那男孩与他的伙伴在他窗下争论时，好像不止一次说起过“黎明老师”。黎明在街上走了一圈，随后回了学校，而方先生的儿子也跟着进那学校去了——这孩子果然是黎明的学生。

发现这一点以后，薛鹏认为继续跟踪已无必要。现在要解决的问题是怎么能够不露痕迹地接近这个男孩。想来想去，唯一的途径是黎明。犹豫了两天以后，薛鹏冒着被人发现与右派交往的危险，给黎明的学校打了个电话。没料到居然很顺利。接电话的人啥也没问就把黎明叫来了，黎明跟他约定明天晚上在公园茶馆叙旧。

在公园的茶馆见到黎明后，他又胆怯起来，东拉西扯就是不敢说到正题。后来不知怎么的，那个招风耳朵的男孩突然出现在面前。那男孩比自己还惊慌，看了他们一眼扭头便跑了。于是他顺势问起黎明认不认识这个孩子。黎明说是他以前的学生。他马上问是不是姓方。黎明说姓唐。薛鹏又问，他家里是不是有姓方的亲戚？黎明说那就不清楚了。

第二天他接到了单位的电报，叫他明日返回。他在心中长叹一声：这本性命攸关的日记只好失之交臂了，命也！运也！

然而命运却向他微笑了。

星期天上午，他朝窗外望去，又看到了那个叫唐什么辉的男孩。唐什么辉正在球场上和一个矮胖的学生吵架。那矮胖学生大概是吵输了，气冲冲地离开球场，跑到这边来穿衣服，一面恨恨地用脚乱踢地上的书包，踢得书包里的东西滚了一地。随后他从地上拾起了一件东西。当他手里拿着那件东西，边看边走过来时，薛鹏精神倏然一振——他手里拿着的，正是那个咖啡色的笔记本！

薛鹏马上推开窗户，叫那学生等一下。从楼里跑出来时，一个计划已在薛鹏心里形成了。

他和颜悦色地对那学生说，我看到你偷了同学一个笔记本，但是我不会说出去的。那学生说你说出去老子也不怕。薛鹏拉住他，将笔记本拿过来翻开一看，立刻认出是方先生独特的字体——同学们曾在背后戏称为“方体”的。于是薛鹏将他带到自己房间，对他说，我给你五块钱，你把这个笔记本给我，行不行？那学生登时喜笑颜开，说你不要哄老子。掏钱的时候薛鹏又解释说：其实我并不是对这本日记有什么兴趣，我只是喜欢收藏这种皮革封面，我是专门研究皮革的……那学生不待他自圆其说，抓过人民币就跑了。

薛鹏趁房间里没有其他人，匆匆将方先生的日记看了一遍。日记里果然记载着他那段可怕的秘密。看完以后他赶紧把笔记本烧了。直到笔记本化成灰烬，他才从心惊肉跳之中摆脱出来。

这次离开嘉平后，他再也没有去过那个城市。当一切风平浪静以后，他却又意外地见到了方先生的妻子和女儿。

那是1962年夏天，他在北京出差时突发高烧，便到附近的医院去看急诊。一位中年女医生给他开了两天输液。当护士把输液瓶挂上他的病床时，那女医生忽然惊叫起来。薛鹏听说护士将链霉素拿成了青霉素，不禁吓出一身汗，他对青霉素严重过敏，要不是医生及时发现，后果简直不堪设想！然而那护士却跟医生大吵起来，骂了很多难听的话。薛鹏气愤难忍，正想插言，护士嘴里冒出一番话，吓得他一愣：“沈瓶梅，你神气什么你？你以为我不知道你男人是什么东西？你男人方步岳，跑到台湾当特务去了！你还有脸在这儿神气……”旁边有个学生模样的姑娘，听到这话就昏过去了。随后跑进来一群医生护士，这场风波才平息下来。事后薛鹏问了一下，方知昏过去的姑娘是那沈医生的女儿。沈医生的丈夫叫方步岳，曾在嘉华大学教书，解放前跟一个特务跑到台湾去了，所以那护士就这样骂她。薛鹏听后，对沈医生母女有种说不出的愧疚。两天以后，他完成了最后一次输液，从医院出来时遇到方先生的女儿，那种愧疚又涌上了心头。他情不自禁地叫住那姑娘，对她说：“请你告诉沈大夫，方先生根本没有去台湾当特务。”

回到旅馆以后，薛鹏又后怕起来：万一方先生的妻女找到他，问他怎么知道方先生的事情，他岂不就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了吗？从此他再去北京出差时，都特意住在远离那家医院的地方，包括地质学院附近的“东风旅社”。

文革期间，他的秘密没有暴露。他辗转调动过几个单位，干过各种各样的工作，文革结束后终于得到机会，得以从事自己心爱的文物考古工作。拨乱反正以后，他的胆子大了些，觉得还是应该去看看方先生的妻女，把自己知道的情况告诉她们。他利用到北京出差的机会去到那家医院，才知道沈医生早已死在批斗会上，至于她女儿现在何处，医院里的人都说不上来。于是他想这笔良心债只能带到坟墓里去了。

八十年代初期，他落叶归根，回到自己家乡所在的县城，实现了与家人团聚的梦想，这时他的儿女都已经长大成人了。儿女和老伴对他的秘密都一无所知。然而后来他却自己对他们说了。

那件事情发生在1986年9月，那时他已是县文管所所长。一天下午，他发现钱公祠的茶馆里围了一群人，正在听一个中年人讲故事。他在外围旁听了几句，便明白这故事是个很老套的神话。这类神话近年来在社会上相当流行，情节都是一个模式：讲述者手里掌握着民国或者前清年间某个前人留下来的一笔不为人知的巨额财富，而把这笔财富变现则需要先投入一定的本钱，所以讲述者愿将这发财的机会与慧眼识珠者共享，凡出资者均可一本万利，多出多得，少出少得，天赐良机，切莫错过。今天这个中年人讲的是解放前有一笔教会的财产，基督教会留下的，埋藏在嘉平市附近某个地方，其中最值钱的是一颗价值连城的大钻石，问题是把教会的财产挖出来需要一定的资金……众人听得津津有味，七嘴八舌发了许多议论，核心问题是问他有啥凭证。那人说凭证就是一张藏宝图，上面清清楚楚地画着一颗大钻石。众人“轰”的一声笑起来。薛鹏正想转身走开，那中年人大叫一声，使他的耳朵竖起来了。

你们笑什么？中年人大叫，这张图可是大学教授画的，他姓方，叫方步岳，解放前是嘉华大学的教授！这时一个老头说话了：唐先生你不是说是基督教吗？怎么又成大学教授了？再说大学教授凭啥把他的东西给你？他是你家啥人？唐先生说他不是我家啥人，他这张图是我的一个同学偶然发现的。接着他有鼻子有眼地讲了一个故事，说是这个方步岳留下了一个笔记本，皮封套，咖啡色的，在他念初中的时候被他那个同学如何如何发现了，那里面就夹着这张图，还写了些什么什么，后来这个笔记本又如何如何被人偷走了，而偷走的人又把它卖给了另一个人，卖了以后又发现那人不知为什么把它烧了……

众人又笑起来，纷纷说烧了你还说个屁呀。唐先生说我还没有说完呢。烧掉的只是那个笔记本，方步岳画的那张图没有烧，还在我同学手里。我这个同学叫舒雁，就在嘉平工作，他对着这张图研究了许多年，终于把藏宝的地点弄清楚了。

大家听了仍不相信，但薛鹏听到一半就明白了他说的是真话。与此同时薛鹏还明白了一件事——这位耳朵大而招风的唐先生，就是当年那个叫唐什么辉的男孩。这个唐什么辉和那个舒雁无意中发现的那个咖啡色笔记本，从他所说的内容来看，毫无疑问就是方步岳的日记，薛鹏依稀记得那里面的确提到过“教会的财产”之类字眼。日记丢失以及烧掉的时间、地点和经过也说得丝毫不差。因此薛鹏判断，他们在丢失日记之前从皮封套中抽出了一张图的事情也是真实的。这显然就是裴铭皋费尽心机搜寻的那张图，但不是地下组织的机密，而是一张“藏宝图”。这时他对方先生的身份第一次产生了疑惑，他很难想象那个年代的赤色分子会与“藏宝”有什么瓜葛。然后他猛然想起，当时嘉华大学确实有个基督教堂，教堂里还有一个洋教士，他曾经不止一次地看见方先生与那洋教士在走廊上说话，好像很亲密的样子。

薛鹏顿时感到一种巨大的轻松：原来方步岳并不是什么赤色分子，他与裴铭皋之间的争斗只不过是为了一笔教会的财产，应该算是狗咬狗。自己只是帮助一条狗咬了另一条狗而已，这与参与迫害革命志士完全是两码事！

几十年的思想包袱原来是虚惊一场啊——薛鹏回家后越想越高兴。一高兴就忍不住把事情对老伴说了。老伴听了却吓得半死，因为她没有那种心惊肉跳的体验作对比。老伴说这桩事体你千万不可以对人家讲，讲了要惹麻烦的。可是她转身就把“麻烦”告诉了儿女。然后家庭内部发生了一点意见分歧：女儿女婿认为这么复杂的事情确实少说为好，儿子却说复杂个屁，现在都什么年代了，你们还把尾巴夹这么紧？话没说完就挨了他妈一顿臭骂，只好宣布算我没说。

薛鹏从此变了个人。他带着一种重新做人似的感觉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发现生活原来是这么美好。这种心境持续了两三个月之后，却被表弟的意外造访打破了。

表弟裴玉奎是回故乡来“寻根”的，回来后自然就找到了他。几十年不见，表弟发生了许多变化，例如说起表舅不再说“我爸爸”，而是称为“家父”。他说“家父”五十年代就定居香港弃政经商，现在他惨淡经营的这点水产生意就是“家父”留下来的。薛鹏想起表舅的中统背景，说话便有了些戒备。表弟却很怀旧，娓娓地叙了许多往事，中间也谈到方步岳。他说表哥你还记得方步岳吧？家父曾经带我们到他家找过一张图。家父过时以前经常说起这张图，叫我见到表哥时问一下，知不知道它的下落？

薛鹏心想你今天找我原来是为了那笔“教会的财产”呀！嘴里却故意说：方步岳的事情你们何必找我打听呢？他不是跟你们一起飞到台湾去了吗？表弟说他根本没有上飞机，他在半路就死了。薛鹏比了个开枪的手势：是不是表舅把他这个了？表弟慌忙摇手说不是不是，我们怎么会杀他呢？家父当时把他关起来，不过是想要他交出这张图，他死活不肯，家父只好把他带到台湾再说。没想到半路上他突然拉开车门跳下来逃跑，我们当然停车去追，他跑到悬崖边无路可逃，跳入江中淹死了。

薛鹏不禁冷笑一声：既然人都死了，表舅怎么还对他的图念念不忘？我记得你说过方步岳是赤色分子，今天你来找这张图是不是有何政治背景？

表弟又拼命摇手，说不对不对，方步岳根本不是赤色分子，否则我还敢到这边来吗？方步岳就是个普通教书的，和共产党国民党都没有关系，他这张图也与政治毫不相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