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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会议内容是团支部的换届选举，印国祥讲了一通目的意义以后，便叫大家提名。时至1965年，差额选举早已成为遥远的历史，所以他说提名三个候选人就可以了。大家也明白这三人早已内定，还是原班人马：支部书记廖桂兰、组织委员马兴旺、宣教委员尤春秀。因此这次会议和所有的选举一样，不会有任何悬念，只不过走走例行的程序而已。

不料走程序的结果却出了意外：支委的人数由三个变成了四个。多出来的那一个便是我。

这个使印国祥以及所有团支委特别是多出来的我始料不及的选举结果，是因卢秋生上星期三随口说的一句问候语引起的。

卢秋生进入大学后，感到最新鲜的就是人们相互见面时的问候语。他说大学里的人真有意思，见面时总爱说声“您好”，就像外国电影似的。俺们村里可不兴这个。俺们村里要是有人这样说话，非得把人笑死。为了避免“把人笑死”，他有半个学期都不说“你好”，不论何时何地遇到熟人，他都是按照家乡的习惯问人家“吃了没有？”有时这种问候发生在从食堂出来的路上，我便回答他说“吃完了”。楼自清是浙江人，他的回答则是“吃光了”。卢秋生听了很不满意，说你们南方人说话怎么这样难听？你们一口一个“吃完了”、“吃光了”，不就是说下顿没吃的了吗？我们请教他如何措辞方不难听。他说一般的说法应是 “吃过了”，而最好听的说法是“吃饱了”。谢天浩说那我建议再加两个字，干脆说我们是吃饱了撑的，这样比光说吃饱了更好听。这一建议立即被我们身体力行。从此以后，其他同学便经常听到我们见面时自称“吃饱了撑的”，逗得他们大笑不止。

卢秋生可能觉得这样更容易“把人笑死”，便放弃了家乡的习惯，将“吃了没有”改成了“你好”。但他每次放假回一趟老家之后，再次归来便会故态复萌一段时间。上星期三那天他正处于故态复萌期，所以他和马兴旺走进105时，一看见谢天浩，便问谢天浩“吃了没有？”

这话问侯得很不是地方也很不是时候，因为105室是宿舍楼的厕所，而谢天浩当时正提着裤子从大便器上站起来。所以谢天浩回了他一句：“你混蛋！”

“俺又不是问你在这里吃了没有。”卢秋生笑呵呵地说，“俺们老家都是这么说的嘛……”

“你们老家都是混蛋。”谢天浩边笑边系裤带。

马兴旺突然发出一声暴吼：“你骂谁是混蛋？”

谢天浩吓得一愣怔，发现马兴旺正怒视着自己，猛然想起他和卢秋生是老乡，慌忙解释说：“我可不是骂你。”

“骂谁也不行！”马兴旺瞪着他，一脸苦大仇深的表情，谢天浩便傻眼了。

马兴旺从前并不是这副表情。他的变化发生在印国祥担任我们的政治辅导员之后，准确地说，是在杨永远被叫去个别谈话之后。那次谈话的第二天，印国祥便说马兴旺虽然学习差点，但是根子正，本质好，真正苦大仇深的三代贫农，这样的人对组织有一种朴素的阶级感情，于是安排马兴旺当了团干部。从那以后，马兴旺的脸上就经常苦大仇深，特别是在课堂上遭到“日他娘的”老师们突然袭击之后。那天适逢教工厂设计的老师搞了一次摸底测验，摸得马兴旺怒不可遏，一肚子的无名火统统带进厕所，这时就发泄到谢天浩头上了。

“你骂谁也不行！我们家乡贫下中农就是这样说话的，你听不惯是不是？觉得我们土气是不是？觉得我们可笑是不是？”

卢秋生眼看星星之火行将燎原，慌忙去拉马兴旺的胳膊：“兴旺你这是干啥嘛？谢天浩是跟俺开玩笑哩……”

马兴旺胳膊一抡：“你不要抹稀泥！开玩笑就没有阶级斗争了吗？你听听他说的是什么话！他对劳动人民什么感情！”

于是谢天浩也恼了：“马兴旺你不要动不动就是这一套！”

“我哪一套？”马兴旺露出冷笑，“谢天浩你敢不敢把话说清楚，我究竟是哪一套？”

谢天浩气得嘴唇发抖。这个福建佬书呆子气很重，一向喜欢看些哲学逻辑学之类的书籍，在寝室里侃大山时言必称希腊，亚里士多德柏拉图滔滔不绝，但是一吵架就顿失滔滔。他嘴唇颤抖了半天，才吐出两句话，依然带有哲学色彩：“你是形而上学那一套！庸俗社会学那一套！”

这一来马兴旺就被彻底激怒了。谢天浩的话他听不懂，而他最不能容忍的就是说话让他听不懂的人。何况这人的家庭出身还是个他妈的资方代理人！于是马兴旺火山一样爆发了。马兴旺每次爆发时，如果对方的家庭出身是有“瑕疵”的，他必将其家庭出身与其本人混为一谈，直呼张三为地主，李四为坏分子，与一年之后文革时期的语言习惯完全一样。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兴旺可以算得是我们班里走在时代前面的人。

走在时代前面的马兴旺暴跳如雷：“你他妈的资本家猖狂个啥？你还想翻天是不是？还想骑在劳动人民头上拉屎拉尿是不是？……”他后面的话没有说完，就被卢秋生硬推进厕所对面的106——也就是马兴旺的寝室里面去了。

他俩在106关起门来争论了半天。争论的内容两人都没透露，然而马兴旺说的一段话不知通过什么渠道却在班上悄悄传开了。他说卢秋生你他娘的简直是忘本，不帮俺说话反而向着城市人，也不看看他们有几个出身成份是硬的，一个个不是资本家就是小业主，再不就是小商小贩旧职员，放到农村都是抬不起头的，所以老印从来不安排他们当团干部，顶多让他们当个小班委。

这话传开以后，大家发现事实果然如此：来自城市的团员确实没有一个人当过支委。以前大家并不觉得这有什么不正常，现在经马兴旺这么一说，事情就变了味，许多人心里就不舒服起来。

于是今天的选举便出了意外。印国祥刚宣布提名开始，谢天浩第一个举手，把我推了出来。我立刻在心里问候他的祖宗，教室里却发生了一种无声的骚动：没有人说话嘻笑，也没有人交头接耳，大家脸上依然一本正经，甚至是格外的正经，然而许多眼睛里分明现出了“看好戏”的欲望和兴奋。印国祥扫视一周，眉头皱了一下，旋即舒展开，叫大家继续提名。于是内定的三驾马车按照预先的布置相继得到提名，但是等额选举却变成差额选举了。接下来是无记名投票。选票收齐后，印国祥并不叫人唱票，而是宣布休息十分钟。然后他拿起选票，叫上廖桂兰出去了。

他们走后大家脸上立马解冻，各种表情层出不穷。有的意味深长互相交换眼色，有的把头碰到一起窃窃私语，两个滑稽大王无声地搞起了做鬼脸比赛，逗得一帮女生掩着嘴巴吃吃地笑个不停。有几个老兄无缘无故走过来拍我肩头，使我感到事情不妙——弄不好真的会把某个内定人选挤下来，那可是我最不愿意面临的局面。于是将谢天浩狠揍一顿的愿望便油然而生……

印国祥这一去远不止十分钟，据戴有手表的刘文倩后来说，他们是过了二十八分钟才回来的。印国祥回来时面带微笑，说是向大家宣布一个好消息，我跟有关领导研究过了，鉴于毕业班团支部工作担子很重，决定增加一名支委，因此今天大家提名的四位同志全部当选，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向他们表示祝贺……

于是我就在噼噼啪啪的掌声中成了一个多出来的人。

正文 第二部（3）

到了星期五晚上，《祖国颂》已经完成一半，我打算毕其功于一役，吃过晚饭便跑到图书馆坐下来，这时墙上的挂钟才指到六点半。

我先把昨天写的东西看了一遍，感到不太满意，正想提笔修改，意外地发现桌子对面坐着那匹戴眼镜的马。“马”照例将他的书包挂在旁边的椅子背上“占座儿”，而他占的“座儿”却正对着我。我知道再过一会儿方丽华就会在这把椅子上坐下来，也知道我跟她这样面对面坐着是什么都写不出来的——不管怎么默念歌德的“与你何干”也写不出来。我四下看了看，靠墙那边还有一个空座位，尽管跟他们斜对着，但是毕竟远得多，因此我赶紧迁徙过去。

这一迁徙果然见效，当方丽华进来时，我已经完全进入状态了。她进来时我没有抬头，并且决心整个晚上都不抬头。但是后来我把这个决心忘了。在绞尽脑汁寻找一个恰当的形容词时，我无意中抬起头，看见“马”正在跟她嘀嘀咕咕说着什么。图书馆里到处张贴着“请勿大声说话，以免影响他人”的告示，“马”的声音并不大，然而坐在他对面的女生却受到了干扰，朝他厌烦地皱着眉头。方丽华可能是感到不安，她把头埋在书本里，想用这个办法让“马”停止说话。而“马”却没看见似的，絮絮叨叨说个不停，这小子的近视眼至少有八百度吧……这时要找的那个形容词在脑海里冒了出来，于是我重新回到《祖国颂》上面。颇为顺手地写了两段，又在一个地方卡壳了。我在苦苦思索之中抬起眼睛，正好和方丽华的目光对上。她朝我有气无力地笑了一下，是那种略带歉意却又无可奈何的苦笑，淡淡的，一闪就过去了。然而我心里却猛地一热。我觉得她那目光分明不是看一个素不相识者的目光，那笑容也不像是对着一个陌生人露出的全然无心的笑容，倒像是含有一丝会心的意味，这种微笑只有在彼此相识的人们中间才会出现……

然后我清醒过来，明白这不过是我的错觉。

不要想入非非！——我呵斥自己。接着写下去！写过北国的浩茫雪原之后，应该描绘江南的秀丽风光了——我对自己提示说。想象一下江南的绮丽春光吧，江南的春天鲜花盛开，如诗如画，就像姑娘绽开了迷人的笑颜……想到这里，我眼前真的出现了一张笑脸，正是她刚才的模样！

于是我方寸大乱，再也写不下去了……

最后是闭馆的铃声将我惊醒的。阅览室的人都已走光。我发现桌上孤零零地躺着一本硬皮的厚书，拿起来一看，是本俄语词典，扉页上写着“方丽华”三个字，原来是她遗忘在这里的。

这本词典应该交到哪儿去呢？作为陌生人的东西交到失物招领处吗？那样有可能被人冒领，而且把她作为陌生人对待，似乎有点“于心不忍”。等她明天到图书馆来的时候再说吗？然而明天是星期六，每个星期六她都要回家，不会到图书馆来的。按道理说，应该直接到电气系67级给她送去。可是按照另一条道理，我“理应”是不认得她的，自然也就“理应”不知她在哪个系哪个班，我要是直接去找她，岂不等于不打自招承认我一直在留意她吗？这当然是万万不可，尽管今天她露出了那样的目光和笑容也万万不可！……最后我想到了一个“安全”的办法——托卓娅芳转交给她。卓娅芳跟她一个系，应该是认识她的。于是我就到女生住的9号宿舍楼去找卓娅芳。

9号楼前的球场笼罩着一片朦胧的夜色。从灯火通明的图书馆来到这里，我眼前一团漆黑，没看到几个人影。然而我知道这是假象，因为伴随着初秋的晚风灌进耳朵的，却是一片热闹非凡的嗡嗡声，仿佛有千百只蚊子正在一齐忙碌。待到眼睛适应黑暗以后，便看清梧桐树下、灌木丛后、篮球架和排球网的旁边，以及一切可以站人的地方，到处都有成双成对的人在窃窃私语。除了寒风凛冽的冬季，每天晚自习结束以后，9号楼前都是这样人声鼎沸，活脱脱一片广泛开展谈心活动的大好形势。

写到这里，为了避免有人对六十年代中期的大学生活产生误解，我必须声明一下：谈心和谈恋爱是有本质区别的，虽然两者都是“谈”。谈心，根据各种会议上的说法，乃是一种做思想工作的好形式；而谈恋爱则属于禁区，官方的正式表述是“不提倡”，非正式的表述是“不像话”。谁要是出现了这种“不像话”的苗头，便会有班干部来对其做思想工作，当然包括采用谈心这种“好形式”。既然是“好形式”，自然是耐心而细致的，因此做工作者与被工作者（一般说来二者不是一个性别）之间，便需要旷日持久地反复谈上无数次，而这种“谈”最终演变成为另一种“谈”的故事也就时有所闻。根据挨了个别谈话仍然本性难移的杨永远私下透露，印国祥两年之前当学生干部的时候，就是运用这种演变模式的成功范例。杨永远这条消息未经证实，仅供本寝室内部参考，但他说得有鼻子有眼。他说按照毕业分配的惯例，公开了恋爱关系的“对子”可以分配到一起，但只能去很差的地方。印国祥精明过人，他没有将恋爱关系公开，所以如愿地留校当了政工干部，而他的女友则分配到我的老家嘉平市去了，现在印国祥正在想方设法把她调到北京来……

怀着此种对辅导员大不敬的联想来到9号楼前，正好遇到卓娅芳。我将词典递给她，问她认识不认识这个叫方丽华的。她说当然认识，她的寝室就在我对面。我说我记得你对面住的是电65级嘛。她说65级不是毕业了吗，总务处就把她们班调整过来了。然后又问我这学期功课重不重，最近忙些什么。刚聊了几句，看见方丽华提着温水瓶从楼里走出来，我赶紧向卓娅芳告辞，在夜色的掩护下悄悄逃逸了。

正文 第二部（4）

星期六终于向小左交了卷。星期一他告诉我，昨天他们排练了一整天，大家对我写的东西佩服得五体投地，当时在场的系团总支书记老王也很满意，一连说了几个很好。这虽是意料中事，但我是个善于在生活中找到快乐理由的人，因此，晚自习后从图书馆出来，晃晃悠悠向宿舍走时，想起小左的话，我便在心中自鸣得意。然后就听到后面有人叫我的名字，一转身，看见方丽华提着书包从台阶走下来。我不知道是不是她在叫我，但我站住了。

方丽华径直走到我面前，笑盈盈地说：“舒雁，谢谢你！”

我头一次发现她笑的样子原来是这样的甜，便呆呆地望着她，很不争气地丧失了语言能力。

“谢谢你给我把词典送回来。”她又说，然后抿嘴一笑，“愣着干吗？走呀！”

我这才挪动脚步，同她一起朝着宿舍的方向走去。然而一迈腿就出了岔子，我发现自己竟然是伸左手迈左脚走成了“一边顺”，赶紧悄悄更正过来，同时觉得自己必须说点什么，说点很礼貌很得体的话——结果就说了一句很愚蠢的套话。我嗫嚅着说：“这是我们应当做的……”

她不禁哑然失笑：“你说话怎么像个少先队员似的？真逗！”

她这么一笑，气氛松动了，我的舌头就流畅起来。但是愚蠢并没有缓解，所以我流畅地说了句更蠢的话：“其实我做得还很不够。”

不料她立刻点头：“这话你算说对了！你干吗不直接把字典交给我呢？字典上不是写着我的名字吗？”

我说：“我怎么知道那是你的名字……”

“是吗？”她把头一偏。

“本来就是这样嘛……”

她下意识地摆摆头，将辫子“整理”一下。我知道这是她的“热身动作”， 意识到她将要说出一番很认真的话，不禁把呼吸屏住了。

她看了我一眼，声音很轻地说：“其实我们早就互相认识了，对吧？”

我一下子懵了，不知道该承认还是该否认。幸而这时已经到了一个路口，我们该在这里分手各奔自己的宿舍，她没等我回答，笑嘻嘻地说了声“明儿见”，就朝9号楼的方向走去了。

“明儿见”？这就是说，从今以后我跟她就算是熟人了？

第二天在校园里遇到，她果然朝我点头微笑，就像见到老熟人那样。而且以后每次相遇都是这样。如果碰巧同路，她还会跟我边走边聊上几句。虽然只有寥寥数语，我已经很满足了。

第一次超过十分钟的交谈是在医务楼旁边的小湖。那天我去看扁桃腺，出来时正好遇见她。两人都说自己不急着到哪儿去，就绕着湖边的小路转了一圈，这时我早已不再“一边顺”，走得轻松自如，跟没事似的。

她问我是不是和卓雅芳很熟。我说我们初中就是同学了，不过以前接触并不多，因为那时我们很分男女界限。她忽然咬着下唇笑了一下，说我看你现在也很分男女界限吧，要不怎么会这样不懂礼貌，明明早就知道人家名字，偏偏装作不认识！我反问她：你怎么知道我是这样？她却说：因为我也早就知道你叫舒雁，我知道你和我是一样的，可你一直装聋作哑！我禁不住有点狼狈，半天才想出一句话：你不也是这样吗？她跺了一下脚，说可你是男生我是女生呀，哪有男生等着女生先开口的？我说正因为你是女生，而且是北京的女生，我才不想跟你说话。她立刻把头一偏：“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有些北京的女生对外地人有种……”我一时找不到合适的措词，便做了个含糊的手势。

“有种什么？”她很专注地看着我。

“有种……怎么说呢，”我把手一挥，“傲慢与偏见。”

她噗的一声笑了：“你呀你，真逗！连贬斥人都要引经据典。”

“我什么时候引经据典了？”

“《傲慢与偏见》，简．奥斯汀，还不算引经据典吗？”

我明白过来，也笑了。她又说：“这本书还有另外一个名字，你知道吗？”我摇摇头，她就接着说下去，“简．奥斯汀一开始将这本书的初稿命名为《第一次印象》。哎，你怎么这样看着我？傻样儿！”

我当时肯定是一脸“傻样儿”，因为我从来没有遇到过一个像她这样的女生。我在中学时代曾有一个错觉，以为所有大学的校园都充满“五四”延续下来的那种浓厚的文学氛围，人人博览群书，个个谈吐风雅，进来以后才发现，在我们这所工科院校里，许多人与文学是绝缘的。特别是女生。女生普遍比男生更务实，更不愿意花费时间去看那些“闲书”，也就（请妇联恕我无礼）更加孤陋寡闻。因此当我发现她对文学比我懂得还多时，就心荡神驰了。

她对我的思想活动一无所知，只顾顺着自己的思路往下说：“你还记得咱们的第一次印象吗？”

“记得，是在图书馆。”

“又装！”她剜了我一眼，“怎么是在图书馆呢？咱们第一次见面是在嘉平。我相信你没有忘记，因为咱俩在图书馆碰到时，一下子就互相认出来了！”

我感到一阵眩晕，就像窒息很久的人猛然吸到一口清新的空气那样。原来她什么都记得！

“你给我留下的第一次印象，就是你现在这个傻样儿！那时候你像个很小的小孩儿，我还以为你是小学生呢。我觉得这个小学生真好玩，捧着本那么厚的书边走边看，撞到别人身上都不知道。我向你问路的时候，你眼里的神情特有意思，就像脑子里在想着某个很远很远的地方似的，半天收不回神来。后来我在图书馆向你问话，你从书上抬起头，也是这种眼神！所以，我坐下来这么一想呀，”她举起食指朝着太阳穴轻巧地绕了一圈——这是某些北京女孩表示“大脑在运转”的习惯手势，“马上就想起来了：哈，你就是那个小男孩！然后我发现你也想起我是谁了，就等着看你什么时候来跟我开口说话，没想到一等就是三年，要不是我把字典搁那儿……”说到这里她猛地咬住嘴唇，来了个“急刹车”，脸倏地红了。

我心里就荡了一下。

分手后，我反复思索她说的“把字典搁那儿”这句话。这话可以有两种解读。一种是“我把字典落那儿了”。如果是这样，事情就很简单，很平常，没有丝毫的悬念。可是……可是她干吗说了一半突然噤声不语，仿佛发觉自己失言了似的？莫非她是有意将字典“搁”在我面前的？要是后面这种解读成立的话，那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情了……然而，这是不是太匪夷所思了？

我就这样浮想联翩，一会儿认为应作这种理解，一会儿认为应作那种理解。直到今天，我也没搞清楚那本字典究竟是“落”还是“搁”在那儿的，因为她后来再也不曾提起这件事情，而我又不好意思问。那段时间我对自己意见很大，主要是恨自己脸皮太嫩，每当谢天浩在寝室里大侃“思想的巨人，行动的矮子”，我总觉得他说的就是我。

正文 第二部（5）

地质学院与我们学校门对门，中间只隔着一条马路。唐亚辉骑着一辆借来的破自行车，飞一般地穿过马路，从地质学院直接冲进我们的边门，被眼疾手快的看门老头一把扯住了。老头指着“出入下车”的牌子，问他眼睛干吗使的，这么大的字都没瞅见？唐亚辉嘻皮笑脸地说我瞅见了也没用，我不识字啊。老头说不识字你到大学来做什么？走走走我们到保卫处说去。两人正在理论，一辆黑亮的小轿车开到紧闭的中门外面，不耐烦地鸣着喇叭，催促老头快快开门。老头见是当官的来了，不敢怠慢，便想丢下唐亚辉去大开中门迎候，却反被唐亚辉扯住了。唐亚辉指着小轿车，义愤填膺地说：“您看您看，这帮小子也没下车。在您老面前不下车太不像话了，我这就去把他们叫下来。”围观的人群立刻轰然大笑起来。

当时我正从邮局回来，挤进人群一看，只见看门老头面红耳赤，在唐亚辉怀里痛苦地挣扎。唐亚辉死不松手，还搂着他的肩头说看看看，这帮坐小车的把您老人家气成这样儿，我真担心您让他们给气坏了。我叫了一声唐亚辉，他才把老头放开，叫我赶快上车，一起去找卓娅芳。

我跳上后座，唐亚辉脚下一使劲，没有铃铛的自行车丁零当啷一路乱响，不一会儿便到了9号楼前。卓娅芳和一群女生正在托排球，唐亚辉两腿一叉将车刹住，大叫一声“卓娅芳！”那群女生一齐回头，好奇地把眼睛对准我们，主要是对准唐亚辉。唐亚辉一米八的个头相当惹人注目，加上刺猬般竖起的头发，更显得雄姿英发，尽管两只耳朵依然招风如故，却恰好给他添加了一种幽默的韵味，颇有刚柔相济之妙，所以卓娅芳每次看到他都忍不住要笑。卓娅芳一笑，唐亚辉就顺势而上油嘴滑舌插科打诨，把气氛搞得越发喜人。

但是今天卓娅芳跑过来时，却故意绷着脸：“唐亚辉，你不在地质学院好好呆着，跑到我们这儿来捣什么乱？”

“咦——？”唐亚辉惊愕地向我转过脸来，“该同志怎么这样不友好？你们工程学院就是这样接待客人吗？而且这位客人还是兄弟院校的足球队长，大名鼎鼎的唐大脚！”说着他抬腿做了个旋转360度猛踢一脚的漂亮动作，随即将腿一曲手搭凉棚，化为瞭望远方的孙悟空造型。

卓娅芳绷不住了，噗地一笑，转身就走：“行啦行啦，别在这儿出洋相了。你今天到底有什么事？”

唐亚辉推着自行车屁颠屁颠地跟上去：“我是来报告一个好消息：国庆节即将来临啦！”

“这件事全国人民都知道，还用得着你来专门通知？”

“该同志言之有理。”唐亚辉一本正经地点头，“全国人民都知道应该好好玩一玩。所以我专程前来，献上一条劳逸结合的合理化建议——国庆节咱们三个到香山去爬鬼见愁，好好玩上一天，不知二位意下如何？”

“爬鬼见愁我就不去了。”卓娅芳说，“我可不像你们地质学院的人那么善于攀援——你们一个个就像猴子变的。”

唐亚辉显然有些失望，但他反而更加嘻皮笑脸：“卓娅同志，你……”

卓娅芳马上打断他：“跟你说过多少遍了，别叫我卓娅，影响不好。”

“中学里头大家不是一直这么叫你吗？”我有些奇怪。

“中学是什么年代？”卓娅芳很认真地说，“那时候苏联还没有变修，卓娅在大家心目中还是正面形象……”

“卓娅现在也是正面形象吧？”

“按理说应该是，可是实际情况不是这样。有些人一听这个名字就产生误会，说是修正主义味道……”

“怎么可能呢？难道他们连《卓娅和舒拉的故事》都不知道？”

卓娅芳看了我一眼，又好气又好笑的样子：“舒雁，你总是以为别人都跟你是一样的人……”

“好吧好吧，那我就叫你卓娅芳同志。”唐亚辉说，“卓娅芳同志，你何必这么谦虚，硬说自己不善攀援呢？你不也是猴子变的吗？”

“你说的什么话？”卓娅芳忿然作色。

“这话可不是我说的——我没有那么伟大。这话是达尔文说的。”

卓娅芳又被他逗笑了。“反正你比我们更像猴子。”

“多谢夸奖！”唐亚辉优雅地鞠躬，“如此说来，鄙人应当算是达尔文学说最直观的证据，具有特殊的学术价值，值得大家加倍珍惜，是不是？既然我是如此珍稀的标本，卓娅芳同志你怎能拒绝我的邀请呢？不去香山也行嘛，你说去哪儿咱们就去哪儿。要不就去个近点的地方，你看颐和园怎么样？”

唐亚辉边说边用脚悄悄踢我，于是我也帮着劝卓娅芳劳逸结合。卓娅芳就解释说，这个国庆节她的事情太多，的确没有时间。

说话间已将唐亚辉送到校门口。看门老头见到唐亚辉便怒目而视。唐亚辉向他露齿狞笑，老头马上躲进传达室去了。卓娅芳奇怪地问唐亚辉朝谁做鬼脸。唐亚辉满脸无辜：“我做鬼脸了吗？没有呀！我只是痛心疾首。我觉得你这个班长当得太辛苦了，连国庆节都不肯休息……”

卓娅芳打断他说，去去去，我的事情不用你管，你还是赶快回去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但是唐亚辉不肯走，他又把列宁抬了出来，说是连列宁都说不会休息的人就不会工作，卓娅芳同志你总不可能比列宁还伟大吧。卓娅芳干脆不理他，对我说，舒雁你看，那就是你那天要找的方丽华。我赶快回头，看见方丽华正从行政楼前走过，后面还是亦步亦趋地跟着那匹“马”。

“旁边那人是谁？”我问卓娅芳。

“赵军，他们班的副支书。”

唐亚辉哼了一声：“准是个土老冒。”

“你可不要以貌取人，”卓娅芳白他一眼，“他是个高干子弟。”

“高干子弟？”唐亚辉一脸坏笑，“怪不得鲜花插在牛粪上了！”

“你说话怎么这样难听？人家是在做思想工作……”

“这思想工作的题目，大概是‘怎样正确地谈恋爱’吧？”

卓娅芳忍不住又想笑，但她想保持严肃，就狠狠骂他：“亏你想得出来，真是狗嘴里吐不出象牙！”

“那我就不明白了。”唐亚辉一副天真模样，“她的思想工作干吗不换个女生来做，她们班的女生都死绝啦？”

“没死绝。她们班的团支书就跟她一个寝室，可是让她给得罪了。”

唐亚辉马上问是不是因为这堆牛粪吃醋？卓娅芳又将他痛斥一顿，然后才说，因为方丽华的母亲是个医生，所以她也比较爱干净，每天回到寝室第一件事就是把开水打来，让大家吃饭前把碗烫一烫，说这样卫生一些。别人都没什么，可是那个团支书蒲金凤疑心很重，认为她在影射自己是农村来的不讲卫生，气得够呛。“方丽华就是这么一个幼稚单纯的人，把人家得罪了，自己还不知道。”

唐亚辉呵呵大笑：“吃力不讨好，这个方丽华真是单纯得可以，跟咱们舒雁是一个型号的。”说着在我肩上重重一拍，拍得我心里一颤。然后他突然放声哀叫起来：“天哪！我怎么就这样倒霉呢？我的思想怎么就没人关心呢？卓娅芳同志，你干脆利用这个国庆节做做我的思想工作好不好？我向你汇报一下，我的思想问题大着呢……”

“打住打住，”卓娅芳说，“你还是向你们辅导员汇报吧！”

“我跟他汇报过了，他说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叫我来找你……”

“我不听！”卓娅芳用手去堵耳朵。

“你不听我也要说！谁叫我思想这么落后呢？真是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党哪！学校不准谈恋爱，我偏跟学校对着干，天天都想谈恋爱，可是人家不给我机会，我就只能在心里谈，你看我这个思想问题怎么办！”说罢他直勾勾地看着卓娅芳。

唐亚辉脸皮之厚使我大吃一惊，同时又深感佩服。然而卓娅芳把脚一跺，转身就走了。唐亚辉顿时傻眼。看门老头在传达室里看见这一幕，立刻露出幸灾乐祸的笑脸。我赶紧把唐亚辉一推，陪他走过马路。

在地质学院门口和他分手后，我在路边站了一会儿，隔着马路看着方丽华窈窕的身影在铁栅栏后面时隐时现。我心想自己要是有唐亚辉一半的勇气就好了，这家伙的脸皮确实过得硬……

正想得出神，一个行人在我身边站住了。

“请问，到北京天文馆怎么走？”

我指了指身边的公共汽车站牌，告诉他：“就上这路车，坐到新街口再转一次车，就到了。”

那人笑着说声谢谢，便仰头去看站牌。我望着他的侧面，觉得这个理平头的中年人好生面熟，似乎和某些久远的东西有些关联，但又想不起来。

很快就来了一辆公共汽车，那人不慌不忙地上去了。汽车刚开走，就看见一个人横穿马路朝我跑来，正是方丽华！

“舒雁，刚才那人呢？”她焦急地问，“就是在这儿和你说话那个人！”

“他上车走啦……”

“走啦？”她失望地看着远去的汽车，“他说没说他去哪儿？”

“他说他要去北京天文馆，向我问路……”

这时又有一辆公共汽车开来停下，方丽华没等我说完，匆匆跳上车门。车门哐地一关，汽车便尾随着前一辆绝尘而去。然后我发现赵军站在马路对面。赵军沮丧地张着大嘴巴，显然因为他的“思想工作”被突然中断而感到扫兴万分……

正文 第二部（6）

唐亚辉过硬的脸皮给我提供了活生生的榜样，使我的生活变得幸福起来。

我早就发现，每天晚自习结束后，赵军与方丽华走出图书馆便各奔东西。原因也很简单：电气系男生住的宿舍楼在图书馆东边，而方丽华住的9号楼在图书馆西边。我住的宿舍楼也在图书馆西边，因此我许多次设想过这样一种情景：我在图书馆西边的路上磨磨蹭蹭，等到方丽华过来时，我就装作“偶遇”的样子上前叫她一声……

设想很美好，从理论上说来也没有破绽，唯一的问题是需要太大的勇气，所以我始终没有付诸实践。但是自从在唐亚辉身上找到了效仿的榜样，我一下子就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了。报纸上宣传先进典型时经常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我想就是这个道理。

我怀着从唐亚辉那里汲取的无穷力量，天天晚上与方丽华“偶遇”，然后幸福地陪着她边走边聊，一直走到通往9号楼的路口才分手。我们聊得最多的是文学。我发现她果然读过许多名著，特别是外国作家的作品。当时这些作品的处境已很尴尬：一方面，图书馆还在敞开出借；另一方面，喜欢借来看的人又被视为思想情调不健康。于是这种人在每个班都成了极少数，类似于后来文革中常说的“一小撮”，而他们对文学的“不健康”爱好，也就成了一种准低级趣味，有点见不得人似的。所以“一小撮”在 “一大撮”面前绝口不谈文学，否则就是自找没趣，弄不好还会惹来各种想得到和想不到的麻烦。我可以断定，在六十年代的大学（至少是理工科大学）里，几乎每一个文学爱好者的内心深处，都隐藏着一种孤独感。

我和她当然也不例外。因此，当我们发现彼此原是同类时，立刻有了共同语言。于是我们之间的话就越来越多，越来越长。有时到了应该分手的时候，两人谈兴正浓，便会不约而同地掉头往回走，在校园里再绕上两圈。

国庆节后一个星光灿烂的夜晚，我们不知怎么聊起了前不久学校里举行的诗歌晚会。对各系的创作评头品足一番以后，她笑着问我：“工艺系的《祖国颂》是你的大作吧？”

“你怎么知道？”

“猜出来的。”

这时我已深得唐亚辉的真谛，具体说来就是开玩笑要敢于放肆，因此我像唐亚辉那样叫起来：“哟嗬！你简直赶得上吉普赛女郎了！是看着水晶球猜出来的吧？”

“吉普赛女郎根本用不着看水晶球，因为她早就知道你是工艺系的笔杆子……”

“应该说是工艺系的前笔杆子，现在已经洗手不干了。”

“这么说，那是你给工程学院留下的封笔之作了？能不能给我看一看？”

“干吗呀？想挑刺是不是？”我有些摇头摆尾，“又不是《早春二月》……”

“美的你！你离《早春二月》还差得远呢！”她说，“不过有些句子倒是挺打动人的，所以我想看一看……”

“我写好就交给他们了，没留底。明天我把它找回来给你吧，恭请不吝赐教。”

“我还要不吝批判！”她把头一仰，哈哈大笑起来。

“方丽华，”我说，“我觉得过去的你又回来了。”

“过去的我？”她疑惑不解地看着我。

“我的意思是说第一次遇见的你。那时你是个爱说爱笑天真活泼的小女孩，后来在这里再见到你，却发现你不怎么爱说话，并且总是很……”

“很严肃，是不是？”

“不仅严肃，而且……忧郁。”

她想了一下，笑着摇摇头，带点自嘲的意味：“你说的没错，高中毕业后，我的性格的确变了。”然后看我一眼，忽然换了话题，“舒雁，问你个正经事：你毕业以后，打算去什么地方？”

“没想过。”我说。最近这段时间我很不愿意想毕业分配的事情，因为一旦毕业我就再也见不到她了。

“没想过？”她似乎感到很好笑，“你呀，真不像个毕业班的。很多人一入学就在琢磨毕业以后的去向，你倒好，到这种时候了还跟没事人似的……”

“毕业分配是学校决定的，由不得我。”

“可是，你不是要填志愿表吗？”她很认真地说，“所以你在一定范围内还是可以有所选择的。你不预先考虑好，到时候怎么选择？”

我点点头：“卓娅芳也这么说……”

“她怎么说的？”

“她说她们班很多人早就在摩拳擦掌，准备奋斗一场，提出的口号是‘战上海，争北京，不远不近到天津’……”

“这就对了嘛！所以你也应该早作考虑。不过你不是北京人，留北京的可能性不大……”她说到这里，深深叹了口气，我心里一阵发凉。

我仰头望着满天繁星，万般无奈地吐出一句话：“方丽华，你说我到哪儿去好？”

“我也不知道……”她声音很轻，仿佛在自言自语。一阵微风吹过，白杨树沙沙作响，仿佛在轻轻地叹息。几片树叶飘落下来，掉到我的头上，片刻之后又随风而起，不知飘向何方去了。

默默地走了一段，方丽华抬起头，轻盈地“整理”一下辨子，“听说你们专业每年都有嘉平的名额，是吗？”

“是的……”

“那你可以选择回嘉平嘛……”

“卓娅芳给我出的也是这个主意。可是……”

“可是什么？”她专注地看着我，黑眼睛亮晶晶的。

我本想说那样就将与她天各一方，话到嘴边拐了一个弯：“在你们北京人看来，嘉平大概是个很边远的地方吧？”

“谁说的！我对嘉平就很有感情，因为我是在那儿出生的。”

“是吗？这么说，你我原来是老乡？”我发现与她又近了一层，喜出望外，信口引用了一句俗语，却说了个颠三倒四：“美不美，故乡人……”

她噗哧一声笑了：“瞧你高兴的，傻样儿！认个老乡至于乐得这么语无伦次吗？那句话本来是：美不美，家乡水，亲不……”她突然咬住嘴唇不说了。

“接着说呀！怎么不说啦？”我边说边笑——当然是一脸坏笑。

她“咚”地捶我一拳：“没想到你还这么坏！”

这一拳打得很重，重得出乎双方的意料。被打的一方心头热乎乎的，打人的一方却羞涩起来，低头不说话了。

路灯把我们的影子投在地上，时而变得很短，时而拖得很长。最后是我打破了沉默：“你父母也是我们嘉平那边的人吗？”

她摇摇头：“都是北京人。”

“那你怎么会出生在嘉平呢？”

她沉了一下，说：“解放前嘉平有个嘉华大学，旁边有个嘉华医院，你知道那个地方吗？”

“当然知道。嘉华大学现在还叫老名字，不过嘉华医院早就改了名，现在叫第一人民医院。”

“我父母是抗战时期疏散到嘉平的，父亲在嘉华大学教书，母亲在嘉华医院当医生，我就是在那所医院出生的。”

“那你应该在嘉平生活过一段时间，对不对？你现在还会不会说嘉平话？”

“一点都不会。抗战胜利以后我跟母亲两人就回北京了，那会儿我还不到两岁。”

“你父亲呢？”

“留在嘉平了。”

“现在还在嘉平吗？”

“早就不在了……”

借着路灯的光亮，我看到她乌黑的眸子蒙上了一层阴郁……

正文 第二部（7）

第二天午饭时，在食堂里遇到小左，我便问他要《祖国颂》的底稿。小左愣了一下，说：“印书记要去了。”

“哪个印书记？”我一时没反应过来。

“就是你们的辅导员印国祥嘛。国庆节以后，老王调到机械系去了，印国祥不是就当了咱们系的团总支书记吗？”

“喔——，”我想起来了，继而又问：“他把《祖国颂》要去干什么？”

小左面有难色，看了看周围拥挤的人群，吞吞吐吐地说咱们出去说吧。两人端着搪瓷饭盆来到食堂外面，找了个相对清静的墙根，模仿河南人就餐的姿势蹲了下来。小左苦笑着说：“系学生会的工作现在归印书记管了。他一接手，就说我们的节目内容有问题……”

“有问题？”我吓了一跳，“有什么问题？”

“他也没具体说，只是把底稿要去了，还叫我写检查……”

“小左！”我一激动，手里的饭盆顿时倾斜，豆腐熬白菜连汤带水溢出来，撒了我一脚背，“这个检查你不要写！《祖国颂》是我写的，有问题也应该由我负责，跟你没有关系嘛……我今天就去找印国祥说清楚！”

“别别别！”小左手中的馒头一阵乱摇，“他根本不知道《祖国颂》是你写的，你何必自找麻烦，非要替我来写这个检查呢……”

“我倒不是想要替你写检查。”我说，“我还不知道《祖国颂》到底有什么问题呢，这个检查怎么写？”

“就是嘛！”小左满脸委屈，“我也挺纳闷的。按理说，既然老王看了我们的节目都说很好，《祖国颂》就不应该有什么问题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