庭审的情况几乎是在同时就传到了折西县公安局。当刘宏超律师提出多吉所开的那一枪实际并未击中被害人，而是另一发子弹打伤被害人的观点，并且提出了有力证据时，折西县公安局长李青第一时间就知道了。
折西县公安局就在州中级人民法院的隔壁，前年才建的办公大楼有六层高，加上楼顶的通信天线，比周围的建筑物高出了一大截，显得鹤立鸡群，公安局的大门也修得高大、宽阔，墙面上全是贴的红色花岗岩，显得非常气派，州中级人民法院与他一比就显得更加寒酸了。
李青的办公室在大楼的第五层。这时李青正在办公室里来回踱步。李青年近五十，已经有些发福的身体和由于常年在高原野外风餐露宿而染上的风湿病显得行动有些迟缓、笨拙。
李青是从基层一步一个脚印，一级不落地升上来的，在局长这个位置上已经干了近两年了。这两年虽说也发生过几个杀人越货的大案，但都很顺利地就把案子破了，上下都比较满意。
李青在对付折西县经常发生的争勇斗胜、杀人抢劫这类案件时是很有办法的。由于折西县地广人稀，并地处高寒，凶犯们在作案后往往是到深山老林和荒无人烟的地方躲藏，所以追捕这些凶犯往往需要付出极大的体力和毅力。李青就曾有过在雪线附近连续六天追击罪犯，最后将罪犯追得瘫倒在地，束手就擒的伟绩。
李青停止了踱步，亲自到档案室去了一趟，回到他的办公室后连续打了好几个电话，然后坐在他的大班椅上开始抽烟。他在紧张地思索着、权衡着。
不一会儿，刑警大队长旺堆和公主桥镇派出所所长杨文光敲门进来了。
旺堆是一个身高一米八几，体重足有九十公斤的黑大汉，而杨文光的身高只有一米六几，体重不过五十多公斤的瘦小、斯文的小个子男人。看来他们也都知道了庭审的情况，小心地问：“李局，您找我们有什么事？”
“什么事？都是你们干的好事！”李青一拍桌子发火道。
旺堆仍大大咧咧地说：“李局是不是说多吉杀人的案子？这个案子是刘雄他们具体办的。我当时正在办那个抢虫草的大案子。所以，多吉杀人这个一目了然的简单案子就交给刘雄办了。”旺堆装着不知道庭审情况的样子又说：“这个案子有什么问题吗？是多吉自己投的案呀！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杨文光眨巴眨巴眼睛接着说：“我也是出了现场的。多吉那天早上自己来报案，说他用枪把人给打倒了。我们去现场时离发案才不到二十分钟，当时还没有人围观，现场未被破坏。现场很清楚地表明就是多吉把人家打伤了，很清楚的呀！出什么问题了吗？”
这时法医宋鹏和技术员赖云也来到了李青的办公室。看来他们都知道了庭审的情况。
李青没好气地问宋鹏：“多吉案子的尸检报告做得有没有问题？”
宋鹏满不在乎地回答：“局长大人，我们那份报告是绝对没有错的。您也知道，体内的金属物在片子上是看得非常清楚的，金属的密度要大得多嘛！何况这份尸检报告又不是我一人做的，片子现在还在嘛。”
“弹头呢？弹头现在那里？”李青看着赖云问。
“弹头我们做完痕迹鉴定就封入物证袋交给他们刑大了。”赖云有点委屈地说。
旺堆也有些委屈地说：“所有物证我们应该都是随案移交了的，以前在这个问题上都没有出过大问题。再说，哪个还要看弹头嘛。会不会是他们检察院的问题呢？”
李青若有所思地问：“你们都好好回忆一下，那个弹头是不是打破裂了？”
“当时是我在现场提取的弹头，我的印象中好像是没有破裂，不过我没有十足的把握。”杨文光不太确定地说。
“我的印象中也是，不过我们检验时只是注意比对痕迹，检验的要求也是这样，其他的就不太注意。”赖云同样不太肯定地回答。
“找不到那枚弹头，你再怎么想都是白搭，问一问检察院那边不就清楚了吗？旺堆没好气地说。
“检察院那边有，我找你们来干什么？你们都再好好想一想，问题出在那个环节？”李青把杯子重重地往桌子上一放又说：“这个事情你们下去后再好好查一查，明天向我汇告。还有，这个事情在下面不准乱说，该干什么干什么。以免造成被动。旺堆留下来，其余的都走吧。”
“旺堆，你们去年一年破了多少案子啊？”
“大大小小差不多有一百多个吧。弟兄们辛苦了一年，眼看就要过年了，今年的奖金不会比去年少吧？”旺堆有些随便地对李青说。
“如果多吉这个案子证明是你们的责任的话，我看不但你们队的奖金够悬，我们局的先进、奖金都会泡汤！我看还要追究责任人。”李青正色道。
“李局，我是一直跟着您干的哦。干得怎么样，您是最清楚的。只要是您交给的任务，我从来不说二话，哪次没有干好？再说弟兄们这一年够辛苦的了，案子破了那么多，弟兄们都盼着有点收获，改善一下。李局，您一定要给我们说话哟！”旺堆有些着急地说。
李青沉默不语，过了好一会儿才说：“旺堆呀，刑大队长你当了也有两年了吧，这两年你带领弟兄们爬冰卧雪，辛辛苦苦地破了不少案子，为保一方平安是做了巨大的贡献的。这一点我是看在眼里，记在心头的。”
“只要李局记得到，我和弟兄们再苦再累都没有二话。李局，您放心，你咋个说我们咋个办。”旺堆拍着胸脯表态。
“多吉这个案子你怎么看？有什么说什么，现在只有我们两个人，不要有什么顾虑，敞开说。”李青鼓励到。
“那枚弹头是在我们局做了痕迹鉴定的，证明现场提取的弹头是多吉发射的，现场只发射过一枪，从发射的位置，被害人中弹的部位来看，多吉发射的枪弹击中了被害人是毫无疑问的，多吉自己也是承认了的嘛。至于那个辩护人所说的，我认为他也没有什么证据，也只不过是推测嘛，他也没有证据能够证明被害人是在另一个地方中了枪嘛！当然，尸检报告中有‘颅内弹片残留’，这个弹片如果报告没有错，那当然应该是多吉发射的弹头留下来的了。因为现场只发射了一发子弹嘛，对不对？至于那个弹头是不是掉了？在哪个环节掉的？我认为肯定不是在我们这个环节掉的。如果能找到，当然更好，不能找到，也不影响定案。”旺堆弯过来绕过去地说了一大堆，最后将责任推了个一干二净。
李青面无表情地挥了挥手：“好了，不要说了。这个事情现在就这样。你注意不要在下边议论这件事，不准任何人对外说任何不负责任的、没有组织原则的话，要统一口径，坚信我们的结论是正确的，要维护我们的整体形象，谁破坏我们局的形象，我们就端谁的饭碗！”
州检察院小会议室里烟雾缭绕，几个大烟筒子都在吞云驾雾。
检察长旺秋不满地看着自己的下属，口气严厉地说：“怎么都不开腔了？我一再要求你们细心点，细心点，准备充分点。是哪个跟我保证说‘这个案子证据确实、充分，被告人自己也认了罪了，是个铁案，没有问题’。我一再告诫你们不要打无准备之仗，你们不听。现在怎么样？一错再错，一败再败！我都替你们脸红！这样下去，我们院的先进还要不要？大家今年的奖金还要不要？怎么都不说话了？”
那位出庭的男检察官今天也不敢嬉皮笑脸了，他陪着小心说：“旺检，这个也不能完全怪我们，那个弹头我们确实是没有见到，说不定就是在公安那儿弄丢了，以前这类案子他们也从来都是做了痕迹鉴定，只是送鉴定报告给我们，不要说弹头这么个小物证，有时就是大件物证他们都不移交过来。比如前年的那个伤害案，被告人是用菜刀砍伤的被害人，被害人在被砍伤前曾用脸盆挡了一下菜刀。结果他们公安把那个脸盆弄丢了，开庭时随便拿了一个破脸盆用榔头敲了几下拿来充数，你想嘛，菜刀砍与榔头敲的痕迹肯定是不一样的。那次也是差点下不来台。如果要怪，只能怪公安。”他停了一会儿，看了看旺秋的脸色继续说：“法院说证据有重大问题我认为也是不全面的，现有证据还是证明是多吉开的那一枪击中了被害人的嘛。”
“理由呢？”旺秋感兴趣地问。
“首先，现场只开过一枪，这一点没有疑问吧；第二，那一枪是多吉开的，这也没有疑问吧；第三，被害人中了一枪，倒在现场，这也是事实；第四，被告人自己承认是他开枪击中了被害人，这也是事实；第五，辩护人称弹头是完好的，没有破损，只是根据照片，他自己也说照片是个平面，不能完全反映真实情况，照片上看没有破损，不等于那枚弹头就没有破损，关于弹头没有破损他也只是推测，因此，他并没有证据。我认为，那么多事实难道还不足以证明就是多吉杀人吗？难道还不足以对抗辩护人的一个没有事实依据的推测吗？”男检察官侃侃而谈，小会议室里的人们都入神地听着他的论点，有的还不时点点头，这时只听得他又说：“基于以上五点理由，我们完全应该坚持我们的起诉没有错，完全可以同法院方面协调协调，让他们接受我们的意见。另外，我们也要准备再找一找相关的证据，最好找到那枚弹头，当然，如果找不到，我认为也无关大局。我们的证据仍然是确实、充分的。”男检察官点上一支大中华香烟，结束了他的发言。
旺秋原先紧绷着的脸这时有了一点笑容：“你的这个意见我认为比较有说服力。但是，有一个重要的问题你们大家想过没有？如果那枚弹头找到了，并且是完好的，怎么办？”
男检察官回答：“如果那枚弹头找到了，并且是完好的，那也有两种可能，一是尸检报告有错，多吉仍是有罪的，二是公安方面有错，我们是根据公安的错误证据、结论来起诉的，当我们发现了他们的错误，我们就撤诉，去监督公安方面纠错。所以，我认为我们检察院也是不承担什么责任的。”
旺秋一边听着男检察官的发言，一边沉思着：马上就要换届选举了，如果真的把多吉这个案子办错了，那影响就太不好了，而且来得真不是时候。不行，无论如何也不能让这件事情影响自己的连任，决不能！想到这儿，旺秋把抽剩的香烟往烟灰缸里一摁：“今天的会就到这儿，下去后谁也不准乱说，再也不准出问题了，要以我们检察院的整体利益为重。”旺秋指了指男检察官又说：“你把今天的意见写一个书面材料，明天就交给我。散会。”
在小旅馆里马本志正召集黄原省的几位老乡开会。看得出来，他的心情很不好，眼睛红红的，嘴唇上也起了几个大泡，他声音有些沙哑地说：“今天在庭上有些人又不听招呼，乱鼓什么掌？”马本志凶狠地盯着络腮胡子说：“你要把你的人管好。”
络腮胡子向马本志拱了拱手：“我已经骂了他们了。不过，今天在庭上听那个律师说好像海娃子不是那个多吉打死的？我都听糊涂了，那是哪个打死的呢？”
马本志问马兴海的弟弟：“海娃子那天到公主桥镇到底是做什么生意？你晓得不？你说海娃子那天带了十二万元钱在身上，是真的吗？”
马兴海的弟弟名叫马兴河，就是休庭后与刘宏超握过手的那位。他有点犹豫地回答：“我哥做生意从来都是独来独往，我们是各做各的，具体这次他是做什么生意，我也不太清楚，不过他确实是在头天取了十二万元钱去的公主桥镇，后来这个钱就不见了，另外，他手上戴的一枚宝石戒指也不见了，只有金戒指和金项链还在。”
“哪天早上那么早他去哪个地方干什么？海娃子到你那儿住时没有说他要做什么吗？”马本志问马兴海的表弟。
“马兴海是九月九号下午五点过来我这儿的，他只说要做一笔大生意，具体是什么生意，他不说，我也不好问。那天晚上我们看了一会儿电视就睡了，马兴海早上天没有亮就起床走了，我迷迷糊糊的也就没有问。”
马本志又问络腮胡子：“你们两个不是经常在一起跑单帮吗？你会不知道海娃子到底在干什么？”
“这一次确实不知道。马兴海有时候有些神神秘秘的，前段时间听说他要做一大笔生意，正在凑钱，但问他，他只是笑，没有说。”
马本志捋了捋他的山羊胡子说：“我一再告诫你们正当生意尽管做，但有些事情是做不得的，出了事不得了，出了事自己倒霉不说，婆娘、娃娃都要跟着倒霉，我们黄原省的人也要受牵连。你们大家好自为之。”
“那现在我们应该怎么办？”马兴河急着问。
“现在我们不能散，先再等个把星期，到时候如果法院拖到不办，我们再去闹。我们的人不能白死，总要有个说法！不然人家会笑话我们的，我们大家以后还怎么在这个地方立足？你们说，对不对？”马本志坚定地说。
“说的对，我们都听你的。”人们纷纷表态。
刘宏超被登巴、拉姆和多吉的乡亲们簇拥着回到了金珠旅行社。人们纷纷向刘宏超和文小华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多吉的母亲双手合什，口中念到：“菩萨保佑，菩萨保佑。”她不断地向刘宏超作揖，刘宏超也不停地说：“不用谢，不用谢，这是我应该做的。”
拉姆笑着对刘宏超和文小华说：“这个官司看来是赢定了，谢谢你们了。既然证据都存在重大问题，就应该判无罪嘛！法院为什么不马上宣判呢？”
刘宏超笑着回答：“这就是中国的国情，实际上你也很清楚，公、检、法是一家嘛。他们之间的关系是肯定要照顾的，现在法院延期宣判，就给了控方以充分的时间，让他们再去找证据嘛。但是，我相信事实只有一个，那就是在本案中多吉是无辜的。”
登巴高兴地笑着说：“我们相信刘老师，刘老师今天确实是抓住了要害。我认为这个官司胜了，多吉要不了多久就会出来了，你们说是不是？”
“是，我们感谢刘老师！”大家都兴高采烈地喊道。
“今天晚上我请大家喝酒，吃坨坨肉，不醉不准走。”登巴向大家宣布。
大家听说登巴要请喝酒、吃坨坨肉，更高兴了，笑声、兴奋的叫声把金珠旅行社的屋顶都快掀翻了。
刘宏超把登巴、拉姆叫到一边对他们说：“我不是泼冷水，大家不要高兴得太早了，离胜利还远得很，这中间还有很多变数。”
“什么变数？”登巴不解地问。
刘宏超接着说：“比如第一，控方把那枚弹头找出来了，那枚弹头是完好的，当然就对我们有利，但如果确实被打裂了，就对我们非常不利，当然，我还有理由去抗辩。”
听到着儿，登巴不解地问到：“如果弹头真的打裂了，那还怎么去辩呢？”
刘宏超笑了笑说：“警方并没有把尸体内的弹片取出来呀！就算是弹头打破了，没有与尸体内的弹片比对，也不能完全确认就是那枚弹头留下来的啊！弹头在墙上打了那么大一个坑，也有可能是在墙上打裂的呀！你们说是不是？”听刘宏超这么一解释，登巴他们才恍然大悟。
刘宏超接着又说：“第二，是我最担心的，就是法院最后向控方妥协，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硬判。当然如果他们硬判我们还可以上诉，但赢的希望就不大了。所以说，现在我们还只是赢了第一回合，可能以后的路还很长，斗争也还会很激烈，大家现在不要高兴过头了。另外，我想请登巴想办法去查一查马兴海在边巴乡做生意的情况，他做什么生意？和那些人打交道？注意，一定要暗中进行，注意安全。你说行吗？”
“没有问题，我安排就是了。这个马兴海是有点怪，他那天跑到招待所去干什么？头上还挨了一枪，还说带了十二万元钱？”登巴十分痛快地答应了刘宏超。
刘宏超的卧室。
听着窗外桀骜不驯的雅拉河水的流淌声和登巴他们喝醉了酒的唱歌声，刘宏超正思绪万千地和文小华讨论着多吉的案子。
刘宏超问文小华：“小华，你现在对这个案子有什么感触？”
“这个案子太奇特了，真可以说是峰回路转、柳暗花明。这个案子奇怪就奇怪在谁也没有注意到有这么一个明显的矛盾之处，如果稍不细心，一桩错案就将铸成。我们在学校里也学习了很多案例，但像多吉这种案子还没有听说过。我回去跟我的同学一说，他们肯定会羡慕死我了。”文小华接着又说：“刘老师，您在庭上的那几个‘确实’简直是把控方逼到角落里了，非此即彼、逻辑严密，依我看，如果他们不把那枚弹头找出来，或者找出来的那枚弹头没有破裂，他们就只好放人。”
“那可不一定，现在我们的《刑事诉讼法》虽说有了很大的进步，例如，实际上采用了‘无罪推定’这一国际上普遍采用的理论，但要在实际中完全接受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有先进的法律和有先进的法律思想并且在司法实践中自觉运用先进的法律思想指导工作是两回事。实际上我们律师在刑事辩护的过程中经常会遇到这样那样的羁绊，比如，律师在侦查阶段会见犯罪嫌疑人，了解案情等方面要受到诸多限制，在审查起诉阶段甚至审判阶段，律师有许多证据材料是看不到的，控方就不给你看，有时控方还会把有利于被告人的证据藏起来，不给辩护律师，辩方律师在占有证据材料的广度和时间上都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可以说控方是利用公权力把什么都准备好了，把枪炮都架好了等着辩方律师仓促上阵，可想而知，难度有多大！多吉这个案子就是这样。”刘宏超停了停，喝了一口水继续说：“但另一方面，如果辩方律师办事认真，在许多案子上也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因为律师要为自己的生计奋斗，如果案子办得不好，以后就不会有人来找你了，而控方的官员则不同。”
文小华有些不同意刘宏超的观点：“公、检、法不是都有错案追究制度吗？如果办错了案，他们的利益不是一样也要受到影响吗？”
“你的这个问题提得好。错案追究制度的初衷是好的，目的就是要叫他们少办错案，不办错案。但这又是一把双刃剑，本来有些错案是可以纠正的，如昆明的杜培武案，为什么公、检、法三个机关都没有发现这么一起有明显问题的错案呢？最后杜培武仍被判了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当时没有判死刑立即执行，也说明当时法院的人还是觉得有问题，留了一手，你想想，如果真杀了两个人，居然没有判死刑立即执行，法院不是觉得有问题是什么？要不然这个错案就纠正不了了。如果最后真凶不是因另案落网，杜培武很可能就会冤死狱中！他们是真的没有发现案子中有错误吗？恐怕不是，而是因为一旦发现错了，就要纠正，就要有人承担责任，就会得罪那些每天低头不见抬头见的朋友、熟人，就会把机关之间的关系搞僵，以后关系不好处，因为自己今后也难免会犯错啊，于是就宽容一点，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冤的是谁？反之不是自己就行了。在加上一些重、特大案子上面往往是不尊重破案规律，主观人为地限定破案时间，限期破案，甚至有破不了案就要脱衣服走人的要求，在这种重压下，一些办案人员为了破案就不惜采用违法手段，甚至造假案。你想，这样做，错案、冤案还会少吗？所以说，我认为，这些制度也好，规定也好，都是必要的，但更重要的是要有忠于法律，忠于事实，法律高于一切的法治思想，没有这种法治理念，一切都是白搭！再好的经也会被歪嘴和尚念走样。”
“经您这么一说，我们的主要问题还是在真正建立法律高于一切的理念上。噢，有道理。”文小华信服地点点头。
“是这样，再好的法律还是要人来执行，如果执行法律的人自己就没有法治思想，可想而知会发生什么。通过这个案子，你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的刑事审判还存在许多不足和需要改进的地方。如我们看到多吉的案卷材料时只有两天就要开庭了，况且有些材料我们现在都没有看到。还有，如果第一天就审完了，我也不一定会发现问题，时间太短了嘛！再有，这个案子警方犯了先入为主、主观主义的错误，当然，多吉自己的错误认识也误导了警方，使他们一开始就认定是多吉作的案，于是现场勘查也就十分草率、马虎。”
说到这里文小华插话问道：“现场勘查还有什么问题吗？”
“有，怎么没有，问题还很多！我早就说过，这个案子奇特之处是只有多吉一人的供述，没有其他任何人的证言。因多吉自认犯罪，警方也就没去寻找那些应该寻找的证据，比如：值班室门上，灯开关上是否有被害人的指纹，接待厅、值班室是否有被害人留下的痕迹，如血迹、足迹等，墙上弹坑的周围是否有血迹，击碎的水泥块也没有收集，当然上面是否有血迹也就无从知道，卷帘门的拉手是否留有被害人的指纹、血迹等。我相信，只要当时收集了这些证据，就可以尽可能还原当时事件本身。可惜，这些他们都没有去做。另外在尸体检验时明明发现了颅内有弹片，为什么不取出来？应该取出来与弹头比对，如果做到了，也就早发现问题了。”刘宏超搬着指头一一数着警方的失误之处。
“刘老师，您说得太好了。我怎么没有想到这些呢。确实，您提到的这些问题如果他们都做到了的话，多吉可能早就会放出来了，真凶也就早被抓住了。对啦，这一趟跟您跑这个案子，真是学到了很多东西，开阔了眼界，也看到了很多问题。我回去就以这个案子为素材写个论文，论文的题目就叫《论刑事审判中的公正问题》。”
“那我就先预祝你的论文写作成功。”
注一：
杜培武系昆明市公安局戒毒所民警。1998年4月20日晚，杜培武之妻王晓湘（原系昆明市公安局民警）与石林县公安局副局长王俊波双双被杀。后从停在昆明市园通山后的人行道上的一辆挂警用牌照的天蓝色昌河面包车内发现二人的尸体。二人的死亡原因均系用王俊波佩带的“七.七”式手枪枪杀，凶手枪杀二人后，惟恐二人不死，还用扳手疯狂打击被害人头部。凶手杀人后并将二人的传呼机、手机、微型录音机、钱包、工作证、驾驶证等抢走。案发后，昆明市公安局成立了专案组，抽调精兵强将侦破此案，该专案组将王晓湘的丈夫杜培武列为重点嫌疑人，最后将杜培武推上了法庭。昆明市公安局当时不听杜培武的辩解，在没有直接证据且其他证据尚有疑问，主要证据——王俊波被抢的“七.七”式手枪未找到的情况下认定杜培武有罪，而昆明市检察院也未认真履行其职责，将这一有明显瑕疵的故意杀人案起诉到了昆明市中院，昆明市中院一审判决杜培武死刑立即执行，杜培武不服，称自己没有杀人，上诉到云南省高院，而云南省高院在证据明显不足的情况下仍判杜培武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杜培武算是保住了性命。杜培武于1999年11月被送往监狱服刑。2000年6月17日落入法网的杨天勇系列杀人劫车犯罪集团的主要成员柴国利交代王俊波、王晓湘系杨天勇犯罪集团所杀，且所劫的“七.七”手枪在杨天勇处。至此，才知杜培武是冤枉的，是个错案。后在2000年7月11日法院宣布杜培武无罪释放。此案在全国影响颇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