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说我想报复德鲁里是因为我恨他，这个理由够不够。恨应该事出有因，而不只是一听到对方的名字就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厌恶让眼前泛起红雾。伊莱亚斯医生问过我好几次，为什么我要在一个只认识几个星期的男人身上耗费这么多情绪，但我始终无法回答，生怕一开口就会显得很偏执。
这２０年他变化不大，只是头发更灰、眼睛更深暗也更难以穿透。他跟萨姆同年，但他向来比较强硬健壮、比较有吸引力。他这种人总是会让女人倾心，然后当他那硬汉形象——厌女症的一种掩饰——证明是不可改变的现实时，也总是会让女人悔之已晚。
我们接近时，他以一种开心的表情端详着我们。“拉内莱太太，”他朝丹尼的方向讽刺地点了个头，“你的眼光也太烂了吧，会挑上他？他是什么？你的玩具还是保镖？”
我得让舌头在嘴里转一圈，才能刺激唾液的分泌。“精神上的支持。”我说。
他笑得更大。“你为什么需要精神支持？”
“因为你不会喜欢这些的。”我说着从口袋里拿出一些照片，放在吧台上。
他伸出手要拿，但丹尼的动作更快。“这就是你提到的那个黑人女士吗？”他问。
“是的。”
“她看起来像是让棒球棒给打过一样。”他把照片放回柜台上。
“的确，可不是吗？”我将手指按在最上面的一张照片上，把全部六张照片摊开成扇形。每一张照片都很难看。每一张都是安妮的死状，脸上满是淤血和打击的痕迹，右臂变了色，皮下大量出血造成从肩膀到手腕的一大片血肿。“德鲁里先生认定这些伤势全都是卡车擦撞造成的，导致她在３０分钟内死亡……但我找不到任何同意这种说法的人。这些照片是１９７８年在她验尸时所拍。我找过两位病理学家分别研究这些照片，两个人都说手臂的淤血显示她死前数小时有严重的身体创伤。”
“讲白一点？”
“有人杀了安妮。”
柜台对面的烦躁态度陡然升高，我纳闷德鲁里以为我来这里是要干什么。想重温旧日情谊？肉欲？
“老天！”他咆哮道。“你永远都不打算放弃吗？简直像唱片跳针一样。你人生太无聊没事做，非要把一个管不住自己喝酒的可悲黑女人变成烈士不可是不是？”他拿起最上面那张照片，翻到背面检查有没有官方签章。“这些你打哪弄来的？”
“昆廷警员寄给我的。”
“安德鲁？”我点头。“他已经死了七年了，”他不屑地说，“追一个开车兜风超速的人追了三英里，撞车死了。”
“我知道。这是我们离开英国不久之后他寄给我的。我写信向他要照片，因为我知道他对死因裁决并不满意。”
德鲁里烦躁地哼了一声。“他知道个屁！那家伙还是个新手，念了个狗屁不通的社会学学位，就以为他比内政部的病理学家和一个在街上混了十年的巡逻警察高明。”
“但他说得没错，”我说，“这种淤血——”我碰碰其中一张照片——“形成需要时间。如果她的手臂有好几处挨打，各处的血肿会扩散开来，让肩膀到手腕的皮肤变黑。”
“照片证明不了什么。她是个黑人。没法分辨出什么是淤血，什么不是淤血。”
“这些是彩色照片，”我不平静地指出，“所以除非你是瞎子，否则当然可以看出淤血的部分。”
他生气地摇着头。“这有什么差别？人们接受的版本是验尸官的调查结果，他说这些伤势是卡车擦撞所造成的。”
“但不会是在我发现她的１５到３０分钟之前，两三个小时或许还有点可能。这表示那些人说看到她在路上摇摇晃晃，可能是因为她当时头部受到重创。”
他的眼睛不情愿地又瞟向那些照片，仿佛那些照片令他既厌恶又着迷。“就算那是真的，你也不能怪他们以为她喝醉了。”
“我并不怪他们。”
“那这到底有什么用意？”
我再次舔舔我那不听使唤的嘴巴内侧。“我要让这件案子重开，”我说，“我要你当时处理的方式受到调查。我要大家质问，为什么一个念了狗屁不通的社会学学位的菜鸟警察可以看出有问题，但你却看不出来。而当他试着向你指出这一点时，你却把他调离了这件案子，我要知道为什么。”
他把那些照片撕成两半，把碎片扔过柜台，飘落在我脚下。“问题解决了。如果这２０年来你就只弄到这些东西，那你是在浪费时间。”
丹尼弯身捡拾碎片。“别让他吓到你，”他把碎片递还给我时说，“他是个恶霸。他只知道用这种方式控制别人。他现在是拼命要改变话题，以避免解释为什么他没有为这个脸被打扃的可怜黑人女士调查过半点屁。”
德鲁里狠狠瞪着他。“你又知道什么，蠢蛋？当时你还在包尿布。”他下巴朝我一抬。“而且你要是支持她，可就大错特错了。她当时是想要让你爸给关起来……她指控的凶手是你爸，不是别人。”
一阵长长的沉默。
丹尼不确定地瞥了我一眼。“是真的吗？”
“不是，”我诚实地说，“德鲁里先生问我知不知道有谁跟安妮过不去，所以我指名你父亲、你母亲和莎伦·波西。我从来没有说过是他们杀了她。那是德鲁里先生的诠释。”
德鲁里大笑。“你向来就很擅长扭曲事实。”
“真的吗？我以为这是你的专长。”
他迎视我的眼神片刻，寻找我盔甲上的漏洞，然后手臂环抱转向丹尼。“问问你自己，她为什么要带你来这里，为什么要让你看见这些照片。她是计划用你来对付你家人，最好先让你跟他们作对。这是她最拿手的——操控别人。”
丹尼郁闷地缩起肩膀，仿佛他最怕的事已得到了确认，我儿子的声音在我耳中不舒服地回响：“要是我碰上这种事，我会非常火大……”
“你父亲从五点钟到午夜都有不在场证明，”我告诉他，“而且是德鲁里先生查证过的。他跟我一样都清楚杀安妮的不可能是德瑞克。”
“那我为什么会在这里？”
“因为德鲁里先生对你家人说了一些关于我的谎言。他告诉你父母我说了一些其实我并没有说的事……我需要你替我传话给你母亲及你哥哥，说我惟一指控过他们的是种族歧视。而且这是事实，丹尼。当时他们的确是如此——现在可能也还是——而且他们对此并不觉得惭愧。”
我一只手搭在他肩上表示歉意，因为把他跟他家人的恨意联结在一起是很残忍的，何况他在写给路克的电子邮件里说他不赞同南非白人的所作所为。“我并不是跟史雷特家有争执，”我告诉德鲁里，“而是跟你。”我用指尖拨弄撕裂的照片。“因为当我同样指控你和你的同事时，你非常害怕，于是操纵了所有证据来支持安妮是意外死亡的理论。我要知道你这样做的原因。”
他那双爬虫般的冰冷眼睛中闪过一抹畏惧，是我的想像还是真的？
“我们不需要操纵任何东西，”他尖声地说，“我们是接受了死因裁决……在你找到她的１５到３０分钟前，她不小心让卡车给撞了而意外致死。”
“但你开始调查安妮的死因时，还不知道验尸官的报告。”
“所以呢？”
“所以你不能把这当作你拒绝进行适当调查的理由。你提出的惟一一份证据是在安妮死后对她房子的描述，但你还是照样径自判定她长期酗酒、虐待动物而且心智能力不足，无法照顾她自己。你说‘疯子安妮’有那么多问题，你只意外她居然还活了那么久。”
“这种看法除了你之外每个人都同意。”
“她的医生就不同意。”
他眼神越过我看着门口。“你丈夫也同意，”他喃喃说道，“他和威廉斯先生比你早一个半小时到家，说安妮在你们家外面一副醉瘫了的样子。他们也表示那没什么不寻常的。”
我随着他的眼光看在门口犹疑徘徊的萨姆。我们耽搁太久了，我想。最后每个人的耐性都用完了，甚至包括有罪的那个人……“他们在说谎。”我语气平淡地说。
“你在１９７８年也是一直这么说。”
“这是事实。”
“他们为什么要说谎？你嫁的人应该是最支持你的人才对。”
很久很久以前我也是这么认为，但只是因为我当时相信真相是简单的。“他是想保护他的朋友。”我谨慎地说。“那天晚上我在路灯下看到的那两个人是贾克·威廉斯和莎伦·波西。我想贾克是担心我看到了他……不想让他太太知道他跟一个妓女在一起。所以他跟萨姆编了那个回我们家去喝啤酒的故事。”
德鲁里再次瞥向门口，但萨姆已经消失了。“你２０年前为什么不告诉我？”
“我说了。我告诉你说我认为我看到的那个男人是贾克。”
“但问题就在这里，”他讥讽地说，“你只是认为你看到了他……而且也没说他是跟莎伦·波西在一起。”
“当时我不知道她是谁。”
他不在乎地摇摇头。“莎伦有不在场证明，而有了你丈夫的保证，我们也将威廉斯先生排除在外了。”
“但你根本连问都没问过他，”我说，“就那么接受了萨姆的说法，驳斥我的说法。但是为什么？女人的话就没有男人的话可信吗？”
他双手压在柜台上身体前倾，脸凑到我眼前。“你当时疯了，拉内莱太太。你说的话没有半句可信。每个人都同意这一点……甚至你丈夫和你母亲。而且他们应该最清楚，因为他们得跟你一起生活。”
如果那一刻我手上有枪，我一定会杀了他。砰！直直射进两眼之间。他是我和家人失和的始作俑者，居然还敢把他们挂在嘴上？这种恨意根本于事无补，而且对本人造成的伤害往往超过被恨的人。是的，要是我有枪他就死定了……但我也完了……变成毫无感受的行尸走肉。也许我的表情透露的比我以为的多，因为他突然直起身体。
“萨姆和贾克编出那个故事，是为了符合你第二天早上告诉贾克老婆的事。”我力图镇静地说。“你告诉莉比·威廉斯以及任何有兴趣知道的人，说安妮死前一小时有人看见她在路上摇摇晃晃，你也提到她可能不小心晃到一辆卡车前面。萨姆和贾克只需要把这消息重新运用一下，把你想听的话讲给你听——喝醉的笨黑鬼从７点４５分左右就步履不稳了——事实上这没有半点是真话，不过你一点也不介意。”
“你丈夫和威廉斯先生为什么要那么做？”
我耸耸肩。“如果她是意外死亡，对每个人都比较轻松。对警方也是一样。这样就不需要处理种族歧视的棘手问题了。”
他盯着我看了一会儿，眉头紧皱，似乎是真的困惑不已。“你丈夫是什么时候告诉你这些事的？”
“我们离开英国后六个月。”
那是在那个香港警官难堪场面之后的事。萨姆灌了一堆威士忌，在屋里咚咚咚走个不停，教训我的举止。其中大部分——关于我的“疯狂”如何影响他的事业和社交生活——我都左耳进右耳出。但有些没有，尤其是凌晨三点左右他开始自怨自艾的时候。他想念英国……这都是我的错。我是见鬼了，才会跟警方瞎扯什么谋杀……他是很难回头了……尤其是可怜的老贾克处境那么进退两难。他妈半条路的人都看到那笨女人东撞西撞的，像只头痛的熊。他只要照着他们的话说就行了……
我觉得我好像能听见德鲁里大脑运转的声音。
“我一把他的证词念给你听，你就告诉我他说谎。既然他是六个月以后才承认的，你当时怎么会知道？”
“垃圾桶里没有啤酒罐。”我说。
丹尼喝了一口拉德里的生啤酒，抹去唇上的泡沫，疑心地瞄着坐在他对面的萨姆。“你太太上次带你来这里时，你为什么没认出德鲁里先生？”他质问。“我很多年没见过他了，但他没变多少。”
萨姆立刻武装起来。“我只见过他一两次。据我记得，我当时比较有兴趣的是他说的话，而不是他的长相。”
“萨姆不太会记人的面孔。”我打圆场。
丹尼不理我。“那你做笔录的时候呢？他一定先问过你话。那时候你也没看他吗？”
“替我做笔录的不是德鲁里，是一个警员。而且，没有，我从来没被问过话……他们只是叫我写下当时我在哪里、在做什么。”他抬起头与我短暂相视。“做完笔录后就没我的事了。连死因审讯的时候都没有传唤我出庭。”
丹尼不为所动。“是啊，但家人有麻烦时你不可以逃之天天，”他说，“你应该要坚持不管什么时候传你太太问话你都要在场。老天！要是我才不会让我太太独自面对那个像榨汁机一样的德鲁里。”
萨姆双手圈住杯子，但没有喝。“情形不像你说的。警方没有控告我太太，而是她要警方控告别人。”
“我不怪她。那个可怜的黑人女士看起来伤得一塌糊涂。总之那没差别。你太太是家人，你应该要支持她。一家人就是这样。”
萨姆把脸埋在掌中，我必须硬起心肠不为他的痛苦所动，因为该来的逃不掉。我丈夫是问题的一部分……不是解决方式的一部分……
“事情没有那么简单。”他可怜地咕哝。
“当然就那么简单。”丹尼苛刻地说。“相信我。这我太了解了。家人要团结……跳船的是卑鄙小人。”
丹尼之母莫琳·史雷特的来信
时间为１９９９年
葛兰姆路３２号
里士满
８月２日
拉内莱太太：
我之所以同意见你，是因为丹尼喜欢你，而且也念在多年前你逮到艾伦偷你东西时曾放他一马。他现在是个好男人——结了婚有小孩——我想你会很高兴让他有改过自新的机会。另外，我也感激你那时候到医院来看我。我告诉你说我是从楼梯上摔下来的，但我想你已经猜到是德瑞克下的毒手。
你说从１９７８年到现在有很多事都不一样了，的确如此。现在记得安妮的几乎没有几个人了。我仍然不认为她是遭杀害的，但就像你说的，现在谈论这件事应该不会再造成任何伤害了。德瑞克２０年前抛下了我，从此我再也没见过他。
可以约下星期一中午左右。
莫琳·史雷特上
写给詹姆斯·德鲁里警佐的信
时间为１９９９年
里芬南农庄
多尔切斯特附近
多塞特DT２XXY
１９９９年８月５日，星期四
德鲁里先生：
继我们昨日的谈话，在此附上一份我于１９８５年收到的信件影印本，寄件人是为安·巴茨验尸的病理学家本杰明·汉利医生的一名同事。既然你对汉利医生的验尸结果那么有信心，那么这封信你读来或许会觉得有意思。那位同事的姓名是安东尼·德佛瑞尔医生，他从１９７９年起一直跟本杰明·汉利共事，直到汉利在１９８２年因健康原因被迫退休为止。
拉内莱敬上
又：在安东尼·德佛瑞尔信中第三点所提到的经过调查之后，有两件案子（当时据信为谋杀）都重交上诉法院审理，并推翻两名无辜被告的罪名。汉利医生提供的证据被视为“不可靠”，那些据称“受害者”的死因先后重新裁定系出于“自然因素”。
再者：那些验尸照片我有好几组。
安东尼·德佛瑞尔医生
齐维克大道２５号
伦敦W４
拉内莱太太
澳洲悉尼市兰利镇
邮政信箱１０３号
１９８５年２月６日
拉内莱太太：
谢谢你１月１０日的来信，信中所附的安·巴茨小姐的验尸照片与詹姆斯。韦伯教授的书面报告均已收悉。你说得没错，我与韦伯教授曾有数面之缘，对他的判断十分敬重。事实上，在我仔细看过那些照片之后，我没有理由不同意他详尽的评判，即巴茨小姐脸上及手臂上的伤势是在她死前数小时就已存在。
你特别表示想知道在我之前担任此职并在１９７８年进行该项验尸的本杰明。汉利医生的消息。你说你与令尊多年来都联系不上他，说你们得到的惟一回应是他的秘书在１９８２年曾电告令尊，跟巴茨小姐验尸有关的档案“不见了”。不幸的是，我们仔细翻找过档案，这项陈述似乎不假，惟一显示汉利医生对巴茨小姐进行验尸的证据，是１９７８年１１月１５日工作日志上写在他姓名旁的寥寥数语——“上午１０点半。巴茨。RTA.里士满德鲁里警佐要求看报告。”
你或许会有兴趣知道，我们找不到的不只是巴茨小姐的档案。在１９７８、１９７９和１９８１年的轮值表上列在汉利医生姓名旁的１０３个案子，目前有９个都“不见了”。
关于你问到的个别问题，回答于下：
１.诚如你已经知道的，汉利医生在１９８２年因健康原因被迫退休，１８个月后死于肝衰竭。强制退休的原因，跟他工作表现在１２个月之内的日渐恶化有关，而不是因为病情。他拒绝就医，这并不罕见，因为病理学家每天都跟死亡打交道，对于自己的情况大概都已心知肚明。简单说来，汉利医生长期酗酒，愈来愈无法胜任指派的工作。在退休令中加上“健康”这一条，是为了让他能保住退休金，但置他于死地的肝硬化则一直到他死前不久住进医院时才诊断出来。这些事实都是公开记录，我转告给你并没有违反任何保密原则。
２.我跟汉利医生共事了两年半——从１９７９年９月到他１９８２年３月退休——我很遗憾地要说，我从一开始就对他的专业能力抱有保留的态度。我当然无法评断一个在我加入之前进行的、并且没有相关文件档案的验尸行为；不过经过思考，我认为汉利医生的判断力在１９７８年１１月时必然已受到酗酒的影响。
３.我不清楚汉利医生与里士满警局的德鲁里警佐之问有什么关系，也无法证实你所说的：“汉利医生可能接受了德鲁里警佐的指示，做出一份符合里士满警局希望的报告”。然而，我曾数次对汉利医生表示关切，因为他损害了此部门的独立性，做出的验尸报告似乎与警方对案情的看法如出一辙。这些事件中有两件目前正在接受官方调查。为汉利医生说句话，我不认为他的行动有任何恶意的动机，只是他已经无法再胜任他的工作，为了补救，便对某些警官的“直觉”寄予太多信心。我想在大部分的案子里应该影响不大——我们所见到的大部分死亡都是“自然”的——但显然在事实有争议时这就可能会出现问题。
４.我可以百分之百确定，汉利医生忽视巴茨小姐一案中谋杀的证据绝对不是因为种族歧视。我本身就是黑人，他从来没有对我另眼相待。
他是个好心肠的人，对政治不感兴趣，他的工作显然令他难受，尤其是当他必须切开妇女和孩童的胸腔时；他逐渐将此视为“不必要的凌迟残害”。
５.由于没有档案，恐怕我除了支持韦伯教授对那些照片的评判之外无法提供更多帮助。如前所提，有九件案子的档案似乎都失踪了，并有证据显示是汉利医生在离开之前摧毁的。他在本部门服务多年，因此当时决定给他三个月的“缓冲期”。我们认为他是利用那段时期除去了任何他觉得结果可疑的档案。悲哀的是，他似乎对于“法医”在社会里扮演的角色日渐混淆，不停质疑“公正法官”的价值。然而，关于此点并无证据，这样的推测是不可能用在法庭上的。
总之，关于汉利医生在我与他共事期间工作表现及验尸水平的恶化，都已经是公开的事实，我很乐意提供这封信作为支持该点的证据。除此之外，我只能建议你尽可能从各方面收集证据，以便提出缜密而有力的论点，迫使当局对巴茨小姐之死重新开案进行调查。
我想此信应能有所帮助。
顺祝。一切顺利
安东尼·德佛瑞尔医生 敬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