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鲁里的视线从我身上移开，但我已经看见他眼中闪过一抹急欲遮掩的知情神色，透露出他知道我在说什么。这是项强而有力的证明，尽管经过这一切，在这之前我始终不能确定他到底知道多少。当前我暂不追问。“在强暴定罪之后，艾伦还有没有再惹过麻烦？”
“就我所知是没有。他搬到特威克纳姆的一间套房，靠劳力养活自己。我们一直盯着他，但他很小心，没来里士满，也没跟任何他认识的人见面。”
我没理由不相信他。“那为什么丹尼告诉我说，你们因为揍了艾伦而给他五千镑的赔偿？”
德鲁里的眼中闪现着兴味十足的神色。“因为逮捕他的那些人不太喜欢他对受害者做的事。他的律师一直哎哎喊着警方施暴，直到他看到受害者的惨状，然后就同意以五千镑和解，告诉艾伦说他们没宰了他算他走运。我看这价钱算是便宜他了。”
我点头。“德瑞克有没有因强暴罪受刑？”
“那可就称了你的意了，是不是？”
“为什么？”我温和地问。“我从来没指控过他强暴。”
“就差那么一点点。你说他把他的阴茎塞到你的两腿之间。”
“我说他在我的两腿之间放了某样东西，我以为那是他的阴茎，因此以为他要强暴我。我也告诉过你他就是要我那样相信。他是在示范给我看，要是我再不闭上我这张爱黑鬼的大嘴巴，事情就会变得很糟。是你告诉他我指控他意图强暴……是你让我陷入险境……尽管你已经同意了安德鲁的判断，认为最多只能以恐吓行为控告德瑞克。”
“我们根本不能控告他任何事。”他不在乎地说。“他有不在场证明。无论如何，我认为那家伙有权利知道他又被指控了什么罪名。你自己对德瑞克·史雷特也不是很自制……性侵犯可比在电话里粗声喘气严重得多了。”
“他的不在场证明根本是个笑话，”我说。“你是三天之后才去查的。”
“没有差别。那证明滴水不漏。”
“哦，少来了！”我不耐地说。“就凭一张肯普顿公园的票根？他大可以第二天从水沟里捡一张。那赛马场离里士满只有几里路而已，而你就只打了通电话问他的其中一个朋友？你连另外两个都懒得去查。”
“你不也是一直到事情发生的第二天才报案。”他讽刺地反击。
我用手指按住嘴唇，那里有根筋在皮肤下跳动不已。想到他可能误以为我在害怕，这个想法让我受不了。“当时我花了２４小时才鼓起勇气，”我就事论事。“我一半想撒手不管这整件事，一半又明白要不是我说的话是正确的，德瑞克就不会找上门来吓我。当然，我太天真了。我没想到你会特地去保护一个你形容为人渣的男人……只因为他是白人。”
“这不是真的，你也知道。”
“那你为什么一直保护着史雷特一家人，不让他们接受与安妮之死有关的任何盘问？”
“我没有。”
“阿诺德医生告诉你安妮的东西遭窃，你为什么没有继续追查下去？那时你一定已经明白那幅羽蛇神是打哪来的。”
“没有。我是记得史雷特家客厅里有一些破烂的玩意儿，但现在我根本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当然也没有把这幅画跟阿诺德医生后来说的话联想在一起。”
要不是一个黑人女性之死对他而言根本不算什么的话，我几乎会相信他。“那些小孩偷安妮的东西已经偷了好几个月，”我说，“他们不太会遮掩赃物，莫琳看到布丽姬·斯伯丁戴着一个显然不是从连锁超市买来的戒指，就打得她说了实话。然后她就开始明白，安妮家可能是座金山。”
德鲁里不在乎地挥了挥手。“如果没人报案，警方就没法行动。”
我当作他没开口似的继续说下去。“对安妮下手实在太容易了。她不肯让人进她家，不相信任何跟她邻居会话的人，认为地区委员和穿制服的男人都跟她作对，她的银行经理也跟她交恶。事实上惟一一个成为她朋友的人就是她的医生。”我注意看他的反应，但他毫无表情。“只要希拉按时来看她，安妮就相当安全，就算德瑞克也不会笨到在她有医生关心的情况下采取行动。然后希拉到美国去了，一切就改变了。”
“这你不能怪在我头上。”
“说得更直截了当一点，希拉离开后，就没有人说得出安妮有或没有什么东西。”我迎视他的目光。“你根本连问都懒得问，因为你认为黑女人就应该住在贫民窟里。”
“你忘了我们找到多少个空酒瓶。她屋里的状况跟她的肤色无关，而是因为她酗酒。”
“那些是伏特加酒瓶。”我说。
他眼中掠过怀疑的神色。“那又怎么样？”
“她不喝伏特加。”我从背包里抽出一叠纸。“安德鲁寄了一份名单给我，列出１９７８年里士满所有的酒馆和酒铺老板。我父亲设法找到了其中的一半多一点。有两个酒铺老板清楚记得安妮，两人都说她是常客，只买牙买加朗姆酒。‘绿人’酒馆的老板说他专门为安妮·巴茨存了一批牙买加朗姆酒，因为要是他店里没货了，她就会大吵大闹。”我把那几张纸塞到他手里。
德鲁里皱着眉翻看了几眼。“这不能证明她没有从超级市场买伏特加。”他说。
“是的。”我同意。
“那么这就不能作为证据。”
“或许它本身不是，但要是你看看最后两页，就可以看到好几个酒铺老板都记得莫琳·史雷特喝伏特加。其中一个人说，她常常在领到津贴支票之后就跑来，一口气买个半打。他说后来他拒绝卖酒给她，因为她其中一个孩子——八成是艾伦——说他需要新鞋，结果挨她一个耳刮子。”
“那又如何？这只能证明莫琳有买伏特加，并不能证明安妮没买。你到底要说什么？意思是史雷特家的人把酒瓶放进安妮的厨房？”
“不对吗？”
“什么时候？”
“在她死后。”
“为什么？”
“让你形成既有的那些看法：她是个长期酗酒的酒鬼，住在垃圾堆里，不会照顾自己。所以他们关掉了水电，拿走她买的所有猫食。”
“哦，拜托，”他不耐地咆哮。“每个人都说她是个酒鬼，又不是只有史雷特家的人。”他反手一拍纸张。“无论如何，德瑞克笨得跟什么似的，他不可能完成这种计划。只要我们一盘问，他就会露出马脚。”
“德瑞克或许不可能，但莫琳一定可以。她只要利用你的偏见就行了。”我套用他讲过的话。“你永远也不会相信一个‘被踩扁的贱女人’可以骗过你，而一个‘管不住自己喝酒的可悲黑人’就一定会在自己家的地板上大便、一定会尿裤子。反正你在安妮屋里找到的酒瓶就已经证实了莫琳要让你相信的一切，你又何必问它是哪种酒呢？”
“那时候没有盘问他们的理由。没有人告诉我们说她不喝伏特加。”
我又递给他一张纸。
“这是什么？”
“莎伦·波西证词的影印本。你的名字列在上头，是你负责问她话的。前半段是关于她那天晚上人在何处——顺带一提，那些全是假话——后半段是她形容安妮是个什么样的人。最后一段说的是：”她常常喝朗姆酒喝得大醉，然后就开始骂每个人，还用空酒瓶朝小孩挥打。我一直报警，但都没有用处。一
他不耐地也把那张纸撕碎丢在地板上。“你这是在做无益的挣扎，”他说。“你爱怎么瞎搞随便你，这改变不了事实，当时并没有理由质疑任何人的证词……包括你丈夫的。病理学家的验尸结果清楚无误——安·巴茨是走到卡车前面被撞死的。”
“那是你叫他说的。”
“你证明不了。如果韩利的档案不见了，就没有东西能显示我们谁先说了什么。”
我短笑一声。“他把档案丢掉可没有帮上你的忙。此时此刻惟一能支持你那意外致死的文件，就是韩利交到验尸官那里的一页报告，那报告里错误百出得简直是个笑话。他拼错了安妮的名字，把她右手臂上的淤血说成是在左手臂，也完全忽略了她大腿上的铅色部位，那在照片上非常明显。
我惊讶地看着他紧张地伸舌头舔嘴唇。“我不认为这是真的。”
“就是。”我向他保证。“那个时候韩利已经完全不行了，根本就是送尸体来解剖的警官说什么他就写什么。我想是你弄错了手臂，因为我告诉你说她是左边身体朝下躺着，背对着路灯柱。”
他回答前得先想一想。“这不是我的责任。他有他的工作……我有我的。要骂就骂他吧。”
我伸手拿背包，拉起口袋上的拉链。“记者不会去追着死人不放，”我告诉他。“活着的人就不同了。一个因为受不了不必要地切割尸体而用酒把自己灌死的病理学家，以及一个拒绝调查黑人谋杀案、具有种族歧视态度的警察，显然后者比较有新闻价值。拉德里不会继续要你的，”我不带感情地说，“一旦报纸头条登了你的一大堆新闻，你所有的正当生意都会在一夜之间消失，会来光顾的人只有‘民族阵线’”的那些暴民。“
他额头上冒出小小的汗珠。“告诉我你来这里的目的，”他说。“因为我们两个都知道这跟安妮无关。”
他真说对了吗？连我自己也不清楚。“我花了两年时间才能重新相信我自己，”我慢慢地说，“又花了两年才敢再次信任其他人。现在我还是会做噩梦……还是常跑到水槽边清洗自己……还是会检查门有没有闩好……每次听到陌生的声音还是会吓得要命。”我推开椅子站起来，把背包背上肩膀。‘’我看这跟安妮关系可大了。我们之间惟一的差别是她有勇气站起来奋战……而我逃走了。“我走向门边。”所以她死了，我活着。“
香港维多利亚女皇医院精神病医生乔瑟夫·伊莱亚斯医生的来信
时间为１９９９年
香港维多利亚女皇医院
精神医学部
拉内莱太太
南非开普敦海特路“兰花楹木”
１９９９年２月１７日
亲爱的拉内莱太太：
哎呀呀！这下你终于要回英国去了。我会屏息以待你的消息。是的，尽管我已经老得不可思议了，我还是在医院里负责小小的心理咨询，这纯粹只是因为我的病人似乎比较偏好熟悉的魔鬼而不是陌生人。
你的那些魔鬼又怎么样了呢，我亲爱的？我有点怀疑替安妮伸张正义对你来说还是不够。但我又有什么资格批评？正如我的拉比朋友会说：要赢得和平必须先进行战争。
应你要求，随信寄上我１９７９年做的笔记。
乔瑟夫·伊莱亚斯 敬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