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很快就过去了，”我们下楼时希拉·阿诺德告诉我，“不过安妮的房子空了大约三年。她没有立下遗嘱，没人知道有没有其他亲戚还活着。最后政府把所有东西都给占了，房子被拍卖，一个建筑商买了装修后转手卖给一对有两个小孩的年轻夫妇。”
“想来是一对白人夫妇吧。”我没怎么遮掩话中的讽刺之意。
她没理会这句话，不过却若有似无地笑着。“他们搬进去没多久，小的那个孩子就病了，我到他们家去出诊，”她继续说，“整个地方变得完全认不出来。建筑商把楼下整个打掉，重新设计成一整间开敞式的大房间，有落地玻璃门通往花园。”她的语气略带保留，似乎不确定开敞式的设计是项改善。
“你不喜欢？”
她在门边停下。“哦，看起来很漂亮，但我忍不住想起安妮还在时的样子。她住在那里时你有没有进去过？”我摇头。“就像阿拉丁的洞穴一样。她和她母亲都很会囤积东西。前面的房间塞满了西印度和中美洲的工艺品，全是安妮的父亲在四五十年代带回英国来的。其中有些相当值钱，尤其是那些黄金制品。我记得壁炉上放了个小雕像，眼睛是翡翠，嘴唇是红宝石。”
“我不知道还有一个巴茨先生，”我惊讶地说，“我一直以为她母亲是个独力照顾小孩的弃妇。”
“哦不，不是的。她父亲在５０年代末死于肺癌。我从没见过他，但我的合伙人之一对他印象很好。她父亲乔治，是个退休的商船船员，有讲不完的奇闻轶事。他３０年代在牙买加娶了安妮的母亲，战后不久就带她和安妮回国住在葛兰姆路上。”她再度微笑。“他说他不能在父母还健在时带她们回国，因为他们不可能接受一个黑人媳妇。”
我诧异地摇着头，明白我对那个从来没谈过话的女人根本不了解。安妮的邻居知道她有一半的白人血统吗？就算他们知道，态度会有所差别吗？我想两个问题的答案都是“否”。他们比萨姆和我还晚住进那条街……而且安妮的肤色太深，怎么看都是个黑人。“这些事我都不知道，”我告诉希拉，“我一点也不知道她父亲是白人。为什么没人出来接收她的房子？她在英国一定有亲戚吧？”
“显然是没有。我同事告诉我说，乔治有个弟弟在北大西洋让鱼雷给炸了，除此之外——”她耸耸肩。“这很悲哀，但并非不寻常。两次世界大战把很多家庭都彻底摧毁了，尤其是那些只有儿子没有女儿的家庭。”她迟疑地瞥了一眼手表，踏出门外。“我真的得走了。我还有两个病人得去看。”但她走得很慢，似乎不想中断与过去联结的这次谈话。“你仍然认为有人杀了她吗？”
“毋庸置疑。”
“为什么？”
我带头走下小径。“我没办法解释。以前我曾试过，但每个人都认为我跟她一样疯。现在我不再费事解释了。”
“我的意思是说，为什么会有人想杀她？”
这是最难以臆想的一点。“因为她跟别人不一样，”我猜测，“如果她只是疯子而不是黑人……或者只是黑人而不是疯子，或许他们会不去烦她……有时候我认为他们是因为她的肤色而鄙视她，有时候则认为他们是怕她。”
我们在她车旁停步。“意思是说你认为是其中一个邻居杀死她的？”
我没说话，只是微微耸了耸肩，她爱怎么诠释都可以。
她看了我一会儿，然后打开车子的后门，把她的手提袋放进后座。“她不是疯子，”她就事论事地说，“她患有Tourette综合症，所以才会面部扭曲、自言自语，但在其他方面她跟你我一样正常。”
“验尸官的审讯报告不是这样说的。”
阿诺德医生不高兴地点点头。“那人是个白痴。他对Tourette综合症一无所知，而且也没兴趣搞清楚。对于没有亲自作证我一直很自责，安妮死前我因为１２个月的带薪休假人在美国，也想不到他会无视安妮的医疗记录。”她看见我脸上突然闪现的希望。“死因判定还是会一样，”她抱歉地说，“没有证据显示那不是单纯的意外，但事后我发现她的名声让人那样毁了，令我非常生气。”
我想我在安妮垂死的眼睛中看到的痛苦跟名声一点关系也没有。“你看了病理学家的报告了吗？”
她点头。“我收到了一份，跟死因判定书一起寄来的，只有三言两语。卡车擦撞到她，飞出去后撞到路灯柱。老实说，这种悲剧迟早会发生的——根本不该把葛兰姆路当成捷径——但我始终觉得如果受害者是个小孩还有可能，但不会是像安妮那么注重安全的人。”
我点头。“她死的那天晚上穿着一件深色外套，而且天气坏透了……滂沱大雨。我看到她是因为我过马路时几乎踩到了她。”她准备打开驾驶座车门时，我伸手按在她手臂上。“你说她的名声被毁让你很生气。你有没有继续追查下去？”
她眼神恍惚，仿佛在寻找某个遥远的地平线。“前三年没有。这听来可能很无情，但我在美国的时候把她的事全都给忘了，一直等我看到建筑商把她的房子改建成什么样子之后，才想到要问里面的东西到哪去了。”
“想来是卖掉了。”
她继续说下去，好像没听到我的话似的。“人们对安妮有着非常错误的印象，这是因为她的穿着和举止，但她绝对不穷。有次她给我看一个交易商对她家里一些工艺品所做的估价单，我记得总数超过五万镑。在７０年代，那可不是个小数目。”
“警方一定知道那些东西的下落，”我说，“你有没有问他们？”
她戏剧化地打个冷战。“不是他们，”她苛刻地答道，“是一个人，一个叫德鲁里的警佐——活像是斯大林的弟弟，只不过比斯大林更粗暴。那是他的案子，所以我都不被允许找其他人。”
我大笑。“我知道他。你形容得真好。”
“是的……嗯，根据他的说法，安妮是一贫如洗。意外发生后第二天，他们带了些RSPCA的巡察员把安妮的猫带走，德鲁里说屋里没有任何值钱的东西。更甚的是，他形容屋里的情况简直不比化粪池好到哪里去。”
我再度点头，想起来了。“审讯时提到了这一点。验尸官说，当邻居第一次抱怨有臭味时，RSPCA的人就应该把她的猫带走了。”
“只不过脏乱根本不符合她的天性。”阿诺德医生边说边坐进方向盘前。“我以前定期去看她，要阻止她每十分钟就跳起来洗手简直像是在打仗。她对细菌有种妄想——这是Tourette综合症的普遍症状——还有每隔一小时一定要去检查一下前门的门闩不可。当然德鲁里不相信我。那时已经过了三年，他咬定我把她的房子跟别人家搞混了。”她伸手准备关车门，显然认为我了解她在说什么。
我拉住车门不放。“他不相信什么？”
她惊讶地眨了眨眼。“呃……显然……就是说有人洗劫过安妮的房子，偷走了一切有价值的东西。”
过去萨姆一直避而不谈安妮。我记得有一回他非常尴尬，因为我在香港的一个宴会上逮住一名总督察长不放，足足骂了一小时里士满警局的种种恶行。最后萨姆把我拖开，等我们回到家时他的尴尬已经变成了怒火。你知不知道你谈及那个他妈的女人时听起来有多白痴？他气愤地质问。如果你想要人家把你当回事的话，就不能随便跟素昧平生的人说什么眼睛是灵魂之窗的蠢话。你是我老婆，看在老天的分上，别人都开始回避我们了，因为他们认为你跟她一样疯。
２０年后的今天，等他为希拉·阿诺德居然再次成为我们的家庭医生这等巧合之事想来想去之后——你不能不承认，这真他妈的诡异……是两天前贾克让我想起葛兰姆路——他出乎意料地对希拉和我的谈话感兴趣。他向来不怎么相信我说的任何事，但一碰上医生他就变成了乖狗狗……尤其是女医生。
“她同意你的看法吗？她认为是有人蓄意谋杀安妮吗？”
“我不确定，”我说，“她只说那房子被洗劫过。”
他玩味了半晌。“什么时候？是在安妮死前还是死后？”
“那有什么差别？”
“如果是在之后发生的，”他合情合理地推断，“表示有人知道她躺在水沟里，就逮住机会闯进她家。”他搔着下巴思索着。“而这就表示她躺在那里的时间可能比验尸官说的要久了一些。”
“这是一种可能的看法。”我同意，然后走进厨房去准备午餐。我发现真的积习难改，安妮这个话题在我们之间已经是太久的禁忌了，没法轻易把她从坟墓里挖出来。
萨姆跟在我身后。“如果是发生在她死之前，”他继续说，“那或许就可以解释她为什么喝得大醉。发现她所有的宝物都没了，一定让她大受打击。可怜的女人，我一直想不通她为什么要那么做。我是说，我们见过几次她喝得有点迷糊，但从来没有严重到像瘫了似的，完全不知道她自己在做什么。”他对我露出抱歉的微笑。“我一直很难相信是某个邻居把她推去撞卡车的。没错，他们有些是人渣，有些则到处投诉让她的日子不好过，但那跟冷血谋杀完全是两码子事。”
我打开冰箱，考虑能用半罐番茄、一些放了非常久的干酪和一棵莴苣做出些什么吃的。“她身高５尺９寸，体重１９６磅，”我低声说，“酒精浓度超出法定的驾驶标准１５毫克——等于５小口烈酒或５品脱啤酒。不管再怎么努力想像，也不能说她喝得酩酊大醉。”我拿出罐头，看看里面有没有长霉。“事实上她甚至连有点迷糊的程度都还不到，因为她常常喝酒，可能要喝下一般人两倍的分量才会开始出现喝醉的迹象。”我对他微笑。“如果你不相信我的话，就拿你自己来说吧。你比她轻１４磅、高２寸，你要灌下８品脱的啤酒才会开始变得令人难堪。”
他立刻缩回“壳”里，因为由他带出话题是一回事，而由我根据丰富的知识来挑战他就又是另一回事了。“每个人都说她醉瘫了。”他不高兴地说。
“就算是吧，”我说下去，“你怎么知道不是哪个邻居临时起意把她推到马路上去的？那时候很暗……又在下雨……她疯得跟什么似的……看了就烦……街上又没人……然后来了一辆卡车。只要推那么一下，问题马上就解决了。不再有黑人住在这条路上了，房地产价值立刻上涨。”我挑眉消遣他说。“没有人说过杀她的人是有预谋的啊，萨姆。”
两三天后，希拉？阿诺德寄来了一个上面写着“安妮·巴茨”的邮件，里面装着一些文件影印本。
“我想你可能会对这些感兴趣，”她附了张纸条写道，“东西恐怕不多，因为当我明白到自己是在白费力气时我就放弃了！再者，很高兴又遇到你们两位。”
巧的是，同一天萨姆跟我到威茅斯吃午饭，有个男人似乎在看我，这让萨姆很不高兴。我们选了一间俯视港湾的酒馆，餐桌放在户外，这样我们能边晒太阳边看着回旋桥升起让游艇进出码头。那地方风光明媚，适合消磨一两个小时，铺着圆石的码头旁有１８世纪的房屋，老旧的拖网渔船卸下一箱箱鱼蟹，但萨姆开始抱怨老板老是走到门边来看我，将这幅宁静景致带给我的愉悦一扫而空。当时我戴着墨镜，悄悄在镜片后打量那男人。他跟以往一样精瘦饥渴，无疑也一样凶恶。但他比斯大林好看……或者斯大林的弟弟……
事件报告
日期：１９７８年１１月１５日
时间：１１点１５分
负责警官：里士满警局的德鲁里警佐
事件：于户主安·巴茨小姐死后，奉准进入里士满区葛兰姆路３０号。邻居通报有一群猫困在屋里。无其他亲属可寻。
在场警官：德鲁里警佐、安德鲁·昆廷警员。其他还有：
RSPCA视察员：约翰·豪勒特、东尼·巴瑞特。
巴茨小姐死时脖子上戴着一把以细绳拴住的钥匙，用此钥匙可以打开前门进入屋内。屋里非常冷，没有中央暖气系统。楼下两间房间里各有一座煤气暖炉，但进入屋内时两者皆未点燃。窗户紧闭，在后方盥洗室内有一扇小窗因损坏而未关妥。
根据邻人通报，屋内至少有２０只猫，前门入口处有浓浓的猫尿味。屋内脏乱不堪——特别是楼下的盥洗室和楼上的浴室，马桶皆未冲水，地上丢满用过的肮脏卫生纸。楼下的两间房间里有人的粪便。数箱伏特加空瓶堆在厨房墙边。
厨房内的猫尿味尤其严重。猫沙盆中的沙散布在油布地板上，任猫恣意使用。RSPCA视察员表示他们前一次来访后，巴茨小姐同意在门上安装一个供猫出入的盖口，现在出入口却被一个小五斗柜挡住了。地板上有许多食盆和水碗，但全都是空的。
搜索厨房橱柜发现存粮不足，巴茨小姐的和猫的都不足。没有什么罐头或盒装食品，冰箱里有１５品脱牛奶及一些生肉，多半是鸡肉。“特价品”标签显示巴茨小姐买的是廉价货，不过稍后在当地超市进行的调查发现，她大半会挑选“仓储”货以免费得到猫食。
楼下除了厨房和盥洗室外，还有两间房间，房门都开着。这些房间中也有猫的大小便，不过情况比厨房的轻微。前面的起居室中，在角落的一堆坐垫下埋有三只死猫。根据RSPCA视察员约翰？豪勒特的看法，三只猫都已死了至少四天。其中两只公猫——都是——脸上几乎不剩任何毛发，身上有严重的抓伤，看来是因打斗造成的伤未加治疗而死。第三只也是公猫，全身的毛大半脱落，致死原因是脖子被扭断。楼上巴茨小姐的卧室中，发现另外两只死公猫，以毛巾包裹放在衣橱里。两只猫都严重营养不良，毛发脱落，脖子同样被扭断。
楼上所有的房门都关着。有五只活公猫困在后面的卧室里。这些猫惊惶恐慌，显然已经在房内大小便数天。每只猫身上都有打斗留下的咬伤和抓痕。地板上有一些碗，原先可能装有食物或水，但在进入该屋时是空的。除了衣橱内的猫尸，前面的卧室里有四只活的母猫及两只结扎过的公猫，也都惊惶未定。
RSPCA视察员从屋中一共带走２１只猫，其中五只已死五只死猫的验尸结果，与约翰？豪勒特所做的评估相符。其中两只因打斗造成的伤未加治疗而死；另三只脖子被扭断。每只都明显受到虐待，明确说来是：脸部脱落的毛可能是用透明胶带、包装胶带或地毯胶带反复撕扯所造成。另外，其中两只死猫的嘴部和眼皮似乎都被涂上强力胶，有黏胶残余在其嘴巴和眼睛四周的零星毛发上。估计死亡时间：在尸体发现前四到七天。这估计已考虑到屋内冰冷的状况减缓腐化程度他们的完整报告（如附件）指出公猫受到忽视的情况最严重，母猫和结扎过的公猫情况则较好。根据他们的看法，巴茨小姐已经任猫在屋内大小便了一段时间——尤其是公猫，其尿味极浓。他们也指出虐待的证据，包括脱落的猫毛、折断的猫颈以及显然放任那些猫打个“你死我活”，同时注意到这个事实，即遭到残酷折磨的似乎都是公猫。厨房中不足的食粮以及死猫的估计死亡时间，都说明了巴茨小姐在她死前五到七天便未再妥善照顾猫。
初步搜索屋内，并未找到巴茨小姐任何亲属的姓名或住址。在前方起居室中的橱柜里找到一盒文件，已带回准备稍后加以检查全为官方文件：若干账单——有些已付，有些（如煤气及电费）未付；一本支票簿及一些银行结单；一本购房互助协会存折（艾比国家银行），显示有息账户中有１５３４０.２１镑；电视执照；缴税收据。一个信封内装有一女（黑人）一男（白人）的各式照片，背后写着“妈”和“爸”或者“伊丽莎白”和“乔治”，但没有其他的私人物品。之后前往巴茨小姐的银行查询，找出房屋所有权证、数份股票证券以及一份活期存款的银行结算单，显示账户结余为４３２４.８２镑。（注：巴茨小姐的银行经理说她“经常辱骂银行职员，并疑神疑鬼地猜想他们偷她的钱”。他还说如果她搞不清楚自己付不付得起账单，也不会令他感到意外，因为她“不太清醒”。）。
在场者的普遍印象是巴茨小姐生活在极度贫穷的状况下已有一段时间。楼下的两间房间没有铺设地毯，家具多半损坏破烂，也少有装饰品。屋内很冷，但楼梯下橱柜里的煤气并没有打开。此外，电路有些保险丝也被拆除，不过主要电源仍开着。冲马桶时，发现水槽下的活塞也让人给堵住了。一种解释是巴茨小姐开始担心付不出水电费。这可能是受到酗酒的影响。
希拉·阿诺德医生与RSPCA视察员约翰·豪勒特的通信
时间为１９８３年
萨里郡里士满区莱夫顿大道３９号
约翰·豪勒特视察员
萨里郡特威肯汉守护者屋，RSPCA
１９８３年２月２２日
豪勒特先生大鉴：
关于三年多前即１９７８年１１月１５日您与您的同事东尼？巴瑞特先生到里士满葛兰姆路３０号所做的那次访视，我想请教一下。那栋房子的户主是一位名叫安·巴茨的妇女，她死于交通事故，翌日警方请贵协会一同前往她家去救出那些猫。我手上有一份该事件的警方记录，但却遗漏了您和您的同事所做的报告。您是否有该报告的复印件，如果有，我可否一读？
我担任巴茨小姐的医生有好几年的时间，关于警方对她住处环境的描述我有数点疑问。“脏乱”和“生活在极度贫穷的状况下”并不符合我对巴茨小姐以及她家的记忆。关于她的猫，据我记得它们一向很健壮，受到宠爱和良好的照顾。此外：据我了解，在巴茨小姐的邻居提出申诉之后，您在１９７８年曾数度访视葛兰姆路３０号，但都没有证据支持那些申诉。
就您对那几次访视的记忆，是否能描述出她放在前面那间房间里的任何一样西印度或中美洲装饰品或工艺品？警方对那些物品的存在毫无记录令我感到不解，尤其因为安妮对那些物品很自豪，常常告诉我它们价值不凡。
倘蒙提供任何消息，我当不胜感激。
希拉·阿诺德医生敬上
白色小屋
利特尔汉普顿
近普雷斯顿
兰开夏郡
希拉·阿诺德医生
萨里郡里士满区莱夫顿大道３９号
１９８３年３月７日
阿诺德医生大鉴：
很遗憾，我已经于１９８０年６月自RSPCA退休；虽然我的同僚好心地将您的信转寄到我在兰开夏郡的新地址，但如今我无法取得协会内的档案，因此不能提供您所要求的那份报告的副本。然而，该案我确实记得相当清楚，很乐意将我对巴茨小姐的记忆转达给您。
事实上您说得没错，在巴茨小姐死前的几个月内，我曾数次造访葛兰姆路３０号（一共四次）。如你所说，邻居提出的申诉没有一项属实。她的猫被照顾得很好。在我造访的那几次，她家里的猫从来没有超过七只（我最后一次造访时是六只，巴茨小姐因那只猫的死深感悲痛），也没有任何证据显示还有更多猫存在。
我在１９７８年３月第一次造访，提出了两项建议：（１）在厨房门上安装宠物出入口，让猫可以自由在房子与花园间来去；（２）将公猫结扎，以减少邻居对臭味的抱怨。两项建议她都照做了，尽管后来陆续有人对她提出申诉，但我没有任何理由怀疑她疏于照料或虐待她的猫。事实上，我甚至向警方表示那些申诉是出于恶意，应该加以调查。然而，我并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对此采取行动。
１９７８年１１月１５日，我同事和我在她家所看到的情况则大为不同。从我的最后一次造访——１９７８年８月的某一天——到１１月的那天早晨之间，她似乎又多了１５只猫。如果您手上有一份警方对该事件报告的影印本，就知道我们找到了五只死公猫，另外还有五只公猫被关在后面卧房里，极度惊恐且伤势严重。老实说，那些死猫要不是自相残杀就是让人扭断了脖子，而活的那些则受到严重的折磨和忽视，只剩下皮包骨，满身都是相互打斗所造成的抓痕和咬痕。兽医决定立刻替其中三只施行安乐死，另外两只也在４８小时内死去。其余的１１只猫全都是母猫或结扎过的公猫，其中有六只是我以前造访时曾见过的。
依我之见，警方用“脏乱”来形容该屋是太客气了。事实上，那里根本令人作呕。家具挡住了厨房的宠物出入口，因此猫群在屋里大小便已有数日。巴茨小姐自己的卫生条件非常可怕，未冲的马桶发出臭味，地上满是肮脏的卫生纸和粪便。这样的情况让我感到惊恐，虽然我不明白她的情况何以在８月到１１月之间恶化得如此严重。的确有证据显示她在酗酒——我记得警方在屋里找到５０多个烈酒的空瓶——这或许跟她情况的恶化有相当关联。
很遗憾，就我先前造访时的印象，我无法清楚描述出任何西印度或中美洲的装饰品。我的确记得巴茨小姐的起居室里陈设了许多有趣且色彩缤纷的物品，但她从来不让我有机会细看。由于我身穿制服，她对我抱持疑心，只愿在厨房里与我说话。我记得起居室门口对面的墙上有一些色彩鲜艳的绘画，前门旁放了一个黄铜的炮弹壳，里面插着孔雀羽毛；走廊上还有两幅成对的剪影图像，她告诉我说那是她的祖父母。然而在１１月１５日那天，屋内已经空空如也，我想她是变卖了所有东西来买酒。
关于我们在屋里找到的那２０多只猫，我只能猜测，在我８月最后一次造访之后，她开始诱引更多流浪猫到她家，当公猫打起架时她变得惊慌失措。我觉得特别重要的是：（１）公猫的嘴巴有被黏贴过的痕迹，显示她似乎试图找出方法防止它们互咬；（２）故意挡住宠物出入口，想来是要阻止更多流浪猫进入屋内，但她为什么要把屋里的那些猫关起来则仍是个谜。公猫受虐的情形最为严重，这点令我感到不安——或许这显示巴茨小姐的病情已演变到某种与所有男人敌对的着魔地步？——我想她把猫关起来，会不会是害怕那些总是指控她忽视和虐待猫的邻居找到证据。
总之，我对于她的生命那样离去一直感到很遗憾。她不是个好相处的女人，这点我相信您也知道。然而，虽然我的造访是公事公办，但我相信她是把我当作朋友，很难过她没有想到打电话给我，我的帮助或许能改善情况。
约翰·豪勒特敬上
萨里郡里士满区莱夫顿大道３９号
约翰·豪勒特先生
白色小屋
利特尔汉普顿
近普雷斯顿
兰开夏郡
１９８３年３月２３日
豪勒特先生大鉴：
谢谢您３月７日的来信。我要告诉您，我在安妮死前两个月去过她家，当时毫无迹象显示她的环境有所恶化。我自己并不爱猫，所以没特别注意那天看到的那些猫。然而如果猫的数量超过寻常，我相信我一定会有印象。当时屋里绝对不臭。
我去造访的一个原因，是告诉她我要离开１２个月。这消息让安妮相当激动，如我意料的那样。患Tourette综合症的病人不喜欢改变，于是我陪她在起居室里坐了一个小时，谈论将暂时接手的那位同事。因此当时我有充裕的机会打量该房间以及房里的东西。我要走时，她说要送我一件临别礼物，叫我自己挑一样东西。我们花了１５分钟一一看过她拥有的那许多宝物——大部分都相当小——我可以绝对确定地说，９月８日当天那房间里到处可见各式各样的装饰品。
不幸的是，现在我很难说服警方，关于那房子九个星期后变“空”这一点，最可能的解释是她的东西被偷了。我将您的信拿给詹姆斯？德鲁里警佐看——他是当天与您一同在场的警官之一——他告诉我，除非我能找到某个在她死前一星期内看过她屋里的人，否则他的结论跟您的一样，那就是她自己变卖了财物以便买酒。这就是他最有帮助的贡献！他其余的话则不值一提，不是说我的记忆有误，就是说我在蓄意说谎以掩盖我没有善尽照顾病人职责的疏失。这两者皆非事实。我必须一再强调，我最后一次见到安妮时，她的身心情况都很良好。没有任何迹象显示她酒喝得比平常多，也绝对没有大小便失禁的现象。
在她死时，我觉得自己惟一知道得比别人多的是她的医疗记录。然而现在我明白，对于她屋里的陈设我知道得也比别人多，因为我是少数几个能够跨进她家门的人。就连牧师都得站在门外，因为她发觉到他与她的邻居互有往来。我找到一名曾在１９７７年进到她家的客厅里的社工，虽然她的描述与我的相符，但警方却认为那已是太久以前的事而没有采信。关于您所记得的“色彩鲜艳的绘画”、“孔雀羽毛”以及“剪影图像”，德鲁里警佐也以同样的理由不予考虑。您的最后一次造访是在１９７８年８月，他认为三个月的时间足以让安妮自行处置那些东西。
一个显然不想旧案重开的警察质疑我的记忆和我的专业知识这令我备受刺激（和愤怒！），这不是重点，我想麻烦您的是，可否回想一下起居室壁炉上的右边摆了什么东西。安妮给我的临别礼物原先就是放在那里，而那东西我现在仍保存着，因此如果我能向德鲁里警佐证明至少在这方面我没有“无中生有”的话，将会大有帮助。若在她少数的“朋友”当中，有人能在没有其他提示的情况下肯定地想起，将是极有价值的。
我必须告诉您我对德鲁里警佐和验尸官都极为不满，他们两人在安妮之死的调查上似乎都只是应付了事。虽然我不至于会说她是谋杀案的受害者——据我了解，她的邻居有人是这样说的——但我确实相信，是因为有人侵入她的屋子偷走她珍藏的财物，才使她陷入极端焦虑的状态。而这，有可能造成她环境的恶化和酗酒习惯，后者则将她推向了死亡。
希拉·阿诺德医生敬上
白色小屋
利特尔汉普顿
近普雷斯顿
兰开夏郡
希拉·阿诺德医生
萨里郡里士满区莱夫顿大道３９号
１９８３年３月２４日
阿诺德医生大鉴：
很遗憾，我完全记不起壁炉和摆在壁炉上的东西。不过内人提醒我，起居室里有一幅画是裱框的镶嵌画，画的是阿兹特克人的神衹——羽蛇神，又名披羽之蛇。内人是D.H.劳伦斯的书迷，显然我曾在造访葛兰姆路之后告诉过她，巴茨小姐有一幅“披羽之蛇”的精美镶嵌画。不幸，我对那幅画或那段对话都没什么印象了，但内人坚持就是“那个养猫的疯黑女人”的家里墙上挂了幅“披羽之蛇”。
相信这会有所帮助。
约翰·豪勒特敬上
希拉·阿诺德医生与里士满警察的通信
时间为１９８３
萨里郡里士满区莱夫顿大道３９号
詹姆斯·德鲁里警佐
萨里郡里士满区里士满警局
１９８３年５月２５日
德鲁里警佐大鉴：
事关萨里郡里士满区葛兰姆路３０号之安·巴茨小姐一案。
经过多次与阁下当面及电话交流，对于阁下拒绝调查安·巴茨小姐的财物可能在她于１９７８年１１月１４日死前遭窃一事，我感到越来越愤怒。在没有得到任何其他解释的情况下，我被迫得出的结论是里士满警局当年在巴茨小姐死时显然漠不关心，如今也依然如此。
阁下今天早上在电话中所说的话令人无法接受，即“任何一个像疯子安妮那么疯的人，都可能轻易在九个星期之内喝酒喝掉一大笔钱”。当年阁下自己的报告也显示，她银行账户里有４０００镑、在购房互助会有１５０００镑，因此她根本不需要像阁下宣称的那样去变卖她心爱的物品。同时我必须再次强调，Tourette综合症并非一种精神错乱的疾病，而是无法控制某些运动机能，巴茨小姐的面部扭曲和自言自语丝毫不影响她的智力。
如今我坚信，她情况的急遽恶化，必然是由于她的屋子在她死前一星期遭到洗劫。我已经对阁下重复过许多次，偷窃她的物品会让她极度焦虑，因为她对于家和个人安全有着强迫性的——因此是无法控制的——执迷；一再争论说真有入室盗窃她应该会打电话报警，根本毫无意义。所有的陌生人都会让她忧虑，包括身着制服的官方人员（参见约翰·豪勒特的信，日期为１９８３年３月７日），而如果阁下及阁下的同僚在她生前也以如今显示出的这种漠视态度对待她的话，那么她没有理由要信任你们。在这方面——信任陌生人——安的行为或可描述为非理性的，但这只是因为她的执迷是强迫性的。在其他方面她的举止都很正常。
我不太愿意说阁下的漠视已到了轻蔑的地步，尽管我的愤怒程度已足以让我相信事情便是如此。是的，安患有脑神经性疾病，是的，她是黑人，但这两项事实都不应该影响到阁下决定为她讨回迟来的公道。
当然——我在此引用阁下的话——若要追捕据称偷了她东西的人，其花费确实将远超过追回她财物能给纳税人带来的好处，但从什么时候开始正义要考虑花费了？正义本来就是，也应该就是公正无私的。然而阁下的话却显示，警方对于如何、何时及为谁执法是有所选择的。
希拉·阿诺德医生敬上
副本致：里士满警局哈撒韦督察长
内政大臣威廉·怀特劳阁下
来自A.P.哈撒韦督察长办公室
里士满都会警局
希拉·阿诺德医生
萨里郡里士满区莱夫顿大道３９号
１９８３年６月２１日
参照：APH/VJ
阿诺德医生大鉴：
事关萨里郡里士满区葛兰姆路３０号之安·巴茨小姐一案。
感谢您寄来５月２５日致德鲁里警佐信之副本，以及相关信件的影印本与电话会话的摘要记录，我已仔细读过，并就该案与德鲁里警佐进行了相当深入的讨论。尽管我能理解您所称巴茨小姐在死前曾遭窃的说法，但我也同意德鲁里警佐的看法，即调查此事并无益处。
德鲁里警佐承认１９７８年１１月的调查并未考虑到有盗窃的可能，然而他强调从未有人向他表示过巴茨小姐屋内的状况有不寻常之处。事实上正好相反。记录里有许多她邻居提出的申诉，足以证明该屋猫群为患且不断发出臭味，以及她的生活条件既不卫生又脏乱。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不认为德鲁里警佐处理此案有漠不关心或失职之处。
英格兰与威尔士地区的盗窃案，正以每年１５％的速度在增加，警方的调查往往是无功而返。各党派的政治人物如今纷纷要求制订重典及增加警方经费，以遏阻这项极为猖獗的犯罪活动。
在这样的环境中，要下令调查五年前一件可能有或可能没有发生的盗窃案，是不合情理的；据称的受害者已经不在人世，无法提供证据；她屋里的财物也没有确切的列表；成功结案的几率是零。我明白您不愿听到这种话，但我希望您能了解这个决定的理由。假如巴茨小姐的死因尚有疑虑，那么情况将有所不同，但死因判决书写得非常明确。
总之，容我向您保证，里士满警局非常严肃看待其对所有大众的职责，不受种族、肤色、宗教或是否残疾的影响。
Ａ·Ｐ·哈撒韦督察长敬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