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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无》作者：威廉·麦瑟尔[奥地利]
第一部分
“蕾娜特·歌得斯密德，17岁，中学生，身高1.68米，身材苗条，长长的金发，褐色眼睛，椭圆形脸，特征：无。服饰：灰色旅行服、白衬衣、黑鞋子，黑皮包。最后一次被人见到：今年8月17日在维也纳施维更特机场登上10点30分飞往爱丁堡的班机前。该机12点45分到达伦敦希恩罗机场。”
这是打在电传机带子上的一条消息。通知对象是国际警察组织和伦敦警察厅。
几个月来，绑架事件频频发生。有的是为了敲诈钱，用来充实自己的腰包，或用于什么政治目的；有的则是为了逼政府向非法的军事组织提供武器，他们大言不惭地宣称：要把这不完美的世界改造完善，要用冲锋枪扫出一个新世界来。不管这些暴徒、这些组织的头头把他们行动的目的描绘得多么美好，而绑架总是犯罪行为。
地方警察对蕾娜特失踪的原因一无所知。接到失踪报告后，他们把寻人启事发给了通讯社。有几家日报在地方栏内对此作了报导，最多的达15行。这是因为当时正值仲夏，欧洲大多数政府在休假，所以报纸上有时也报导一些琐事。电视新闻节目在报导了中东、爱尔兰和美国的消息后，也播放了蕾娜特的一张照片，女播音员用她柔美的嗓音把上面那段关于蕾娜特的话念了一遍，尽管这几句话实际上没有什么内容。
这一切是由一个电话引起的。打电话的是爱丁堡的芬奇先生。按事先约定，蕾娜特应于17日到达那里，可是芬奇先生等了一天，仍不见蕾娜特的踪影。他深感不安，终于抓起了电话……
这个电话打得既费时又费钱，因为芬奇先生的德语不怎么样，而歌得斯密德先生的英语也很蹩脚。
8月18日傍晚，当史雷恩路17号歌得斯密德家的电话铃声响起来时，歌得斯密德夫妇的心情很好，他们正在商量怎么度过下周的假期。歌得斯密德先生拿起了话筒。
“我是歌得斯密德。”他语调亲切。
“我是芬奇。”声音来自遥远的地方，用的是德语。
“哦，芬奇先生，一切顺利吗？”歌得斯密德也学着用英语讲话。
英语：“蕾娜特在哪里？她什么时候来？”
德语：“我不明白。”
“蕾娜特什么时候来？”芬奇只得用德语重复一遍。
对话暂停。歌得斯密德听见电话计时钟嘀嗒嘀嗒的声音，他的心跳加剧了。他清了清嗓子。
“怎么了？她不在您那里？蕾娜特坐的飞机是昨天上午10点30分起飞的。”歌得斯密德担忧地回答。
“我们到机场去了三次。蕾娜特没来。”芬奇德语中夹着英语单词。
没来，没来，歌得斯密德在放电话机的小桌旁坐了下来。
“可是这太怪了，这不可能，我们送她去的机场。她会在。伦敦坐错飞机吗？”
“我想不会，这事实上不太可能。”
“我们怎么办呢？芬奇先生。”
“您就像我一样，赶快报警。”
“报警？”歌得斯密德惊恐地叫喊起来，他看了看老伴，她正害怕地注视着他，蹑手蹑脚，屏息静气地走过来。
“对任何情况都要有准备，歌得斯密德先生，谁知道是怎么回事呢？”
问题，回答，反问，回答，就这么翻来覆去了一会儿，歌得斯密德越来越慌乱，越听越糊涂，拿着话筒的手在颤抖，脸和脖子都潮湿了。
“我这就去警察局，”他垂头丧气地轻声说，“我会打电话把情况告诉您的。”
“好的。我很抱歉。再见！”
“谢谢您，芬奇先生——可是，如果您探知她的下落，请及时通知我。”
“那还用说，您不必担心。”
挂上电话，歌得斯密德先生就到警察局报告去了。警察详细询问了蕾娜特此行的目的，有没有自杀的迹象，有没有参加背景朦胧的团体、极左组织、法西斯联盟等等。对这一切问题的回答都是否定的。他了解他疼爱的蕾娜特，她是个好学生，用功、刻苦，所以父母允许她今年到英国去，边当保姆边进修英语。她英语很好，好极了，全班第一。
歌得斯密德先生没精打采地回到史雷思路他的家里，走进厨房，在老伴身旁坐了下来。他的老伴正含着眼泪冲洗餐具，然后机械地把盘子收起来。
“我们怎么办？”歌得斯密德先生问。
歌得斯密德夫人摇摇头，用满是肥皂沫的手捂住了脸。
“我们省吃俭用，为了让她这次能够旅行。”他继续说，“结果呢？哦，上帝！我们该怎么办？”
“要是出了什么事，那就是我们的罪过。”她说。
“不会的。哪会出什么事啊。瞧着吧，这不过是一场误会。一切将烟消云散。”他明白他不能垂头丧气，在她面前沉不住气只会把事情弄得更糟。
“既然这是误会，那你为什么上警察局去？”
“芬奇先生说；还是保险一点好，各种可能性都要试试，也许这样会更快地在一个青年旅合或者旅馆里找到她。或许她跟芬奇先生当面错过后，暂时住在哪里。”他在撒谎。
“我不相信！”她说。
“那么又会怎样呢？”他喊起来，跑进了起居室。
他抬头看着墙上的钟，钟上的秒针，时间在滴嘀嗒嗒中过去，他却一筹莫展。他刚才强装的镇静消失了，心中突然充满恐惧。房子里显得又静又空，每次蕾娜特不在家都是这样。可是这次的寂静与以往不同，它来自他的内心，使他额头发潮。他必须迫使自己在老伴面前不流露那紧紧攫着他的惊恐。
为了找点事干，他给旅馆打了个电话，退掉了他们老夫妇俩预订的带淋浴和早晚两餐的双人房间，他们不能到那安静而又阳光充沛的地方去度假了。他很清楚，在几个小时以至几天内，他必须守在电话机旁，随时准备回答问题，协助找人。但他不知道他能给予什么协助。
歌得斯密德夫人把晚饭端到了桌上。由于天气又问又热，他们吃的是牛肉色拉冷盘加土豆，还有牛油和酸奶。
他们坐在餐桌前，谁都没有胃口，把盘子推过去，转过来，毫无兴趣地用刀叉捅着戳着，谁也不敢看觑对方的眼睛。
当门铃响起来时，两个人都跳了起来，瞪大了眼睛，又高兴又惊慌。也许是什么人带来了蕾娜特的消息，有关她活着的消息。
来人是个警官。他还想问一些问题，想知道其他一些细节；箱子里装着什么，小手提包里有什么东西，歌得斯密德夫人是否还记得蕾娜特带着什么内衣，等等。这个警官说，这些东西经常对找人有用。他们把警官领进屋里饭桌旁。
他们把所有的盘子都推到警官面前，硬要他吃一点，喝一点。假如他能吃能喝，就是个好迹象，蕾娜特的处境就不会太坏，要不然一个在警察局工作的人哪能心安理得地又是吃又是喝呢？警官无拘束的吃喝，使他们有了信心，话也多起来了，他们说着蕾娜特的事，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也不管有用没用。他们高兴地看到警官在做笔记，把他们说的事记了下来，完了他又要了一张蕾娜特的照片。他在他们家整整呆了一个钟头。可是他一走，一切又都恢复了原状。
他们沉默着，下意识地做着种种毫无意义的事情，只有一件事不做：睡觉。他们害怕，害怕做梦，害怕自己失去了控制的想象力。
他们看了电视里的晚间新闻，没有与他们有关的消息，可是屏幕上展现在他们跟前的世界各地发生的种种不愉快的事，对他们的触动要比以往强烈。
歌得斯密德夫人把床铺好，把睡衣放好，这也是一种故作镇静的行动，放牙刷也是如此，慢慢的，一切动作都慢极了，然后是睡前的吻，把枕头放好，他俩心里都清楚，可都不吭声，心里却使劲琢磨会发生的事的几种可能性，弄得额头都痛了，还是想不出个所以然来。他们睁大了眼睛躺在黑暗的屋里，期待着，凝视着屋顶，热泪盈眶，但是谁也不抽噎，怕影响身边另一个人的情绪。他们都装出有点信心的样子，尽管无法具体描述，表达，但毕竟不是没有。比如那个警官和蔼可亲，没有带来任何悲剧性的迹象，他的举止说明了这一点。他不把形势看得太严重，当然也没有完全排除危险的可能性。如果不是这样，那他怎么会呆一个钟头才走呢？
他们毫无睡意地躺在小房子里。这座房子有三间正房、一个厨房和一些小房间，这是他们辛苦了一辈子攒钱盖起来的，为的是有朝一日能留给他们的蕾娜特。他们的蕾娜特在哪里呢？她遇到了什么麻烦事？是谁把她从她父母的生活中夺走的？他们在电视里、报纸上、广播里听到过许多诸如此类的事，但是没有真正重视过，是谁把这道该死的门在他们的眼前推开的？这些人脑袋上难道没长眼睛4当电视屏幕上出现非洲挨饿的人群、越南被射死的小残废、世界各个战场上的死亡者时，他们的心在暗暗地颤抖……
他们躺在床上，脑袋都快裂了。他们做错了什么事？是不是有什么事没有及时去做？他们不知道。他们是正直的人，勤劳、谨慎；他们的生活是在安分守己的轨道上前进的。
他们得出的结论是：生活对他们太不公正了。他们没有想到，同样的不公正，更大的不公正每天降临在成千上万人的头上。
从维也纳起飞的一架卡拉维尔和从尼札起飞的一架波音727，起飞时间只相差几分钟，目的地都是伦敦希思罗机场。天气很好。卡拉维尔座无虚席。劳累了一年的人们离开这座炎热的城市去休憩，商人们越过海峡去争取新的合同，大学生们去度暑假，借此机会寻求接触、友谊和夏季的职业，要不然（如果他们有钱的话）就是去探险寻奇。这是为期两个月的民族迁徙时期，学语言的学生集体包机旅行时期，还有交换服务的姑娘们。在大陆和不列颠岛之间，飞机成天满载着这些人飞来飞去；这段时间里，乘客中女性占多数。根据统计数字，其中一大半是17岁到24岁的女大学生。
蕾娜特·歌得斯密德坐在窗前，这是她第一次坐飞机。她有点慌，僵直地靠在椅背上，还担心地想着她的箱子会不会安全到达爱丁堡。她想着玛丽·芬奇和查理·芬奇，她只见过他们的照片。这同样使她不安。靠一张照片去辨认不认识的人可不那么容易。近在咫尺的引擎噪声，机体的震颤和喷气的呼啸声使她感到不舒服，可是其他乘客泰然的样子又叫她安下心来。她试着辨认站在看台上的父母，但那里有那么多五彩缤纷的小点，太乱了。她觉得座位太挤了，她的手提行李挡住了她的腿，膝盖上放着雨衣也够累赘的。一位态度和善的空中小姐帮她把雨衣放在行李架上，递给她一块糖，还向她点点头以示慰藉。字幕上的灯光亮了；请勿抽烟！系好安全带！蕾娜特照邻座的样子做。扣安全带扣子的金属声响起在这整个又细又长的房间里。飞机传动装置鼓足劲嚎叫起来，制动闸放开了，卡拉维尔飞机向跑道驰去。蕾娜特感到自已被椅背给吸住了，她闭上眼睛，心脏剧烈跳动，当她感到被抛上了天空时，手指紧紧掐住座椅的扶手。
什么可怕的事也没有发生，慢慢地，她睁开眼睛，迟疑地向窗外茫茫的瓦蓝色天空看去。她看见一道倾斜的地平线，在卡拉维尔向左拐了个大曲线后，“地平线变成水平的了。她壮起胆子往深处看，她吃惊了。群山成了小丘，宽阔的公路成了细线，大片的农田和野地成了棋盘。这真是奇迹；她居然飞上了天空。
从尼札起飞的波音727在3.3万英尺的高空甩出一条凝结尾迹。舱外温度是摄氏45度。二等舱里坐满了人；头等舱里空着四个座位。其中一个位置是以罗莲·德·弗雷斯卡的名字订下的，可是机场服务处在广播中叫了三遍也不见这位年轻女士出现在入口处。
服务处工作人员关上了门。他问身边的机场小姐：“你知道弗雷斯卡一家吗？”
“不知道。”
“连他们都不知道？他们可是知名人士啊。”
“是政治家吗？”
“也可以算。但更重要的是，那老头儿是经济界的大家伙，只要他高兴，就可以让货币坚挺或者疲软。”
“你怎么会知道这家人的？”
“前天我在电视里看见了他们全家。那是为他家女儿举办的生日酒会。这些上层人物全被金子和宝石的光泽给裹住了，弗雷斯卡夫人戴着一顶像古代希巴王国皇后戴的那种头饰，在强烈的灯光下一闪一闪的，亲爱的，就这么一小块地方集中了多少钱啊。”
“对这种人来说浪费掉一张飞机票完全是小意思。”
“没那么回事。弗雷斯卡会把钱收回的，我敢打赌。这种人总有办法，因为谁也不敢惹他们不高兴。”
“无赖！”
“这可是你说的。”
“他们的女儿怎么样？”
“你说她会怎么样？可以挥金如土的人，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真是个可怜虫。”
“为什么？”
“你想她会找到一个胸怀坦荡的男人吗？一个她真心喜爱的，对她的钱财不存觊觎之心的人？”
“她要结婚的话，想的也只会是钱财。”
“每个女人都需要一个真正爱她的男人。要那么多钱有什么用？到头来她只能算是高价卖出的商品。”
“你的同情心使我万分感动。”机场工作人员讥讽地说。
“算了吧，你明明知道我的意思。”
“那个小东西也许还在醉醺醺地把生日酒会上喝的白兰地吐出来，而你却在为她担心。你还不如关心关心我，陪我吃饭去。”
“如果你认为看我吃饭的样子会带来乐趣，那我奉陪好了。不过我可要警告你，我今天胃口好极了。”
这段对话结束一小时后，波音727降低了高度，进入了伦敦近郊。又过了几分钟。它便处于伦敦控制范围内了，几分钟前，从维也纳来的卡拉维尔已越过伦敦微波全向无线电信标，向右侧转弯，对准了中心线。没一会儿就在机场大楼前滑行了。
在伦敦希思罗机场过境旅客的出口处，有两个年轻的男人已经站了足有四十分钟，他们仔细观察着所有过境旅客，老是担心是不是来迟了，有没有错过他们所等待的人。
当机场女播音员报告来自尼札的波音727降落的消息时，这两个男人赶紧挤到离出口处更近的地方。一个从口袋里掏出从报上剪下来的一片又读了一遍，这片报纸看来他不知道读了多少遍了，纸又软又脏，皱皱巴巴的：
“德·弗雷斯卡先生和夫人于8月15日举办酒会，庆祝他们的女儿罗莲小姐25岁生日。罗莲将于8月17日离开尼札，乘飞机前往爱丁堡参加艺术节。据悉，罗莲小姐前往爱丁堡不仅由于艺术节，她还将怀着很大的兴趣观摩高尔夫球世界锦标赛。弗雷斯卡家的朋友们认为，也许有一段罗曼史正在进行。”
另一个男人手里拿着罗莲小姐的一张照片。罗莲长着暗金色的长发，深棕色的眼睛，照片上她微笑着，半启朱唇，露出整齐美丽的牙齿。这张照片对罗莲的形象作了什么美化，这两个男人都不知道，因为他们好像只是在画报上见过罗莲，对她真的长相一无所知。
当第一批过境旅客向出口处涌来时，两个男人中年轻一些的那个把剪报塞进裤袋，仔细地察看匆匆走出来的人们。许多旅客手里拿着护照，目标明确地向检查处走去；也有些人犹豫着，问问人，拿不定主意该朝哪里走，只好与下一架飞机上下来的人流卷在了一起。队越排越长，不过护照验查得很快，只有那些交出入境卡的人稍微耽误一点时间。这两个男人需要留意的正是这些人，但也不必一个一个地观察，首先男的可以排除在外，超过一定年龄的女人也不在注意之列。
那个年龄稍大些的男人突然把罗莲·德·弗雷斯卡的照片塞在年轻同伴的手中。若仔细观察这张照片，可发现明显的修改痕迹，要凭这张照片认出本人来，应该在画面上作一些补充。照片上的脸毫无皱纹，既不愉快也不悲伤，既不惹人喜欢也不惹人讨厌，看上去活像橱窗里模特儿的脸，虽然化妆得十分巧妙，但呆板而无生命力。这张脸与成千上万年轻姑娘的脸有相似之处，区别顶多在一个酒窝、一条皱纹、一道额前卷发，或者嘴的一个动作。
这两个男人等待的人来了，一定是她。年轻些的偷偷瞥了一眼照片，他向同伴转过身去，但是那同伴却看着别处，让他作出抉择；他决定了。他更仔细地观察着她。苗条的身材，苍白的脸，大大的棕色眼睛流出惊异的光泽，暗金色的长发微微闪亮，嘴唇闭着。他觉得她自命不凡又很疲倦。他看见她交出入境卡，交验了夹在红色皮革套子里的护照，然后从他身边走了过去。朴素的穿着使他有点疑惑，但他认为这是故意迎合英国人的眼光。他跟了上去。她迟疑不决地走着，更换了几次方向，环顾四周，完了向问讯处走去。他挨到她身旁，可是飞机起飞和降落的噪音和广播中的通知把她的声音盖住了，他只听见坐在问讯处里面那个男人的回答，那人还用手指指着一个方向。
“23号门，起飞时间14点45分。”
这意味着爱丁堡方向，他们跟对了。
“她飞往爱丁堡，约翰。”年轻一些的说，“我敢断定就是她。”
“我也这么认为。”约翰回答说，“告诉贝特西，我们找到她了。快点，克里斯，我看着她。”
克里斯朵夫走开了，他找到了一个长途电话亭，掏出几枚硬币拿在手里。拨完数字，他用手指在电话亭玻璃上敲着。他的头转来转去，想看看那位姑娘和约翰在哪里。听筒里响起咔嗒一声，克里斯朵夫注视着键盘。他听见了他所期待的声音。
“四号在说话。”
“喂！贝特西，看来事情很顺利。”克里斯朵夫说。
“你应该养成不称我名字的习惯。”
“别激动，货物要几个小时后才起飞。”
“不管怎么说，你应该养成习惯，否则总有一天你会在你的舌头上跌跤的。那孩子来了吗？”
“是的。她将于14点45分继续飞行。”
“她一个人吗？”
“是的。”
“你敢肯定是她吗？”
“完全肯定。”
“你有没有查看一下旅客名单？”
“现在可是你犯个了错误——四号。”
“你那平平常常的脸谁也记不住的。”
“可是人们会说，有一个人来过，打听过消息，是个年轻人，长得这样那样……”
“别扯那么多。我们怎么辨认她？”
“我将紧挨着她。”
“好的。——你没有搞错什么吗？”
“什么错？”
“也就是说，万一不是她呢？”
“她是的。约翰也这么认为。她跟照片上完全一模一样。只是……她好像在玩什么新花招。”
“什么花招？”
“她打扮得十分朴素，一本正经。”
“这是她成熟的年龄造成的；”
“你妒嫉她吗？”
“别瞎扯了。不要忘了，不可感情用事，感情该用在其他场合。”
“我该结束了，通话时间快到头了。”
“你知道有没有人接她？”
“在这里只有她一个人，她没有碰到别人。”
“奇怪。”
“为什么奇怪？”
“我是说，我们没有想到过，她有跟一帮花花公子一起出现的可能性。”
“她没有……就是那样也无所谓。你的计划是万无一失的。”
“就谈到这里吧，我得找找别人，把这事准备停当。祝你顺利。三号。”
“再见，四号。”
克里斯朵夫离开电话亭后，买了一张报纸，慢腾腾地向23号门走去。时间还充裕，不会有什么波折的。他打开报纸，装做埋头在报纸里。有时他越过报纸的边缘，偷看一眼他跟踪的对象。
约翰就坐在附近，他在玩拼词游戏。过了一会儿，他站了起来，在一个个口袋里佯装没找到打火机，便向克里斯朵夫走去。
“您能借个火吗？”
“可以。”克里斯朵夫说着俯身向前，划着一根火柴，给约翰点烟。
“我们不坐在一起。”约翰在吐烟时轻声说。
“不用谢。”克里斯朵夫大声说着又靠回了椅背上。
约翰走开了。他走走停停，看看书报亭里画报的封面，最后在旅客人流中消失了。他穿过拥挤的餐厅，走到另一边通向若干入口处的走廊里。他沿着一个宽大的楼梯走下去，向左拐入邮局，走进一个电话亭，拨动了键盘。一个女人的声音响起了。
“喂，”
“我是约翰。”
“谢天谢地，你总算来电话了。我一直在等。”
“我这不打来了吗，宝贝？”
“会顺利吗？”
“没问题。”
“她看上去怎么个模样？”
“很好——十分标准。”
“个子多高？”
“像你一样高。还有：要是你的头发也这么长，她可以当你的妹妹了。”
那个女人笑了。
“约翰，这真是个厚颜无耻的好运，对吗？”
“克里斯朵夫手里拿着照片不难找到这个姑娘，这个罗莲。”
“你们一起来吗？”
“是的……我是说，坐同一架飞机。但我们装得互相不认识。”
“马上又能跟你见面了，我真高兴。”
“我也很高兴。”
约翰绕着道又回到了入口处。他离开克里斯朵夫和那位姑娘相当一段距离。克里斯朵夫始终在监视着这位姑娘。
广播里一响起招呼前往爱丁堡的旅客的通知，约翰手里拿着机票就往入口处走。这时，被称为四号的贝特西正抓起电话话筒，给她们一伙人中的另一个人打电话。
“计划在进行。”她说，“一号、二号照计划行动。”
“好的，”电话线那端说，“我通知二号。”
贝特西挂上电话。走到镜子前面。她仔细地观察着自己。她脱下外衣，凑到镜子近处，用酒精把脸擦干净，把眼皮上的妆擦去，梳了一下她的短发，用口红画出一个宽大的上唇。然后，她穿上机场小姐的制服，把一个手提箱收拾好，从柜子里拿出一个衣帽盒放进手提箱，把护照和驾驶证、汽车证放进手提包，把所有东西都放在门口。然后，她放下百页窗，关上房间里所有的门，回到梳妆台前，拉开最下面的抽屉，取出放在杂志和时装画报下面的皮夹子，抽出一本护照。她打开护照上贴照片的那页，又转过脸来对着镜子。她看看照片，又看看镜子中自己的形象。慰然笑了。她觉得照片上这个人与她没有相似之处，首先，这里面是个长着长头发的姑娘。她把这本护照塞进手提箱，离开了她的住宅。
她穿过一个开满杜鹃花的花园，来到一条小街旁。街上一个人都没有。一辆小汽车停在灌木丛中间，她拨开灌木，钻进了汽车，把行李扔在后座上，戴上墨镜，发动了汽车。汽车驰过几条安静的小街，在一个十字路口沿着主行道拐弯，到了前往爱丁堡的公路上。她的制服帽搁在旁边座位上。
山笛和马科斯一起给一大堆信封贴邮票，完了把现成的信一个个塞进去。一封信寄给德·弗雷斯卡夫人，大多数信都是寄给国内外著名报刊编辑部的。
“我真不明白贝特西干嘛那么匆忙。鱼还没有上钩，乞讨函就寄出去了。”山笛说。
马科斯笑了起来。
“乞讨函！你是挖苦呢还是表达理想？”
“我总是把坏事看得比它们本身好，可从不把好事看得像它们本身那么妙。”山笛回答说。
“我很羡慕你的性格。但是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假如克里斯朵夫和约翰搞错了呢？”马科斯问。
“我们等抓到了那条小鱼儿才把信发出去。再说那小家伙有护照。”山笛说。
“她总不见得那么傻，把护照挂在脖子上。我们把她抓住，检查她的护照，如果错了，就说：对不起，小姐，这是个误会。这不是太荒唐了吗？”马科斯继续阐述。
“这当然啰，可是……”
山笛停了下来，吹了声口哨，把最后一个信封搁在一边。
“那时她已经通过护照验查处了！”他说。
“就是嘛，”马科斯说，“所以我们要在她进机场楼之前就恭候她。”
“贝特西的神经一定是坚强得像钢索。”
“她的神经可不行。”
“行李怎么办？”
“让那小东西放弃跟我们过奢华生活的指望吧。”
“但是这些行李将会证明她是在这里失踪的。”
“我们不得不冒这个险。不过谁又能证明这一点呢？在国内航线飞行中从来就不立旅客名单。”
马科斯看了看表。
“我们十分钟后出发。你准备好了吗？”
“好了。”山笛回答，“我们要带上这玩意儿吗？”
“就照约定的办。”马科斯做了个鬼脸，“我知道你不喜欢这种东西，别那么婆婆妈妈的。”
他们把信件塞进一个公文包里，每个人从抽屉里拿出一支黑色的小口径手枪揣进上衣口袋。然后关上窗，拉好窗帘，拧紧厨房里和洗澡间的煤气总开关和煤气暖气开关，关上水龙头，然后把两个大箱子、两个麻袋拽到后院。一辆汽车停在那里。他们把行李放进后备箱，马科斯把公文包扔在后座上。
“这车真漂亮，”山笛说。
“赶上大减价了。”马科斯做着怪脸说，“我还是打算换一辆，什么时候都行。要不然就再碰一次大减价。”
他们看了看仪表板上的钟，静静地挨着坐上。山笛点了点头，马科斯发动了车。从现在开始，一切必须准确无误地照计划进行。事关重大，不仅是对他们来说，而且关系到许多人。他们决定采取一系列行动来帮助千百万人，这只有在第一着胜利的情况下才可能成功。万“一失手，他们轻则失去自由，重则失去生命。
从现在起他们必须忘却自己的名字，他们成了代号，将不顾一切、藐视法律，只顺从于一种新的、只有他们承认的法。
他们默默地驶过街道，上了通往机场的公路。飞机修理棚旁是教练机场的一个个飞机库。他们的车向那里驶去，通过升起着的横木，停在看门人面前。马科斯出示了证件，然后向停在机场上的一些教练机那儿驰去，在一架斯高特型直升飞机旁停了车。他们下了车，把行李从车里转移到飞机里。山笛留下来作起飞前的准备工作，马科斯驱车驶向机场大楼。
马科斯把车停在贝特西的车子后面。他拿上公文包，没有锁车门，进入了接客大厅。他看见了贝特西，她手中捏着折起的机场小姐帽，身上披着一件雨衣，站在旅客进来的门口。他凑到她身后；没有人会注意他们，因为厅里人很多。
“从哪扇门出来？”马科斯轻声问。
“右边那扇通过行李的门。”贝特西轻轻回答。
“你能行吗？”
“我试过几次了。”
“飞机到了。”马科斯说。
“拿着我的雨衣。”贝特西说。
马科斯接过贝特西的雨衣，只见她很快地、毫不引人注意地戴上了帽子，穿过门走到了机场上。没有人看她，大家都在看着越滑越近的飞机，停机示意员把飞机引到停机坪，引擎关了，尾部的楼梯慢慢落下来。第一批旅客出来了。
在从伦敦到爱丁堡的飞机上，蕾娜特心情舒畅。那卡拉维尔既没有爆炸，也没有掉进海里或者撞毁。她现在轻松舒展地坐在座椅上，被下面的景色深深吸引住了。她试着形容在空中摇晃的感觉，把这感觉固定下来，以便在给家里的信中描绘一番。云的形状——塔、山、城堡；湖海——灰色的，发蓝的白色，像冰一样移动，又像棉花一样一团一团，圆圆滚滚，真令她激动不已。一旦有空隙可以看见地面，她惊讶地看到绿色山丘的带子、闪光的河流，以各种不同的黄色调为分界的田野，城市和村庄像玩具积木；有时她靠在椅背上，眼睛闭上几秒钟，她想：我不是在做梦吧？世界是多么美啊！
三叉戟把她带到了离地面1000米的高空，蕾娜特感到，好像下面是个巨大的球从北向南转着；在远方，在烟雾茫茫的东方有一小块土地，那里立着她父母的房子——而她在向北方疾驰。下面河畔立着人们的住宅，飞机从许多人上空掠过。有的人也许会抬头看看空中这道银色的箭头，所有这些人都有他们的喜怒哀乐；这一点她至今没有认真地想到过，如今从这风驰的飞机上往下俯瞰，她发现人们的种种忧愁——也包括她在内——都是那么微不足道，她心中对这些人产生了一种新的、从未感受过的亲切感。她感谢这次空中旅行为她打开了新的视野，带来了新的体验。
眼前的图像突然换了，不仅在她眼前，而且在她心中：她看见了学校，她还将在其中度过一年，那些台阶、休息厅、许多吵吵嚷嚷的孩子，推来撞去，东奔西跑，一群普普通通、没有思想、激动兴奋的人。她看见高校长室不远处电钟旁边白底黑字的匾额，这她至少读过几百遍，甚至也懂了，但并没有真正体会到其含意，现在她才感到那两行字的意义竟是如此之深：“切勿共憎，但须同爱。”
灯光字幕亮了：请勿吸烟！系好安全带！喇叭里传出的声音告诉大家，飞机将准时到达爱丁堡。蕾娜特暂时将她的感觉搁置脑后。她转过头去看四周，不引人注目地观察周围的旅客：闲聊个没完的大学生们、旅游者和商人。他们不是在读报，就是在把喝完的威士忌杯子塞在走来走去的空中小姐手里。
她感到格外舒服的是，没有一个人注意她，没有一个人试着同她说话。倒是在故乡的有轨电车上常有人主动与她搭话；飞机里没有一个人特别关心她的存在。也许只有一个例外，但也完全是偶然的。有两次她的目光与同排的一个年轻男人的目光碰在一起，这两次都在她偶然向对面的窗口看去的时候。那男人之所以引起她的注意，是因为他留着滑稽的莫利兹发型，长着一张大马脸，毛衣袖子太短，不足以掩盖他长长的胳膊。其他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三叉戟降落时抖动起来，耳膜疼得厉害，飞机传动装置的尖叫声仿佛来自遥远的地方。蕾娜特又默念了一遍见面时的应酬话，要说得正确，英语化，因为第一印象往往是关键性的。有一阵子她也曾担心过她的行李，但是当三叉戟飞机在跑道上疾驰时，注意力就转移到飞机的降落上了。
飞机到了滑行道上，轻轻地颤动，制动使旅客们的身子贴到了安全带上。飞机停了下来，传动装置声音消逝了。这时蕾娜特犹豫起来，可是下机的旅客却像潮流般地卷着她向前走。她对安全到达目的地感到高兴，又对飞行的结束感到遗憾。耳边响起空中小姐的问候，她依恋地瞥了机舱一眼，便走下了楼梯，缓缓跟着其他旅客，环顾着，望着机场大楼，这里的看台上也站满了人。——她到达了爱丁堡。
旁边有个人碰了她一下。
“对不起。”是那马脸年轻人用法语向她说。
蕾娜特感到惊奇，她用英语回答：“没关系。”
机场的噪声、看台上的叫喊声使她头昏脑胀，耳朵里还在嗡嗡叫着，她木然地朝着大楼走去。
一个机场小姐走到她面前，仔细打量着她。
“小姐，是不是有人来接您？”她问。
“我听不见。这噪音，还有我的耳朵。”蕾娜特答道。
“您会说英语吗？”
“是的，我会。”
“有人来接您吗？”
“是的，芬奇先生和夫人。”
“跟我来好吗？我们走一条近路。”机场小姐说。
她跟着机场小姐穿过一道边门出了机场。一个男人接过她的大衣，把她领到一辆汽车旁，让她坐在前座。使她奇怪的是，机场小姐也上了车。可是她没有多想，望着机场前面喧喧嚷嚷的热闹场面，心满意足地轻舒了一口气。
“我的行李怎么办？”蕾娜特突然发问。
“待会儿再说。”坐在她后面的机场小姐简洁地回答。
然后她听见跑步声，后面车门被人拽开，又上来了两个人。几乎与此同时，汽车快速向前驰去。蕾娜特偶然看了一眼反光镜。这时她感到嘴巴和鼻子前有种又湿又甜的东西，舌头好像变粗了，眼皮合上了。可是她还是睁开眼睛看了一眼反光镜。她吃惊地看到那张马脸，突然感到自己似乎在向一个黑沉沉的深渊坠落，轻飘飘的，就像一根羽毛。
“她过去了吗？”约翰问。他左手把窗摇下来，右手搂着贝特西。
贝特西俯到前座上，轻轻拍了拍蕾娜特的面颊，翻开她的眼皮。
“过去了，”她说着转向马科斯，“你把信发出了吗？”
“发了。……得布置一下，让这小东西在过检查口的时候看上去像睡着了……或者像喝醉了。”马科斯说。
“把她的手提包给我。她的护照一定在里边。快，动手啊，我们快到检查口了。”贝特西紧张地说。
马科斯把手提包送给她。贝特西翻了翻，什么都没有。
“这里没有。”她说。
她搜蕾娜特的身，掏她上装口袋，可是除了纸巾，一无所获。
“这也太奇怪了，”贝特西说，“护照总该在身边啊。”
“别是叫她给吃了。”马科斯问声闷气地说。
“别吵，”克里斯朵夫压低嗓门说，“已经到检查口了。”
他们来到了横木前。马科斯把身份证递出去。守门人表示感谢。汽车在滑行道上驰向他们的直升飞机，开到背朝机场大楼的那面停下，他们纷纷跳下了汽车。
山笛在几分钟前已经向指挥塔申请起飞，指挥塔批准了他。他报的是他作为飞行员另带五个人，报了飞行目的地，指挥塔还跟他说了一些天气情况。
“你们快点！”山笛在座舱上叫喊，“我们如果不马上起飞，要再过一个小时才能被批准下一次的起飞。”
“汽车怎么办？”马科斯叫着。
“开到那些机棚后面去！”
克里斯朵夫和约翰把蕾娜特拽出汽车，把她像个洋娃娃一样塞进了直升飞机。贝特西拿上了那个手提包。马科斯倒着车七拐八弯开到机棚后面。山笛开始发动机器。螺旋桨扇起尘土。山笛又向指挥塔报告了一次起飞要求。马科斯弯着腰跑过来，爬上楼梯，裤子和头发被风刮得一个劲地飘扬。他钻进了飞机，带上机门。山笛一反常规，以向后上方的笔直曲线使直升飞机离开了地面。
“还算不错。”山笛说。
“照这么下去，下星期就能大功告成……”马科斯说。
“你把这小东西的大衣弄哪儿去了？”贝特西打断了他。
马科斯瞪大了眼睛，看上去像是晕机了。
“在后备箱里。”他喘着粗气说。
“笨蛋！你真是个地地道道的笨蛋！”贝特西说。
山笛驾着飞机越升越高，然后确定了一下方向，直升飞机便载着他们飞往遥远的北方。
早晨出版的各家报纸都以醒目的大标题报导了罗莲·德·弗雷斯卡失踪的故事。这是8月19日。同样内容的信件几乎是同时到达各个编辑部的。各家通讯社以昂贵的价钱抛售这个颇有油水的消息，这无疑是一流新闻，一则能大大提高报纸销售量的头版头条新闻，几乎没有一家报纸愿意先去验证一下这条消息确实与否，关键要赶在一大早给读者们提供早餐时谈话的材料，从而伴随他们这一天的生活。女人们在乳制品商店谈论此事。男人们午间在食堂里发表议论；他们震惊、愤怒，极力主张对暴徒施以死刑。主张警察应坚决果断地采取行动，主张实行严厉的教育手段，因为一旦学校和家长教育无方，孩子们就会变野，长大后后果不堪设想。
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人真的激动不已。人们只是力图表现得正直、义愤填膺。关键是，报上登载的一切发生在遥远的地方，反正没有发生在这儿，在这个城市里，这条街上，这幢房子里，谢天谢地，没有在自己家里。
右翼保守报纸《商报》在发表这封信的内容前召开了一次紧急编委会议。信是主编在他的办公桌上读到的。不管怎么说，劫人事件对于一家经济报刊来说也是第一版的重大消息。
“先生们，”主编对他的同事们说，“如果这个消息属实，那么它可能会引起连锁反应，甚至波及经济领域，并在外交上造成麻烦。您，布吕克尔先生，跟弗雷斯卡家通个电话。验证一下，他们的女儿是否在尼札，是否真的到爱丁堡去了，等等。谁知道是不是有人在跟我们开天大的玩笑。”
“通讯社已经通过电传发出了这条消息。”布吕克尔说。
“得了得了。我们发表的东西就得验证，我们是一家严肃的报纸。您还是马上去打电话吧。我们不能拾别人的牙慧。正相反，还要加上这么一句话：与弗雷斯卡先生通话后我们得以……诸如此类。快去吧，布吕克尔，闪电式通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