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4 页

想来想去，关键人物就是那个开宝马车的华人，他半路杀出，把本来只是为了解释清楚的一场会面变成了“绑架未遂”，继而又像好莱坞电影里的镜头一样，带着关键人物绝尘而去——他把李新生带到了哪里？他又是谁？

National Security.

这是当初那个神秘人物说出的两个英文词，直接翻译出来就是：国家安全。正是这两个词让办案人员不知所措，眼睁睁看着他们开车离去。刘副书记可以理解部下的迟疑，因为这两个词最常表达的就是中国的国家安全部。加上开车的又是中国人，自己的部下自然向这方面联想，然而，国家安全部为什么要介入李新生的案子？既然介入，为什么在自己正式发文询问情况时又推得干干净净？当然她也两次亲自打电话问过国家安全部副部长周玉书——周伯伯总不会骗她吧？

虽然她始终找不到国家安全部介入这个案子的理由和证据，但当他看到网上那些文章越来越频繁地涉及到国家安全，而且好像说得有凭有据的时候，她犹豫了。她的思绪始终陷入网络文章中那刺眼的“叛逃”、“出卖国家机密以换取政治避难”、“潜伏的间谍”字眼词里而无法自拔。

说个自私和不讲原则的话，事到如今，她倒希望国家安全部来横插一脚，也好缓解她的压力，也就是说，当事情进一步恶化时，国家安全部也别想脱掉干系，要受批评大家都彼此彼此。想到这里，她就对国家安全部拒不承认自己的特工绑架了李新生一事感到气愤。

气愤归气愤，左思右想之下，她还是让自己冷静了。她再次看了遍眼前这张互联网上新出现的帖子，突然脸色极度难看，她颤巍巍地站起来，按响了桌子上的叫人按钮。秘书进来后，她吩咐她立即通知上次出国办案的两位同志赶过来。秘书为难地看了看手表，已经晚上十点多钟了。不过，她有什么办法，这个刘副书记就这个时间观。

刘副书记突然想到，那个神秘人说出的“国家安全”也可能是美国不久前成立的国家安全部。美国有个国家安全局，但那主要是处理技术情报相关的情报局，这也就是他们都没有把国家安全联想到美国的这个单位。但美国为了统筹自己的十几个情报部门，最近成立了国家安全部，其简单称呼不正好也是“国家安全”吗——

如果那个绑架李新生的华人是美国国家安全部的，那就真是糟糕透顶了。虽然一个省级宣传部的副部长所知的国家机密有限，然而，却很可能被海外反动势力用作反华工具——而更糟糕的是，这个人是因为自己手下办案出错造成的出逃！

上次出差美国的两个办案人员半个小时后就赶了过来，刘副书记把自己的怀疑说出来，两人也都紧张得什么似的。虽然提出了一些反对意见，但到最后，他们也认为刘副书记的推测是对的。然后三人都沉默了，如果李新生真像互联网上透露的，他是因为被逼得太紧走投无路，最终选择出逃，最后在差一点被绑架的情况下，投靠了美国的情报机关，那么，这次由于办案失误引起的事件就真的闹大了。

怎么办？刘副书记在房间里踱着步，焦急万分。二十分钟后等她停下来时，她问，你们两位还记得那个开宝马车的人的长相吗？

两人都点点头，其中一个说，记得很清楚，死都忘不了那个坏了我们好事的家伙。

刘副书记松了口气，吩咐道：明天一早，你们就去找公安部最好的肖像绘图专家，把你们记忆中的那个劫持李新生的人的相貌画出来。然后把画像送到国家安全部，让他们辨认此人到底是谁。

这个主意不错，要知道，如果是中国国家安全部的人，他们就无法抵赖了，如果真抵赖，刘副书记会威胁他们说，把画像公开，暴露他们的海外特工（当然这只是威胁，她不可能这样做）。而如果那人是美国国家安全部某个情报部门的人，那么，华人进入美国情报机关的人数寥寥无几，她不相信，中国国家安全部没有他们的资料。特别是国家安全部那个主管特务的小老头周玉书，简直就是一本间谍手册和情报百科全书。

十七

此时，在太平洋的彼岸，太阳才刚刚升起，在华盛顿郊区一个平房里，杨文峰坐在椅子上，示意李新生轻轻斜躺在长沙发上，就像每次杨文峰去看心理医生时那样，不同的是，这次躺在沙发上的不是他，而是李新生。

杨文峰嘴角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笑。

“你如果愿意，可以闭上眼睛，但记住，一定要让自己放松，放松，再放松……”杨文峰声音柔和地说，右手伸出来，在空中轻柔地划着代表放松的波浪形曲线。“记住，今天我们在这里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帮助你，为了找到你的仇人，找到那个你并没有察觉可一直对你恨之入骨的暗中陷害你的人。为此，我们需要进入你的记忆深处寻找蛛丝马迹，沿着你的心路历程探索，你一定要实事求是，毫不掩饰哪怕那些最肮脏最见不得人的想法——好，你闭上了眼睛，这样你就看不到我，我也就不存在了，这也是我的要求，我希望你感觉到这里有两个东西存在，一个是你自己的肉体，另外一个并不是我，而是你的内心深处，你的灵魂。现在我就是协助你的灵魂跳出来和你的肉体进行开诚布公的对话。”

李新生听着杨文峰那听起来有些熟悉的口音，感觉到有点晕乎乎、飘飘然，他先是微微闭上眼，眼皮剧烈地跳动着，随即，当上下眼皮合拢后，他渐渐放松下来。

“你出生在浙海省草店乡，家庭成分很好，一贫如洗，家徒四壁，是新中国让你一家人翻身得解放。解放后，你才有机会去读初中。1955年，你毕业了。毕业后，你在当时的草店人民公社高家湾务农。由于你是唯一的初中生，你成为高家湾的村领导，这些都是你写的，我没有读错吧？”

眼睛紧闭的李新生摇摇头。

“后来的几年的情况你是这样写的：由于我勤学习肯工作，努力要求作一名毛主席的好学生、党的好孩子，我进步极快，到1969年的时候，我不但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而且这年底我已经是草店人民公社的党委书记——等等，等等，李新生同志，进步真快呀，不过，我错过了什么重要的东西没有？”杨文峰停了一下，继续说：“草店公社可是一个大公社，几十万人民的公社，论学问，比你高的何止成千上万，论阶级成分，解放前比你穷的、比你更加一文不名的人比比皆是，可是，你却脱颖而出，在二十多岁时就升为公社党委书记。可以告诉我，你的诀窍吗？”

杨文峰停下来，等着李新生回答。李新生眼皮跳了两下，嘴唇微微张开说道：“没有诀窍，认真学习，领会上面的指示，把中央的精神吃准吃透，带头往前冲，跟着思想走——”

“好好，可以打住了，我们不是在开会搞总结，你不必那么老套，再说你说的也太抽象了，是否可以具体点，例如，那时你生产了什么产品，如鞋子草帽什么的，或者带领你们村子的人搞了大丰收？我想，上面提拔你一定是有根有据的吧。”

“那当然，”李新生打断了杨文峰，口气中有些兴奋。“我没有生产鞋子，也不编制草帽，我给人戴帽……1957年时，我带头揪右派分子，帮我们公社超额完成右派指标，受到表扬，当然，当时还年轻，有些过激——”

“当时还年轻，有点过激？你倒不必这么自责，你也就生长在一个好时代，那个时代不用靠生产什么产品，只靠划分右派，就可以让你出人头地。这件事奠定了你人生腾飞的基础，我可以这样说吧，李新生先生？”

“没错，不过，你不能指责我们，其实我们也生产的，抓革命促生产，阶级斗争和革命生产两不误，我当时由于抓右派有功，很快调到公社里工作。在那里，我让我们公社的粮食亩产达到了三万斤，远远超过了邻近的公社，致使我们公社很快成为全县的榜样——”

“等等，”杨文峰亲切地打断他，“等等，李新生同志，你因为1957年大胆抓右派而被提拔到公社工作，接着，也就是1958年，你让你们公社的粮食亩产平均超过三万斤，你使用了超级化肥吗？你是怎么做的？”

李新生微微睁开眼睛，瞥了一眼杨文峰，发现眼前的人并没有恶意，于是又放心地闭上眼睛，声音轻微地说：“如果说真有什么超级化肥的话，那就是毛泽东思想，其实，亩产三万斤并不是难事，难的是你必须克服你心中的魔障。当时在讨论我们怎么上报粮食高产卫星时，大家说，隔壁公社都上报了亩产万斤，我们也上报万斤吧，不然不是落后？我心中咯噔一下，我是农民出生，我知道亩产万斤的事纯属于思想领域的玩意，然而，既然是思想认识领域的事，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再多上报一些，两万斤，甚至三万斤。在上报时，我克服了思想和现实的冲突带来的煎熬，双手颤抖地写了下亩产三万斤这个划时代的历史数字，之后我一直战战兢兢。没有想到，材料公布后，我们公社一夜之间成为全县第一。当然也有遗憾，上报亩产三万斤只搞了个全县第一，因为隔邻县城有个公社上报了亩产四万斤的天文数字。这也让我看到我们和人家思想上的差距。”

看到李新生脸上闪出的光辉和随即而起的淡淡的遗憾，杨文峰觉得不可思议。他脸上带着讥讽，朗声道：“好，好，我就看出你的起点很高，果然不错，亩产三万斤！对了，我从你的口气中，可以听出，当你上报亩产三万斤的产量放出这个高产卫星时，你心里其实是明白的，你毕竟是一个农民，我说的没错吧？”

李新生点点头。

“那么，你心中有什么不安吗？”杨文峰接着问了一句。

李新生摇摇头，随即补充道：“也有不安，那主要是我们上报亩产三万斤后成了典型，省里有个老领导硬是要来视察。我这下可慌了，到哪里去找亩产三万斤的粮田糊弄他们呢？我赶快连夜到邻居公社取经，发现一个公社为了开好高产卫星现场会，把收割后的稻谷一根根密密麻麻地插进地里，结果那稻谷看起来长得是那么瓷实，以致小孩子可以跳上稻谷尖上去跳忠字舞——可是，我算了一下，即使那样，算起来也只能是亩产万斤，离三万斤远着呢。我当时面临了人生的第一个路口，要就是承认虚报产量，要就是找到一块亩产三万斤的稻田——我还真找到了，我让大家把家里米缸的米都贡献出来，倒进一个稻田里，几个小时后，白花花的大米铺了半人高，我计算了一下，一亩地里肯定有三万斤大米了。”

杨文峰脸上露出见到外星人的表情，随即又收回了。

“地里既然可以生出密密麻麻的稻米，为什么不能直接产出白米？我当时是这个思路，当然，我承认这有些过分，但，你还年轻，不知道我在说什么。其实，我是在说一种思想，而你们现在指责我们的时候，就老抓住事实不放。思想，明白吗？在很多时候，思想是一种可以赖以生存的实物。我这一辈子都在和思想打交道。我扯远了，对了，说到哪里啦？省里那位老领导后来没有下来视察，听说要来视察的领导对大跃进心怀不满，是要来弄清亩产万斤的真相的，好在他出发前就被打倒了。我们亩产三万斤的事迹顺利上了省报，我的一篇心得体会成为全省公社级领导学习的范文——”

“看得出，你的宣传才能那时就崭露头角了。”杨文峰夸奖道，“李新生同志，到现在为止，对刚参加工作做的两件事，也就是积极超额完成右派指标和亩产三万斤，是否有后悔之意，是否想忏悔？”

“后悔？有什么后悔，忏悔，向谁忏悔？”李新生睁开了一只眼，“我做错了什么事，或者说错了什么话，我一定承认错误，并努力改正；但是我绝不向任何人‘忏悔’。因为我从来是根据自己的认识，根据当时认为符合党的利益和需要那样去做的。过去如此，今天、今后也如此。这里不存在什么‘忏悔’或宽恕的问题。”

说到这里，李新生把另外一只眼睛也打开，不解地问：“第六号情报员，请问，这些和我们要找出真相、抓出诬陷我的人有什么关系吗？”

“当然有关系，”杨文峰果断地说，“大有关系，你忘记了网络上如何写你的，‘一个极左分子’、‘一个不与天都不与地斗，专门找自己的同志和同胞斗的机会主义分子’……我们必须找到你过去工作和生活中得罪过的人，例如被你打倒被你冤枉的人——”

“可那时我还年轻，也没有什么权力，我不可能得罪什么人——”

“是吗？”杨文峰脸上罩上一层寒霜似的冷冷地说，“你知道就因为你放卫星，结果在接下来的三年自然灾害里，我们草店公社饿死了多少人吗？七千六百八十多人，这些人是被活活饿死的——”

李新生吃惊地看着杨文峰，“你是——”

“我也是草店公社出来的，不过，那时我还没有出生，我是几年后才出生的，不然，我也可能被你的错误活活饿死。要知道，在饿死的人中，小孩和老人占多数。”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我们是老乡？”李新生有些不解也有些不满地问。

“你知道为什么的，作为国家安全部特工，从名字到出生地和出生日期都是保密的，就像我不能告诉你我的名字一样，我也不能告诉你我是哪里人。不过，我以为你早就从我的口音听出来了呢。”

李新生这才想起来，眼前第六号情报员的口音听起来有些熟悉，原来还是老乡，他闭上眼睛，随即又猛地睁开，结结巴巴地说：“你的意思是，有人把饿死人的大跃进归到我的头上，现在有可能出来报复我？”

“不是没有这个可能，但可能性不大，”杨文峰分析道，“第一，三年自然灾害，天灾加人祸，你自然是人祸里的帮凶，但也不能全怪你，你那时还年轻，而且也是人云亦云，要求进步。第二，也是最主要的，如果你亩产三万斤的豪言壮语真的带来了灾难，那灾难的受害人也都被活活饿死了，就算找你报仇，也是那些阴魂不散的鬼魂，或者等你死后纠缠你的灵魂的阴间地府的大小无常，轮不到用眼前这种方式吧。”

李新生打了个冷颤，马上闭上了眼睛，他仿佛看到有七千六百八十多个魔爪在他脑海里的眼睛面前狂跳乱舞。

“我们可以继续吗？”他声音颤抖地说，“我想快点找到陷害我的人，我怕时间久了我受不了，你知道，我年纪大了，心脏也不是太好。”

杨文峰点点头，满怀信心地继续着他从那本心理学著作上活学活用的心理分析。

十八

“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可是，你当时却仍然是个小小的公社书记，你已经当了六七年的公社书记，对不对？”杨文峰尽量模仿戴维斯医生那轻柔和平静的语气问。

闭着眼睛的李新生点点头，脸上显出无奈和不甘心，仿佛又回到了半个世纪前的草店公社。

“你找出了什么办法，让自己成为典型，最终上调县里工作？”杨文峰循循善诱地引导着。

“什么办法？我还是那句话，好好学习领会上面的指导精神和思想，在理解透彻之后，大胆向前走，没有什么捷径——”

“李先生，这里不是做报告，也不是思想汇报会，你不要和我打官腔，我是来帮你的。也许，你故意忘记那些互联网上是如何揭露你的，也许你想不起来了，让我给你提个醒吧，当时干部要想脱颖而出，不外乎两个方法，第一个仍然是千古不变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得到人民的尊重，例如当时出现了焦裕录这样的好同志，估计这点和你的性格不符合。第二点，就是紧抓阶级斗争，紧跟林彪副主席，高举红色语录——你是靠后面这个发迹的吧？”

李新生摇了两下头，停了下来。

“你们郊县有把阶级斗争搞得如火如荼的，例如有个县城干脆把地主富农的后代丢进枯井里让他们活活饿死，来个斩草除根，还有的……你当时做了些什么？是否会让一些人对你怀着刻骨仇恨呢？”

“应该不会，”李新生说，“我们公社比较讲政策，我不允许发生从肉体上消灭阶级敌人的事，这一点，我的档案里有记载。”

“我同意，”杨文峰不无赞赏地说，“所以，十年浩劫后，你的很多同事被作为三种人投进了监狱，但你却没有事，这和你这个时期讲政策的做法有一定关系，但会不会有些被遗漏的事呢？例如一些小插曲。我提醒你，你在文革中被接二连三地提升，这不可能是无功受禄吧？”

李新生没有做声。

“不如我再提醒你一下，在我出生两年后，我们家乡出现了一件大事，使得我们公社成为全县的标兵，你也因此引起了县委的重视，为你三年后上调县委宣传部打下了基础。那是什么事情，你还记得吗？”

“你说的是杨大昌台湾美国特务案吗？”

杨文峰双手微微颤抖了一下，竭力平静地说：“是的，你还记得？”

“记得，当然记得，那件案子很大的——”

“真的？”杨文峰打断他，“怎么个大法，是不是你一手策划的？在你上调县委工作中起了什么样的作用？”

李新生睁开了眼睛，奇怪地看着呼吸急促的杨文峰，淡淡地说：“我不想说这件事，如果你想找我的仇人，这个杨大昌不应该是，我到现在都根本不认识他，更没有亲自动手打过他。当时定他为特务后，他很快就承认了，后来听说，‘四人帮’垮台后，他要求翻案，政府也给他平反了，还补发了一大笔工资，他还有什么不满的？还想怎么样？”

“这样说，”杨文峰竭力装得平静，“你根本不认识被你定为台湾美国双料特务的杨大昌？那么你更不会记得他后来怎么样了？”

“不认识，也不记得了。再说，他的案子轰动一时，我在他案发后三年，就上调到县城里工作，不知道他后来怎么样了。”李新生肯定地说。说完又闭上了眼睛。

“他死了，是在被折磨了十几年、平反昭雪后不久死去的！”杨文峰冷漠地说，脸上浮上一丝不易察觉的冷酷的笑。

十九

四十年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地燃烧到浙海省草店人民公社，时任草店公社党委书记的李新生面临选择：要就是靠边站，要就是披上战衣，与时俱进，成为草店人民公社革命委员会领导。一向紧跟时代的步伐，时刻领会上面精神的李新生没有犹豫多久，很快投入到文化大革命的洪流里。然而，经过反右超额完成指标和大跃进中“思想有多远，我们就能走多远”的磨练，全县甚至全省的人民公社都在别出心裁，这使得李新生面临了严重的挑战。他无论多么积极，无论抓多少阶级敌人，无论把地主富农改造得多么服服帖帖——总之，无论他干什么，总有其他人民公社走在他前头，换句话说，在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中，他始终无法跑到队列的前头，跑在时代的前面。

李新生感到无奈和烦躁，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经过好几天翻查资料，他的小聪明启动了——他发现一个问题：那就是直到现在为止，无论是本县还是邻县的人民公社，抓了无数的地富反坏右……直到排在第九位的臭老九，然而，却没有真正抓到一个台湾或美国的间谍特务——李新生陡然间看到了希望、看到了前途和光明，他当晚激动得一夜无眠。第二天一早，他赶到办公室，让公社秘书把全公社家庭出身不好、有海外关系、文化水平比他李新生高的人的资料都拿给他，同时，让秘书立即和县城公安局取得联系，要求获得近期全国破获的间谍特务案件的有关资料。

一个星期后，李新生对照各种材料，从全公社范围内挑选了四十五个人选。之后，他部署自己的亲信逐一调查这些人，调查结果显示，这四十五个成分不好又有海外社会关系的只有三十个还活着，活着的三十位中有六位正在坐牢，另外十五位年纪超过六十岁，只剩下九位特务候选人。李新生怀着不安的心情开始研究这九位候选人，结果，让他失望的是，其中至少有六位正在农村劳动改造，几乎从来没有离开过所在的农村，李新生担心，如果把他们定性为特务，那么很难给他们找到适合他们的“收买”“培训”“派遣”的时间和机会。

名单上只剩下三位候选人，其中一位的父辈中有一位很早背叛自己的家庭，参加了革命，现在在县委工作，显然不适合定为特务，就是定，也得人家县城那一级定。另外一位最有特嫌的人是公社革命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是李新生的手下。此人倒是各种情况都符合特务的要求，但，如果定他为特务，就得承认李新生把持的公社革委会被敌特“渗透”了，这显然有违李新生初衷，搞不好还弄巧成拙。

名单上只剩下一个名字：杨大昌。草店中学语文教师。解放前就读武汉师范学院，解放时回到家乡，参加革命工作。历次运动中虽然都受到冲击，但由于认错及时，主动配合对他的揭露和批判，没有戴上右派的帽子。此人曾经自豪的宣称，当时国民党从武汉撤退前夕，他们青年学生都获得了转移到台湾的通行证，但他痛恨国民党的腐败，向往新中国，而毅然决然地把通行证抛到了一江春水向东流的万里长江里……

太好了！李新生当时就跳了起来，高兴地想起了两句诗词：众里寻他千百度，得来全不费工夫。

当公社公安局的同志在革委会成员的带领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逮捕美国和台湾双料特务杨大昌之时，整个草店人民公社都轰动了，随即整个县城都获得了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三个星期后，杨大昌对自己的间谍特务行为供认不违。这时，省公安厅下来的小组刚刚到达公社，他们本来是带着不满下来的，他们认为草店公社在抓特务这件事情上操之过急而且有些草率，很可能已经打草惊蛇，公社革委会至少应该先给他们打个招呼。但他们到达后，情况的发展出乎他们的意外，首先，间谍特务本人已经招供；其次，人民的积极性和热情空前高涨。省公安厅的领导吃惊于这种高效率的抓间谍游戏，放下身段，认真取经。公安厅的同志看到杨大昌的坦白书时，先是疑惑不解，随即紧张得喘不过气，最后几乎休克过去。要知道，从杨大昌坦白的罪行来看，完全可以称得上共和国最大的间谍特务案，他不但供认出自己充当美国和台湾间谍特务其间参与的三百多件大案要案，而且还证实了三年自然灾害是他们参与策划和制造的。真是没有想到，如此重要的间谍特务竟然藏身在这个穷乡僻壤里，难怪全国都翻遍了，也找不到造成中国人民贫穷落后和饥饿而死的罪魁祸首！………公安厅的同志认为有必要进一步立案侦察，以便顺藤摸瓜，破获整个美台在大陆的间谍网。他们向公社革委会提出，立即押解杨大昌到省城。

没有想到，这一要求被公社革委会主任当场拒绝，而且从口气上判断，几乎没有妥协的余地。公安的同志抬出了领导，李新生还是不买账。最后公安的同志做了让步，希望他们留下来，和关在监狱里的杨大昌见面。让他们吃惊的是，这个要求也被断然拒绝。李新生的理由是，目前罪犯的身体状况不适合审问，当然这话没错，当时经过三个星期的拷问，杨大昌已经气息奄奄，断了一条腿，手指关节被折断了三处，胃部大量出血……公安的同志也生气了，认为李新生这样太过分，可是，李新生又出了新招，他冷冷地笑着说：我不让你们把人提走，还有一个主要原因，那就是此人知道很多秘密，就他所说，他还知道，连你们公安内部也混进了特务，我如果把他交给你们，谁知道会不会被灭口？如果有意外，你们负得了责任吗？

公安的同志傻了眼，再坚持要人，无意于证明自己就是内奸。他们这才知道遇到了高手，吓得不敢多说话，按照他们的经验，眼前的李新生完全有可能让特务李大昌供出任何致命的绝密，包括公开指责他们几位公安的同志是美国间谍。他们只好灰溜溜地走了。后来，随着文化大革命的进一步深入，全国各地到处涌现出一个比一个大的间谍特务案子，上面公安部门应接不暇，也就把杨大昌案淡忘了。

其实，李新生把特务杨大昌留下来的原因很简单：杨大昌案件已经是全省闻名，搞不好全国也会挂上号，只要杨大昌还在草店人民公社，李新生就不会寂寞，就不会默默无闻。当然，杨大昌作为反面教材，留在草店公社还有很多其他的好处。这好处很快就显现了。公安的同志半信半疑地回到省城，但怀着更大野心和激情的记者又一拨拨到来，报道接二连三地出现在省报……紧接着是一拨拨前来取经的革命群众——草店公社在一段时间里，成为远近乡里和邻县群众前来旅游瞻仰“反面教材”的圣地，全国各地在“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同时，还暗中流传过“抓特务就要学草店”的口号。

这时，特务杨大昌已经从监狱出来，甚至恢复了中学教师的工作职务。李新生这样做是有其考虑的。如果把杨大昌关起来，自然无法经常性地供人参观和批判之用。放出来，而且还恢复工作，说明公社不但抓到了特务，而且把他置于人民群众的监视之下，借助人民的力量把他改造好。

杨大昌当时快四十岁。他妻子带着两个较大的孩子在农村务农，把一个三岁的儿子留在他身边。杨大昌被定为特务后，妻子根据他们早就商量好的计策，宣布和他划清界限，自己带着两个孩子在农村过艰难的生活。但她确实无法供养第三个孩子，那第三个孩子就跟着父亲。

杨大昌虽然从监狱出来，但他的人生角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虽然他因为成分不好和臭老九的双重罪名，早就心里有底，也和妻子私下商量好对策。但怎么也没有想到，他一夜之间成了家喻户晓的美国间谍和台湾特务。从那以后，他成了草店人民公社挨批斗频率最高的反面人物。十年文化大革命中，他被大大小小批斗了五百多次，腿被打断了六次，胸脯下几乎每根肋骨都折断过一次以上，他的脸成为激动的群众练习抽耳刮子的沙袋……

然而，他坚持过来了，他带着浑身的伤和流血的心挺过了十年浩劫，比他罪名轻的很多人不是被折磨死就是自己挺不过来而自杀，但杨大昌挺了过来，坚持到小平同志上台，坚持到“四人帮”被投进监狱，坚持到自己被平反昭雪，甚至坚持到儿子考上大学——在他认为儿子懂事后，他想告诉儿子自己怎么能够奇迹般挺过来，满身病痛未老先衰的杨大昌从客观和主观两方面总结了原因。

他含着苦笑说，自己大难不死，整整拖过十年，首先要感谢公社革委会书记李新生。震惊省内外的杨大昌特务案是李新生树立的典型，为了这个反面教材不倒，杨大昌必须活着，哪怕苟延残喘，哪怕还有一丝生命，要做到生命不息，批斗不止。所以，无论李新生在公社时，还是后来上调到县城工作，他都明确指示，怎么打他折磨他都可以，但绝对不能弄死他。他说，让他活着作为活的反面教材教育人民比一个死翘翘的死老虎要有用上百倍。当然，聪明的李新生知道，只要杨大昌活着，上面就不能对他视而不见，他也就可以继续在革命的道路上进步前进。

这是自己客观上能够坚持了十年活下来的原因，杨大昌透过浑浊的眼睛深情地凝望着儿子说，第二，也就是从主观上面说，你，我的儿子，是让我没有垮下来，让我坚持到平反昭雪这一天的原因。

开始被打成特务的时候，儿子只有一两岁，他把两岁的儿子寄存在邻居好心人家里，但随着他的“特务”罪行被逐渐揭露，邻居也吓坏了，他们不能不和他保持了距离。儿子三岁的时候，杨大昌开始带着儿子出席各种批斗他的大会，很多时候，与会的革命代表们和全省各地涌来的造反派都故意把他三岁的儿子安排在批斗会现场的第一排。一开始，低着头插着牌子的杨大昌在被架飞机、跪洗衣板、抽耳刮子的时候会看到台下的儿子那忽闪忽闪的大眼睛，他感到惭愧，他回避着儿子天真无邪的眼睛。但时间久了，他不再回避，而且，有那么几次，当他快要挺不住，想高声呐喊，想以死明志，想一头撞死在台上甚至一头撞向造反派的时候，他从儿子眼神里看到了活下去的理由和希望，他得到了安慰。从那以后，他不再回避儿子的眼睛，就这样，他看着台下的儿子一天天长大，他注意到，儿子那盯住自己的眼神也一天天变化。直到有一天，儿子那给他安慰给他活下去勇气给他希望的眼神突然变得那么陌生和可怕——

“孩子，我当时也想了，人都有一死，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一头撞死，也免了遭受那么多耻辱和折磨，可是，孩子，那个时代，那个我生不如死的时代，死还不容易吗？可是，如果我死了，你怎么办？你就要流落街头，你能长大吗？所以，孩子，我不能死，他们无论怎么折磨我，我都不去死，他们打我的左脸，我就把右脸也准备好，打吧，折磨我吧，只要还给我留下一口气，我就要把我的儿子带大，你是我唯一的希望，你给我活下去的勇气……”

杨大昌已经泣不成声，他用枯树皮般的手背擦着脸……他抬起头，吃惊看到儿子冷冷的眼神，那眼神里竟然含着一丝残酷的冷笑，杨大昌怎么也无法从这个眼神里找到那个坐在第一排看爸爸被人揪斗被人抽耳刮子的三岁男孩那天真童稚的影子。

那个三岁的孩子就是杨文峰，他从十岁起就不再哭泣，或者说，他不会哭泣了，他也不笑，至少不像常人那样笑，只有在他感到满腔仇恨的时候，他才笑——就是那种透着残酷的冷笑。

二十

“现在想起来，真让人难以想象，你竟然从头到尾都没有见过杨大昌？”杨文峰冷笑着问。

“没有，或者说我不记得，”李新生平静地说，“我主持过多次批斗他的万人大会，但每次他不是被涂上花脸，就是鼻青脸肿，哪里有机会看到他的庐山真面目？再说，我后来离开了草店人民公社，一生经历过的这样的事也不下百起，哪里都记得住？”

“你的意思是，被你迫害的人太多，你都无法一一记住？”杨文峰的声音冰冷异常，连李新生也感觉到了哪里不对劲，他睁开眼，微微抬起头，提高声音说：“第六号情报员，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没有迫害什么人，这一点组织上已经有了定论，我们生活在那个荒唐的年代，大家都这样，怎么能苛责一个人？我说过，我没有迫害任何人，而且，你知道，在文革后期，我也被人家冤枉，甚至坐了一年牢，这些都在我档案里，你该不会不知道吧？”

“我知道，我当然知道，”杨文峰说，“解放后你从参加工作开始，就不停给自己改名字，美其名曰要跟上时代的步伐。最早你叫李反右，后来改为李跃前，甚至在文革中你还改名叫李保林、李默涵，李维清——为此你差一点儿犯错误，于是你改名叫李新生，并想着这次改名才一劳永逸。没有想到，有人抓你的辫子，说你明明出生在旧社会，竟然取名‘新生’，这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结果你被打入监狱。好在文革很快就结束了，你得以平反，正因为你也被人陷害过这么一次，所以，你出来后摇身一变，又成为文革的受害者——我说的没错吧？”

李新生只是用鼻子吱吱唔唔了几声。

“其实，李新生，你自己也知道，你就像一条变色龙，不停地变换身上的颜色，你——”

“你这样说有失公道，我那是跟随时代的脚步，用今天的话就叫与时俱进，我更不是什么变色龙，我永远是红色的，保持革命的本色不褪色，我都是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的，我始终保持了共产党员的先进性……”李新生声音明显带着抗议。

杨文峰用冷笑打断了他：“是吗？那么你肯定忘记了你档案里的材料吧？也难怪，你都写了那么多年，当然忘记了，可是我还记得。你记得你写的那些歌颂林彪林副统帅的肉麻的诗歌和散文吗？可是，那些你当宣传干事时写的赞歌的墨水还没有干，不争气的林彪就摔死了——然而，这丝毫没有影响你的人生方向，甚至没有在你心中激起一点涟漪，这一点可以从你马上转向，立即用墨迹未干的歌颂的笔接着写讨伐林彪的檄文……不久之后，让我们怀疑人性的这一幕丑剧又在你身上重演，那些年，作为一个宣传部新来的年轻人，你使用浑身解数歌颂‘四人帮’，跟着他们摇旗呐喊，结果，当这四个小丑哐当入狱后，你摇身一变，声泪俱下地控诉得比谁都起劲，仿佛自己是被万恶的‘四人帮’陷害和耽误的一代，全然忘记自己也是帮凶……”

“第六号，你是不是扯得太远？”在杨文峰讲述的过程中，李新生一直在观察他的表情，他感到有些奇怪，这位一向冷静的特工有些失常。

杨文峰也感觉到李新生怀疑的目光，他停下来，但忍不住又开口问道：“你真的从来没有反思过自己的一生，也从来没有一丝后悔吗？李新生同志？”

李新生看了他一会，小声说：“我都说得很清楚了，那不能怪我，我也是受害者，再说，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在我当时认为是正确的情况下才做的，何况，我又不是为了我自己，我是为了党的事业，为了我们国家的前途，为了我们民族的未来，我们国家也走过弯路，我们党也走过弯路，为什么我就不能走一下弯路——”

“够了！”杨文峰喊了一声，仿佛他身上有巨大的痛苦迫使他喊出来似的。“你说得真好听，不是为了自己，你推得一干二净，你不用负任何责任——你甚至不认识、不记得那些受害者，就好像那位杨大昌，因为你的一个点子，一个思想，他被折磨了整整十年，当他死的时候，他拖着一条断腿，伤口已经痊愈，然而体无完肤，身上血早干了，然而，心还在泣血，他的内脏也因被反复暴打而没有一个是健全的——这样的人，你竟然连记都记不起来了……”

李新生奇怪地盯着杨文峰，随即他眼睛里渐渐露出恐惧，他从眼前的年轻人的身上看到了一个久远但熟悉的影子……他不敢想下去，只是更加仔细地观察眼前第六号情报员脸上的表情。为了证实自己的猜想，他故意漫不经心地问：“请问，请问你和那个杨大昌有什么关系吗？你很同情他的遭遇吗？”

“同情他的遭遇？”杨文峰冷冷地说着，嘴角竟然浮出一丝冷笑。“不，我一点也不同情他的遭遇！”

李新生观察得很清楚，面前的第六号情报员在说这句话时，绝对没有撒谎。眼前的人根本不同情杨大昌，他们之间应该没有什么关系。李新生放下了紧张得跳到喉咙的心……

二十一

杨文峰确实没有撒谎，他没有必要撒谎，因为他并不同情父亲的遭遇。

有的孩子记事早，有的孩子记事晚，记事早的孩子四五岁就记得很多事，记事晚的孩子甚至无法记得十岁时发生的事。然而，像杨文峰这样三岁就记事的孩子肯定不是很多。至少，他的父亲杨大昌就绝对想不到坐在台下的三岁的儿子已经开始记事。那双童稚的大眼睛忽闪忽闪好奇地盯住双手反捆、背上插个牌子、头上戴个高帽的父亲，他不知道父亲为什么总是回避自己的眼光，他更不明白父亲犯了什么错，是摔破了花瓶吗？为什么那些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上台使劲抽爸爸耳刮子呢？如果我犯错了，爸爸只是轻轻打几下自己的小屁股……

父亲怎么也不会想到，三岁的孩子已经记住了这一切，当然记事不等于懂事。那么，杨文峰又是什么时候开始懂事的呢？话又说回来，什么叫做懂事？有的事你一辈子都弄不懂，那叫不叫懂事呢？

他坐在第一排看到了一切，也记住了一切，可是他完全搞不懂。他只是静静地坐在那里，直到有一个人宣布会议结束，之后要就是在父亲屁股上踢一脚，要就是朝父亲脸上吐一口口水。然后大家就一哄而散，父亲被人松了绑，等到人走得差不多了，他就开始打扫会场留下的垃圾。杨文峰也会去帮忙，但往往是越帮越忙。等到父亲汗流浃背气喘嘘嘘打扫完毕时，父亲就过来紧紧抓住他的小手，一跛一跛牵着他离开。

杨文峰那时虽然心中有很多不懂，但看到父亲的脸色，他什么也不敢问，事实上他也不知道从哪里问起。后来，再大一点，当父亲已经习惯了被批斗，也不再回避他的眼睛的时候，他开始试着问父亲一些问题。

“爸爸，什么是特务？”

“爸爸，你为什么要当特务？”

“爸爸，我想到妈妈那里去。”

他的问题越来越多，他记得从四岁到五岁，他不停地问问题，但在他的记忆中，父亲几乎从来没有给他答案，或者说，父亲从来没有给他让他值得记住的满意的答案。

六岁的时候，有一天，父亲给他穿上一套新衣服，把一个书包挂在他身上，牵起他的手，把他送到了学校。

“爸爸，我不想上学，我为什么要上学？”

父亲蹲下来，捧着他的小脸，用疲惫的声音说：“你要上学，好好学习，今后到城里去读书，去大城市读大学，还出国留洋，当一个有用的人……”

“爸爸，我不想当一个有用的人，我想和你在一起，我也想当一个特务——”

之后发生的事是他整个童年记忆中父亲唯一一次打了自己一个耳光，父亲的耳刮很重，他被打蒙了，忘记哭，倒是蹲在地上的父亲捂住脸呜呜地哭了，看到父亲哭了，他更哭不出了，他伸手为父亲擦眼泪，连连说：一点都不疼、一点都不疼……

从那以后，他再没有去和父亲一起陪斗，但他却渐渐知道了很多事情，也渐渐明白了很多道理，弄懂了很多以前不懂的事。父亲宁肯让自己陪伴他挨斗也没有把他送到乡下妈妈那里，显然有他的考虑，后来他才知道，和妈妈一起住在乡下的哥哥姐姐并没有逃脱“特务狗崽子”的厄运，都受尽欺负，留下了身体残疾。他还知道了，父亲为了养大自己，不得不按照当时的人民公社革委会主任李新生的意思“坦白从宽”，很多罪行都是李新生从全国各地的间谍特务案件材料上抄写下来，整理成一份滔天罪行后让父亲直接签字认罪的。父亲为了留下一条命，也为了幼年的杨文峰能够长大成人，经受了非人的侮辱和虐待。按说父亲早就挺不住了，但父亲却硬是坚持到十年浩劫结束，坚持到恢复高考，坚持到大学录取通知书送到他的手上……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他考上大学后，父亲感觉到自己时间不多了，于是想告诉他过去发生的一切，杨文峰这才发现，父亲竟然还记得他五岁时提出的那些问题，父亲竟然想回答他那时提出的问题，杨文峰觉得不可思议。其实父亲大可不必如此，他早在十岁以前就找到了答案。

他没有兴趣听父亲的答案和解释，父亲看到儿子的反映，以为他忘记了，以为他不记得了，以为他忘本了——父亲很伤心，他揉着已经半失明的眼睛，数落起儿子，到最后他想起了那些往事，那些当时他不敢哭不能哭的往事，他哽咽着说，你不能够忘记过去，要记住爸爸受的那些苦，那不是人能够经受得住的，我要走了，你要记住爸爸受的那些苦难……

行将就木的老人擦掉浑浊的眼泪，吃惊地发现儿子那张脸，那是一张他早该注意到却一直不能理解不敢相信的脸——冷若冰霜，嘴角浮出一丝冷笑。

得不到儿子同情的老人目瞪口呆说不出话来，眼睁睁看着面带冷笑的儿子转过身，迈着冷酷的步伐走了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