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我要怎么样来辩称无罪呢？”陶德杭特先生一脸厌倦地问。
“你将辩称自己并非故意杀人，”欧内斯特爵士从容地回答道，“你所做的，不过是带了一把左轮手枪去跟珍·诺伍德见面，原来你只是打算威胁她一下，而你也确实这么做了，只是你当时实在太激动了，加上你从来没用过手枪，不知道怎么的，失手打死了她，当时事情是不是这样？”
“上帝啊，当然不是，”陶德杭特先生一脸厌恶地说，“我是蓄意谋杀——”
“当时事情是不是这样？”欧内斯特爵士以一种非常有力的声音吼道。
“哦，好吧，”陶德杭特先生郁闷得像霜打过的茄子，“是的，当时事情就是这样。”
“我想也是嘛。”欧内斯特爵士满意地说。
“但是你可不能因为这样而导致我被判无罪。”陶德杭特先生用命令的口吻小声说道。
“你忘了吗，我的好兄弟，”欧内斯特爵士说，“我可是起诉方啊。我可是拼了命地想要你的命啊——既然如此，我就一定能做得到。”
“那么，谁将为我辩护？”
“啊哈！”欧内斯特爵士若有所思，“这个我们得好好盘算一下，是吧？”
“贾米森怎么样？”福勒问道，“我敢说他足够聪明，能够演好这场戏，但又没聪明到能够让你的朋友被判无罪。”
“那就定下来是贾米森吧，”欧内斯特爵士同意道。
“他行不行啊？”陶德杭特先生沮丧地说了一句。
事情的发展令他越发沮丧。陶德杭特先生发现自己总是无法把握那些复杂的细节，他自己的这起案件，细节相当的复杂，他已经疲于理解，绝望地理不清楚了。
拿佛兹来举个例子，他有时候也会前来参加会议（就是为了能让事情变得更加复杂，陶德杭特先生恼怒地想着，佛兹就是喜欢细节，而且越琐碎，越复杂，他越喜欢）——佛兹当然有自己的代理律师，他也参与在这场游戏当中。这场游戏都在欧内斯特爵士的控制之中，虽然陶德杭特先生曾不止一次与控方的律师进行会谈，但讽刺的是，他从未见到过自己的辩护律师——就是那位能够代表被告人与控方辩论的人物。这实在是太混乱了。
从报纸的报道来看，也是一样。欧内斯特·普雷迪波爵士通常自称是陶德杭特先生的代理人，就像他在非正式场合所宣称的那样，然而在正式的官方场合里，却恰恰相反。而陶德杭特先生在舆论中也身兼被告人和主要证人两个角色，其实不管法律是如何界定的，他本身也确实如此。一些较为严肃的杂志期刊有时会以一种嫌恶的态度向他们的读者解析此事；而一些较为不严肃的期刊杂志则并不在意细节到底如何，他们持续地对陶德杭特先生的事件进行着连篇累牍的报道，这使得欧内斯特爵士每天都满意得合不拢嘴。
“这一定会对陪审团有所影响，”他心满意足地说，“必须的！他们一定感觉如果他们没把你定罪，他们就没好好地玩这场游戏。一定会这样的，你看着吧。”
与此同时，案件的准备工作也按部就班地进行着。他们走访了那些从一开始便了解内情并能证明陶德杭特怪异故事的证人们——那些陶德杭特先生特意邀请的参加当晚晚宴的人。啊，那是多么遥远的事啊！幸好，陶德杭特先生曾经咨询过这些人的意见，并与许多人讨论过有关谋杀的事。所以，他们可以证明，陶德杭特先生心中早已有了杀人的想法。而区特威克先生和佛兹先生更是与他有过更深入的讨论，他们也能够为这一更加特殊而荒诞的谋杀动机作证。大体上来说，事情的发展还是比较令人满意的。而且，除了这些证人之外，还有一大堆人毫不犹豫地站出来，打算作证陶德杭特先生从小就是个“古怪坯子”。这就叫三人成虎，谬论重复一百遍，也会变成真理。只要一再地复述，陪审团也会逐渐相信的。
不过，说到有价值的证据的话，还真是不乐观啊。不得不承认，取证的过程真是挫折不断啊，能够证明陶德杭特先生有罪的证据，还不如警方指控文森特·帕默的有力呢。
“那只手镯。”福勒先生哀号道，一脸垂头丧气的样子。
从一开始，福勒先生的注意力就集中在了那只手镯上。在他的极力坚持之下，区特威克先生的调查又重新开始了，所有曾经盘查过的，又重新地查了一遍——也只是那些老的线索，因为没有人提出任何新的线索来。结果跟以前一样，没有任何收获。而在这几个人当中，也只有福勒先生一直不放弃这一点。
“只要能找到手镯，我们就能搞定这个案子，”他反复地重申这一点，“缺了手镯的话，我不知道情况会变成什么样。”
“别忘了还有那第二颗子弹。”旁边有个人提醒了他一句。
“那颗子弹也只能证明陶德杭特先生知道有这回事而已，没其他的了。警察只会说，他听到了两声枪响，然而只找到一一颗子弹，那么用屁股想也能推断出还有一颗子弹在别的什么地方，也就仅此而已啦。”
陶德杭特先生曾经对第二颗子弹自信无比，而现在，他的信心已经消失得差不多了。
不过看起来，缺了手镯反正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因为陶德杭特先生已经及时地见过了当地治安官，然后一次一次地去见，最后连他自己都感到厌烦了。接下来，他发现自己被这位迷惑不已的治安官起诉了。
陶德杭特先生非常不喜欢在公众前抛头露面。他每次到达和离开法庭的时候，法庭都挤得像发生了暴动一般，他们时常向他欢呼着，但他并不清楚他们那样做的原因。也许，那是因为他杀死的是一位广受欢迎的、毫无心机的大众偶像。他现在被人拍照、画像，写在头版头条的新闻中。他是记者最想接近的人，即使他一个字也不说，依然大红大紫。如果陶德杭特先生是个很想出名想上报纸的女人，那么现在这个状况足以令他欣喜若狂；然而现在的情况就是，身为一个老派的正经人，他感觉这一切实在是太恶心了。
欧内斯特爵士把事情做得毫无漏洞。他打破先例，直接上了法庭，而另一方面，那个贾米森先生倒是没有出现（陶德杭特先生确实在怀疑这位贾米森先生是否真实存在）。而站在被告席上的，则是并非犯人、以前也从未做过犯人的陶德杭特先生，那位容易激动兴奋的年轻律师在为他辩护。
陶德杭特先生向起诉他的法官致以了最诚挚的谢意，接着就从被告席上撤下，直接回到了家里，躺到床上。
这段混乱的时间里，权威当局并没有施加什么明显的影响力。警方看起来仿佛就在一旁双手抱胸，冷眼旁观，以一种超然的态度，静待结果的出现。他们不打算逮捕陶德杭特先生，甚至都没有以同谋罪之类的罪名起诉他，他们并未积极地阻止陶德杭特先生大出洋相。在法庭上，他们依旧扮演着法律的代理方，但是他们一次都未站起来发言，只是任由事情自然发展下去。
欧内斯特爵士一脸喜洋洋的表情。“当然他们得那么干，因为这是议会的公告，”他现在的表情跟上个月的那种不安恐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你永远也搞不明白那些法官。他们都是老古怪，老顽固。”
他倒满一杯酒，举杯向陶德杭特先生、法庭以及这个案件致意。
“那你觉得官方也是那么容易对付的吗？”躺在床上的陶德杭特先生像个淘气的小孩。他刚从法庭上被送回来，现在正卧床休息。时间对于他来说，是越来越少了，他们绝不会冒任何失去他的风险（陶德杭特先生也是这样认为的）——这毕竟是件世纪大案啊。
“官方？哦，当然，没错。他们现在绝不敢乱来。整个国家人的眼睛都在看着你的这场审判。如果他们阻止，那搞不好会引发一场革命。”
“如果我们手上有那只手镯。”福勒哀号道，双手插在头发里，一遍遍痛苦地拨弄着。
“我想我可能有办法。”床的另一头传来区特成克先牛谨小慎微的声音。
福勒先生激动地大跳起来，吓得区特威克先生后背差点撞到墙，看起来他好像很怕这个年轻人会突然冲过来抱住他。
陶德杭特先生所说的这手镯，是否真的存在？这个问题从一开始便生根在所有人的心中。陶德杭特先生倒是不该内疚。因为他很清楚，这个手镯确实存在过。但他就是没法不内疚，实际上，除了他之外，所有人都在怀疑那只手镯是否真实存在。然而出于友善的心理，他们并没有直说出来。
即使区特威克先生也没办法证明这只手镯真实存在。然而从他的声音里，听不出丝毫的怀疑，当然，除了过度敏感的陶德杭特先生之外。区特威克先生开始解释了。
“你们看，”他解释道，“我们已经穷尽了所有的可能性，我也非常确定，我们查访过的那些相关人，都不可能跟这起盗窃案有关。我也相当确定，我们的那儿位卓越的女仆朋友，也不可能跟这起盗窃案有关。但就在两天之前，当我在楼梯上与那个叫艾菲的女孩擦肩而过时，我注意到她曾经哭过。事实上，她那个时候还在哭泣。”区特威克先生停顿了下来，环视着他的听众。
“那又如何？”欧内斯特爵士不耐烦地问道。
“哦，很抱歉。是的，当然。嗯，要我说，你看，她为什么要哭？”区特威克先生又停顿了下，环视了一圈。
“那么，她到底为什么哭呢？”欧内斯特爵士问道。
“我——我不知道。”区特威克先生迷惑地回答道。
“这只是个猜测，”区特威克先生赶紧继续说道，他看起来很是羞愧，“只是猜测。嗯，你看，哭是一个著名的表情，这常表明这跟一个男人有关。呃.…cherchez la femme①，你懂的。很抱歉，我的发音不大标准，但毫无疑问，你应该能听明白。是的，嗯，我想到这个，你看，当你看到一个女孩哭泣，是不是也可以说我们应该cherchez I‘homme②。呃……这就是我的意思，找出那个男人。”
①法文，找出那个女人。
②法文，找出那个男人。
“法文我很熟的。”欧内斯特爵士的回答比较尖讽。
“是我口音的问题，”区特威克先生的脸微微一红，他道歉，“我担心你们没法……我很抱歉这可能不是——呃——不容易让你们习惯，这种口音。”
“好了，那么，那个男人怎么说？”欧内斯特爵士继续追问道。
“呃，这只是一种可能性，”区特威克先生试探性地说，“如果真有一个……一个男人，是的，一个让艾菲哭泣的男人，我只是假定是他把她弄哭的——呃，你看，”区特威克先生在欧内斯特爵士不解的目光瞪视下，声音越来越微弱，“呃，他可能是个大浑蛋，你看，这样的话……”
欧内斯特爵士还没有反应过来，年轻的福勒先生就一下子跳了起来，然后极度热情地用力拍着区特成克先生的背部。
“值得一试，”他大叫道，“我的上帝，这确实是个方向。”
“什么值得一试？”欧内斯特爵士暴躁地问道。
福勒先生的手指已经按在了喊人的铃上，他稍作了解释。
“切！”欧内斯特爵士听懂了，他为自己的迟钝而恼怒不已，接着又因区特威克先生的机智而恼怒不已，“女孩总是为男人哭泣，不是吗？”
“我不知道。”区特威克先生谦恭地说，而且他确实不知道。
“那么可以让我来主持这次讯问吗？”听到管家从楼梯上踩着小碎步前来的声音，福勒问道。
很明显，没有任何人反对，这时，格林希尔夫人出现了，福勒则以一种慈父般的举止牵过她的手。
“请坐，格林希尔夫人。我们得在这儿问你几个问题，当然我相信你已经厌倦了被人问问题。”
“先生，在这段可怕的时间里，我会尽我所能的。”格林希尔夫人一脸阴沉地回答。
“当然，我确信你会的。嗯，其实也没什么重要的，就是一些有关艾菲的事，艾菲跟她的年轻男朋友。嗯……我记不得他的名字了。”
“阿尔菲，先生，阿尔菲·布鲁尔。”
“没错，当然是阿尔菲·布鲁尔。他们已经考虑要结婚了，是不是？”
“嗯，艾菲确实考虑了，先生，”格林希尔夫人无比阴郁地回答道，“但是阿尔菲的话……嗯，到底他脑子里在想些什么，这恐怕一句两句说不清楚，我就直说自己的想法了啊。”
福勒先生剧烈地点头，像是要把自己的脑袋晃下来：“嗯嗯，就是这样，这就是我想跟你说的事。当然，我是在代表陶德杭特先生说话，他很担心艾菲的事，你也知道，对他来说，任何担心都会导致身体上的问题，他经受不起的。然而，当他听说那个可怜的女孩一直在哭，他确实为此忧心忡忡。”
“艾菲确实不该在工作的时候哭泣。”格林希尔夫人严厉地点头同意。
“哦，嗯，女孩子毕竟是女孩子嘛，你知道的。嗯，这个阿尔菲……是那种小浑蛋类型，是吧？”
“呃，他从没惹过什么麻烦。”格林希尔夫人稍显疑虑地回答道。即使连陶德杭特先生都明白这所谓的麻烦是一种特殊的类型，就是惹上警察。
“哦，但也不能排除那种可能性。像他这样的年轻人，实在是太容易堕落了。特别是住在那种地方，呃？”
“我总是一再向艾菲重复，别自降身价，跟一个史密斯逊街上来的家伙谈恋爱。”格林希尔夫人郑重其事地说道。
“没错。但他的父母……我的意思是……”
“哦，阿尔菲并没有跟他父母住在一起，先生。他们都去世了。他只是个寄宿者。”
年轻的福勒先生继续笑着问道：“那么，当陶德杭特先生不在家的时候，他一定经常来喽？”
“不，那倒不会，先生。我不同意，也不允许他踏进房门半步，而且我也一再申明这一点。如果艾菲执迷不悟非要自降身价跟那种人谈恋爱，那么，她也不可能在我管理的宅邸里跟那个人见面。哦！”格林希尔夫人的眼睛突然瞪大，“那只手镯，先生！”
“是的，”福勒先生点头道，“就是有关那只手镯的事。”
“哦，我没想到阿尔菲会坏到那个地步。至少……至少看在艾菲的分上，我可不希望他那么坏。但是我知道，他的经济状况很是窘迫，没错。他曾经借走了艾菲的所有积蓄。哦！我跟她说，你借钱给他，还不如把这笔钱丢进水里去！我还是不希望艾菲做这种傻事。这算是个大教训吧，一定是的，对于艾菲来说。”
“格林希尔夫人，据你所知，”福勒先生以一种官方的口吻质询道，“这个男人从未踏入宅邸半步？”
“没有，据我所知是没有……但在我外出的时候，艾菲有可能把他带进来。我没法一直管着她。当她跟那个阿尔菲·布鲁尔交往了之后，她就变得越来越滑头了。”
“嗯，我就在担心这事，”他转脸对欧内斯特爵士说，“我想那只手镯应该还没有被拿去典当掉，我怀疑没有人愿意吞下那件赃物，会很麻烦的。如果真的是他拿了那只手镯，那么，手镯现在肯定还放在他住的地方。我们可以赶过去然后……”他的声音在疑虑中越来越小。
“不！”陶德杭特先生突然激动了，“打电话给苏格兰场，向他们申请搜查令，然后带着搜查令去。他们一直不相信有这只手镯，那就让他们亲手找出来。”
这项建议获得了一致通过，福勒先生冲向了电话。
欧内斯特爵士弯下腰，以一种威严的眼神注视着格林希尔夫人。
“注意，别对那个女孩透露一个字。”
“哦，不会的，先生，”格林希尔夫人颤抖着，“我想我知道那样最好。”
“希望如此。”欧内斯特爵士断言。
过了整整四小时，苏格兰场才打电话来，以一种谦和的语气向他们宣布已经找到了那只消失的手镯，就藏在阿尔菲·布鲁尔家的卧室烟囱里。他们和善地感谢了陶德杭特先生热心提供这条线索。
“应该感谢区特威克。”欧内斯特爵士嘟囔地纠正着，区特威克先生看起来则高兴不已。
“我们终于能够把握这件案子了！”年轻的福勒先生吼叫道。
“哼！我还想了解更多有关那艘空平底船的事。”欧内斯特爵士不大开心地咕哝着。
由此直到陶德杭特先生的案子开庭之前，也只有一件事该提到一下。
就在开庭的两天前下午，菲莉两蒂·费洛威拜访了他，会面并不是很愉快。
她没费劲就进入了陶德杭特先牛的卧室之中，起初还捺着性子指责陶德杭特先生将自己作为友谊的祭晶供出去，接卜·来越发歇斯底里。争论的焦点在于，她认为陶德杭特先生根本就不是谋杀珍·诺伍德的凶手，她自称很清楚这一点。陶德杭特先生之所以要将这档子事悉数揽在自己身上，要在世人面前自毁清白，全然因为他那高贵的骑士般的性格。而菲莉西蒂·费洛威小姐无法忍受这一点，她无法承受。
陶德杭特先生感到自己很受伤害，他起初还算温和地对答了，接下来他也渐渐愤怒起来，这倒是跟她越发的歇斯底里相得益彰。
当费洛威小姐说出陶德杭特先生自白是为了维护她家族的清誉，而她也打算同样自白，而且她也会让年轻的帕默先生自白所有他知道的事。当陶德杭特先生卧室的声音越来越大时，格林希尔夫人吓坏了，她立即打电话给福勒先生，后者迅速把费洛威小姐扛到了屋外。
陶德杭特先生的心情好歹宽慰了下来。“女人，”陶德杭特先生说道，“就是恶魔。”他极度肯定地说道，而且他真的非常担心费洛威小姐会把她的威胁付诸实施。
然而，区特威克先生平息了这一切。听说这件事之后，他当晚就去费洛威小姐的化妆间拜访了她（他觉得这实在是太不可理喻了），并设法劝服了她。
于是从此之后，陶德杭特先生所选定的人生道路上，便不再有任何阻碍了。
第四部 法庭上的爆炸性新闻
15
劳伦斯·巴特费尔德·陶德杭特先生谋杀珍·诺伍德案件的审判，于三月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在老贝利法院拉开了序幕。陶德杭特先生活像一位热心的观众。
就在即将进行审判的四号法庭外，陶德杭特先生与他第一次见面的自己的辩护律师贾米森先生亲切地握着手。贾米森先生是个瘦高个，头上戴着的那顶假发太小，让他看起来显得很是忧郁。他上下观察了一番陶德杭特先生，然后用一种沮丧的而带有显著苏格兰口音的声音说：“这案子真是怪极了。”
欧内斯特爵士还像往常一样，继续担当陶德杭特先生的导游，引着他进入法庭，为他指明了被告席的位置，并把他介绍给一些声名卓著的法律界人士。毫无疑问，陶德杭特先生一出场，便成为了场上的焦点人物。就连官员们也忘记了自己的尊严，一味地盯着他看。记者们蜂拥而至，想从他口中套出些上法庭之前的声明或评论，但欧内斯特爵士行使了自己的特殊权力，把记者们统统隔开。
对于陶德杭特先生来说，这场审判实在是太不严肃了。他居然当庭跟律师们站在一起讨论着天气状况。
然后，欧内斯特爵士大拍脑袋，像是猛然想起了自己的职责。他将陶德杭特先生安顿在证人席上，仿佛一名受过严格训练的护士。
“但是我现在感觉很好。”陶德杭特先生抗议道。事实上，他这几个星期以来确实感觉身体不错，也许是他终于被允许下场活动了，因此他感到心情舒畅。
“老弟，”欧内斯特爵士严肃地回答道，“我的工作就是保证你在审判结束之前都活着。而且我也会竭尽所能做好我的这项工作。贾米森，帮他在证人席上添一个座位，好吗？快点，你一定已经听说了他的身体状况了吧？”
贾米森先生也赞同让他的客户立即坐下来，但是他的语气中透露着些许怀疑，他并不清楚这样的请求是否会得到批准。
法庭里充斥着交头接耳的声音。陶德杭特先生扫了一眼，发现包厢区扶手栏杆后，有一排头伸出来打量着自己。那些人眼睛盯着他，嘴张得像鳕鱼一样大！他急忙移开了视线。
法庭里已经人满为患了。某人向陶德杭特先生指出了席间坐着的某位知名的法国律师和一位同样著名的美国法官，显然，他的案子引起了国际范围内的巨大反响。陶德杭特先生还惊讶地发现席间坐着一群衣着华丽的女士，她们盯着他，彼此耳语，那种有失礼仪的举止令他震惊不已。陶德杭特先生是个老式的绅士，他认为女人在公共场合就要有淑女的样子。于是他颇为气愤地询问欧内斯特爵士那些人究竟是谁。
“一群贱人。”爵士粗鲁地答道。
“但她们来这儿干吗？”
“来说你的闲话，老弟，然后在谈话中找到自己廉价的满足感。”
“但她们是怎么混进来的？”
“啊，”欧内斯特爵士说，“这个你最好问问市长大人和郡治安官们。他们——”
“嘘！”年轻的福勒先生打断了他的话，“他们来了。”
敲击声响起，听起来是从法官的高台后传来的，所有人都急忙起立，陶德杭特先生也跟着他们站了起来。接着，从传来敲击声的那儿，走进来一小队人。走在最前面的是市长大人，他穿着长袍，显得壮硕而威严。紧跟在他身后的三位是市府参事、郡治安官和副治安官。最后出现的则是身材矮小、形如枯槁的法官大人，贾斯提斯·贝利先生。他不苟言笑，审判时没有一句多余的话。
这一小队的人在台上坐了下来。市长大人容光焕发地坐在正中间。法官大人发出微弱的声音，要求席间著名的法国律师和同样著名的美国法官，上法官席同坐。整个法官席顿时挤满了人。
“去吧。”欧内斯特爵士对陶德杭特先生耳语。
“去哪儿？”陶德杭特先生傻乎乎地问道。
“去被告席。”
空气里凝结着令人羞愧的气氛，陶德杭特先生悄悄地装作不经意地靠近被告席。一位警察礼貌地为他扶住打开的门，由于陶德杭特先生日前尚未被逮捕，因此法庭周围并无警卫。发现身旁并没有人挤着他，他感到自己迷失在广阔的被告席中，于是颇感手足无措。所以他只能慢慢滑向前方，紧张兮兮地抓住被告席的栏杆，惊愕地望着法官。
接着，他注意到有人快速地吟唱着某些诗句。
“若有人可在至高无上的君王和被告席的嫌疑人面前，告知我主，国王的法官或者国王的首席检察官，此嫌疑人曾做出任何叛国、谋杀或任何不端行为，那现在就请站出来。所有告发或提出证据之人，也请现在就站出来。列证、进言，他的声音必被聆听！因为若不如此，被告则可能获释，也可被假释。天佑吾皇。”
才刚吟唱完，马上就出现了一位头戴假发身披长袍的人，他从台上走下来，直接站到了陶德杭特先生面前。
“劳伦斯·巴特费尔德·陶德杭特。你被控于去年九月二十八日谋杀艾赛尔·梅·宾斯。你可认罪？”
“呃？”陶德杭特先生大吃一惊。那一刹那，他慌乱地想到他的案子是不是跟其他人的案子搞混了，因为他完全想不起来曾经谋杀过一个叫艾赛尔·梅·宾斯的人。接着模模糊糊地想起了曾经被告知珍·诺伍德的真名是……嗯，肯定就是这个艾赛尔·梅·宾斯。
“哦，有罪。”陶德杭特先生疑惑地回答。他忽然注意到了欧内斯特爵士惊愕的表情，那表情正在变得越发惊恐，于是他忽然反应了过来。“我的意思是，”陶德杭特先生试着冷静下来，“我无罪。”
“你辩称自己无罪吗？”法庭书记员坚定地发问。
“无罪。”陶德杭特也在模仿他的这种坚定。
他紧抓着栏杆，感觉到所有的目光都会聚在他一个人的身上，接着更意识到他刚刚开了个多么愚蠢的头。他们会不会觉得他不但是无罪的，还是个疯子？他胡思乱想着。
贾米森先生以一种并不怀有希望的语气提出请求。
“法官大人，我谨代表被告出庭。他的身体状况相当脆弱，法官大人，在即将宣誓的陪审团面前，您可否准许他坐下？”
法官点了点他古老的脑袋：“当然。”
贾米森先生看起来颇为吃惊。
一位面相和善的警察把椅子放在了陶德杭特先生的身后。他满怀感激地坐了下来。所有的一切对他来说都有点不真实，就像在演出一出舞台剧一样。
他带着一种不真实的感觉，观看着陪审团的宣誓。
“我必须得注意，”他告诉自己，“我正在审判我的生命。这实在是太有趣了。”
陶德杭特先生发现转瞬之间，他的生命已经交由一个由十位男人和两位女人组成的陪审团。他们将裁判他的命运。他注视着他们，却意识到他们都在躲避着他的眼神。陶德杭特先生微微脸红，然后把目光转向了那个矮个子的忙碌的法庭书记员。对于别人刻意回避他的目光，他感到不大习惯。
书记员对着陪审团陈述。
“各位陪审团成员，被告劳伦斯·巴特费尔德·陶德杭特被控在去年九月二十八日，谋杀艾赛尔·梅·宾斯。在这份起诉书中，他辩称无罪，现在此案交由各位，请各位在听取证词、查验证据后，裁判他是否有罪。”
陪审团看起来极为严肃。
“别老是提到‘巴特费尔德’。”陶德杭特先生烦躁地想着。他并不喜欢这个中间名，而且这二十多年来，他都成功地隐去了这个名字。
接下来，欧内斯特·普雷迪波爵士以一种闲散的态度起身，这让陶德杭特先生微微吃惊了一下。他就像披着浴袍一样，随意地将长袍披在身上，开始以一种愉快而轻松的口吻发言。
“法官大人，各位陪审团成员，这是一起极为不同寻常的案件。诚如各位所知，另外一个人也因同一罪名而被起诉，并且被判罪名成立，现在正在等待被执行绞刑。而行刑日期也如大家所知，被推到了这场审判产生结果之后。这起案件本身就已经相当不同寻常了，而更加不同寻常的是，这是一起自诉的谋杀案。这起案件并非是由官方起诉，而是由一位市民，奥利弗·佛兹先生起诉的。
“佛兹先生以合乎政策却并无先例的这种方式来进行起诉，是出于自己崇高的道德动机。对于此案来说，他的处境较为特殊，这一点，稍后他本人也会详细解释。实际上，就是由于他的处境颇为特殊，才令他无比确信宾斯小姐之死与陶德杭特先生有莫大的关系。凶手并非那个文森特·帕默，而他目前还被判了死罪。你们也将会了解到，佛兹先生为何如此确信。因为案发之前几周，陶德杭特先生曾与佛兹先生有过私人会面，会面中向他透露过谋杀的意图。然而当时，他并未决定谋杀对象，因而向佛兹先生咨询合适的被害人人选。
“因此，当得知有位无辜者因此项罪名被判绞刑之后，佛兹先生便开始准备诉讼，以维护司法公正所犯下的可怕错误。当他开始着手此事后，据我所知，此项行为立即得到了陶德杭特先生的支持和赞同。因为陶德杭特先生更加急于将此错误的审判拉回正轨。除此之外，我个人还认为，自从坦承为那件谋杀案负责之后，他的表现变得既勇敢，又得体。因此，对我来说，这就是我的责任，”欧内斯特爵士极为严肃地说，“是一个令我痛苦的责任，但我不能逃避。我必须坦承一点，在文森特·帕默被捕之后，陶德杭特先生从国外赶回，立即向负责本案的有关单位——不用拐弯抹角了，我指的就是警方和代表法律的官方——坦承真相。然而当局毫不在意。
“我并不想对他们的此举作出诘难，”欧内斯特爵士开始尽其所能地诘难起来，“但我实在不愿意相信，他们之所以拒绝听取陶德杭特先生令人吃惊的自白，只是因为他们已经逮捕了一个他们确信有罪的人。因为，他们并不想公开地承认自己的错误。我确信这种事情从未发生过。这种邪恶——没有其他合适的词语了——的行径，绝不可能是由我们的警方做出来的。是的，他们确实相信自己抓对了人，同时也认定了陶德杭特先生只不过是怀揣浪漫主义情怀的好管闲事的怪人。但陶德杭特先生拒绝接受此事，他绝不能忍受让一个无辜者身处险境，自己却保持沉默。他们其实根本就不了解真相。这也是此案以这种特殊的方式起诉的原因。现在，被告席上站着的，是一个完全自由的人，如果他愿意，便可直接离开法庭，立即消失。尽管有人起诉谋杀这一重大的罪行，但当局却毫不在意，拒绝对他发出逮捕令。陪审团的各位大人，我现在站在这儿，就是要向你们证明，他们错了，而佛兹先生是对的。
“法官大人，”欧内斯特爵士饱含感情地说，“我必须请您纵容我，听我多说几句。我很清楚，身为一名律师，我一般不该对自己经办的案子，发表个人意见。不过我认为这个案子如此的不寻常，一点个人的解释也许并无不当。在阁下的允许下，我只想以我个人在此案件的立场上说几句话。法官大人，各位陪审团成员，我只想说，身为一位曾多次为政府和国王服务的律师，我此次会出现在这样的场合，代理这样的案件，必定会招致有关方面及我的同事们的严厉的批评。如若我没有彻底地了解我的责任，我也不会承担下这起案件。
“我很清楚我的责任。几个星期以前，我只是因为偶然的原因接触到了这个案子。当时我是目击到证据的证人，而我们发现的这些证据，对于控告被告有罪是有所裨益的。你们将会亲眼目睹不可思议的状况，即律师走上证人席，陈述对于被告方不利的证词。这种情形的确前所未见，在普通的案件中，这也许是违反我们律师这个行业的职业道德的，但对于这起特殊的案件，这一行为应该是合情合理的。我向各位说明这些，是因为接下来我将把我们所有的发现一一道来。这些发现让我坚信，那位已经获罪下狱的人其实是无辜的。正因为如此，我今天才会站在这个地方，随此案一起出现在诸位面前。我来此并不是出于任何人的意愿，而是纯粹出于我的职业自尊，纯粹出于司法正义，纯粹而热切地遵从于我内心的声音。法官大人，各位陪审团成员，我真诚地希望各位能宽恕我的所作所为，因为我觉得无论对于你们，还是对于我自己，这都是我应尽的义务。
“现在让我按照先后顺序，将整件事向大家理清。为大家说明艾赛尔·梅·宾斯死亡的整个过程。
“去年六月十四日，陶德杭特先生前往拜访他的医生……”
欧内斯特爵士继续简单概括了陶德杭特先生之后的行动，从他知道自己的生命只剩下寥寥的几个月开始讲起，提到了他确定自己未来方向的那次聚餐，提到了费舍曼的事，直到今天早上陶德杭特先生自愿站在这个被告席上。
陶德杭特先生觉得他说得棒极了。
他略带讽刺地想着自己是不是要拿支笔记下来，然后整理写成评论发表在《伦敦评论》上。如果他最终被判有罪的话，那么在他行刑日之前，确实有段很长的时间，可以把这些写出来。
他认为这个想法很符合真正的科学精神，于是轻声要来纸和笔，并严肃地记录着。
“欧内斯特·普雷迪波爵士的开场白比我预期的更加简洁有力，内容极具说服力。我想我们有赢的机会。”
在午间休息之前，只传唤了一名证人，但那个证人非常重要：费瑞斯。
费瑞斯的证词大致陈述了两点内容：那场臭名昭著的聚餐上的对话，以及他身为《伦敦评论》编辑，与陶德杭特先生有着怎样的私人关系。他坦承当时陶德杭特先生极力将话题引向他需要的方向。他希望大家讨论一个被医生宣告只剩下几个月生命的人，可以为大众作出怎么样的贡献。而且他记得非常清楚，几乎所有人都得出相同的结论，那就是谋杀。
“被告当时是否以侧面询问的方式，来征询有关此事的建议？而当时，你们建议他应该去谋杀？”欧内斯特爵士一脸震惊地大皱眉头。
“很遗憾，当时我们并没有严肃地对待这个问题，”费瑞斯微笑着说，“否则，我们绝不会给出这样的建议。”
“但事实上，你们确实对他是如此建议的？”
“如果你真的那么认为的话，那就是了。”
“我确实这样认为。”
“那，”费瑞斯殷勤地说，“我就没办法反驳你了。”
“但你根本没想到被告真的会那么做？”
“我根本连想都没想过。”
“在知道他那么做了之后，你是否会惊讶于这个事实？”
费瑞斯想了想说：“也许不会吧。”
接着，欧内斯特爵士开始了第二个问题。
“你跟被告很熟吗？”
“非常熟悉，我想。”
“他曾在你手下的期刊工作过很长一段时间？”
“这几年来，他都是《伦敦评论》的定期撰稿人。而我担任他的编辑。”费瑞斯巧妙地抓住这个面对公众的机会，打了个小广告。
“那么在这段时间内，你不仅研读过他的作品，还观察过他的为人？”
“当然。”
接下来，欧内斯特爵士问出费瑞斯在工作之内和之外，都曾与陶德杭特先生有过多次的谈话。
“你与被告很熟识，你是否认为，被告有能力为自己的行为负全部责任？”
“毫无疑问的。”
“你从未见过他有任何不正常病症的情况？”
“从没有，就大病来说。”
“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欧内斯特爵士带着些蔑视问道。
“我的意思是，他或多或少有些小毛病，比如单身汉的习惯病之类的。”
“毫无问题，这些小毛病，我们都有。但除了这些小毛病之外，你是否还留意到任何他看起来精神上不正常的行为？”
“陶德杭特一直是我见过的心智最为健全的人。”费瑞斯说着，礼貌地向被告席微微鞠躬致意。
“谢谢你。”欧内斯特爵士问完了问题，坐下了。
费瑞斯以一种乐于助人的态度，礼貌地转身面对贾米森先生的讯问。
“费瑞斯先生，”后者发问，“你是一名编辑吗？”
“我是。”
“那想必你肯定读过不少著作，不管是小说，还是纪实类的？”
“没错。”
“你读过各种各样的书，毫无疑问。举个例子吧，出于工作的需要，你是否阅读过一些有关心理学方面的书？”
“非常多。”
“包括犯罪心理学？”
“是的。”
“我不知道这样说合不合适，我可否认为，你阅读过这么多相关的著作，那么对于心理学包括犯罪心理学的现代原理，都非常精通呢？”
“我不是专家。”费瑞斯回答道。他的回答像个反问句一样，大家一听到就会立刻相信他是个专家，“但是这些知识用来对付我的工作是足够了。”
“而在你曾经读过的所有东西中，是否碰到过这样的案例：一个人说服自己要去做某件大事或重要的事，这件事也许需要极大的道德勇气，他会为此而全心全力地投入，但就在行动的节骨眼上，他紧张了，他的勇气退缩了，他最终临阵脱逃？”
“这是个普遍现象。”费瑞斯以一种专家的门吻评述道。
“这样的一个人，也会说服自己去杀掉某个他认为很讨厌的人。他很有可能去购买了一把左轮手枪，甚至在决心动手谋杀的时候也怀揣着这把枪。然而在最后时刻，他却紧张了，并拿着枪乱挥舞，威胁别人。有这种可能吗？”
“非常有可能。”
“你认为有这种可能性吗？”
“哦，是有的。”
“那么，如果这个时候手枪凑巧走火，这有可能是因为持枪人对于火器并不熟悉所导致的。根据你的犯罪心理学知识，你是否还会认为这样是蓄意杀人呢？”
“不会。”
“谢谢你，费瑞斯先生，”贾米森先生说道，他仿佛得到了比自己预期还要满意的答案，“这非常有启发性。你曾对法官和陪审团说过，你认为被告是你见过的心智最为健全的人。这是依据你自己所掌握的心理学知识来判断的吗？”
“就我所掌握的那些心理学知识来说，”费瑞斯优雅地回答道，“我想我会得到这个结论。”
“好，那么，你是否依然维持这样的证词，不作改变？”
“是的。”
“那么，费瑞斯先生，在这起假设的案件中，那个人说服自己去杀人，他蓄意地买了一把手枪，他接近了被害人，但是最终，他却不是蓄意地扣下了扳机，你认为这个人还是个理智的谋杀者吗？”
“就以这些线索来判断，”费瑞斯谨慎地说，“并不能得出此人心智是否健全的判断。”
“那你能否在法官大人和陪审团面前，对此稍作解释呢？”
“这只能说是一种典型的紧张失控行为，”费瑞斯慢慢向法官解释道，“这一行为与人的心理异常没有任何关系。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因紧张而导致失控。不过这并非专家意见，我也不是这方面的专家。”
“是的，”法官说，“贾米森先生，我必须问你一个问题。我对于这段交叉讯问的目的不是很明确。你是在打算证明被告人无
法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吗？”
“不，法官大人，”贾米森先生恼怒地回答，他激动得苏格兰腔更浓重了，“我的意图刚好相反。我恰恰认为我的当事人完全可以对他的行为负责。”
“之前欧内斯特爵士已经提出了这一观点，那你现在的观点跟他并无冲突。所以这一点也没有再问的必要了。因为我不是很明白你进行此番讯问的目的。”
“法官大人，我认为这一点会在其他环节中被反复地问起，”贾米森先生阴沉地说，“而这些讯问将会导致一些针对我的当事人心智状况的怀疑。我想从这位与他颇为熟识的朋友身上取得足够的证词，以证明他是神志清醒的。通过我的讯问，陪审团也可以听到最有效最权威的观点。”
“非常好。”法官耐心地说。
贾米森先生陈述了他的观点，并对一起早期问题提出了颇有针对性的准备和辩护方案。费瑞斯获准离席，他礼貌地向法官轻鞠一躬，然后迅速离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