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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绳梯》作者：[爱]斯图亚特·内维尔/译者：冀慧颖/王好强
书名：绳梯
英文书名：Ratlines
作者：[爱尔兰]斯图亚特·内维尔
翻译：冀慧颖、王好强
编辑出版：译林杂志编辑部
主办：译林出版社
内容简介：
《洛杉矶时报》图书奖（LA Times Book Prize）得主——斯图亚特·内维尔！
1963年，爱尔兰。当爱尔兰人们准备迎接总统约翰·F·肯尼迪就任之时，一个德国人在海边度假屋里被谋杀了。情报局总指挥，中尉艾伯特·赖安被派往调查此案。这名德国人是几天内被谋杀的第三名外国人了。司法部长查尔斯·豪伊希望暗杀事件立刻终止，以免丑闻曝光：死亡的几人都是二战后受爱尔兰政府庇护的纳粹分子。
死去的德国人身上发现了杀手留下的字条，收信者为奥托·斯科尔兹内上校，他是受希特勒赏识的传说中“欧洲最危险男人”。字条只是简单地写着：“我们为你而来。”
随着艾伯特·赖安深入这单案件，他发现了前纳粹分子和勾结者形成的网络，他们都由身在柏林之外的斯科尔兹内统领。当赖安越发接近这些杀手时，他的忠诚越是在国家和良知之间摇摆。
为什么他必须要保护二十年前拼死抵抗的敌人呢？赖安知道斯科尔兹内很可能是一个危险分子。但他必将终结这一切。
作者简介：
斯图亚特·内维尔（Stuart Neville）曾经当过音乐家、作曲家、教员、推销员、电影后备演员、面包师、一肩双挑的爱尔兰喜剧家。他在《不法之徒》（Thuglit）、《电子规格》（Electric Spec）、《每日小说》（Every Day Fiction）上发表过短篇小说。
《贝尔法斯特的幽灵》(The Ghosts of Belfast)是他第一部长篇，这部作品为他赢得了2010洛杉矶时报图书奖(LA Times Book Prize)和惊奇奖最佳处女作奖(Spinetingler Award for Best First Novel)，和麦克维提奖(Macavity Award)决赛入围，巴瑞奖(Barry Award)，安东尼最佳处女作奖(Anthony Award for Best First Novel)。
斯图亚特·内维尔现居北爱尔兰的阿尔马，出任一家多媒体设计公司的合伙人。
作者的话
您即将看到的纯属虚构，不是真实的历史。虽然创作这部小说的灵感，是因真实的人物和地点而激发，但小说中所有的事件完完全全是作者的想象。
众所周知，以下皆为真实事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数十名纳粹分子和轴心国的合作者在爱尔兰寻求庇护。
1957年，年轻的政客查尔斯·豪伊在一家乡村俱乐部为奥托·斯科尔兹内召开了欢迎新会员的仪式。1959年，奥托·斯科尔兹内在基尔代尔购买了马丁斯敦庄园。
1963年，面对爱尔兰国会众议院议员诺埃尔·布朗医生的质询，司法部长查尔斯，豪伊告诉国会，奥托，斯科尔兹内从来没有在爱尔兰居住过。
除了这些，其余的都是故事。
第一部 战士
01
“你看起来不像犹太人。”赫尔穆特·克劳斯对着窗户玻璃上男人的影子说。
窗外，白浪翻滚着砸向戈尔韦湾海边的岩石。更远处，波涛汹涌的大西洋正宣泄着愤怒。索尔特希尔的宾馆虽然只有一些基本设施，但是挺干净的。一些来自爱尔兰各地的家庭想在夏天的那几个月里晒晒太阳，吹吹海风，戈尔韦城外的这座海边小镇为这些人提供了方便。索尔特希尔的宾馆有时也为那些尚未举办婚礼的年轻情侣和偷情男女提供住宿，那是因为他们有胆量装出合法夫妻的样子，从宾馆老板面前走过去——这些宾馆老板在道德上比较守旧，严谨正直。
克劳斯之所以知道这些，是因为他曾有几回带着不同的女人在这样的宾馆里度过快乐时光。他们在让人心旷神怡的海滨漫步之后，再在餐厅(在大部分情况下，餐厅里都是空的)里胡乱吃些煮得过头的食物，然后，回到房间把床弄得吱呀作响。他的口袋里常装着几枚不同款式的结婚戒指和一些避孕套。
整座岛呈灰色，绿色植被很少，沉闷得让人窒息，毫无愉悦可言。既然如此，何不找位有着同样需求的女士，一起享受一段意外的暖昧之旅呢？
或许克劳斯应该让自己奢侈一回，在市里订一家高级宾馆住下。可他是来参加葬礼的，出席这种场合似乎不适合住在高级宾馆里，即便是很好的朋友的葬礼也不行。如果他当时选择住在市里的话，那么宾馆的保安措施会更好些，兴许这个人想要如此容易地混进来就不太可能了。有那么一会儿，克劳斯感到很懊悔，可他立即打消了这个愚蠢的念头。如果他是那种容易后悔的人，早在十年前他就悬梁自尽了。
“你是犹太人吗？”克劳斯问。
窗户上的人影动了一下。“也许是，也许不是。”
“我在葬礼上看见你了，”克劳斯说，“葬礼安排得不错。”
“是很不错，”影子说道，“我看见你哭了。”
“他是个好人。”克劳斯看着窗外在海面上翱翔的几只海鸥回答道。
“他是一名刽子手，杀害过妇女和儿童，”影子说，“就像你一样。”
“刽子手？”克劳斯反问道，“你的口音听上去是英国人。要知道，在许多居住在爱尔兰的人眼里，你们这些英国人才是刽子手，地地道道的帝国主义压迫者。”
那个男人向前走了几步，窗玻璃上的影子随之放大了些。“你的口音掩饰得很好。”
“我喜欢讲这里的话，也许喜欢得有些过了头，但我的确是花了不少时间来修正和练习发音与语调。况且，德国口音还是很容易引起注意的，即便在爱尔兰也不例外。他们收留了我，但是并非每个爱尔兰人都欢迎我。这些人非常依赖他们的英国压迫者，明明已经长大却还深深迷恋着母亲的乳头。”
这段时间以来，克劳斯更加频繁地感受到年龄给他带来的影响。浓密的黑发开始呈现出灰色，线条优美的健壮身材也变得瘦削起来。每次喝过伏特加和葡萄酒后，他的鼻头都会由于鼻腔内的血管破裂而变得通红。下午散步穿过都柏林的林森德公园时，不再有女人用饥渴的目光盯着他看。即便如此，他还是有几年的好时光在等着他，尽管那个时间已经不多了。这个男人会从他身边将这些偷走吗？
“你来这里的目的是要把我也杀了吗？”他问。
“也许是，也许不是。”影子回答说。
“我能喝点东西吗？或者抽根烟也行。”
“可以。”
克劳斯转过身面对着那个男人。这是…个中年人，年龄在40至45岁之间。根据年龄推测，他应该参加过二战。在墓地时感觉他看上去要比现在年轻一些，当时他把自己打扮成了掘墓人。如今这么近距离地看他，就能发现他的前额布满了皱纹，眼角还有很深的鱼尾纹，几缕沙黄色头发从他的羊毛帽里散落了下来。他手里握着一把枪，一把装了消音器的勃朗宁手枪，直直地对准克劳斯的胸膛。克劳斯注意到那个男人手中的枪在抖。
“你要不要来点伏特加？”克劳斯问道，“也许它能让你镇定一些。”
那个男人考虑了几秒钟，说道：“好吧。”
克劳斯朝着床头柜走去，那上面放着一瓶进口伏特加还有一套茶具，茶具边上有一份当天早上的《爱尔兰时报》，报上的头版头条是约翰·肯尼迪总统即将来访的消息。报上说，北爱尔兰政府请求肯尼迪总统在访问爱尔兰期间跨越边界来北爱尔兰访问。爱尔兰人非常崇拜这位美国领导人，把他当作自己的一员，尽管这个渊源要追溯到好几代人以前。因此，他们对肯尼迪总统的到来异常期待，甚至已经到了歇斯底里的地步。克劳斯刻意地回避着收音机和电视里任何关于肯尼迪总统在爱尔兰停留日期的报道。
这可不是他现在要关心的问题。
克劳斯将两只白色茶杯翻转过来，很大方地给每只杯子里倒上伏特加。然后他朝水壶走去，打算给其中一杯加点水，稀释一下，可这时那个男人开口阻止了他。
“不用加水，谢谢。”
克劳斯笑着把茶杯递给那个男人，说道：“这里没有酒杯，希望你不会介意。”
那个男人一边点头答谢一边用左手接过茶杯。未经稀释的伏特加酒润湿了他的嘴唇，于是他抿了一小口，结果立即呛得咳嗽起来。
克劳斯将手伸进黑西装的胸前口袋，顿时，那个男人扣着扳机的指关节由于过于紧张变成了白色。克劳斯伸出手，手上出现了一只金色烟盒。他打开烟盒，送到那个男人面前。
“我不抽，谢谢。”面对刻在烟盒上的纳粹符号“卍”，那个男人并不像克劳斯预想的那样惊恐畏缩。也许他并不是个犹太人，不过是一个狂热的英国人而己。
克劳斯从烟盒里取出一支彼德·史蒂文森牌香烟，这是他对美国无所不在的影响的唯一妥协。他将烟衔在嘴里，啪的一声合上烟盒，然后放回到口袋里。其实他更喜欢抽万宝路香烟，但在爱尔兰很难买到。他从裤子口袋里掏出一个与烟盒配套的打火机，打着火，闻着火焰中散发出的汽油味。烟盒和打火机是威廉·弗里克送给他的圣诞礼物。一缕蓝色的轻烟在两个男人之间弥漫开来。
“请坐。”克劳斯指着角落里的一把椅子，而他自己则在床边坐下，大口大口地吸着烟，让一股股烟雾充满喉咙和整个胸腔。“能告诉我你的名字吗？”他问道。
“不行。”那个男人回答说。
“好吧。那么这是为什么呢？”
那个男人又抿了一小口伏特加，满脸苦相。他实在无法忍受这种烈酒的味道，于是将茶杯放在他左边的窗台上。“什么为什么？”
“为什么要来杀我？”
“我还没有决定要不要杀了你。我想先问你几个问题。”
克劳斯叹了口气，向后靠在床头，双腿交叉放在凹凸不平的床垫上。“很好。”
“那个和你说话的，穿着考究的爱尔兰人是谁？”
“一名小公务员。”克劳斯说。
葬礼结束后，约恩·托马迪曾用力地与克劳斯握了下手。“部长让我转达他的哀悼，”托马迪说，“我相信你能理解为什么他不能亲自来参加葬礼。”
克劳斯当时笑着点了点头。是的，他当然能够理解。
“一名公务员？”那个男人问，“政府真的派代表来参加葬礼了？”
“只是出于礼貌才这么做的。”
“参加葬礼的还有些什么人？”
“你不是已经知道了吗？”克劳斯说。“你知道我，所以你一定也知道其他人。”
“不管怎样，回答我的问题。”
克劳斯非常有节奏地报出了一串名字。“塞莱斯坦·莱内，阿尔伯特，卢克斯和考明·默塔，他们三个代表爱尔兰共和军。”
“爱尔兰共和军？”
“他们都是些笨蛋，”克劳斯说，“都是些硬要冒充军人的乡巴佬。他们依然坚信能从你们英国人手中解放爱尔兰。不过这些笨蛋还算有些用处，所以我们时不时地会利用他们替我们做些事儿。”
“诸如安排葬礼这样的事情吗？”
“是的。”
那个男人上身向前倾了倾，问道：“斯科尔兹内在哪里？”
克劳斯大笑起来。“奥托·斯科尔兹内从不会把他的宝贵时间浪费在我这样的普通老百姓身上。他这会儿一定正忙得不亦乐乎，不是在都柏林参加各种聚会，就是在他那该死的庄园里招待政客。”
那个男人把手伸进休闲西装口袋，拿出一个封好的信封。“你把这个交给他。”
“对不起，”克劳斯说，“我做不到。”
“你会做到的。”
“年轻人，你恐怕没有理解我的意思。”克劳斯说。他将剩下的伏特加一饮而尽，随后将杯子放回到床头柜上。“我承认我有时会比较啰嗦，这是我的一个缺点，但是我想我刚才表达得很清楚。我并没有说‘我不会做’，我说的是‘我做不到’。我没有办法接近奥托·斯科尔兹内。我既不是社会名流，也不是政客。你最好找一个围在他身边转的爱尔兰政客来帮你的忙。”
那个男人站起身来，一只手举着勃朗宁手枪，瞄准了克劳斯并朝他走去。男人用另一只手掀起克劳斯的夹克衫，将信封塞进他胸前的口袋里。
“不要担心，他会拿到的。”
克劳斯感觉肚子一紧。他大口大口地吸着烟，一直等烟燃到过滤嘴才把烟头在床头柜上的烟缸里掐灭。
那个男人的手停止了抖动。
克劳斯坐直身体，双腿一甩，脚放到了地上。他直直地坐在床边，双手搭在膝盖上。
克劳斯眼睛紧盯着窗外，说道：“我有些钱。不多，但是有那么一些，足够我度过余生了。你可以都拿去，全部都给你。我会离开的。不管怎么说，这该死的地方总是下雨，我的关节受不了。”
刚说完，他就感觉到勃朗宁的枪口贴在了他的太阳穴上。
“事情没那么简单。”那个男人说。
克劳斯慢慢地站起身。那个男人向后退了几步，打开了手枪的保险栓。
“不。”克劳斯回答说。他竭力不让自己带有哭腔，可声音还是微微有些颤抖。“就是那么简单。我现在什么也不是，以前也只是一个行政文员，整天忙着签署文件，给表格盖章，因为总坐在潮湿黑暗房间的木椅上，我还患上了痔疮。”
那个男人将枪口抵在克劳斯的额头中央。“正是因为你签过的那些文件，让成百上千的人在你的笔下丧生。也许你告诉自己说这是你的工作，这样你就能接受这个现实，继续活下去了，但是你知不知道……”
克劳斯突然猛地一抬手，一把抓住手枪，用力向下按。那个男人一下子失去了平衡，可他很快就稳住了身体。他的脸显得很平静，可从他那鼓起的下巴肌肉可以看出他正在用力对抗着。
大颗大颗的汗珠顺着克劳斯的脸颊流了下来。他咬紧牙关，全身发力，试图扳开那个男人握枪的手指。可是他的努力在那个男人的力量面前完全是白费功夫，手枪再次被抬了起来。两人的鼻子几乎碰在了一起。克劳斯大吼一声，口中的唾沫飞溅到那个男人脸上。
突然，他听到了一声枪响，接着就感到肚子上像挨了一拳，一股湿湿的热流涌向整个腹腔。他双腿发软，渐渐地松开了握住枪管的手，跪倒在地。克劳斯的手紧紧地捂着肚子，鲜红的血从指缝间流了出来。
留有余温的金属枪管又一次抵在了克劳斯的太阳穴上。
“你死有余辜。”那个男人说。
如果克劳斯还有时间说话的话，他一定会说：“我知道。”
02
阿尔伯特·赖安和夏兰·菲茨帕特里克局长一起在外面的办公室里等着，对面坐着部长秘书，她正在翻看一本杂志。他们坐的椅子不太结实，而且坐垫也很薄。大约一小时前赖安在院子里遇到菲茨帕特里克，两人便一起来到这间办公室等候接见。由于等得太久，菲茨帕特里克开始不耐烦了，而赖安则默默地忍受着等候的煎熬。这座建筑坐落在梅瑞恩北街，周围高楼耸立。政府的各个部门分布在建筑的北翼和南翼。四方形院子的西边有一座高耸入云的圆顶建筑，那里曾经是爱尔兰皇家理学院。赖安原本指望他一来就会被直接带到部长面前，而且从菲茨帕特里克的表情上看，他也是这么想的。
天刚放亮时赖安便离开了戈尔曼斯顿军营的营房，走了不多时就到了火车站，这时，原来还是灰蓝色的天空己经现出了鱼肚白。站台对面的草地上有两匹马在吃草，它们的腹部松弛地垂着，身上的皮毛由于无人照料而打成了结。它们冲着对方嘶鸣了一声，声音在咸咸的微风中传播开来。爱尔兰海宛如一块黑色大理石桌面，不断地向远处延伸着。
火车晚点了。这趟车每站都停。等快要到都柏林站时，车厢渐渐地被浑身散发着烟味的男人塞满，他们个个满脸倦容。几乎所有人都穿着西装。他们要么是在某个政府办公室上班，要么是穿着自己最好的礼拜服来都柏林游览。
赖安也穿了套西装。他一直非常喜欢有机会穿西装，与司法部长的会面当然需要正装出席了。他出了韦斯特兰区车站一直向南走，在梅瑞恩大街上遇到了菲茨帕特里克局长。局长将他从头到脚仔细地打量了一遍后，才极为勉强地点了点头。
“进去吧，”局长说，“我可不想迟到。”
赖安又看了看手表，分针快要与时针重合了。
他曾听说过司法部长的故事。部长是个野心勃勃的政治家，很有胆识。这个刚刚崛起的新贵甚至娶了大老板的女儿，成了爱尔兰共和国总理的女婿。有人称他是内阁中一颗璀璨的明星，一个敲击当权派大门的改革者。也有人对他不屑一顾，认为他是一个为谋求利益而不择手段的卑鄙小人。不管怎样，所有人都认为他是一个机会主义者。
这时，门开了，查尔斯·豪伊走了进来。
“伙计们，不好意思让你们久等了。”菲茨帕特里克赶紧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刚才在用早餐，吃得比较迟。我们进去吧。”
“您是要咖啡吗，部长？”秘书问道。
“是的。”
赖安也站了起来，跟在豪伊和菲茨帕特里克身后走进办公室。一进门，豪伊便与局长握了握手。
“这位就是我们的赖安中尉吗？”他问道。
“是的，部长。”菲茨帕特里克回答说。
豪伊伸出一只手与赖安相握，说：“天哪，你可真是个壮汉，是吧？我听说去年你把爱尔兰共和军的那帮混蛋狠狠地收拾了一顿，让他们大伤元气。”
赖安握住了豪伊的手。他的手很有力，给人一种主宰一切的感觉。站着的时候豪伊看起来比实际身高要高一些。他的肩很宽，漆黑的头发一丝不苟地向后梳着，露出整个前额，看上去有些像老鹰，目光随时都在寻找对方的破绽。实际上他只比赖安大几岁，但是他的行为举止却让他显得比赖安大了许多，也更加老于世故，绝不只像一个拥有高级职务的年轻人。
“我只是尽我所能而己，部长。”赖安回答说。
那是一次历时很久的军事行动。士兵们整夜整夜地忙着挖战壕，监视农民们进进出出，观察每一个来访者，有时还会跟踪他们。爱尔兰共和军边界运动在1959年已近尾声，共和军也早己丧失了反抗的力量，但是赖安仍然被指派去将残余势力赶尽杀绝。
“很好，”豪伊说，“你们俩都坐下吧。”
他们在面对办公桌的两把真皮椅上坐下来。豪伊走到一个文件柜前，边吹着口哨边从口袋里摸出几把钥匙，然后用其中的一把打开抽屉，取出一个文件夹，扔到办公桌的真皮桌面上。他在自己的椅子上坐了下来，转了个圈，椅子没有发出一点吱嘎声。
办公室的一个角落里挂着一面爱尔兰国旗，墙上贴着一张《爱尔兰共和国宣言》，旁边还有几张赛马的照片，这些马体型瘦削，但每一匹都傲气十足。
“你的西装是谁做的？”豪伊问道。
赖安沉默了几秒钟才意识到这个问题是问他的。他清了清嗓子回答说：“我老家的一个裁缝。”
“你老家在哪儿？”
“卡里克马克里。”
“天哪，”豪伊轻蔑地说，“你父亲是做什么的？养猪的吗？”
“我父亲是一位零售商。”赖安说。
“一个小店主？”
“是的。”赖安回答道。
豪伊咧嘴笑了起来，这让他看起来像一只蜥蜴，湿漉漉的舌头藏在牙齿后闪闪发光。
“好吧，给自己弄些体面的衣服穿穿。一个男人得有一套好西装。你总不能整天穿着露屁股的裤子在政府办公室里晃来晃去吧，是不是？”
赖安没有回答。
“你很想知道为什么要你到这儿来吧？”豪伊说。
“是的，部长大人。”
“你们局长没透露给你点什么吗？”
“没有，部长大人。”
“是我命令他这样做的。”豪伊说，“不过，他现在可以告诉你了。”
菲茨帕特里克正打算开口，这时秘书端着一个托盘走了进来。他们三人谁也没有再开口，直到秘书给他们倒上咖啡后离开。赖安没有要咖啡。
秘书走后，菲茨帕特里克清了清嗓子，说道：“昨天在索尔特希尔的一个宾馆里发现了一具德国人的尸体。是宾馆主人发现的，据说这个人前一天就死了，腹部和前额各中了一枪。‘戈尔代’的人去了枪杀现场，但是证实了受害人的身份后，案子就转到了司法部，然后又转到了我手里。”
“是什么人？”赖安问道。
“在这里，他名叫海因里希·科尔，是一名中间商，负责处理许多进出口公司的契约。”
“你刚才说‘在这里’，”赖安说，“意思是他在别的地方还有另外一个不同的身份？”
“在别的地方，他的身份是德国党卫队一级突击队中队长兼武装党卫队上尉，名叫赫尔穆特·克劳斯，在党卫队经济行政部任职。这个身份听起来比他现在的身份更引人注意吧。我想他在紧急状态期间的身份是一名办公室职员。”
政府官僚们几乎从不将那段时间称作战争，似乎那样做会抬高这场肆虐整个欧洲的战争的身价。
“一名纳粹？”赖安问道。
“如果你更倾向用这个词的话，那么答案是肯定的。”
“我可以提个问题吗？为什么戈尔韦警察局不接手这个案子？这听上去只是一起谋杀案。再说二战己结束18年了，这应该是起民事案件。”
豪伊和菲茨帕特里克互相交换了一下眼色。
“克劳斯是近两周内第三个在爱尔兰被谋杀的外国人。”局长说道，“另外两个分别是比利时佛兰德斯的亚历克斯·伦德斯和挪威人约翰·汉布罗。德国占领比利时和挪威时，这两个民族独立主义者都和纳粹站到了一起。”
“你认为这几起案件之间是有联系的？”赖安问。
“他们三个都是被近距离射杀的。在紧急状态期间，三人都曾经不同程度地参与了民族主义运动。”
“这三个人怎么会在爱尔兰呢？”
“盟军解放比利时和挪威后，伦德斯和汉布罗便成了流亡者。一直以来爱尔兰对于那些逃避政治迫害的流亡者都是持欢迎态度的。”
“那克劳斯呢？”
菲茨帕特里克正准备回答，豪伊打断了他。
“这个案子比较敏感，所以没有让警察插手。这些人是我们国家的客人，除了他们还有其他人，我们不想引起民众的关注，至少目前还不想这样。对爱尔兰而言，今年是非常重要的一年，几个礼拜后美国总统就要来了。自爱尔兰共和国独立后，这还是其他国家首脑的第一次正式来访，而且，不是随便什么国家的首脑，是自由世界的领袖。美国总统此次不仅是访问我们国家，也是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回到自己祖辈生长的地方。全世界都在盯着我们。”
豪伊说话时胸膛起伏，仿佛是在选民大会上发表演说。
“正如局长所言，这些人是流亡者，我们国家为他们提供避难所。但即便如此，有些人出于某种原因，对赫尔穆特·克劳斯这样的邻居表示不满。他们会为此小题大做。如果是在平时，我们可以对此不闻不问。可是眼下我们正在全力以赴地准备迎接肯尼迪总统来访，所以在这样的非常时期，我们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在美国，肯尼迪总统自己的团队中，有人认为在后有卡斯特罗，前有黑人骚乱的情况下出访爱尔兰纯粹是浪费时间。他们正积极建议总统取消此次行程。与此同时，这些人还时刻关注着我们这边的情况，一旦出现任何状况，他们更会坚持自己的观点。因此，现在至关重要的是要悄悄地处理这几起案件，不能引起大家的关注。这就是为什么要你来这里的原因。我希望你能追查到底，确保不再发生类似的案件。”
“要是我拒绝接受这项任务呢？”
豪伊眯起眼睛，说道：“我可能没有表达清楚，中尉。我并非是请求你调查此案，而是在命令你。”
“恕我直言，部长大人，你没有任何权力命令我做任何事。”
豪伊猛然从椅子上站起来，满脸气得通红，吼道：“我说，等等，大个子，你他妈的知道你在和谁说话吗？”
菲茨帕特里克急忙抬起两只胳膊，摊开双手说：“对不起，部长大人，赖安中尉的意思是说这样的命令应该是由情报局的指挥机构发布。我敢肯定他并不是想冒犯你。”
“最好是这样，”豪伊说着又重新坐回到自己的椅子里。“如果他需要你对他发号施令，那么就在这里下命令吧。”
菲茨帕特里克转过来面对着赖安说：“正如部长大人所言，这项任务并不需要征求你的意见。从现在起，你就要随时听候部长的差遣，直到事情结束为止。”
“好吧，”赖安说。“有没有嫌疑犯？”
“目前还没有，”豪伊回答说，“但显然是犹太人干的。”
赖安在椅子上挪了下位置，说：“部长的意思是——”
“犹太极端分子，”豪伊说，“我觉得是犹太复国主义分子的报复行为，你可以把这个作为调查的第一条线索。”
赖安本想争辩几句，但后来还是决定放弃了。“好的，部长大人。”
“如果需要，警察会帮助你的，”局长说，“当然，我希望尽量不要这样做，知道的人越少越好。我们已在都柏林布斯威尔斯酒店为你订了一个房间，还有一辆专车供你使用。”
“谢谢，长官。”
豪伊打开刚才从文件柜里拿出来的文件夹，说：“还有件事你得注意。”
说完，他从文件夹里取出一个信封，手指捏着信封的一角递给赖安。信封的另一头被染成了暗红色。赖安接过信封，小心翼翼地避免触碰到染上颜色的地方。信封的顶头己经被打开了。他把信封反过来，看见上面写着几个字：
奥托，斯科尔兹内。
赖安大声读出了信封上的名字。
“你听说过这个人吗？”豪伊问。
“当然，”赖安说，脑子里立即浮现出报纸社会新闻版上的那张刀疤脸。任何一个对突击战术感兴趣的士兵都知道斯科尔兹内这个名字。尽管他是奥地利人，但他在所有军界人士中备受推崇。他的战绩被军官们津津乐道，像是在复述某个冒险小说的情节。被传诵最多的就是他把墨索里尼从山顶关押他的酒店中营救出来的故事。那是一次风险极大的行动，斯科尔兹内乘坐滑翔机空降在大萨索山的悬崖峭壁上，将法西斯的二号首脑人物成功救出。
赖安将手指伸进信封，抽出信纸，展开来。信封上的红色己渗到了信纸上，展现出一个天使的图案。字是打印上去的。他开始看信的内容：党卫队一级突击队大队长兼武装党卫队上校斯科尔兹内：
我们马上就要去找你了。
等待我们的召唤吧。
“斯科尔兹内看到这封信了吗？”赖安问。
菲茨帕特里克回答说：“有人已经将此信息告知斯科尔兹内上校了。”
“几天后斯科尔兹内上校和我将要去马拉海德参加一个庆典，”豪伊说，“届时你赶去那儿将你的调查结果向我们汇报。局长会告诉你具体细节的，明白了吗？”
“明白了，部长大人。”
“好极了。”说完豪伊站起身来，突然他停顿了一下。“这人是我的专用裁缝，”他边说边从便笺纸上撕下一张，飞快地在上面写下了裁缝的名字、地址和电话号码，“劳伦斯，麦克莱兰，卡贝尔大街。去找他，让他给你做套像样的衣服，告诉他记在我的账上。我可不能让你穿着你身上的这套西装出现在像奥托·斯科尔兹内这样的人物面前。”
赖安将沾有血渍的信封丢在桌上，然后从豪伊手中接过写有裁缝信息的便笺纸，从他的脸上看不出任何表情。“谢谢，部长大人。”他说。
菲茨帕特里克领着赖安向门口走去。快到门口时，豪伊大声问道：“我听说的是真的吗？在紧急状态时期你曾替英国人打过仗？”
赖安停下脚步回答说：“是的，部长大人。”
豪伊将赖安从头到脚久久地打量了一番，眼神中充满了憎恶。“那时你年纪还小，是吧？”
“我当时隐瞒了自己的真实年龄。”
“嗯。我想这个应该能解释你当时为什么那么没有判断力了。”
03
太阳快落山时，赖安驱车来到了索尔特希尔。他的屁股又酸又痛。从都柏林出发，他一路向西横穿整个爱尔兰，几乎没有休息过，只是途中在阿斯隆城外的路边下车方便了一下。一路上他不得不停了三次车，好让农夫赶着牛群穿过马路，到另一边的田里去。离都柏林越远，路上的车子就越少，有时开上好几英里他能见到的最先进的交通工具也就是拖拉机，有时甚至能看到马车。
他把沃克斯豪尔汽车停在与酒店客房相通的小院子里。先前菲茨帕特里克把车钥匙交给他时还给了他几张英镑和几张十先令的零钱，并告诫他不要对这辆车有什么不满。
赖安从车里钻出来，绕到酒店大门前。一阵寒风迎面吹来，风中掺杂着一些从岩石上吹起来的盐末，有几粒落在了赖安的嘴上。他咂咂嘴尝了尝。头顶上几只海鸥一边呜叫着一边在空中盘旋，它们的粪便很自然地落在了酒店的矮围墙上。
门楣的一块牌子上写着“圣艾格尼斯酒店，店主J.D.托尔夫人”的字样。他按了门铃，等人来开门。
一个白色身影出现在结满冰霜的窗玻璃上，一个女人问道：“谁啊？”
“我叫阿尔伯特，赖安。”他回答说，“我正在调查前不久在这里发生的那起案件。”
“你是警察吗？”
“并不完全是。”他回答说。
吱嘎一声门开了，那个女人从门缝里窥视着他说：“如果你不是警察的话，那你是什么人？”
赖安从口袋里掏出钱包，拿出身份证给她看。
“我得戴上眼镜。”她说。
“我是情报局的。”
“那是干什么的？”
“有点像警察，”他说，“但是我为政府工作。你是托尔夫人吗？”
“是的，我是。”她回答说，目光又转回到赖安的身份证上。“我看不清那上面的字。我得去拿我的眼镜。”
“在你找到眼镜之前我可以先进去吗？”
她犹豫了一会儿，然后关上门。赖安听见门上的锁链滑动的声音。她开了门让赖安进去。
“我并不是有意冒犯，”当赖安跟在她身后走在昏暗的走廊上时，她说道，“自从新闻里报道过那起案件之后，各种各样的人就不停地来骚扰我，绝大多数都是记者，还有一些人想来看看尸体是否还在这里。真让人讨厌，所有人都是这样。呃，找到了。”
她从面前的一张桌子上拿起眼镜架在鼻子上，说：“把那个再给我看看。”
赖安将身份证递给她。她很认真地看着，一个字都不放过，确认没有问题后才把身份证还给了赖安。
“我已经把我知道的所有情况都告诉了警察，所以我不能保证还能给你提供其他什么线索。”
“你说得对，”赖安说，“但是我还是想和你聊聊。”
这时，赖安注意到左边的一个房间里有一对中年夫妇和一个牧师在休息。女士在看书，男士在抽烟，而牧师则在看《爱尔兰时报》的赛马版，边看边用一支短铅笔在名单上做记号。托尔夫人走过去将房间的门带上。
“我希望你不要惊扰我的客人。”她说。
“我不会的。也许我可以先去发现尸体的房间看看，然后我们再聊一聊。”
她转身朝着楼梯的方向看了一眼，仿佛楼上有某个可怕的生物在偷听似的，然后说：“好吧。”
托尔夫人走在前面带路。两边的墙壁上画着耶稣和圣母马利亚的画像，墙上挂了几张索尔特希尔和戈尔韦城的老照片，还有几幅画像，看上去应该是上几代家族成员的肖像画。
“这件事太让人震惊了，”她说。由于爬楼梯，她的呼吸有些急促。“他看上去是个很好的人。我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人要那样对待他。或许他是个外国人，可那也不至于要杀了他吧。而且对我的影响也很大。下个月的所有房间都已经预订出去了，每个人都是来看肯尼迪总统的。你知道吗，总统的直升机会在这里降落，就是酒店前面的这条马路。可现在，那个房间的地毯上沾满了血迹。我不得不把整个房间全部重新装修一遍。我总不能指望有人愿意住在沾染了血迹的房间里吧。我们到了，就是这个房间。”
她在一扇写有“6”的字样的房间门口停了下来，然后从衬衫口袋里摸出一串钥匙。“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就不跟你一起进去了。”她一边开门一边说。
“没关系的。”赖安回答说。
就在他用手握住门把准备开门的时候，托尔夫人抓住了他的手腕。
“我要告诉你一件事，”她压低了声音说，“他死前曾经喝过酒，我在床头柜上发现了一个瓶子。我不知道瓶子里装的是什么酒，但他死前瓶子就在那儿了。”
“是吗？”赖安问道。
“嗯，是的。他可不是第一个喝酒之后猝死的人，这个我是知道的。我丈夫就是那种人，他死在酒店的正门外面。他喝了一个晚上的威士忌和黑啤，然后不小心摔倒在门口的石头上，把脑袋摔裂了。后来涨潮把他淹死了。”
“听到这个我很难过，”赖安发自内心地说。“我结束后就去找你。”
“那么，好吧。”她点点头，向楼梯走去。“如果你有什么需要，请随时叫我。”
赖安转动门把手，走进了房间。
一股难闻的气味扑面而来，像是金属生锈和肉类腐烂的味道。他咳了起来，赶紧用手捂住鼻子，另一只手摸索着寻找电灯开关。啪的一声灯亮了。
房间布置很简单，与他以往住过的差不多。雅致的印花墙纸，图案精美的地毯。洗面池占据了房间的一个角落，而另一个角落里则摆放了一个衣橱，一张带有床头柜的单人床，床对面放着一把椅子。
墙上有一块红褐色的东西，由一些很小的固体物质组成，不过在房间的这一侧几乎看不见。
赖安慢慢地走到床脚。离床脚不远的地毯上有一摊黑色，黑色的边缘用粉笔勾画出一个蜷曲着的人形。窗台和床头柜上撒了些粉末，几个指纹幽灵般地显露了出来。
床脚的地板上有一只敞开着的小行李箱。赖安在行李箱边上蹲下来，翻看里面的物品。内衣、短袜、三盒彼德，史蒂文森香烟，还有一瓶进口伏特加。他站起身来环顾四周，看见在洗面池台子的边上放着一只洗漱包，里面有修面刷、剃须JJ、牙刷和古龙香水。
他从洗面池上方的镜子里瞥见了自己。镜子里的他显得很疲倦。25岁时他就开始有双下巴了，如今他36岁，有时候他觉得自己看上去就像一条孤独的猎犬，尤其是疲惫的时候。他的双眼看上去深不可测。
突然，赖安吃惊地发现镜子里多了一个人。
“你就是那个G2的人？”一个声音问道。
赖安转过身，看见一个男人站在门口，身上穿着一件邋遢的西装，外面还罩了件破旧的大衣，手上举着一个打开的钱包。
“我是‘戈尔代’的迈克尔·哈林顿侦探。”他边说边将钱包塞回到口袋里。“我接到通知说你要来，可是我没想到你这两天就到了。”
赖安伸出一只手说：“我想早点开始，尽早看一看案发现场。”
哈林顿盯着赖安主动伸出的手犹豫了那么一小会儿，然后才伸出手握了握。他的另一只手上拿着一个马尼拉文件夹。“这很正常。我带了份报告给你。如果你想去看看尸体的话，它现在还停放在地区医院里。”
克劳斯赤裸的尸体平躺在不锈钢台子上，眼睛是合上的，失去水分的嘴唇微微张开地噘着，仿佛被永恒定格在一个低声诉说的姿态中。躯干部分有一个Y字形的切口，从黑色阴毛丛生的耻骨一直向上延伸到两个肩头。腹腔中的内脏已经全部重新归位，切口也被整齐地缝合上了。在肚脐下方有一个洞，洞口边缘的皮肤起着皱褶，还留有焦痕。
另一条缝合线从一只耳朵后面开始，向上沿着头顶一直延伸到另一只耳朵。赖安完全可以想象出当时的场景：病理学家切开头皮，将它剥开一直拉到能遮住眼睛的位置，就像戴了副面具，然后锯下一部分头骨，最后取出损毁了的脑组织。
赖安第一次见到人脑的内部结构是在他18岁生日的那天。那是在荷兰奈梅亨北面几英里外的一片田野上，当时四处弥漫着浓重的雾气。赖安记不清那名下士的名字了，只记得他的头部裂开了，像一个压碎的西瓜，看不见骨头和血，只剩下里面的灰色物质。
赖安记得当时他瘫倒在地上，潮湿的泥土浸湿了他的制服。他向着前方20码远的篱笆爬去，坚信自己的脑袋随时都会被压得粉碎，最后只留下一堆脑组织。当他爬回队伍时，中士对他说：“把你的脸爱尔兰情报局的简称。擦干净，小伙子。”
赖安抬起手，感到脸上湿乎乎的，还有些沙砾，接下来他便吐了自己一身。
但是，他现在早就不那么轻易呕吐了。
一个很大的水池边上放着一个滤水器，两只树脂玻璃瓶里装着变了形的子弹。赖安逐个拿起来仔细查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