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信原以为姊姊是思念家乡成疾病故，得到遗诗后，方知姊姊是生殉了皇帝。然天下都是姓朱的，又能到何处讲理？他怒火中烧之下，恨不得立即奔赴京师，一把火将紫禁城烧得干干净净。还是朱路及时将他拦住，称不要冲动，要想报仇，不妨从长计议。
朱路不过是随口安慰，郭信却当真上了心，心道：“我姊姊正当妙龄，却像猪狗一样为姓朱的殉葬。姓朱的拿我姊姊不当人，不过仗着他是皇帝。要想报仇，只有夺了江山，我自己做皇帝。想那太祖皇帝未发家时，也不过是个叫花子和尚，他能做得到，我为何做不到？”
然郭信无权无势，又如何能夺取大明江山呢？思来想去，于是学昔日张士诚[4]发家之道，仗着朱路会些武艺，纠集了一帮亡命之徒为贩卖私茶、私盐[5]。经过数年努力，二人终于积攒了不少钱财，只是距离九五之尊宝座仍遥遥无期。而且郭信行走于民间，深知民情，朝中虽有大宦官王振干政，但民心相对安定，昔日揭竿而起那一套已然行不通了。
凑巧在云贵[6]时，郭信听到建文帝朱允炆假扮僧人逃遁的故事，心中一动：建文帝是太祖皇帝生前指定的继位者，比成祖文皇帝更为正统，若是以建文帝的名义号召起事，不就名正言顺了吗？
郭信想到这个投机取巧的法子后，便立即让朱路冒充是失踪已久的建文帝太子朱文奎的儿子，并按照太祖朱元璋定制[7]为他改名为朱遵锦，尊称为“朱公子”。但郭信仍然需要凝命宝来证实朱路身份，于是在云贵一带苦苦追寻建文帝下落，以求得到凝命宝。
后来郭信又听说建文帝化名杨行祥，主动投了官府，已被押送京师，遂与朱路率人一路跟来北京，却只得到杨行祥是假冒，且已死于锦衣卫大狱的消息。朱路不免很是沮丧，野心勃勃的郭信却并没有轻易相信。他决定先在京师安顿下来，多方打探后，最终还是得到了杨行祥被秘密囚禁于锦衣卫诏狱的消息。他买通了专事看守杨行祥的狱卒之一韩函，设法进入狱中与杨行祥交谈。郭信装作建文帝的有力支持者，表示要营救杨行祥出去，再扶他当皇帝，并试探着打听建文帝太子朱文奎及凝命宝的下落。
杨行祥既肯主动投官自首，早已看穿世事，将生死置之度外，对于郭信这样心怀不轨的人，根本不屑开口。但杨行祥亦未向狱卒告发郭信所言，郭信心中仍怀有期望，是以借韩函当值时，频频出入大牢，试图以言辞打动杨行祥。
后来狱卒韩函实在难以承受总是担惊受怕的日子，明确告知郭信不要再来，不然会引起上头怀疑。郭信别无出路，于是派人绑架了礼部尚书胡濙。
胡濙的事迹不必多再提，众所公认他是唯一一个对建文帝下落知情者，所以成祖皇帝朱棣才在听了他的禀报后停止追查建文帝下落。胡濙出于某种考虑，将所有事情对郭信和盘托出，告知凝命宝已与太子朱文奎一道掉入大江，不知所踪。
但胡濙的回答只是在转述建文帝的话，郭信仍不死心，又去锦衣卫大狱找杨行祥证实，并一再向狱卒韩函保证，这是最后一次。
到了这种情况，杨行祥终于开了口，证实胡濙所言不虚，以让郭信死心，及早回头。但为名利驱使的郭信早昏了头脑，不相信杨行祥的话，认为对方是出于保护儿子的目的，才谎称朱文奎与凝命宝已不在人世。他狂怒之下，一时失去控制，扼住杨行祥咽喉，逼其说出下落，却用力过猛，误杀了杨氏。
狱卒韩函闻声进来，惊见郭信杀了杨行祥，骇异得呆住。郭信反而冷静下来，撕烂杨行祥僧袍，打成绳结，将杨氏伪装成上吊自杀的样子。又给了韩函一大笔钱，让他收买仵作，以自杀上报。
事已至此，韩函亦无可奈何，只能竭力掩饰，以逃脱罪责。
郭信既知凝命宝已落入大江中，无迹可寻，便又想出了新主意，他大可以自己仿造一方玉玺，反正真的凝命宝已经不在，只要看起来像那么回事，便无人知道真假。
至于郭信误杀杨行祥之后又赶来见胡濙，谎称建文帝已承认太子朱文奎未死，则是刻意为将来安排下的一着厉害棋子——虽则胡濙不是多嘴之人，但日后郭信以建文帝太子朱文奎名义起事时，胡濙也许能成为证明朱路即是朱文奎之子的绝佳人证，反正杨行祥已死，没人知道他临死前到底说了什么。
安排好一切，余下便只剩伪造凝命宝一事了。之前郭信已经下了不少功夫，以高价从市井中买到一道盖有建文帝玺印的圣旨，又经卖家推荐，找上了裱褙匠人潘舍，聘请他伪造一方凝命宝。潘舍既看到建文帝公告，焉能不知郭信所想，然贪图重金，仍然接了下来。
后来潘舍制成宝玺，交货时为朱公子所杀。不想之前潘舍曾试盖过玺印，其中一张被风卷走，凑巧被住在附近的兵部尚书于谦义子于康捡到，这才有了后来之事。
此时此刻的郭信极度沮丧，倒不是因为前功尽弃，连自己也遭官兵生擒——既然图谋大事，他亦早有失败的心理准备——而是因为心爱的女子。他终于明白为什么第二次见面后，蒋苏台便会一反清淡姿态，对自己格外青睐。
当日蒋苏台既知郭信是凤阳才女郭爱亲眷，怜悯郭爱之悲情无常际遇，此后对郭信亦格外照顾，青眼有加，但却从未说破。
郭信不知杨埙身为皇家漆匠，知悉诸多宫廷机密，而他自己的身份早被对方认出，误以为蒋苏台对他有情。他本对这种婉约灵秀的江南女子印象极好，对方又一再主动示好，遂意乱情迷，深陷其中，难以自拔。
郭信既有娶蒋苏台之心，必然千方百计地接近她。然他不是傻子，亦逐渐了解蒋苏台真爱之人是其苏州同乡杨埙，若非兄长蒋鸣军从中阻挠，二人早已结为连理。
难过之余，郭信竟起了恶念，心道：“苏台认识杨埙在前，二人又是同乡，在异乡互相关照，日久生情，倒也情有可原。杨埙有什么好，不过是个漆匠而已，我相貌、才智样样不比他差。如果杀了杨埙，苏台自然会移情于我。”
他既有大图，并不以杀个把无足轻重的人为意，既动杀机，便开始图谋，只不过因为大事要紧，始终未真正在杨埙身上花费心力。
那晚郭信得到蒋鸣军许诺，只要寻到奇药血竭便可娶蒋苏台为妻。郭信表面答应，心中已动了杀机，心道：“我有多少大事要赶着去办，谁耐烦去寻血竭来治你这个瘫子？我只是因为爱你妹妹才来敷衍你，你既然不把苏台当回事，也怪不得我冷血无情。”遂决意设法杀了蒋鸣军，再顺势娶蒋苏台为妻。一想到来日可期，登时满心欢喜。
蒋鸣军不知郭信真正心思，还以为他当真会去寻来血竭为自己治病。
然离开蒋骨扇铺时，郭信亲眼见到杨埙和蒋苏台一起走出酒铺，二人眉眼之间，情致绵绵，不由得妒火中烧。
送蒋苏台回家后，郭信立即召唤了一名手下，让他连夜赶去杨家教训杨埙一顿，不必打死，打成残废即可，这便是杨埙深夜遭遇的在自家门前遇袭事件。
郭信手下一棒打晕杨埙后，发现了他手中的皱纸，上面竟印着凝命宝的玺印。这一惊非同小可，他顾不上再去理会杨埙，急忙携着皱纸回去禀报。
郭信见到玺印后也是异常吃惊。他便是聘请裱褙匠人潘舍制造假凝命宝的主谋，早从潘舍口中听过其苏州同乡蒯祥、杨埙、蒋苏台等杰出工匠事迹，当日寻到蒋骨扇铺定做扇子，也是慕名而往。郭信既知潘舍与杨埙同乡，二人颇为熟稔，怀疑潘舍暗中对杨埙泄露过什么，急忙派人连夜去抓杨埙。不想锦衣卫长官朱骥人已到杨家，且当晚留宿在那里。手下人在墙外听到二人对话，一时不敢轻易进去，不得不折返回去禀报。郭信亦不敢轻易招惹锦衣卫长官，他已从蒋鸣军口中得知蒋苏台明日不在扇铺，苦思了一夜，遂想出了一条一箭双雕的好计。
次日天未亮，郭信便派人前去军营寻找神机营军士方大明。其实从一开始，郭信便极其厌恶蒋鸣军，但既意在蒋苏台，亦假意对蒋鸣军亲近，顺便打听了京营不少事。那日正好撞见方大明来探访蒋鸣军，便让朱公子出面，邀请方氏到对面酒铺饮酒，有意交结，以日后图用，想不到这一天很快就到了。
果如所料，方大明贪图钱财，轻而易举便答应了朱公子——其实是郭信的要求。在方大明的帮助下，郭信不但成功制造了蒋鸣军急找杨埙有事的假象，还顺利将杨埙捕获，带回栖身之处拷问。
杨埙的回答大大出人意料，竟称皱纸是锦衣卫长官朱骥在其岳父于谦家附近捡的。朱公子本不相信，郭信却信了，因为他跟潘舍接触时，时常去裱褙胡同，发现纸张满天飞确实是那一带的常见景象。
郭信原本是计划将蒋鸣军和杨埙一并杀死，再制造出二人因争吵仇恨互相砍杀的场面。此刻又觉得若是杀了杨埙，怕是会引来锦衣卫长官朱骥怀疑，于未来大计划不利。但又不愿意就此便宜了杨埙，便命朱公子在杨埙脸上划下一道长长的口子，即便他能侥幸逃脱杀人罪名，面容尽毁，也无法再面对蒋苏台。
朱公子等人均不赞成郭信的计划，主张将杨埙一刀杀死了事，然郭信是首脑人物，他既然坚持要让杨埙身败名裂后惨死，众人也不得不从命。
之后，朱公子带着被药迷晕过去的杨埙赶去蒋骨扇铺，又怕前街繁华，太过引人注意，有意将马车停在后巷。朱公子先与一名叫林海的手下下车，进去扇铺后院，谎称是来给蒋鸣军送东西的。进入房中后，林海出手制住蒋鸣军，以左臂横勒其颈，右手仅仅捂住其嘴，防他呼救叫喊。朱公子已从郭信口中得知蒋鸣军身上有一把匕首，上前搜出匕首，再用匕首连刺几下，当场杀死了蒋鸣军。
朱公子回去抱杨埙下车时，忽然出了意外，他发现有人躲在巷口槐树后偷窥，一时惊惧，忙命人将马车赶走，又呼叫手下林海。林海闻声而出，急奔去追赶那偷看的男子。
朱公子则将杨埙抱入房中，往他衣衫上抹了些血，再将带血的匕首塞入他手中。又有意学着两种声音大声叫喊。他跟江湖艺人学过口技，当年便是以此雕虫小技博得了凤阳才女郭爱的欢心，外人不仔细听，倒真像是蒋鸣军在与杨埙争吵。
闹了一阵，朱公子觉得差不多了，一时等不及林海回来，预备先行离开。出后门时，发现有个小女孩举着冰糖葫芦往这边走来，忙躲到门板后，等小女孩进入厢房，这才闪身离去。
后面事情的发展相当顺利，一切如郭信预料一般，杨埙以杀人凶手身份被锦衣卫逮捕，一切证人、证据均直接指向他。而朝廷头号重臣于谦亲自过问此案，指令务必尽快侦破。
郭信既知杨埙与锦衣卫长官朱骥交好，朱骥又知皱纸印玺一事，起初还有些担心朱骥会听信杨埙之言，甚至怀疑朱骥下令动刑拷打杨埙也是在做戏，后来得知老国丈孙忠愤而敲了登闻鼓为杨埙鸣冤，这才完全放下心来。刑讯可以做假，登闻鼓可不是随便能敲的，是要记入典籍的。料想朱骥是新官上任，又受上头催逼，急于立功，兼之铁证如山，遂连朋友道义也顾不得了。
但仍有一件事让郭信担忧，那就是前去追赶偷窥男子的林海始终没有回来。为谨慎起见，他派人到蒋氏扇铺后巷口附近打探，看是否有人见过林海经过。有个绸缎铺铺主记得见过一名男子持刀追赶另一名男子，持刀男子不认得，但前面奔跑如飞的男子则是衍圣公弟子源西河，他曾与教坊司蒋琼琼一道到绸缎铺买过布料。
打听到偷窥男子源西河的姓名实是意外之喜，但郭信却不知林海为何没有回来。如果是源西河遇到巡逻官兵，指引对方抓了林海，那么扇铺后巷之事也应该败露了才是，为何锦衣卫毫不知情？
还是说，源西河只是偶然出现在巷口，根本没看到什么关键。林海因为持刀追人，也被官兵捉了，但什么都没交代？
这时候，出去打探的手下入来报告，称那源西河住在衍圣公府，其邻居便是本朝国丈孙忠。郭信闻言大为惊骇，怀疑孙忠昨晚跑去击打登闻鼓，多半是因为从源西河口中听说了什么。
尚未有所行动，便又得知林海尸体出现在东城兵马司的消息。郭信这才知道林海昨晚被一男一女杀了，那对男女便是因闯入兵部衙门盗取文书而被通缉的重犯，显然与源西河无干了。
那对男女既是意图盗取兵部机密文书，一定是敌国间谍。而中国之大敌，无非来自南北两方，南方已平，北方蒙古却始终是劲敌，现下瓦剌更是握有英宗皇帝朱祁镇在手。郭信正与瓦剌首领也先通好，密谋里应外合，却不知道那对男女的来历。又听说林海死前受过残酷拷打，便有些怀疑对方是蒙古可汗脱脱不花的人。
由蒋鸣军陷害杨埙一案，平白生出了这么多事端，朱公子等人均有些不满。郭信也有些懊悔，觉得当时就应该杀了杨埙，也不必多害蒋鸣军一条命，徒然招惹来了兵部尚书于谦的注意。然世上并无后悔药，遂决意专心起事，一切等之后再说。
本来按照计划，近日之内，朱公子便要与宦官喜宁在皇宫内的亲信见面，但郭信觉得宦官是断根之人，可用不可信，要想起事成功，就得有一支军队，京营无疑是最好的选择。尤其是在目前的局势下，大多京军是新募兵丁，长官亦是大换血，对朝廷忠心远不及旧营军队。刚好郭信打听到了京营都督孙镗的一些丑事，可以用作筹码。他本来命神机营军士方大明居中牵线，但方大明迟迟没有回音。郭信见意外事端频发，不愿意多等，便准备今晚以朱公子的名义亲自去拜访孙镗。然孙镗手握重兵，反应难以预测，是以事先得安排周全。正详细筹谋之时，锦衣卫等官兵竟不知如何发现了这处从未暴露过的宅子，冲了进来。
御史邢宥亲自从宅中捧出一方玉玺，兵马指挥使徐优则领人将搜出的刀枪等兵甲之物堆在院中，道：“都在这里了。”
朱骥走到郭信面前，问道：“你可还有其他同党？你们和瓦剌具体有什么阴谋？”见郭信不答，便命人将他及党羽先就近押到兵马司审讯。
杨埙道：“这下我的冤情该彻底洗清了吧？”
朱骥点点头，道：“从现下开始，杨匠官自由了。”又道：“还要多谢杨匠官，若不是你，怕是没这么容易捉到郭信一伙。”
杨埙笑道：“不必谢我，要谢就谢老天爷吧。我命大福大，有郭信这样一个宁可诬陷我也不肯杀我的对手，又有朱指挥这样一个信我的朋友。”
朱骥笑了一笑，道：“我还有公务在身，忙完再去找杨匠官。”
杨埙道：“好，我也有些私事赶着去办。”
离开观音寺后，杨埙浑身轻松，立即赶来城南蒯府，欲找蒋苏台一诉衷肠。蒯玉珠告道：“今日杨匠官来过后，苏娘便说要回扇铺看看，后来一直没有再回来。”
杨埙闻言，忙赶来蒋骨扇铺。却见蒋苏台站在凳子上，正将头伸往梁下的三尺白绫，登时吓得魂飞魄散，急忙上前将她一把抱下来，责问道：“你怎么那么傻？”
蒋苏台转头看了杨埙一眼，举袖掩面，悲泣道：“哥哥去了……杨大哥又……又……我不知道要怎么活下去。”
杨埙道：“你为什么要为别人而活？你又不是那些三从四德、只会相夫教子的女子，你是天下数一数二的制扇名匠，完全可以为你自己活呀。况且我人就在这里，我也没有杀你哥哥，真正的凶手是郭信。”
蒋苏台道：“当真？”听了大致经过，反而哭得更加厉害，道：“我早该相信不是杨大哥杀人的。我……我对不起你。”
杨埙道：“你别傻了，那么多证据证人，有人亲耳听到我和你哥哥争吵，还有小女孩亲眼看见我手里拿着刀，任谁都会怀疑我是凶手。若是你当时没有昏晕过去，我当面对你解释，你一定会相信我。”
又将朱骥岳母之语转述了一遍，道：“从此你我坦诚相待，互不隐瞒，再也不要分开，好不好？”
蒋苏台道：“可是……”杨埙道：“可是什么？”
蒋苏台道：“杨大哥，所幸你没事，我真的为你开心。你我之事，还是等我安葬了哥哥再说。”
杨埙心中一沉，隐隐有种不祥的预感。
郭信谋反一案并未在京师掀起太大波澜，这是官方刻意未曾张扬的缘故。但郭信伏法却又牵扯出两桩疑案来——
关于锦衣卫狱卒韩函和仵作伍汉之死，郭信的回答是：“我收买了韩函，却没有杀他灭口。他私下放我进牢房见杨行祥可不是件小事，等于有件大大的把柄握在我手里，我又何须杀他？至于那个什么仵作，我见都没有见过他，又如何杀他？”
他又问锦衣卫长官朱骥道：“我手下林海被人杀死，当真是那对被通缉的男女贼人所为吗？”
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他竟然请求朱骥务必捉拿住凶手，好为林海报仇。
尤其值得注意的一件事是，郭信认罪前，提出了面圣的要求，为法司所拒绝。他便请求见兵部尚书于谦一面，说是有重大机密相告。于谦因郭信曾遣使者与瓦剌太师也先联络，担心有更大的阴谋，于是亲往牢中与他见面。但兵部尚书很快便虎着脸走出牢房，显然并未得到希冀的信息。郭信具体说了些什么，无人知晓。
郭信及其党羽很快以偷盗及谋害京营军士的罪名被处死，不分首从，一律斩首。郭信至死也未透露出与瓦剌内外勾结的具体计划是什么，又或许根本没有计划。但他却当面向主审官员刑部尚书俞士悦揭发了京营都督孙镗贿赂司礼监大宦官金英一事。
法司查证属实后，金英被责令退回受贿财物，孙镗则论罪当斩。还是明景帝朱祁钰念孙氏在北京保卫战中立有军功，特别恩典宽恕，孙镗这才逃过一死。
消息传开，人们不免有些不满，倒不是因为皇帝宽恕了京营长官孙镗，而是大宦官金英屡屡犯法，却总能逃脱罪责，在英宗朝如此，在景帝朝又是如此。当年大宦官王振扰乱朝政一事，会不会再度上演？
说来奇怪的是，这件案子之后，纷纷流言逐渐消失，京城秩序也好转了起来，不复再闻有盗贼劫掠杀人之事。
与此同时，瓦剌局势也悄然发生了重大变化。
北元退走大漠后，黄金家族势力衰弱，蒙古诸部分裂，相互攻讦，各自为政，无力与大明相抗。直到瓦剌部脱懽统一了鞑靼和瓦剌，蒙古才重新强盛起来。但脱懽不具备当可汗的资格，于是立元朝皇族后裔脱脱不花为可汗，脱懽自称丞相。脱懽死后，其子也先自称为太师淮王。脱脱不花仅在名义上保有蒙古可汗的称号，实际统治权完全操在也先手里，但脱脱不花一直有心成为真正的可汗。也先败退后，脱脱不花见也先势力受挫，决心主动向明朝贡马，以求与明朝结纳，取得明廷的支持。
明景帝朱祁钰新即帝位不久，又厌恶瓦剌的贪婪及反复无常，不愿意接受。但礼部尚书胡濙和吏部尚书王直等重臣认为，可以利用脱脱不花和也先的矛盾，采取离间之计。于是朱祁钰勉强召见了脱脱不花的使者，温言抚慰，还特别加以优待。
也先很快便得知了消息，心中大为恐慌，担心陷入内外交困的境地，急忙派遣使者到北京，表明要送太上皇朱祁镇归国。
有些大臣认为也先新败不久，蒙古内部又是矛盾重重，正是议和的大好时机。明景帝朱祁钰却不表态。他刚刚坐上皇位，享受九五至尊的荣耀与权力，怎么能听任太上皇归国，再还政给兄长呢？
兵部尚书于谦认为明廷局势刚刚稳定下来，一切正在步入正轨，也先此举毫无诚意，分明是与郭信合谋内外联兵不成，又以送归太上皇来扰乱大明政局。他不愿意节外生枝，挺身而出，大声道：“社稷为重，君为轻，不要中了敌人的伎俩。”
这时候的于谦，已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加上新皇帝对他言听计从，司礼监首领太监金英和兴安也都支持他，自然没有人敢反对他的意见。于是，也先议和的提议被严词拒绝。
同时，于谦担心也先以太上皇的名义与边将私下议和，特请明景帝朱祁钰下诏，命大臣与各要塞守将不准私自与也先联络。
于谦的出发点只是为了力保大明江山社稷。他没有想到的是，尽管他率领军民打退了瓦剌的进攻，但还会有更大的风波到来，他一句“社稷为重，君为轻”，已经给他自己埋下了引祸杀身的种子。
明廷拒绝和谈后，为了防止也先再度进攻，于谦重新布置了国防军事，首先着重加强保卫京师的力量，并进一步加强了边关的防御。
转眼就是景泰元年（1450年），因为是闰正月，这个年过得特别长。投降瓦剌的宦官喜宁又给也先出谋划策，怂恿也先从宁夏进兵，夺取山、甘苑马寺六监的马匹，切断明军马源，然后长驱直入，直趋江南，将英宗皇帝朱祁镇安置于大明陪都南京，重新立朱祁镇为帝，使其与弟弟景帝朱祁钰对抗。如此，明廷内部必然分化为两派，一旦动荡不稳，瓦剌就能有机可乘。
也先对喜宁十分重视，只是他刚刚吃了一个大败仗，元气还没有恢复，南京又远在大明腹心之地，对此建议不免有些犹豫。
刚好这时候，明军河间戍卒小田儿因对上司不满，转而投降了瓦剌军。小田儿颇有眼光，也向也先献策，建议瓦剌军可由紫荆关南下，直趋山东，夺取明朝漕运重地临清[8]。而北京的军需粮饷全靠大运河支持，一旦截断大运河的运输，便能给明朝廷以重创。也先听后大为振奋，决定冒险一试。
也先先派兵进攻宁夏，打算实现宦官喜宁的计划。但明边防守军早有准备，瓦剌军一时不能得手。也先便采用老法子，再次进攻大同。大同总兵郭登闻讯主动率军出城迎击，离开大同城数十里后，与瓦剌大军相遇。
郭登登高遥望，只见瓦剌军有将近一万人，密集如蚂蚁，而郭登手下不过八百骑。郭登部下将士人人惊惧，纷纷要求赶紧退回大同。
郭登反驳道：“我们此时离大同城将近百里，一旦退走，瓦剌必来追击。不等我们入城，人马已经疲倦，一定逃不过瓦剌的骑兵。”说完拔剑道：“敢言退者斩。”
众人不再言退。郭登身先士卒，“径薄敌营”。八百明军一齐呼啸冲锋，呼声震动山谷。瓦剌军不知明军虚实，惊慌后退。郭登一直追击到大同西北的栲栳山，斩敌首二百余级，尽夺所掠而还。
自土木堡之变五十万明军大败后，明朝边将无人敢轻易出战，于谦领导的北京保卫战，也只是以守为主，最终仗着城头火炮厉害才击退了瓦剌军。郭登以八百骑破瓦剌军万人，是土木堡之变后明军在塞外取得的第一次重大胜利。
郭登退入大同后，料想瓦剌军必来报复，除了在城头装备新锐炮石火器外，又发动军民在大同城外挖掘了一条纵长的深堑，里面安置有“搅地龙”“飞天网”等新式武器，地面覆盖土木，看上去好像平地一般，一旦敌军被诱进围中，发动机关，顷刻间便陷入堑中。此后，大同大小数十次战斗，郭登未曾挫败，因此被推为战功第一，封定襄伯。
也先见明军一改新貌，已大不同往日，便又打起了英宗皇帝朱祁镇的主意。他让朱祁镇写下亲笔信，催促明廷派大臣“迎驾”。闰正月，小田儿混在瓦剌使臣当中前来送信，想要探听明廷动向。于谦早有密令，让各边防守军严密缉捕瓦剌间谍，兵部侍郎王维认出了小田儿，将其诱斩于阳和城外。
而此时身在塞外的英宗朱祁镇也意识到小田儿、喜宁的重大危害，尤其是喜宁，一日不除，他就一日不能回朝。之前京营将领吴瑾逃走时，朱祁镇已密令他设法除掉喜宁，后又多次与身边侍臣袁彬和哈铭商议，想设法暗杀喜宁，除去这一心腹大患。
喜宁有所察觉，抢先动手，将袁彬和哈铭从朱祁镇身边诱出，命人捆绑起来，打算以酷刑杀死。幸好朱祁镇意识到不妙，及时赶到解救，还搬出了妻子及也先弟妹阿挞剌阿哈做援兵。
经此一事，双方矛盾明朗化。喜宁虽不敢对朱祁镇下手，但亦敌意深重，时时在也先面前进谗言。朱祁镇为了自己的安危，不得不奋力反击。他和袁彬、哈铭经过周密商议后，主动求见也先，请求派遣使者去见母亲孙太后，如果由孙太后下令同瓦剌议和，新皇帝朱祁钰也不敢不听。
也先深觉有理，但又怕朱祁镇指派的使者与孙太后暗通消息，决定派喜宁充作使者。除了信任喜宁外，还因为喜宁是宦官身份，久在宫中，跟孙太后熟识。朱祁镇却故意不同意，称明廷上下深恨喜宁，一见到他，就会立即杀了他。喜宁对此倒毫不畏惧，一是他深知明廷外强中干的虚弱本质，二是两国交兵，不斩来使。
也先仔细考虑后，想了个两全其美的法子，让被俘虏的明锦衣卫百户高磐陪同喜宁出使，以证明喜宁是太上皇朱祁镇的“钦差”。
喜宁带着高磐等人先来到宣府西北野狐岭，扬言奉太上皇朱祁镇之命，前来索取礼物。宣府守将本来是杨洪，瓦剌进军北京时，杨洪奉急诏率两万人入卫京师，大破瓦剌军于霸州。之后论功，杨洪由原封的昌平伯进位为侯，并留在京师负责训练京营，兼掌五军都督府的左府。此时宣府守将为左都督总兵官朱谦和杨洪次子都督佥事右参将杨俊。
喜宁一行人先遇到了巡逻的都指挥江福。听说太上皇使者到来，江福立即款待接风。高磐趁喜宁不备，将一封密信交给江福。江福装作上茅房离开，展开密信一看，为明英宗朱祁镇亲笔书信，命明军务必趁此机会杀了喜宁。
江福读了密信后，心领神会，立即进城去调兵。喜宁见江福久不回来，起了疑心，站起来便打算离开。高磐冲上去将喜宁牢牢抱住，刚好江福带兵到来，就此将喜宁擒获。
喜宁熟知明军虚实，当时明廷上下尽以喜宁为患，曾经下公告说：“凡是擒斩喜宁者，赏黄金千两，白银二万两，爵封侯。”
都督佥事右参将杨俊因此起了冒功之心，上奏说喜宁为自己所捕获。喜宁随即被押送到京师。但杨俊并未能因此而封侯，明廷认为杨俊是边关重将，捕获喜宁是职责所在，只将他晋升为右都督，赐金币[9]。
对于喜宁的处置，在明廷内部引发了巨大的争议。喜宁虽然危害极大，罪该万死，但他此时是瓦剌首领也先的得力谋士，备受信任。正值也先一再作出议和表示之时，明廷如果杀了他，势必会触怒也先，搞不好狼烟又起，朝廷上下都因此而犹豫不决。
只有兵部尚书于谦一人坚持要杀喜宁，奏称道：“喜宁本朝廷之腹心，而反为胡虏之腹心，本胡虏之仇敌，而反为朝廷之仇敌，若不明正典刑，是使夷虏有轻视之心，祸乱无可弥之日。”
于少保一言九鼎，遂不复再有异议。当年二月十七日，喜宁被凌迟处死。
三月，悲愤交加的也先分兵入寇庆阳、朔州、大同、阳和、偏关、乱柴沟、天城、野狐岭、万全卫等处，边关警报连连。
大同参将许贵上奏，请求朝廷立即派人同瓦剌讲和。于谦答道：“前遣指挥季鐸、岳谦往，而也先随入寇。继遣通政王复、少卿赵荣，不见上皇而还。和不足恃，明矣。况我与彼不共戴天，理固不可和。万一和而彼肆无厌之求，从之则坐敝，不从则生变，势亦不得和。贵为介胄臣，而恇怯如此，何以敌忾，法当诛。”并因此而切责许贵。
自此，边将人人主战，无人再敢言讲和。
从三月到五月，边关战事不断，明军和瓦剌军各有胜负。
六月，也先又带着英宗朱祁镇来到大同城外，表示要送还太上皇。郭登决定将计就计，率领众将领在月城内“迎驾”，同时在城上设伏兵，等太上皇一入城，就立即放下月城的门闸，由此救出太上皇。
布置就绪后，郭登打开城门，出城大叫道：“来将既送归太上皇，请令太上皇先行，护从随后。”瓦剌不予理会。也先送朱祁镇将要到达大同城门时，发现了明军设有埋伏，大为惊骇，匆忙挟持朱祁镇逃走。因为朱祁镇人在军中，郭登也不便派兵追击。
至此，也先无计可施。在一切阴谋诡计都行不通的情况下，他才意识到奇货不一定可居，不得不考虑到底要如何处置英宗朱祁镇这个烫手的山芋。
在土木堡被瓦剌军俘虏后，明英宗朱祁镇的待遇颇为优厚。也先对这位对手表现出一定的尊重，下令每二日进羊一只，七日进牛一只，逢五逢七逢十都大摆筵席，逐日进牛奶、马奶。漠北天气寒冷，也先还命令妻子献出“铁脚皮”，给朱祁镇御寒暖脚之用。
也先甚至还对明朝使臣道：“大明皇帝与我是大仇，自领军马与我厮杀。由于上天的意志，使他落在我手里。众人劝我杀他，我再三不肯。他是一朝人主，我特着知院伯颜帖木儿使早晚恭敬，不敢怠慢。你们捉住我时，留得到今日吗？”
然而，这一切都不过是表面的文章。朱祁镇始终只是个俘虏，他几次被也先挟持入关，风霜雪雨，跋涉甚艰，无一日不胆战心惊，可谓吃尽了苦头。身边可以信赖者，只有袁彬、哈铭二人。
袁彬字文质，江西新昌[10]人。父亲袁忠亦为锦衣卫校尉，任职近四十年，一直充当皇帝近侍。正统四年（1439年），袁忠告老还乡，以三十九岁的儿子袁彬代其校尉职。袁彬虽因老成持重而得到长官朱骥信任，但校尉只是一般的卫士，地位卑微。原本袁彬一生也会跟父亲一样，一辈子平平淡淡，波澜不惊，但就因为他被选中跟随朱祁镇亲征，并在土木堡被瓦剌俘虏，之后一直随侍在朱祁镇身边，从而改变了他的人生。
朱祁镇与瓦剌首领交涉，甚至包括吃饭穿衣、行走睡觉等事务，全由袁彬承担。漠北寒冷，每到夜晚，北风呼啸，冰冷刺骨。过惯了优裕日子的英宗朱祁镇哪里吃过这种苦头，往往彻夜难以入眠。袁彬便与朱祁镇睡在一个被窝，用自己的腋窝为皇帝暖脚。每逢随军转移车马不能行时，袁彬便背着朱祁镇行走。经此患难，君臣二人之间产生了深厚的感情。朱祁镇对袁彬极为依赖，一刻也不能离开，史称“帝居漠北期年，视彬犹骨肉也”。袁彬曾经水土不服，感染风寒，一度病重，发烧不省人事。朱祁镇急得不知所措，不顾帝王之尊，趴在袁彬的背上大哭起来。不料经朱祁镇这么一压，袁彬出了身大汗，“汗浃而愈”。
哈铭原本是蒙古人，“幼从其父为通事”，跟吴瑾等京营将领一样，都是吃明廷俸禄长大的蒙古人。他因为会说蒙古语，被俘后，一直留在朱祁镇身边充作翻译，被皇帝亲切地称为“哈回子”。他并未因为自己是蒙古人而倒戈，反而一力维护朱祁镇，还险些因此被叛徒喜宁杀掉。
在险恶的处境下，君臣三人相依为命，之间结下深厚的情谊。朱祁镇每每“独居氈庐，南望悒郁”，全靠袁彬和哈铭宽慰。喜宁抓住了二人后，“帝闻，如失左右手，急趋救”。当时情形千钧一发，喜宁将袁彬和哈铭捆了起来，打算以五马分尸的酷刑处死。朱祁镇阻止不成，干脆不顾皇帝尊严，扑上去紧紧抱住袁彬、哈铭，喜宁无法下手，又因也先弟妹阿挞剌阿哈赶到说情，才只好作罢。
瓦剌一方中，也先亲弟伯颜帖木儿及其妻阿挞剌阿哈对英宗君臣也极为友善。阿挞剌阿哈是典型的蒙古女子，纯朴天真，对天朝皇帝相当尊重。明朝使臣曾带来大量衣物送给朱祁镇，结果未到皇帝手中，便被伯颜帖木儿的手下瓜分光了。
朱祁镇很不高兴，他见阿挞剌阿哈对自己态度恭敬，便让哈铭前去传话，要求阿挞剌阿哈将衣物归还。哈铭却不肯，还振振有词地答道：“不可，虎口中夺食也。纵得之，非己有。”
朱祁镇勃然大怒，亲自动手打了哈铭。阿挞剌阿哈知道后，忙将衣物追回，如数归还给朱祁镇。结果不等朱祁镇穿上身，喜宁又赶来将衣物全部抢走。朱祁镇这才感叹道：“哈回子言是，非己有也。”
既然敌人阵营中还有善人，朱祁镇当然也在阿挞剌阿哈身上打过主意，他命哈铭去游说阿挞剌阿哈，请她在丈夫伯颜帖木儿面前进言，设法放自己归国。
阿挞剌阿哈道：“我女人何能为？虽然，官人盥濯，我持侍巾蜕，亦当进一言。”
伯颜帖木儿听了妻子的话后，没有明确回答，而是提了一只野鸡，来与朱祁镇一起喝酒。酒至半酣的时候，伯颜帖木儿打了个比喻：“大海水潮时，有一大鱼随潮落在浅水滩。彼大海中鱼，如何浅水中住得？这大鱼急还归大海中，潮水不到，如何去得？一旦时到，潮水接着浅水，这大鱼还归大海也。上可宽心，时至自不能留。忧或成疾，悔无及矣。”意思是劝英宗耐心等待，时机一到，便可回朝。
为了安慰朱祁镇，伯颜帖木儿还让他住在自己家中，饭菜汤水都是阿挞剌阿哈亲自动手操办。朱祁镇对此自然很是感激。但塞北条件艰苦，即使是伯颜帖木儿这样的大贵人，也只是住在牛皮帐中，帐外便是牛羊马匹，居住条件十分恶劣。瓦剌的食物也尽是牛酪马乳、羊羔兽肉，对吃惯了山珍海味的朱祁镇来说，那腥味简直难以忍受。有时候，朱祁镇还会想起后宫成群的美貌嫔妃，那滋味更是苦不堪言，嗟叹下泪，真是“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大有李后主“天上人间”的感慨。
每当这种时候，袁彬和哈铭便设法排解朱祁镇的苦闷。三人在瓦剌军的监视下，游览了不少塞外名胜，如汉朝的苏武庙、李陵碑、昭君庙等。苏武当年出使匈奴，被拘禁十九年，不肯屈服，庙中供奉有他当年出使所持的旌节。而李陵碑除了纪念汉朝名将李陵外，据说还是宋将杨业一头撞死殉国的地方，碑下记有杨业殉国的年月及宋将潘美破番的事迹[11]。这些名胜古迹，以往汉人来访，都要徘徊凭吊，感慨万千。对于身份际遇特殊的朱祁镇而言，更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了。
而对英宗君臣来说，最难过的还是在德胜门外的那几个晚上，自己的家近在咫尺，却不得门而入。难怪跟着朱祁镇的袁彬向着北京城哭道：“我母在城，不得一见，奈何？”
朱祁镇对明廷不肯接受也先的议和建议，不派重臣来迎驾是相当不满的。尽管他知道这可能是也先的阴谋，但他还是因此而怨恨主战拒和的于谦。
等到喜宁在朱祁镇的精心计划下被杀，朱祁镇很为自己的智谋而得意，甚至忘记了自己的处境，大喜道：“逆阉受诛，我南归有日了。”
也先却是恼羞成怒，再一次以送太上皇回京的名义，挟持朱祁镇南下。大同总兵郭登，也就是英宗的至亲，终于同意开城门迎接朱祁镇。那一刻，大同城门大开，朱祁镇一步步走近，欣喜若狂。但希望之门在关键时刻关上了，也先发现郭登事先安排了埋伏，朱祁镇再一次被带回漠北。
几经心理上的大起大落，朱祁镇的失望可想而知。他几乎已经认定，也许这一生，他将再也没有机会回到中原。
此时，明朝北边军力经过兵部尚书于谦的大力整顿，实力有了很大提高。尤其是于谦态度坚决，无论瓦剌采取什么手段，都坚决予以打击。瓦剌先后扰边，死伤颇多。也先再想像从前一样到中原掠夺财物，来去自如，已经不大可能。而瓦剌这样的游牧民族，以畜牧业为主，其他物资匮乏，从根本上决定了它要从内地获取必需的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加上也先屡战屡败，在蒙古部落中已经丧失了从前的威信。一件利器握在力量不足的人手中，不但不能发挥威力，反而是一个负担。也先不得不开始考虑真心实意地与明朝讲和，送英宗皇帝回国。这样，至少每年朝贡能获得明朝丰厚的赏赐，马市也可以继续开通。最重要的是，英宗朱祁镇回国后，一定会与弟弟景帝朱祁钰争位，明廷也许会因此朝政大乱，这对瓦剌自然是极度有利的。
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朱祁镇真正看到了归国的希望。但他的希望很快黯淡了，这次不是来自也先的言而无信，而是他弟弟景帝朱祁钰的态度。
也先决意与明朝讲和后，面子还是有些放不下，先是授意阿剌知院，让他先派使臣到怀来贡马，借此试探明朝的态度。景泰元年（1450年）六月，阿剌知院又派使臣到京师，要求同明朝讲和，并表示也先有诚意要送回英宗皇帝朱祁镇。
然而，此时的明景帝朱祁钰心态已经起了极大的变化。他当初不情愿当皇帝，是因为当时面临的是一个乱摊子：六师倾覆，强敌压境，直扑根本之地，明朝已到了危急存亡之秋，皇帝的责任极重。朱祁钰受命于危难之间，大明朝廷风雨飘摇，岌岌可危，他怕万一担负不了重任，成为明朝的千古罪人。但现在，局势已经大大不同，瓦剌势力被遏制，大明重现天朝大国的势头。
最重要的是，朱祁钰亲身体会到了皇帝九五之尊的荣耀。自古以来，从来没有哪个皇帝主动提出退位的，朱祁钰比任何人都能理解当年宋高宗赵构的心情，倘若宋高宗赵构真的迎回了宋徽宗和宋钦宗，一个是他的父亲，一个是他的兄长，到底谁做皇帝？即便宋徽宗和宋钦宗仍然保持太上皇的名位，但宋高宗赵构为子为弟，行事岂能不受掣肘？
虽则皇帝的私心众人都看在眼里，但朱祁钰却不便公然表示，只下令礼部聚群臣商议迎回太上皇一事。议奏久而不决，自然因为景帝不愿意英宗回来的缘故。四朝元老吏部尚书王直实在忍不住了，遂率领群臣上奏，认为应该遣使往报。
朱祁钰得奏后，只派司礼监大宦官兴安出面，质问群臣道：“公等欲报使，何人堪为富弼、文天祥？”
富弼是北宋大臣。辽重兵压境时，遣使求关南地，富弼奉命出使，如蹈虎穴。文天祥则是南宋大臣，元军进逼临安时，被派往元营中谈判，遭到扣押。凡此都需要胆量，兴安的意思是，根本没有人敢去。
吏部尚书王直听了兴安的话，针锋相对地问道：“按照你的说法，莫非使太上皇陷虏，再当一次宋徽宗、宋钦宗不成？”
王直字行俭，号抑庵，泰和人，与名臣杨士奇同乡。永乐二年（1404年）进士及第，改庶吉士，授翰林院修撰，历事成祖、仁宗、宣宗、英宗几朝。在翰林二十余年，名气颇大。正统八年（1443年）迁吏部尚书，进少傅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在民间被称为“吏部天官”，意思是天官赐福，吏部尚书掌握用人大权，可以造福苍生。之后，王直一直在吏部担任长官，年益高，名德日重。
兴安听了王直的反驳，当即哑口无言，不得不将群臣们主张遣使议和的意思回报景帝。朱祁钰又派兴安答复王直等人说：“你们的话说得很对，不过遣使亦非一次，每次不得要领。这回假使以送驾为名，来犯京师，岂非又苦了百姓？你们再好好议！”
“再好好议”，就是表示皇帝不满意，你们再接着议，直到议出皇帝满意的结果为止。
这“议”就这样一拖再拖了。瓦剌也先倒先沉不住气了，正式派了使者到北京请和。礼部尚书胡濙上奏说：“应该趁此机会，奉迎太上皇。”
明景帝朱祁钰这次不可能再躲在幕后，只得亲御文华殿，召群臣会议。
朱祁钰先说道：“朝廷因通和坏事，欲与瓦剌断绝来往，卿等屡言和议，是何理由？”这态度已经很明确了，表示不想与瓦剌讲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