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去世以后，颜慕曦如愿考上了政法大学，毕业后成为一名检察官。学习和工作之余，她把全部的关爱都给了母亲，给了母亲无微不至的关心和体贴，同时，对待别的亲人、朋友、同事，她也懂得了给予更多的理解和关心。她深深领悟到，要赢得别人的爱，首先要懂得如何去爱别人，而要学习爱的能力，首先应该从爱父母做起，一个连父母都不懂得去爱的人，一定是个自私透顶的人。
颜慕曦下班前就跟母亲说了晚上要去相亲，母亲关心地询问道：“今天这位见得怎么样？”颜慕曦答道：“没感觉。”母亲见她兴致不高，也就没有多问了。
颜慕曦一个人待在房间，对今天见的这位博士后感到一阵恶心。这让她也觉得奇怪，自己以前对这种移居国外的年轻人没有这么反感的，今天怎么对这种人如此反感呢？很快，她想起了钟天崖，没错，是钟天崖已经进入了她的内心，并深深影响着她。颜慕曦对钟天崖还谈不上有很全面的了解，但他义无反顾地用生命来爱护自己的父母，仅这一点，就深深打动了颜慕曦。
在颜慕曦看来，一个愿意用生命爱护自己父母的人，是本质上脱离了自私、自爱的人，这种最无私的爱，也体现了一个男人最勇敢有力的担当和最强烈的家庭责任感，颜慕曦相信，钟天崖今天愿意用生命守护父母，将来也一定愿意以生命守护自己的妻子、孩子。颜慕曦越想越觉得，钟天崖是一个多么有安全感、多么值得倚靠一生的男人，加上他阳光、帅气的外表和纯朴、坚毅的气质，令她一见倾心，这不正是自己一直要寻找的、梦寐以求的爱人吗？
但颜慕曦转念一想，又不禁为自己的痴心梦想感到可笑。自己是一名检察官，而钟天崖呢，他是一个涉嫌故意杀人的、可能被判死刑的犯罪嫌疑人，钟天崖是否真的是正当防卫？如果他是无辜的，最终会被判无罪吗？还是被冤枉判处死刑呢？这一切还远未可知。而且，她作为承办钟天崖案件的检察官，原本就不能怀有任何私心杂念，任何非理性的情感因素都可能影响到她对案件的理性判断和公正裁决。
颜慕曦是一名理性的检察官，但她毕竟同时还是一个感性的、向往爱情的年轻姑娘。她放纵自己，静静地回味着与钟天崖见面时的感觉，那种感觉非常美妙，她相信，这就是所谓一见钟情的感觉。她真希望每天都能去提审钟天崖，这样她就能和他多待一会儿，多看他一会儿。那种感觉，真的好像“和兰花在一起”。
想到这里，颜慕曦打开钢琴，弹起了一曲《和兰花在一起》。
颜慕曦一边弹着，一边沉醉在这优美的曲声中，感觉自己好像一个人身处一个幽静、安详而漫山遍野都长满了兰花的山腰上，很孤寂，很相思，此时此刻，什么都可以不去想，感觉如入梦境，心只专注于身边周围这一大片鲜艳可爱的兰花上。那些可爱的兰花是最美丽的，是她的最爱，就像她所爱慕着的那个人一样，也许这些兰花就是那个人的化身，她此时只想与这些兰花待在一起，一起缠绵，一起享受这美丽的大自然所赐予他们的这一切，这是一种多么美妙的境界啊！
生死之交
3月19日上午，北昌市检察院检察长徐光磊把分管公诉副检察长孙鹤林、主任检察官向渊、承办检察官颜慕曦叫到办公室，了解钟天崖案的情况。徐光磊说：“钟天崖这个案件，有一位市领导跟我打了招呼，要求从重从快起诉。这个案件证据怎么样？能不能定？”
孙鹤林说：“向渊、慕曦还在审查中，你们先汇报一下初步看法。”
向渊说：“我们提审了钟天崖，我感觉认定故意杀人可能有疑问。”
颜慕曦说：“这个人非常孝顺。”
徐光磊说：“孝顺和杀人是不矛盾的，证据上有没有问题？”
向渊说：“钟天崖已经翻供了，说是死者高斌要杀他，他正当防卫中误杀对方。”
孙鹤林问道：“他在侦查阶段认罪了吗？”
向渊答道：“认了，但他说认罪笔录是公安人员以抓捕他父母相威胁，逼迫他签字的。”
孙鹤林接着问道：“威胁这一段有同步录音录像吗？”
颜慕曦答道：“没有，这种非法取证他们是不会录像的。”
向渊说：“现在的同步录音录像都是不供不录，供了再录。”向渊说的“不供不录，供了再录”，指的是公安机关的同步录音录像都是针对认罪以后犯罪嫌疑人做的，但众所周知，除了自首的案件之外，几乎没有哪个犯罪嫌疑人一到案后就会马上交代犯罪的，而侦查人员是怎么样让犯罪嫌疑人认罪的，这个过程是没有同步录音录像显示的。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于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案件或其他重大犯罪案件，应当对讯问过程进行录音或录像”，这里指的应该是对每次讯问过程进行录音或录像，而不是有选择性地录音或录像。对此，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解释明确规定，侦查人员要对每次讯问过程进行全程录音、录像。但在司法实践中，这些规定并没有得到落实，究其原因，在于侦查人员在突破犯罪嫌疑人口供过程中，可能经常使用一些威胁、引诱、欺骗甚至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这些方法当然不能在录音或录像中暴露出来。因而，实践中的讯问同步录音录像，实际上只能证明犯罪嫌疑人认罪以后的状态，而侦查人员是采取何种方法使其认罪的，有没有采取非法方法讯问，并不能得到证明。
徐光磊疑惑地问道：“就是撞了一下车而已，这个钟天崖为什么要杀人？”
向渊说：“这也是本案的一大疑点，作案动机不明。从我接触钟天崖看，不像是性格暴戾的人。”
孙鹤林问道：“高斌这个人什么性格？”
向渊答道：“高斌在英国念书十年，性格怎么样还不清楚，公安没有调查。”
孙鹤林接着问道：“高斌当天晚上和什么人在一起？”
颜慕曦答道：“高斌当晚的手机通话记录显示，当晚和他在一起的是他同学方潇阳。”
孙鹤林说：“让公安找这个人取个证。”
颜慕曦说：“这个方潇阳和高斌是初中同学，后来又一起到英国念高中、大学，对高斌应该是很了解。但他案发后第二天就回英国了。”
孙鹤林说：“让公安做他家里的工作，把他叫回来作个证。”
颜慕曦说：“好的。”
徐光磊指示说：“高海富是我市知名企业家，省、市人大代表，这个案件给予重视是应该的。但不论被害人是谁，我们都要严格依法审查，做到客观公正，绝不能办冤案。如果确实是钟天崖杀的，尽快起诉，给家属一个交代；如果证据不足，也不要‘带病’起诉，把矛盾交给法院。”
孙鹤林对着向渊、颜慕曦说：“你们要按照徐检的指示，严格依法审查，重事实、重证据，实事求是，办好这个案件。”
徐光磊对着向渊、颜慕曦说：“有什么事多向孙检请示汇报，外部有什么压力，你们顶不住的，我来顶。”徐检在说这话的时候，眼光如炬，神情坚定。
孙鹤林对着向渊、颜慕曦说：“你们就放手去办，不要有任何后顾之忧。”
向渊和颜慕曦异口同声地说：“好的！”他们二人都为有这样充满浩然正气、奉法如天、敢于担当的检察长感到无比欣慰和自豪。不久以后，我国将推行省以下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检察权将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去地方化”，地方党委、政府对检察院办案的干预和制约必然有所减弱，这为地方检察院检察长挺直腰杆，独立、公正行使检察权提供了制度保障。
颜慕曦向方潇阳的父亲方晋送达了《询问通知书》，让方晋通知方潇阳来检察院作证。方晋是北昌市国土资源局副局长，不敢得罪检察院，赶紧通知儿子回国作证。
3月28日上午，方潇阳来到检察院，向渊、颜慕曦对他进行了询问。颜慕曦问：“你和高斌是什么关系？”
方潇阳答：“我们是初中同学，后来又一起到英国念高中、上大学。”
颜慕曦问：“高斌在英国念书期间，有没有过违法犯罪记录？”
方潇阳答：“据我所知是没有。”方潇阳在英国学的也是法律，所以回答问题时，用词非常严谨，滴水不漏。他故意强调“据我所知”，一方面也算是回答了检察官的问题，另一方面又没有作出完全肯定或否定的回答，即使检察院查出高斌有违法犯罪记录，方潇阳也可以以自己不知情为由规避责任。
颜慕曦问：“高斌有没有打过架？”
方潇阳答：“据我所知是没有。”
颜慕曦问：“你有没有看到过高斌带一把跳刀？”
方潇阳答：“我没注意。”方潇阳对这种非常关键的问题，继续使用模糊语言作答，这样既“保护”了高斌，又规避了作伪证之嫌。
颜慕曦问：“高斌平时性格怎么样？”
方潇阳答：“我个人觉得挺好的，为人热情、大方，同学在一起聚会，经常都是他埋单。”方潇阳当然知道检察官想问什么，但他故意答非所问。
颜慕曦只好继续问道：“有没有什么性格缺陷？”
方潇阳故意反问道：“你指的什么？”
颜慕曦说：“比如暴躁、易怒、冲动等。”
方潇阳说：“这个可能各人评价不同，至少我不觉得有这些。”方潇阳的回答仍然是滴水不漏，这样既“保护”了高斌，也“保护”了自己。
向渊问：“他平时喜欢喝酒吗？”
方潇阳答：“有时会喝。”
向渊问：“酒量大不大？”
方潇阳答：“那要看跟谁比了。”看得出，方潇阳对检察官的每一个问题都非常提防和小心，能够不正面回答的都尽量避免正面回答。
向渊接着问道：“你看他喝醉过吗？”
方潇阳答：“在我印象中很少。”
向渊问：“你们案发当晚是不是在一起？”
方潇阳答：“是。”
向渊问：“在一起有没有喝酒？”
方潇阳答：“跟我在一起的时候没喝。”方潇阳的言下之意，是高斌离开他之后，也可能又单独去喝了酒，或者之后又跟别人喝了酒，这样一方面没有直接证明高斌死前喝了酒，另一方面又没有否认高斌死前喝过酒。
向渊、颜慕曦显然对方潇阳的回答是非常不满意的，但证人怎样回答问题是证人的权利，他们不能强迫证人给出非常确定和具体的回答。颜慕曦做完笔录，向渊对方潇阳说：“好了，请你在笔录上签字、捺印。”
方潇阳签完笔录，走出检察院大楼，坐到自己的车里。但他没有马上开车，而是长吁了一口气，闭上眼睛，想着前两天发生的事……
高海富与方晋是一同下放的知青，二人是生死之交，检察院通知方潇阳回国作证，方晋马上告诉了高海富。高海富提出想先单独和方潇阳谈谈，方晋自然心领神会，做好了安排。
3月26日晚上，方潇阳一到家，还没有来得及倒时差，就赶到了高海富家中。高海富在书房和方潇阳进行了一番谈话。
高海富沉痛地说：“潇阳啊，高斌走得太突然，我和他妈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当时就好像五雷轰顶，人都要崩溃了。现在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感觉老天爷给我们开了个天大的玩笑。”
方潇阳说：“我也是觉得很突然。”
高海富悲痛地说：“他初中的时候，我和他妈都实在太忙，根本没有时间管他，这样才把他送到外国念书。之后十来年，我们一年也就见两次面，对他关心得也很少。他这突然走了，我这心一直痛得不行！本来今年准备让他回国，一家人终于可以团圆了，没想到却……”
方潇阳安慰说：“叔叔，您节哀，要保重身体。”
高海富沉重地叹了口气，说：“人生无常，有些事错过了就无法弥补呀。”
方潇阳说：“我和高斌是多年的同学、好友，我也很难过。高斌的事对我触动也很大。我初中时就读不进书，觉得外国好玩，又不用受父母管，就吵着去外国念书，我爸妈也是没办法，才让我去的。这些年，我确实习惯了外国的生活，也本打算在英国工作、定居，但现在我不这么想了。我父母也就我这么一个儿子，中学就在国外念书，毕业后又在外国定居，一年也难得见几次面，我这个儿子有跟没有也没多大区别。唉，我们这代人还太自私了，只顾自己的感受，只要自己过得安逸、开心就好，不会考虑父母的牵挂、思念。”
高海富拍了拍方潇阳的肩膀，欣慰地说：“看来你真的长大了，懂事了。要是高斌还在，像你这么懂事，我该多高兴啊。”
方潇阳说：“叔叔，您不能总是这么伤心难过，您要是每天都这么想着他，身体会撑不住的。”
高海富说：“我知道，人死不能复生。现在我能做的，就是为他主持公道，让凶手给他偿命。”
方潇阳说：“高斌确实死得很惨，您的心情我能理解。”
高海富慨叹一声说：“凶手一日不死，我一日不得心安呐。”
方潇阳说：“我有什么能为您做的吗？”
高海富问道：“你跟我说实话，你见过高斌身上带跳刀吗？”
方潇阳答道：“那我就实话告诉您吧，高斌在英国买过一把跳刀，经常带在身上。”方潇阳告诉高海富这一实情，是想让高海富知道，高斌死得并不冤，高斌是自作孽，不可活。他希望高海富能放下仇恨，不要去追究“凶手”偿命。
高海富没有如方潇阳希望的那样去想，而是很诧异地问道：“我简直不敢相信，他每次在家都很听话的样子，也从不在外惹是生非，怎么会身上带刀？”
方潇阳说：“这……他或许只是觉得好玩。”方潇阳当然知道这个中缘由，但高斌已经死了，向高海富解释这些已经没有意义了，解释得太清楚，只会令高海富更加心痛，无异于伤口上再撒把盐。
高海富接着问道：“他在英国有没有跟人打过架？”
方潇阳答道：“嗯……我印象中是没有。”方潇阳希望高斌能在父亲心中永远留下一个好印象，所以没有告诉高海富实情。
高海富又问道：“事发的那天晚上，你和高斌在一起？”
方潇阳答道：“嗯。”
高海富问道：“你们在一起喝酒了？”
方潇阳答道：“喝了一点，哦，不，没有喝。”方潇阳如此闪烁其词，是没有考虑好要不要告诉高海富实情。他想，前面已经跟高海富说了高斌带刀的实情，再跟高海富说高斌喝过酒似乎就没有必要了。
而高海富其实是知道的，他之所以问这个问题，是想试探一下方潇阳，看看方潇阳会不会作对高斌不利的证，愿不愿意为高家承担伪证的风险。高海富见方潇阳的回答有些犹豫不决，便语重心长地嘱咐说：“潇阳，叔叔拜托你，明天到了检察院，一定要想清楚再说啊。”
方潇阳一听，当然明白了高海富的意思，马上说道：“我知道，叔叔您放心。”
3月26日晚上，方潇阳从高海富家出来，回到家后，把高海富找他谈话的情况跟父母说了一下，然后就和父母聊了起来。
方母担心地问道：“你没跟你高叔说实话吧？”
方潇阳说：“当然，高叔心里本来已经很痛苦，我哪能伤口上再撒把盐？再说了，他自己也应该见过高斌带的跳刀，高斌怎么死的，他心里有数，我何必说穿？”
方晋说：“你是比以前成熟了。对了，我看高斌这孩子挺乖的，怎么会带刀在身上？”
方潇阳说：“他在您面前那是装的。这事说来话长，高斌其实内心里挺恨他父母的。”
方母很诧异地问道：“不会吧？你高叔对他这么好，在他身上大把大把地花钱，对他有求必应，他恨什么？太没良心了吧。”
方潇阳说：“这只是你们做父母的感受。你们以后老了，我给你们一千万，不管你们，你们什么感受？我们做子女的也是这样，不是你们花了多少钱在我们身上，我们就感恩戴德。高斌跟我不一样，他到英国后，很不适应，他觉得高叔一心为了赚钱，干脆把他扔到国外去不管了，他有一种被抛弃的感觉。这几年中，他的功课一直很烂，还学会了酗酒、打架，崇尚暴力，性格变得偏执、固执，醉酒的时候更狂躁，很可怕。去年开始，他就刀不离身，有一次喝醉酒，和一个留学生争风吃醋，掏出刀子就要捅人家，幸好被我们及时制止，否则，早就出事了。”
方晋不解地问道：“他看上去挺斯文的，怎么这么暴力？”
方潇阳说：“他的这种暴力倾向是有心理根源的。他从小学到初中，因为不听话，经常挨高叔打。高叔那些年正处于事业打拼阶段，非常辛苦，也难免有焦虑、烦躁的情绪，每次情绪很糟糕的时候，就会朝高斌发泄。他最常用的体罚方式就是让高斌跪下，高斌要是不跪，他就一脚踢过去，不跪就再踢，直到高斌跪下。后来到了英国，他终于逃脱了高叔的‘魔爪’，但仍然时常做被罚跪的噩梦。也许因为这段成长经历在他心里留下很大的阴影，他突然没有人管束，结果就放纵不羁，每次跟别人打架，第一句话也是叫人家‘跪下’。”
方母叹了口气，说：“你高叔要知道这些，该有多伤心、多后悔呀。”
方潇阳接着说：“其实很多大学生犯罪，都和他的成长经历、家庭环境有关，一个人的成长环境，特别是父母的教育理念、教育方式，决定了他今后的性情、人格。现在很多父母都忙自己的事业，忙着赚钱，然后大把大把地往子女身上花钱，这其实大错特错了。我们做子女的，不是给钱就开心，我们需要的不是money，是爱的教育。一个人不是有钱了就会幸福，真正能让一个人幸福的是爱心，只有懂得爱人，才能赢得别人的爱，只有每天都爱别人和感受别人的爱，沉浸在爱的海洋中，才是最幸福的。”
方母点了点头，若有所悟地说：“嗯，很多父母认为疼爱孩子就是多给他钱花。”
方晋也说：“是呀，中国的父母们是该好好反思反思了，对孩子来说，到底什么是爱，什么是害。”
方母突然想起什么，着急地说：“你们爷俩赶紧讨论一下，潇阳明天到检察院作证怎么说？”
方晋果断地说：“不能实话实说。”
方潇阳为难地说：“爸，我可是学法律的，您让我作伪证？”
方晋说：“你怎么说的，你高叔一定会知道的。他就这么一个儿子，要求杀人偿命也是可以理解的，我们能做的，就是帮助他了却这个心愿。”
方潇阳拒绝了父亲的要求，坚决地说：“但了却这个心愿，代价是要牺牲一个无辜年轻人的生命！你是让我去杀人！”
方晋一听，猛地拍了一下桌子，愤然说道：“你别忘了，你高叔可是我的救命恩人！没有你高叔，就没有我的今天，更不会有你的今天！”
方母为了缓和气氛，赶紧跟方晋说：“老方，有话好好说嘛，作伪证是违法的，你又不是不知道。你跟高海富之间的生死交情，从来没有跟潇阳说过，他当然不理解你的心情了。别动不动就跟儿子急，你先跟潇阳讲讲你跟高海富那段生死之交的往事吧。”
方晋听妻子这么一说，心情很快平复下来。接下来，方晋向方潇阳回顾了当年高海富救自己性命的一幕。
那是1965年12月7日下午，高海富和方晋同在一个采石场下放。有一天，正在作业的他们突然遭遇山体滑坡，这时，站在方晋身后的高海富看到一块巨石正砸向方晋，而方晋还完全没有意识到死亡的来临。
高海富奋不顾身地冲上去，纵身将方晋推开，高喊道：“小心！”
方晋逃脱了死神的召唤，但高海富还是不幸被巨石砸中腿部，痛得一时昏迷过去。
方晋爬起身，赶紧跑过去，抱起高海富，叫道：“海富！你醒醒！”
很快，援救的工友赶了过来，把高海富送往医院救治。
方晋回顾完那段往事后，继续跟方潇阳做思想工作。方晋说：“你没发现吗，你高叔现在走路还有点跛，他腿上还有一块很大的伤疤呢！你如实作证，你倒心安了，我呢？我怎么向他交代？说我儿子是学法律的，他要坚守法律信仰？！”
方潇阳无奈地说：“好吧，父命难违呀。”
方晋说：“你去了以后，话可以说得婉转一点嘛。你也别以为你的证据就有多大用，这案子又不是你这一个证据。再者说了，你又不是什么目击证人，也不能直接证明是谁杀谁。”
方潇阳说：“我知道。”
方潇阳回想完这一切，感到一阵痛苦和无奈。他是学法律的，比一般人更具有法律信仰和法治信念，更懂得如实作证是公民的义务，作伪证可能承担法律责任。但是，他又不愿违抗父命，而且父亲与高海富是生死之交，基于这种感情而让他作有利于高斌的伪证，也是人之常情，完全可以理解。
想到这里，方潇阳不禁感叹，作为一名法律人，总是希望证据那样真实、完美，但现实中呢，证人作证总是掺杂着各种考虑，作为定案重要证据的证人证言，其实未必那么可靠。人生很多事情，都是知易行难，最后也只能是知是行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