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到医院的时候，办公室外的走廊里挤满了不满的病人。电视里重复播放着《小美人鱼》的录像带。影片播完一遍会自动倒带，从头再播放一次。因为反复播放的次数实在太多了，录影带被磨损得厉害，画面都有些褪色了。在调查局会议室的谈话之后，我很同情录像带的遭遇。我脑海里同样一再重复卡森所说的话，主导者一定是他，我想搞清楚他问那些问题的真正目的，但整个画面更加模糊，而且荒唐。
“嗨，医生。”
泰利斯·巴顿跳进门。他穿着宽松的裤子和过大的大学体育队夹克，全身上下的服饰配件显然都出自我闻所未闻而且即将声名鹊起的设计师之手。
“嗨，泰利斯。”我说。
泰利斯给我一个花式握手，方式有点像某个舞步，我只好顺其自然。他和莱蒂莎有个6岁大的儿子，小名叫小杰。小杰患有血友病，双目失明。小杰还是婴儿时，有次紧急送医，当时泰利斯差点被抓坐牢，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认识他的。泰利斯说，那天我救了他儿子一命。其实并没那么严重。
但说不定，我确实救了泰利斯一命。
在泰利斯看来，我们能够成为朋友是基于这样的一种依赖关系：他就像只狮子，我是只小老鼠，小老鼠帮狮子拔掉了瓜子里的尖刺，救了他一命。其实不然。
他和莱蒂莎其实并没有结婚。这里很少有父亲来走动，泰利斯是为数不多的一位。握完手，泰利斯塞给我两张百元钞票，好像我是著名的纽约马戏团餐厅领班似的。
他冲我递了一个眼色，“好好照顾我的孩子。”
“好。”
“医生，你是最棒的。”他递给我一张名片，上面没有名字，没有地址，也没有头衔，只有一串手机号码。“如果有什么需要就打这个号码找我。”
“我会记住的。”我说。
还是一样的眼神，“任何需要都可以找我。”
“好。”
我把钱收进口袋。我们这样你来我往的已经连续六年了。我在这里工作，认识了不少毒贩，没有一个撑得过六年。
当然，这个钱我没有放进自己的口袋，而是拿给琳达作为慈善捐款。我知道那都是一些来路不明的钱，但我发现，把钱收下然后捐出去，总比在毒贩手里好多了。我不知道泰利斯有多少钱，他老是换新车，好像偏爱有染色玻璃的奔驰车，小孩穿的衣服比我衣柜里的东西都值钱，但是孩子的妈妈既然接受医疗补助，那就表示可以免费就医。
这没有道理可讲的，我知道。
泰利斯的手机铃声听起来像是嘻哈舞曲。
“我得接这个电话，有生意要做。”
“好。”我说。
有的时候，我真的很生气。谁能不生气呢？但情绪归情绪，毕竟有活生生的孩子等着你，而且受了伤。不是所有的小孩都活泼可爱的，远非如此。有的时候，我所面对的小病人，一看就知道是迟早会走上歧途的孩子，但无论如何，孩子都是无辜无助的，脆弱又难以自保。我可以举出很多实例，看过之后，你会完全改变对人类的定义。
因为如此，我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小孩身上。
本来今天只需接诊到中午，但因为早上让调查局的两个家伙给耽搁了，不得不延长时间到下午三点。一整天，我的思绪不经意就会想起早上的质询对话。伊丽莎白伤痕累累的照片不断地浮现在脑海里，就像诡异的闪光灯。
谁会知道这些照片的事呢？
一想到这个问题，我马上就有了答案。我拿起电话，这个号码我已经很久没拨了，但仍然记在心里。
“萨耶摄影。”有个女人接起电话。
“你好，瑞贝卡。”
“臭小子，你还好吗？贝克。”
“还好，你呢？”
“还不错，很忙。”
“你工作太卖力了。”
“没办法啊，我去年结婚了。”
“我知道，抱歉我没去参加你的婚礼。”
“你少来了。”
“好啦，还是恭喜你。”
“找我什么事？”
“我有个问题想问你。”我说。
“嗯。”
“有关伊丽莎白的车祸。”
我听见一声细微的回音，之后就完全静悄悄的。
“你还记得车祸的事吗？伊丽莎白遇害前发生的那次车祸。”
瑞贝卡·萨耶，我太太最好的朋友此刻沉默不语。
我清清喉咙，问：“当时是谁开车？”
“嗯。”她对着旁边说，“好，等一下。”接着又对我说：“贝克，我这里有点事，我待会儿打电话给你，好吗？”
“瑞贝卡？”
电话挂断。
老实说，悲剧对灵魂有益。
事实上，面对死亡，让我成为更好的人。若真相总有水落石出的时候，即便线索无迹可寻，但真相还是在那里，不可否认。这并不是说牺牲生命也值得，或者这是场公平的交易等。但无论如何，我知道自己比以前进步了，更加知道轻重缓急，也更加能体会别人的痛苦。
现在回头想想觉得可笑，我曾经很在意自己参加哪个俱乐部、开什么车、墙上挂着什么文凭，或者其他种种身份地位的象征。我想做医生，因为想获得别人的赞赏，想让周围的人刮目相看，想出人头地。
正如我刚刚所说的，这很可笑。
有人可能会说，我之所以变好，只是成熟懂事了，这也没错。但真正的原因是我现在独自生活。以前我和伊丽莎白是一对儿，她如此美好，我可以放任自己不长进，好像她的美好是宇宙的平衡机制，可以让我们两个同时保持在比较高的水准上。
然而，死亡是个伟大的老师，只是太过严厉了。
我也希望我能告诉你，在经历惨剧之后，我领悟了一些前所未知的可以改变生命的绝对真理，值得我传授给别人，可是我没有。还是那些耳熟能详的老话说得好啊，人才是最重要的，生命可贵，其他都是身外之物，过好每一天的生活……诸如此类，我可以说出很多直到你叫饶。你也许会听，但估计是一只耳朵听着另外一只耳朵就出去了。只有当悲剧发生时，这些道理才会给你当头棒喝、醍醐灌顶。之后，你或许并不会因此变得更加快乐，但一定会变得更好。
更加讽刺的是，我经常在心里希望伊丽莎白看到我现在的样子。但只是想想罢了，我不相信死者有灵会庇佑我们的说法，那只是自我催眠的幻想而已。我相信人死不能复生，死了就是死了，但我还是禁不住会这么想：现在的我也许可以配得上伊丽莎白了。
有着虔诚信仰的人士也许会觉得，这就是她重返人间的原因吧。
瑞贝卡·萨耶是顶尖的自由摄影师，她的作品在一般杂志上随处可见。虽然有点奇怪，她的特长是拍摄男人，例如一些登上杂志封面的运动员等。GQ就经常请她拍摄封面照片。她老是开玩笑说，她对男人的身体很有研究，因为“一辈子都在认真做功课”。
我在三十二号西街找到了她的工作室，离宾夕法尼亚车站不远。这幢房子背面很邋遢，一半是仓库，一楼因为饲养中央公园的马匹和存放马车而臭气弥漫。我没有坐送货电梯，而是直接走楼梯上去的。
瑞贝卡匆匆穿过走廊，后面跟着个瘦骨嶙峋，一身黑衣，手臂毛茸茸，满脸胡子拉碴的助理。助理两手提着铝制手提箱。瑞贝卡还是那样，一头乱蓬蓬的卷发，桀骜不驯的发丝弯来绕去，自由伸展，一双绿色眼睛间隔比常人要大。八年过去了，她似乎没什么改变，也可能是我没看出来。
她看见我，停下不动，“贝克，我现在很忙，不方便。”
“那可真不巧。”我说。
“我得赶去拍照，可以稍后再说吗？”
“不行。”
她停下脚步，对表情不太痛快的黑衣助理吩咐了几句，然后对我说：“好吧，跟我来。”
我们走进她的工作室。工作室天花板很高，水泥墙被漆成白色，摆放着很多打灯伞，黑色的荧幕，遍地可见弯曲缠绕的各种线头。瑞贝卡摸着一卷底片，好像很忙的样子。
“你得告诉我车祸的事。”我说。
“我无法理解，贝克。”她打开一个罐子，放下，然后合上盖子又再打开。“我们有多久……八年了吧？几乎没有讲过半句话。可是今天，你突然跑来问我车祸的事情。”
我双手交叉，等着她继续往下说。
“这是为什么？过去这么长时间了，你今天怎么突然想知道这个？”
“告诉我你所知道的。”
瑞贝卡的眼神在回避我。杂乱的头发遮住了半张脸，但她拨也不拨。
“我想念她，”她说，“也想念你。”
我没有回应她。
“我打过电话给你。”她说。
“我知道。”
“我想跟你联络，我想陪在你身边。”
“我很抱歉。”我说，发自内心的抱歉。瑞贝卡是伊丽莎白最好的朋友，我们结婚前，她们两人在华盛顿广场公园附近合租一个公寓。我应该回她的电话，或者邀请她到家里坐坐，无论如何应该做些回应，但我没有。
人在悲伤的时候总是格外自私。
“伊丽莎白告诉我说，你们发生了小车祸。”我接着说，“她说是她的错，她没注意路面，是这样吗？”
“现在说这个还有什么用吗？”
“有用。”
“还有什么用呢？”
“你在害怕什么？”
沉默的换成了瑞贝卡。
“那是意外吗？”
她的双肩垂下，仿佛体内有什么正在裂开。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头低垂着，“我不知道。”
“什么意思？你不知道？”
“她也跟我说是车祸。”
“你不在场吗？”
“是的，当时我不在场，你也不在城里。有天晚上我回到家，就看到伊丽莎白在我家里。我看她青一块紫一块的，就问她怎么回事，她说出了车祸，还告诉我说，如果有人问起的话，就说我们都在车里。”
“如果有人问你？”
瑞贝卡终于抬起头来，“我以为她指的是你。”
我尽力理解这些话，“那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她没说。”
“你带她去医院了吗？”
“她坚决不去。”瑞贝卡投来一个怪异的眼神，“我还是不明白，你为什么现在跑来问我这件事情？”
不要告诉任何人。我再次想到这句话。
“我只是努力想走出伤痛。”
她点点头，尽管并不相信我的说法。我们两个都不善说谎。
“你有没有帮她拍照？”我问。
“拍什么照？”
“车祸受伤的照片？”
“天哪，没有。干吗要拍这样的照片？”
对啊，干吗要拍车祸受伤的照片？再好不过的问题了。我坐着反复思考，不知道过了多久。
“贝克，你看起来气色很不好。”
“你看起来很好，瑞贝卡。”我说。
“我恋爱了。”
“这才像你。”
“谢谢！”
“他是个好人吗？”
“天底下再没有比他更好的人了。”
“那才配得上你。”
“也许吧。”她靠向我亲吻我的脸颊。感觉很好，让人安心。“发生什么事了吗？”
“我不知道。”这是实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