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后
另一个女孩就要让我心碎了。
女孩长着一双棕色的眼睛，一头卷发，笑起来总是露出带着牙套的牙齿。她穿着吊带衫，今年14岁。
“你怀孕了吗？”我问。
“是的，贝克医生。”
我努力地控制自己不闭上双眼。这不是我第一次碰到早孕的少女了，她甚至不是今天的第一个。五年前，我在附近的哥伦比亚长老教会医疗中心实习期满后，就来到华盛顿高地诊所做儿科医生。这是一所专门服务接受医疗辅助（其实就是贫寒的同义词）的民众的医院，下设妇产科、内科，当然也有儿科。很多人因此以为我是个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者，其实事实并非如此。我喜欢儿科医生这个工作，但不一定非得每天周旋于郊区的贤妻良母和光鲜老爸或像我这种人之间不可。
“你打算怎么办？”我问道。
“贝克医生，我和特雷尔在一起真的很快乐。”
“特雷尔今年多大？”
“16岁。”
小女孩抬头看着我，开心地微笑。我再一次努力地控制自己不能闭上眼睛。
每次都是这样，而且让我吃惊的都是——她们都不是意外怀孕。这些小女孩们想生小孩，可是她们本身尚是需要别人关怀的孩子。没有人明白她们到底在想什么。人们表面上说要节育、要禁欲，这都很好啊，可是事实上呢？周围的朋友有了孩子，成为了众人瞩目的焦点，所以事实就是如此：特雷尔，我们为什么不行？
“他爱我。”眼前这名14岁的小女孩告诉我。
“你妈妈知道这件事情吗？”
“我还没告诉她。”她开始扭来扭去，不太自在，毕竟只是一个14岁大的黄毛丫头，“我希望您能陪着我告诉妈妈。”
我点点头，“好吧。”
我学会了倾听，将心比心而不是妄下判断。当住院医生时要发表演说，当时我高高在上，俯看台下的病患，语重心长地告诉他们：你们的行为将对自己造成多大的伤害。但曼哈顿某一个寒冷的下午，一个面容憔悴的17岁少女，她跟第三个男人怀上了自己的第三个小孩。她直视着我，一语道破冷冰冰的残酷现实：“你不了解我们的生活。”
从此之后我不再妄下判断。现在，大部分时候我都是只听不说，不再扮演苦口婆心的白人，反而成为了更加称职的医生。我会竭尽所能地给这名14岁的少女以及她的孩子最好的照料，不会告诉她特雷尔不可能留下，不会告诉她从此将前途尽毁，也不会告诉她按照这里大多数此类病患的际遇，她在20岁之前至少还会碰上两个类似特雷尔这样的男人。
如果每天都想这些事情，我迟早会疯掉。
我们接着又谈了一会儿，她说我听。诊疗室要比我的办公室大一倍，跟牢房差不多大（这可不是我的亲身体验哦），漆上了公共机关常用的绿色，就像小学厕所的颜色。视力检查表，就是那张让你指出E的开口指向哪个方向的符号表，挂在门后。一面墙上贴着已经褪色的迪斯尼图案，另外一面墙上贴的是营养成分摄取金字塔结构图。我14岁的小病患坐在诊疗台上，上面挂着卷筒面巾纸可供使用。不知道怎么回事，面巾纸卷起的样子总是让我想起卡内基餐厅包装三明治的画面。
暖炉开得很大，屋里热乎乎的。对于一个经常有小孩脱光光的地方，温度高一点十分必要。我穿着平时看诊的衣服——蓝色牛仔裤，布鞋，普通的西装衬衫和颜色醒目的1994年“拯救儿童”领带。我没有穿白袍，是因为我觉得那样会吓到孩子。
我那14岁的小病患是个好孩子，她的年龄总让我挥之不去。奇怪的是，那些怀孕的少女都是好孩子。我帮她介绍了一个我觉得不错的妇产科医生，接着和她妈妈谈了一会儿。没有什么出人意料的新鲜事，正如我说过的，这种事情我每天都在重复地做。当女孩要走时，我们相互拥抱。抱着她时，我和女孩妈妈交换了一下眼神。每天，大约有25位妈妈带着小孩来找我，到了周末，只有很少几个人顺利结了婚，我用双手都能数过来。
我刚刚说过了，我不会妄下判断，但这不妨碍我观察。
她们走后，我在女孩的病历卡上写下记录。我往后翻阅，这女孩从我在这儿做住院医生就开始找我就诊，这表示从8岁起，她就在这个医院看病了。我翻看着她的成长记录，记起她8岁时的样子，再想想刚刚的模样，变化不大。我终于可以闭上眼睛，按摩了一下。
荷马·辛普森的叫声打断了我的思绪：“收信了，呦呼。”
我睁开眼睛转向电脑屏幕。荷马·辛普森就是电视剧《辛普森一家》中的辛普森。有人把毫无生气的“你收到了邮件”语音提示换成了辛普森的声音。这正和我意，老实说，我非常喜欢。
我正要看刚收到的邮件，却听见对讲机沙沙作响，总机旺达说：“你的，嗯，你的……莎娜在线上。”
我理解她的困惑，道谢之后，按下闪烁标志：“你好，亲爱的！”
莎娜却挂了手机。我赶忙起身穿过走廊。莎娜从街上进入医院大门，气呼呼地走进房间，好像谁惹了她。莎娜是个模特，身材修长，是少数以单名为人所知的人，就像“雪儿”一样。莎娜身高6尺，体重190磅，正如你所料的，所到之处她总是引人注目的焦点。莎娜进入房间，候诊室的所有人纷纷转头注视。
莎娜经过服务台，不做停顿直接往里走。柜台服务人员也知道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莎娜推开门，冲着我说：“一起吃饭，马上就走。”
“我跟你说过了，我今天会很忙。”
“穿上外套，”她毫不理会地说，“外面很冷。”
“我很好，明天才是周年纪念日。”
“你请客。”
我稍作迟疑，她知道我投降了。
“走吧，贝克，会很有趣的，就像我们在大学的时候一样。还记得我们一起出去看美女吗？”
“我从不看美女的。”
“好吧，是我看美女。拿着你的外套。”
回办公室途中，有个母亲满脸笑容地把我拉到一边，神秘兮兮地小声说：“她本人更漂亮。”
“嗯。”我敷衍着。
“你跟她……”她比了个相好的手势。
“不是，她有对象了。”我说。
“真的吗？那她是谁啊？”
“我姐。”
我们去了一家略有些破旧的中国餐馆吃饭，餐厅有个只会说西班牙语的中国服务生。莎娜穿了件领口低到不能再低的蓝色套装，皱着眉头点餐：“玉米饼包木须肉。”
“很有创意。”我说。
上大学的第一天，我和莎娜就认识了。管注册的人以为她的名字是沙那（男性名），于是我们就这样阴差阳错地成为了室友。本来我们打算马上就去通报错误的，可是我们两人聊得很投机。她请我喝啤酒，我觉得她人很不错。几个小时后，我们决定将错就错，顺其自然，毕竟谁也无法保证换一个室友是不是个讨厌鬼。
我上的是麻省西部的安赫斯特学院。安赫斯特学院是一所排外的小型常青藤学院，是我所知的世界上最保守、最古板守旧的地方。作为高中的毕业生代表，伊丽莎白选择了耶鲁大学。我们本来可以上同一所大学的，但讨论之后，我们决定还是就读不同的学校，分隔两地正好可以考验我们的感情。没错，事后证明这是一个成熟理智的决定。结果呢？就是我们疯狂地想念着对方。分隔两地反倒使我们更加确定彼此之间的相互信赖和依赖，我们的关系因为分别反而发展得更牢固了。
有点肉麻了，是吧？我知道。
莎娜一边吃饭一边问我：“你今天晚上可以帮我照顾一下马克吗？”
马克是我的外甥，今年5岁。大四那年，莎娜开始跟我的姐姐琳达约会。七年前，两人举行了婚礼。至于马克嘛……嗯，应该说是她们爱的结晶，当然马克的出生是借助了一点人工授精技术。琳达生下了马克，莎娜领养孩子，她们就这样组成了一个家庭。可能这些有点老套，但她们希望儿子马克在生活中有个可供模仿的男性角色，于是经常求助于我。
刚刚才见识了我工作中常见的冷冰冰的残酷现实，现在却在谈其乐融融的全家福剧情。
“没问题，”我说，“反正我也正想看看迪士尼的新片。”
“新片的小妞正点极了。”莎娜说，“宝嘉康蒂（译者注：迪士尼卡通片《风中奇缘》的女主角）以来最正点的。”
“太好了。”我问，“你和琳达要去哪里？”
“哦，你绝对无法想象，女同志现在炙手可热，我们都应酬不过来了。我快要开始想念躲在衣柜里的日子了。”
我叫了啤酒，在工作时间喝酒似乎不太应该，但只是一杯而已，不碍事的。
莎娜也叫了一杯。
“你和那个叫什么什么的分手了？”她问。
“白兰地。”
“对，白兰地。不错的名字，她有叫威士忌的姐姐吗？”
“我们也就出去了两次。”
“不管她了，反正是个瘦巴巴的女巫，而且我手里有大把的美女可以介绍给你。”
“那倒不用了，谢谢！”我说。
“身材很辣哦！”
“拜托你了，莎娜，别整我了。”
“怎么了？”
“还记得上回整我的事吗？”
“你是说卡珊德拉那件事吗？”
“没错，就是她。”
“她哪里不好吗？”
“她哪里都好，只有一点不好，她是个女同志。”
“天哪！贝克，你可真是个老顽固啊！”
她的手机响了，莎娜往后靠着接电话，但眼睛还是紧盯着我，冲着电话那头吼了几声之后就挂掉了。
“我得走了。”她说。
我招呼服务员埋单。
“明天晚上记得一定要过来啊。”她说。
我假装吃惊：“女同志明天晚上没有节目吗？”
“我没有节目，你姐有。她要去参加盛大的布莱登·史柯筹款晚会。”
“你不去吗？”
“我不去。”
“为什么？”
“我们不想连着两天都留马克一个人在家里。琳达是晚会的负责人，非去不可的。我还好，晚上可以休息。所以就这么说定了，明天晚上过来吧，我叫东西吃。吃完我们一起陪马克看片子。”
明天对我来说是个特殊的日子。如果伊丽莎白还活着，我们一定在树干上刻下第二十一条线。也许你会奇怪，纪念日对我来说并不难熬。不仅是纪念日、假期，还是伊丽莎白的生日等重要日子，我都早就做好了免疫的思想准备，这么多年的纪念日总是能顺利度过。对我来说，反而是平时的普通日子才难熬：看电视翻台时会不经意看到《玛丽·泰勒·摩尔秀》或《欢乐酒店》的经典片段；逛书店时会看到艾利斯·霍夫曼或者安妮·泰勒的新书问世；听歌时会听到欧杰斯合唱团、四顶尖小组或者妮娜·西蒙的歌曲。这种日常生活中的琐事经常让我黯然神伤。
“可是我已经和伊丽莎白的母亲说好了，明天要过去坐坐。”我说。
“哦，贝克……”莎娜似乎想和我争论一番，还是忍住了，“那之后呢？”
“好吧，到时候再说吧。”我说。
莎娜抓住我的手，“你又要玩失踪吗？”
我没有回答。
“我爱你，你知道的。如果我们之间来电的话，我也许会选你，而不是你老姐。”
“我真是受宠若惊，”我说，“真的。”
“别躲着我，贝克。你躲着我就相当于躲所有人。如果有事，一定要告诉我，好吗？”
“好的，一定会的。”说是这么说，但我无能为力。
我差点一不小心就把邮件给删了。
邮箱里充斥着太多垃圾邮件、广告信和转发邮件，这刺激着你自然而然地去按删除键。我通常会先瞄一眼发件人地址，如果是熟悉的人或者医院的来信就保留下来，如果不是就看也不看，直接删除。
我坐在椅子上查看自己下午的安排。很好，满满当当的，这很正常。我坐在椅子上转圈，准备开始清理我的电子邮箱。只有一封新邮件，就是上午荷马通报的那封邮件。我迅速地浏览了一下，标题的前两个字母就让我瞪大了眼睛。
这是怎么回事？
因为收件软件的格式设置，我只能看到那两个字母和发件人地址。这是个陌生的发件地址，只有一串号码加上@comparama.com。
我眯起眼睛，用鼠标拖动右侧的滚动条往下看。主题栏一次显示一个字母，每多看到一个字母，我都心跳加速、呼吸停滞。我停下来等待邮件内容的出现。
渐渐地，所有的字母都浮现了出来。我又看了一次主题，只觉心跳沉重又大声。
“贝克医生？”
我想回应一声，可嘴巴却没发出声音来。
“贝克医生在吗？”
“稍等一下，旺达。”
她迟疑了一下。之后我就听见对讲机里传来她的呼吸声，之后通话就被切断了。
我还是盯着电脑屏幕。
收件人：mailto：dbeckmd@nyhosp.com发件人：mailto：13943928@comparama.com主题：E.P.＋D.B./////////////////////一共是二十一条斜杠。我数了四次，不会有错。真是一个残忍而又过分的游戏。我憋了一肚子火，握手成拳，正在琢磨是哪个下三烂王八蛋寄的邮件。网络时代，寄匿名邮件轻而易举，网络俨然成为了高科技懦夫们最好的屏障，但毕竟很少人知道定情树和周年纪念日的事情。报刊杂志等媒体是不可能知道的，莎娜和琳达倒是知道这些；当然伊丽莎白也有可能把此事告诉她自己的父亲母亲，或者叔叔，除此之外，我就想不到其他人了。
邮件到底是谁发的呢？
毫无疑问，我迫切地想知道邮件的内容是什么，可是我又怕打开邮件的正文。事实就是如此，我比表面上更加地想念伊丽莎白，表面上的坚强也许谁都瞒不过，但我还是绝口不提她和曾经发生的事情，只是不想让别人看到我的软弱。有人以为我很坚强，或者说是男儿有泪不轻弹，他们以为我只是躲着朋友，不要别人同情。可是我自己清楚，只要提到伊丽莎白就会让我痛彻心扉，就会让我想起她最后的那声尖叫，所有的疑问就会一拥而上，罪恶感就会把我湮没。我总是无助地想象自己应该为伊丽莎白做更多，应该做一个更称职的丈夫，应该怎么做或许能够救下她。
人们都说人都要过很长时间才能认清悲惨的现实，因为人们饱受打击的心灵会变得麻木，以致无法接受太过残酷的现实。他们错了，至少对我来说并不是这样。当我得知找到伊丽莎白尸体的那一刻，我就清醒地意识到这意味着什么：我再也见不到她，再也无法拥抱她，我们再也不可能在一起生儿育女直至白头偕老。对于我们来说，这就是终点，没有半点商量甚至讨价还价的余地。
我开始放声大哭，不由自主地号啕大哭起来，接着的整个星期就在泪眼扑簌中过去了。举行伊丽莎白的葬礼的时候也一样，我拒绝任何人靠近我，连莎娜和琳达也不例外。我独自一人躺在床上，将头深埋在伊丽莎白的枕头下寻找她的气味；翻伊丽莎白的衣柜，把她的衣服翻出来盖住自己的脸。然而这些都不能缓解我的痛苦，怪异的举动换来的是更深的心痛。但不管怎么说，那是她的气味，是她的一部分，不管怎样，我当时也就是那么做了。
好意的友人搬出那些老话来宽慰我，却通常也是最伤人的。作为过来人，我有充足的亲身体验可以告诉你：致上最深的悼念就好了，千万别说我还年轻，别说情况会好转，别说她只是因为主的召唤，去了更好的国度，别告诉我这一生得到如此真爱已经很幸运了。在当时，这些陈词滥调、一字一句都令我恼火，我甚至毫不理会他们的好意，无情地瞪着眼前的这些傻瓜并迁怒于这些善意的朋友；我纳闷为什么眼前这些人还在呼吸，而我的伊丽莎白却正在一天天腐朽。
我不断地听到“爱过后失去总比从未爱过好”这样的废话。他们错得厉害。相信我吧，不会更好，只会更坏。别给了我天堂又放火烧掉。这就是我当时内心的一部分想法，自私的那部分想法。更加让我恼火和痛心的是大家竟然闭口不谈伊丽莎白。我已经数不清多少次我看到或者亲身在做某件事情时，不由自主地就会想到伊丽莎白会多么喜欢，每当这种时候，痛彻心扉的痛苦就再一次毫不留情地击中我。
大家想知道我是否有遗憾吗？我可以告诉大家，答案只有一个：有，我遗憾自己没有把全部的时间都拿来讨伊丽莎白欢心，让她高兴。
“贝克医生？”
“再等一下。”我说。
我把手放在鼠标上，将箭头慢慢移到“阅读邮件”的按钮上，轻轻单击，邮件的内容就跃然于电脑屏幕上。
收件人：mailto：dbeckmd@nyhosp.com发件人：mailto：13943928@comparama.com主题：E.P.＋D.B./////////////////////正文：
点击以下链接。亲吻时分，周年纪念日。
顿时，我心一沉，重如铅块。
亲吻时分？
开什么玩笑？一定是有人开玩笑。故弄玄虚和耐心等待都不是我擅长的。
我又握住鼠标，把鼠标箭头指向超级链接，轻轻单击，只听见老旧的电脑发出连线的声音。我们医院里用的电脑都是老系统，过了好一会儿，才出现网络浏览器，我只能等待。在等着链接打开的时候，我不禁想：亲吻时分，除了我和伊丽莎白，还有谁会知道亲吻时分？
网络浏览器报告链接失败。
我皱着眉头。到底会是谁发的邮件？再次尝试连接，还是失败，结论是：无法显示网页。
还会有谁知道亲吻时分呢？
我从没告诉任何其他人。我和伊丽莎白也很少提，也许是大家都觉得这种隐私也没什么好说的。我们两个都是土里土气的，安心过平凡日子的人，不可能把这种事情到处说。说起来真是让人脸红，二十一年前初吻之时我记下了时间，纯粹只是为了好玩。还记得当时我直起腰杆，看看手腕上的卡西欧手表，说：“现在时刻6点15分。”
伊丽莎白接了下句：“亲吻时分。”
我又看了一遍邮件正文，真是让人火冒三丈。这个玩笑开得也太过分了。发一份内容残酷的电子邮件也就罢了，可是干吗要提到……
亲吻时分。
也好，明天晚上6点15分就是亲吻时分，且等到那个时候再说吧。
我把邮件拷贝下来，以防万一。然后点击选项，选择全部显示。我虽然不精通电脑，但也知道可以利用底下看着莫测高深的字符串追查到邮件来源。我听着电脑发出声响，又看了看邮件主题，重新数了一遍斜杠的数量，没错，就是二十一条。
我的脑海里，又一次浮现湖边森林深处的那棵树木和初吻时的情景。此刻，我坐在空气发闷的办公室里，似乎闻到了草莓的芬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