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的验尸报告就存放在新泽西莱顿的储存室，距离比西法尼亚州边境不远。卡森探员独自前来。他不太喜欢储存室这类地方，感觉阴森森的。这里24小时开放，没有警卫，只有入口的地方有一个象征性的录影机。只有老天知道这水泥屋子里藏了多少见不得人的秘密。卡森知道这里充斥着毒品、金钱和各种非法交易，但他并不怎么在意。他还记得，几年前有个石油大王被人绑架，就被放在这里的一个纸箱里。他是被人闷死的，警方找到人时，卡森也在现场。从此之后，他就想象这里也住着人。而此时此刻，他所站的地方距离这些莫名其妙消失的人不过几码远，这些人被锁在黑暗里，拼命地挣扎着想要逃脱。
一般人常常觉得这是个病态的世界，还有很多他们并不知道的。
郡法医官提摩西·哈勃从车库一样的地方走出来，手上拿着一个绑着绳子的牛皮纸袋。他把写着伊丽莎白·贝克姓名的验尸报告交给卡森。
“你还要签个名。”哈勃说。
卡森在表格上签下自己的名字。
“贝克医生没说为什么想看档案吗？”卡森问。
“他只说很悲痛，努力地想走出悲痛，除此之外……”哈勃耸耸肩。
“他有没有问你有关这个案子的其他问题？”
“没问什么特别的事。”
“那不特别的事呢？”
哈勃想了一会儿，说：“他问我是不是还记得是谁来指认尸体的？”
“你记得吗？”
“一开始没记起来。”
“谁指认的尸体？”
“死者的父亲。然后，贝克又问我花了多长时间。”
“什么多久？”
“指认花的时间。”
“我不懂。”
“老实说，我也不明白。他想知道死者的父亲是立刻就认出了尸体，还是花了几分钟才认出来。”
“他为什么想知道这些？”
“我不知道。”
卡森由此理出了一点眉目，但还是像不知道所以然，“你当时怎么回答的？”
“说实话，我不记得了。事情已经过去了很久了，不然我一定会有些印象的。”
“还有吗？”
“大概就是这样了。”他说，“有两个小伙子把人推进电话亭暴打。如果这边没什么其他事情的话，我想过去处理一下。”
卡森一手抓起档案袋。“好了，”他说，“我没什么事了。如果有事，我怎么找你？”
“我一般都会在办公室。”
写着“执业律师彼得·法兰利”的金版镶在水泥玻璃门上，字已经有些褪色。门上有个拳头大小的破洞，有人已经用灰色胶带补上，胶带看起来也有些旧了。
我压低了帽檐，五脏六腑被“亚洲李小龙”折磨过后，一直疼痛难熬。二十二分钟后，全世界的电台都会传出我的名字，我真的成为通缉犯了。
难以想象我目前的处境。我的麻烦大了，但一切又好像离我很远，仿佛是一个我不太熟悉的人身边发生的事。而此时此刻，我竟然觉得这些事情无关紧要，我满脑子只有一件要紧事要办：找到伊丽莎白。其他的一切事情都好像跟我关系不大。
泰利斯陪在我的身边。接待室里有五六个人，其中两个戴着长长的护颈，一个提着鸟笼，不知道来干吗的。没人斜眼打量我们，这些人好像已经偷偷地观察过我们，掂量过轻重，觉得没有必要浪费精力理会我们。
接待人员戴着惨不忍睹的假发，打量着我们的眼神就像看到了一堆狗屎。
我说：“我要见彼得·法兰利。”
“他现在有客户在。”她没嚼口香糖，但看起来很像在嚼口香糖。
轮到泰利斯出马，他像个手法熟练的魔术师变出一沓比我的手腕还厚的钞票。“告诉他，我们准备好了现金，”他咧嘴笑着补充了一句，“你也有。我们要马上见他。”
两分钟后，有人带着我们走入彼得·法兰利的办公室，房间里弥漫着雪茄和碧丽珠柠檬喷雾剂的味道。在零售连锁店里司空见惯的组合家具被故意涂黑，仿冒成昂贵的橡木和桃心木家具，其效果跟赌城遮秃的假发不相上下。墙上没摆文凭，只放了些骗人的幌子，却只能骗那些容易上当的人。有张是“国际品酒协会”的证书，还有一张是彼得·法兰利1996年参加“长岛法律研讨会”的花哨的证明书。还有不得了的，几张泛黄的照片里，年轻的彼得·法兰利跟一些个看起来若非社会名流就是当地政治上有头有脸的人物的合照，可是那些人我一个都不认得。有一张木框裱起来的高尔夫球四人赛照片是陈设的焦点，就摆在办公桌后面的奖牌区。
“请坐，”法兰利摆手的动作不小，“两位请坐。”
我坐下，泰利斯站着，双手叠放，靠在黑色的墙上。
“那么，”法兰利说，仿佛口里在咀嚼什么，“有什么我可以效劳的吗？”
法兰利的一张脸像衰老的运动员，一头金发已经稀疏，五官柔和。他身穿一套人造丝西装，我已经很久没看见有人穿成这样子了，背心口袋的怀表穿了条假的金链。
“我想问你以前的一个案子。”我说。
一双依旧年轻、冷酷而湛蓝的眼眸直视着我。桌子上有张合照，照片里有他和一个丰满的女人，还有个14岁左右正处于青涩年少经历着成长烦恼的女孩。三人都笑眯眯的，但也看得出来三人的表情略带胆怯，仿佛随时准备经受打击似的。
“以前的案子？”法兰利重复一句。
“我太太八年前来找过你，我想知道她来找你是为了什么事？”
法兰利的目光掠过泰利斯。泰利斯仍然双手抱胸，太阳镜下的表情难以捉摸。“我不明白，是离婚案件吗？”
“不是。”我说。
“那么……”法兰利举起手，一副“抱歉，我帮不上忙”的表情，“这是律师和委托人之间的秘密，我不知道怎么帮你。”
“我想，她应该不是委托人。”
“你把我搞糊涂了。贝……”他等着我补上空白。
“贝克。”我说，“我是医生。”
法兰利听到我的名字后下巴一松。是因为在电视台的新闻报道里听到了我的名字吗？我看不像。
“我的太太叫伊丽莎白。”
法兰利没说话。
“你记得她，是吗？”
他的眼光再次扫过泰利斯。
“她是你的委托人吗？法兰利先生。”
他轻轻地咳嗽一声，“不是的，她不是。”
“但你还记得跟她见过面。”
法兰利调整一下坐姿：“是的。”
“你们当时谈了什么？”
“贝克医生，这件事已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了。”
“你是说，你不记得了吗？”
他并未正面回答我的问题。
“你太太，”他说，“不是已经被人谋杀了吗？我记得在新闻报道上看到过新闻。”
我不让他转移话题，“法兰利先生，她为什么事来找你？”
“我是个律师。”法兰利突然抬高声调说。
“但不是她的律师。”
“不管怎样，”他努力地想取得某种平衡，“都得补偿我腾出的时间。”他把拳头放在嘴上，咳嗽几声。“你们刚才说，已经准备好费用了？”
我往后一看，泰利斯早已经拿出一沓钞票开始抽钱。他把三张百元钞票丢在桌子上，透过太阳眼镜狠狠地瞪了法兰利一眼，才站回原来的地方。
法兰利看了看，但并没有碰钞票。他十指交叉，接着把手心一合。“如果我不告诉你呢？”
“我觉得你没必要保守秘密。”我说，“你跟我太太的谈话并不在保密范围，不是吗？”
“我指的不是这个。”法兰利说，眼光盯着我，略为迟疑，“贝克医生，你爱你太太吗？”
“我深爱我太太。”
“你再婚了吗？”
“没有。”我说，接着又问，“这有什么关系吗？”
他往后靠。“走吧，”他说，“拿着钱走吧。”
“法兰利先生，这件事对我很重要。”
“我看不出来有什么重要。她死了已经八年了，凶手也已经被关进死牢。”
“那你为什么不敢说？”
法兰利没有立即回答。泰利斯又离开墙边，走向办公桌。法兰利看着他，出乎我的意料，他竟厌烦地叹道：“拜托了。”他对泰利斯说，“别装腔作势了。我帮精神病患者打过官司的，跟他相比，你这副样子简直就像《欢乐人间》里的仙女。”
泰利斯摆出一副要修理他的样子，但这样做并没什么好处。我喊住他，他看看我，我摇摇头。泰利斯后退回墙边。法兰利咬咬下唇，我静静地等着他开口说话。
“你不会想听的。”又过一会儿，法兰利说。
“我想知道。”
“这也不能让你太太死而复生。”
“也许可以。”我说。
他耳朵竖起，皱眉看着我，但心里的态度已经不那么坚决。
“拜托你了。”我说。
他把椅子转到一边，身体往后靠，眼睛看着已经泛黄并变硬的百叶窗，叠起双手放在肚子上。两只手随着呼吸上下起伏。
“当时我是公共辩护律师。”他开口说，“你知道什么是公共辩护律师吧？”
“帮穷人辩护的律师。”我说。
“可以这样说，米兰达权利上说，人民若负担得起，就有权请律师为自己辩护；如果负担不起，我们这种律师就会出现。”
我点点头，法兰利还是看着百叶窗。
“总之，我奉命为州内最大的一起谋杀案的被告辩护。”
冰冷的感觉钻入我的肚子，“谁？”
“布莱登·史柯，亿万富翁的公子。你记得这个案子吗？”
我惊恐万分，简直无法动弹，甚至呼吸困难。难怪法兰利这个名字有点耳熟。布莱登·史柯，我差一点摇头，并不是我不记得这个名字，而是我实在不想再听到这个名字。
为了把事情说清楚，我先简单讲述一下这个案件：八年前，布莱登·史柯当时23岁，遭人绑架后被撕票。没错，就是八年前。大概也就是伊丽莎白遇害前两个月。他身上中了两枪，被人丢弃在哈林区附近，身上的钱已经被洗劫一空。当时，各个媒体全力报道此案，大力宣传布莱登·史柯的善行义举，说他如何帮助流浪儿童，如何舍弃父亲的跨国企业，致力于济危扶困，不断重复他的光荣事迹。这起谋杀案堪称震惊全国，让无数人痛心疾首，扼腕叹息，愤愤不平。很快，有个慈善基金会就以布莱登的名字宣布成立，我的姐姐琳达就是基金会的会长。你无法想象，她在基金会为大家做了多少好事。
“我记得。”我轻声说。
“还记得当时警方抓到了嫌疑人吗？”
“是的，抓了一个街头混混，”我说，“他帮助过的一个流浪少年，对吧？”
“是的，警方逮捕了海利欧·甘扎利兹，他当时22岁，住在哈林区的巴克公寓。他的罪名多得像名人榜上的生平事迹，有持枪抢劫、纵火、人身攻击等，不一而足。可真是个阳光少年。”
我口干舌燥。“这些罪名最后不都撤销了吗？”我问。
“是的，因为证据不足。现场虽然采集到他的指纹，但并不是只有他一个人的指纹。甘扎利兹住的地方，也找到了史柯的毛发，甚至还有相符的血迹，但史柯以前就去过那里。我们当然就可以说那是以前留下的。不过，尽管如此，警方还是可以以手上掌握的证据将他先行逮捕，他们十分确信可以陆续找到更多的证据。”
“后来呢？”我问。
法兰利还是回避着不看我。这很不对劲，按理来说，他目前正生活在类似于威利·罗曼（译者注：《推销员之死》的男主人公）的世界里，皮鞋擦得油光可鉴，工作需要他们与人四目相视，这种人的生活我知道。虽然不想跟他们有太多瓜葛，但我知道。
“警方很确定史柯的死亡时间，”他继续说，“法医检验过肝脏温度。史柯是在11点被杀的，也许可以前推或者后移半个小时，大概时间就是11点。”
“我不明白。”我说，“这跟我太太有什么关系吗？”
他又开始敲指尖。“据我所知，你太太也从事帮助穷人的工作，”他说，“实际上，她和死者还是同事。”
我不清楚事情会如何发展，但感觉告诉我一定不是好事。有那么一瞬间，我甚至想，也许法兰利说得没错，我不会想听到这些事情，说不定宁可站起来走出去，忘记这一切。但我还是说：“然后呢？”
“帮助穷人，”他微微点头说，“是很高尚的行为。”
“我很高兴你这么想。”
“我最初就是因为这样才去攻读法律，我想帮助穷人。”
我忍住心头的火气，挺起胸，“可以告诉我，这跟我太太有什么关系吗？”
“她放了他。”
“谁？”
“我的委托人海利欧·甘扎利兹，你太太放了他。”
我皱眉，“她怎么做到的。”
“她提供了他的不在场证明。”
我的心脏顿时停顿，呼吸也停止。我就差举手往胸口击打，好让内脏再度复苏。
我呆呆地点头，但法兰利还是回避我的眼神。我嘶哑着发声：“嗯。”
“很简单，”法兰利说，“她就说案发时，她和海利欧在一起。”
我的神智开始疯狂拍打，就像在海上漂流，却碰不到救生圈。“我在报纸上没有看到这些。”我说。
“被压下来了。”
“为什么？”
“一是应你太太的要求，再就是，地方检察官也不希望抓错人这件事情被公诸于世，一切都尽可能保密。还有，就是你太太的证词也有点问题。”
“什么问题？”
“一开始，可以说她是在说谎。”
神智继续狂乱拍打，继续往下沉，偶尔浮出水面，又开始拍打。“什么意思？”
“她作证说，案发当时，她在慈善办公室给海利欧·甘扎利兹提供就业辅导。没人会真的相信这个说法。”
“为什么？”
他竖起眉毛，一脸猜疑。“晚上十一点的就业辅导？”
我呆呆地点了点头。
“因此，身为海利欧·甘扎利兹的辩护律师，我提醒你太太，警察会调查她的不在场证词的真伪。比如说，辅导室有录像记录下来来往往的人。她这才说了实话。”
他暂停，没接着往下说。
“继续。”我说。
“很明显了，不是吗？”
“你说。”
法兰利耸耸肩。“她不想让自己，还有你蒙羞，我想。所以才坚持保密。贝克医生，她其实是在海利欧·甘扎利兹家里，当时他们发生关系已经有两个月了。”
我毫无反应。没人说话，远远地听到小鸟吵闹的叫声，也许是接待室里有人在埋怨。我站了起来，泰利斯往后一退。
“多谢你的时间。”我用冷静无比的声音说。
法兰利对着百叶窗点头。
“这不是事实。”我对他说。
他没有回答。但本来我也不期待他回答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