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岳母琴·帕克美丽动人，跟她的女儿十分相似，那张脸集中了我所有对于曾经近在咫尺的未来的梦想。但是伊丽莎白的死让这张脸松弛下垂、表情漠然，冷酷的双眼透露出难以承受的心灵创伤。
帕克家自从七十年代以来就变化不大。木地板，淡蓝底色加白点的半绒毛地毯铺满地板，人造石壁炉是热门喜剧《脱线家族》的风格。房间的一面墙摆着塑胶桌面和金色桌脚的折叠桌，墙上还挂了一些小丑画和罗克韦尔的彩绘收藏。唯一看得出来的变化是屋内的电视机，原来闪烁不定的十二寸黑白电视机换成了盘踞墙角的五十寸大彩电。
琴坐在沙发上，那是我和伊丽莎白经常腻在一起的地方。我禁不住想，要是沙发会说话该多好啊。那个印有鲜艳花朵的沙发角落，除了肢体接触之外，还有许多别的记忆。我和伊丽莎白就是在那个角落打开了大学录取通知书的；就在那个角落我们紧紧依偎在一起，看《飞越疯人院》和《猎鹿人》，还有希区柯克的所有片子；在那个角落，我们一起做功课，我正襟危坐，而伊丽莎白则把头靠在我的膝上。我告诉伊丽莎白，我的理想是当医生，好像还夸下海口说要当一流的医生；伊丽莎白则说要当律师，为孩子们争取权益，伊丽莎白见不得还有孩子受苦。
我还记得，大学一年级的暑假，伊丽莎白去“誓约之家”实习，到纽约一些最破败的街区帮助离家出走或无家可归的小孩。朱利安尼还没当上纽约市长之前，我曾经和伊丽莎白一起搭乘誓约之家的厢式车在四十二街来回穿梭，行走在几乎不能住人的脏乱差的贫民窟，寻找需要帮助的孩子。伊丽莎白发现一名14岁左右的雏妓，毒瘾很重，大小便弄得又脏又臭。我不禁反胃，赶紧退缩，说起来实在丢脸。这些人也许曾经是像模像样的，可是说实在话，那种肮脏着实令我反感恶心。
伊丽莎白却从来不是这样。那似乎是与生俱来的。她牵着孩子的手，抱起她，给她洗澡，整夜地陪她说话，照顾她。伊丽莎白真心相信每个人都是善良真诚有价值的，我也希望自己有她那种纯真。
我一直在想，伊丽莎白到死是不是依然如此坚信，那种纯真是否一直都在，在痛苦折磨中，她心中是否仍然紧抓人性本善的信念和世界如此美好的说法。我希望是这样，但是冷血罗伊说不定会让她的信心破灭。
琴把手放在腿上，拘谨地坐在沙发上。她一直都挺喜欢我的，尽管年少时，双方父母都很担心我们俩过于亲密，以至于疏忽了寻找别的玩伴，没机会交新的朋友。我想，这也是人之常情吧。
霍伊还没回家[http：//www.fval.cn福/哇/小說下/載站]，我和琴漫无目的地瞎聊，或者说，是用不同的方式说着同样的话题，只要不提及伊丽莎白就好。我看着琴，不敢四处看，因为我清楚地知道壁炉上都是伊丽莎白的照片和她那令人心碎的微笑，我不能看到那些。
她还活着……
我无法说服自己。在医学院学习的时候，我们会轮流到精神科实习（更别提我的家族病史），我知道心灵有着不可思议的神秘力量。我不相信是自己的精神紊乱，以致产生了幻觉，竟凭空幻想出伊丽莎白的身影，话说回来，疯人也不会如此。我想起母亲，如果她能彻底地审视内心，是否就能知道自己的精神状态。
大概不行。
我和琴谈论最近的天气，讲我的病患，谈论她最近在梅西百货找到的新工作，兼职的，但她出其不意的问话却吓我一跳。
“你现在有没有和其他人交往？”她问我。
这是她第一次问我私人问题。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无法确认她希望得到怎样的答案。
“没有。”我实话实说。
她点点头，想说点什么却又欲言又止，随即把自己的手放在脸上。
“我努力尝试过和别人约会。”我说。
“很好，”她回答，使劲地点头，“应该的。”
我看着自己的手，脱口而出：“我还是很想她。”出乎意料，连我自己都吓了一跳。我原本想保持沉默，跟以前一样轻描淡写就过去了。我看了琴一眼，她的表情痛苦而又感动。
“我理解，贝克。”琴说，“但认识一些别的女孩不用有罪恶感。”
“不是这样的。”我说，“我是说，并非如此。”
她放下脚，靠近我，问：“那是怎么回事？”
我想开口，却又说不出话。她用那双受伤的眼睛看着我，可以看出她很迫切地想和我多谈一谈她的女儿。但是，我无话可说，只有摇头。
耳边传来钥匙开门的声音。我们转过头去看，同时挺直了身子，像一对被抓个正着的恋人。霍伊用肩膀挤开房门，喊着妻子的名字。他走进屋里，长叹一声，放下手里的运动包。他的领带松了，衬衫皱巴巴的，袖子卷到手肘上，他的上半截手臂很像普派。他看见我们坐在沙发上，又叹口气，这次更沉重，带有明显的不满。
“最近怎么样，大卫？”他问我。
我们握手致意，他的手还是一样粗糙有力，握手还是一样坚定有力。琴借口有事，忙退了下去。我和霍伊寒暄了几句，之后就陷入沉默。我和霍伊·帕克相处总是不太自在。也许是恋父情结作祟，我总感觉他似乎视我为一大威胁。这一点我能够理解，他的女儿成天跟我在一起。我们不断努力争取得到霍伊的支持，想和他建立起良好的关系，一直到伊丽莎白死之前，我们还在努力。
霍伊把发生的事情怪到我的身上。
当然，他从未直接怪罪于我，但从他的眼神中，我可以看得出来。霍伊是个魁梧而又强壮的大块头男人，力大如牛，典型的淳朴美国人形象。他总有一股要保护他人的架势，任何时候都能让伊丽莎白感觉安全。只要霍伊在身边，宝贝女儿就绝对不会有事。
我想，我从来没给伊丽莎白这样的安全感。
“工作还好吗？”霍伊问我。
“还好。”我问，“你呢？”
“我再过一年就要退休了。”
我点点头，又无话可说，于是陷入了沉默。一路上，我反复考虑决定不提街头摄影的事，不是怕自己显得过于神经兮兮，或者怕因为往事重提，让老两口更加悲痛，而是因为我到目前为止根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整个事情，越琢磨越不对劲，一切都不可思议。再说了，最后一封邮件上警告我：别告诉任何人。我决定认真对待这个警告。我无法想象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也不知道对方的目的何在，所发生的一切都是云里雾里的，却又令我胆战心惊。
然而此刻，我仔细地留意着琴的动静，待我确定她已经走远后，我靠近霍伊，轻声问：“我可以问你一件事吗？”
霍伊没有直接回答，反而用他特有的眼神打量我。
“我想知道——”我停顿了一下，又继续说，“我想知道，你是怎么找到她的？”
“找到她？”
“我的意思是说，你在警局停尸间看到了什么？”
他的表情变了，就像炸毁基地的小型爆炸：“老天，你怎么想起问这个？”
“只是刚好想起，所以就问了。”我说，“因为纪念日的关系吧。”
他蓦地站了起来，手在大腿上擦了擦。“喝点什么吧？”
“好。”
“威士忌怎么样？”
“当然好。”
他走向壁炉旁的老式调酒车，壁炉上挂着的那些照片难免印入眼帘。我赶紧低头看着脚下的地板。
“霍伊？”我又问了一次。
他拧开瓶盖。
“你自己就是医生，贝克。”他说，手里的酒杯指向我，“看到过不少尸体。”
“是的。”
“所以你应该了解。”
“的确，没错。”
他把酒递给我，我匆忙拿过喝了一口。他看着我把酒杯往嘴上送。
“我知道自己从没问过你详细的情况。”我说道。不仅如此，我总是能躲就躲。其他媒体口中的“受害者家属”们密集地暴露在公众目光下，每天都现身于冷血罗伊的审判，听着审判过程，痛哭失声。我却没有，我远远地躲着。其他受害者亲属的做法无可厚非，也许这样做有助于他们转移悲伤，而我则选择把悲伤留给自己，一个人舔伤口。
“你不会想知道详情的。”
“她挨打了吗？”
霍伊端详着自己的酒杯：“为什么这么问？”
“我想知道。”
他的目光穿越酒杯看着我，打量着我的脸，像要刺穿我的皮肤。我的眼神坚定。
“有些瘀伤，没错。”
“瘀伤在哪些地方？”
“大卫——”
“脸上吗？”
他眯着眼睛，好像突然听到某种意料之外的东西：“对。”
“身体上也有吗？”
“我没看。”他说，“但我知道身体上也肯定有。”
“为什么不看？”
“我是她父亲，我去那儿的目的是去指认，不是去调查。”
“很容易吗？”我问。
“什么？”
“很容易就认出来是伊丽莎白吗？你刚刚说她的脸上有瘀伤。”
他身体僵硬，放下酒杯。我看着有点害怕，害怕自己说太多了。我应该按计划进行，不应该这么多嘴。
“你真的想知道这些吗？”
我心里明明说不想，但却点了点头。
霍伊盘着手，身体往后靠。
“伊丽莎白的左眼肿得厉害，眼睛已经闭上了；鼻梁断了，扁得像泥巴；额头上有刀伤，看伤口像是美工刀留下的；下颚错位，肌腱往外拉。”他的语调低沉，“K烙印印在她的右脸，还能够闻到皮肤烧焦的味道。”
我一阵阵反胃。
霍伊的双眼狠狠瞪着我：“你知道最糟糕的是什么吗？”
我看着他，等待答案。
“最糟糕的是即便这样，还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他说，“我一眼就认出是伊丽莎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