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塞浦路斯的一家生育诊所里，英俊潇洒的胚胎学家考道洛斯（Koundouros）在空中挥着手，好像要擦掉我那些即将脱口而出的问题似的。他从事的是人类卵子行业，没错，但是生殖产业不光只是制造婴儿而已。抽烟抽到嗓音低沉的他，拿走了我的笔记本，开始潦草写下笔记。
“在这里，最有新闻价值的就是干细胞。不久之后，我就会开发出新的胚胎干细胞制造流程，不用卵子就能办到。”他将一根手指向天空，似乎没一刻停得下来，同时，他还说正在研发一种方法，要从其他组织中制造出胚胎干细胞。他说，有一天，这项研究将可规避美国禁止从事胚胎干细胞研究的法律规定。就是这项规定使科学家只能使用少许几种基因物质，唯一值得庆幸的是，还有这些基因物质不受布什总统禁止使用新株的新规定所限制。新物质的缺乏是临床医学进展的一大阻碍。一直到了2009年，美国总统奥巴马才终于撤销了禁令。不过这条研究之路似乎一直遭遇重重阻碍，比方说，联邦法院发布禁令，宗教活跃人士发起抗议活动等。
数十年来，胚胎干细胞研究一直是颇受争议的战场，有远见的科学家认为干细胞是极为有益的医学分支的根基，不过，宗教团体认为，胚胎研究会杀死潜在的人类生命，因而提出反对。因为至今为止，如果要培养出新的干细胞株，唯一的方法就是要摧毁胚胎。
然而，考道洛斯说，他的实验室以后将可以避开宗教人士的抗议。未来，根本不用摧毁卵子，而是从骨髓或皮肤组织中培养干细胞。他会运用基本上差不多的科学原理，以技术方法来解决棘手的政治争论。他语带兴奋地表示，科学家可以继续带领大家进入新的医学时代。或许在这样的医学进展之下，实验室就能够再生整个器官、修复受损的组织，还有可能让人永远不死。干细胞的潜力无穷。
他说话的同时，我的笔记本上就已经被画满了交叉的线条和圆圈，用以代表卵子、DNA链，以及被锁在人体内的那股无限的疗愈潜力。我耐着性子，抓住正确的时机点，才终于把笔记本从他手里拉回来，我找到一些空白处，写下我对这个主题的摘记。可是，我的笔不久就慢了下来，然后停笔。这不是他的错，只是我对这个主题的关注比不上他热情。这种事情我以前听了不下数十次，干细胞或许是人类的未来，不过，医学上要有突破性的发展，途中遇到的难关可不光是法规而已。
我们停滞在科学创新的边缘已有长达数十年之久了。似乎每隔几个月，就会有某位科学家预测，不久的将来人类会像蝾螈那样，失去的四肢能够再生。还有某杂志会吹嘘说，某实验室即将获得突破性的进展，将有能力在生物反应器里培养出基因完美的新鲜器官，或者计算机技术有一天可以让人们把脑袋下载到硬盘上，继续以虚拟方式重现真实的自己。如果那样都行不通的话，也已经有公司提供低温冷冻人体的服务，这样我们就有机会等待再生药物的出现，解决死亡问题。不过，比这些都重要的却是，社会大众一直把希望寄托在医界一再重申的各种干细胞治疗，以期为医药的未来铺路。
大家首次听到干细胞是在1963年，当时恩斯特·阿姆斯特朗·麦卡洛克（Ernest Armstrong McCulloch）与詹姆斯·提尔（James Till）这两位以多伦多为据点的细胞科学家，向大家证明了干细胞可转化成体内其他任何一种细胞。这类“复效性”的干细胞有可能是修复或替代受损人体组织的关键所在。到现在，我们已经耐心等待了半个世纪的时间，希望终有一日能够将人体视为可再生的资源。有了干细胞与再生药物，我们终于有机会将内在的自我（亦即灵魂）以及使我们得以漫游世间的肉体给分离开来。我们再也不会困在一出生即拥有的肉体里。长生不老，伸手可及。
现今，我们会怀抱的科学可以带来灵丹妙药的信念，可能始于1928年。当时，苏格兰药理学家亚历山大·弗莱明（Alexander Fleming）有一间不太整洁的实验室，有一次，他去度长周末，恰巧把好几个装有普通细菌的皮氏培养皿留在实验室。等他回到实验室，才发现伺机而生的菌类已占领培养皿，杀死了普通细菌。他无意间发现了盘尼西林，这是现代医药的第一个大变革。不到几年的时间，医院病房就能够对抗那些在术后造成患者死亡的感染，腺鼠疫几乎完全灭绝，链球菌咽喉炎、结核病、梅毒再也无法置人于死地。多数人都不记得，过去，只要是喉咙痛，就表示一定会死亡。对于当时的人而言，抗生素有如神赐予的礼物，有如长生不老果。
人类社会的欢欣亦可拆解成数字表示：中世纪，人类的寿命很少超过25岁；到了20世纪，在美国出生的儿童预期可活到47岁左右；如今，出生的儿童应该可活到78岁。发现抗生素，加上安全的输血、公共卫生的改善、可降低婴儿死亡率的医院照护，使得发达国家的预期人均寿命增加了将近30岁之多。对此，著名的科普作家乔纳森·温纳（Jonathan Weiner）用以下这段话作结：“人类在20世纪所增加的……寿命，相当于人类从出现在地球上之后一直到20世纪前所增加的寿命总和。”
温纳在《延续生命》（Long for this World）一书中，也概要介绍了奥布里·德·格雷（Aubrey de Grey）这位鼓吹永生的未来学家。格雷认为，再生药物可以让人类寿命往前再跨一步，进而达到永生。格雷将死亡视为一种有待解决的疾病，当医学进步到所有疾病皆可治疗的时候，死亡就只会是没有保险的人会遇到的问题。
虽然格雷及其追随者是科学界的孤岛，不过，相信医学可治疗病痛，只不过是人性使然罢了。不过，在经历了将近100年的医学奇迹后，穿着实验室制服的人竟然无法再持续构思出更好的疗法来治疗疾病，这简直是让人难以想象的事情。以前，人们向神祈祷，希望神能让自己更长命、更健康；现在，人们向科学家祈祷，希望科学家能针对那些致死的疾病，研发出新疗法。
活在这个充满灵丹妙药的时代，会出现的问题是——我们期望灵丹妙药会不断出现。在某些时候，光是小小的进展，就会让人觉得马上就要跨出惊人的一大步。复杂器官的人工版本一直酝酿了五十多年，终于在1946年发明了现在称为小透析机的第一个人工肾脏；而首度在患者身上植入人工心脏，则是1969年的事情。
同时，生物疗法的进展也加快了。在生物反应器和适应力强的细胞株的协助下，医生就有可能在实验室里培养人类皮肤供移植用。烧伤患者有福了，他们可以从自己的身体摘取皮肤供移植用（男性最大片的可用皮肤往往是阴囊）。
不过，充其量也就只有前述那些少许的进展，在与以下这个难以摆脱的问题奋力进行抗争，这个问题就是：“要是医学已进入停滞期，该怎么办？”20世纪，抗生素似乎解决了感染问题，然而在过去30年间，有抗体的细菌品种却已经进化到可以让多数老式的一线疗法失去效用。对抗生素免疫的细菌所引起的金黄色葡萄球菌感染，在短时间内就成为医院里的头号杀手。基因疗法也自从一名患者在临床试验期间死亡后，就走进了死胡同。除极少数的特例外，经美国食品暨药物管理局核准的干细胞疗法仍旧非常遥不可及。
而就制药方面的进展而言，除了抗生素以外，上世纪的药物研发并没有其他明确的疗法出现。如果通过安慰剂进行功效试验，也会发现多数的新药只不过是比20世纪初期的疗法稍微有效一点而已。目前，没有药丸可以治疗癌症。艾滋病患者需进行长期疗程，服用削弱体力的药物，才能让艾滋病毒维持在慢性病的状态。部分药物，例如伟克适（Vioxx）消炎药，实际上反倒增加了心脏病发作的几率，最后不得不回收。利润高的抗忧郁药，如百忧解（Prozac），却有可能造成患者自杀，在许多案例中，这类抗忧郁药减轻抑郁的效用竟然没有高过普通的安慰剂。每年，美国食品暨药物管理局都会宣布回收数百种经核准的药物与装置。尽管药界很活跃，但是我们并不清楚，药界究竟有没有向前迈进。或许它只不过走到了岔路上。
这种情况透露出一大警讯。虽然干细胞的神奇疗法以及新药研发的步调赶不上机器人或因特网的技术开发，但是每隔几年，反而会有创新的手术技巧与医疗造影技术出现。在20世纪，对不同身体系统的切割、缝补和重建手法，堪称有了飞跃式的进展。
回顾19世纪时，动手术就等于判死刑。患者不是在手术台上失血而死，就是在复原期间感染致死。当时，最常见的手术就是截肢。在截肢案例中，手术成功与否并非取决于外科医生的技巧或解剖知识，而是取决于医生切割人体部位及烧烙伤口的速度。当时最有名的外科医生罗伯特·李斯顿（Robert Liston）甚至可以在两分钟半完成截肢。
今日的手术室是神经中枢，代表高科技创新以及——更为重要的——成功。昔日的杀手，如脑动脉瘤、枪伤、开放性骨折、心脏病发作、肿瘤等，只要能实时送到急诊室，就能有很高的存活率。而且肾脏移植手术现在也只要需要几小时就能完成，髋关节置换手术已是家常便饭，微创手术几乎不留疤痕，我们活在手术室的黄金时代。
手术不断创新，反观新药和再生药物的研发却处于停滞状态，这样的差异使得世界各地的人体市场对人体组织的需求永无止尽。新药和再生药物的研发并未随着手术的对数曲线而有所进展。突破性的药物少之又少，患者却有急需。患者希望干细胞能修补残缺的肾脏和痛苦的心脏。患者在再生药物里找不到他们期望的疗法，必须走上手术一途。
人人都希望不要罹患腺鼠疫，都希望阑尾破了可动手术处理，还希望能够减缓痛苦，这些或许是每个人的权利。可是，如果治疗的成功与否，要赖于摘取别人的组织或夺取别人的健康，那么问题就变得复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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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家渥比——他发明了“临床劳工”这一词汇来描述临床试验一章所提及的小白鼠工作——曾写道，人体组织市场的存在，也显示出“不可能通过合理的市场力量来管制人们对于躯体再生的幻想，因为这种幻想是出自于人们对于驾驭时间的渴望，以及对于死亡的恐惧”。
即便在遥远的未来，再生药物在技术上是可行的，但若是我们想在有生之年亲眼目睹，就是不合理的期待了。许多发达国家纷纷投资大量的资源和财力，就是期望能利用手术和药物等介入方式，一次延长生命几年。或许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种方法几乎是成立的，例如，新的肾脏能让患者在不依赖透析机的情况下活个几年，接受捐心的受赠者有50％的几率可多活10年。虽非永生，却也够久了。不过在同时，在许多情况下，即使移植费用可依靠保险或政府补助，患者仍旧要付出高得离谱的金钱，甚至为了支付昂贵的抗排斥药物疗程，最后搞到自己和家人破产。
医疗产业让人们太容易把“握有购买的力量”误认为“握有击退死亡的权利”。像是如果不进行器官移植的话，器官衰竭将会使人致命，因此与其面对可能发生的死亡、进入安宁照护中心、让所爱的人准备好面临患者的死亡，倒不如选择合法或是非法的市场，至少那里还贩卖着延命的希望。正如笔者曾提及，身体条件无法怀孕的妇女可以选择在国内领养，医生与社工也可以提供给她各种医疗方案，让与她有血缘的孩子诞生在这个世界上。
但再回过头来说，如果我们想要活在人命无价且在某种程度上是人人平等的世界里，那么就不能将市场奉为圭臬，以判定哪些人有权力利用别人的身体。因为即使是最好的组织捐赠体制，也不免会在某种情况下出问题，让犯罪分子趁机而入。即使捐赠体制在多数时候可以在人们不受剥削的情况下运作，但是一旦有犯罪发生，都是十分极端的，这种情况足以削弱整个体制为社会大众带来的益处。
目前，支配世界各地人体市场的道德观，就是假设除了利他捐赠之外，还有合乎道德的方法，可以建立商业化的人体部位交易体制。然而，世界各地无偿捐赠器官的供应量却相当不足，导致整个体制无法维持下去。一旦供应量下降，犯罪分子就会寻找非法手段，以增加供应量。
要解决这种伪善的做法，其中一种解决方法就是立法，全面禁止人体组织与人体的金钱交易，其中包括不得付钱给以下人士：提供医疗服务的医生、人体组织供应公司、医疗运输商，以及涉及该产业的每一个人。当然，这种做法也有可能反而让黑市更为兴盛，迫使该产业走入地下，而合法交易的供应量反而会大幅减少。
还有另外一种解决方法，就是扬弃人类生来平等的观念，承认人体是商品，跟其他物品没什么两样。拥抱人体市场，就等于是认为人体可以当成零件看待，承认人生来就是不平等，有些人永远是供应人体部位的这一方，有些人永远是购买的这一方。在这个构想中，最恶劣的摘取人体组织犯罪行为或许就有可能受到约束，而违法中介的诱因也会减少。可是，假使正式创造出这两种截然不同的阶层，社会大众会有什么样的损失呢？
老实说，前述的解决方法都不怎么吸引人。社会大众不想要接受开放的人体组织贸易，但也不想要减少自己获得延命治疗的管道。换句话说，就是鱼与熊掌想要兼得。
在人体组织市场与摘取组织的道德观争议中，哲学家与社会科学家争论到这样僵持不下的地步时，总是会有人找后门，提出人工市场的可能性。如果说是技术创造了道德难题，那么技术或许也能从难题中自行脱身。
“就快要有突破了。”考道洛斯如此表示。他坐在自己那间舒适宜人的体外受精办公室，一副自信满满的模样。他认为这里即将研发出新的干细胞疗法，而我们也没有理由说创新不会出现在这里。对于想要走在医学尖端、打破常规的医生而言，塞浦路斯岛有如安全的避风港。1986年，考道洛斯的竞争对手崔考斯打破了金氏世界纪录，崔考斯利用体外受精的方式，让46岁妇女怀孕。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案例更具争议性，那便是塞浦路斯的帕那伊欧提司·麦可·札瓦司（Panayiotis Michael Zavos）医生开心地宣布，他要不顾法律禁令，成为第一位成功克隆人类的医生。他宣称2002年是“克隆人类年”，并开始在自己的实验室里进行研发工作。他坚持不透露办公室地点，显然是为了保护子代的生命和身份。
到了2009年，他对英国《独立报》的记者说，他在多位已准备好生产克隆人的妇女身上，总计植入了11个克隆胚胎。尽管最后没有一个胚胎生长发育成子代，但是他也并未表示要从此停止研究。毕竟，英国科学家试了270次，才让克隆羊“多莉”诞生。《独立报》引述他的话说，他或者是另一个迟早会成功克隆出人类的人。
在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的《别让我走》一书中，培养克隆人是为了捐器官给人类使用，而在科幻小说领域之外，就算克隆了人类，其实也无法阻挡市场对人体的无止尽需求。然而，世界各地的研究人员正在寻找突破点，希望能稳定供应人工（且去除个人身份）的人体组织。如果成功了，那么就会完全改变人体交易的世界。
如果可以制造出产业级且生物上完美的人工组织与器官，那么就再也没有理由经营血液农场或窃取肾脏。如果注射干细胞就会长出新骨头，那么就再也没有人需要移植骨头。而器官移植界的人会苦着脸说，再生药物会是未来趋势。考虑到今日人体市场的复杂度，若要动摇目前的人体部位市场，并消灭人体部位摘取网，那么再生药物或许是唯一明智的方法。
第一个——有人说是最成功，但这仍有争议——摧毁人体组织市场的人工组织案例发生于1985年，当时巨人基因生物科技公司（Genentech）使用重组的mRNA，合成了人类生长激素（HGH）。在那之前，注射人类生长激素已证实可处理幼童身上某些类型的侏儒症。而爱好锻炼肌肉的人士同时也发现，人类生长激素可以增大体型，让肌肉的轮廓和力量的助力达到新高。不过使用人类生长激素，以取得竞争优势，自然是违法的行为，但是这样并无法阻挡运动员想要使用生长激素的欲望。可是，人类生长激素并不容易取得。当时，要取得人类生长激素，唯一的方法就是摘取尸体的脑下垂体，从小小的垂体里挤出汁液，提炼荷尔蒙。可以想象，这样的做法很没效率，而且需要大量的脑下垂体才能制成一剂，供应来源也不稳定。
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中期，美国的殡葬业者以及为警察部门进行解剖的病理学医生，摘取了数十万个脑下垂体，卖给制药公司，制药公司再处理成可注射的药剂。这是当时的标准做法，多数人终其一生并不知道自己所爱的人被切开卖掉。当时的人类生长激素价格十分昂贵，也很难取得，医院最后还不得不雇用守卫，严加保护存货，不然小偷会从贮藏室偷走，卖到黑市。
一直到人工制品进入市场之后，脑下垂体贸易才在一夜之间消失无踪。虽然人工生长激素的制造并不简单，也没有特别便宜，但是荷尔蒙的供应量却突然大增，实在是前所未见。或许是因为注射从尸体取得的生长激素会让人感到恐怖，也会对健康产生负面的副作用。可是，人工生长激素上市后，这方面的疑虑全都消失了。虽然注射人类生长激素的事件仍旧笼罩着体育界，但是在人体部位市集里，生长激素的供应链已经被连根拔起。
现在，人工制品为各种人体市场带来了新希望。今天，有数十家——甚至数百家——小公司投资再生研究，有一天可能会取得成功。一般而言，这类公司可划分成两个壁垒分明的阵营。第一个是利用各种方式刺激人体自我疗愈能力的实验室，刺激的方式是提供可治疗受损或老化部位的细胞原料，或找出隐藏的遗传基因码，活化蛰伏的疗愈性质。采用这种方式的研究人员认为，人体懂得治疗自身的问题，只不过是需要一点协助才能完成工作。涵盖的领域有干细胞疗法领域、可找出再生潜力的基因疗法领域以及几乎整个替代医学（alternative medicine）领域。
第二个阵营是，再生药物的流派往往对于自我再生的主题采取未知论的态度，不过，他们却认为只要有了足够的数据，就能够使用技术知识来修正身体上的任何问题。替代的人体可以从头开始制作，然后利用手术方式运作，涵盖的领域有义肢与机器四肢领域、人工组织与器官领域以及人工荷尔蒙领域。
这两种思想派别都有初步的进展，并点燃了数百万患者的一线希望。然而，两方的研究展望实在太脱离现实了，不太可能在短时间内浇熄市场上对人体组织的需求。
比方说，每年都有干细胞以及数百件奇闻轶事发生并被报道，可是却从未有重大的突破。
2006年，在金奈某间通风的混凝土病房里，一名70岁的糖尿病患者瓦茉·卡塔夏斜倚在病床上。我随同苏伯拉玛尼扬（S. R. Subrammaniyan）医生进入她的病房，她露出微笑。医生穿着领尖扣在衬衫上的蓝色衬衫，以及烫得平整的白色实验服。卡塔夏说，要是没有医生的帮助，自己肯定再也不能走路了，而我此行是为了记录她的复原状况。这一年早些时候，她注意到腿上有一个针孔般大小的小割伤，还以为会自然痊愈。没想到几个星期稍没留意，伤口就扩散成敞开的溃疡，从脚跟一直延伸到小腿肚，整整22英寸长。
这类的腿部溃疡在糖尿病患者身上很常见。糖尿病愈来愈严重时，四肢的动静脉会开始萎缩消失，因此，原本看来不严重的伤口，就会变得难以复原。小伤口就有可能会导致大问题，往往还会使患者永久伤残。美国糖尿病协会指出，美国医院非创伤性的截肢当中，有60％是溃疡（如卡塔夏腿上的溃疡）所致，这就是说，美国每年有82000个截肢病例是因此而致。虽然印度没有官方统计的截肢数据，但是印度的糖尿病罹患率高过美国。
然而，卡塔夏不愿截肢。她行遍南印度，寻找有没有医生可以提供其他的选择，即使是一线希望也可以。最后，她终于找到了苏伯拉玛尼扬医生，这位医生前一阵子跟日本某家干细胞公司合作，该公司打算试验新种类的干细胞疗法。卡塔夏除了腿上敞开的大伤口外，身体状况非常良好，因此是进行实验的理想人选。
计划简单得令人迷惑，苏伯拉玛尼扬从卡塔夏的髋部，抽取富含成体干细胞的骨髓，然后使用离心机，从普通血液细胞中分离出干细胞。在接下来的一周，他利用干细胞制成溶液，注射到她的腿部，并移植一片皮肤，覆盖在伤口上。
不到60天的时间，溃疡已明显愈合，从治疗后所拍摄的血管造影照片中，可以看到鲜明的亮白色动脉条痕。在注射之前，她的腿几乎没有血液循环可言。干细胞显然已经重新建构了大部分已萎缩的循环系统。
苏伯拉玛尼扬医生叫来媒体，不久当地报纸就颂扬这家奇特的医学中心。不过，尽管大获成功，苏伯拉玛尼扬的解释却令人费解，他说：“没人清楚背后的原理，不知怎的，干细胞一注射到体内，就懂得如何转换成正确种类的细胞。”
对卡塔夏而言，痛苦是已经消失了没错，不过，单一的成功故事称不上是创新的干细胞疗法。我最初为《数字联机》写文章报道这个干细胞疗法时，美国的医生还特地叮嘱我别过度解读该项研究结果。
“这是单一案例，而且没有控制组。”斯坦福大学外科副教授兼糖尿病照护专家杰弗里·葛纳（Geoffrey Gurtner）在电子邮件里表示：“我们都知道，不管得了什么疾病，有些患者没有实时接受照护也能够复原，其背后的原因是我们无法完全了解的。”
接下来3年，我住在离医院半英里的地方，期间与这家医院的医生们保持着联系，想看看他们是不是能够再次获得成功，或者起码要更明确地解释，卡塔夏是如何复原的。可是，从来没有确实的消息可报道。医生持续在人体上试验干细胞疗法，偶尔发布新闻稿说，瘫痪的患者在注射了跟卡塔夏类似的溶液后，重新获得了部分的移动能力。我所查看的每一个案例，看似全都是奇迹，但结果却跟卡塔夏的案例不同，干细胞疗法的成效仍旧不明确。
根本的问题在于，大体而言，没人真正了解干细胞在治疗情境下是如何运作的。理论上，身体懂得自我疗愈的方法，干细胞不知怎地就是知道人体的哪一个部位最需要它们，然后就会去那里自行修正问题。研究人员多半把自己在疗程中的角色视为递送员。
然而，这项实验的魅力一看就知。因为如果没有更可靠的疗法，那些在外伤事故中受伤的患者，或者受苦于脊椎断裂、器官衰竭的患者，其实并没有更多东西可以失去了。因此，是要追求一丝希望，让医生对患者的身体做实验？还是要无助地受困于没有其他更好选择的世界里？
从金奈往北飞3小时即可抵达新德里，那里有一位姬塔·施若芙（Geeta Shroff）医生，她对患者进行实验性的干细胞治疗，在干细胞疗法领域中堪称先驱人物。她不太想要了解干细胞确切的运作机制，只想要试用新方法，然后希望出现良好的成效。对于那些踏遍各地、试尽各种疗法却毫无功效的患者而言，最后能找的医生就只有她了。实验室里的她，热切地将胚胎干细胞溶液注射到那些接二连三从世界各地前来的患者体内，以治疗受损的脊髓、渐进式神经系统疾病以及末期的患者，每次的治疗费用为20000至30000美元不等。
西方国家的科学家因为受到法规的限制，所以很少有人会在没有经过数年动物试验与毒性测试的情况下，就急于利用实验性的干细胞鸡尾酒疗法来治疗患者。不过，印度并没有法律规范，这使得施若芙的研究方案拥有了少许的自由度。此外，临床试验产业也正方兴未艾。患者明确表示，施若芙已经解开了干细胞的秘密。可是，她不愿意让许多人进入她的实验室，对于失败率，也未曾透露过只字片语。
究竟施若芙只是个想赚钱的专家，还是技术的先驱？根本没有方法可以得知。由于她并未发表关于研究成果的论文，便径自发布种种引人注目的成功的治疗案例，因此她的实验室恶名昭彰。迄今，还没有一位受人敬重的科学家能够仔细审查她的做法。其中，德里的记者姆里杜·库勒（Mridu Khullar）在密切注意施若芙的工作一段时日后，获得了难得的机会，进入施若芙的实验室一窥究竟。库勒发表了一篇有关27岁美国女性患者的报道，这位患者罹患慢性莱姆病，2009年进入诊所接受治疗。患者回到美国后，顾问医师宣布，患者的症状消失了。库勒在报道中指出，施若芙希望这项疗法最后能在药房里贩卖，还说这项疗法有可能是新一代的盘尼西林。库勒引述施若芙的话：“盘尼西林是抗生素时代的开端，全面改善了世界各地的感染情况。而这种疗法的地位跟盘尼西林很类似。”
当然，风险很大。如果任由干细胞在患者的血流里流窜，不去管它，那么只会有两种后果：一是发挥治疗功效并解决问题，二是任意转变成别种细胞结构。最严重的其中一种状况就是转变成畸胎瘤，畸胎瘤是一种会任意突变的肿瘤，最大的特点在于肿瘤内部有时会带有些许的头发和牙齿，若畸胎瘤长在体内不适当的地方，有可能会致命。
既不清楚干细胞的运作方式，也不清楚干细胞是在哪些情况下会转变成有用的构造，或是哪些情况下会不受控制地扩散，在人体上试验确实有很大的风险。每一次采用施若芙的鸡尾酒疗法，都有可能是在玩俄罗斯轮盘。其结果就如在不知道有不同血型的情况下接受输血，有时置人于死地，有时救人一命一样。
无法预测干细胞的去向，会造成很大的风险，在圣地亚哥便有一家公司为了降低风险，而把干细胞分别放到支架里，以精确控制干细胞在人体内的去向。该公司认为这样就有可能搜集到足够的人类生理机能资料，以期有能力从头制造出替代的人体部位。这家公司就是生物创新（Organovo）公司，它是一家小小的生物科技公司，坐落于小型综合办公建筑物里，建筑物的外观很像是郊区的带状购物中心。生物创新公司使用3D立体打印机，来制作替代器官与组织，日后可手术植入患者体内。
生物创新公司执行长基思·墨菲（Keith Murphy）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还获得了企管学位。他表示，这个产业里的大多数公司导致了干细胞疗法退步。“问题在于，他们只想要注射干细胞，然后就让干细胞自行运作。可是，干细胞进入血流后，大多会在体内任意漂流，没有人知道他们会漂到哪里去。”他说，就算没有危险性，如果药剂没有抵达医生期望的地方，就很少会有医生愿意公开实验室里的临床结果。
墨菲认为，干细胞可根据四周环境，转变成任何一种器官结构，但前提是四周环境必须先传达适当的信号给干细胞才行。2007年，生物创新公司的一个以密苏里州为据点的伙伴，证实了跳动的心脏细胞放在同一列时，就会以一致的节奏跳动。这项发现证明，在人工环境下，邻近的细胞可相互交流，而要印出跳动的人工心脏，人工环境正是必备的先决条件。
不过，就目前而言，器官打印产业只是踏出了一小步。
墨菲要我穿戴手术服、鞋套、口罩、工作帽，接着便带我进入无菌室。3名技术人员挤在一个长形的金属装置旁，该装置在细胞培养基上方来回移动一只梭子，动作有如喷墨打印机。事实上，这也是打印机，是一种是可以把细胞铺在模子里的3D立体打印机，最后可建构出替代的静脉和动脉。我造访的那天，打印机旁的冰箱里，两个卡尺之间悬着一条白色细丝，粗细不超过一条天使发面。小小的组织还在成长中，不过，几天后，细胞就会从打印期间放置的支架上长出来，然后彼此紧密结合。最后，就能够承受相当于人类血压的压力，准备好进行移植。
器官打印机的设计人员看待人体的角度，就有如泥瓦匠看待砖屋一样。人类有机体十分复杂又相互关联，不过，终归来说，人类不过就是一堆细胞堆砌而成的。如果有够详尽的图解指出各细胞的位置和类型，那么精密的机器就能简单制作出新的人类。或者，换成更实事求是的讲法，就是可以视需要印出人类零件。
这个过程最开始的步骤是要先从预期的收受者身上取得细胞物质进行培养，这多半是指骨髓移植，或者是取得肝脏组织切片。然后，这些细胞会在实验室里成长，长到足够的体积，就可以塑造成如油墨团块般且可供打印的细胞。接着，打印机会沿着默认的图样，把每一个细胞放置在正确的位置上，以建构组织与器官。2010年，生物创新公司开始进行动物神经细胞与动脉的试验，期望在不久的将来能够进行人体试验。
相较于干细胞疗法，器官打印似乎有若干明显的优势，可是要获得真正的成功，还是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才行。最困难的瓶颈就在于，要掌控每一个身体部位里存在的各种细胞。墨菲指着一条终有一日会植入老鼠体内的人工血管，然后说：“我明天就可以帮你印出一小块肝脏细胞，可是截至目前为止，我们在打印肝脏细胞时，还没办法同时制造出肝脏内部的血管。”因为要是没有源源不绝的养分流入，位于中心的细胞就会死去。就目前技术而言，要让血管系统里的细胞设置就绪，并能够应付人类的血压，必须耗费数天的时间。如果在完成前就先输送液体，微小的结构体就会爆裂开来。
墨菲说，现在的主要问题就是要克服技术障碍，让一个完整的人工部位里的各种细胞同时成熟。
我问墨菲，他的公司克服眼前困难的可能性有多高。墨菲表示：“唯一的阻碍因素就是投资额。如果政府决定把这件事列为优先，那么只需要几年时间，技术就能成熟。”
生物创新公司的状况跟印度同类公司一样。生物打印机技术的出现，就表示有可能处理难以解决的问题，不过，若要证明该技术的功效大到足以成为可行的疗法，仍有好长的一段路要走。当年，生物创新公司首度登场时，因特网上的各家媒体都纷纷预测，替代器官的时代即将来临，不过这门科学的进展仍遥遥落后于众人的期望。墨菲在开口前虽有犹豫，但还是表明，即使有大量的资金投入，要制造出可运作的人工器官，起码要花上10年的时间。我们甚至很有可能必须等上更久的时间。
或许有一天，人工替代组织、奇迹的疗法、长生不老的细胞株，会是解决全球人体组织短缺问题的关键所在；或许有一天，工业生产设施有可能会取代那些剥削人体以求延命的人体市场。我们都想要相信，诚挚的科学企业家会反败为胜，提供替代方案来解决今日的问题。不过，如果这些近似科幻小说的情节在尚未成为科学事实以前，就把希望全都寄托在上面，那么究竟要付出何种代价呢？今日，已有一种经济体制提供大量人体组织给付得起费用的患者，我们看待人体组织的态度，就好像唯一的问题只在于原料的取得。
在每一种人体市场的核心，就是希望另一个人体上所摘取的一点物质多少可改善受赠者的生活。在部分案例中，确实如此。然而，供应问题却在后头耐心等待，有如它只不过是另一个可轻松克服的技术细节。人们并没有很想要改变目前的状况，这是因为大家都认为，今日的道德难题在不久之后，就会像是遥远过去的过时思想。但是，与其活在不确定的未来里，倒不如探究人体市场供应链里真正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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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头回到塞浦路斯，我望着考道洛斯从皱巴巴的烟盒里拿出第五根烟，他把烟深深吸了进去。我们俩在屋顶上，他身旁有一个小冰箱嗡嗡作响，里头冰着一些较不重要的生物物质，办公室没有多余空间放这台冰箱，才不得不放在屋顶上。在实验室里的某一处，一个低温冰柜里存放了数百个受精胚胎，他们都在等待机会，有一天他会把某批受精卵植入某个女人的卵巢里。
“没错，”他点头说，“未来是干细胞的天下。”不过，就现在而言，他还在摘取及贩卖胚胎给那些付得起费用的妇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