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那么短暂的一瞬间，埃米莉似乎毫无重量地悬在空中，她四肢的向上冲力即将屈服于地心引力。在她登上的最高点，物理现象会决定她的命运，不过她的身体仍是属于她自己的。不一会儿，这次的撞击就会立即引发一连串的事件，埃米莉这个人停止存在，她身体的命运将会落在别人的肩头上。不过，此时此刻，在向上与向下之间的关键点，她是永恒不变的，或许甚至可以说是美丽的。她坠落之际，把她的头发向后吹的风，力道开始强了起来。
她撞击在混凝土上，寺院的天井传出回声，不过，当时在凌晨3点仍清醒的少数几位学生，并没有作出反应。当晚早些时候，埃米莉还跟大家坐在一起，她没说几句话，接着就悄悄离开了。没人会想到埃米莉不在场会跟天井的撞击声有关。在印度，这类吵闹声很平常，所以他们没去查看，而她的尸体就静静躺在潮湿的青色月光里。将近3000年前，这里是佛陀的悟道之地，这些学生都觉得自己何其有幸能在此处冥想。为了向佛陀表达敬意，这座城市取名叫“菩提迦耶”，意思是“佛陀成道处”。过去10天以来，这些学生施行禁语，在金色佛陀像的前方静坐冥想。严格禁止说话令他们心烦意乱。最后，当他们终于可以再度使用自己的舌头时，便兴奋地熬夜聊天，像是夏令营最后一天的孩子们。
埃米莉死时，我在离她不过10米远的地方，已经熟睡了一小时，我被白色蚊帐覆盖着，安然梦见自己回到了家乡妻子的身边。接着，有人推了下我的肩膀，我睁开眼睛，看见一位来自纽约的蓄胡的学生。他惊慌失措地说：“埃米莉躺在地上，她没呼吸了。”我凭直觉作出反应，马上起身，穿上蓝色牛仔裤和褪色的衬衫，冲到天井。
史蒂芬妮——本课程的另一位负责人——把埃米莉的尸体滚到橙色的露营用睡垫上。埃米莉的右眼部分淤青，血液濡湿了她的头发。因为惊吓过度，史蒂芬妮顾不上跟我打招呼，她正在黑暗中努力想要让埃米莉起死回生。她透过埃米莉的红色亚麻衬衫，进行胸部按压急救。医疗用品袋里的东西散落在露水沾湿的草地上，地上凌乱散布着注射器和绷带。史蒂芬妮每按一次埃米莉的胸骨，埃米莉嘴里的血就随之溢出。史蒂芬妮见这情景，嘴唇向上撅，表情扭曲。埃米莉仍旧没有脉搏。
现在，寺院里的每一个人都赶了过来，聚集在现场。某位棕色长发、带有澳洲腔的女人，一见血就跟着昏倒。同时我打了电话给人在美国的课程创办人，告知坏消息。
挂断电话后，我开始记笔记，打算打电话给埃米莉的家人，此时三名学生把她抬进生锈的救护车。那是寺院的救护车，用来给乡间村民提供医疗服务，今晚却用来载送她的尸体，穿越干燥的农田和熙熙攘攘的军事营地，驶向唯一的一家医院。2006年3月12日凌晨4点26分，埃米莉抵达迦耶医学院，到院已经死亡。
上午10点26分，我有如老了一岁。她遗留在房外阳台上的日记，写满了比喻性的文字，那些文字让我怀疑她是自杀的。10天的静心冥想，加上造访半个地球外的国家所带来的文化冲击，显然并不适合她。不过，这跟接下来所要面对的艰难任务相比，她的死因就显得更无足轻重了。她家位于8500英里外的新奥尔良，返家的头几段路程就是要穿越印度乡间干燥不毛的荒原。前一天晚上，圣城瓦腊纳西的铁路枢纽附近恰巧发生了火车意外，通往迦耶（Gaya）的铁路中断，而当地机场也似乎没兴趣帮忙安排载运尸体。
红色的太阳从地平线升起之际，两名警察出现了。他们穿着绿色卡其制服，髋部佩带半自动手枪，蓄着翘八字胡。他们已经在医院看过尸体了，现在是过来问话的。
“她有仇家吗？有没有人嫉妒她？”警长米斯拉问道。他身高超过两米，高大的体型引人注目，肩章上有两颗银星。他怀疑这是一起谋杀案。
“就我所知，没有。”我回答。他那怀疑的语气让我全身僵硬。
“她的伤势……”他停了一下，不确定自己的英文用语是否正确。“范围很大。”
我带他去看她坠楼的地点，那里有一堆医疗用品，还有急救用品残余的碎片，那些是我们努力救她未果所剩下的碎片。他在笔记本上写了一些东西，没有再继续提问，反倒请我去医院，他要我做一件事。
数分钟内，我坐上了警用越野车的后座，同行的还有米斯拉和三位年轻警卫。那些警卫不超过19岁，泰然自若地握着二战时代的冲锋枪。我们在路上颠簸行进的时候，一支银色枪管的老旧冲锋枪就指着我的肚子，我担心那把枪随时有可能走火，但是我什么话也没说。
坐在副驾驶座的米斯拉转过身来，露出微笑。他似乎很高兴能帮助美国人，这件新鲜事打破了他那平淡无奇的警务工作。他问：“美国的警察是怎么工作的？跟电视上一样吗？”
我耸耸肩，我真的不知道。
我看见另一台越野车在对向车道高速飞驰。隔着满是尘土的挡风玻璃，我看到了一位棕发的白种女性身影，是史蒂芬妮。当两辆越野车擦肩时，我和史蒂芬妮对望一眼，她看起来很累。
数分钟后，我们抵达人潮拥挤且道路坑坑洞洞的迦耶市区。虽然迦耶是比哈尔邦（Bihar）的大城市，但是“开发”二字仍是遥远的梦想。尽管中央政府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但封建制度仍是此地的治理原则。现在管控此城的，乃是大君时代治理者的后裔。布满黑泥的大猪在街上漫步，在垃圾里嗅闻翻找食物，还发出呼噜声，要行人别挡它们的路。有的大猪还在肉店旁边，等人喂食。我们快速驶过时，屠夫把剥皮的羊头切成两半，把不要的碎片丢给店外的猪吃。一头猪叼起一条丢出的肠子，像在吸一条意大利面。
越野车转了三个弯之后，进入迦耶医学院区（Gaya medical college），停在一栋混凝土建筑物的前方。遮阳篷上漆了亮红色的粗体字：“CASULATY（急诊）”。在印度医疗机构的名单里，这家医学院连个替补都称不上，这个脱离常规的地方，只能吸引印度最平庸的人才。迦耶医学院兴建于殖民时期，当时是由戴着遮阳帽、身上满是晒斑的英国官僚治理这片土地的。如今，迦耶医学院却连一丁点儿帝国建筑的风格都没有留下，校区点缀了几栋形状矮宽的混凝土建物，以拮据的政府预算兴建而成。印度大部分地区都已经骑乘在信息技术的火箭上，突飞猛进，但比哈尔邦仍坐在发射台旁的大看台上。
我跳出车外，米斯拉带我进入病房。一名身穿南丁格尔白色制服和帽子的护士向我投以麻木的眼神，她对悲剧已经习以为常。她的对面是混凝土制的尸体放置台，上面就是埃米莉的尸体，埃米莉在破旧的毛毯底下冷却。护士晚上拿来几片薄纸板作为隔档，挡住好奇的眼光。瑞克——在寺院诊所担任志愿者的美国人——入夜后就一直守在她的尸体旁边。
米斯拉把那块避免埃米莉受苍蝇侵扰的裹尸布拉开，她那受到重创的遗体露了出来。撞击地面后几小时，她的身体温度下降了十几度，降温后，她的伤口更为明显了。她眼睛下方的皮肤有深色的血渍，脖子根部鼓胀，看起来像是在坠落时弄断的。她手臂上的痕迹在史蒂芬妮施行心肺复苏术时是隐而不显的，现在却明显清晰得有如军队的迷彩。
米斯拉要我跟他说，我看到了哪些东西，他好把她的私人物品登记在警方档案里。警方合法保留她的尸体，要是有东西不见了，米斯拉就要负责。她穿着亚麻衬衫和长裙，长裙是她在德里观光市场买的，右手腕则戴着一串木珠手链。
“什么颜色？”他问，而且再度注意自己的英文是否正确。
“衬衫是lal（英国服装品牌LIVE A LITTLE），红色的。裙子是neela，蓝色的。”我说。他用圆珠笔在本子上写了写。伤口跟衣服上的血迹符合。
就算他当时正在思考这两种颜色的搭配很怪异，也没能思考多久。他的思绪被轮胎压到碎石子的声音给打断了，有人来了。
外头来了新闻记者，已经停了两辆小型的Maruti Omni箱型车，他们像马戏团小丑那样，从车内涌入了停车场，一堆的人、音响器材、B级摄影机。记者的存在，有如这所医学院，证明了此地的边缘化。在印度的其他地方，新闻频道相互竞争，抢先报道新闻；而在这里，新闻报道好像是团队行为，以今天的新闻报道为例，他们还一起搭车前来。16个人尴尬站在空荡荡的箱型车旁边，两位制作人根据摄影机和麦克风上的单色标志分配着设备。
米斯拉走了出去，阻挡他们前进，或者是在跟老友打招呼也说不定。我站在病房里，几乎听不到他们提高嗓门的声音，但是我知道接下来会发生的事情。我透过锻铁大门向外偷看，想要看到制片人把藏在掌心的黄色卢比纸钞塞到警长米斯拉手里。我没看见交易过程，但是我知道，只剩下几秒钟的准备时间，他们要过来采访了。
我把医院床单拉回去，盖住她的脸孔，走到病房的前头。相机闪光灯闪了6次之多，我一时之间什么也看不见。摄影小组把热烫的黄色灯光投射在我的额头上。接着，新闻记者把一堆麦克风放在我的面前，发射出一连串的问题。
“她是怎么死的？”
“她是被杀的吗？”
“是自杀吗？”
然后，来了一句回马枪：“你是谁？”
这些问题都很合理，但我不予回应。过去6小时以来，我的美国老板一直尝试联系埃米莉的父母，我还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已经听到消息了。也有可能在还没联络上他们以前，美国新闻频道就已经抢先报道了也不一定。
现在，埃米莉这个人已经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她的尸体的问题。我们努力拯救她的生命时存在的迫切感已经过去了，现在留下的是死亡所带来的一连串必然。她留下的肉身脆弱、易腐，而且不知怎的，许多人开始关注起她的遗体来。
“不予置评。”我一面说，一面眯眼望向摄影机无情刺眼的灯光。问题持续涌来，不过记者们的声音渐渐没那么急迫了。某位摄影师的眼睛闪烁了一下，他们想要找角度拍她的尸体。我举起手臂挡住他的镜头，但是穿着红色Polo衫的男人抓住我的手臂，准备将我推开。我拉着他，但失败了，他放了手，我的身体转了向。一瞬间，他们已经经过我的身边，把盖住她脸庞的裹尸布给拉了开来。
在刺眼的灯光下，她眼睛下方的血液变成暗紫色。那道伤口穿过颅骨裂缝，进入脑袋里。在印度的电视上，死亡这个重要的角色仅次于珠光宝气的宝莱坞名人。覆盖住的尸体与脚趾标签的高雅画面是用在美国报纸上的，然而在印度的新闻里，会先以无休止的个人悲剧蒙太奇手法，拍摄荒谬丑陋的情景，继之拍摄死者的脸孔，头、舌下垂的骇人画面。印度的死者可不会害怕上镜头。如果我的责任就是保护埃米莉，那么我的任务失败了。
今晚，印度各地电视会播出最新的新闻快报：美国学生死于菩提迦耶禅修中心。
警方怀疑是他杀或自杀。
在印度，不是每天都有美国人死亡。今天，她成为尸体后的名气会比她活着时还要大。在这一则新闻变成下一则新闻以前，全国的注意力都会放在这个点上。十亿人都有机会目睹她那张失去生命的脸庞。
我努力挤回摄影机前，但是记者们已经开始走人，他们已经得到需要的东西了。
警长米斯拉用左手平拿着一根沉重的手杖，他脸上的表情有如万花筒，同时表达出“你的500卢比很有用吧”和“我不知道这些家伙是怎么绕过我的”。不过，这对记者而言已经不重要了，他们开始鱼贯而出，进入等待的箱型车里。司机发动引擎，他们冲往禅修中心，去偷窥事故现场。
一分钟前，病房里还像马戏团似的，现在却有如坟墓般安静。我没别的事可做，只能继续守夜。米斯拉向我微笑，耸了耸肩，然后回到外头的岗位上。我再度一个人陪在埃米莉的尸体旁，新的现实来到眼前，我的学生惨死在印度的偏远地区，现在我必须负责将她的尸体送回美国。她死亡6小时后，遗体看上去跟劣质包装的厚肉块差不多。气温有可能在正午达到摄氏37度，要阻止腐败，所剩时间不多。
我来到医院的柜台，身穿南丁格尔制服的护士说，医院没有冷冻设备。此外，我必须等到政府规定的解剖验尸过程完毕后，才能取回她的尸体。她建议我坐在尸体旁边等医生来。
我等了又等。
最后，有一辆小救护车停在病房外，那辆车的品牌和型号跟记者用的箱型车是同一款。两者之间唯一的差别在于救护车移除了后座，以便放入轮床。两个男人出现了，他们穿着领尖扣在衬衫上的皱巴巴的商务衬衫，还有破旧宽松的长裤，说是要把尸体送去解剖。
他们粗手粗脚把她放入救护车后面，发出砰的一声闷响，接着在土路上开了半英里。我与尸体待在一起，坐在车子后面，车子迅速穿越医学院区，最后终于停在一栋又小又破旧的政府建筑物外头，铝制屋顶上面还有几个大洞。门上的牌子以印地语写着“解剖教室”。解剖教室看来像是已经十年没人在这里上课似的。几处高起的平台上设有几排座位，想必是为了让学生更能看清楚解剖的尸体。中间几排的一些椅子颠倒着放，整个空间都布满灰尘和鸽粪。教室的前面是黑板，还有一张冰冷巨大的黑曜石桌。他们把埃米莉的尸体放在石桌上，用挂锁锁住门。
“医生很快就会来了。”他们说完后，就退到角落后面，抽小支的手卷烟。我注意到建筑物外有弃置的衣物和好几大丛头发，显然是先前解剖留下的。
他们抽完烟后，其中一人带我去附近的一栋建筑物，这栋建筑物比解剖教室大多了。他们说，医学院院长在这里等着要见我。我到的时候，达斯医生正在一大堆文件中烦躁地扭着双手，他那一小片乌黑的遮秃假发略略歪了。
达斯医生身兼二职，不但要处理医学院的日常事务，还要为警方解剖尸体。有课时，他为医学院新生教授有关法医分析的全部细节，这也表示要在数十具送到他太平间且无人认领的尸体上，重现伤口是如何形成的。这是很受欢迎的一门课，所以这里才会有四个陈列柜，里头装满致命毒药与潜在的杀人武器，比如剑、匕首、弯刀、螺丝起子、钉了钉子的板球拍等。陈列柜最底下的架子，摆了一叠犯罪现场的相片，呈现尸体处于不同腐烂阶段的样子。在我们谈话时，他不时凝视窗户前挂着的医用骨骼。
“这个案例很特殊。”他开口。“死在这里的外国人并不多，所以我们处理的方式必须十分谨慎，有很多人在注意。”
身为学生的埃米莉，只不过是穿着印度服装、踏上心灵之旅、追寻圣地的少数美国年轻女性之一。现在她死了，却成了一起迅速窜起的国际事件，警方的官僚体系、大使馆的走廊、承担数万美元将遗体遣送回国的保险公司，都在关注这起案件。
而我心知肚明，一切就取决于达斯医生的死亡报告书。如果他认为尸体上的伤口可能是他杀所致，官方规定尸体必须交由警察看管，直到调查完毕为止。然而，这所医学院没有可长期保存尸体的设施，把她留在这里的话，尸体会严重腐坏，届时航空公司将会拒绝将尸体空运回美国。
另一方面，如果他认为死因是自杀，警方就会快速结案。然而，他解释道，她的家人——现在肯定知道她死了——信奉天主教，不会接受她自杀一事，因为天主教认为自杀者的灵魂会永久被地狱之火灼烧。事实上，他们可能会要求额外调查，证明是其他死因。
他缓缓摇了摇头。
“你看看，真是两难。”他忧虑地说，“要是她根本没死的话，事情就容易多了。”
活生生的肉体与无生命的尸体之间，有一条细到无法察觉的区别线。死亡的问题就在于，一旦跨越了那条线，所有对待人体的方法和规则也随之改变。达斯医生叹了口气，望向房间另一端的助手，对方正拿着两个空的宽口玻璃罐。
“也许我们该开始了。”他把手掌放在办公桌上，费力撑起身体。他抓着一只黑色的药袋，离开办公室，进入走廊，独留我一人面对几个装满医疗教学用品的陈列柜。
我没跟着他走，反而望着那个末端钉了一根生锈铁钉的板球拍，它就挂在恐怖的书柜里。铁钉的尖端弯了，一圈干硬的血迹轻轻垂在木头上。一想到达斯医生用板球拍打在无人认领的尸体上，重现伤口的模样，我就不禁全身颤抖起来。接着，就在我几乎已经忘记手机的存在时，口袋里的手机开始震动了起来。
在线路的另一端，半个地球之远，穿越一个海洋而来的嗡嗡声和劈啪声，是人在纽约的负责人的声音：“斯科特吗？要请你帮一个忙。”
两天后，橙色的太阳懒洋洋地从恒河平原地表低低浮起，缓缓上升，穿越天空。时间还早，但我没睡，筋疲力尽，眼睛布满血丝。过去两天，我在城里搜寻可靠的冰块来源，好让埃米莉的尸体保持冷却。最后在寺院的帮助下，我将数百磅冰块倒入她的棺材里。棺材是我们在木工厂做的。在倒冰块的时候，我尽量避免去看她的尸体。我们又一起把尸体移动了两次：先是从验尸室移到寺院，然后再移到一间小型的太平间里，在整件事的开始，院方的行政人员竟然漏了说其实医院里有小型的太平间。
美国的法医专家不相信印度的法医，所以在纽约的老板要我替埃米莉的尸体拍照，送回美国进行独立分析。我握着从学生那里借来的数码相机。虽然她已经在这里解剖，但是解剖结果无法确定。老板跟我说，要是没照相，她的家人可能会提出异议，尸体可能永远无法离开印度。
一辆警方越野车抵达我在的旅馆，载我去医学院。我坐在一名警察旁边，他配备着冲锋枪，他的脑袋向后倾，半梦半醒，眼睛忽开忽阖，似乎没注意到枪管又再度指着我的腹部。我不由心想，又经历了同一个画面。半小时后，我们抵达验尸室，那个警察还在睡觉。验尸室用挂锁锁住，一名头发灰白的助手翻弄着钥匙，他的手指似乎无法控制地一直颤抖。他暗示我，只要有100卢比，他的手就不会再抖了。
我努力绷紧神经，预期自己会心生排斥感。一想到要目睹她那具解剖后的尸体，直叫我恐惧不已。尸体是一回事，目睹外科医生处理过的尸体又是另一回事。我不禁想，他们拿出的会不会不只是她的器官而已，会不会有更重要的东西。我的胃不禁翻腾起来。
一分钟后，我进入验尸室，盯着被摆在金属轮床上的她。
医生们已经用粗陋的工具把她从上到下切割成两半，从脖根一路切到了骨盆。他们切开肋骨，检查心脏。为了查看脑部情况，还横向锯开额头和颅骨。他们剥开她脸部的皮肤，额头盖住眼睛，头皮往后拉。正如预期，他们看见颅骨内部有积血。血液压迫脑部，足以致死。
不过，外科医生并未就此停止。他们切了几片肝脏、大脑、心脏、肾脏，以便排除下毒的可能。为判定她是否遭强暴，他们还取出了部分的阴道、子宫颈和输卵管。他们把所有的器官集中放在三个宽口的大玻璃罐里，罐子上标示着“内脏”。然后，快递员把这些玻璃罐送到300公里外的实验室。最后，他们再把她缝起来，缝线宽而不雅。
调查结果就跟解剖过程一样残酷。验尸报告列出的正式死因是：“头部外伤导致休克出血，伤口看似从高处落下所致。”
我的感觉跟之前预期的不一样。有一种不同的——或许是更恼人的——情绪从我的胃部窜起，令我的脸颊发烫。
我觉得很尴尬，她的伤口并不会让我感到不安，我对伤口所做的心理准备，比我自以为的还要周全。令我痛惜不已的，反而是她的裸露。
埃米莉在世时，是个21岁的美丽女人，正处于人生的黄金期。她优雅健美的身材和仪态，足以让其他女孩子羡慕不已，而她本人却浑然未觉。她做瑜伽已有多年，身体处于生理健康的高峰，肌肉健美，皮肤完美无瑕。我所知道的埃米莉是一个个性坚强，对周遭一切处之泰然的人。
不过，在这里的她，裸着身体，已然死去。我现在所知道的埃米莉，比我想要知道的还要多。当她从机械装置里滑出来的时候，助手和我共同目睹了她私密的部分，那些原本是她的爱人才能享有的领地。她的内脏与某种防腐剂混合起来的味道，在空气中几可触及；她的腿、臀、胸、胃越了界，似乎应该禁止才对。可是，死者没有秘密。埃米莉一停止呼吸，就失去了隐私。她跨越到另一个世界，在那里，支配她的法律和习俗跟一周前不同。在这个世界里，她的双亲需要女儿的裸体相片。在这里，一群男人对着她的内里研究着、辨识着、思索着，而她丝毫不退缩。无论我们愿不愿意承认，我们人生中最亲密的关系就是我们与自身肉体的关系。死亡所带来的最后侮辱就是失去对肉体的控制。
躺在台子上的她的身体躯壳，跟她出生且与之成长的身体比起来，少了一些东西。伤口让她的体形受到损害，不过，医学院的病理学医生摘取器官所造成的破坏还要更大，她被切割，内里的一部分被送到该国另一端。这具尸体正是我们即将要诉说的故事，正是她的双亲哭泣的原因。但是，要把这剩余的她称作是“埃米莉”，或甚至是“埃米莉的尸体”，等于是在说谎。无论这要称作什么，都是残缺不全的，而且再也无法恢复到完整的状态。
我们让死者经历了奇异的蜕变。此处，在这个台子上，她的皮肤是一件皮囊，重要的内容都已经取出，利落的缝线缝起了她空洞的体腔。死了的她是一个对象，有待剖析，有待分送给利害关系人，比方说，记者将她的影像贩卖给网络，医师负责解剖，双亲想要拿回全尸。现在，我也成了链子上的一环，我是死者的搜集人和故事的讲述者。无论过去的埃米莉是谁，现在都已经消失了，留下的只不过是她的零件。每一个人的故事结尾都是一样的，无人能成为例外。
我检查了测光表，设定相机，准备拍照。我对着她的身体直按快门，快速连拍相片。我把她身体的每一寸都拍了下来，从她的脚趾一直拍到额头上深长的伤口。在不到一小时的时间之后，她就会在前往德里的飞机上，接着，再从德里飞往路易斯安那州，最后她将穿着双亲特地为她买的浅蓝色纱丽，入土为安。一位助手进来，抬起她的尸体，放入一辆正在等待的箱型车里。但我知道，有一部分的我将永远无法离开这个房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