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栋粉红色的三层建筑外观布满凹痕，内部鄙陋，离火车站只有几个街区远，绝对不会让人联想到这里是印度最成功的代理生子公司。不过，当奥普拉热烈讨论阿肯夏不孕诊所（Akanksha Infertility Clinic）时，这家位于快速成长的阿南德市内的诊所立刻一夜成名。该家诊所让捐赠者的卵子受精，将胚胎植入代孕母亲的子宫里孕育，以每周将近一个婴儿的速度，提供契约婴儿。
除了2007年，奥普拉那引起波澜的介绍片段外，其实阿肯夏不孕诊所创办人南雅·帕特尔（Nanya Patel）医生自2006年起便一直是许多人发表文章赞扬的对象，这些全都让帕特尔成了不孕中产阶级夫妻的救世主，也打开了美国孕事外包的大门。如今奥普拉的亲笔签名照就挂在诊所的显眼处，诊所也声称他们的等候名单上有多达数百人，更有新闻指出，阿肯夏不孕诊所每周至少会收到十几位新顾客询问有关代孕母亲的事宜。
现在，在我的眼前，穿着鲜艳橘红色纱丽的帕特尔医生，坐在一张足以占满房间三分之一空间的长桌子旁，沉甸甸的钻石珠宝就挂在她的脖子、耳朵和手腕上。她咧着一张大嘴笑着，露出半是礼貌、半是警戒的表情，招手请我坐在旋转办公椅上。我没预约就直接跑来这里，因为担心要是事先打电话，她会拒绝见我。尽管有许多颂扬的新闻，但是在我来访的数周前，批评文章接二连三开始出现，该家诊所将代孕母亲隔绝在有人看守的宿舍里，这种颇具争议的做法引来了抨击。
当中还有报道指责阿肯夏不孕诊所几乎无异于婴儿工厂。我问帕特尔，她对那些批评有何看法，她如此回应：“全世界的人都会指责我。女人会指责我，男人也会指责我，我才不要因为这样就一直回应这些人。”
她好像是为了证明自己的立场似的，接下来20分钟都礼貌回避我的问题。当我再度问起她关于宿舍的事情时，她就直接把我送了出门。不过，像阿南德这样的小地方，即使不用她的帮忙，要查到那些妇女住的地方也不是难事。
离诊所约一英里远的僻静街道上，有一间政府配给店铺，负责为无数的赤贫家庭发放配给米，店铺对面是一间外观矮宽的混凝土平房，被混凝土墙壁、带刺铁丝网和铁门包围着，警方曾将这栋平房当成仓库，用来存放警方突袭时缉查到的私酒（阿南德与印度古茶拉底邦的其他城市一样，是一座实施禁酒令的城市）。之所以采取这些安全措施，是为了避免贩卖私酒的人忍不住取回证物。
现在，这栋平房是阿肯夏不孕诊所两栋代孕母亲宿舍的其中一栋。在这里，代孕母亲虽非囚犯，但也不能自由离开。这些妇女全都已婚，至少生过一个孩子，她们牺牲自己的自由和身体的舒适，进入印度迅速窜起的医疗与生育旅游产业，成为代孕母亲劳工，在整个怀孕期间都要被关在这里。一个警卫穿着看似官方的制服，携带竹棍，在前门那里监看每一位妇女的行动。家人很少会过来看她们，但在多数情况下，是因为穷得没办法过来。
在这里，户外活动是被禁止的，就算只在附近街上走走也不行。要通过警卫那一关，她们必须先在诊所预约，或经过督察特殊允许才行。她们用自由交换得来的是一笔巨额的金钱（就其微薄的生活水平而言），不过在诊所的国外顾客都很明白，那样的金额简直就是剥削。诊所的主要顾客都是来自印度境外，阿南德的其中三家旅店，经常会有来自美国、英国、法国、日本、以色列的求子旅客预订。
我在翻译的陪同下，穿越街道，走到那间平房前。接着我露出友善的微笑，展现出坚毅自信的走路方式，顺利经过守门人。在民宿的主要住房里，约有20名穿睡衣的妇女正闲着没事做，她们处于不同的妊娠阶段，同时使用着古茶拉底语、印地语和一点英语，相互交谈。慢吞吞的吊扇扰动着停滞的空气，一台电视放在角落，这是我唯一能看见的娱乐，电视上正播放着古茶拉底的肥皂剧。一堆小铁床摆放得有如迷宫阵，占据了这个大小如教室的房间，还有一些铁床散置在走廊上，以及楼上的几个房间。这里住了这么多人，竟然毫不凌乱。每位代孕母亲都只有几件私人物品，也许少得刚好可以塞进儿童背包里。走廊另一端是存货充足的厨房，一名兼作居家护士的服务员正在准备午餐，是蔬菜咖喱佐烤饼。
这些妇女看到有访客来，又惊又喜。其中一位告诉我，很少有白人会出现在这里。诊所不鼓励客户与代孕母亲有私人关系，因为数份资料指出，这样等到交出婴儿时，事情会容易些。
我在翻译的帮助下，跟那些妇女说，我来这里是要深入了解她们的生活状况。个性聪明热心、处于怀孕初期的狄可莎自愿充当发言人，并自我介绍说她其实以前是这家诊所的护士。她离开家乡尼泊尔，来到阿南德找工作，留下了两个学龄孩子。她解释说，她当代孕母亲赚到的钱，就跟全职照顾代孕母亲的钱一样多。她要把赚来的钱用在孩子的教育费上。狄可莎说：“我们很想家人，但是我们也知道，待在这里，可以让想拥有家庭的女人能够拥有一个家。”她说，她和同住在宿舍的妇女每个月可收到50美元，每3个月可收到500美元，生产时结算。
她们都说，成功的阿肯夏代孕母亲大约可赚得5000至6000美元，如果怀的是双胞胎或三胞胎的话，还会再多一些（另外两家以国外夫妻为服务对象的印度代孕诊所告诉我，他们会付6000至7000美元）。但若是流产的话，也可保留流产前收到的钱。不过，要是她选择堕胎的话（契约允许堕胎），那么就必须赔偿诊所与客户所有的费用。在我采访的所有诊所中，没有一位代孕母亲选择堕胎。
狄可莎是我见过的阿肯夏代孕母亲中，唯一有教育程度可言的。代孕母亲大多来自乡下地区，对于部分妇女而言，帕特尔每周数次派去宿舍的英语家教，就是她们首次接触到的学校教育，不过，她们到这里不是来学英语的。大多数的妇女是看了当地报纸的广告，才知道这家诊所会付现金给愿意代孕的妇女。
阿肯夏不孕诊所并不是唯一把代孕母亲隔绝起来的诊所，其背后的正当理由就是有助于医疗监测，而且也可以为妇女提供比家乡更好的环境。26岁的加州主妇克里斯廷·乔丹便是因为得知有些诊所会雇用“基本上极为贫穷且完全是为了钱才代孕的妇女”，才选择了一家德里的诊所。那家诊所招募受过教育的代孕母亲，而且不会把她们隔绝起来。可是，阿肯夏不孕诊所的代孕母亲跟我说，若是她们大肚子回到家乡，肯定会招来不少闲言闲语。但即使如此，宿舍里那些比狄可莎待得要久的代孕母亲，对于这整个安排似乎不觉得很愉快。
我坐在巴娜旁边，她已是大腹便便，粉红色睡衣被撑得鼓鼓的，脖子上戴了一条金子做的盒式项链坠。她的年龄看起来比别人大，神情也最为疲累。她跟我说，多年来，这次是她第二次在这里代孕。除了偶尔去做产检外，她将近3个月都没离开这栋建筑物，也没人来看她。不过，代孕可拿到5000美元，她做10年的普通劳动工作也赚不到这么多钱。
我问她对整个代孕经验有什么看法，她说：“如果流产的话，就没办法拿到全额，我不喜欢那样。”不过，她说能住在这里，不是住在诊所的另一间宿舍，就谢天谢地了。她说的那间宿舍就位于几个城镇外的那迪亚德（Nadiad），环境没那么好。我问她，交出婴儿后会发生什么事，她回答，剖腹产会让她元气大伤。她说：“我会在这里再待一个月恢复身体，等身体好了再回家。”我采访的代孕母亲当中，没一个是选择用阴道分娩的。虽然在一般情况下，剖腹产对婴儿造成伤害的风险较高，孕妇在生产时的死亡风险也会增加一至三倍，但是医生还是极为依赖剖腹产。毕竟，剖腹产比阴道分娩要快速，而且可安排时间进行。
第二位孕妇加入我们，她有着深棕色的眼睛，穿着绣了粉红色花卉的宽松长洋装。我问她们，会不会觉得交出新生儿是很难的事情。第二位孕妇说：“或许放弃婴儿还比较容易，毕竟新生儿长得不像我。”
其实阿肯夏不孕诊所并不担心妇女会想把孩子留在自己身边，也不太担心妇女会不想交出孩子而提出诉讼，之所以要密切监控代孕母亲，是因为担心有些妇女可能会自行投入这门产业。因为在2008年时，前代孕母亲鲁宾娜·曼道（Rubina Mandal）认为阿南德的模式是欺诈的绝佳平台，开始伪装成阿肯夏不孕诊所的代表，诱骗美国人预先支付健康检查费用。
阿肯夏不孕诊所网站张贴了一则警示：“曼道女士不是医生，她是诈骗犯，已知她诱骗了多对无辜的夫妻，因此在跟她应对时，请务必多加留心。此外，曼道女士可能会利用本诊所的名称，诱骗无辜的夫妻。”警示下方则是一张粗粒子的黑白照，是戴着黑色项链、头发完美中分的曼道。我可以理解诈骗行为的出现，只不过这种行为实在可恶。代孕的潜在利润很高，因此部分妇女想要分得更多钱。迄今，曼道尚未被逮捕。
2002年时，印度便已经让代孕合法化，这是印度政府促进医疗观光的其中一步。自1991年起，印度向资本主义靠拢的新政策生效，私钱开始流入印度，助长了服务外国人的世界级医院兴起。在印度可低价孕育胎儿，不会受到政府官僚作法阻碍，这个消息流传开来，促使印度代孕观光业得以稳定成长。从体外受精到生产的整个过程，帕特尔的诊所收取15000至20000美元的费用；虽然美国有少数几个州允许有偿代孕，但足月生出孩子的代价却是5万至10万美元不等，而且很少有保证会给付费用。德里代孕顾客乔丹表示：“印度的优点在于妇女不会抽烟喝酒。”即使美国代孕契约也大多禁止代孕母亲抽烟喝酒，但乔丹说：“我比较相信印度人说的话，美国人比较不可信。”
虽然难以取得较准确的数字，但是现在印度代孕服务每年起码会吸引数百名西方客户。自2004年起，光是阿肯夏这一间不孕诊所，就已经通过代孕母亲，让至少232名婴儿诞生到这世界上。截至2008年，阿肯夏不孕诊所已雇用了45名代孕母亲；帕特尔表示，每天至少有3名妇女来她的诊所，希望能成为代孕母亲。同时，印度其他的生育诊所起码还有350家，可是自从政府不追踪代孕产业后，已经很难查出实际上有多少家提供代孕服务的机构。
孟买的希拉南达尼（Hiranandani）医院夸口有独特的大型代孕计划，并训练外部的不孕科医生找出并招募有可能代孕的妇女。医院网站上的其中一个网页宣传着授予经销权的机会，宣称印度各地想创业的生育专家如果想设立有孟买背景的代孕机构，都可以跟院方联络。印度的医学研究委员会预测，到了2012年，包括代孕服务在内的医疗观光产业将可创造23亿美元的年收益。德里的不孕科医生阿努普·古普塔（Anoop Gupta）更表示：“代孕就是新形态的领养。”
尽管预测这是一个会大幅成长的产业，但是印度官方并未监管代孕产业。印度政府对于代孕母亲的诊疗事宜，并未制定具法律约束力的标准，邦政府或国家当局也没有权力管制代孕产业。诊所（例如阿肯夏不孕诊所）基于经济原因，会确保胚胎的健康；然而，诊所若想缩减代孕母亲费用与产后照护，用来降低成本的话，是没有什么可以阻止他们的，而且出事的话，也没有法规确保他们会负责。
比方说，2009年5月，年轻的代孕母亲伊丝瓦莉就在孔巴托市（Coimbatore）的依斯沃利生育诊所（Iswarya Fertility Clinic）生产后死亡。2008年时，伊丝瓦莉的丈夫木鲁刚看到报纸广告征求代孕母亲，便要求她签约，好让家里有额外的收入。而伊丝瓦莉是一夫多妻婚姻里的第二任妻子，因此很难拒绝丈夫的要求。虽然她平安度过怀孕阶段，生出一名健康的孩子，可是之后却开始大量出血，但诊所却毫无准备，无法处理并发症。当时诊所无法停止伊丝瓦莉的出血状况，职员叫木鲁刚自己叫救护车，送到附近的医院，但伊丝瓦莉在送往医院途中就已死亡。
之后孩子还是依照合约送到顾客手上，依斯沃利生育诊所更否认有任何不法行为。不过，丈夫向警方投诉，说他妻子快死的时候，诊所根本就是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最后官方的调查也敷衍了事。我寄了封电子邮件试图联络这家诊所，等到近半年之后，诊所才终于回信。诊所的某位医生写道，因为孩子的头太大，所以伊丝瓦莉“产生严重的血管内弥漫性凝血不良”。这位自称是亚伦·慕瑟维（Arun Muthuvel）的医生又说，尽管医疗团队已输注了7瓶血液，并叫来另外几位外科医生，却还是救不了伊丝瓦莉的性命。伊丝瓦莉是否能获救仍是一个疑问，唯有彻底的调查才有可能找到答案。可是，没人有权力调查这类案例，这也等于表示当发生医疗失误时，患者都得相信医院的说法，认为院方是根据最高的医疗标准行事。不过，现在印度议会正在制定法规，以期解决社会对代孕的若干疑虑。议会预计于2011年底准备正式审议该法案，但现在还不确定哪个机关要负责执法。
管制监督的责任最终很有可能会落在邦政府的头上，不过究竟是哪个部门可能会负责检验或管制生育诊所呢？我想要找政府里的某个人对此发表评论，可是这过程却像是烫手山芋。我前往古茶拉底的官僚中心，去了6间不同的办公室，打电话给3位局长，才终于获得了一个模糊的答案。古茶拉底邦医疗服务局副局长苏尼尔·亚维夏（Sunil Avasia）在简短的访谈中表示：“在邦政府层级，没人监管代孕事宜。”
一讲到道德操守，就好像身处于蛮荒的美国西部似的。亚维夏说，法律就别提了吧。“没有规定。”亚维夏对于这个主题只愿意发表如此的评论，“也许你应该跟我的上司谈。”唉，但那位上司根本不回我的电话。也没有人费力去管制代孕合约，保障弱势的代孕母亲。只要代孕母亲生出的婴儿有印度政府核发的出境许可证，那么让婴儿取得美国护照就很简单了。
同时，帕特尔的顾客也把代孕母亲住宿方案视为某种保险单。来自柏克莱、年已40岁的艾丝特·科恩表示：“医生跟我说，可以在加州斯托克顿市找到人，可是我不知道对方在吃什么，在做什么，我很担心对方所处的实际环境是怎样的。不过，在这里，他们都安排好了，代孕母亲的唯一目的就是为某个人怀个健康的宝宝。”科恩与丈夫共同经营外卖公司，并在周末时教导儿童学习犹太道德。
我在洛克西（Laksh）旅馆的门厅跟科恩见面，洛克西旅馆的服务对象是阿肯夏不孕诊所的求子旅客。许多人都经历了价格昂贵且时时担忧的求子过程。这趟印度之旅可说是最后的尝试，在经历了一连串失败的生育治疗之后，这是最后一个上好的选择。科恩努力试着怀孕，试了好几年，在全面的检查后，医生告诉她，她永远无法怀孕，但她也不想要领养孩子。后来，她读了一篇讲述帕特尔医生的报道文章，当下就知道自己想要来阿南德。她说：“钱当然是其中一项因素，不过那好像是出于我的直觉，我必须要来这个地方。”科恩和丈夫决定隐瞒代孕的事情，不让朋友和邻居知道，起码要等两人带了婴儿回家再说。
在美国，代孕母亲及客户在去生育诊所之前，必须先建立关系，可是科恩几乎不曾见过莎拉吉，也就是阿肯夏不孕诊所雇来帮她代孕的妇女。双方只在诊所见过一次面，那次是她丈夫的精子和捐赠者卵子结合所产生的胚胎植入莎拉吉子宫的数分钟后，而那已经是9个月前的事情了。科恩返回阿南德已有3天，却还没去看莎拉吉。科恩说：“诊所希望我们保持距离，他们试图明确一点，这是她的工作，她是容器。”
不过，这里就是商业代孕的道德观让人混淆之处。科恩表示，莎拉吉给她的，是人所能给的最宝贵的礼物，接着她又说：“诊所不会让妇女做代孕母亲超过两次，因为他们不希望妇女只是容器而已，代孕不该是工作。”
那么，应该如何看待代孕呢？奥普拉让珍妮弗与肯德上节目，这对没有孩子的夫妻什么都试过了，就是负担不起美国的代孕费用。最终在帕特尔的协助之下，珍妮弗变成了妈妈，一名印度妇女脱离了贫穷，这项交易半是生意，半是姐妹情谊。这家诊所也把代孕包装成这种形象，坚称妇女提供子宫是出于一种共有的责任感，并不是单纯因为她们需要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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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跟孟买一位处理代孕事务的杰出律师阿米特·卡克汉尼斯（Amit Karkhanis），约在时髦的旅馆里喝着一杯8美元的咖啡。卡克汉尼斯说，利他主义这种措辞使得诊所在与代孕母亲谈薪资时占了上风。同时，诊所、客户和代孕母亲所签订的合约，对于所提供的服务类型都含糊带过。“是工作，还是慈善呢？”卡克汉尼斯以夸张的语气问道，一条眉毛扬起，然后提出自己的意见：“代孕是一种职业，就是这么简单明白。外国人来这里又不是因为喜爱印度，他们来这里是为了省钱。”如果代孕被视为工作，那么代孕妇女为何不能获得符合市场行情的薪酬，弥补她们待在医院里的时间？
虽然印度的生活费用和收入潜力远低于美国，但是仍有可能比较这两国的代孕母亲与诊所的相对费用。在美国，夫妻支付的总款项当中，通常有一半或四分之三是付给代孕母亲，而阿肯夏不孕诊所的代孕母亲只会获得总款项的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律师乌沙·斯莫顿（Usha Smerdon）——她经营Ethica这个以美国为据点的领养改革团体——在电子邮件里告诉我：“代孕是一种劳动形态。只不过，这个行业会剥削劳力，跟西方消费主义所促成的童工和血汗工厂很类似……有人认为，在这些差别极大的权力互动关系里，代孕母亲是真正自愿提供服务，而医院是基于利润动机在台面上运作。然而，我并不认同这种看法。”
除印度外，世界上只有少数几个国家允许有偿代孕，例如美国、比利时、加拿大、以色列、格鲁吉亚，而且这些国家大多实施严格的规范制度。法国、希腊和荷兰甚至禁止无偿的代孕，而且包括印度在内的这些国家都认为代孕并非合法的职业。美国将相关法规交由各州自行制定：8个州认可并支持代孕，还实施代孕母亲的健康保护措施与辅导；6个州完全禁止代孕；其他州则将代孕合约视为不能强制实施的合约，让代孕事宜交由法院通过判例法处理，或者干脆就忽略有代孕之事。
虽然印度医学研究委员会已构思出代孕方针提案，将针对阿南德和其他地方一些常见的做法提出警告，比方说，以后可能不会再担当诊所从事代孕交易中介的角色。不过，这些作为国家法规起点的规定并不具有约束力，而且还忽略了其他显而易见的道德议题，比方说，是否可以强制代孕母亲剖腹产？将代孕母亲隔绝起来，实施严格的医疗监管，是否违反个人自由这项基本原则？
而受精卵的植入又是另一项困难的议题。若为健康的年轻女性，美国生殖医学会建议，美国医生在妇女子宫内植入胚胎时，每次只能植入一个，绝对不能超过2个。但印度的指导方针则建议，在代孕母亲身上植入的胚胎不得超过3个。不过，帕特尔的诊所却经常一次就使用5个胚胎，因为使用较多胚胎可提高成功率，但也会造成多胞胎，让孕妇面临较高的风险，往往导致早产（采用剖腹产）以及严重的婴儿健康问题。
虽然受孕的成功率是不可能被证实的，但是阿肯夏不孕诊所声称植入成功率达到44％（这个数据跟印度其他诊所类似），而美国的常态成功率则为31％。我在阿南德碰到的代孕母亲中，有好几位都怀着双胞胎。若有3个以上的胚胎成功着床，阿肯夏不孕诊所就会选择性地放弃一些胚胎，让胚胎总数减少到可控制的程度。该家诊所经常这么做，而且没有经过求子双亲与代孕母亲的同意。
至于诊所把妇女关在宿舍里的议题，印度代孕方针也闭口不谈，律师卡克汉尼斯认为这种做法属于违法行为，他跟我说：“阿南德模式完全是错误的。根据印度刑法，像他们那样监禁代孕母亲是非法监禁。”
代孕方针明确指出，“应该由夫妻负责，通过广告或其他方式寻找代孕母亲”。但阿肯夏不孕诊所却在当地的报纸上，到处发广告寻找代孕母亲，甚至有许多医院已雇用猎头，藉以因应需求。
在位于孟买且有着壮观建筑物的希拉南达尼医院里，凯达·冈拉（Kedar Ganla）医师把我介绍给一位瘦削的女性，她的名字叫做夏雅·帕嘉里，帕嘉里受雇于冈拉医师，负责直接招募贫民窟的妇女。这位40岁的“医疗社工”（冈拉是这么称呼她的）不安地坐在冈拉的办公室里，支支吾吾地回答我的问题。她的履历贫乏得很，倒不如说她是个“招募专员”还比较合适。冈拉每接受一位帕嘉里介绍的代孕母亲，就会付给帕嘉里750000卢比（约1750美元）。她跟我说，今年他已经接受3位。这表示她赚到的钱比她招募的那些代孕母亲还多。帕嘉里说：“我们掮客彼此之间几乎都是一直竞争着寻找代孕母亲。”
古普塔医生做事的方式与其他从业者略有不同。他经营德里体外受精诊所（Delhi-IVF），也就是我遇到的加州顾客克里斯廷·乔丹光顾的那间诊所。这间诊所的候诊室里充斥着爱讲话的客户。阿肯夏不孕诊所有着俭朴清苦的氛围，但是德里体外受精诊所无论白天还是黑夜，木镶板的墙壁和打着明亮灯光的水族缸都散发出安全温暖的感觉，印度的医疗设施往往都缺乏这种气氛。
穿着绿色手术服、戴着蓝色发网的古普塔，不停地忙东忙西，少有时间回答我的问题。于是，他让我观察那些川流不息的客户，最远有从爱尔兰和加州来的，最近的则来自几个街区外。多数人来这里是为了接受定期的生育治疗，不过古普塔这个月已经至少把7位代孕母亲列在名单上了。“印度政府让领养变得很困难，但通过代孕母亲，让你获得带有你基因的孩子，却是合法又容易的事情。”医生一边说，一边把透明的凝胶大量涂在超音波机器的板子上。他认为，唯一的难题就在于要找到那种不是出于绝望而代孕的女性。这件事他交给医疗统筹专员西玛·金道（Seema Jindal）去执行，她是有执照的社工，也是该家诊所的护理师。她的招募方式像是在传福音一样：“我在社交场合碰到女性时，几乎每一个我都会问她，是否考虑过代孕。”她招募的妇女都已完成大学教育，经济情况还算不错，不用依赖诊所付的款项来满足基本生活需求。她说：“不然的话，她们怎么知道自己有没有被剥削？”
金道表示，在这次访谈的数个月前，她刚好搭了火车前往古茶拉底邦，亲自去打探帕特尔的营运状况，一方面是为了搜集那些可能有助于自家诊所提升营利的交易秘诀，一方面是为了仔细查看帕特尔的诊所有哪些缺陷。她认为，代孕母亲住宿方案简直是把妇女当成家畜对待。她们在整个怀孕期间，只做3件事。她说：“一是坐着，二是聊天，三是睡觉，这不太正常吧。”
在金道所招募到的妇女当中，有一位是32岁的社工，她的名字叫桑珠·拉那，刚好来这里照超声波。拉那跟帕特尔的代孕母亲并不一样，她受过大学教育，打算代孕期间仍做全职工作。诊所答应付给她7500美元，她也有古普塔的直拨电话号码。在代孕期间，已有两个孩子的拉那得知自己竟然怀了双胞胎，非常讶异。她告诉我，她很担心，但还是把两个胎儿怀到足月。她提及那对雇用她的美国夫妻：“那对夫妻人很好，一直没有孩子。”
代孕市场就跟其他的人体组织市场一样，把利他主义和人道捐赠的观点融合进了医疗盈利。因为代孕的医疗程序费用十分高昂，导致许多西方妇女都被排挤在外，因此，如果把代孕母亲市场扩展到印度，肯定能让更多西方妇女受益。然而，印度这块新市场充其量只是把成本向下转嫁而已。
在印度市场兴起之前，原本只有美国上层阶级负担得起代孕母亲的费用。现在，已是中产阶级都快能负担得起的价位了。然而代孕往往会引起道德疑虑，但同时其产业规模的扩大，使得代孕这个议题更具急迫性。已经有数百家新诊所准备好要开业，代孕经济的步调如此快速，但人们对于代孕所造成的影响，了解却是有限。
新的儿童人体市场涵盖了存有道德疑虑的领养、捐卵和代孕等做法，人们对于生殖和组织幸福家庭这两项最基本的需求，使得这三门生意密切相关。身为顾客的求子父母往往没有察觉到供应链的复杂度，有可能不小心就轻易跨入了危险的领域。这三种因求子而生的市场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急剧增长，在人体市场上买儿童，比以往更加容易了。
此时，艾丝特·科恩也不再没有小孩了。自从我们在阿南德会面后，经历了5周的时间，她的新生儿才终于取得美国公民的身份，获得了美国政府核发的蓝底银字闪亮护照，以及印度政府核发的不反对申请护照证明。科恩已从烟雾笼罩与乱成一团的阿南德，回到了北柏克莱的宁静小区，接着，成为母亲后的现实迎面而来。
她与丈夫亚当住的小公寓，现在已觉得太拥挤，这对夫妻期待着搬家。亚当以前每天弹的电子琴，如今放在房间一角，不再使用，房间被婴儿床和各式婴儿用品给占据了。科恩一边和我聊天，一边把丹妮尔放在自己的膝上颠着玩，丹妮尔是健康的蓝眼睛小女孩。科恩说：“我们待在印度的日子，好像已经是一千年前的事情了。不过，我们很感激莎拉吉给我们的。”
虽然莎拉吉希望能采用阴道分娩，但最后诊所仍选择用剖腹产的方式接生丹妮尔。科恩回想起移交孩子的情况，这样说道：“她的眼神流露出强烈的情感。这对她而言很困难，你可以看出她有多么关心丹妮尔。”不过，婴儿终究还是必须跟自己的母亲回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