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色彩节的前几天，在闷热的印度边境城镇哥拉浦（Gorakhpur），一位瘦削虚弱的男人跌跌撞撞走向一群农夫。他的皮肤苍白，眼睛下垂，两只手臂上有好几排紫色的针孔。其实尼泊尔的赤贫情况要比印度更严重，从尼泊尔涌入印度的难民多达数千名，而哥拉浦正是他们进入印度后的第一站。多年来，无数难民的艰辛故事已经使农夫本能的同情心麻木了，在农夫的施舍清单上，有毒瘾的人排名更低。因此当这个男人求农夫给他钱坐公交车时，起初农夫并不予理会，但那男人不死心，还说自己不是难民，是从临时监狱里逃出来的，把他关起来的人抽他的血卖钱。农夫这才放下原先麻木的情绪，打电话报警。
过去3年以来，这个男人一直被囚禁在一间用砖块和锡料搭建的小屋里，距离农夫喝茶的地方，走路只需要几分钟的路程而已。他手臂上的针孔并不是吸食海洛因造成的，而是劫持者反复用中空注射器扎他的皮肤所致。劫持者是残酷无情的现代吸血鬼，但同时是当地酪农，也是受人敬重的地主——帕普·亚德哈（Papu Yadhav）。亚德哈之所以监禁那男人，是为了抽取他的血液，再把血卖给血液银行。某次，亚德哈离开时，忘了把门锁上，这个男人才得以趁机脱逃。
这个瘦削虚弱的男人带警察前往他被关了3年的地方，那是一栋仓促兴建的简陋小屋，夹在亚德哈的混凝土住家和牛舍之间。铁门上的坚固门闩上，挂着一只铜制的挂锁。警方透过厚度仅四分之一英寸的铁门，听见里头有人发出含糊不清的声音。
警方打开门锁，里头简直像是恐怖片里才会出现的病房。静脉点滴挂在临时的点滴架上，患者呻吟着，好像正要从梦魇中恢复过来。共有5个瘦削虚弱的男人躺在木板床上，几乎抬不起头来，无法向访客招呼示意。屋里的空气很闷热，跟所谓的消毒环境简直是天差地远。太阳照射在他们脑袋上方的锡屋顶上，让屋里的热度加倍，有如置身于烤炉里。其中一个男人用呆滞的目光凝视着天花板，他的血液蜿蜒通过管子，缓缓流到地板上的塑料血袋里。他已经虚弱得无法反抗。
他身旁有一个瘫软的尼龙袋，已装满5品脱（1品脱≈473毫升）的血量，里头还有19个空的血袋有待装满。每个血袋上都有看似官方认证的当地血液银行贴纸，另外还贴有中央监管机构的条形码和封条。
而这栋小屋并非是唯一的监牢。接下来的数小时，警察突袭了这位酪农土地上的另外5栋小屋。屋内情景一个比一个糟糕，受害者几乎都是濒临死亡的边缘。最后警方总共救出17人，受害者大多瘦弱不堪，被困在医院检核发放的血液引流设备旁边。这些遭受囚禁的受害者说，有一位化验员每周至少替他们抽两次血。还有人说，自己已经被囚禁了两年半。媒体很快就报道了这家血液工厂，其提供的血液占了哥拉浦血液供应量的极大比例，哥拉浦的医院之所以能坐拥充裕的血库，全有赖于这家血液工厂。
当晚，警方将受害者尽快送往当地的市民医院治疗。医生说，他们从来没看过这种情形。人体的血红素负责提供氧气给身体各部位，如果血红素浓度过低，有可能会造成脑部损伤、器官衰竭及死亡。而健康成人每100毫升的血液，就有14至18克的血红素；然而，这些受害者平均却只有4克血红素。他们已经失去了重要的血液，濒临死亡，全都皮肤苍白，因脱水而皮肤发皱。当时值班医生苏曼（B. K. Suman）最先见到警方戒护下的患者，他表示：“你捏他们的皮肤，被捏的皮肤会一直停留在那里，像是成型的黏土。”
受害者的血红素浓度太低了，但医生同时也担心，要是让受害者的血红素浓度上升太快，可能也会出问题。其中一位医生告诉我，受害者的身体已经习惯失血状态，为了让受害者存活下来，必须投以铁质补充剂，并辅以放血疗程，不然的话，受害者有可能会因为循环系统含氧量过高而死亡。
这些受害者在遭到囚禁数周后，就会因失血而变得虚弱不堪，连逃跑的念头也无法生起。有几位幸存者在警方面前回忆道，原本这里有更多的人，不过，亚德哈一发现捐血者病重到濒临死亡，就会把他们放到公交车上载出城外，这样他们的死亡就会是别人的责任了。
亚德哈保留了许多详细的记录，载明了他把多少的血液量卖给当地的血液银行、医院及个别的医生，还记录了对方支付的巨额款项。这些记录也让警方了解到整个血液工厂的运作状况。负责该案的哥拉浦副警长维希瓦吉·司里瓦司塔（Vishwajeet Srivastav）表示，根据记录，亚德哈最初只是小商家，只经营乳品生意。刚开始，他会在哥拉浦的公车站和火车站，寻找有毒瘾的人以及有可能捐血的穷人，那时至少是纯粹的交易行为。
他开出一品脱血液3美元的价码，这笔钱可让捐血人购买数天的食物。卖血虽是违法行为，却也是轻松赚钱的方法。亚德哈轻松就能卖掉血液，迅速获利，一般血型是一品脱20美元，罕见血型最多可卖150美元。但在不久之后，情况就逐渐恶化了。随着业务的成长，亚德哈厌倦了在转站处找人，开始为捐血人提供临时宿舍。由于捐血人就住在他的屋檐下，因此他用胁迫的手段、虚假的承诺和上锁的门来控制捐血人的命运，也就是迟早会发生的事情了。
随着血液生意变大，亚德哈需要帮手，便雇用了前化验员杰扬·萨卡（Jayant Sarkar）。萨卡曾在加尔各答经营一家地下血液农场，但到了1990年代晚期，被逐出城外。当亚德哈和萨卡两人联手经营他们的血液工厂时，理所当然地成为该区的一大血液供货商。血液农场的概念跟亚德哈的牧场很类似，正因为两者密切相关，因此他也让牛舍和人舍相邻，以节省空间。
在警方第一次突袭发生两个月后，围捕了9个人，包括监督抽血状况的化验员、想赚取额外利润的当地血液银行秘书、运送血液至哥拉浦各处的中间人以及负责照顾血贩子的护士。而萨卡一嗅出有麻烦的气味，就成功逃出城外，亚德哈则在住处附近被捕，入狱服刑9个月。受害者在市民医院住了一个月院后，才终于回到印度或尼泊尔的家乡。
我们很容易就把惨绝人寰的哥拉浦血液农场视为独立事件，认为这种反常现象只会发生在文明世界的边缘，跟其他地方的血液供应并无关联。然而，血液农场的存在，其实恰巧就证明了市场里的人体组织流通状况，存在着更为深层的问题。只要有热切的买家不关心供应方式或者不在乎人体组织来源，那么血液农场就一定会存在。一旦医疗人员什么也不问就愿意付钱买血，肯定就会有人利用这种情况，大幅提升利润。其实，全球的志愿捐血体制十分脆弱，供应量只要稍微受到影响，就可能立即引发像哥拉浦那样猖獗的商业化盗血行径。
就在亚德哈获释前夕，我抵达哥拉浦，希望能更多地了解这座拥有200万人的城市怎么变得如此轻易地依赖血液农场。这座城市里的诸多越轨行为延展出常态的疆界，这种情况在印度绝对不是个案。
哥拉浦坐落于印度与尼泊尔的边界，既是充满混乱和污染的新兴工业都市，也是印度乡间特有的贫穷之城，仅有一条铁路线和一条维护不佳的道路连接着哥拉浦与首府拉克瑙（Lucknow）。然而，哥拉浦仍是一连串密集村落的中心，堪称是世界上人口最密集的乡村地区。在周围将近100英里内，哥拉浦也是唯一具备都市基础设施的定居点，因此是重要的前哨，亦设有政府机构。但是这座人口多达200万的城市正处于困境之中，它无法为有着大片田地的乡村提供基本服务，此外，开发的程度也很低。这座城市其实是建立在诸般匮乏的根基之上。
当中最为匮乏的当属哥拉浦那些已负担过重的医疗设施，对于需要医疗的数千万个乡村农夫与移民劳工而言，那些医疗设施就是他们赖以生存的生命线。医院往往会补贴医药费，有时还会免费治疗，因此吸引了许多弱势群体前来。以庞大的巴巴兰达斯（Babba Ram Das）医院院区为例，即使拥有将近12栋建筑物和救护车车队，仍有好几排的乡村患者排队排到了大门外，其他大型医院的情况还更加糟糕。
超量的患者引发了数个重大难题，其中以血液供应问题最为重要。因为即使是像接生这样的平常医疗，也会造成血液需求量增加，这是因为在处理需剖腹产的孕妇时，必须备有至少两品脱的血液，以应付并发症。而会来哥拉浦医院的数百万移民，不是已经生了病，就是身体状况差到无法捐血，能够捐赠血液的理想候选人，实在少之又少。
因此，一场风暴于此成形，不当医疗与违反道德的行径相应而生。要当地相对较少的人口自愿捐血来补足血液库存量，是不太可能成功的事情，因此医院所剩的选择不多，只能仰赖当地血液贩子。
从亚德哈的血液农场走路约5分钟的路程，就可以看到一块蓝白色的霓虹灯高挂，上头写着法蒂玛（Fatima）医院，这是哥拉浦五家血液银行之一。在法蒂玛医院那道由砖块和铁制成的大门里面，正四散着混凝土碎石和建筑废料，原来医院正在进行重大修建工程，处于荒废状态。不过，血液银行太重要了，即使在修复期间也不能关闭，不能不运作。因此，负责资助施工的教会也特别确保血液银行会先完成施工。不过那就表示现在我得小心避开流浪猫，穿越一堆堆钢筋、沙土，爬上尚未完工的阶梯，然后才能抵达血液部门。
我一踏进血液部门，就宛如置身于另一个世界里。血液部门里头摆满了尖端仪器，比方说：一个零度以下的冰箱，可储存血液几乎达无限久；数台崭新闪亮的离心机，可用于分离血液。这个部门是由吉久·安东尼（Jeejo Antony）神父创办，他负责经营法蒂玛医院，服务当地教区。可是，就算拥有全世界最好的高科技仪器，也无助于解决他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他跟我说，他们搜集到的血液几乎不足以满足这家医院的需求，至于哥拉浦，就更不用提了。他说，问题在于印度人大多不会自愿捐血。接着他又表示，许多当地人都很迷信，认为失去体液会让自己的余生都虚弱不堪。哥拉浦之所以开始依赖职业血贩子，这种迷信看法便是原因之一。
“亚德哈只不过是代罪羔羊，血液交易的背后有更多人参与其中，不只是像他那样的下层人士而已。”当他听我提起这起案件时，便如此表示，然后又说：“每一家疗养院，每一家医院，都有中介的存在。医生需要用血时，总之就会安排妥当。”
他领着我在实验室里四处参观，接着带我下楼，前往他那间奢华的办公室，倒了一杯拉茶给我喝。等我们俩都放松后，他跟我说，他从卡拉拉邦的家乡搬到哥拉浦，是为了改善人们的生活，可是，现在他不确定自己所创办的捐血银行是否真能减轻人们的压力。他说现在已经有其他人取代亚德哈那一帮人。警方逮捕亚德哈一周后，对血液银行的血液需求量上升了60％。不过，一年后的现在，“需求量已下降”。哥拉浦没有新开的血液银行，也并未突然涌入捐血人，总之血液是从某个地方来的。
在印度，合法的血液捐赠行为其实跟世界上的其他地方略有不同。由于很少印度人愿意基于纯粹的利他主义捐血，因此患者需自行提供捐血者，请捐血者捐血给血液银行，把手术期间会用到的血液品脱数给补足。一旦患者透过朋友获得血液捐赠认可后，就可以取得一单位配对成功的血液，供自己的手术使用。理论上，这表示亲友必须自告奋勇前来协助患者，但是，现实情况却是大相径庭。多数患者不会要求有关系的人捐血，反倒依赖非正式的职业卖血者，他们会在医院前面徘徊不去，愿意捐血换得一小笔金额。
安东尼神父说，他无法阻止卖血行为。医院处于两难之中，拯救手术台上的患者性命，就有可能剥削捐血者。站在临床的角度来看，患者就要死于手术台时，买血似乎是两害取其轻的选择。他跟我说，这家医院的规模太小，无法吸引半职业的捐血人，不过，哥拉浦各大医院都有半职业的捐血人。他跟我说，开始着手调查的最好的地方，就是亚德哈监禁的受害者被警方救出后，负责其治疗的那家医院。
哥拉浦的市民医院院长帕瑞（O. P. Parikh）医师在其一生中已捐赠了13品脱的血液，来年退休前还会再捐赠4品脱。不过，他说自己是特例，哥拉浦市的其他人才不会像他那样热心捐血。帕瑞负责市民医院的整体营运，他说，血液的供应是一直存在的问题。“在这里，大家都怕捐血。他们不想要交换血液，只想要购买血液。”只要1000卢比，相当于25美元，就能买到一品脱的血液，所以要找到捐血人并非难事。
帕瑞的医院门外50米的地方，就是一堆临时茶铺与香烟卖家，他们又兼作血液掮客。我小心探问一位下排牙齿有着槟榔渍的男人，他说，我可以去见丘努（Chunu），那个人是当地的职业血贩子。那男人在送我走之前，还特地警告我：“你一定要在银行那里要求折扣，他有艾滋病毒，血液不一定会筛检。”5分钟后，我就在医院的后巷里，见到了一位身形矮小的蓄胡男人，他用披巾遮住脑袋和耳朵。我跟他说，我需要尽快取得一品脱B型RH阴性血液。
“现在B型RH阴性很少见，也很难找到。”他说，“我们可以弄到，可是必须从费萨巴或拉克瑙送过来。”这两个地区首府距离此处约有100英里远。他说，付3000卢比就可以安排，这个金额很高。我跟他说，我会考虑看看，然后就离开了，而他则继续在医院大门外跟其他顾客讲话。
同一时间，市民医院的血液银行里，则是一幅无助的景象。钢制冰箱里的血袋存量就要空了，只有3袋可用于输血。血液银行的行长辛格（K. M. Singh）表示：“昨天有人过来，想买血液，我们必须拒绝。我告诉对方，血液是非卖品，必须捐血才能取得血液。对方离开了，不过一小时后，却带着捐血人回来。我无法得知他们是不是付钱给了那个人。”
哥拉浦的5家血液银行只能满足一半的需求。患者要负责提供自己的血液供手术用，有时甚至不知道买血是犯法的行为。
巴巴拉赫达斯医院（Baba Raghav Das）的产科病房，堪称是哥拉浦最大的政府医疗机构，却也是一处把生命带到这世界上的凄惨之地。巨大的凸窗上涂了一层半透明的绿漆，应是用于减少刺眼的阳光，却让混凝土病房里充满了病恹恹的光线。病房里约有50名妇女，她们仍旧穿着从家里带来的衣服，在薄薄的病床上等待剖腹产的伤口复原。有的妇女有床可躺，有的则不得不斜倚在混凝土的地板上。
病房里还有数十名新生儿，但说也奇怪，没一个在哭的，仿佛这间如山洞般的病房，吞没了所有的声音。一名悉心照料女婴的妇女调整了自己的袍子，接着取出自己的导管，让红色浓汤似的混合物流入床下的垃圾桶里。尽管环境看来很糟糕，但是巴巴拉赫达斯医院可以让这些妇女看病，这是难得的机会。要获得医疗救助，住这种病房只不过是这些人要付出的其中一项代价。
有一位叫做古丽亚·戴维的妇女，就住在隔壁的比哈尔邦的农村里，她担心自己在生产时可能会有并发症，便经历100多英里的路程来到这里。某位未向她透露名字的医生，总共才花了5分钟的时间为她看诊，然后便说，她必须剖腹产。他说，基于预防，院方需备有一品脱的血液，患者支付1400卢比（约30美元），院方就可安排捐血人。她说：“事情很简单，我们甚至不用多想些什么，医生就会安排妥当。”
血液的来源可能是任何地方。
对于捐赠者与受赠者而言，依赖职业血贩子都是很危险的行为。本书一开头便提及的英国社会学家蒂特马斯，他就曾经阐释血液贸易如何改变西方国家的捐血制度，还预测说，买血行为不仅会创造商业诱因，造成道德标准降低，借以提高血液供应量，还会降低血液银行的整体血液质量。他在《赠与关系》一书中，探讨了欧美血液银行里的肝炎扩散情况，还预见了国际血液供应会受到病毒（如艾滋病毒）的感染。根据他的推论，如果血液的交换只仰赖利他主义，则有可能助长人体组织黑市；此外，他更说明经济诱因有可能会让人们被迫做出不负责任的医疗决策，而他的这一点观察也很正确。
例如我在市民医院外头碰见的血液卖家，只要能赚到小额现金，就愿意把受艾滋病毒感染的血液卖给过路人。因此，也就不难预见血液供应法规的失败有可能会助长流行病的扩散。
时间回溯至1998年以前，当时卖血在印度地区不仅是合法行为，而且也是主流职业，背后有强大的工会和商业捐赠者权利组织支持。不过，当印度采用全面志愿式的捐血政策后，血液价格便开始高涨，从一品脱5美元涨到将近25美元，对于许多一般患者而言，简直是高不可攀的天价。虽然法律规定买血属于非法行为，但是印度政府竟然没有能力建立替代的制度，缺血问题扩及所有依赖稳定供血的医疗产业。血液成分——包括红血球以及用于阻止血友病患者失血的凝血因子——的需求量呈现爆炸性的增长，迫使印度最后不得不开始从国外进口每年价值7500万美元的血液成分（奇怪的是，这些血液成分有许多是来自美国捐血人。美国是全世界最大血液出口国之一，其血液出口产业每年总收入高达数十亿美元）。
印度的问题并不是缺乏可管理医疗服务买卖的法律规定，而是在有道德地采血方面，以及应对印度血液需求量大规模增长方面，几乎完全无计划可言。合法授权和警方优先处理的事务之间形成空白状态，医疗黑市趁机兴盛起来。
哥拉浦自由放任的市场，只不过是极端展现了世界各地的私人医疗与公共医疗之间的根本冲突。美国从罗斯福新政的公费医疗制度，转型到二战后的主流营利模式时，也发生了极为相似的情况。
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美国的多数医院是慈善机构，大都隶属于政府。医药费往往是由政府掏腰包全额支付，或补贴大部分的医药费。营利医疗与私人保单并行的时代，是等到艾森豪威尔总统上任后才开始。不过，医疗机构已经知道有些人宁愿支付额外的费用，获得更先进的照护。大型公营医疗机构大多雇用一般从业人员，私人医院雇用拥有先进知识——先进的知识是稀有的——的专科医生，开始取代公营机构。
血液供应的状况也经历了类似的管理阶层变动。二战期间，前线士兵需要大量血液，以便加快伤口痊愈。但是全血很容易腐坏，在跨大西洋的航程中无法保存下来。为了寻求替代方案，红十字会便促进离心机技术的普及化，把红细胞从血浆中分离出来。虽然血浆缺乏血红素，但是在手术期间，患者的循环系统能从中获得所需的血浆血量，而且在治疗流血的伤口时，这种血浆也能起到关键作用。同样重要的是，血浆的寿命比全血长，而且在长途的海外航程中，存活几率也更高。这种血浆让美国人自愿捐赠大量血液，美国国民觉得捐血是为了拯救前线士兵的生命。就因为美国与英国本土在战争期间对援助士兵所做出的努力，让蒂特马斯有了灵感，他写道，在面临国家存亡关头时，捐血者通过捐血行为，拥有了使命感和团结感。
在战争期间，当外科医生在动手术时已习惯有大量血液备用，因而开发出更复杂的手术技巧，外科领域获得了大幅的进步。然而到了战后，血液需求量却仍居高不下，这是因为医生把战场上学到的知识应用在平民领域。不过，少了战争这个因素，就难以维持高库存量，因此美国需要更有效的采血制度。
1940年～1960年间，有偿的献血中心不稳定地与无偿的志愿捐血处并存，而且有着很明显的阶级差异。有偿的献血处大多设立在贫民区，而志愿捐血中心则是在教堂举办捐血活动，并在市区里比较体面的居民区，维持迎宾中心的运作。在质量方面，也有明显的差异，有偿捐血人是基于金钱动机才卖血，并不在乎自己的血液是否安全，只在乎捐血后会收到钱。此外，献血处的卫生状况也很马虎。蒂特马斯指出，有偿捐血人血液传播疾病的发生率较高。
他写道，那些依赖营利血液银行的医院，经由输血，促进了肝炎的扩散。在人们志愿捐血的情况下，肝炎案例却大幅降低。当时负责报道血液银行的记者指出，营利捐血处的环境十分破旧，有时是泥土地面，墙壁摇摇欲坠，“地上爬满了虫”。这类捐血处的重心在于采血，而不是捐赠者的健康状况。
尽管营利血液银行卖的是受到感染的血液，但终究还是在赚钱，可是质量的差异还是引起了医生的注意。在部分城市，医生对于受感染血液所带来的风险感到忧心忡忡，便开始指示医院只购买捐血银行的血液。当然，营利血液中心也察觉到这种做法会危及其经营模式，于是开始反击。私立的血液银行有计划地控告医院违反美国的反托拉斯法，他们主张血液是公开买卖的商品，因此志愿捐血构成了不公平竞争原料的行为，显然，医生的临床决定使得患者健康与公司利益产生了冲突。
最有名的案例就是1962年的堪萨市案，当时有两家商业血液银行将案件送交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审理，最后打赢了官司，之后非营利医院被禁止使用志愿捐血者的血液。在判决书中，这些医院如果继续依赖比较安全的血液供应，就要被处以一天5000美元的罚款。联邦贸易委员会所作出的多数裁定指出，非营利的社区血液银行（community Blood Bank），以及医院、病理学医生和医生，“共谋非法阻止全体人类的血液贸易”。
接下来几年的时间，美国医学会便再三对抗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所作出的判例，最终才又得以推翻该项判决。不过，医界许多人仍没有忘记之前的裁决，他们提出警告说，医药的私有化会在其他的人体组织市场造成类似的问题。他们忧心，商业压力会诱使医生提供不必要的治疗。
而在堪萨斯州的血液银行争取贩卖商业捐血人血液的权利的同时，阿肯色州的矫正司则跟制药公司和医院签订协议，贩卖那些从囚犯身上取得的血浆。这个方案有助于补贴监禁囚犯的费用，同时还能增加阿肯色州的血液供应量，可没想到的是，最后付出的代价却很高。因为在监狱体制里，筛检捐血者血液质量的诱因很低，于是在实施该体制的30年间，阿肯色州的血液导致了肝炎的爆发，也导致了艾滋病毒的早期传播。其中阿肯色州血液的最大买家之一是加拿大的一家血液供应公司，这家公司隐匿血液来源，以增加血液销量。而世界各地的买家在不知道血液来源的情况下，进口了带有疾病的血浆，受感染的血液最远波及日本、意大利、英国。
最后，美国与加拿大出台法规来限制这种做法，而且终于在1994年，也就是禁止器官贩运统一法通过将近10年后，阿肯色州成为美国最后明确规定贩卖囚犯血液属违法的一个州。根据后续调查保守估计，光是加拿大境内，约有1000人因受感染的血液而感染艾滋病毒，另有20000人罹患C型肝炎。
如果从世界其他地方的情况来看，哥拉浦发生的事情其实并非是反常现象，而只是回归到了早期的血液丑闻上。只要有某个地区缺血，就很容易会发现，缺血问题波及整个医疗体制。即便是在亚德哈犯下一连串罪行之后，极端的缺血状况同样足以充分诱使其他类型的犯罪阴谋兴起，从而提高整体供应量。今天，问题不单发生在上锁的门后面，也会发生在大街上。
大卫的孩子出生的那家公立医院，起码看起来合乎规范。然而，私人诊所可就没有受到这样的限制了。哥拉浦只有3家公立医院，民众要是有一点钱，想获得更快，但不见得更好的医疗服务时，就可以去私人诊所看病。
哥拉浦的医疗基础设施像是个大杂烩，掺杂了不公开的秘密诊所以及私立医院，宣传着廉价药物的广告一排排地贴在每一个街区，如藤蔓般有机蔓生，攀爬交通标志的柱子和路灯。从绝对数量来看，哥拉浦贩卖的药物总量超过了新德里。这是由于哥拉浦邻近尼泊尔边界——而尼泊尔医院的情况比印度还要糟糕，因此走私者和患者会携带大量药物回到尼泊尔。
不过，虽然公立医院提供的医疗服务大同小异，但与私人诊所的质量却有天差地别。声誉优良的诊所门外，有许多包着头巾的农夫及其瘦削虚弱的妻子大排长龙，队伍甚至长到要绕着街区排。他们会排上一整天，只为了得到受人敬重的临床医师看病的机会。至于其他诊所，常常一天连吸引一位患者都困难重重。因此也可以想象，在许多情况下，医院还有可能为了抢患者而诉诸暴力。
典型的例子就是凯达·奈斯，他一生大多住在喀瓦汉（Kutwahan）这个小村子里，在一小片土地上种植稻米、芒果和香蕉。六十多年的辛勤工作，使得他的脸庞历经风霜，布满皱纹。他的3个儿子都已经前往遥远的孟买当建筑工人，每个月会把一小笔钱寄回家乡，贴补家用。奈斯生活节俭，还会储藏东西，以备将来老得无法耕作田地时使用。我跟这位饱经风吹日晒的黝黑农夫会面时，他穿着白色的长缠腰布，戴着被太阳晒到褪色的头巾。他的双手因老迈而多瘤节，眼神却精力充沛得有如年轻人。
他身体有很多毛病，每个月都要坐破旧的公交车去哥拉浦一趟。他的医生查克拉潘尼·潘迪（Chakrapani Pandey）是一位在美国巡回演讲中最常见到的知名讲师，但一生都在服务穷人，还在哥拉浦市中心经营一家诊所，大量补贴穷人的医药费。他是哥拉浦最受人敬重的医师中的其中一位。每天早上，在诊所开门营业的3小时前，患者就会开始排队，等候接受他的医疗服务。
2009年3月的某天，奈斯照例在公车站搭了电动三轮黄包车，去往潘迪的诊所，但没料到司机却另有盘算。待奈斯一坐上后座，两名牙齿有槟榔渍、表情凶狠的壮汉便跟他说，他们要带他去看更好的医生。他们跟奈斯说：“潘迪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席拉医院的人比较厉害。”而当他试图反抗时，那两个男人抓住了他的手臂，压制住他。奈斯大喊救命，但没有人听见。
席拉医院跟许多新设立的私人诊所一样，专为离乡背井的劳工提供医疗服务。医院建筑高达四层，内有候诊室和手术室，提供各种一般性医疗服务，不过这里也跟哥拉浦的其他地方一样，经常发生血液不足的状况。
奈斯说，他被拖到医院前的混凝土坡道，最后不得不进了医院，被迫在柜台付了费用。然后，那两个男人把他拖到一间有铁门的隐秘小房间里。他一脸气愤地说：“那里有4个男人，他们分别压住我的四肢，我无法反抗。”其中一位助手把针插进他的手臂，然后把一品脱血液抽到了玻璃容器里。抽血完毕后，他原本白色的长缠腰布上都沾了血，接着他们给了他一份泌尿感染处方签，就把他丢到了街上。一路上，他因为一直奋力逃脱，加上过度失血，所以呈半昏迷状态。在将近一个小时后，他的脚才有了力气。终于站起来后，他叫了黄包车，前往潘迪的诊所。
此时，身材高壮、表情和蔼的潘迪，就坐在巨大的铁桌后方，天花板上的灯靠一条细细的白色电线悬挂着，那灯的高度低于他的眼睛。房间内唯一的奢侈品就是一台巨大的冷气机，猛吹出寒冷的空气，让诊所的温度接近北极。当我一提到奈斯的名字，潘迪的脸色一沉，压低声音。
“你看到诊所外面在大排长龙吧，在哥拉浦，每一个人都知道我是很受欢迎的医生。但是，我一天至少要损失3名患者，我的患者被其他医院的中介拉走，那些医院想要增加业务量。”他还说，哥拉浦的医院不仅在血液供应方面相互竞争，还会争夺尸骨未寒的患者尸体。他们雇用出租车司机和手段不高明的恶棍，监视其他诊所，把患者带去那些付佣金的医院，有时会用暴力手段胁迫患者去。他说，有一次他还抓到了一个中介，对方跟他说，如果找到了可能付给医院大笔费用的痛苦患者，佣金最高可达3000卢比，相当于75美元。这一大笔钱足以让坐出租车这件事变得危险重重。
“奈斯碰到的情况是血被偷了，但谁知道那些人还会做出哪些事情。”他说。或者，说实在的，还有哪些罪行是打着医学的名义犯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