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大队长面红耳赤地答：主要是空气不好。
张老把可乐杯一砸，说：空气不好算什么。空气不好也要吃饭啊。
副市长连忙招手把服务员和菜谱喊过来，摇晃着头说：有什么贵的，尽管上。我们小地方东西不多，也不懂规矩，张老莫见怪。
张老摆摆手，说：不怪不怪。小妹，就来一瓶二锅头，一盘红烧肉，一盘腔骨，一碗猪肘子。速去。
众人不敢吭声，眼睁睁看着红丝丝的肉片、肥硕硕的肉块和拦腰斩断的骨头，冒着欢腾的蒸汽，晃晃悠悠飘过来。我想这断然是地狱十三层，却不料张老还以爱护后进的姿态，给众人轮番夹肉。张老说：闻一闻，很香的，我就好这口了。
众人躬身要吐了。
张老有些忿忿，夹上三片，自己吃了。我们像看行刑一样，看到黑牙关起，面颊隆起，整个面部上下运动起，而血汁不时从嘴角飚出来。我们魂飞魄散、五内俱焚，喉里像堵了块大石锁。
张老吃到性起，又从碗内牵出一条肘子，好似赵高牵出一只鹿，我们唯恐被点名，埋头装吃，其实四周只有张老牙腔发出的吧叽吧叽声。
这样吃了几趟，张老是一点意思也没有，便拍桌子，说：你们干什么公安！实话说，每次出现场回来，我都要喝上几杯，吃上几斤。不吃晚上睡不着觉。
这边副市长见油腻的汤从碗内飞扬而出，又洒回肘子上，已然控制不住，吐了。旁人受领导启发，个个放马吐起来。张老大嗤，拂袖而去。我们面面相觑，不敢赔罪，也不敢挽留，只盼他走快一点，他一走，我们就自由了，就欢快地吐起来，有的吐完了，觉得不到位，抬头看张着血盆大口的腔骨，继续吐起来。
我擦嘴时，旁边同事还在掐虎口，我问：你白天不是收尸吗，怎么也怕了？
同事说：白天收的是东西，晚上吃人啊。说完眼泪出来了。我也出了些眼泪。
我恍恍惚惚回到大队时，被门口嘈杂的声音吓醒过来。他们揪我的衣服，摸我的头，给我下跪磕头，一阵忙乱。我麻木地说：往好里想吧。有个把粉底哭花了的中年妇女冲过来说：什么叫往好里想？我没工作，我孩子要读书，我怎么往好里想！
我想夺路而去，却不料她用手箍住我的腿。我甩不是，蹬不是，只能干耗着，听她梦呓。她大概说自己老公加班去了，厂里却说没去，本应上午坐电车回的，也一直没回。她要求我带她进去看看那些尸骨，就是化成灰她也认得。
我不能答应，我没那个权力。
4
夜晚开过总攻会后，副大队长喊我去服侍张老。他大概觉得老头吃饭带我，就对我有好感了。其实我在那间烟雾缭绕的办公室，是一个摆设。张老抽烟，喝茶，觉得口里湿了，又抽，根本投入在自己的世界。有时痰呼地飞出，我还觉得自己是容器。
我也曾凑近看，张老不停划拨堆积如山的草图。这里面也有一张我的，我按照1∶25的比例把自己看管的一块现场复制出来，我想张老是在把这些草图实现拼接，便说，这张应该是拼在这里的。张老恼怒地说：走开。
我傻掉了，一动不动，张老歪过头来，说：求求你走开行不行？
我不知这个走开是应该走到桌边还是走到门外，我压抑着自尊心，许久才敢落座于墙边的沙发。我把手机设为静音，颤巍巍地点上一根香烟。中间张老的手机响了，听口气，来者应是他的妻子。张老大吼，你不打电话会死啊。然后挂掉。我还没见过这样暴怒的狮子。
后来，张老拿出尺、笔和白纸，抱头寻思。起先他画了几笔，又揉掉了。如此往复几番，才好似有了点进展。谁料副市长亲自端西瓜来了，后边还跟了一群秘书。副市长体恤地说：不急这会儿，不急这会儿。张老把笔砸下，痛苦地起身迎接。只见他取了一片，一口吃掉，然后说：还要吃吗？副市长一伙灰溜溜而去。
被打断思维的张老倒在沙发上，翻来覆去，焦躁不安。我不敢吭声，许久才听到他说：他妈的，那严丝合缝的世界又破碎了。
那个夜晚我想自己是遇见疯子了。张老最后完工时，把铅笔一抛，兴奋地喊我去看。我看到的是三四张不同的复位图，彼此炸点误差不足一米。我以前见到的爆炸示意图，多是线标向外奔，但这些却是向里奔，向电车奔的。就好像尸体们沿着抛物线飞回去了。
张老拍着我的肩膀说：怎么样？
我说：很好。
当然很好，现在车里坐着的，站着的，躺着的，蹲着的，死亡的，重伤的，一目了然。死15人，伤23人。完全贴合。
张老说：还差一个具体物证，B41那张草图上注明有螺丝钉，我已看过原物。现在我需要核查这颗螺丝钉是哪里的。我们可以搞排除法。你打电话给公交公司，命令他们开一辆同样的电车到桥上。
我说：现在？
张老说：现在。
那夜，我们为张老的心血来潮再度封锁大桥，一辆同品牌、同品相的电车开到被炸电车旁边，张老脚套塑料袋、手提电筒在两辆车间来回奔波，不厌其烦。最后他说：这车螺丝扎实，有的螺丝虽然也脱离了，但基本能寻找到，就是倒数第二排连车座带螺丝都飞了。炸点在那里。
张老说得兴奋，还掀了自己老底，说解放前他做过修锁学徒，每天就是把钥匙固好，然后复制它。张老说，道理一样啊。
后来，张老又找了两个刑警去未被炸的车辆上模拟。张老手拿相机，让他们时而侧坐，时而正坐，时而抱物，时而蹲，时而头垂，时而头歪，拍下不少照片。我们看到闪光灯忽闪忽闪，便想到美国大片了，很多镜头没法做，就上活人做电脑特技。我们突然觉得事情特别简单，但就是没想到。
回驻地后，张老对其中一张草图作了修改，写了个说明，把副大队长叫了过来，冷淡地宣读——
爆炸中心距离地表9厘米，距车厢左壁52厘米，距后壁102厘米。即被炸车倒数第二排单人座右下方。排除是路上引爆，应是车上引爆。
根据对爆炸残留物进行硝酸银、铵离子等检验，确定爆炸物系硝铵炸药；根据现场模拟试验和经验公式测量，炸药应为10公斤。考虑到地板反射作用，硝铵量可保守估计为8~9公斤。现场未搜查到导火索，但可基本考虑为导火索引爆。你们可查炸药来源。
爆炸前一刻，乘客的基本动作已基本测出，目前估测，除待在倒数第二排单人座的两位乘客有参与引爆的嫌疑外，其余人大致处在浑然不知状态。因此，嫌疑人应基本锁定这二人。根据爆炸原理，我已把这两具尸体核查出来，分别是第12号和第13号，你们可重点查访。
5
我在沙发上醒来时，已是第二天下午。张老关切地问：你醒啦？然后又自语：我又说废话了。我问：饿吗？张老歉疚地说：不用了，找来找去挺麻烦的。
此时的张老已然与昨日不同，已然是蔫了的茄子，我想他应该是被什么给教训了。
张老搬椅子过来，说：你觉得我的图纸很精细，很详细，像艺术品吧。我每次做时都兴奋，我对被破坏的东西天生有一种修补欲，茶杯摔坏了，我用胶粘好；玻璃碎了，我用胶布贴好。我总是想看到事物应有的状态。现在，我把车上人画回到2月14日上午10时8分的那个状态，我看到他们浑然不知地坐在车上，有的想着上班，有的想着回家，有的想应该吃点什么，有的想尽量多赚点钱，有的色胆包天，有的困倦不堪，我看到市井生活的清明上河图，静默的上河图。我也看到那两人临终前的状态，一个闭着眼，用颤抖的手抱着炸药，等待粉碎时刻的到来，一个把头凑到炸药包上看了几次，镇静地把火苗凑向导火索。火苗凑过去的过程极快，但火光一定照过他的脸，一定显现出他紧咬的腮帮和略微兴奋的眼神。我看到了这一切，但我看到又有什么用？我也做出了艺术品，但艺术品又有什么用？
张老继续说：我用经验，推测出具体的炸药成分和炸量。我还确定了具体的炸点。我什么都复原好了，但是复原好有什么用？你们只要上车，去找车皮的坑，你们看哪里损坏最大，哪里就是炸点了，你们也很快就知道是路爆还是车爆了。而炸药成分，你们也可以化验出来，民间用药都是矿药，矿炸都是硝铵。学名叫硝酸铵，有的也有硝酸钠。都知道。还有，即使你们在现场查不出引爆人，你们也还能通过调查和认尸，找到具体怀疑对象。关键一点，我记得你第一次见到我，就说那具尸体应该靠近爆炸中心。你说你都知道了，我论证这么久有什么用？我不是花拳绣腿吗？
我说：张老您别这么说，没您，案件无法定性。
张老不理会这套，继续自我批判：我关注了这件案件的反馈，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国际组织声称负责，也没有同伙自首。不过，重大爆炸案，特别是自杀性爆炸案，凶手往往留有遗书。你说，人家遗书都留下了，我还论证个屁？好像人家留遗书是为了让人炸一样，不可能！写遗书就是为了炸人，炸自己。
张老越说越激动，说到后来，就说自己一把老骨头，一生毁在这荒谬的工作上了。
张老说：最荒谬的是，凶手无法起诉。凶手自己也死了，你能揪他的衣领问他吗？能抽他耳光吗？不能，你什么都干不了。你没有力量，没有力气啊。因为老天判他五马分尸，他先把自己五马分尸了；老天判他凌迟，他先把自己凌迟了。你不解恨，再剁几刀，剁得有意义吗？我昨晚那么兴奋地去现场复查，其实也是想推理推理，看有没有可以起诉的活人。我想还有一种微小的可能，就是这两人也是无辜的，他们处在炸药中间，但导火索却是别人点的。我想导火索够长的话，人在远处引爆不是不可能。但我在现场找人一模拟，就知道不可能了。光天化日之下，长距离引爆很艰难，而那个座位的格局也只允许两人在那里互相遮挡，完成此事。我彻底排除完陷害的可能后，心里很失落。我知道，炸药一爆炸，一切便结束了，便无意义了。
张老说：我经历无数爆炸案，真正感觉自己有用的次数太少。也许我一生都等着501国道的那起案件再发生一次。那次爆炸发生在夜晚，卧铺车上的人都睡了。现场表明，一个上铺女子，腹部和双腿正面被炸严重，损伤情况超越其余人。当地公安花大量工夫论证、研究，认定是自杀案。但是我在复原现场尸体及查看伤员伤势后，断定它是他杀案。因为我看到一个伤员的腋窝和脚板有炸伤。我的理由就是，只有点了导火索，然后找地方趴下的人，才会暴露腋窝和脚板。后来案件告破，情况就是这样。女死者的家属还说，怎么也想不到是他。但这样让我感觉到聪明的案件，却再也没有发生过。
我见老头忧伤，便扯闲话，问他为什么不惧酒肉。张老说：你见了一般的尸体，也能喝酒吃肉。我和你们一样，只不过看多了爆炸的尸体，就一般了。
张老说：其实也吐过。吐是因为那次爆炸，超出我的想象力了。那次是在一个破庙，我赶到时，就见一个铜钟立在残垣断壁间，黑乎乎，发了裂，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一撬起钟，一股浓烈的味道便冲出来，又呛又熏，几乎要放倒我们。我们起先看到里边黑糊糊的，什么都没有，擦擦眼，又看到肉浆和骨头渣涂抹于壁，就像一种叫土掉渣的肉饼。我马上意识到自己没看到一滴血，血被剧烈的高温烘干了，我哗啦哗啦吐了。我眼泪花花、楚楚可怜地说旁人说：我是公安部的钟馗，我都吓坏了。我从来没见过对人这么彻底的玩弄，我感觉那个壮汉被五花大绑罩在钟里后，求饶叫喊了很久，一定叫了很多次妈妈，而外边的人则站在安全的田野，对他进行一道道宣判，然后点着导火索，看着它慢慢往前烧。那火苗在寂静的时空里慢慢行走，声音一定能让壮汉听到，壮汉也一定拉出了一泡绝望的尿。然后钟里面发出一股极闷极重的响声，钟自己大概也受不了，跳了几跳，才落在地上……在爆炸那一瞬，火药末子一定像密集子弹射穿壮汉的躯壳，又像风扇一样把散落的躯壳刮到钟壁上。你看不见任何完整的组织和器官，他被彻底消灭了。
6
后来，我问了一个问题——人为什么会用炸药呢？问完了觉得傻。不过张老却击掌，说他一生都在想这个问题，这问题和吃喝拉撒一样重要。
他说：刚开始研究爆炸时，受现场刺激，老觉得这事应该是人害怕碰上也害怕去做的，想想都是可怕的。但是一离现场，碰到情绪不服，比如女人被人挖跑了，就又恨不能把人祖宗八代，活着的死了的，都炸个稀巴烂。人有时奇怪，杀人前气势汹汹，杀完了，杀得人没呼吸了，就稀拉拉哭起来，知道自己做错了。我想那两人要是能看见爆炸后的自己和人们，也一定后悔。
我说，死了看不见嘛。
张老说：是呀，但生前却做了炸药的奴隶。或者说，做了力量的奴隶。我这么说，你可能不理解。我就问你，你小时做梦是不是老盼望自己是大孩子，虎背熊腰，力扛千斤的？你点头，那就是了。我也这样。我也盼望自己是个成人。成人和小孩的唯一的区别是力量，成人可以把小孩一脚踢飞，小孩不能反过来这样。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当你有力量时，你总会受这个力量诱惑。大孩子会打小孩子，不是他要打，是他身体内的力量驱使他要打。你看你原来的同学，能考上大学的，都是瘦弱不堪的，考不上的，都是身强力壮的。这就说明，个子大的人占有力量，他会自觉地用这个力量去占有社会资源，占有了就不会考大学了。
张老说：没有力量的呢？当然就想工具了。工具是肉体的外延，是猴子变成人的原因。我打不过你，还杀不过你？所以基本可以说，这就是人为什么会用炸药的原因。从猴子变成人的那刻起，人们就懂得使用工具，来克服自己的弱势，起先是棍棒，后来是冷兵器，及至现在，变成枪炮了。我看香港黑帮片，民间组织都用上火箭炮了。炮筒一瞄，嘌地一声，多大的人都到空中去了。这种工具力量，起初是弱者需要，后来不弱的人也需要，互相抬杠，发展速度越来越快，人类也就越来越危险了。扯远了，你看我们国家又禁枪又禁炸药的，其实道理简单，就是减少人们在工具面前的非理性冲动。有段时间，我迷武侠片，我看古代的汉子，单枪匹马，在几十人当中拼杀，毫无惧色，非常自信，但往往在最后，总有某个小人放出冷箭来，让他死得不明不白。这个时候我就想到一个天平，伟大的汉子本来把天平一端压了下去，但是小人加上一个叫暗器的砝码，双方就平等了，如果暗器够阴险，那天平还要倾斜到小人一边。小人这个词有偏见性，但是换成弱者呢，就中性了。弱者在和强者对话时，总是想得到器具的帮助，心理成因就是想赢得多余的砝码。所以我想说，炸药是一种砝码。而炸药所具有的三种特性，也使它被弱者广泛采用。一是速度快，比傅红雪的天下第一快刀还快，省去具体对话过程中的成本，规避好事多磨的风险；二是杀伤力大，你想，就那么一瞬，形成了大规模的爆炸面，钢都炸瘪了，何况人乎；三是能掩埋罪证，你应该注意到，在爆炸现场很难提取痕印的。如果设计得足够好，就是谁死了都查不出呢。
张老又说：弱者的不安心态，很容易转化为对工具的迷恋。我们小时候就喜欢刀枪子弹，都做了木驳壳枪，喜形于色地用它，其实就是想在里边找点男人气，假装自己有说话资格。对炸药也是这样，很多人可以捕鱼，可以刺鱼，但他们就是觉得这种方式太温柔，所以用炸药炸鱼。仿佛一炸，全村人都投来畏惧的目光。这种炫耀性暴力广泛存在，就像健美先生要展现胸肌一样，一天不展现个几回会死。说到炸鱼，我见过不少没有手掌的先生，蠢得要死，炸药响了，才知往水里扔。说明什么呢？说明紧张，紧张了想扔，又怕扔到水里导火索灭了，同伙笑话，所以就不镇定了。就是这样一个显见的懦弱证据，他们还乐于展露，人家一看，用过炸药的啊，畏了三分，其实狗屁。还有搞笑的，一只手炸了，不服气，又炸了另外一只手。两只手都没了，乖了，屎揩不成了，悲哀啊。
张老说：我相信每个用炸药的人，都会被那种破坏性迷惑住，无论是把它丢到哪里，都会哈哈大笑。有了炸药，别说人，山都可以炸翻。
我说：也许有的情况不是这样，比如这样的自杀性爆炸。他们抱定牺牲自己，让自己公平于受害者。又当何解？
张老说：事物是多样性的，我说的是普遍性，你说的是特殊性。你说的适用于这种大规模的爆炸案件。但是特殊性也要服从普遍性。有一点是不变的，就是爆炸人对炸药本身的破坏力是极度迷恋的。还有一点就是他意识到自己是弱者。你看新闻联播播的那些国外自杀性爆炸，如果引爆者强大到可以震慑别人，管理别人，就不至于要采取这种手段。采取这种手段的理由就是，我扳手劲扳不过你，打架打不过你，我在自身力量方面处于弱势，所以要依靠炸药来突破。就像人和墙，我对墙提出要求，墙根本不回答，我殴打墙，墙还手都不会。但是一上炸药，墙和你的区别就消失了。对那些自杀性爆炸来说，墙也许只缺一个角，但这个角足以让整面墙都意识到。昨天的爆炸案也是这样，全国都知道了，整个社会也知道了。如果两个凶手有什么遗书，就很明显了，大家就会好好看他的遗书，看他说了些什么。而平时呢，他们说话谁听？我上次看群众出版社一本英国学者写的书，就说这是一种幼稚的恼怒，无能的恼怒。这和我们小时候想和大孩子鱼死网破一样。
我说：您说，会不会有人仅仅为了自杀而使用炸药？
张老说：不排除。但若自杀，何苦不搞煤气，不吃安眠药呢？我觉得用炸药还是想说出点什么，不想说，就费不了这么大的劲。这炸药就是扩音器，就是讲话前剧烈的干咳。就是提醒大家，注意听我说，我不满。
7
张老仙人一样飞走了。据说华北有个炸药车间出事了，死的人比这边还多。我心里刚开的花灭了，空空荡荡。我像失去父亲庇护的孩子，要独自面对试卷上那个X。
X=？
目前的解题条件是操场上躺着的15具尸体。省市区几十号法医用了一天时间，提着胳膊、腿、骨头、皮块、内脏和肠子，走来走去，总算把它们拼出了样子。而局里一个叫神笔马良的老人也基本完成了对尸体面貌的素描——现在要做的是，把群众放进来，让他们领属于他们的亲人，谁领到12号、13号尸体，就意味着谁对他们知情。
我的眼睛一直盯着铁门，我看到它被拉开，焦急的群众踉踉跄跄冲进来。他们看完一具，又匆匆看另一具，看得差不多，哭起来。那哭声原和呕吐一样，会传染，一时操场里寻到的没寻到的都捶地哭起来。我一直想有人跑到我面前的尸体哭，但一直没有等到。这样喧闹很久，像是有个抽水马桶，把喧闹又抽走了，大家烧了一会儿纸，抬好尸骨，悲哀地走了，只有我昨天碰到的扑粉底女人，还在尸体前念叨着：他爸你享福了，享大福了。我不忍心看，因为她的丈夫背部模糊，恰如张老说的，到死还色胆包天地吻人。后来，几个花枝招展的发廊妹被带到这里，交头接耳地指着男尸怀里的女尸说：是她，就是她。扑粉底的妇女闻声，扑上去就掐，掐得一个个落荒而逃。扑粉底的妇女见手里什么也没有，跺脚大骂：你们这些众人养的！婊子养的！鸡！鸡！
我看得头痛欲裂，闭眼坐于凳上，仿佛眼睛一闭，麻烦事就会自己过去。等我醒来，也恰恰是这样的，夕阳消失了，操场上的群众消失了，13具尸体也消失了。张老认为不会有人来认领的两具尸体，还在面前一动不动躺着。
我在暮色下重新审视他们，像审视没有谜底的谜面。我看到他们躺在流逝的光阴里，慢慢萎缩，失去皮肉，直到骨头也风化了，碎了，被风吹走。他们飘走时，在空中挑衅地哈哈大笑。
从医院回来的同事也很失望，他们说23个伤者有3个快死了，6个暂时脱离危险，剩余14个什么也讲不出来。司机伤得不重，头发却瞬间白了，医院里掉下一个茶缸，他就尿床，一直在声嘶力竭地要求转院。售票员正面受到炸药末冲击，毁了容，医生怀疑她已经精神失常，建议不要惊扰。还有些伤员虽然神智清醒，但却提供不了有价值的线索。有一个甚至还说：就是你们坐车，也不会去研究别人呀。
后来几天，我们陆陆续续接待了十几位来认尸的群众。我们一次次心怀期待地拉开冰柜，让那些群众歪着头，眯着眼，像参观古墓一样，参观尸体。他们一会儿说是，一会儿说不是，磨蹭了很久，才羞涩地说，有80%的可能不是。其中一位最伤人，哭得洋洋洒洒，让我们以为找到尸主了。结果他接了一个电话，就笑起来，说：没死，没死，通了电话呢。我们一次次气急败坏地推上冰柜。
本省炸药厂传来的交易记录、炸药样品，也让人绝望。它们的产销储渠道，据说每笔账都对得上号，每件炸药都能说清去处，而且炸药的包装，和目下这起爆炸案也不匹配。从解题角度说，这是灾难。这意味着我们省这个可控范围被排除了，嫌疑犯可能来自湖南、四川，也可能来自陕西、辽宁，只要属于广阔的960万平方公里，就都有可能。而如果从尸体外观上做大胆联想，嫌疑犯来自柬埔寨、越南、日本、韩国也不是不可能。
至于各类社会调查，本是可遇不可求之事，如果投入全部精力去做，则成本支出巨大，到最后结果还可能是零。就像花毕生精力到海里去找根冰棍一样。就是这样的。
重新回到大桥时，那辆烧黑的电车和出租车已然不见，路面上也无黑尘，路边的护栏像从来没有损坏一样，立在那里。仔细看，路心还残留着锅盖大的坑和众多麻点大的小孔，但已经阻挡不了一辆辆车穿越过去。那些车油门粗重地嗷叫着，气势如长江后浪推前浪。
车一辆辆开过去是个好比喻，就像日子一天天开过去，新闻一天天开过去。我们起初不能接受由部长、厅长、局长、大队长、中队长叠次累加的批评，但是习惯就好了。就好比一个人被锯了手，起初哀伤，想自杀，一段时间后，就学会用一只手吃饭、如厕、做爱了，就学会带着缺失生活了——就像我们学会了带着不能破解的谜生活一样。张老不是还要吃肉喝酒，我们不是还要出勤领工资？我们从来就没有实现过破案率100%。
老百姓也这样，第一次看耶路撒冷爆炸时，心疼得不行，看多了，今天看到30个人没了，明天看到40个人没了，就麻木了，就只看到一个数字了。仿佛炸飞的不是肉，是数字，是12345。我们这里也这样，接下来的大规模停水事件，骚扰了半个城市的日常生活，这样，那十几具尸体便被忘记了好些。十几具是什么，是这个城市300万人口的几分之几？是不能复生的他们重要还是活着的我们重要？我们没有水，不能喝不能吃不能洗澡，渴死啦，臭死啦。
这个故事讲到这里本应结束。
8
下面絮叨一个叫周三可的人，每个城市都有一些这样的人。所谓三可，是可笑、可恨、可爱。有时人们也叫他寄生虫，或者持之以恒的人。他从不理胡子和头发，从不扣裤扣子，从来夹着一个温州假皮包，从来能掏出很多名片来。如果你不怎么懂法，他会掏出律师的名片，并且真的给你出庭，在问被告时，他会扶着墨镜说：现在我所有问你的问题，你只需回答Yes or No。understand？如果你家里有人出车祸，他会掏出调查公司的名片，信誓旦旦地说他握有现场证据，能证明是你家人闯红灯还是司机闯红灯，是你家人碾死了车还是车碾死了你家人；如果你活在某个信息集中的区域，他会掏出报社特约通讯员的名片，名片上写着“家事、国事、风流事，事事关心”，动员你向他举报线索，一经采用，好处费20元到50元不等，其实他在向报社记者报料时，采用的好处费至少是100元。
就是这个周三可，在爆炸案硝烟散尽、大桥恢复通车、而我们也妄图以侦破新案件来洗刷耻辱时，衣衫褴褛、神经衰弱地走到刑侦大队值班室，说他找到了一个宝贝。我们要看，他摆摆手说：一看就简单了，就只值五万了，让我先跟你们算下劳动支出，从爆炸案发生的2月14日算起，我开展独立调查已有三个月，以一天八个工时计算，我出工720个小时，以一个工时10元计算，你们应该支付我7200元；另外，因为每次赶到大桥我需要搭乘交通工具，一天来回的车费是20元，三个月是1800元；还有，为了更好地获取证据，我购买索尼照相机一台，价格是3400元，购买胶卷60卷，价格是3000元，都有发票的。这样加起来，是15400元。你们如果要看，至少应该付我65400元。
我们说，谁知道是不是宝贝呢？我们的狼狗去几百遍了，也没搜出来。
周三可受了委屈，从包里倒出一个纸包来。里三层外三层揭开后，我们看到一张残缺的身份证，上边保留有名字和民族，但没有头像，下边号码区的前半段数字也被烧掉了，缺损边沿有烧焦后结的痂，和爆炸案很是贴题。我们拿出抽屉内的爆炸案死伤名单要核对，谁知周三可也从包里抽出这样一份名单来。周三可说：我核过了，死伤人数共38位，有名有姓的36位，这张身份证的名字与这36人不符，我断定他是凶手。
我们又说：谁知道是不是你随便找张身份证烧的呢？
周三可勃然大怒，收起身份证说：我到北京交给公安部去。我们赶忙说别呀，倒茶的倒茶，递烟的递烟，算是把他劝住了。眼见他按捺不住又要走，就又按照他的要求，用带刑侦大队字头的文件纸写了字据，言明证据一旦有效，即支付人民币65400元。
现在想起来，我们总是被谬托。在小说和电视剧里，我们被神话为福尔摩斯、包青天或者大胖子莫洛，其实不然。至少从这起爆炸案来说，我是无用的。过去无用，现在无用，以后也是，你会看到的。我讲这个故事，知道很多，只是因为我始终在场。权力命令我始终在场。真正解决问题的是那个没有任何权力的下岗工人周三可。他后来领走了7万元，其中6万元还债，1万元赌博输掉了。再后来他被我们这里唯一一家都市报给拒绝了，因为一个记者眼含热泪义愤填膺地问他：为什么你一定等我到了现场才拨打120和110呢，你没见他们活活淹死了吗？再后来他捉襟见肘，开始买足彩，每天疯言疯语地说，100万给老丈人，100万给二弟，100万给孩子，100万做生意，100万养老。他就靠着这一周两块的希望支撑着，和曹雪芹一样，举家食粥酒常赊，倒也没有差池。只是有天，教皇忽然驾崩，致意甲停赛，又致足彩开奖推迟。本来信息广通的周三可走到兑奖处，听到卖彩票的说“别来啦，足彩不能玩了”，便以为赌博这东西迟早是要关门的，让500万的梦碎了一脸，湿漉漉的，清醒得不得了。回家后，他找到菜刀，对着镜子，把颈大动脉割了。
我在讲这个故事时，曾写有前言，只有一句：献给在天空之下起床、种田、上班、吃晚饭的人们。想想删了，太煽情了。我现在大概能揣测的，也只是周三可找到宝贝时的惊喜表情。他像寻找螃蟹一样，翻开一块又一块石头，最终看到这张还带有泥水痕迹的身份证时，对着江面上飞起的鸟狂呼：老子找到了，老子发达了。他的手应该颤抖了很久，他不敢相信握着的是五万悬赏金，不敢相信自己破了1998年公安部三大案件之一，不敢相信副市长和公安局长会上门送锦旗，不敢相信自己要到中学演讲。他看了好几眼，拼命默念证件上的名字：周力苟，周力苟。他想，就是这证证不小心被老婆扔了，被小偷扒了，他还可以到公安局报告这个名字。他眉飞色舞，手舞足蹈，又提醒自己冷静，一定要冷静。他想回家先睡一觉清醒清醒，但是在回家路上，又猛然想到夜长梦多，便令出租车司机掉头，直接往刑侦大队开，请直接往刑侦大队开！
那天，周三可应该和老婆做三次爱，对街道居委会表三次功，和棋友喝三趟酒，不醉不归。所谓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他乡遇故知、久旱逢甘霖，也不过如此了。
我们在以后的侦破报告里，当然地弱化了周三可这三个字，有时他占一段话，有时占一句话（根据市民周三可提供的线索），有时在一句话里连名字也没有（根据群众反馈）。我们以他是来卖钱的自宽。
我们还应该感谢那个身份证上的人叫周力苟，正是这怪异的名字让我们很快在大桥附近的幸福彼岸旅社，查到他活动的记录。大桥派出所民警带领我们到达那里时，旅社老板还在拍脑门，说这么大的电视怎么就不看一眼呢，看一眼就能认出凶手来，这样累死累活地做，天上砸下个五万块怎么不知道捡呢？
我说：炸药都进店了，你有没有基本的治安防范意识啊？
老板老实了。
9
爆炸案后三个月的夜晚，我住在幸福彼岸旅社280元一夜的305房间，试图体验周力苟及其同伙当时的心情。四壁用柔和的淡黄色铺成，让我想到打在穿毛衣美女身上的光芒，温暖而愉悦。天花板中间挂着一盏吊灯，让人想到油画风格。而墙壁上还真有一幅硕大的油画，是安格尔的《泉》，女人在山涧全裸，坦然露着红色的乳头和有弧度的腰部，因为右臂弯过来扶水罐的缘故，腋窝对着观者，却没有一根扫兴的腋毛。双腿夹着的私处也如此，虽有阴毛少许，也是驯服地收拢于肉体的交际线，仿佛书法里的一勾。
我的脑海总是想到女人应该有飞扬跋扈、令人不堪的毛发，我妄图找到这间旅社的恶俗之处。（很多旅社饭店都挂了安格尔的油画，都很粗俗，为什么这里这么干净？）我的耳朵贴在墙上，想听到隔壁叫床的声音，却始终听不到。拉开玻璃窗时，想象中的垃圾场也不在，倒是扑过来的江风让人感怀，我又想给女友打电话了。我看到一间间白色的度假旅社，在银色的月光下向前蔓延，通过青翠的龟寿山，到达桥下，而桥上，以珠元宝作顶的桥堡正闪着归来的红色光芒。我也听到水流的慈声，和轮船牧牛一般的叫唤。我得山水楼台之灵，无话可说。
就是在这里，2月13日下午四点，周力苟和他的同伙登记入住，关上门住了一夜，又于2月14日上午九点离开。他们离开时背着包，一定好好吃了顿早饭，附近有几家不错的早餐店，卖丝滑入口的皮蛋瘦肉粥、沁人心脾的银耳燕窝汤、滚烫发热的茶叶蛋和香味四溢的葱煎饼，他们一定做了饱死鬼。他们吃完后，打着愉悦的饱嗝，呼吸着新鲜的空气，走到胜春北路公交站，或者胜春南路公交站，反正都不远，他们挤在一伙哈欠连连的人当中上了9路电车。他们背着十公斤重的包，在车上走啊走，走到倒数第二排，他们坐在那里，看着电车路过一间又一间德国风格的房子，一棵又一棵制造氧气的树木，一阵又一阵清新的风，晃晃悠悠爬到了引桥。引桥长达300米，电车踩足油门，发出老将军式的剧烈呻吟，他们或许自小就崇拜这种浓重的汽油味道。他们最后看了眼车窗外蓝色的天穹和折射到车窗上的早晨阳光，觉得够了，点点头，掩护着拉开包的拉链，一个抱着包，痛苦地闭上眼睛；一个反方向蹲下，镇静地点着导火索。在文静的炸药接触到吱吱叫的火苗，在那十万分之一秒内，炸药体积变大几万倍，瞬间产生几十万个大气压，好似打翻了人间和天堂的界限，穿透了不幸与幸福的铁门，将他们炸离了这个世界。跟随他们一起到达天庭的是嫖娼的、扒窃的、上班的、回家的、想事的、做梦的，他们带着不甘的灵魂和愤怒的气魄，揪着周力苟及其同伙的衣领，向上帝吵嚷着回家，但是上帝说不用回去了，这里到处是棉花朵似的云彩，这里霞光万道，这里不用吃饭不用如厕，不用愤怒不用忧伤，不用担心工资、房子、老婆、孩子、老人、疾病、地震、火灾、欺压和下一顿饭，这里岁岁平安。
后来，张老同意了我这个判断。张老在电话里说，他在来到大桥现场时就已经感受到窗外的秀丽景色，就已经被美抓住了。他想到长达300米的引桥让路面形成了一个好看的弧度，好似桥的上行尽头就是虚无，就是极乐世界，就是天堂，就是归宿。
张老说，想不开的人都有一个归宿观。
张老还说，1980年北京站那起爆炸案就是如此，9人死亡，80人受伤，不过是为了一个知青的诀别。这个知情初中毕业后从北京去山西万荣县插队，插秧割谷，手渐渐糙了，不像城里人了，便苦心费力、忍辱负重去争当兵指标。当上兵后，站岗放哨，积极表现，想从军营荣归北京城。叵耐复员之时，组织经研究，又把他分到山西运城县拖拉机厂。在地图坐标上看，万荣和运城距北京的路程一样远，努力来努力去，一公里的便宜也没占到，这知青便埋下大委屈。后来事物发展的逻辑链则让委屈升级为愤怒了。这知青的回京报告一次次上交，又一次次被打回，而本来说好的女友也终是嫁作他人妇，所谓北京，此生便只是他乡了。他乡的糖葫芦，他乡的风筝，他乡的明城墙，他乡的天安门。这知青一定在悲哀的探亲路上，看到了北京站弥勒佛式的身躯，想到了其大肚能容天下不能容之胸怀，想到了其永远乐呵呵的笑容，想到了嘲讽，也一定听到了角楼两端的钟声，钟声一声声响过，传出广播里催促乘客上车的女子声音，那声音端庄而不容置疑，他被无形的东西驱赶着往检票口走，这样走了十来步，他越来越觉得北京站正厅长得像一个字，他说：这不是“门”吗？前天我从这个门出来，昨天我从这个门回来，今天又被赶出这个门了。他想不开，就点着早已备好的炸药。后来，大家发现他留了遗书，遗书说：我去的地方虽不理想，但终究是个归宿。
张老说：其实他在爆炸的那一瞬，可能觉得没有比这更理想的。周力苟他们也一样，可能计划在桥中间炸，或者过了桥再炸，但他们在上坡时猛然看到天堂，便下手了。毛主席不是写过这伟大的桥梁吗，所谓“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啊。
10
幸福彼岸旅社就如一针鸡血，打在我们死去的肉躯里。在我们开往邻省文宁县时，还在谈论它的神奇。比如它的打扫其实很不细心，以至于三个月后我们还能在床垫夹层找到48厘米长的导火索；比如旅社本是人来人往，专为忘记而生，那里的老板却偏偏记得周力苟，还说他的脸就是画像上那样的；比如登记入住时，只填一人的身份证号便可，服务员却在周力苟填完后，还看了眼他同伙的身份证，把名字也记上去了——周的同伙原来叫汪庆红。
幸福彼岸旅社老板之所以对2月14日凌晨保留记忆，也是因为走肾。平日他走肾，来去鳏寡孤独，那日却猛然见着一男子伏墙嗷嗷地哭，好似还不单是嘴巴在哭，胸腔、大腿也在哭，身躯抖得怕人。老板等他哭尽兴了，才问，怎么啦，那人便转过涕泪四溢的脸来，老板看清楚了，阔阔的，眉眼大，痘痕多，本是个彪悍的种。那人就是周力苟，周力苟麻木地看了眼旅社老板，失望地走回305房间。老板抖完尿回走，又恰好听到屋内传来不可遏制的声音：别哭啦！哭什么哭！老板说，那声音穿墙过壁，高尖入耳。这是老板对汪庆红唯一的印象。
我们的车现在只需往文宁县吉祥乡周家铺村六组开就可以了，享年28岁的周力苟生前就住在那里呢。我们已然迫不及待，像禁区内的门已经空下，就等着补一脚了。这样爽了一阵，就见前方有辆卧铺车耸了下肩膀，停在路边了。我们的车嗖地飞过时，我好似感觉那扫视过来的乘客，个个是周力苟，个个是汪庆红，他们在艰难地等待汽车修好，好去我们省，好去2月14日，而我们这辆马力十足的三菱吉普，则朝着他们省，朝着2月14日以前，朝着历史，朝着秘密，一路狂奔。
我想到他们二人在卧铺车停下后，担心车顶放着的编织袋。汪庆红说：路上颠簸，爆炸了怎么办呢？周力苟说：炸药这东西文静得很，你锤它砸它它都没脾气，你点它才麻烦。汪庆红又说：要是别人把烟头往窗外扔，烟头被吹到车顶呢？周力苟说：那风还会把它再吹走。即使吹不走，那火也吹小了，想烧透编织袋，没那么容易。汪庆红说：司机和售票员没发现吧？周力苟说：发现了他们还不说！汪庆红说：可是现在停车了呀。周力苟说：停车又怎的，停车也没见他们跑啊，他们知道有炸药，还不跑？傻乎乎拿钳子干嘛呢？汪庆红说：万一发现了呢，我们要被揍啊，要被扭送到公安局啊。周力苟说：揍吧揍吧，送吧送吧。人总有一死，老子卵朝天，老子不怕死。汪庆红说：你这么说，我就好受了，我还以为是我逼你死呢。
我这样想，又觉不妥，因为旅社老板所说的周力苟，原是可怜软弱的。这样想还有个麻烦，就是周力苟是有形象的，而汪庆红是没有形象的。作为13号尸体，神笔马良没有画出他生前的模样，头顶、鼻骨和面颊骨全破坏了，像被牛踩了几十脚。
后来天黑下来，路难走。也许我们还走错了，下了高速，过了省道，竟跑到河里去了，车轮在河泥里转圈，甩了我们一身泥浆，我们骂司机，司机说地图上就是这样的啊。爬过河，又是山，那山路似纠缠于柱的铁丝，窄而薄，车灯一会儿照向惊愕突兀的山壁，一会儿照向虚渺，我们实在害怕，便让车停在高处一个平地，搬大石固定好四只轮胎，睡车里了。清晨，我们醒来，发现文宁县城在眼下，那里摆了几十个积木大的楼房，一个花残柳败的公园和一个被灌木丛埋好的烈士陵园，好似一个小盒子。我们看它如此之近，兴奋不已，却不料又走了半个上午。
后来去吉祥乡则索性没有一丝柏油的意思了，有时小心开了很久，还得倒车，因为对面拉猪的车没有倒车功能。到了吉祥派出所，随行的文宁县公安局副局长又勒令吃土鸡和土鸡蛋，如是酒行三巡，我们着急，局长说，人都死了，急什么？
我们复核派出所的户口档案，发现周力苟确有此人，但是档案上的照片被撕了，问为什么，派出所内勤说，是补办身份证时缺相片，撕下的。我们想，管他呢，找到周力苟家就可以了，就有数了。这样到了傍晚，我们坐摩托车，才走到周家铺村六组45号，却发现传说中的周力苟脸变瘦，痘变没，赫然坐在屋内抽烟呢。我说：你是周力苟？周力苟说：我是周力苟。
我们跑了七百多公里，爬了山，过了河，像是哥伦布坐了船，过了海，冒千辛万苦，想看死人，结果死人健在。我后来不死心，还问，你说身份证两年前掉了，知道掉给谁了吗？周力苟说：娘啊，我也想知道呢。
婊子养的。好好的，丢什么身份证。
回来后，那副局长安抚我说，还有汪庆红呢，汪庆红还可以查嘛。但是我的双手已然空空，心里也是这样，我们原盼以周力苟带出汪庆红，现在却只剩这个光溜溜的名字了。这个光溜溜的名字，一无民族，二无生日，三无住址，从哪里查？而且庆红庆红，全国庆红多矣，鬼知道是哪个庆红。
11
又回到文宁县城后，我们用一周时间，查到12个汪庆红，接见12个汪庆红。我一个个地问：去过隔壁省吗？长江大桥是怎样的？有没有掉身份证啊？有没有把身份证借给别人？他们答：没有，没有，没有。
我继续说：这样吧，你发发声，发高点，发尖点。这些老头、小孩、年轻人，努力配合，有的还飚起《青藏高原》，但我始终听不出有多高尖入耳，也听不出有多不高尖入耳。我糊涂了。糊涂得不行。人都死了，怎么会给你唱歌呢？但是大家觉得是大事，唱唱无妨，唱唱就清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