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吉从他身边看过去，大约有二十个囚犯围着他站着或睡在大通铺上；没有一个高加索人。
“伟大的造物主啊，”他向蒙克嘀咕道，“想想，无论你们的哪个证人都能指出我是白人？”
蒙克咕噜了一声；在佩吉看来，这声音介于同意和厌弃之间，“我们走。”
蒙克说。
他们来到了下一个牢房。
里面，一个20 岁左右的橄榄肤色的红头发拉丁人靠在床上，见佩吉指着他，他便耸耸肩坐了起来；他火了，那一耸表明——为什么不呢，司法助理打开了牢门，招手，那个男人走进了走廊。
从一个牢房到另一个牢房，佩吉增加着他的希望，一个干瘦的棕色头发的长胡子的男人，一个身高与年龄皆与佩吉相仿的忧郁的拉丁人，一个短了许多褐色头发蓝色眼睛的。他们愠怒地跟在佩吉和法警的后边，沉默地曳足走过任何他们到的地方，没人说话；他们中没有一个像佩吉一样整洁。
在最后一个牢房前，佩吉停住了，他发现一个高加索囚犯。那人比他年轻，大约35 岁，他的头发比佩吉的混铜色更红，但他们一般高，皮肤的太阳晒黑也一样，而且那人的眼睛和佩吉的一样蓝。两人相互看着，铁栏横在他们中间。
默默地，佩吉招招手，那人没动，盯着佩吉，后又走了过来。
“什么事？”他问。
一种淡淡的南方口音。“我需要你加入我被辨认的行列，”佩吉说。
那人耸耸肩，“我为什么要干？”
佩吉偏头看了看自己的希望之列，“朋友，”他慢慢地说，“你是我可能离开那儿的唯一的门票。”
那人眯起眼睛扫了一遍那些囚犯，有些讥讽地发现没有一个看起来像佩吉，“好，”他说道，从铁栏里伸出一只手，“我叫雷。”
“克里斯，”佩吉答道，握住了他的手，潮湿而冰凉，这就是他们似乎想对对方说的全部内容。
蒙克和法警让雷走出了牢房。
佩吉和那五个囚犯列队走过走廊，蒙克在一边，那个法警在他们后面，监狱的门被按开了，另外两个等在那儿的法警赶着他们走进另一个走廊，又是一个，最后来到一个面对着金属门的铁栏围住的人行道。
“在门的那边，”佩吉对蒙克说，“最好有个律师。”
金属门开了，佩吉和别人走了过去。
他们来到了一个剧场的舞台上，舞台被从上来的光照亮着，但剧场的座位却被黑暗笼罩着：向前望去，佩吉能看到影子在移动，听到人们正对一些他看不见的人小声嘀咕。
“克里斯托弗，”一个声音从影子中传来，“我在这儿。”
默默地，佩吉点点头，卡洛琳对他说话表明，不管什么原因，证人还没来。
“好了，”蒙克说道，“排成一排。”
六个人一字排开，蒙克给他们每人一个号：雷是三号，佩吉五号，他们都望着上方。
闪光灯一闪，佩吉眨了一下眼睛：那是给辨认拍照，供法庭之用。随后许多闪光灯在黑暗中闪烁，那是在给每个被辨认者拍照，一个接一个地。
一片寂静，随即那些望着他们的看不见的人群中一阵骚动，似乎空气有了新的密度；佩吉感到证人被带进来了。在黑暗中，一个警察不耐烦的声音开始朗读：“被指控有罪的人可能不在这儿，你不必一定要挑选某人。不要挑选某人以取悦于我们。你不必挑选某人，除非你确定……”
在黑暗中的某个地方，证人注视着他们。
“第一号，”警察叫道。
那个黑头发的矮个子男人向前走出了队列。
沉默更久，又有嘀咕声。“好，”警察叫道，“第二号。”同样的：沉默，嘀咕，一个淘汰者。
“第三号。”
雷向前走出，他端平双肩，盯着观众们。
“向右转。”警察的声音叫道。
雷右转；佩吉感到自己抓紧了自己的牌号。
“向左转。”
雷又转过去，佩吉开始数着每一秒，他数到二十一时警察叫道，“站回去，下一个是第四号。”
第四号很快过去了，忍耐着，佩吉几乎听不见什么。
“第五号，”那个声音又叫道。
佩吉向前走出。
他盯着黑暗处，在静默中，他感到了那个他不认识的证人，没有一丝声音，无比的压抑。
“向右转。”警察叫道。
佩吉右转，黑暗中咕噜声在交谈，三十秒过去了，警察又叫，“向左转。”
佩吉的掌心冒汗。他停止了数数；他只知道似乎过了很久警察才叫站回去。
第六号很快过去了。
这六个人站在那儿，面对着看不见的观众。
“我能再看第三号吗？”一个新的声音问道。
一个妇人的声音，低而又有点沙哑，佩吉辨认不出是谁。雷向前走出。
他又向右转，而后左转，最后向前，站了似乎看起来很长的一段时间。
“站回去。”警察叫道。又是一阵沉默，而后，更轻地，那个妇人说道，“我想看第五号。”佩吉又向前走出，望着黑暗。没人叫他转动。
“就是他，”那个妇人的声音抖了起来，“我肯定是他。”
陪审团 第二年1月31日至2月1日
（一）
克里斯托弗·佩吉望着陪审团候选人——八十个左右和他的过去没有联系的人——想知道他们中的哪十二个将决定他的将来。
他坐在贾伊德·莱纳法官宽敞的法庭里，有种不育、威严与城市怪物混杂在一起的感觉。墙壁是便宜的木制层板；头上的方形荧光灯投下无情的光线；在矮矮的隔板后面破旧的座位上挤着潜在的陪审员，给人一种未完工的学校里过于拥挤的教室的印象，但身着黑袍的法官的在场给这儿一种重力，整个屋子呈现出只有对高度知名的谋杀犯的审判才会有的拧紧的密不透风的气象，记者们在墙边挤成一条线；律师们坐立不安地瞪着空气发呆；贾伊德·莱纳自己——一个留着像船首一样的黑胡子的瘦削男人——显得激动而机警。
坐在卡洛琳的身边，佩吉却不能享受哪怕只一分钟的不用思考的时光：每一分钟，他都小心注意着那些盯着他的可能的陪审员，他坐得很直，双手轻叠在腹前，努力显得镇静而又严肃，像卡洛琳的技巧所能的那样平常。
意大利领带没有了，穿上了双领边的西服，前胸兜里放着白手绢，认识到自己的个人感觉是多么的肤浅是很不安的：应卡洛琳之请求而做出的保护性的温和态度达到了消除被指控为杀人犯而带上法庭的影响的效果——依靠卡洛琳和一群随机抽出的陌生人，他们的怪癖他一无所知而他们对佩吉的每一个表情或姿势的反应他都必须始终留心。他的一部分甚至仍不相信是里卡多·阿里斯把他带到这里来的。
当然，也有值得安慰的地方，他自嘲地想到，他拥有用钱能买的最好的保护：卡洛琳·马斯特和谨慎地坐在他后面的大侦探约翰里·摩尔。但卡洛和特瑞都不在场：根据维克多·萨里纳斯的动议，作为潜在的证人，他们被贾伊德·莱纳法官拒于法庭之外。
萨里纳斯坐在他的椅上来回转动，手插在兜里，带着炫耀的随便张望着陪审团候选人。这种随便，佩吉知道，是装出来的：萨里纳斯在估计着这组人员的族构成，修改着他选择陪审员的战略，以期在成见和偏好的基础上最大可能地把佩吉确定为一级杀人犯，他们要在诉讼成败的关键处开始对弈——这种直觉、社会学、流行心理学和种族主义的奇怪混和物，卡洛琳和萨里纳斯将通过这个将八十人筛选到十二人。
表面上看，贾伊德·莱纳的规则再简单不过了：法官助理将每次叫出十二人，而且这些候选人要递呈陪审记录以供贾伊德·莱纳确定是公正还是偏私，如果有的明显不合格，贾伊德·莱纳可以自主地撤消其资格，或者萨里纳斯和卡洛琳可以找理由请求他这么做。但真正的艺术却在于律师们对强制令出的使用，最可行的办法是，以二十人为限，每一方可以令出己方不满意的陪审员——立即决定或是在陪审团正式组成以前的任何时候，强制令出必须节约使用：佩吉见过许多辩护律师由于用完了强制令出，被迫接受一个恶梦般的陪审员，此人最终让陪审团判他们的当事人有罪，不难看到摆在卡洛琳面前的困难：第一次被选入陪审员候选人组的人员构成不合她的希望，而且其中西班牙血统的男人占了相当的百分比。
“好了，”贾伊德·莱纳说道。他有种尖细的声音，但这第一句话引来了一片安静，他转向第一批十二个候选人，“如你们所知，”他继续道，“这是人民对克里斯托弗·佩吉的诉讼。被告，克里斯托弗·佩吉，被指控犯有谋杀里卡多·阿里斯罪。我的职责，以及辩护律师的职责，不是使你们尴尬或不快，而只是要决定你们能否公平而不带偏见地评判事实。”
卡洛琳碰了碰佩吉的手，像是安慰他，但佩吉知道卡洛琳·马斯特必须比挑选声称自己会公正的陪审员做得更多：在那些人中的某个地方，她必须找到十二个能宣判一个光靠自己的辩护不能证明自己的人无罪的人。
“首先，”佩吉对卡洛琳说，“萨里纳斯不得不证据确凿地证明里奇没有自杀，如果他不能，我就自由了。”
在佩吉被捕后的第二天晚上，他们坐到了一家安静而优雅的叫玛莎的餐馆里。清凉、灰暗而现代，佩吉头一晚是在一个坚硬的牢房里的一个圈里度过的，听着他周围黑暗的笼子里传来低低的声音，保护自己或发疯时发出的怪叫声，警卫走过走廊时的脚步声，经过卡洛琳和麦金利·布鲁克斯的一次生气的会晤之后，他们同意付一笔保释金，但五十万美元直到今天下午才安排好；此后，佩吉需要洗掉监狱的气味和囚衣的记忆，再来尽他所能地安慰卡洛和特瑞。两次谈话都是痛苦的：已经很明白，佩吉能为他们做的最好的事就是建立自己的辩护，越快越好，把他带到玛莎是卡洛琳的妙主意，她尽力所能地让他体会一点远离监狱的正常生活。
他啜了一口曼哈坦鸡尾酒，“自杀是一种可能的辩护，”她答道，“但其根据是犯罪现场和尸体情状，法医好像确定里奇为他杀。我们不仅必须动摇她的确定，还必须给陪审团提供一些理由，使其相信里奇想自杀。”她皱皱眉，“这绝不好受。”
这种尖刻的讽刺绝不是开玩笑，佩吉知道，而是一种刺探：她并不充分了解里卡多·阿里斯，以至于可以给谋杀找个替代。“自杀的痕迹并不难发现，”佩吉答道，“他失去了妻子、工作，而且还卷进了监护权之争。”
卡洛琳看起来没受什么影响，“也许，但不充分，我需要一个侦探，克里斯——如果合适，我希望他是你的朋友约翰里·摩尔。在别的情况之外，我要知道里卡多曾做过的每一件奸诈的小事——我不在乎它是否发生在他上小学时。我敢打赌，他不是从你和特瑞身上才开始的。”
“也许不是，但里奇是一只蛆的事实并不和谋杀有关，至少不直接有关。”
卡洛琳用一根指头触着嘴唇；明亮的眼睛，半带微笑，让她沉思的姿势也有点性感。“我要陪审团蔑视他，我需要的一切只是个借口，而后我就会让他变成垃圾。”
“我需要的，”佩吉答道，“是一个能让你理清这事的法官，我只能想起一两个。”
卡洛琳看开去；她的眼睛眯了一点，但仍保护着笑容，“这交给我。”
这句话，平静而野心勃勃地，在空气中回转了一会儿。“也许。”佩吉评价道，“你可以说你在证明他一生的情绪不稳，或者是，从幼儿园时起，就有几个别的人完全有理由杀死他，可能就是他的第六个小学教师。”
没作反应，卡洛琳望了望她的四周，他们的桌子在一个安静的角落里；三个侍者，认真而顺从地，穿行在那些衣着华贵的进餐者——情侣和一些正谈着巨额生意的商人——之间，这些人正在享受三小时的盘碟演出。静静地，卡洛琳说道，“至于现在，你和我一样知道那个，唯一的别的体面的嫌疑犯。
事实上，你比我知道得更清楚。”
佩吉感到身子僵直了，“你是认真的？”
卡洛琳稳稳地望着她，“她不是我的当事人，克里斯，我不得不把这个摆到桌面上，从某个方面讲，特瑞还比你更可能是凶手。”
佩吉放下酒杯，“绝对不行。”
卡洛琳注视着他的脸，“作为一种策略？或作为一种事实？”
“都不行！”
卡洛琳又冲他半笑起来。“所以我提醒自己也不必提到卡洛，他也没有不在现场的申辩。”
吃惊地，佩吉差点笑了，“不能，”他答道，“我对此是很冲动的。”
卡洛琳侧过头去，“那我们就有很多事要做，不是吗？就是那录音，我想你要在六十天后向法庭声明放弃你的权利。”
佩吉啜了一口马丁尼酒，冰凉，爽气而有点药味。“不，”他答道，“我不会放弃。”
卡洛琳的目光瞪直了，她也坐得更端正了；她的一切动作都表明她控制着自己不叫他是傻瓜，“起诉书就在我们的面前，我们——我——需要更多的时间去组织辩护。”
佩吉看着他的酒杯底部，“但那样，”他轻轻地说，“我们正在给萨里纳斯和蒙克更多的时间，不是吗？”
卡洛琳往后靠在椅子上，他们之间的距离远比空间的距离更大；她带着一丝冷漠研究着他，“那就是说，克里斯托弗，有别的什么事情等着他们去发现。”
这个问题，心照不宣而又强调地，给佩吉一种脆弱的感觉：没有卡洛琳，在这事上他将是孤立的。“我并不想让这个悬在头上过一辈子，每天都会被腐化、流走。”
她几乎生气地摇着她的头，“那么想想你将在监狱里度过的日子，如果我们不能给他们我们最好的辩护。因为上帝的缘故，你至少现在是自由的。一旦审判结束了，应该发生的最好的事情就是你还在这一分钟正在的地方——而不是在监狱里，”她碰碰他的手以引起重视，“还有另一条可行的途径可以考虑。他们找到的这个证人已不是个年轻的女人。如果有足够的时间，记忆会消失而证人甚至会死去，没有了她，我想我们便赢了。”
佩吉对望着她的眼睛，“要是在昨天以前，卡洛琳，我可能已经提出了同样的建议，但我已被指控为杀人犯生活了24 小时，而且一切都改变了——我和卡洛和特瑞的关系，以及我对时间的看法，我甚至怀疑我会品尝这份晚餐。”
“那么想想卡洛——只想这个。”卡洛琳向前靠了靠，“假如你被发现有罪，如果我们把这事张扬出去而后发出呼吁，你便能在入狱以前看到卡洛好好地上了大学，他现在如何——一个少年？每月都可能是珍贵的。”
实用主义和感情狠狠地夹击着佩吉，他自己的律师也同样地想象着一个有罪的判决的后果。奇怪的是卡洛琳，这个自己没有孩子的人，竟如此敏锐地触到了他的恐惧之所在，“我不能告诉您。”佩吉静静地说，“我是多么——既为了卡洛也为了我——不想进监狱。”
卡洛琳的脸色茫然，“那么努力想想卡洛，克里斯，而不只是把他当作一个借口。”
佩吉平平地瞥了一下她，“你有时很粗鲁。是不是？卡洛琳？”
这个评价好像使她吃惊，随后她的脸色缓和了一点，“只在我应该时。”
他吐了口气，又像是紧张的放松，又像是请求理解，“我曾试着估量一切，远比你知道的更为仔细，包括耽搁我无罪开释的机会的后果。”
卡洛琳静静地看了他很久，像是在解读他的最后一句话。“你是否也考虑过，”她第一次问道：“你是否要出庭作证？”
似乎在转换话题，佩吉看到，其实根本不是转换，他尽量显得没有冲动，像是在和一个同事谈论理论问题，“传统的智慧认为我不会。陪审团可能不喜欢我，或萨里纳斯可能让我看起来很坏。”
卡洛琳双手托着下巴，锐利地琢磨着他：“那向来是可能的，但你是个有号召力的人，而且你有个良好的记录，最重要的是，你是位好父亲——一个永远不会冒险让卡洛受难的父亲，对不对？而且你可能是我们唯一的证人。”卡洛琳眯起眼睛，像正在考虑是否再说下去，而后用平静的声音继续道，“陪审团能原谅一个他们喜欢的人，克里斯，对警察撒谎。更深的意义上，大多陪审员能想象他们会对查里斯·蒙克撒谎的场境，他们只是不能原谅你对他们撒谎。”
在卡洛琳冷淡的眸子后面，佩吉感到有某种朦胧的尴尬，他立即便明白了：违背她全部的素养，与她的更佳判断相反，卡洛琳希望他是清白的。“至于现在，”他平静地答道，“假设我不出庭作证。我怎能改变我的思想。”
有一会儿，卡洛琳的眼睛很是寂静，而后她耸耸肩，低头看看菜单，“你点了鲑鱼冻吗？”她问，“那棒极了。”
坐在卡洛琳的旁边，佩吉望着贾伊德·莱纳，这个辩护律师界最喜欢的法官，正提问第一个陪审员候选人。
据约翰里·摩尔的调查，这个长有红头发的中年人，艾利斯·马汉，是个爱尔兰天主教徒，四个孩子的母亲，一个工作了二十多年的电话摇线员，是一个教区学校的老师的妻子，一个安全警卫的姐姐，佩吉、卡洛琳和约翰里·摩尔用1——5 分的标准衡量了艾利斯，打了四分，放在名单的最下面，理由是艾利斯可能受规则定向也更倾向于迷信权威。佩吉知道这可能是白费力气，但他们必须从某个地方着手，而且如果艾利斯通过了贾伊德·莱纳的考查，卡洛琳将必须决定是否使用强制令出阻止她进入陪审团。
吸引贾伊德·莱纳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这样的好运。好一会儿，贾伊德·莱纳在问艾利斯她是否相信一个被告在被证明无罪之前是有罪的；她是否知道有罪必须建立在确凿的证据之上；以及她是否理解起诉必须背负证据的负担。所有这些规则甚至在还没开庭之前贾伊德·莱纳便开始灌输给这些可能的陪审员。
对每个问题，艾利斯·马汉都回答是。
贾伊德·莱纳坐在椅子上向前一倾，胡子指向艾利斯，秃秃的头在荧光下反着光，“有人，”贾伊德·莱纳说道，“认为如果一个被告不出庭作证，他或她可能便有什么隐瞒，你对此怎么看？”
这是个有利于辩护的绝妙问题，一个以公开为目的的问题——允许艾利斯表达她真实的信仰。看着卡洛琳，佩吉默默地感谢她找到了贾伊德·莱纳。
“你怎么做的？”他们那天一大早被送到贾伊德·莱纳的法庭时他低声问。同时有十个别的法官供选择，反对贾伊德·莱纳的机率比巧合高得多。
卡洛琳笑了，“我什么也没做，真的。”
“定义一下‘真的’。”
她耸耸肩。“我在别的晚上看到他，在一次前公共辩护律师的重聚会上，他看到我问，我在做什么取乐，我告诉了他一点关于我们案件的事——这他当然已经读到过了——并说这次审判肯定很吸引人。”又是淡淡的一笑，“法官也是人，毕竟，就像你无疑在卡瑞莉的听证会之前就已开始算计我，所以我推测贾伊德·莱纳可能申请了这次任务。”
这时，艾利斯·马汉正在构思回答，佩吉看到维克多·萨里纳斯面有怒容。
“如果一个被告不出庭作证？”艾利斯迷惑不解地问，“对此，我真的不知道。”
贾伊德·莱纳愉快地冲她一笑，“我相信你从未不得不费一点心思去想这个，为什么不花一点时间现在想一想呢？比如说，试试想想佩吉先生不出庭作证，再告诉我你觉得怎么样。”
艾利斯扬起头，斜着眼睛，“我不认为我会满意，真的，我的意思是，一个因为谋杀到法庭的人不应指望一切问题都由我们来解决。”
这正是卡洛琳和佩吉害怕的思维方式，他们的注意力和萨里纳斯一样集中到了法官身上。
琢磨着艾利斯·马汉的话，贾伊德·莱纳点了一下头。“你认为，”他慢慢地问，“如果他决定不出庭作证，你能够公正地判案吗？”
艾利斯踌躇片刻，而后微微点点头。“我不十分肯定，”她最后说，“但我当然会尽力的，尊敬的阁下。”
佩吉紧张地看到萨里纳斯满含希望地转过去看着贾伊德·莱纳，“赶走她，”卡洛琳心中说道。“请！”
贾伊德·莱纳向艾利斯赞许地点点头。“我相信你会尽力的，马汉太太，我也感谢你给我的帮助，但是，公正地讲，我想我应该免除你。”
萨里纳斯转过头去。“漂亮！”卡洛琳低声道。
“挑选旧金山的陪审团时，一个恶心的种族主义者的秘密便是，”约翰里·摩尔曾对卡洛琳说，“让辩护律师赶走尽可能多的亚洲人。关于克里斯的案件，你有什么不满意的吗？”
他们正在卡洛琳的办公室碰头——侦探、佩吉和卡洛琳自己——以制定挑选陪审团的战略。但是在这儿，佩吉和卡洛琳·马斯特看起来好像属于这儿，摩尔——长着白胡子和红润的改过自新后的酒徒的脸，穿着羊毛运动外衣和灯芯绒外裤，喉头处露出网球衬衣——看起来更像一个作为法律补给送给卡洛琳的代理人。
“亚洲人？”卡洛琳道，“视情形而定，如果我们说的是，入境移民和那些未被同化者，我想我同样认为：他们倾向于屈从权威而忘记无罪推定，但是给我一个第二或第三代的亚洲人，尤其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人员，事情就是另一番模样。至少那时我不用担心阶级的偏见。”她背靠着椅子，双手枕在脑后，眼镜架在鼻子中部。“好了，”她面无表情地对摩尔和佩吉说，“下一个是谁？既然我们已谈过了亚洲人。”
“拉丁人，”佩吉说，“两个原因。一个活的，一个死的。”
卡洛琳点点头，“萨里纳斯和里奇，有太多相似的地方。”
“这儿无须争论，”摩尔插话道，“我不会要一个拉丁男性，完了。”
卡洛琳耸耸肩。“没有绝对的事，”她说道，“在陪审团的挑选中，我们继续吧，公诉案件是一种法律强制计划：萨里纳斯将给他们提供里奇的尸检报告，而后是蒙克的调查，并请求陪审团相信这是谋杀，我的故事的一部分将是：地方检查官作弊，这是一起陷害和警察仇杀：这样我们不得不警惕蓝领阶层，他们讨厌富翁又和警察相仿。”
摩尔从旁边瞧着佩吉。“或者，”他慢慢地说，“那些对不完整的故事感到不舒服的人。”
卡洛琳半边嘴唇一笑。“是的，”她讽刺说，“克里斯和我已讨论过这个。”
一阵尴尬的沉默，卡洛琳没看佩吉；她的目光停留在他头上的什么地方，像在集中思考，“我还要加上憎恨律师的人，”佩吉开口打破了沉默。
“当然，”卡洛琳抱起手臂，“这样我们喜欢谁呢？”
佩吉想了想，“泛泛而论，那个古老的民权联盟——犹太人和黑人，犹太人由于人道主义的倾向正符合对被告的同情，黑人则因黑人社会知道警察不总能摆脱偏见。”
卡洛琳显得有些怀疑，“蒙克兼有二者，你不这么认为？他们会听他的，尊敬他我所需要的，坦率地讲，是任何一个不相信权威的人。”
摩尔皱皱眉，“这就是为什么教育在这儿如此重要的原因，当它和想象力联系在一起时，克里斯的案子依赖于找出一个能抽象思维的陪审团——想象出另一种你永不能证明的替代场境。如果幸运，我们将得到一个白人，受过耶鲁教育的白人，投自由战线的票的白人，最好来自东部海滨城市的诗人。”
卡洛琳摇摇头，“即使我们找到，萨里纳斯也会将他们刈除，”她没有摩尔的笑容，显得有些冷酷。“也许你能给我们找到一两‘蓟芋’。”
摩尔显得很迷惑，蓟芋，佩吉知道，是辩护律师的黑话，指一个看起来怪诞异常，可以没来由地让陪审团作不出决议的陪审员，而找到一个这样的人则是最伟大的艺术：佩吉曾一度悬置过一个陪审团，在那个案子中他差点因漏进了一个陪审员而失败，那个陪审员案子刚一结束便瞪着大人物似的眼睛问他世界是否能存在过20 世纪。“蓟芋，”他向摩尔解释道，“是指一个陪审员，他知道我是清白的，因为她死去的妈妈告诉他我是。”
摩尔对此一笑。
“蓟芋有各种样式，”卡洛琳充满希望地插话道，“你可能用那些对混血的沉默的男人具有挥之不去的吸引力的女人梳理一下陪审员候选人。”
这几句话，以一种愚弄无知的语气说出，带有明显的倒刺：它不舒服地提醒佩吉他的律师正面对一场比她所期望的来得更早的审判，因为佩吉拒绝解释而且他在其中也不打算说什么。“因为我们的有些前提还可以争论，”佩吉平缓地说。“但有些不。我们不能让人们被审判前的宣传所毒害，而且，无论别的什么人进入陪审团，我们都不能冒险容忍一个憎恨自杀或争夺监护权的人，他顿了顿，轻轻地加上一句，“或者，就此而论，骚扰儿童的人。”
卡洛琳的脸色变了；她短促地向他投去同情的一瞥，声音变得干脆起来，“这都不错，”她最后说，“但我们说过的一切，萨里纳斯也知道，他会在我们理论上梦想的陪审员出现之时立即将其驱散。而最后，我们只得以摸彩票结束，妥协，凭感觉挑选陪审员。”她停下来以示强调，“在某些环节上——也许不止一处——维克多会和我赌同一个陪审员，而我们中有一个会犯错误。”
佩吉感到不安，“你什么意思，卡洛琳？”
她径直望着他，“刚开始时，我相信我的直觉会在维克多·萨里纳斯之上，或者甚至你们之上。”她停了停，而后平静地结束道，“如果说到最后的陪审员，克里斯，关于我们怎么做会有无穷的问题，我希望是我在决定。因为我是我们中唯一一个将告诉陪审员你不是凶手的人。”
维克多·萨里纳斯，佩吉开始有点理解地觉察到，能使用某种魔法。
他正在提问前二十四名候选人中的第二十二位，这个过程产生了三名陪审员：一个公立学校的白人男性教师；一个黑人银行官员；一个中年的菲律宾语速记员。这些是妥协的产物，没有一个符合克里斯托弗·佩吉的陪审团构想，或者也许菲律宾语可能是个例外，卡洛琳认为他是可以说服的；这是卡洛琳的估定，认为这是辩护律师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而且萨里纳斯也可能接受，至于另外剩下的二十位，贾伊德·莱纳免除了三个看起来对辩护方不利的，维克多·萨里纳斯使用了七次强制令出；以一种像是随便的形式，以他们未受良好的教育为由，而卡洛琳已经赶走了二十个——五个拉丁男性，两个亚洲移民，一个在一场苦涩的监护权争夺中失败的日本医生，一个纽约警察的侄儿，一个退役的黑人中士，他在卡洛琳令出他时显得很军队化而不是尚武。
问题在于陪审员候选人中，除开菲律宾语速记员，卡洛琳坚持了原计划，但她使用强制令出太快了，她和佩吉都同意，而且还有另一个原因使她不愉快，“我们逐出了太多的少数民族，”她对佩吉嘀咕道，“陪审员候选人可能开始认为我们有偏见了。”
佩吉点点头，但卡洛琳踢出的十名成员看起来对维克多·萨里纳斯很合适，现在，他们无助地望着萨里纳斯提问那个佩吉非常希望的陪审员：一个叫马里安·塞勒的60 岁的很有风韵的犹太妇人，她的丈夫是一个卡片学家，她女儿中有一个是罗曼语教授，一个是人类学研究生；她曾帮助建立几处重要的慈善机构。当约翰里·摩尔向前一倾告诉他们接受她时，卡洛琳和佩吉都同意了。
站在陪审席边，萨里纳斯笑看着塞勒，“你的家庭很有特点，”他愉快的说，“没送一个人进法学院。这是偶然的，还是善良父母的另一个反映呢？”
那些很有希望的陪审员们对这个适度的玩笑嘲笑不止，就像猛地抛出什么东西一般，但佩吉知道这个笑话已计划了好多天，萨里纳斯企图把自己和他从事的职业分割开来：他的行为表明，他不是那些律师中的一个，而是一个保护他的同党公民免遭最坏的律师诡计欺骗的人。
塞勒朝萨里纳斯敷衍地一笑，“这是偶然的”，她说道，“我们的女儿也没一个想做医生，我也和这样的一个人结了婚。”
萨里纳斯在他的兜里攥紧了拳头。“你和法律行业的成员有过任何交往吗？”
“是的，萨里纳斯先生，我丈夫和我二十五年来一直拥有同一个律师。”
“你们满意吗？”
塞勒活跃地点了几下头，“哦，非常满意，哈罗尔德帮助我的丈夫建立了他的职业联盟，他把我们的房地产管理得井井有条。他不仅是我们的顾问，而且成了我们的朋友。”
“她死了。”佩吉小声对卡洛琳说。
像是为肯定这一点，萨里纳斯说道，“这是我全部的问题。塞勒太太。”
然后坐了下去。
卡洛琳站起来，“下午好，塞勒太太。”
塞勒笑道，“下午好。”
卡洛琳走向陪审席，“我肯定你很清楚，像萨里纳斯先生的问题表明的一样，佩吉先生自己是个律师。”
“哦，是的。”
卡洛琳短短地瞥了萨里纳斯一眼，又对着塞勒，“基于你的经验，塞勒太太，你对法律行业的正直持什么意见？”
塞勒向前一倾，“哦，非常高。我们的律师，指一个，是一个非常正真的人。而且从我的慈善工作我注意到律师给社会的回报是多么的高，在金钱和服务两方面。”
这时，面对着萨里纳斯高扬起的眉毛，卡洛琳给他一个半边脸的笑容，直到陪审员候选人们看到，直到那时她才转回到塞勒，“认识你很高兴，”卡洛琳不露声色地说，“无论多么短暂。”
新闻队伍中传出一阵咳嗽，压抑住的笑声，当卡洛琳坐下去时，萨里纳斯愠怒地看了她一眼：在破坏性的一刻，卡洛琳向候选人们表明了萨里纳斯在试图引进反律师的行业偏见。现在他可以确定这点或放进一个明显不是他希望的人。
一丝有趣的快乐闪现在贾伊德·莱纳法官的眼里。“萨里纳斯先生？”
他问道。
佩吉知道，维克多要等到晚一些再决定是否令出马里安·塞勒。但该他立即决定了，依靠他原初的本能，他镇定了自己，在陪审员前站得更直，骄傲和犹疑交替在他的脸上，大声了一点，“人民通过了塞勒太太。”
“哦，维克多，”卡洛琳心里说道，“这可真不太妙。”
刚过五点半，体会。
马里安·塞勒成了卡洛琳最美好的时刻，她使用了十四次强制令出，尚有六次可用；如果贾伊德·莱纳没有找理由踢出两名可敬的陪审员，事情会更糟。在通过的八名陪审员当中，卡洛琳首次被迫接受两名亚洲人，一个父母来自香港的中国医师和一个二十岁的越南移民。她的大多数强制令出用在了拉丁人身上：卡洛琳不喜欢这可能传出的信息，而且明天的候选人中亚洲人、拉丁人的比重更大，而接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比今天还要少，当佩吉建议今晚重温一下接近陪审员候选人的办法时，卡洛琳乐意地赞成了。
他们坐在卡洛琳的梅来迪斯——奔驰车里驶出了地下车库，佩吉惊奇地发现天空很黑；审判的开端便打断了他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今晚，他知道，他们将坐在秘密会议室里，桌上摆着三明治和陪审员问题人物；他只能简短地给特瑞和卡洛打电话，而后花上几小时力图进入那些生活在纸上的陌生人的内心。
卡洛琳转进了米新大街，金融地区的塔楼林立于左边，黑影中闪烁着灯光。“介意我打开天窗吗？”佩吉问，“我感到衰弱，好像我们整天都在飞机上。”
卡洛琳笑道，“只要对你有帮助。”
佩吉打开天窗，向后一靠，力图在被人工照明反射得浑浑一片的城市上空找出一两颗星来。接着，他尽力想把生活分解成一系列的运动，尽可能分解得短小、稳定而又完整，清风拂面，佩吉发现他想着的是一颗星，想起了他和特瑞最后一次航海的那晚的天空。
那可能是五周以前，佩吉不能忍受呆在家里面，他们没有可以不用回头回顾的地方可去，当他晚上提议去航海时，特瑞什么也没问。
航行平静而清凉，特瑞坐在佩吉的小艇的前头，穿着一件佩吉在威尼斯买的尺寸过大的皮夹克。过了不久，风停了，他们在旧金山的海湾中漂游，海水漆黑一片；城市的灯光爬满了山体；车灯像蚁兵一般蠕动着穿过金门大桥，在他们的头上，天空象是在挣脱城市的灯光，向马林县越往北越是深沉的黑暗，繁星一片，佩吉凝望着天空，又看着特瑞；她乌黑的头发在月光中玻璃般地闪着光，脸庞也比佩吉记得的任何时候更美，他只想望着她。
她的眼睛安宁而认真，过了一会儿，她问，“你为什么不出庭作证。”
“我希望远离这一切，特瑞，”他应道，“至少今晚。”
他感到了她的目光，“你和卡洛也谈过这个吗？”
“全部的时间里，我没有什么可以告诉他而萨里纳斯不会问及的。”
特瑞摇着头，“但不出庭作证……”她打住了话；她不必说完。
佩吉没有回答。沉默中，特瑞又摇起了头；这次，是种失神的姿势，有种麻木而惊愕的感觉。
“华纳·布克斯今天早晨给我打电话，他们想做一本书，然后包起来作为秘密武器。”
佩吉短短一笑，“谁在逗你？”
特瑞没笑，“罗西·培尔茨很热心，这家伙告诉我的。”
佩吉向上望着天空。“在这个版本里，”他最后问道，“我是清白的还是有罪的？”
特瑞抱起双手，“我们绝对到不了那个地步。”
她的声音冷淡而有明显的生气的味道。佩吉转向她：在那一刻，她的侧影让她想起一期杂志的光泽的封面，大概是两周前，特瑞带着艾勒娜离开学校的照片，配着这个标题“克里斯托弗是否为她而杀人？”内容里，有对佩吉的生活的披露和里奇的控告；在那段讨论骚扰孩子的文字旁边有一张卡洛的照片，另外还有一张艾勒娜的。文章的末尾处有一段索尼亚·阿里斯的话，说特瑞在谋杀她已故儿子的事件中起的作用还没被刺到她满意的程度。
“艾勒娜怎么样？”佩吉还是问道。
“差不多，在我和丹尼斯·哈里斯知道的范围内，我更喜欢她的新学校。”
特瑞的声音变得疲惫了。“她开始第一次真正交朋友，不久那个女孩告诉她她的妈咪的男朋友杀死了她的父亲。”
事情的份量如此的压迫人，佩吉认识到，以至于表示遗憾会显得无趣。
“那罗莎呢？”他又问道。
“一直很平静，像她平时那样。”特瑞的声音柔和起来，“我一直想着卡洛。当我们第一次知道我们的感受时，好像这会对我们双方的孩子都很好。”
“应该是的，如果不是里奇。”佩吉向后一靠，望着金门大桥的轮廊，飞动的车灯的上面耸立着一座座黑暗的塔楼。“至于卡洛，他的朋友们在他身边，但他看起来坚韧了一些，更不信任人了。我想如果你所依赖的人消失了你便能理解这点。”
特瑞看向别处；佩吉感到了她吐出的气，“你真的担心他们会发现你有罪，是吗？”
佩吉让自己盯住她的脸，在朦胧的光线下，他想——或者也许是想象——她的眼里有泪珠，“我知道这很可怕。”他说，“不仅对艾勒娜，而且对你。”他握住她的双手，“六年前你和里奇结了婚，你心灵的深处觉得有什么不对劲，但却告诉你自己要信任他，只因为你可能有了孩子，现在一切又重新发生在你身上，不是吗？”
特瑞看起来很吃惊，泪水，佩吉看到了，是真的。“我怕失去你，克里斯。”
慢慢地，佩吉摇摇头，“不，”他轻轻地说，“你是怕我不是我。”
（二）
陪审团挑选的第二天早晨，克里斯托弗·佩吉带着焕然一新的机警来到了法庭，这是工作过于强烈而睡眠太少的结果。被捕以来，他的外部特征已由精力充沛变成了粗糙苛刻；他只喝葡萄酒；十点钟上床，结果是一股能量的激流；他感到尖刻，充满活力，比几年来任何时候都要健康，但他对不能睡眠却无以为力：每次他突然惊醒时，想着他应该做而未做的事，就像不能改变过去一样，他无法让自己的大脑得到休息。
现在佩吉正研究着陪审席上的面孔，企图在每一个陌生人身上搜寻出一星共有的人性，或者，可能还有，慈悲。在卡洛琳的请求之下，贾伊德·莱纳法官刚借故免除了一个四十岁光景的研究生，她正在经历一场烫手的离婚纠纷，她以虐待儿童罪起诉了她分居的丈夫，而且她最终还被迫承认自己可能会不公正。眼前这位候选人是一个叫詹姆斯·李的朝鲜工程师，他看起来很对萨里纳斯的口味；当卡洛琳·马斯特站起来向他问话时，他小心而礼貌地看着她，摩尔已经估量过李：他的笔记包括“倾向于服从权威”和“工程师——可能不喜欢放弃。”
卡洛琳自己只剩下四次强制令出，而还有四名陪审员需要选出。“在这些事情之前，”她问道，“你注意过佩吉先生是谁吗？”
李谨慎地点点头，“是的，有大量的文章谈到这个案件——我记得有一期以佩吉先生作封面的新闻周刊上的一篇，在20/20 频道上还有节目。”
卡洛琳扬起一只眉毛，从小报到纽约时报，舆论是压倒一片的。到时候了，他今天早晨告诉佩吉，应提醒陪审员们想起他曾做过比被指控杀死里卡多·阿里斯有益得多的事情，“那是你第一次听说佩吉先生吗？”
李取下他的镜链眼镜，仔细地擦着，“哦，不。我从佩吉先生计划竞选议员的那天起就知道他了。”
他的声音是坚定而中立的。“你对那时的佩吉先生还有什么印象吗？”
她问道。
第一次，李笑了，“有，他和我不同党派。”
听到这个，佩吉决心赶走他，但卡洛琳却没坐下，拉长脸，她说道，“我想你不是民主党员。”
望着萨里纳斯，佩吉发现他在皱眉，旧金山百分之七十五的市民和陪审员候选人中至少同样比例的人是有着坚定的自由倾向的民主党员；佩吉认识到这是卡洛琳第一次有机会在佩吉和那个陪审员小组之间建立某种联系。李懊悔地摇摇头，“不是，”他说道，“在旧金山，这多少有点孤立。即使我的同党也认为米歇尔·杜加齐斯会被选为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