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疯了！’他回答我。有些学者的政治敏锐性比我们这些搞管理的人强许多倍。他当场就回答说，他不会帮我们任何忙。因为我们都是为了自己，为了保住自己的位置。”
“您猜我当时说的什么？我现在还能清楚记得，我说：我不跟你争这些。政治的东西你我都是门外汉。但我们都是搞业务出身。如果一个领导突然站在我身后说，提你的条件吧，任何条件我都答应你。那时候我决不会像你这么讲话。
“他停下来看了我很久，然后好像明白了我的意思。
“‘好吧，就算太阳从西面出来。我在这里教书已经腻透了。我跟傻瓜泡在一起的时间已经太久了，我确实想做点新的玩意出来。’
“‘你说吧？你需要什么条件？’
“‘我已经不太做概率研究了。我转了方向。当前，我最感兴趣的是用电脑证明数学定理。’
“‘那么，你是需要买更好的电脑？’
“‘只是需要更好的软件。我们的硬件跟国外的不相上下，但专业软件不行。你知道中科院的吴文俊吗？他这几年做了大量的机器证明定理的工作。我其实比他的方法更好，更重要的是，我发现这个工作能把许多不同的内容联系起来。’
“‘买软件大致要多少钱？’
“‘我想要100万人民币。’
……
“在2000年前后，100万人民币等于多少您是知道的。”
高士兵抬起眼睛看着我：“我们没有那么多钱给他。但我们必须找到这些钱！”
5
“吴老师，我尊敬您是从事教育领导力研究的学者。但我想您的实际经验很少。抱歉请您讲座前我找您要过简历，知道您心理学系毕业就在大学教授管理学。现实生活中的管理跟您所教授的那种，可能完全不同。现实永远不会按照教科书一样按照规定情节发展，但有时候，它又超越教科书所展示的底线。
“让我们回到那个轰轰烈烈的拯救学校的运动，回到我们把全校师生动员起来的日子，我们克服了人员之间的矛盾，共同为生存而搏击，主动出招，在应对难题过程中变得更加具有战斗力。虽然在坚持自救的校长和试图寻找上级支持的书记之间仍然存在着矛盾，但大家都知道，只有学校自身的完善，自救和拯救才能到来。因此，各种矛盾在这样的竞争激烈时刻全面减弱了，书记虽然仍然指点着他自己的团队做着外部努力，但也乐于支持内部改造的诸种活动。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领导班子分解成几个不同的小组。我作为负责人事和科研工作的副校长，自然主要领导人事处和科研处。我把两个处室的办公相互协调，对选定的七名教师进行了全面的分析了解，并期待给他们创造最好的条件，让他们的创新力全部发挥出来。
“吴老师，我是个中文系出身的教师。在这样的工科学校中只是讲讲语言和写作的公共课，能当上副校长，纯粹得益于我多年不断地丰富自己。终身学习是这个时代的人生存的必要能力。您写作的有关教育领导的书我全都读过，还有世界各大学校长年会的一些访谈和发言，我也常常认真领会。不但如此，由于主管科研和人事，我还会阅读比尔·盖茨、乔布斯等人的传记，阅读贝尔实验室、罗马俱乐部等组织的发展历程。对科研工作者的一些专门访谈，我也会抽时间关注。
“我记得杨振宁仍然在美国长岛的时候，曾经作为纽约大学石溪分校教授接受过电视台访问，他当时说他做的每一项创造性工作，其实核心的时间都不会超过三天！一旦你对某个题目感兴趣，有了思路，在三天中灵感将带着你走到最远的地方。在三天里他会形成一个问题的答案，并对这种推测性的答案进行计算验证。科学工作者很相信他们的直觉，而他们的估算能力也很强，三天时间便能看到一个路径是否光明。如果三天做不出成果或被验证为彻底错误，他会转到其他思路。其实，在管理学中也有所谓的80/20原则。人们做得最有价值的事情中的80%，是用20%的时间完成的。现在，我们有信心在一个较短的时间中为我们选定的创新专家创造出最好的工作条件。我们通过快速访谈、接触，甚至简单的心理测验给他们寻找最合适的助手，让他们的学术活力能恰到好处地传达给同事甚至学生。通过这样的方法，我们期待能像滚雪球一样地把团队带大。举个例子。在工程制造专业我们给一位专家选定量子力学、扫描成像、材料科学等三个不同方向的助手，这使他多年期待完成的一项突破性的立体成型技术很快实现。您知道，所谓立体成型，就是今天所说的3D打印。这个技术到新世纪的第二个10年才逐渐成熟。而我们至少比国际先进水平要早上10年。我们的另一个教师，是马哲教研室的。你不能相信吧，这个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竟然能成为我们未来竞争力的首选带头人之一。天体物理行当的人多数其实是数学家，只有他们在纸上分析出宇宙的隐秘才转而去寻找观测数据进行证明。选定他到我们这个大学来教书，原因是多方面的，他是强调素质教育运动的时候被请来教天体物理的，但由于我们这个学校是工科为主，多数学生只选跟未来工作接近的课程，他常年工作量不满，只好靠开设自然辩证法必修课为生。不过，在业余时间里，他仍然醉心白洞和蛀洞物理的研究且在学界小有名气，只是过去囿于我们学校的工科性质，他的成就很少被广泛认知。现在，在彻底放开不再管上级怎么要求我们的时候，我们觉得只要能给他们条件，说不定真能出现具有世界意义的成果。
“以科研带动学校的发展，不是说我们放弃对学生的培养。教学仍然是高校教师的主业，但我们必须改革课程。除了基础课以外，我们把大量的专业课从大课堂讲授改为研究型的课题小组课堂。学校里WORKSHOP（工作坊）和SEMINAR（讨论课）流行。学生成长也变得出奇的迅速。一些围绕带头人的本科学生，竟然逐渐进入到他们的团队之中，成了科研的得力助手甚至学术主力，这在过去简直不可想象。
“书记在外面拉关系的团队四处碰壁，为了掩盖他的窘态，他转而把团队从上级主管单位转向企业，争取横向联合和土地创收，这倒为我们在同类大学中获取了更多资源。不瞒您说，我们真的搞到了数学家要求的100万人民币。由于只有他才真正懂得购买什么样的软件，所以，我们把用钱的决策权也交给了他。
“但这一切，却为我们酿成了大祸。”
6
“我们真的在短期内给他攒足了所需要的100万人民币。这些钱是我们通过一些项目置换获得的。例如，我们把学校内部相当一个篮球场的一片地跟相关企业合作开发，企业投入进行楼房改建和未来使用，而我们会在改建的楼房中占据三层。整个楼房的产权将在50年之后回归学校，无论那时候楼房在还是不在。这种土地置换的方法在多数学校都在采用。前提是不会影响到正常教学秩序和未来发展。跟企业的合作主要是办学跟生产科研上的一体化。我们的学生到他们那里实习，他们的一些产品开发项目给我们设计。一些大企业真的很有钱，我们从他们的支持中获益匪浅。
“总而言之，我们用土地租让和校企结合的方式获得的部分资金给每一个潜力教师都进行了投入。对天体物理方向，我们给他提供了最好的电脑系统，还相应改变了办公条件。冠冕堂皇地讲就算我们投入基础研究。但知道如何办学的人都会说，你们的基础难道要从宇宙大爆炸开始？对立体成型方向，我们考虑应该帮助他做更先进的立体成型机。我们发现国外的研究都集中在如何处理塑料、金属等现有材料，设法将他们固塑成型。但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如何通过远程方式进行一种超距离无机打印。换言之，我们想制作出像电影《星舰迷航》那种物质传递机。这项工作投入了将近1 000万。当然是在2000年前后的价值币值和通货膨胀率下的投入。最后，对电脑数学定理的计算，按照跟教师的协商，决定真给他100万用于软件购买。
“但正是这100万，让我们陷入了绝境。
“我至今仍然记得那个11月的晚上，天跟今天一样寒冷。怎么我们的苦难都发生在这种寒冷交替的时代？我收到会计的一个紧急电话。‘高校长吗？您在哪里？您快点来吧！我们账户上的那100万已经被人在澳门提现了！’
“‘澳门？’
“我的脑子‘轰’的一下子。
“对于多数中国人来讲，澳门相当于美国的拉斯维加斯、大西洋城、雷诺，是欧洲的摩纳哥，那里是博彩业的中心谁都知道。我们的钱在澳门被提现，说明我们的人正在澳门。而几天之前，陈戈文确实办好了特区证和港澳台通行证，要到香港去购买他所需要的软件。
“一切的一切，都在那一刻发生了。
“我们的推论顺理成章。我们派了一个曾经因为赌博而被开除学籍的人。他的赌博是因为他大肆在赌场应用概率统计。但是，谁都知道，再好的赌徒也有失手。一朝你陷入其中，早晚会获得应有的回报。
“眩晕。
“为了拯救仍然在生死线上苦苦挣扎着的500多名教师和学校的未来，我们孤注一掷地寻找着天才，我们的目标只是期待自己的学校建设成为一个没人能取代的特别的教育机构。到今天为止，我们的路子都是对的。我们至少让整个学校像一个新的有机体一样运转了起来。而且，多数教师都转而对我们的努力抱起期待。我们的书记甚至在设想当前的状况可能是他未来提升的敲门砖这样的事情。
“但是，来自澳门的消息给了我当头一棒。
“在那个寒冷的晚上，我只有一个念头，要立刻赶到澳门，要在他还没来得及出手下注之前阻止他，取回我们错误的投注，取回本希望通向未来的资产。”
7
“温暖的南国。天空中下着细雨。
“空气中有某种甜腻的滋味。
“澳门是个纸醉金迷的地方吗？
“至少对许多中国人来讲，这里充满了神秘。谎言和想象力包围着这座城市，也挑逗着人们的探索欲望。
“这时候我们才发现，陈戈文从到达特区就没再打开过手提电话。我们不知道他是哪一天从香港转向澳门的，也不知道他在这里待了几天。
“但我们相信，只要一个赌场一个赌场地寻找，我们一定会找到他。
“好在澳门的赌场本来就不多，如果是拉斯维加斯，那我们的希望将彻底渺茫。我和亲自出马的人事处与财经处主任三个人决定从大到小地逐个搜索。于是，威尼斯人成了我们第一个全面搜索的目标。傍晚，度过了白天冷落期的巨型赌场中的投机气候正在升温。我们进入金碧辉煌的大厅，开始四处逡巡。
“我一直在想，100万这么个资本量，对学校发展来讲不算多，但对一个赌徒来讲，到底算多算少呢？这100万元能让他进入大户室吗？我知道每天来自东南亚甚至其他大洲的赌徒的单笔投注都大大超过这个数字。但手拿100万的人会去一下下地拉动老虎机吗？这么做结果的出现是否太过缓慢？如果上述两个可能都不会出现，那么他一定是选择中等赌注的赌法，而且，一定要特别能够符合概率原理。
“之所以仍然抱着微弱的信心，相信自己能够找到这个卷款潜逃者，是因为我相信作为数学家的陈戈文在赌博中一定不是把利益获取当成最重要的目标。少年班多年来培养出的那种争强好胜、想证明自己存在的冲动才是他的主导意识。由于多年来他一直被驱逐于数学科研之外，他的生活中也没有任何可以炫耀的地方，那赌场上的某种胜利，就将成为他存在的自我证明。
“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尽量在公平性和概率论原理作用较强的赌台周围转悠。而那些纯粹没有理性的游戏，我们会一带而过。
“在赌场中不能打手机。这让我们先分散后集合，发现之后进行集解的想法落空。可能是为了防止作弊，无线发射类的通信系统在这里都显得不好使用。但三个人绑定一起去找又显得效率太低，殊不知每一分钟，我们的100万人民币都有损失殆尽的危险。如果他已经把所有这些出手，我们的资产已经放空，自然没什么可说，但如果恰恰是我们到来之后没有赶上他的决策，或者眼看着他在我们身边把这些资金彻底挥霍，那真是我们的悲剧。
“吴老师，您别笑话我。我是搞中文专业的，对数学这些一窍不通。但我看过一些有关赌博的电影。那些电影自然都很夸张，不过我能记得其中一些细节。我记得有一部电影中写一群数学家去赌，他们除了赌马，还去玩21点。所以我感觉牌戏应该是一个值得调查的重点。为此我们分散各个赌场去寻找加勒比扑克或21点聚集的台子，然后每30分钟大家都回到同一个中心地带交换情况。幸好澳门不大，赌场也相对集中。
“但我们跑遍了所有赌场，还是没有看到他的踪影。到晚上九点，赌场中的灯火变得更加辉煌。穿过如潮的人流，我们再度聚集在最大的威尼斯人赌场，垂头丧气。
“陈戈文到底在哪里呢？
“一种可能，是我们没有认真看每一个角落。毕竟在这种金碧辉煌、金钱和戏剧性的电脑游戏、音乐混合的地方，想要集中注意力寻找一个人不是特别容易。再有一种可能是，我们的路径还是不对。
“经过一天多的紧张、愤怒之后，我们的心情都开始有所冷静。我们再度聚焦到陈戈文的个性和他所从事的数学研究上。也许，我们都错了。不应该放弃那些简单的老虎机和押大押小游戏，因为那些游戏才是概率真正起着重大作用的地方，反而这些扑克牌戏中充满了数学无法预测的人的狡诈，他不太可能这么傻去面对自己的弱点。
“想到这些，我们再度重新开始全盘搜索，不放过每一个概率可能被应用的赌台的死角。
“我们一直在考虑陈戈文可能穿怎样的服装。他会西装革履、手提皮箱吗？这种装束是否显得太滑稽？除非他也跟我一样看多了香港电影或美国电影。那么，他会穿得跟在学校中一样邋遢且破旧吗？那种不修边幅的状态会让他感到更加自如吗？但这样的话赌场的保安会立刻让他出去。
“您有这种感觉吗，吴老师？在一些非常紧张焦虑的场合，你会突然想到非常幽远漫长的东西，那些东西虽然跟当前的境况格格不入，但却出奇地攫住你的思想久久不愿离去。
“在那个紧张寻找的澳门之夜，我突然在想中国人所说的知人知面不知心这句话。
“我们以为我们了解陈戈文许多了。我们读了他的简历，跟他有不少次交锋，我们以为在这种矛盾斗争中已经掌握了他的个性，但我们其实对他知之甚少。我们甚至不知道他在放弃概率研究转向机器证明数学定理之后，仍然在摸索预测赌博输赢的秘密，而且一旦有机会他还会现场尝试。
“100万元，那是一个可以判无期徒刑甚至可能获得死刑的犯罪，他难道没有生活的底线吗？
“难道数学家跟我们的道德观念不同？就算他没有自己的底线，难道他不关心我们这些给他创造条件发展学术、发展未来的人吗？一旦他发生问题，我们这些人，甚至整个学校都会遭到灭顶的灾难，难道他自己不清楚吗？
“我记得我们学校讲授科学哲学的人常常谈论科学家的道德问题，什么学术上的弄虚作假、什么使用动物做实验上的违反伦理，这些都太遥远了。我们连自己身边的人都弄不清，连他的基本生活选择都还无法弄清呢！
“就在我的思想信马由缰胡乱想象的时候，我们的人事处长发现了情况：‘高校长，您快看那儿！那不是陈戈文吗？’
“人的一生能有多少次用光彩照人的样子出现在大家的面前呢？你觉得万事如意容光焕发，你觉得整个世界都在你的脚下，山峦海洋都向你臣服？歌曲中唱过的亚洲雄风、世界之巅等所有的说法，都无法跟我们看到的这场华丽的演出相提并论。
“一袭藏蓝的中式暗花上装，镶嵌暗金裤线的阴丹士林裤子，脚凳一双墨菲斯特休闲皮鞋，头发被刻意地整理过，一改总是蓬头垢面的模样，陈戈文展现出中年人所特有的那种干练，同时又隐含着某种神秘莫测的风采。
“他跟着一群同样气宇轩昂、各种肤色且操着各种语言的古怪同伴，目中无人地从我们身边走过，朝向赌场深处的一个光明的桌子走去，一场看起来波澜壮阔的世纪赌战将要正式开始。
我们三个人不顾自己的身份和年龄，竟然像听到了发令枪一样飞奔了过去，在第一时间和众人恐惧诧异的眼光中从各个角度把他紧紧地按在桌子上不能动弹。
“‘快说，钱呢？’三个愤怒的人竟然汇成了一致的语言。
“‘什么钱？’他扭动着不舒服的身体，使劲挣脱着。
“‘我们的一百万呢？’
“‘谁拿了你们的100万？’
“‘难道都让你赌光了？你把钱拿到哪里去了？’
“‘放开我，你们疯了吗？没看到这是第3届澳门博采数学讨论会的会场吗？’
“我们放开他，再度回顾他周围这些人。
“‘傻×啊，你们！神经病啊，你们？疯了，你们？’他接二连三地臭骂我们，把我们搞得很不自然。
“‘没听说过博彩业大亨何鸿燊先生亲自创办的概率论数学大会吗？只有全球最顶尖的概率学者才有机会参加吗？’
“‘你之前申请出差可没说要来开什么概率论的研讨会，你不是到香港买软件吗？’我们的人事处长争辩着。
“‘对啊，所有这些参加会议的人都会到香港的公司去寻找最新的软件更新，我就是在那里跟他们熟悉后才决定来这里的啊！’”
8
“澳门事件完全是一场虚惊。我们对人的认识没有发生任何失误。但我们对人的承诺、信任和信心不足，这是导致我们一时恐慌的根本原因。这件事情之后，整个领导班子都在反思，我们到底应该怎样更好地信任我们的教师，让他们能发挥出更大的能力，以更大的力度和速度拯救我们的学校。基于这些讨论，我们继续扩大当前的精英团队的范围，让更多具有闯劲的年轻人走到前台，扔掉枷锁，开始他们自己的创造生涯。我们的另一个思考是，在一个“大科学”的时代，不能让所有的项目都停留在单人、最多是小团队的作坊式运作方式上，我们要搞一些大的学科融合和知识人才集成。
“为了落实扩大精英团队的任务，学校开始一系列的创新奖励和创新文化建设宣传。我们广泛地把各个兄弟院校和中国科学院的学者请进来做报告，希望他们能引领我们。这不是胳膊肘向外拐，而是一种坦荡的智力吸纳。我们想让教师靠近真正的大师，感受真正的创造能量的冲击。
“不过恕我直言，这项行动并没有起到真正作用。或者，作用有限。现在我们明白，兄弟院校甚至中国科学院中，90%的专家也都没什么创造力。一些人即便有院士头衔，但他们那种做事亦步亦趋的方式，听着就让人着实失望。唉，中国的事情不就这样吗？人情关系盘根错节。许多人就是因为跟定了某个导师，在他的团队中打打下手，随着整个项目的升级，人也就爬上了学术高位。他们不能说没有一点功绩，但他们不是创造者。我觉得千万不能学习他们，听他们的经验就像游泳中戗水似的令人战栗，这些人讲话中多数会以执法者的态度出现，而执法风格的人际关系和学术态度会令旁人创造力泯灭，这是斯腾伯格的领导智力理论中阐述过的。别抱怨我，吴老师。我感觉您所在的学校也是庸人多于天才。这当然不怪你们，还是怪这个社会体系，怪中国的教育制度更恰当一点。
“其实，鉴别出真正有创造力的人并不难。这不看他们发表了多少文章。我看过一篇张五常写的一篇谈他在美国不同大学中寻找职位的短文，他说那些院系的选人用人根本不看有多少文章，就是找你来谈，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看你思想中有多少灿烂的火花和对这个领域积累的认知判断力。有这些基础的人，没有什么重要论文著作他们也会签约让你来教书……其实，许多著名的公司在选人用人上也跟张五常说得非常类似。像苹果公司还不像今天这么大的时候，他们的选人面试常常让所有职工全部参加，这些人各自躺在地板上或歪在椅子上，不等你开口他们会先说公司想开发点什么，讲他们的技术创新，等应聘者听得热血沸腾，急切地加入谈话，这便形成了真正的交流。他们觉得这种方法才是找到志同道合且有创意者的最好方法。
“长话短说，当我们发现学者中普遍创造力不足的时候，就决定在选人讲座方面更加留意。我们要找到真正的创意人才，让他们真正占据我们的讲坛。最后，我们在全北京的各个科研机构或大学中找到的人，加起来不到20个。我们一个个把他们请来，每次讲学都是全校性的，不管他们谈的东西其他领域的人是否熟悉，让大家都来听，都来感受。
“您猜怎么的？听他们讲话最受益的，竟然是非他们本行的教师和科研人员。在这之后学校明显地感到，这几年最大的科研成就确实是被上面的不到20人所激发的，但他们激发出的，是跨学科的创造力迸发。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中科院系统科学所请来谈数学跟诗歌关系的报告，这个报告的结果是打开了地理、气候、环境科学群体教师们的思路，破除了他们的思维定式。另一个例子是科学史所谈中国古代中国四大发明的讲座。这本来是个“政治性”浓厚的话题，但主讲人从科学考证入手进行了去政治化，而当考证四大发明不是为了证明民族优越性，只为了现实考古学在当今世界可以做到怎样的去伪存真后，我们的通识教育学部的文学院和外语学院教师获得了很多启发，一些人放弃了纯正的批评理论转而朝向“新进步主义”。
“吴老师，您大概特别清楚，创造力的发生发展最忌讳两个东西。第一是功利性。把任何事情带上功利，创造力本身就会受到限制。虽然有人提出，谋求个人利益是创造发展的动力之一，但这仅仅在一定条件下才是成立的。在多数情况下，创造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会跟功利主义分道扬镳，为此更看重给探索者自由的空间，寻求自由才是创造力发展的永恒动力。在这方面，我们要做出制度保证。具体来讲，探索中出了什么问题，我们领导出面顶着，绝不让教师受到伤害。我们跟所有教师签订合约，当他们从事自己领域内外的科研时我们决不参与意见，成功后决不在上面签名，不从中夺取哪怕半点名利。但如果失败，我们将挺身而出，作为整个活动的主要参与者承担下全部责任。
“创造力忌讳的第二个东西是批评和指责。人都希望别人对自己的工作提出建议，但这些建议不应涉及他人做事的目的和意义，更不应对他人的思维方式评头论足。意见都应该是建设性的，协助改进的。你用了一种新的方法炒出一盘不太好吃的鸡蛋，你会乐意听这样的评论：盐还可少放一点，火还可热一点。但你不乐意听：你这个人根本不会炒菜！或者：还是好好先学习炒大白菜再来炒鸡蛋吧！这样的话语最伤害人的创新能力。我们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在全校的课堂和科研活动中反复跟教师们强调，要直接针对问题提出建议，与其指责他人的个性或知识缺陷，不如展示出自己对探索的支持和期待对方能创造更好未来的渴望。
“在上述一系列措施的引导下，学校的科研和教学成果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我们的优质论文数量正在增加。这里所说的优质论文，是真正具有启发意义和创造力的论文。像文学院的《楚辞》研究，跳出文本和作家，从楚文化中蕴含着的创造资源出发，将文学纳入到一个异常广泛的新的符号空间。我敢说我们对屈原认识的改变，可能是当前最具创造性的文化颠覆。在工业设计方面我们也取得了积极进展。跟20世纪上半叶德国包豪斯学院做的一样，我们在信息时代重新定义了工业设计到底是什么，这种定义让工业设计的整体思路转向一种‘量子层级式创意毛边云切换机制’，他们的意思是说，要改变认为创意无底线的想法，即要为不同创意加上能量表征，这样下来，通过能量差异或将‘毛边能量’做云切换后，新创意跟老创意的差距便可最大化。有关这个方法的具体内容，我只能谈这么多。毕竟我们不是这个行业的工作者。
“在各个应用工科院系发展的同时，我们的基础科学和通识教育也得到了大幅度发展。观察我们的课堂就能看出，学生的穿着更加自由丰富且随意得体，既跟那种管理过严的学校学生穿着不同，也跟一些缺乏美育、穿着过分夸张的学校学生不同。换言之，在走向创造的过程中，学生的审美观发生了转变，他们更贴近自己的存在，更有一种自然放松。
“学习成就评价方式的改变，让我们的学生都成了自信的人。他们相信未来社会虽然存在着强烈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变动，但他们有能力应对。有点怪的一个情况是，我们发现自己学校中自然发展起来的相互恋爱比过去多了不少。我们正在想，这是否因为孩子们更能坦率地面对自己和面对异性造成的？”
9
我差不多被他的讲述搞傻了。教育教学和科研方面的改革，使人的状态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这是我从事这么多年学校领导力研究中从未听到过的故事。我真想立刻跟他询问更多的细节。但他的故事还在沿着自己的思路发展着，我只好继续倾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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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教育教学与科研取得成果的同时，我们也看到我们的不足。在过去的几年里，我们做了太多的个体创造力发动。这些，在今天我们这个多重压力的社会中显得弥足珍贵。但是，面对未来大科技时代，我们的合作还根本没有。除了各自的小团队，我们简直就是一个个各自为战，就像孔子、孟子、庄子、荀子各带着一群学生自己讲自己学，不跟其他群体发生联系。如果说我们回归了教育的本来理想，那我们回归的只是春秋战国时的教育，是古希腊的学园，我们还没有进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世界。如果我们想让我们的这个小小的世外桃源能继续前进且经久不衰，就必须迅速让我们的学校类型从古典升级到当前。
“今天我特别来找您，主要还是基于您给我的教育领导学的教诲。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吴老师，我认真读过您的《教育管理学基础》。我知道那本书曾经被评为看不懂在说什么的“最差著作”。但我却能明白其中的奥妙。您从一开始谈后现代管理与科学的性质，我就摸到了门道。我记得您特别有两章讲福柯的观点。福柯真是这个时代最伟大的管理学家。我不把他当作哲学家。他的《规训与惩罚》《性史》《疯癫史》我都读过。喜欢得不得了。您提到他，我觉得最深层的含义是想焊接当前知识分子关系中被折断的链条。可惜的是，福柯人没来过中国。来过也是在20世纪50年代。如果他现在到这里看看，便会感叹我们的知识分子关系在全世界范围内有多差了。由个体或文化习俗差异引发的普遍忌妒，由生活或教育条件差异造成的歧视，等等。我知道您的学校也发生过许多事情。我研究过几乎北京市所有学校的人际关系状况，不瞒您说，我发现你们学校中最有特色的是城乡矛盾，这些年来，外省乡村籍教师几乎排斥了所有本地城市教师，这虽然不能说是劣币驱除良币，但确实是一种古怪的排斥与歧视。我猜想，外省乡村教师不喜欢本地教师，是因为本地人太过孤傲。于是，他们宁可执行过往的苦大仇深政策，让整个学校的血统越来越纯正地成为一所乡土高校。吴老师，这些正常吗？知识创新需要五湖四海，需要城乡结合。知识分子关系的另一个问题，是学术打压。这种打压可以发生于学派纷争，也可能由前面两个差异引申造成。当前高校中一个教师的学生抱团打压另一个教师及其手下的现象屡见不鲜，群体间势力此消彼长。年复一年，人们眼巴巴地期盼着新一届学校领导赏识自己的派系。如此多的矛盾和问题，根本不是福柯所能处理的。而对我们这些急着把所有智慧团结起来的人来讲，必须寻找一种办法，让我们能立刻穿越福科，也穿越爱德华·赛义德！
“吴老师，我记得您曾经在课堂上讲过，压力才能建立团结。我们的整个尝试，其实就是建立在外部压力基础上的，只要能保全这样的压力，我们的人际关系就不会出现巨大的崩溃。在人类的历史上，这样的事情不胜枚举。渣滓洞里的革命者具有如此力量强大的团队能量，跟他们的共同信仰有关，也跟他们所受到的非人隔绝和恶劣待遇等压力有关。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在曼德拉的领导下几十年努力消除种族隔离，一直坚持到胜利。
“我们庆幸高校改革给我们的压力，我们掌握好了在压力下完成组织变革的时机和步骤。而一旦在压力下组织中的大多数人开始以创造而不是谋生为工作的目标的时候，相互的和谐合作就已经成了他们的生存需要。这种出自个体的充盈的需求，强烈且无法彻底被满足，人们不再为什么相互关系费时费力，直言不讳的交流方式使许多可能造成误解的机会都取消了。于是，理想的道路因此在我们的脚下延伸。
“我记得您在书中曾经谈过，一旦人际关系问题得到彻底解决，领导者会把注意力全部集中到当前问题的技术方面。我们确实是这样。困扰其他学校的那些内耗不存在了，我们便能集中力量把教师吸引到一些当前最重要的大学科方向上。例如，我们的第一步是针对学校中缺少生物医学这个当前最重要的专业领域向大家提出，我们能否通过自己的努力，建设一种新的跟生物和人体有关的专业？恕我直言，我知道你们学校的医学专业是怎么来的。你们跟校园旁边的一个医院建立了合作协议，把对方的主任医师都纳入你们的教师体系，把他们的医疗设备都当成你们医学院的设备，给他们每年招生。这个做法当然方便，但我也要说，你们没有什么真正的跨学科创建。这些医院的大夫，不太可能跟你们校园中的教师交流看法。而我们的做法不同，我们在没有这个专业方向的前提下，发动所有不同专业的专家思考我们怎么通过无中生有把这个专业建设起来。随后我们发现，机械制造专业可以从残疾人的义肢方向切入人体生物学。化学工程专业可以从事生物化学类药物的设计与研制。人文基础部这种通识教育学部可以进行医学和生物伦理研究。即便有这些生长点，我们不希望将这个领域固定下来，我们要保持开放的边界让其他专业的学者敢于进入和易于进入。随后，我们的3D打印技术开始在打印人体器官方面取得丰硕成果，再度领先于行业。
“吴老师，大学科指的是需要集结很多不同方向的人、投入大量资源进行协作研究的领域。但我们发现，大学科可以做成字面意思的那种大，真的让这个学科大到一种超越极限的宏观尺度。我曾经跟您说，我们的马哲教师在白洞和蛀洞物理研究方面的深入，我们还有世界上最好的数学定理证明机器，一旦有人提议将这两者跟机械制造和化学工程等结合，阻碍融通学科的玻璃纸就被彻底捅破。我们就此最终解决了3D无源打印的问题。这是一种超大规模的未来技术。它的基础集纳了资源对等性原料存储位置探测的数学结构，蛀洞物质运输的物理机制、无设备参状态下的电场调节、成型过程中的抗干扰多元信息传递，加上对3D打印已经建立的诸多专利成果，我们完全可以在世界任何地方把一个物体凭空创造出来。当我们在演播室镜头前第一次无中生有地打印出一小枚闪闪发亮的钻石的时候，我们相互抱头痛哭。因为整个演播室除了摄像机和灯光系统，根本没有任何用于打印的设备，在空寂的世界上看到一个东西隐隐成型，您在场也会有跟我一样的激动。
“我们不但解决了自己学校生存的知识基础，我们现在还有充足的知识生产能力和教学能力把这个学校搞下去，我们还具有了自我创造财富的能力。就算今天国家停办了我们的学校，我们照样能通过民办学校注册将这个学校继续办下去。但是，我发现充满创造力的教师和学生现在都跟国家、民族和世界的命运相互关联着，让他们为自己获取他们都不干，只是一心一意地设想着让世界更加美好。
“还拿我们的3D打印技术说事。我们让它彻底脱离了机器，也远离原材料，这种“无源化”设计导致我们可以在任何范畴做任何水平的设计。您常常听说政府要整治北京的PM2.5空气吧？针对这种顽疾政府几乎到了进退两难的地步。你能禁止车辆启动？车辆一启动就会排放尾气。我们计算过，如果能尽快把全部汽车改为电动的，情况将有所缓解。但当前电动汽车设计不过关，充电设备也不足，且价格昂贵。所谓的分区限行也只是权宜之计。我看就连迁都不一定能解决北京的问题。一来迁都的成本太高。这个首都已经形成了中国的政治文化和商业中心，外国人甚至用北京形容中国，它就是中国的代名词。韩国首都汉城更名首尔，所有政府用纸的抬头更改，就是巨大的开销。当然这不是钱的问题，迁都最大问题还是过程控制和人的适应。你要选址、设计、建设、搬迁，种种行动真正完成难道不需要十年二十年或更长？持续的变动中哪个环节卡住都可能发生危机。对一个稳定压倒一切的国家，PM2.5的问题已经成为了我们的生存悖论。对此，我们的教师提供了简明扼要的解决办法：何不打印一个新的北京？让我们寻找一块新的土地去规划我们的新城。您觉得这个方案疯狂吗？一个全新的北京，可以比现在小许多，但功能性齐全且舒适并跟大自然全面融合，要把机关、学校、住宅的远近调整恰当。然后，把北京的一批人搬过去。他们什么都不用带。就自己过去，那里一切都有。这个计划我们觉得非常合理，只是选址问题一直困扰我们，所以我们才没有真正提出来。在中国当前的各个省市，我们没有找到能跟北京现在的战略和地缘相媲美的位置。我们的空间太狭窄了。而正是这个狭窄的空间让我们想到第二个方案。
“这个方案说出来让您更加吃惊：我们想打印一个全新的地球！为什么不呢？我们有宇宙中使用不完的物质，这些物质可以通过神秘的蛀洞被转移过来，我们有良好的无源打印技术，我们计算过，整个地球的打印过程，按照现在的机器运行速度，只要50年！我们的一些师生甚至计算过这个新地球的位置，它必须不改变整个太阳系的动力结构，不能破坏当前的平衡性。有的学生说应该放在拉格朗日点上。抱歉我不是学力学的，我只是听他们在说那个位置具有某种“漂浮性”，我想这一定是比喻。但这个位置后来被否定。原因是什么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当前最被看好的一个方案是让新地球就跟原有地球形成一个环绕系统，而两者之间的轨道轴心就是现在地球的质心。
“您能想象吗？用我们的技术，50年之后我们就能搬迁到身边一个新的地球表面去居住。无论从哪个方向看对方，您都能看到一个云蒸霞蔚的镜像地球。等所有人都搬迁过去，我们的原有地球可以得到生态恢复。这个双行星系统将成为人类休养生息的重要备份。
“吴老师，您不觉得我们不但拯救了一所学校，还培养了能改变历史、创造未来的新人吗？”
11
可能是我喝了酒的缘故。我感觉自己已经漂浮在一种氤氲环绕的温柔的幻想之中。在这个寒冷的早春夜晚，我听到了一个如此不可相信的故事。
高校长所讲的一切，对我来讲都像是乌托邦。这个乌托邦起源于人的群体拯救，之后是创造力的全面宣泄，人活得更加自然，再后来，通过技术改变，人们彻底找到了挽救自身的途径。他所描述的那个未来，久久地激荡着我，让我无法停止对未来的憧憬。
但是，故事总是有结束的时候的。现在，我将回到现实。因为高校长正在告诉我有关这个乌托邦的结局。
“吴老师，我是您的学生，但不是一个好学生。您一定为我们学校刚才所做的这一切管理学尝试感到骄傲，认为我们达到了自马基雅维利以来人类控制自身导向成功的高峰，是自马斯洛自我实现理论创建以来人本主义所达到的高峰。我们确实把个体、群体所能碰到的大问题都解决了，而且解决得相当出色。但是，我忘记了您也讲过，学校不是设置在世外桃源的。我们仍然在中国现实的大体系中。这话怎么被我忘得一干二净呢？我们太沉浸在自己的小天地的优化中了，忽视大环境恶劣的后果终于显现了出来。简而言之，我们的成功引发了兄弟院校的强烈不安，出于同样希望保全他们自己职工饭碗的初衷，这些学校向我们发起了一轮轮明里暗里的猛攻。”
“他们还能做什么？你们在科研和教学领域中做出了如此巨大的变革和成就，他们还能怎么说？”
“对这些他们无话可说。但他们能找到我们工作中的许多问题和麻烦。谁不存在问题？只要你做工作就必然在破坏过去和建立未来之间不断推进，而每当你为了发展进入无人地带的时候，你已经打破了旧的制度的边界。但那些落于你之后的人却可以就此指责你、调查你、控告你，甚至起诉你。
“吴老师，您还记得我给您讲的陈戈文到澳门买软件但出现在赌场的事情吗？他在那个事情中没有犯错误，但他确实没有认真执行严格的财务制度。而我是这个问题的主管者，那笔钱是我和主管财经的副校长一起签字的。
“除此之外，我还动用过其他不在开发领域的资金协助过一些项目的开发。所有这些都已经构成了重大问题。跟我同样犯有重大问题的人还包括我们的校长、书记、办公室主任等，他们的罪名分别将是在用人制度上、资产管理制度上破坏政府规定，都可能在调查后被起诉。我今天已经得到了通知，必须在24小时内到规定地点报到，交代问题。
“吴老师，我一直在想，一旦我们学校被撤销，必定有一些人会编造谎言把这个学校所做的一切都涂抹上黑色。对我个人这些都无所谓，但我们在教育管理领域所做出的这些尝试，将被彻底消灭。这一点是我最不能忍受的。我们都是普通的高校管理者，是大时代中的小人物。但整个时代却是由我们这样的小人物撑起的。为了不让我们的经验彻底被消灭，我觉得一定要冒险把这些都告诉您。事实曲折由您来评判。
“现在，这个24小时差不多已经所剩无几。我庆幸在这最后的晚上，我找到了一个人可以认真谈谈发生在我们学校的故事。现在，我该说的都说完了。”
他喝下最后一口啤酒，扣好衣扣，想马上冲出饭店，而我则被他的最后陈词震慑得目瞪口呆。
“等一等，高校长。也许一切不会像你想得那么糟。”
虽然讲这话的时候我几乎没有底气。我知道我们习惯了的办事方式，我也对他的未来抱有深深的忧虑。我怎么能让他得到哪怕些许的安慰？我怎么能为他们的自由进行拯救？
他像看出了我的意思，只是朝我摇头。
“没什么可抱怨的。吴老师。您搞领导力研究自然知道，中国的问题，其实是人类学问题，所有的政治经济问题，都会最终归结到资源的争夺。不解决资源问题，我们永远会在这个怪圈中相互残杀。
“谢谢您在这么寒冷的夜晚出面跟我聊天，我其实没想让您出面做什么，只是觉得您的课程让我受益匪浅，我所做的这些，就算您未来教学中一个小小案例吧。”
“如果算案例，高校长，那我这么评价：你不是一般的案例，是教育领导学中最辉煌的一个案例。它必定会成为未来许多年都反复引用和讨论的最佳范例。”
黎明的北京，压抑着城市的毒雾仍然没有消散。但我记得天气预报中说，24小时之内将有大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