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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年》作者:何夕
十三次荣获中国科幻最高奖“银河奖”
天王级科幻作家何夕首部长篇巨著
开启中国科幻天年纪元
创造中国原创科幻小说新高度
作品简介:
这是一段人类即将遭逢并陷溺其中的宇宙历史;这是一场在时间和空间尺度上都无可抗拒的超级灾难。
地球生物圈能够诞生并存续,完全仰赖于某种精巧到不可思议的幸运,但这样的恩宠却又伴随着与生俱来的危难。
“年”是汉族神话里在除夕之夜为祸人间的凶兽。传说原本虚妄,但当某一天人类终于有能力凭借智慧观照自身的命运时,却赫然发现“天年”不仅真实存在而且早已显露峥嵘。那是真正的宿命,没有理由,无需解释。在绞索般步步进逼的“天年”面前,万物之灵的人类第一次发现自己成为了不可语冰的孱弱夏虫。
在这个七亿五千万年前肇始的故事里,与“天年”的对决从来没有过胜利者。
现在,轮到了我们……
推荐语:
何夕拥有广博的知识,无论是宗教、历史、天文、民俗民谚等都是信手拈来。依靠这些很硬的知识素材把天年的构思演绎得非常令人信服,有强大的感染力,以至于我完全无法分辨作品中哪些是真实而哪些是虚构。—— 著名科幻作家 王晋康
随着《天年》的诞生,当我们再次仰望星空时,天年的宏大阴影将叠现在壮美无匹的星海上。我们将在想象中把自己以年衡量的生命扩张到天年尺度,经历一次震撼灵魂的末日体验。—— 著名科幻作家 刘慈欣
何夕有很强的人文悲悯、宇宙情怀。他写的其实是:在宇宙面前,人是蜉蝣。这本书里面寄寓着科幻的真正灵魂。何夕又一次走到了我们之前。—— 著名科幻作家 韩 松
作者简介:
何夕,著名科幻作家,中国科幻新生代代表人物之一。
生于1971年,十九岁时发表第一篇科幻小说,迄今问世的二十余篇作品中,有十三篇获得中国科幻最高奖“银河奖”(含四篇读者提名奖),由此可见何夕作品超凡脱俗的艺术魅力。
何夕的作品涉及宇宙探险、时间旅行、平行时空等多种主题,尤其专注于对宏观科学未来及人性善恶的探讨。代表作有 《六道众生》 《伤心者》 《爱别离》 等。
写在“基石”之前
■ 姚海军
“基石”是个平实的词,不够“炫”,却能够准确传达我们对构建中的中国科幻繁华巨厦的情感与信心,因此,我们用它来作为这套原创丛书的名字。
最近十年,是科幻创作飞速发展的十年。王晋康、刘慈欣、何夕、韩松等一大批科幻作家发表了大量深受读者喜爱、极具开拓与探索价值的科幻佳作。科幻文学的龙头期刊更是从一本传统的《科幻世界》,发展壮大成为涵盖各个读者层的系列刊物。与此同时,科幻文学的市场环境也有了改善,省会级城市的大型书店里终于有了属于科幻的领地。
仍然有人经常问及中国科幻与美国科幻的差距,但现在的答案已与十年前不同。在很多作品上(它们不再是那种毫无文学技巧与色彩、想象力拘谨的幼稚故事),这种比较已经变成了人家的牛排之于我们的土豆牛肉。差距是明显的——更准确地说,应该是“差别”——却已经无法再为它们排个名次。口味问题有了实际意义,这正是我们的科幻走向成熟的标志。
与美国科幻的差距,实际上是市场化程度的差距。美国科幻从期刊到图书到影视再到游戏和玩具,已经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动力十足;而我们的图书出版却仍然处于这样一种局面:读者的阅读需求不能满足的同时,出版者却感叹于科幻书那区区几千册的销量。结果,我们基本上只有为热爱而创作的科幻作家,鲜有为版税而创作的科幻作家。这不是有责任心的出版人所乐于看到的现状。
科幻世界作为我国最有影响力的专业科幻出版机构,一直致力于对中国科幻的全方位推动。科幻图书出版是其中的重点之一。中国科幻需要长远眼光,需要一种务实精神,需要引入更市场化的手段,因而我们着眼于远景,而着手之处则在于一块块“基石”。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对于基石,我们并没有什么限定。因为,要建一座大厦需要各种各样的石料。
对于那样一座大厦,我们满怀期待。
星海中的蜉蝣
——《天年》序
■ 刘慈欣
在原本空无一物的湖面上方,不知从何时开始渐渐聚集起一大片模糊不清的东西,氤氲如烟。
那是蜉蝣!
这种孱弱的生命正在拼命挣脱水的束缚,冲向天空,它们相互拥挤、推攘,甚至倾轧和构陷……阳光下的飞翔就是它唯一的追求,烟云般的蜉蝣之舞就是它全部的宿命!……
黄昏不可遏止地来临了……
一个错误出现了,又一个,接着又一个。像沾染了灰尘的雪片般,蜉蝣们的尸体越来越密集地坠落。挂在树枝间,落在草尖上,更多的是漂荡在水面,然后葬身鱼腹……在大地的这一面即将进入夜晚之际,蜉蝣们的一切便已沉入永恒的黑暗。它们当中没有任何一只能够目睹下一次晨曦的来临。
这是《天年》中的一段让人印象深刻的描写,这种朝生暮死的小虫,引发过多少诗人的感叹。但人们很快意识到,从大自然的时间尺度上看,人类的命运与蜉蝣没有什么区别。
人类个体生命的时间跨度为八十年左右,这真的是一段短暂的时光。即使以光速飞行,这段时间我们也只能跨越八十光年的距离。八十年,大陆漂移的距离还不到一米;即使以生命进化的时间尺度看,一个物种可见的自然进化要两万年左右才能发生,与之相比,八十年只是弹指一挥间。与蜉蝣相比更为不幸的是,人类看到了这个图景!
我们有理由对 Ta 发出质问:为什么要这样?! Ta 可以是有神论者的上帝或造物主,也可以是无神论者的自然规律。为什么个体生命被设定得如此短暂?现在所得到的最可能的答案是进化的需要,只有不断地死亡和新生才能给自然选择以机会。正是个体不断地死亡和新生才使物种整体得以在进化中尽可能长时间地延续。至于是不是还有什么别的理由,我们不知道。地球上也有极少数近乎永生的物种,如灯塔水母,但绝大多数的生命个体都是一个个朝生暮死的悲剧。
正是个体生命的短暂和物种整体延续时间的漫长,导致了人们对个体和物种的生存状态产生了不同的印象:个体的寿命是短暂的、有终点的;而物种整体则是永生的。我们暂且把这种印象称为“物种错觉”。
物种错觉在中华文化中最为明显。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文化中都有世界末日的概念,但在中华文化中则很难找到末日的蛛丝马迹,我们的文明没有末日意识,它在潜意识中认定自己是永生的。
其实在古代,物种错觉倒是更符合人们的直觉。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在那漫长的进步缓慢甚至时有倒退的年代,作为个体的人在一生中看不到生活和世界有什么本质的变化,一生如同不断重复的同一天,尽管天下不断经历着改朝换代,但只是城头变幻大王旗,城本身是永恒存在的。
但工业革命后,物种错觉被打破了,时间不再是一汪平静的湖水,而是变成了一支向前飞行的箭,文明的进化呈现出以前没有的明显的方向性,过去的永远成为过去,即将到来的也不会再重复。方向性的出现暗示着终点的存在。现代科学也证实了末日的存在,在人的一生中看不到任何变化的太阳其实正在演化之中,在虽然漫长但终究是有限的时间内终将走向死亡。就整体宇宙而言,虽然目前宇宙学还没有最后确定宇宙的膨胀是开放的还是封闭的,但无论是哪种可能性,宇宙都有末日。不断膨胀的宇宙将撕裂所有物质,宇宙最终将成为物质稀薄的死寂的寒夜;而因引力转为收缩的宇宙将在新的奇点中结束一切。现在我们意识到,一个物种和文明,也同一个生命个体一样,有始,也必然会有终。
面对现代科学,中国文化中的物种错觉也在破灭中,但在文学中,这种错觉一直在延续。文学在不断地描写个体的末日,感叹人生苦短,但从来没有正视过物种和文明的整体的末日,即使是中国科幻文学也是这样的。中国科幻自清末民初诞生以来,直到上世纪末,很难找到末日题材的作品。新中国成立以后,末日题材曾经是一个忌讳,世界末日的概念被视为资本主义文化所专有的悲观和颓废。但人们忽略了一个事实:在这一时期的主流哲学观辩证唯物主义中,末日这一概念恰恰是得到哲学上的认可的。老一辈在谈到生老病死时,总是达观地说道:我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嘛。
在国内新生代的科幻小说中,特别是近年来,末日题材开始出现,以长篇小说为例,近年来就有拙作《三体》系列、王晋康的《逃出母宇宙》和何夕的这本《天年》涉及末日题材。至少在科幻小说中,我们开始正视这一沉重而宏大的命题。
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中,“年”是一个重要的概念,它是一个由地球围绕太阳运行的天文周期形成的时间单位,同时它也隐含着个体的末日,一般人很难活过一百个年,从这个角度上讲,“年”的确就像传说中的那样,是一个吞噬生命的怪兽。
对于一个物种或一个文明,也存在着一个天年。天年不仅仅是时间单位,还有更恐怖的内涵。与年相比,天年在时间尺度上要大几亿倍,在空间尺度上则大几十亿倍。天年对于物种整体,比年对于生命个体更冷酷,大部分物种很难挨过一个天年。这就是《天年》的世界设定。 《天年》的背景主要在中国,从来没有想到过末日的中国文化将面对世界末日。书中展示了广阔的社会背景,从政治、经济、军事,直到宗教。科幻作家王晋康评价《天年》时曾说:”作者拥有广博的知识,无论是宗教、历史、天文、民俗民谚等都是信手拈来。依靠这些很硬的知识素材把天年的构思演绎得非常令人信服,有强大的感染力,以至于我完全无法分辨作品中哪是真实的知识而哪些是虚构。科幻内核的线索埋设很深,从理性的推理到现实的推理,步步设伏,悬念迭起,一直到最后那个叙述冷静又令人血脉贲张的结尾。”而科幻作家韩松评价《天年》时说道:”作品让我惊讶的是知识量的巨大,生物学、环境科学、理论物理、天体物理、宇宙学、天文学、气象学、数学、大脑科学、计算机科学、心理学、历史学、政治学、宗教学……
每个领域作者都并非浅尝辄止,而是贯注了自己独有的思考。这样的情形,很像小松左京写《日本沉没》时下的功夫。与此同时它又很刺激,有些像丹·布朗的书。同时,《天年》绝非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著作,作者有很强的人文悲悯、宇宙情怀。他写的其实是,在宇宙面前,人是蜉蝣。曾经有种观点认为,科幻自诞生以来已把一切主题穷尽了,但读了《天年》就知道,还是可以探索、可以发现的,仍然可以对‘那个答案’充满期待。还有人说关于哲学,关于终极命题,这方面的智慧,不可能超过古人了。文学的任务,只能是在形式上变化、手法上创新,思想方面要突破很难了,不要去探讨。但是,《天年》给人的启示是,中国的科幻作家仍在不懈努力,而且能做得很好,不仅仅是对旧命题的阐释或展现,而是一个更新也更加深入的思维实验。刘慈欣的《三体Ⅱ ·黑暗森林》其实也是这样的。”
以前在介绍何夕时我曾经说过:我们可以被一部科幻小说中的想象力和创意震撼,然后在另一部中领悟到深刻的哲理,又被第三部中曲折精妙的故事吸引,但要想从一部小说中同时得到这些惊喜,只有读何夕了。这个评价用在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上更为适宜,这些在科幻小说中似乎很难共存的特质,在《天年》中得到了完美地结合。 《天年》应该是系列长篇中的第一部,主要描述危机被发现的过程,故事在多层次多线索中推进,凝重而富有张力。小说的世界设定逻辑严谨,技术细节准确而扎实,同时整个故事却给人想象力的超越感。
常有评论说,在科幻小说中,可以把一个种族或文明作为一个整体的文学形象来描述,这被认为是科幻文学与主流文学的一个重大的不同。以往,这种种族的整体形象是由包括外星文明在内的不同种族的同时存在而建立的,而在只有人类这个单一智慧物种出现的《天年》中,这种“整体形象感”却给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书中有众多形象生动的人物,有科学家、政治家、军人和形形色色的普通人,也有天主教的牧师和道教的长老,但我们时时刻刻都感觉到,那双看着这个世界的眼睛不在人群之中,那双眼睛高高在上,在它的视野中,地球有一个完整的形状,人类文明是一个整体。这双眼睛扫视着全部的时间,从洪荒初开、生命起源直到遥远的未来,将个体生命难以把握的宏大天年尽收眼底。
一个人,知道自己终将死去或认为自己永生,他相应的人生哲学和世界观肯定是不一样的,一个文明也一样。随着《天年》的诞生,当我们再次仰望星空时,天年的宏大阴影将叠现在壮美无匹的星海上,我们将在想象中,把自己以年衡量的生命扩张到天年尺度,经历一次震撼灵魂的末日体验。
2015年6月15日于阳泉
引子一 史前之前
【元古代震旦纪中晚期。天年纪元前 3 年冬至日】
这里是冈瓦纳古陆西南缘浅海,七节正从一次短寐中苏醒,雨后初霁的阳光给它注入了新的活力。大群蓝绿菌漫无目的地从旁边飘过,对七节而言,这是无法抗拒的诱惑。相对于蓝绿菌,七节是硕大无朋的存在,当它鼓动由双胚层细胞形成的开口,一股混合着海水的美味菌汤便畅快地涌进腔室。七节单纯地享受着这些比自己细小万倍的尘埃生物所带来的阵阵满足感,它并不明白食物带来的温暖其实是源自海水上方那团炽烈的光球。现在,距离这颗蓝色星球上的某种生物能够认识到这一点还有七亿五千万年。
虽然没有这样的认识,但不可否认,七节是出类拔萃的奇迹。只是七节自己对此毫无概念,它所知的仅仅是,这个世界似乎由无穷无尽的食物堆砌而成。倘若七节具备足够的智慧,它一定会认为自己身处后世《圣经》中描述的“流着蜜与奶”的迦南圣地。虽然生命已经在这颗星球上诞生近三十亿年,但所有的陆地仍旧一片荒芜,而海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只是一锅单细胞菌藻的浓汤。那些存在了漫长岁月的生命体一个个看上去仍然是数学上的零维点,连一维的线都没有,更不用说三维的复杂个体。如果某位观察者每年给这颗蓝色星球拍一张全景照片,得到的结果肯定会令他感到乏味,因为拍摄出的几十亿张照片在生命的层面上总是无比雷同而单调,几乎无法区分出照片的次序。
不过,这幅沉闷的图景在距今大约十亿个黑夜和白昼交替的瞬间发生了奇异的改变——纠缠在某个细菌体内的若干条碱基片断在分裂时发生了不同寻常的错误,按照此前的经验,这种错误总是带来致命后果,意味着某条已经绵延了许多年的生命链将戛然断裂。但意外的是,这一次的错误似乎有些不同,它成为了某种契机,进化之路突然在此分出全新的岔道,朝一个截然不同的方向前进……
七节的身长超出了一百颗沙粒,这是个多么可怕的数字。在那些尘埃般的原生生物面前,七节是当之无愧的巨无霸,它的族类毫无悬念地占据了星球食物链的顶端。七节的呼吸跌宕有致,节肢身体有节奏地振荡着周围的海水。这是一个划时代的变革,生命从此不再是完全地随波逐流,而是第一次拥有了主动支配周边物质的能力。现在,这颗星球上已经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七节享受今天,并且朝着美妙的明天前进。星球的大部分表面被液态水覆盖着,在这片浩瀚无垠的领域里,七节的族群已经是无可争议的王者。总有一天,当七节们变得更加强壮、更加聪慧之后,它们将冲破重力的藩篱到达高处的陆地,在那片摆脱了液态水的制约从而可以燃起大火的地方,七节们又将创造怎样的奇迹?
世界多么美好!如果七节能够发声的话,它一定会放声大笑——为宇宙的恩宠,为造物的奇迹。
但是,这一切都是错觉。
就在七节的祖先刚从细菌浓汤当中挣脱出来不久,另一场宿命已经在超出一切想象的时空发生。那是真正的宿命,没有理由,无须解释。在七节迄今为止的生命中,它能感知的只有周围这一片温暖的海水,这就是七节的全部世界。但是,在海水世界之上,在无际云层之巅,甚至在天空中那颗永恒光球的控制能力之外……总之,在远远超出七节理解能力之外的某处,宇宙中遵循严密数学规则的力量早已经扭结纠缠了无比漫长的时光。现在,这种力量将彻底改变七节族群的命运。
三百万年来,七节的族类已经更替了几千万代,它们变得更庞大、更灵活、更敏捷、更凶猛。但是,时间不够,真的不够……三百万年太短太短,短得让七节们不够庞大、不够灵活、不够敏捷、不够凶猛。从之后的历史来看,七节的族类根本还来不及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情,就被厄运卷入了永恒的黑暗。当然,七节不可能知道这一切,它只有最原始的神经网,连神经节都还没有产生,更遑论大脑。七节的神经传导甚至没有方向,对于来自任何方位的外来刺激,七节的表现都是全身所有部位在一瞬间同步收缩,就像后世一种叫作水螅的动物那样。不过,这种心智上的蒙昧对七节们来说未尝不是最好的结果,至少,它们不会体会到七亿五千万年后这颗星球上的另一种生物面对相同命运时的那种痛苦。当无可抵挡的厄运降临时,无知是一种多么奢侈的幸运啊。
七节继续着自己悠游的行程。正常情况下,在它剩下的几个月生命里,这个世界并不会有什么不同。周围的洋流带来了族群散发的信息,在七节的神经网里激荡起一个尖锐的脉冲。本能的愉悦让七节开始轻快地扭动身躯,它没有注意到海水里冒出的古怪气泡。
在七节身下几百米处的海底,一头怪兽正在苏醒——两个板块已经相互咬噬了上千年,累积起的能量即将引发一场小规模的地震和熔岩喷发。如果七节在几个月后寿终正寝、腐烂为尘,它的故事会永远沉沦,但是因为这场小小的灾难,七节的故事将在七亿五千万年之后继续。
引子二 哥本哈根
【公元纪年 2009 年 12 月 18 日。天年纪元元年霜降日零时】
在丹麦哥本哈根贝拉国际会议中心的一隅,随从人员正有规律地散开,每个人的手臂都有些不由自主地绷紧。理论上,会议中心内部应该是足够安全的,但没人敢有丝毫大意。毕竟除了各国政要之外,一些媒体记者也被允许出入。洛佩兹站在稍远的地方,从他的角度看过去只能见到总统的侧影。
总统脸色不豫地伫立在一根柱子边,若有所思。这位历史上首位具有百分之六点二五非洲黑人血统的超级大国领导人以性情直率著称,时不时会有出人意料的举动,这增加了安保工作的难度。实际上,在最初对外发布的消息中,总统并没有参加此次大会的安排。但没过多久,出于无人知晓的原因,总统突然改变了计划,宣布将于大会开幕后的第三天赶赴哥本哈根。
开了十一天的会议已经接近尾声,作为安保人员,洛佩兹并不是很清楚会议的细节,但从总统严峻的表情他也能猜测到几分。今天上午代表们的发言已经全部结束,各国的立场均已表达。不知是否是错觉,洛佩兹觉得总统对于上午中国方面的发言表现出特别的关注,他几乎是目不转睛地注视着那位身材矮壮、声音洪亮的中方代表。但听完之后,总统脸上却浮现出一丝难以掩饰的失望。洛佩兹隐隐觉得,总统那一刻的失落更甚于几天前图瓦卢的代表突然向大会递交一份提案的时候。在那份提案里,图瓦卢要求将地球温度的升幅警戒线由 IPCCa 建议的二摄氏度下调为一点五摄氏度,因为他们国家的海拔最高点只有四点五米,持续上升的气温和海平面已经对其国土构成了严重威胁。
实际上,只有总统本人才知道现在自己心里有多么烦乱。作为迄今仍然没有在《京都议定书》上签字的发达国家(虽然并不是唯一的一个),他的政府以及他本人一直承受着无比巨大的舆论压力——不少还来自于关系一向亲密的盟友。总统抱着胳膊来回踱步,心情与几天前来到时相比明显变糟不少。他知道,此刻就在这幢建筑的某间会议室里,中国总理、巴西总统、印度总理和南非总统正在开会,这种明显带着小圈子性质的会议在外交场合其实是一种表明态度的方式。就在昨天晚上,总统刚刚主导部分国家开会并达成了《哥本哈根临时协议》,当时这四个国家均未到会,而此刻这四国的小范围会晤很明显带着回敬的意味。昨天通过的那份临时协议去掉了发达国家减排的总体目标,改为由各国自行制定后上报联合国。谁都看得出来,在解决全球气候变暖问题上,这实际是一种退步。
现在看来,情报系统的工作显然失误了——并不存在什么所谓的“意外惊喜”。也许是自己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得过于急迫了,以至于选择了相信那个来源并不可靠的消息。想想也是,某个出身学术系统的政府雇员偶然得到一个消息,几经辗转之后送到自己的案头,而自己居然据此就相信了中国代表团中有人会在此次大会上发表对美方极其有利的观点,而且对方根本没有提出任何条件及要求。
现在看来,整起事件更像是一个钓饵,改变了自己的行程,令自己出现在了这个原本没有计划参加的会议上,而且完全没有达成构想中的目标。总统还知道,因为自己改变了行程,不少原来没有计划赴会的国家元首也相继决定参加,结果使得会议方大大提高了会议的各项标准,世界舆论也提高了对会议的期待。而现在这种不尴不尬的结果显然让一切都变得有些讽刺。一股无名之火陡然从黑人总统的心中腾起,他突然转身朝着楼道走去,鞋底在地板上打出响亮的声音……
当地时间 18 日晚间,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气候大会举办地哥本哈根贝拉中心召开新闻发布会说:”今天,我们终于在哥本哈根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具有重要意义的突破。为了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世界主要经济体的领导人齐聚一堂,探讨他们国家应该承担的责任与义务,这在历史上尚属首次。”
不过,奥巴马所说的“历史性突破”并不是此次大会集体通过的成果文件,而是美国在 17 日主导几十个国家签署的一份协议。该协议只是再次表达了将全球气候变暖控制在二摄氏度以内的愿望,并没有规定各国需承担的具体减排责任与实施办法,甚至也没有说明该协议将在什么时候被发展为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国际条约。许多期待《哥本哈根协议》成为条约的国家对这一协议大失所望——德国总理默克尔表示只能勉强接受,欧盟主席巴罗佐则表示协议“明显低于”欧盟的目标,“77 国集团”参加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的谈判代表卢蒙巴·迪亚平更是直言不讳地说“这是气候变化协商有史以来最糟的一份协议”。
由于任何协议必须获得一百九十三国全票通过,才能成为联合国条约,19 日上午,大会在拖延了一天以后依然没能通过正式决议。稍后,在大会主席、丹麦首相拉斯穆森的建议下,会议以备忘录的形式通过了以奥巴马所提协议为基础的草案文本。
实际上,19 日最吸引全球目光的是另一则新闻,多家国际媒体报道了这个发生在哥本哈根的奇特插曲。报道称,18 日出席哥本哈根气候大会的中国、印度、巴西、南非四国领导人正在协商时,美国总统奥巴马突然不请自来,闯进会场参加讨论。知情美国官员透露,急于交出外交成绩单的奥巴马,决定与主要新兴国家领导人进行直接对话。美方工作人员寻找会议室,却被拒之门外,后来才知道中国总理温家宝、巴西总统卢拉、印度总理辛格和南非总统祖马正在里面开会。据称,奥巴马大跨步往会议室方向走去,还没走进房间就大声询问:”总理先生,你准备好见我了吗?”不过,美国官员坚称,奥巴马并非不请自来。奥巴马闯进四国会议后,各国记者争相希望进入会场拍摄五国领袖开会的情况,但当首批中方记者拍摄完毕后,美方希望跟随进入拍摄时却遭到阻止,双方一度产生争执。随后,美国白宫发言人吉布斯出来调停。经过一番争论,美方记者最终获准进入拍摄采访。
贝拉国际会议中心门口的广场上,各色国旗在凛冽的寒风中飘扬,不远处一片嘈杂,示威者打着横幅拼命喊叫,试图冲破警察设置的障碍。一位黑头发的赤膊青年似乎就要成功了,听喊叫声像是个日本人,难为他奔波半个地球来抗议,但马上有三个警察上前按住了他。在稍远处,一群刻意剃着光头的德国女孩正声嘶力竭地喊着口号。中国代表团按顺序鱼贯而出,一行人面无表情地穿过安保人员组成的通道。支着长枪短炮的记者一阵狂闪,俞康稍稍蹙了下眉。作为资历尚浅的一员,他知道自己并不是记者们的主要目标。
今天中国代表团里少了一张面孔,那位一直受到外界关注的中方气象专家江哲心没有现身队列中。江哲心虽然在职位上只是代表团中不起眼的普通一员,但通晓内幕者却知道他是谈判中举足轻重的人物。在到中国发改委应对气候变化司任职之前,江哲心就已是知名气候学家,他的多项学术成果曾多次帮助中国政府在一系列气候谈判中取得优势。据说曾有国家领导人在某次成果卓著的谈判之后兴奋不已,直言不讳地称江哲心为国家英雄。按照事前的计划表,昨天,也就是 18 日上午,江哲心本有一个短时发言,但却临时换成了其他人,这番小小的变故激起了一些记者的职业兴趣。联合国世界气候会议本来是一个部长级会议,但是由于世界气候问题的敏感性和紧迫性,这个会议时不时就开成了首脑峰会。就像这次一样,包括中国总理在内,全世界共有八十五位国家首脑参会。现在会议已到尾声,国家首脑们多已返回,留下的官员主要是处理一些善后工作,记者们的兴致已经不高,而现在中国代表团里发生的这件事情也许是一个插曲,可以用来稍稍装点一下明天的报纸版面。
但中方代表团显然不打算同记者纠缠,每个人都一边疾走一边有礼貌地轻轻摆手,记者们只能兴味索然地转身寻找其他的目标。俞康走在比较靠后的位置,看到记者们的背影渐渐离去,他轻轻吁了口气。
“副司长先生,你好吗?”伴着一声发音地道的中文问候,一位头发银白的老者笑吟吟地从人群中走出来。俞康一愣,认出来者是刚退休不久的美国著名新闻主播华吉士先生。与此同时,一旁的发改委应对气候变化司副司长步履沉稳地迎上前去寒暄着什么,看来二人应该是老相识了。
和许多国家不同,中国参加世界气候大会的团长向来不是环境部部长出任,而是由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主任或副主任挂帅,副团长一般设置两人,分别由发改委应对气候变化司司长和外交部应对气候变化谈判特别代表担任,这基本上已经算是一个固有传统了。而国务院总理则直接担任“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及节能减排工作领导小组”的组长,仅此一点便足以看出国家对气候问题的重视程度。
除了应对气候变化司副司长之外,代表团的其他成员没有受到华吉士突然现身的影响,依然保持着固有的秩序依次前行。这时副司长突然回过头,提高声音说道:”俞康,你稍等,我们一起陪下华吉士先生。”
俞康停下脚步,扭头朝向副团长的方向,对方心照不宣地点了点头。俞康知道副司长要他留下的用意,代表团早有纪律规定,会议期间任何成员都不得单独同外界人员会面。如果面对的是一般的记者,副司长当然可以直接回绝,但面对华吉士这样的资深新闻主播还是慎重为好。作为世界新闻界知名人士,华吉士曾经采访过多位中国政要,虽然他已经退休,但影响力仍不容小觑。
三个人缓缓前行,渐渐远离了人群的喧嚣。华吉士和副司长轻言细语地叙着旧,交谈混杂着英文和中文。来到一处开阔的草坪后,华吉士停下脚步,“虽然我们是朋友,但我还是直说吧。我是受人之托请教一个问题。至于受什么人之托,恕我不能相告,希望你能理解。”
副司长面色平静地点点头,等着对方的下文。
“请问中国代表团的江哲心先生为什么没有按预定安排发言?现在他人在何处?”华吉士脸上保持着惯有的笑容,似乎对答案并不怎么关心。
副司长直视着华吉士的眼睛,“谢谢你视我为朋友。声明一点,我其实并不关心是谁委托的你,因为这无关紧要。中方代表团的一位成员因为身体不适没有出席昨天的会议,但他并不算放弃发言吧,我方的发言内容依据的仍是他此前准备的稿件。”
华吉士不置可否地哼了一声,“昨天上午中方的发言与头几次的讲话内容明显重复,喏,我都能背下来了:中方一贯积极开展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坚持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为基础,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和公平原则,按照‘巴厘路线图’授权,建设性推动应对气候变化国际谈判进程,在加强公约和议定书全面、有效和持续实施方面,做出自己的贡献……”俞康有些叹服地盯着这位新闻界的传奇老人,对方随口说出的这段话竟然和中方发言不差一字。
副司长沉默了几秒钟,“你想表达什么?”
华吉士的语气变得有些咄咄逼人,“我们知道江哲心先生是中国气象学界知名学者,参与制定了一系列气象政策,他的不少学术成果让中国人在气象谈判中占据有利地位。这次他的发言一直是大家期待的重点,难道他会将宝贵的发言时间浪费在重复表达上吗?所以,我们不禁猜测江哲心先生是否另有发言内容……”华吉士的话被副司长适时打断,他脸上显出微微的不以为然,“如果猜测有用,还要事实干什么?当然,虽然华吉士先生您已经退休了,但我完全不反对您将猜测到的内容在明天的报纸上全文照登。”说这话时,副司长发出轻快的笑声,冲淡了稍显尴尬的局面,俞康在一旁不禁暗暗颔首。
副司长接着说:”我倒是觉得您的委托人应该多关注会议本身,要知道还有某些个自诩大国的国家对世界气候面临的严峻局面采取了不负责任的态度,至今还没有在《京都议定书》上签字。国际社会本来希望本次会议能够取得历史性的突破,但现在看来阻力依旧很大。”副司长指向远处示威的人群,“您看吧,民众的声音在提醒我们前途多艰,中国愿意团结世界上一切坚持正义和进步的力量,为保卫地球家园而努力。”
俞康知道副司长所指的“某些个自诩大国的国家”其实就是美国,多少年来这也是中国外交场合特有的惯用词汇,这是古国几千年前所谓春秋笔法的现代活用。这次的运用无疑又是成功的,美国拒不签订《京都议定书》早为世人诟病,华吉士的注意力被成功地转移到了这个问题上,他稍稍迟疑了一下,问道:”那中国方面现在如何看待某些国家拒签《京都议定书》这件事?”
俞康不用想都知道副司长会怎样回答,实际上这个答案是唯一的,而且连字数和语气都有着严格的规定。历届代表团的成员都会在出发前背诵一些最重要问题的答案,这是必需的功课。作为外交部应对气候变化谈判特别代表的助理之一,俞康的工作职责非常明确,在这个职位上,他已经参加了几次气候会议。自从二十世纪下半叶人们开始认识到“全球变暖”的危机之后,每次气候会议实际上都成了各国的博弈场。表面上看,“全球变暖”是一个内涵非常明晰的科学问题,既然是温室气体排放导致的,那么各国减少排量就可以了。而且联合国已经制定了一套温室气体排放置换程序,排放量大的国家可以购买那些排放量小的国家的排放量,价格也算合理。但是这种看法很肤浅,在“全球变暖”背后潜藏着重大玄机,用关乎国家命运来形容也毫不为过。就在哥本哈根的这次世界气候大会上,一些国家跳出来指责中国工业排放超标,对世界气候构成严重威胁。中国代表团则严正提出,正是发达国家将大量高能耗的产业转移到了发展中国家才导致了这一现象,那么在统计这部分排放时就不应该以生产国而应该以产品的最终消费国为统计对象,如果按这个标准,中国的排放量是非常克制的。就好比所有致力于保护濒危物种的人都知道,那些热衷消费象牙制品的富人才是杀死非洲大象的真正元凶。
这种巧妙而有力的回击为中国争取了极大的主动,并立刻赢得了众多发展中国家的共鸣。实际上,正是由于在世界气候问题上存在的错综复杂的因素,才使得每次的世界气候大会变成硝烟弥漫的战场。
美国拒签《京都议定书》受到多国指责,其中包括中国。近些年来,由于中国的和平崛起国策,外交部门一直承担着相当大的压力。既要体现地区大国的威信,拓展中国的国际空间,同时又不能显得咄咄逼人,造成周边中小邻国的疑惧。俞康知道不少中国网民常常戏称外交部为“抗议部”、“谴责部”等,甚至还煞有介事地从星期一到星期五给外交部安排了“抗议日程表”。
但如果真正对中国面临的国际形势有通盘了解,就会明白其中的辛苦。有时为了传达准确的意义,相关人员常常彻夜不眠,推敲一个语气助词的轻重,个中滋味真是一言难尽。
相比之下,应对气候变化谈判特别代表处则是中国外交部对外事务中一向居于强势位置的部门。气候问题本身是一个极其复杂的专业领域,众所周知,就连几个星期的中短期天气预报都难以做到准确无误,何况是预计几十上百年的气候趋势。经过长时间的知识普及,现在绝大多数专家和公众都已认同全球面临气候变暖的危机,各国在这个问题上的政治博弈愈演愈烈。某些时候,俞康甚至有些可怜美方的气候代表,由于机制等原因,美国人在复杂问题上达成完全一致非常困难。曾经有个说法,如果三峡这样的超级工程放在美国论证的话,起码还要扯上个五十年,而且谁也不敢保证会得出结果。
由于美方拒签《京都议定书》,美方的气候代表一直广受指责,就连一向同气连枝的欧洲、日本等盟友在这个问题上也表达了不同的态度。而向来与美方多有分歧的中国代表团更是经常发表“敦促”意见,让美方代表疲于应付。
正是基于这些复杂的原因,所以当前天晚上国内来电称江哲心企图发表有利于美方立场的发言时,所有人都震惊了。密电全文只有团长获准看完,如果不是密电来源毋庸置疑,连他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和代表团随行的国家安全局人员立刻扣留了江哲心,他的发言被临时撤换,他准备的发言稿作为证据材料被秘密封存。
“江哲心。”俞康在心里叹口气。他和江哲心均毕业于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大气科学系,俞康刚进校就听说了这个早年校友的名气。按他当年的硕士导师的说法,此人聪颖过人,但思维比较偏激,难成大器。比如江哲心曾经在某些场合宣称超长期天气预报是可行的,而气象学界早就否定了这种观点。
不过后来的情况却证明导师识人有误,江哲心并没有在异端的领域虚耗光阴,而是在主流专业领域稳步发展,很快崭露头角,成果累累,直至引起国家高层的关注,成为发改委气候司首席技术专家。中国发改委由当年号称“小国务院”的国家计划委员会沿袭而来,是当仁不让的中国政府第一职能部门,对国家经济具有广泛的影响力,而发改委应对气候变化司则是中国政府最高级别的气候政策战略决策机构。
俞康同副司长回到驻地的时候,其他人已经收拾好了行装,专机两个半小时后起飞。江哲心被禁闭在一个单独的房间里,由安全人员不间断陪同。
虽然电文上并没有对江哲心下一步的处理提出意见,但根据俞康的经验,这个人肯定将悄悄地从现在的位置上以及公众的视野里消失,今后在任何场合都不会再被提起,就仿佛这个人根本没有存在过一样。这是对于在外交这种特殊场合犯规的干部的常规处理办法。
专机正飞越欧亚大陆上空,根据时间俞康估计下面大概是哈萨克斯坦境内的某个地方。已是深夜,舷窗外月光照在偶尔出现的云层上,泛起一片微弱的银白。机舱里没有人休息,但也没有人说话,气氛显得憋闷,但大家的确都觉得这个时候开口说点儿什么是一件别扭的事情——因为你不能提起最想提起的那件事。
“我想去看看他。”俞康最先受不了这种压抑的气氛,找到团长低声请求道,“您知道的,我和他是校友,以前他在专业上还指点过我。”有一句话他没有说出来:今后恐怕再也不能见到那个人了。他猜团长应该也会想到这一点。
“好吧。”团长迟疑了一下说。电文上只是要他们终止江哲心的职务并限制公开发言,并没有禁止他与代表团成员交谈。“注意掌握时间。还有,你们的谈话会被记录。”
“这个当然。”俞康答应道,“程序上的事我知道。”
江哲心面容恬淡地靠在椅子上,望着手里的一样东西出神。俞康看着那个黑褐色的石头雕像,那是个穿着黑白花纹衣服的小娃娃。俞康走到他对面坐下来,端详着江哲心棱角分明的面庞。实际上,俞康知道江哲心在个人生活上似乎有些传闻,从渠道来源基本可以肯定传闻的真实性。见到俞康,江哲心似乎没怎么意外,只是将手里那个石头娃娃小心地收到旁边的皮包里。
“电文上说的事情是真的吗?”俞康直奔主题。
“差不多吧。”江哲心一口承认,“我的确是私下准备了一份发言稿,准备在会议上宣读的。之前我通过技术圈子委婉地向美国人透露了一点儿风声。现在这个稿子已经被拿走了。”
“我们的谈话正在被录音。”俞康突然说,同时瞟了眼不远处正襟危坐的一位面无表情的黑衣安全人员。
“我知道。”从一开始江哲心脸上就带着神秘的笑容,让俞康觉得有些不明就里。“知道我现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吗?”江哲心问道,不过他显然不需要对方回答,“是平静。真的,是平静,很久以来我一直在挣扎,一直有个巨大的旋涡缠绕着我,像个阴影。我想摆脱它,但又一直犹豫。在这里。”
江哲心用握拳的右手拍了拍左胸,“直到几天前我才下了最后的决心。”
“什么决心?”
“可以给我拿点酒吗?”江哲心没有直接回答。
“这个……当然。”俞康没有去看安全人员,自作主张地到餐厅取了一瓶红酒。
江哲心摇摇头,“不是这个,我要白酒。”
俞康只好另拿来一瓶茅台,有些狐疑地盯着江哲心,“我从没见过你喝白酒。”这是实话。由于历史等原因,从周恩来那个时代开始,中国外交性质的代表团一般就不禁酒,在需要的场合甚至对此表示鼓励。但这么久以来,江哲心在各种场合从来滴酒不沾。
“我白酒有接近一斤的量。我第一次喝酒就有这个量。你我都知道酒量这个东西是天生的,由人体分泌的乙醛脱氢酶的含量决定。我以前觉得喝酒太多会影响思考,不过现在我大概不用再顾忌这个了。”江哲心呷了一大口酒,闭目咽下,然后回到中断的话题,“我说的是解脱出来的决心。本来我选择的是另一种方式,现在由于泄密,变成了这种结果。不过其实都一样,相比而言,这个结果对我个人要好很多,所以我并不恨那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