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一行六人，借着落日的余辉去了阿比内北公园的运动场，天气很热，到处尘土飞扬。之前他们刚参加了一个现场烹调的街头庆祝宴席，一顿正餐几乎吃了整整一个下午，每个人都吃得心满意足。
今天是仲夏的一个节日——起义日，纪念发生在尼奥埃希亚的首次大起义，那次事件发生在乌拉斯纪元740年，距今已有两百多年。这一天里，厨师以及食堂工作人员都被公社其他成员奉为上宾，因为当年正是厨师服务员协会发起的罢工最终导致了那次起义。在阿纳瑞斯还有许多类似的习俗和节日，它们既是这个星球生命节律的自然产物，同时也是为了满足共同劳作的人们一起欢庆的需要。其中节日一些是由移居者及其后裔创立的，比如丰收节和冬至节夏至节。
他们聊着天，大家都很漫不经心，只有塔科维亚除外。她跳了好几个小时的舞，吃了一大堆的烤面包和泡菜，感觉精力极其充沛。她说：“为什么要把科维戈特派到凯伦海渔场去呢？他在那里得重起炉灶，自己原来的研究项目却又被交给了图利伯。”她所在的研究协会被并入了一项由PDC直接管理的计划中，现在她开始强烈赞同比达普的某些观点。“就因为科维戈特是一位很出色的生物学家，而且不同意西玛斯那些老旧过时的理论，图利伯一无是处，只会在澡堂子里给西玛斯擦背。看着好了，西玛斯退休之后谁会成为这个项目的负责人呢，就是她，图利伯，我敢打赌！”
“打赌是什么意思？”问话的人显然对她这种针砭时弊的话语很不感冒。
比达普现在腰部有了不少赘肉，对锻炼身体变得很上心，现在正认真地绕着草场慢跑。其他人则坐在树阴下的一个土堆上，锻炼着嘴皮子。
“那是伊奥语中的一个动词，”谢维克说，“乌拉斯人玩的一种游戏，猜概率的，猜对的人可以得到对方拥有的财物。”虽然萨布尔要他将学习伊奥语这件事保密，不能跟人提起，他却早已将这个禁令抛诸脑后了。
“普拉维克语中怎么会有伊奥语的词呢？”
“那些移居者，”另一个人说道，“他们学习普拉维克语的时候已经是成年人了；他们肯定有很长一段时间还是习惯用原有的语言进行思维。我在哪本书上看到过，‘见鬼’这个词也不是普拉维克语——也是伊奥语。法里戈夫在创造这门语言的时候并没有造那些骂人的词，也没准儿他造了，但是他的电脑却不觉得那些词有什么必要。”
“那么‘地狱’这个词呢？”塔科维亚问道，“我一直以为我小时候那个镇上的储粪站就是地狱。‘下地狱吧！’就是让人去最糟糕的地方。”
数学家迪萨尔已经在学院里得到了终生职位，但却还是老跟着谢维克混，只是很少跟塔科维亚搭腔。这会儿，他用他惯有的那种电报式风格说道：“意为乌拉斯。”
“在乌拉斯，这个词的意思是人死的时候会去的地方。”
“就是夏天被派去西南区。”塔科维亚的老朋友、搞生态学研究的特拉斯说道。
“在伊奥语中，这个词是有宗教意味的。”
“我知道你必须看用伊奥语写的书，谢夫，可是难道你连宗教的东西也得看吗？”
“乌拉斯一些古老的物理学概念都是有宗教意味的，那样的观点能引起人们的注意。‘地狱’的意思就是极度邪恶的地方。”
“就是环谷的肥料站。”塔科维亚说，“我以前就是这么想的。”
比达普筋疲力尽地回来了，身上一层白白的灰尘，被汗水弄得一道一道的。他重重地在谢维克身边坐下，大口喘着粗气。
“说几句伊奥语吧。”谢维克的学生里夏特问道，“伊奥语听起来是怎样的呢？”
“你也知道啊：地狱！该死！”
“那也别冲着我骂呀。”女孩哈哈笑了起来，“说一个完整的句子吧。”
谢维克用伊奥语说了一个句子，语气很和善。“我并不确定该如何发音，”他补充道，“我这是猜的。”
“是什么意思呢？”
“既然时间的流淌是人类意识的一个特征，那么过去和将来便都是思想的产物。这话是早期的一位因果论者，齐赖穆屈所说。”
“别人在说话，而你却全然无法理解，想想真是怪异！”
“在乌拉斯星球上，不同地方的人相互就听不懂对方的话。他们有好几百种不同的语言，月球上都是些疯狂的统治者……”
“水，水。”比达普还是气喘不止。
“没有水。”特拉斯说道，“已经有十八旬没有下雨了，准确地说是一百八十三天。这是阿比内四十年以来为时最长的一次干旱。”
“这样的状况如果还在继续，我们就只能重复利用尿液了，二零年时人们就这样。来杯尿吗，谢夫？”
“别开玩笑了。”特拉斯说，“我们已经命悬一线了。会有充足的雨水吗？南台的叶类作物已经颗粒无收了，那里已经整整三十旬没有雨水了。”
大家都抬起了头，仰视着灰蒙蒙的金色天空。他们的上方是来自旧世界的高大树木，锯齿状的树叶在树枝上耷拉着，叶片也因为缺乏水分而卷了起来，上头布满了灰尘。
“不会再有大干旱的。”迪萨尔说，“现代脱盐植物。能预防。”
“它们也许是能够减轻旱情。”特拉斯说道。
那一年的冬天来得很早，很冷，北半球异常地干燥。阿比内宽阔低洼的街道上，冷风挟带着冰冷的尘土呼啸而过。澡堂子里用的水都要经过严格的配给：口渴和饥饿比清洁问题更紧要。阿纳瑞斯两百万人口所需的食物和衣物都是来自霍勒姆这种植物：叶子、种子、纤维和根茎。在仓库和补给站还有一些库存的纺织品，但是食物储备向例就不是很丰富。海水被引到陆地上来，以确保植物的存活。城市的上空没有一丝云彩，本应清澈明亮，但是从南部和西部更干燥的地方被风挟裹而来的尘土却将天空染成了黄色。有时尼希拉斯的方向刮来的一阵北风会驱开这层黄雾，留下一片敞亮的天空，颜色从边缘的深蓝色逐步过度到天顶的紫色。
塔科维亚怀孕了。大部分时间里她都是昏昏欲睡、非常地温顺。“我是一条鱼，”她说，“水里的一条鱼。我在我身体里那个婴儿的身体里。”不过也有时候，她会觉得工作让她不堪重荷，或者觉得肚子饿，因为食堂现在供应的伙食比起以前减少了一定的数量。孕妇和老人孩子一样，每天可以得到少量的加餐，就是十一点钟可以吃一顿中饭，但是因为工作安排得很满，她常常会错过这一餐饭。她自己可以错过一顿饭，但是实验室鱼缸里的鱼儿却不能。朋友们经常会给她带点他们自己正餐时省下来的吃的或者他们的公共食堂里剩下来的东西，一个馅饼或是一片水果之类的。她满怀感激地吃下这些东西，却还是非常地想吃糖果，而糖果现在是很少有供应的。累了的时候，她就会变得很急很容易心烦，一言不合便会大发脾气。
进入暮秋之后，谢维克完成了《共时原理》的初稿。他将稿子拿给萨布尔审阅，看是否可以出版。萨布尔留下了稿子，一旬、两旬、三旬时间过去了，他没有发表任何的评论。谢维克去问他。他回答说还没有看，他太忙了。谢维克耐着性子继续等着。时间已经到了仲冬。日复一日，空中刮着干燥的风；地面已经结冻了。所有事情似乎都停顿了下来，一种令人不安的停顿，等候着下雨，等候着新生命的诞生。
屋子里很暗。城市里的灯光次第亮起，在暗灰色的高空下显得那么地微不足道。塔科维亚走进来，打开了灯。她没有脱掉外套，径直走到暖气罩边蜷起了身子。“哦，好冷啊！太难受了。走路的时候我觉得自己的脚像是直接踩在冰河上，回家的路上脚疼得太厉害了，我都快哭出来了。没用的投机分子靴子！我们怎么就不能做出像样的一双靴子来呢？你黑灯瞎火地坐着干吗？”
“不知道。”
“你去食堂了吗？我在回家的路上吃了口剩饭。我必须得加班，库库里鱼子正在孵化，我们得赶在大鱼把它们吃了之前把小鱼苗从鱼缸里捞出来。你吃了吗？”
“没有。”
“别这样阴沉着脸，今晚请别这样。如果再有什么事儿不对劲儿，我就要哭出来了。我一直都想哭。该死的愚蠢的荷尔蒙！我希望我能像鱼儿一样生育后代，产下鱼子，然后游走，一切就完事了，除非我自己游回来把它们吃掉……别再像个雕像一样坐着了，我受不了了。”她蹲在冒着一丝热气的暖气片边上，一边拿僵硬的手指想要把靴子解开，眼里已经涌出了一些泪水。
谢维克一言不发。“怎么了？你不能就那样坐着啊！”
“萨布尔今天把我找去了。他不打算向出版社推荐《共时原理》那本书，也不建议将它寄给乌拉斯人。”
塔科维亚僵住了，不再费劲地摆弄鞋带，只是回头盯着谢维克。最后她终于说道：“他究竟是怎么说的？”
“他写的评语就在桌子上。”
她站起身来，只穿着一只靴子，拖着脚走到桌子旁边，然后倚在桌子上，双手插兜，看着那份评语。
“‘在奥多主义社会，因果物理学是通往时间智慧思想的康庄大道。自阿纳瑞斯大移居以来，这已成为了一项公认的原则。自以为是地偏离这一原则，其结果要么是徒劳地围着那些不切实际的假想绕圈子，对社会组织一无用处，要么就是成为乌拉斯那些投机国家不负责任的御用科学家的应声虫，只会重复他们那些宗教迷信的猜测……’哦，这个投机分子！这个小心眼、嫉贤妒能、只会拿奥多来说事的小人！他要把这样的评语交给出版社吗？”
“他已经交了。”
她跪下身子，把靴子从脚上拽了下来。她抬头瞟了好几眼谢维克，不过没有靠到他身上，也没有打算要抚摸他。有好一会儿，她一言不发。等她开口的时候，声音已经不像刚才那么响那么紧张了，而是回到了沙哑毛糙的自然状态， “那你打算要怎么做，谢夫？”
“没什么可做的。”
“我们要把这本书印出来。我们可以找一个印刷协会，学着排版，然后把它印出来。”
“纸张的配给已经降到了极限。只有非常重要的东西才能付印。在霍勒姆树种植园能保障生产之前，只有PDC的出版物可以付印。”
“那么你能不能把文章稍微改头换面一下呢？把你真正要说的东西伪装一下，把它包装成因果物理学的样子。那样他就可以接受了。”
“黑色是不可能伪装成白色的。”
她没有问是否可以通过别的方法绕过萨布尔。在阿纳瑞斯，没有人会有绕过别人的念头，没有可供迂回的小道。如果你不能跟自己所在协会的理事们协同合作，那就只能孤军作战。
“如果……”她又打住了话头。她站起身来，把靴子放到暖气上烘干，然后把外套脱下挂起来，又拿过一条厚重的手纺披肩披在身上。她走到床边坐下，身子坐定之前嘴里咕哝了一下，然后抬头看着谢维克的侧影。谢维克仍然愣愣地坐在她和窗子之间。
“如果你提议让他联合署名会怎样？就像你第一篇论文那样。”
“萨布尔不会在一篇‘宗教迷信的猜测’上署名的。”
“你确信吗？你确信他真的是那么想吗？他知道这篇东西的分量，知道你做出的是怎样的一个成果。你不总是说他很精明吗。他知道这篇东西能把他还有整个因果物理学派扔进废物箱。想想看，如果他可以跟你分享，分享这个荣誉！他这个人如此地自我主义。如果他可以向人们宣称这是他的书……”
谢维克痛苦地说道：“对我来说，跟他分享那本书，就像要我跟他分享你一样。”
“别这么看问题，谢夫。至关重要的书本身——是这些观点。听我说，我们的孩子，我们不会只想把他留在自己身边，我们想要的是去爱他。可是如果因为某些原因，他留在我们身边就会死去，只有把他送去托儿所才能让他活下去，而且我们不能再看到他，也不会知道他的名字——如果要让我们作选择，我们会选哪个呢？是留下一个死婴，还是让他活下去呢？”
“我不知道。”他说。他双手托住脑袋，痛苦地揉着额头，“是的，当然，是的。可是这个——可是我——”
“兄弟，亲爱的。”塔科维亚说道。她双手握在一起，放在膝上，却没有冲他伸出手去。“书上写谁的名字并不重要。人们会了解真相的，书的本身就能说明一切。”
“我和书是一体的。”他说，然后就闭上双眼，一动不动地坐着。塔科维亚这才怯怯地靠到他身边，温柔地抚摩着他，似乎在抚摩一处伤口。
164年的年初，第一本不完全版的、经过了大刀阔斧改动的《共时原理》在阿比内出版，作者是萨布尔及谢维克。PDC现在只印刷那些最重要的档案和指示，但是萨布尔在出版社及PCD信息部门都很有影响力，他让他们相信这本书在对外宣传方面的价值。他说，阿纳瑞斯目前的干旱以及可能随之而来的饥荒，让乌拉斯人幸灾乐祸；在最近一次飞船带来的伊奥国出版物上充斥着各种自以为是的预言，宣称奥多主义经济即将崩溃。我们要出版一部纯粹伟大的思想著作，萨布尔说，还有什么能比这个反击更为有力呢。“科学史上的里程碑，”他在修正过的评论中写道，“在我们的物质生活面临灾祸时，它却腾空而起，证明了奥多主义社会永不消竭的活力，在人类思想的任何一个领域，它都能超越政府统治之下的资产主义。”
这本书因此得以出版，一共印刷了三百本，其中十五本通过伊奥飞船“警惕号”运到了乌拉斯。谢维克从来没有翻开过这本书。不过，他在那包出口到乌拉斯的书当中放了一份完整的手写原稿，还在封皮上附了一张便条：请将其交与伊尤尤恩大学贵族科学院的阿特罗博士，顺致作者对博士的问候。萨布尔在对包裹进行最后审核时，肯定注意到了多出来的这样东西。他是把手稿取出来还是留下了，谢维克无从知晓。他也许怀恨在心，就把它给没收了；也许他知道被他肆意篡改之后的删节本无法对乌拉斯的物理学家们产生预期的效果，于是就放了行。事后他没有跟谢维克提起这个手稿，谢维克也没有问起过。
那年的春天，谢维克变得沉默寡言。他去申请了一个志愿岗位，去南阿比内参与修建一座新的水循环工厂。大部分时间里，他要么去工厂干活要么去上课。他又重新开始了亚原子的研究，晚上经常都是在学院的加速器旁边或者实验室里，跟那些粒子学专家一起度过。跟塔科维亚以及朋友们在一起的时候，他变得沉静温和，显得很冷淡。
塔科维亚的肚子已经很大了，走路时就像拿了一大篮沉重的脏衣服。她坚持去鱼类实验室工作。一直到物色并培训好了一位合适的接班人之后，她才回家准备生产，这时已经超出预产期一旬的时间了。谢维克下午的时候回到家。“你可以去叫接生员了，”塔科维亚跟他说道，“告诉她宫缩是四到五分钟一次，不过没怎么加快，所以也不用太着急。”
他急急忙忙地去了，却发现接生员没在，一下子慌得手足无措。接生员和街区医师都出去了，而且都没有像平常那样在门上留张条告诉别人自己的行踪。谢维克的心脏重重地撞击着胸腔，一切忽然都变得清清楚楚、令人恐惧。他把这种无助的状态看成了一个不祥的征兆。这个冬天以来，自从那本书的命运确定了之后，他就在塔科维亚面前把自己封闭了起来。她则变得越来越安静、被动和忍耐。现在他明白这种被动是什么了：是死亡的预备状态。其实真正自闭的人是她，而他却没有努力去跟上她。他只看到了自己内心的痛楚，却从未留意过她的恐惧，也看不到她的勇气。他将她放逐，因为他想要自我放逐，于是她就一路前行，远去，远去，一个人独行到永远。
他往街区诊所跑去，等他跑到的时候已是上气不接下气、站立不稳了，诊所的人还以为他心脏病犯了。他向他们说明了情况。他们派了一个人去找另一个接生员，让他赶紧回家去，他的伴侣现在应该很想有人陪在身边。他急忙往家赶，每迈出一大步，就越发地确定自己将要失去塔科维亚，内心的惊慌、恐惧也就强烈了一分。
可是回到家里之后，他却不能跪在塔科维亚面前请求她的宽恕，虽然他非常渴望这样做。塔科维亚已经没时间听他真情表白了；她非常地忙碌。她已经把台床上的东西都清扫一空，只留下了一条干净床单，现在正在床上准备分娩。她没有哭嚎也没有尖叫，似乎她并没有痛苦。但是每次宫缩时，她都得费劲地控制自己的肌肉和呼吸，结束之后她就长长地呼出一口气，就像一个人用尽全力举起了一样重物。谢维克此前还从未见过有什么劳作需要一个人这样使出全身的力量。
她如此地辛苦，他无法袖手旁观。当她需要借助外力的时候他可以充当把手和杠杆的支点。通过几次调校之后他们便很快找到了最佳的方位，接生员来了之后他们也一直保持着那样的位置。分娩时，塔科维亚蹲着身子，脸对着谢维克的大腿，双手攥着他紧绷的双臂。“好了。”伴着塔科维亚机器轰鸣般的粗重呼吸，接生员平静地说道，把那个身上沾满了粘液但很明显具有人形的小生命拽了出来。一股血流随之奔涌而出，还有一团乱糟糟的东西，不是人，也不是活的生命。被谢维克暂时遗忘的那种恐怖感觉又回来了，而且比先前更为强烈。在他看来，这东西就代表着死亡。塔科维亚松开他的手，身子软软地蜷在他脚边。他呆滞地弯下身子抱住她，心里又是恐惧又是忧伤。
“好了。”接生员说道，“帮她往边上挪一挪，我好把这些东西清理掉。”
“我想要洗一洗。”塔科维亚有气无力地说道。
“来，帮她洗洗。那边那些布都是消过毒的——那边。”
“哇，哇，哇。”又传来了另一个声音。
屋里似乎挤满了人。
“好，”接生员说道，“过来，把小孩抱回到她身边，放到她胸前，这样有助于止血。我要把这个胎盘拿到诊所的冷库去，要十分钟时间。”
“哪里——哪里——”
“在婴儿床上。”接生员一边往外走，一边跟他说。谢维克找到那张小小的床，这张床在屋角待命已经有四旬的时间了。他看到了那个小东西。刚才如此地忙乱，接生员也不知道用什么法子居然把婴儿洗干净了，还给穿上了一件小袍子，所以现在小宝宝跟他刚看见时已经不一样了，不再滑溜溜的像条鱼了。下午的时间似乎不是慢慢流逝的，而是以同样快得出奇的方式一下子消失掉了。天已经黑了，屋里已经亮起了灯。谢维克把婴儿抱起来，送到塔科维亚身边去。婴儿的脸小得不可思议，大大的眼睑紧闭着，似乎是一捅就破。“抱到这边来。”塔科维亚在催他，“哦，快一点吧，把它抱过来给我。”
他抱着婴儿走过去，极其小心地将它放到塔科维亚的肚子上。“啊！”她温柔地叫道，声音里全是胜利的喜悦。
“男的女的？”过了一会儿，她睡意朦胧地问道。
谢维克这会儿正坐在她的床边上，于是小心翼翼地查看了一番。他觉得有些费劲，因为跟孩子的腿和手相比，那件小袍子显得特别地长。“是个女孩。”
接生员回来了，在屋里四处收拾着东西。“你们的表现真棒。”她这句评价是针对他们两个人的，而他们也淡淡地表示了同意。“明天早上我再过来看看。”她说完就走了。宝宝和塔科维亚都睡着了。谢维克俯身凑近塔科维亚。他已经习惯了她身上那种麝香似的好闻气味。现在她身上的气味已经变了；变成了一种若有若无的香味，睡觉的时候变得益发浓烈。她侧躺着，把宝宝拢在胸前，他非常轻柔地把一只手臂搭在她的身上。在满屋的生命气息之中，他慢慢地入睡了。
对于奥多主义者来说，一夫一妻制也是一种双向的合作，就跟合作研究、芭蕾舞联合表演或是在肥皂厂跟他人协作生产没有什么区别。男女配对也是一个自愿组成的联盟。双方如果愿意维系这种关系，那么它就可以存在下去，如果不愿意维系了，那么就可以随时中止这种关系。这不是一项制度，仅仅是一种功能性的存在，其中没有任何的强迫，一切全凭个人意志决定。
这一点跟奥多的社会理论是完全一致的。承诺即是法律，甚至包括一切条件不确定的承诺，这一点是奥多思想中根深蒂固的一个部分；当然她也主张变革的自由，后者似乎同承诺或者誓约是相悖的。但事实上，正是因为有这样的自由，承诺才有了意义。承诺是一个方向，是自我对于可能性的限制。正如奥多所说，如果一个人没有了方向，也就没有了去处，那么也就不会有变革了。一个人也许从来都不会行使选择及变革的自由，那情形就像坐牢一样，只不过监狱是自己修建的。那监狱仿佛一个谜宫，其中的每一条路都不是好的出路。于是奥多想到了承诺、誓言以及忠诚的概念，在错综复杂的自由当中，这些都是必不可少的要素。
很多人认为忠诚的概念不应当适用于性生活。他们说，奥多的女性特质使得她对于真正的性自由保持着排斥；抛开别的不说，在这一点上她是没有从男性的立场来考虑的。持这种批判意见的女性数量跟男性是对等的，因此奥多没有理解的似乎不仅仅是男性，而是整整一类人，对这些人来说，体验就是性愉悦的本质。
尽管她可能并不理解这些人，甚至有可能认为他们是离经叛道的占有狂——毕竟，如果说人类不是一个倾向于结对生活的物种的话，那它也有着世代相传的习俗。尽管如此，相对那些想要维持长久关系的人，她的观点对于那些性乱者更为有利。任何形式的性行为都会得到宽容，没有法律、没有限制、没有罚款、没有惩处，也没有任何的反对。唯一的例外是强奸幼童和妇女，如果强奸犯没有马上被送去收容所，那么邻居们会对他进行更为严厉的惩处。不过，在这样一个社会中，骚扰行为是极端罕见的。因为人们从青春期开始就可以得到完全的满足，社会对性行为只施加了一种温和的限制。这种限制是集体生活的要求，目的是保障隐私。
另一方面，那些打算维持配对关系的人，不管是同性恋还是异性恋，都会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这些问题对于那些尽情享受性乐趣的人来说是不存在的。他们不仅要面临嫉妒、占有欲等等一系列的情感痼疾，因为一夫一妻的结合方式为这些痼疾提供了成长的温床，同时还要面对这样一个社会组织额外施加给他们的诸多压力。一夫一妻的伴侣双方都非常清楚，两个人随时都有可能因为紧急的劳动分配而天各一方。
负责劳力分配的分配室会尽量把一对伴侣安排在一起，如果一对分开的伴侣提出要求，他们也会尽量安排他们团聚；但是这不一定总是能做到，尤其是在紧急征用的情况下，也没有人指望分配室会为了这个重排整个名单、重调电脑程序。为了生存，为了人生美满，每一个阿纳瑞斯人都清楚地知道，自己必须去往需要自己的地方，去做需要自己来做的事情。从小他们就知道，劳力分配是人生最主要的一个因素，这个社会永远需要它，随时需要它；而夫妻生活则仅仅是个人的小事情，只有在满足了社会的大需求后才能来满足这个小的需求。
不过，当一个人自由地选择了一个方向并全心全意坚定不移地朝着这个方向前进时，那么似乎任何事情都是在推动着自己向着这个方向深入。因此即将成为现实以及已然成为现实的分离往往都是进一步巩固了伴侣之间的忠诚。在这样一个社会里，对于不忠没有任何法律以及道德的惩戒，伴侣之间随时有可能要分离，这种分离是自愿接受的，也许会持续好几年，因此，要保持发自内心的真正忠诚多少都是个挑战。不过，人就是喜欢挑战，喜欢在逆境中追寻自由。
164年，很多人开始体验到了这种自由，这是他们以往从未经历过的，他们喜欢这种自由，喜欢这种考验和危机的感觉。163年夏季开始的那场干旱到了冬天仍然没有缓解的迹象。到了164年夏天，生活开始变得困苦，如果旱情继续发展，那么很有可能会爆发一场大灾难。
各类物品都进行了严格的配给；劳力分配的决定更是要绝对地服从。生产足量的食物、对食物进行合理的分配变成了一个痛苦不堪、令人绝望的过程。
不过人们却并未绝望。奥多曾写道：“没有了罪恶的占有、没有经济竞争的负担，一个孩子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成长，他就会很有意愿去做需要他去做的事情，并且有能力从中得到快乐。只有那些无用的工作才会让人心情不快。一位哺育后代的母亲、一位学者、一位成功的猎人、一位好厨子、一位能工巧匠、所有那些做好自己分内工作的人，他们的快乐——这种持续的快乐，也许就是人类友爱乃至所有社会性的源头。”从这种意义上来说，那年夏天，在阿比内有一股快乐的潜流。不管活有多重，干活的人却是轻松自在，随时准备着一俟完成力所能及的事情便将所有的忧愁抛诸脑后。“团结”这个老口号重又恢复了生机。毕竟，发现这种联接本身比一切的考验都要强大，总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
初夏的时候，PDC张贴了告示，建议人们将每天的工作时间缩短一个小时左右，因为在公共食堂就餐所获得的蛋白质已经无法满足正常能量消耗的需要。原先一派繁忙的城市街道，现在节奏也缓慢了下来。早下班的人们在广场上闲逛、在公园干燥的地面上玩木球游戏、坐在车间门口跟过路人搭讪。整个城市的人口明显地减少了，有好几千人或自愿申请或被被紧急派遣去了农场。不过，人们之间相互的信任使得沮丧和焦虑的情绪有所缓解。“我们可以互助互济，共度难关。”他们沉着地说道。沉静的表面之下跳跃着巨大的活力。当北部郊区的井水干涸时，马上有大批自愿者前来铺设临时水管，这些人当中有专业人士也有非专业人士，有老也有少，他们都是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来干活的，三十个小时之后水管就铺好了。
夏天快过去的时候，谢维克被紧急派去了南台红泉公社的农场。雨季时赤道地区有了一些降雨，于是大家就抓紧时间赶在旱情再次发作之前耕种、收割一茬庄稼。
他一直在期待着紧急调配，自从完成了上一次建筑工地的工作之后，他就在普通劳力组进行了登记。整个夏天，他所做的就是上课、看书、前去响应街区和全城起的每一次自愿者活动，然后就是回家陪着塔科维亚和小宝宝。塔科维亚休息了五旬之后又回实验室上班了，只在上午的时候去。作为一名正处于哺乳期的母亲，她每顿饭都有额外补充的蛋白质及碳水化合物，她把两样都充分利用起来；他们的朋友们已经没法再剩食物给她了，现在谁也剩不下食物来了。她很瘦，但是很健壮，他们的孩子个子很小，却很结实。
孩子给谢维克带来了莫大的乐趣。早上的时候孩子都是由他一个人带（只有在他去上课或是做志愿者的时候才会把她放到托儿所），他感受到了一种责任感，这是为人父的负担同时也是奖励。这个活泼敏感的小宝宝，成了谢维克最好的听众，让他有机会痛快倾泄那些憋了许久的长篇大论——塔科维亚说那是他的“疯狂裸奔”。他会把宝宝抱坐在膝上，天马行空地向她讲解宇宙哲学理论，跟她解释时间其实是空间的另一面，克罗农[1]因此就是量子翻转的内脏，而距离也不过是光的一种偶然属性。他给宝宝起了各式各样、夸张荒唐的昵称，还对她念诵怪异离奇的助记儿歌：时间是镣铐，时间很残暴、时间是超机械、超机体——砰！——随着这砰的一声，宝宝身子微微地抬了起来，尖叫着，胖乎乎的手攥成拳头挥舞着。这样的演练让他们俩都心满意足。接到派遣通知时，他觉得非常痛苦。他希望派自己去的地方能离阿比内近一些，而不是南台那边。他必须离开塔科维亚和才六十天大的宝宝，这一点固然讨厌，好在他们同时还保证肯定能让他尽快回到她俩身边。既然有了这个保证，他也不再有怨言了。
在他临行的前夜，比达普过来跟他们一起在学院食堂吃饭，然后一起回到他们的屋子。屋里很热，灯没有开，窗户则是开着的，他们就坐在屋里聊着天。比达普平时用餐的那个食堂很小，对那里的厨师来说要做点特殊的安排并不是什么难事。比达普把自己一旬的特别饮料配都攒了起来，拿一个一公升装的果汁瓶子装着拎了过来。现在他骄傲地拿出瓶子：一次饯行聚会。他们把饮料分成小份，心满意足地品味着，一边咂着嘴。“你们还记得吗？”塔科维亚说，“你离开北景的前夜，那么些吃的？我吃了九个炸面圈。”
“那时候你的头发很短，”谢维克说，这个回忆令他很是震惊，此前他从未将那个形象同塔科维亚联系在一起，“那是你，没错吧？”
“那你以为那是谁呀？”
“见鬼，你那时候可真是个孩子！”
“你也是啊，现在都过去十年了。那时候我把头发剪短，这样可以显得与众不同，惹人注意。那样有很多好处！”她又愉快地大笑了起来，又赶紧憋了回去，以免吵醒宝宝。宝宝在婴儿床上熟睡着，床边拉着帘子。其实一旦她睡着了，是没有什么能够吵醒她的。“我以前非常急切地想要与众不同。是为什么呢？”
“人一生中会有那么一个时间段，大约是二十岁的时候，”比达普说，“那时候你得做出选择，后面的人生是跟别的人一样过呢，还是要充分发扬自己的与众不同之处。”
“至少是乖乖地接受自己的不同之处。”谢维克说道。
“谢夫已经乖得过分了。”塔科维亚说，“他已经老了。人到三十肯定很糟糕。”
“别担心，你就算到了九十岁也不会变乖的。”比达普拍了拍她的后背，“你们还没接受孩子的名字吗？”
中央登记电脑给每一个人都要起个人独有的名字，每个名字都是五个或者六个字母。在电脑化的社会中，若非如此，就得用数字来作为每一个人的标签。阿纳瑞斯人不需要什么身份，只需要一个名字。因此，每个人都觉得名字是自身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虽然名字跟鼻子的长相和身高一样，都由不得自己来选择。塔科维亚不喜欢分配给宝宝的那个名字，萨迪克。“我还是觉得这个名字给人感觉就像含了一嘴的沙子，”她说，“跟她不配。”
“我喜欢，”谢维克说，“听上去就像一个苗条修长、有着一头乌黑长发的姑娘。”
“可她明明是一个矮矮胖胖的小丫头，都看不到有头发。”比达普发表着自己的意见。
“要给她时间嘛，兄弟！听着，我有话要讲。”
“讲吧！讲吧！”
“嘘——”
“嘘什么？就算发洪水了，宝宝还是照睡不误。”
“请安静。我现在觉得激情澎湃。”谢维克举起自己那杯果汁，“我想说——我想要说的就是，我很高兴萨迪克能在现在来到这个世界。在这个艰苦的年份，在这个困苦的时代，在我们都需要手足情谊的时候。我真高兴，她出生在现在，在这里。真高兴她是我们当中的一员，是一位奥多主义者，是我们的女儿、我们的姊妹。真高兴她是比达普的姊妹。她是萨布尔的姊妹，竟然是萨布尔的姊妹！我举杯祈愿：在她有生之年里，萨迪克都会热爱自己的兄弟姊妹，一如今晚的我，热烈而欢欣鼓舞地热爱着大家。祈愿雨水的降临……”
同长途出行和海运一样，无线电、电话、邮政这些长途通讯系统也是由PDC负责协调管理的，PDC同时也是这些通讯系统是最主要的用户。在阿比内没有“商业”，因为这里没有营销、广告、投资、投机等等的商业行为，因此邮件的主要构成就是各个工业及专业协会的往来信件、各个协会以及PDC的指示和通讯、极其少量的私人信件。在这样一个社会里，每个人都可以随心所欲随时随地地进行迁徙，因此每一个阿纳瑞斯人都更乐意在当下所处的地方寻找朋友，而不是过去呆过的那些地方。在一个公社内部很少会用到电话；一般的公社都没有那么大。即便是在阿比内，在每个“街区”里，也是保持着这种封闭式的、地域性的交往模式，街区就是一个半自治的公社，在街区里你只需步行便可以找到任何人、办成任何事。因此电话基本上都是长途的，电话系统由PDC所控制：私人电话必须通过邮件预约，否则通话双方就不能说上话，只能在PDC通话控制中心留口信。信件都是不封口的，当然不是法律的规定，只是一个惯例。个人之间的长途通讯又耗材料又耗劳力，而且因为财政是公私不分的，所以很多人都反对不必要的通信或通话。这是一种肤浅的做法；带有个人主义和自我主义的意味。这也许就是信件之所以不封口的原因：你无权要求别人给你捎信，如果他们不能看到信中的内容。运气好的话，你的信会通过PDC邮政飞船投递，运气不好的话就只能是通过运送物资的火车了。最后这封信会被送到信封上所写那个镇子的邮件仓库里，然后就在那儿躺着，因为没有邮递员，一直到最后，有人告诉收信人他有一封信，他自己才会去把信取回来。
不过，一件事情的必需与否是由个人自行决定的。谢维克和塔科维亚就定期地通信。他写道：
旅途还算不坏，坐的是一辆载客卡车，三天时间就到了。这是一次大规模的劳力征用——他们说有三千人。干旱在此地造成的后果更为严重。不是食物的短缺。食堂里食物的配给量跟阿比内是一样的，只是在这里每天两顿饭都会有煮绿咖啦，因为在当地这种东西是有盈余的，于是我们也就开始以为我们的食物有盈余了。可是这里的气候实在是令人苦不堪言。这里是土区。空气很干燥，风不停地刮。偶尔也能下一小会儿雨，可是雨下过之后一小时不到，地面又开始变得松软，又开始扬灰了。这一季的降雨量还没有年均降雨量的一半。工程队所有的人都嘴唇开裂，鼻子出血，眼睛发炎，还咳嗽。那些长住在红泉的人，有很多都得了尘咳病。婴儿最可怜了，很多婴儿的皮肤和眼睛都发炎了。我好奇地想，换作是半年之前，我会不会注意到这个呢。当上父亲之后观察力就敏锐起来了。活就是那些活，每一个人都很友好，可是干燥的风实在很折磨人。昨天晚上我想到了尼希拉斯，还有那个晚上，当时风的声音就像水流的声音。对于这次分离我并不觉得遗憾。从中我得以发现，我开始给予得越来越少，似乎我拥有了你、你拥有了我之后，就没有别的需要做的了。真正的事实是跟相互拥有无关的。我们所做的就是在证实时间的整体性。告诉我萨迪克都在做什么。休息日里我会给一些人上课，是他们要求的，有一个女孩是天生的数学家，我打算把她推荐到学院去。
你的兄弟。
塔科维亚写道：
有一件很奇怪的事情让我很是担心。第三学期的排课表在三天之前张贴出来了，我想去看一下你在学院里的工作时间表，可是上面没有你的班级和教室。我想他们肯定是疏忽了，把你漏掉了，于是我就去了职工协会。他们说是的，他们想要让你教几何课。于是我又去了学院协调办公室，去找那个爱管闲事的老女人，她是一问三不知：不，不，我什么也不知道，去中央调配处问问吧！我说废话，然后又去找萨布尔。可是他不在物理科办公室，我后来又去了两趟，都没能见着他。萨迪克戴着一顶漂亮的白帽子，是特拉斯用没有弄散的纱线给她织的，她看上去真是太迷人了。我可不想这样带着萨迪克去他住的地方去找，天晓得他是住房间还是住蚯蚓洞还是别的什么地方呢。也许他也自愿去干活了，哈！哈！也许你应该给学院挂个电话，看看他们到底哪里搞错了？事实上，我去分配室的中央调配处去查了，但是上头没有给你的新安排。那里的人都挺好的，就是那个爱管闲事的老女人很无能，一点也忙帮不上，却没有人过问。比达普说的没错，我们已经让官僚作风悄悄地蔓延开来了。请赶快回来吧（带上那个数学天才女孩，如果有必要的话），离别确实很有教育意义，但是我想要的是你在我身边教育我。因为我的奶水不足，萨老是哭闹，他们现在每天增加了半升加钙水果汁的配给。医生们真是大好人！谨此，你永远的，T
谢维克没有收到这封信。在这封信抵达红泉的邮件站之前，他就已经离开南台了。
从红泉到阿比内大约有两千五百英里的路程。一个人要从一个地方去往另一个地方，只需要搭便车就可以了，所有的交通工具都可以用来运人，能运多少是多少；不过这次有四百五十个人被重新分配回了他们在西北区的常任职位，因此就特为他们准备了一列火车。这列火车全部是客运车厢，或者说这些车厢最近是用来运送乘客的。大家最不喜欢的是那些刚刚运过熏鱼的车厢。
旱情持续了一年之后，正常的运输线路已经不堪重荷，虽然运输联合会的工人们为了满足需求已经全力以赴。在这个奥多主义社会中，运输联合会是所有联合会中规模最大的：当然，这也是自发组织的，由各个地方协会联合而成，每个协会的代表负责协调以及同地方及中央PDC的沟通事宜。整个运输网络由运输联合会负责维护，在正常以及适度的紧急情况下是非常行之有效的；可以灵活地适应不同情况下的需求，各个运输协会都有庞大的团队及引以为傲的专业素养。他们给自己那些机车、飞船取名为“不屈号”、“持久号”、“饮风号”，等等；他们有自己的口号——目标必达！——一切尽在掌握！——可是现在，整个星球随时都可能受到饥荒的威胁，必须在不同地区之间有效运送食物，此外还有大量的紧急调派人员需要运送，这样的要求就不再是尽在掌握了。没有足够的交通工具；现有的交通工具也没有足够的人员来驾驶。联合会管理的那些带翅膀或是带轮子的交通工具全部投入了使用，实习工人、退休工人、自愿者、紧急调配人员一齐上阵，帮着让那些卡车、火车、飞船开动起来，让港口、铁路调车场正常运转起来。
谢维克坐的这列火车跑起来的时间短，等候的时间长，因为他们得让那些供货火车先行。然后火车一下子停了整整二十个小时。一位调度员不知道是操劳过度还是经验不足，犯了一个过错，导致了前方某列火车失事。
火车停靠在一个小镇上，镇上的食堂以及仓库都没有额外的食物。这里不是农业公社，而是一个厂区，生产混凝土和泡沫石，因为这里正好有大量的石灰岩，又有一条适于航运的河流。镇上虽然也有些商品蔬菜园，但是食物并不能自给，要靠外部运送。如果火车上的四百五十个人有了吃的，那当地的一百六十个人就得饿肚子了。理想的状况是，大家一起分享食物，所有的人都半饥半饱。如果火车上是五十名、甚至是一百名乘客，公社的人也许可以省下哪怕一炉的面包给他们。但是四百五十个人得给多少呢？如果给这些乘客食物，他们自己也许就得好几天粒米不进。那几天之后，供货列车能来吗？如果来的话，又能运多少食物来呢？最终，他们没有给乘客食物。
乘客们从当天早饭开始就一直没吃东西，整整饿了六十个小时。线路清障之后，他们的火车又跑了一百五十英里，到了一个有旅客用餐餐厅的车站后，他们终于才吃上了饭。
这是谢维克有生以来第一次饿肚子。在他工作的时候他有时候也会不去吃饭，因为他不想费那个力，但是一天两顿饱饭总是有保障的：跟日出日落一般地稳定。他从未想过，没有了这两顿饭会怎样。在他这个社会里，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会吃不上饭的。
火车停在了一条铁路岔线上，停在一座伤痕累累、灰尘遍布的采石场和一家关闭的工厂之间。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饥饿的感觉越来越强烈，他开始意识到了饥饿的严酷现实，意识到了自己的社会也许无法度过一次饥荒的难关，无法继续保有团结的力量之源。当供给充足、甚至是勉强足够的时候，与人分享是很容易做到的。但是供给不足的时候呢？这时候，强力就要开始介入了；有力就是有理；占上风的会是力量及其工具——暴力，还有它最忠实的盟友——游移躲闪的目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