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塔科维亚把自己裹在毯子里，一副自卫的神色，“蒂里不是很坚强。”
“是的，他极度地脆弱。”
然后是长久的沉默。
“难怪他老找你。”她说，“他的剧本，你的书。”
“可是我比他幸运。一个科学家可以宣称他的作品并不是他自己的想法，那不过是不带私人色彩的事实。一个艺术家却无法拿事实来打掩护，他无处遁形。”
塔科维亚斜着眼睛看了他一会儿，然后翻个身坐了起来，把毯子拉到下巴那里，裹住整个身子。“啊！好冷啊。我错了，是吗，关于那本书。让萨布尔把书删节还署名了。这么做似乎是对的，似乎是更多考虑了工作而非做工作的人，考虑了自尊而非虚荣，团体而非自我，好像是这样。可是事实上不是这样的，对吗？事实上是投降，向萨布尔的权力主义投降。”
“我不知道。可是书确实出版了。”
“结果是正当的，方法却是错误的！谢夫，我想这件事想了很久，在罗尔尼的时候。我来告诉你问题出在哪里。我当时怀孕了，孕妇是没有什么道德观念的，只有最原始的牺牲冲动。什么书啊、伴侣啊、事实啊，如果它们威胁到了宝贝的胎儿，那就都见鬼去吧！这是想要维护血统存续的一种冲动，可是这种冲动跟团体是冲突的；这是冲动是生物学意义，不是社会学意义的。男人很幸运，他们不会受到这种冲动的控制，可是对此他却能比女人有更好的认识，而且保持警惕。我想这就是以前的统治阶级将女人看作一种财产的原因。女人为什么甘愿如此呢？因为她们时刻处于怀孕状态——因为她们已经被占有、被奴役了！”
“也许是这样，可是我们这个社会，是一个真正的团结的共同体，奥多的精神无处不在。做出这个承诺是一个女人！你现在在做什么——纵容自己的内疚感？让自己在泥沼中打滚吗？”他的原话其实不是“打滚”，因为在阿纳瑞斯没有在泥沼中打滚的动物；他用的是一个复合词，字面上的意思是“不停地往身上披上厚厚的粪便”。普拉维克语很灵活又很精确，说话者经常在不知不觉间就会说出一个生动的比喻来。
“呃，不是的。有了萨迪克，感觉真好！可是关于那本书，我做错了。”
“我们都做错了。我们总是一起犯错。你不会真的以为，是你帮我做的决定吧？”
“在那件事情上我想是的。”
“不是的。事实是，我们俩谁也没有做决定，我们谁也没有做出选择。我们让萨布尔为我们做了选择。盘踞在我们自己内心的那个萨布尔——传统、道德观、害怕被社会抛弃，害怕与众不同，害怕享有自由！呃，以后再也不会了。我虽然学的很慢，但是还是学到了。”
“那你打算怎么做？”塔科维亚问道，她的声音因为欢欣激动而颤抖。
“和你一起回阿比内，组建一个协会，一个印刷协会。把《即时理论》完整地印刷出来，还有其他我们想印刷的东西。比达普的《关于开放式教授科学的设想》，PDC是不想出版的。还有蒂里恩那个剧本，这是我欠他的。他让我明白了监狱的概念，让我明白是谁建造了监狱，那些建造起墙壁的人就是自己的囚徒。我要发挥我在社会有机体中应有的作用。我要去摧毁那些墙壁。”
“风好像大了。”塔科维亚缩在毯子里说道。她靠到他身上，他伸出手拥住她的肩膀。“我想是的。”他说。
塔科维亚入睡了之后，谢维克还久久地保持着清醒，他用双手枕着头，眼前一片漆黑，耳边一团安静。他想起了自己在沙漠里的长途跋涉，想起了沙漠里的起伏地面和海市蜃楼，想起了那个司机光秃秃的褐色脑袋和率直眼神，他说过，人应当跟时间合作，而不是与之作对。
在过去这四年里，谢维克对自己的意志力多了一些了解。在意志力受挫的时候，他了解到了它的强大力量。社会的或者道德的强迫力量都无法同它抗衡，甚至连饥饿也无法将它压制下去。他拥有的东西越少，他存在的必要性就变得越纯粹。
他认识到了这种必要性，用奥多主义的词汇来说，这就是他的“细胞功能”，这是个人特性的类比说法，即他最擅长的工作，他做了这个工作便可以为社会做出最大的贡献。一个健康的社会应该允许他自由发挥最适合自身的功能，与此同时其他所有人的这种功能也得到了充分的利用。这是奥多《类比》一书的核心思想。阿纳瑞斯这个奥多主义社会虽然不甚理想，但是在他看来，自己对这个社会的责任并没有因此减少，相反还增加了。没有了国家这种荒诞的事物，社会同个人之间的互动及互惠关系就越发清晰了。个人也许必须要做出牺牲，但决不会是妥协：因为尽管唯有社会才能予人以安全感、稳定感，却唯有个人，每一个人，才有力量做出道德选择——这是一种改变的力量，是生命最本质的作用。按照奥多主义，社会就是永不停息的变革过程，而变革正是源自善于思考的头脑。
谢维克之所以能想到这些，是因为他在内心深处已经是一个纯粹的奥多主义者了。
因此到现在，他已经很肯定，他对于创新那种激进的、毫无保留的愿望，从奥多主义的角度来看，是完全正当的。他对于自身工作那种原始的责任感，并不会像他曾经以为的那样，把他跟同伴、跟这个社会割裂开来。相反，这种责任感会把他跟他们彻彻底底地联系到一起。
同时他还觉得，一个人对某件事物有了责任感，就应当把这种责任感施加到其他所有事物上。仅仅将自己看作这件事物的工具，为了它而牺牲其他所有的义务，那是不对的。
这种牺牲就是刚才塔科维亚谈到的，她意识到自己怀孕的时候做出了这样的牺牲，她刚才的语气中有某种厌恶和自责，因为她也是一个奥多主义者，在她看来，将手段同最终结果分割开来，是不对的。对他们而言，终点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有过程：过程即全部。你前进的方向也许很有希望到达终点，也许是错的，但是在你出发的时候并未想过要在哪里停下。这样一来，你心目中所有的责任，所有的承诺便都有了实际的意义和坚持的韧性。
正因为此，他跟塔科维亚彼此的承诺，他们的关系，在经历了四年的离别之后，依然保有着完全的活力。他们都因此受过苦，受过很多的苦，但是他们谁也没有想过，要背弃承诺以逃避苦难。
现在，躺在塔科维亚温暖的身子旁边，他又想，毕竟，他们追寻的都是快乐——也就是完满的生命。如果你逃避了苦难，那也就错过了幸福的机会。你也许可以得到感官乐趣，甚至是很多乐趣，但是你无法达到完满，也不会懂得回家是什么概念。
塔科维亚在睡梦中轻轻地叹了口气，似乎对他的想法表示同意，然后翻了个身，追寻某个安宁的梦境去了。
完满，谢维克想，是时间的一个作用。对于感官乐趣的寻求是循环的、重复的、不在时间范畴之内的。旁观者、寻觅刺激者以及性乱者的不同追求都只会得到同样的结果。
它是有尽头的，到了尽头之后又得重新开始。这不是出发和归来，而是一个封闭的循环，一间锁住了的屋子，一间牢房。
在这件锁住了的屋子外头就是时间的天地。在这片人类无法居留的天地中，灵魂可以借着运气和勇气，暂时建成脆弱而近于幻想的信念之路，信念之城。
只有在过去和将来的背景之内，行为才具有人性的意义。坚持过去和未来的统一性、将时间连为一体的忠诚信念是人类力量的根基。没有这份信念，人类将一事无成。
所以，回顾过去这四年的时候，谢维克不觉得那是虚度的光阴，而是他和塔科维亚正在用生命修建的大厦的一部分。顺时而行，而不是逆时而行，他想，意思就是，时间没有虚度，痛苦亦有其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