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由书香门第论坛为您整理制作
更多txt好书 敬请登录http://bbs.txtnovel.com
附:【本作品来自互联网,本人不做任何负责】内容版权归作者所有
财迷鬼玉
作者：默的艺术师
作品相关
写作背景
二零一零年七月份的时候，我在上网查资料的时候，查到了一则消息。消息中说的是一件和大众没多大关系的事情，说是有一组考古队在昆仑山上考古时由于高原反应而发出求救信号，其实在听到这群考古队是因为高原反应而发出求救信号时，我便产生了怀疑，考古队是为了考古，而考古是一件长期工作，那些考古队员怎么可能没有提前做好准备呢？这其中必有隐情。后来，国家派出两架直升机从和田起飞，将那几名考古队员营救了出来，但当我在电视画面上看到其中的那名考古队员的样子时，我吃了一惊。那名考古队员不是别人，正是当初和我们在下洞后失散的那名外号“大学生”的男子，我不由开始猜测，我们所经历的这一整件事又会不会是纯粹被人利用了？不然这一切根本无从解释，像我们这样的偷掏玉石的小百姓又怎么可能不经过有关部门批准就可以进入禁区内呢？
关于小说的世界观
“为什么你们要以科幻小说的名义刊登像洛夫克拉夫特的‘疯人山’那样的东西？难道你们真的困难到了如此地步，非登这种废话连篇的东西不可吗？……如果诸如此类的故事——像是两个人看着某个古代废墟中的石刻把自己吓个半死，或是什么人被连作者本人也描述不清的什么东西追逐着，或是谁叽叽咕咕地述说着诸如没有窗户的五维密室、约·梭托等等无可名状的恐惧，等等——就是未来的探险故事《惊天传奇》的构成的话，那就只能盼老天爷来援手科幻小说了。”
上面的内容摘自《惊天传奇》1936年7月号的读者来信专栏，信中提到的令人憎恶的对象当然就是该杂志在同一年里发表的两篇H·P·洛夫克拉夫特的“克苏鲁神话”中的一篇。对于洛夫克拉夫特的故事，读者的反响并不都是消极的，但那些褒扬的评论还是被愤怒、困惑和绝望的大呼小叫淹没了。
20世纪30年代，美国杂志上的科幻小说大部分都是由雇佣文人炮制的情节加冒险的故事，他们不过是把懒散的某牧场改成了某星球，然后胡乱地套用同样的故事情节，用太空强盗取代了偷牛贼罢了。在1936年，那些热衷于科幻小说的人还只是习惯于跳上星际飞船，在比光速还快的驱动器上翻筋斗（别去想什么爱因斯坦的理论），把参宿四上的八脚怪炸个稀巴烂，他们无法理解洛夫克拉夫特苦心描绘的那种气氛，让他的两个勇猛无畏的探险家在南极荒原上，面对无与伦比的恐惧，喋喋不休地说着莫名其妙的话，发狂般地惊声尖叫。
洛夫克拉夫特的“神话”故事和史密斯博士极其同党所推崇的星战故事之间是有本质的区别的，而不仅仅是注重情节和注重气氛的差别。在当时那个年代，以太空探险为主题的许多代表人物，如E·E·史密斯、奈特·沙克涅和拉尔夫·米尔恩·法利，都是生于前一个世纪的人，那时的人们依然认为宇宙的运转是遵循着永恒不变的牛顿定律。就像我们的太阳一样，每个星球都是一颗恒星，当19世纪的天文学家将他们的分光镜瞄向太空时，他们得到了可靠的信息，确知那些星球上也有氢、氦、镁、钠以及其它元素，和我们在我们自己的太阳系中所发现的完全一样。19世纪末，当物理学家庆幸地以为他们完全了解了宇宙的时候，人类征服宇宙的终极梦想还真的是如此不可能的任务吗？
1905年，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开创了20世纪的科学革命，而这场革命最终将彻底粉碎经典物理的教义。随着在相对论、量子力学、亚原子粒子等领域的不断发展，宇宙似乎也不再那么能让人看得懂了。随着哥白尼和伽利略扭转了人类中心说，现代人也开始认识到，他非但不是宇宙的中心，而且他只是宇宙的一个特例。宇宙以及它的中子星、类星体和黑洞对我们来说都是陌生的，我们在宇宙中是一个陌生人。
在20世纪30年代所有那些在杂志上发表过科幻作品的作家当中，只有洛夫克拉夫特超越了他的同僚的那种单调乏味，传达了宇宙的神秘性这个20世纪最敏感的话题。“我的所有故事，”洛夫克拉夫特1927年在一封信中写到，“都是基于最基本的前提之上的，那就是平凡的人类的法则、利益和情感在浩瀚的宇宙中都是无效的和没有意义的，”这是一个宣言，实际上概括了当时正在发生的现代科学的变革，其时那些目瞪口呆的物理学家吃惊地发现了一个不为牛顿力学所约束的陌生的新世界。爱因斯坦在阐述他的广义相对论时不得不与非欧几里得几何相抗争，而克苏鲁的海底城市的非欧几里得角所代表的就是同样的非欧几里得几何；在“外太空的色彩”中所描绘的神秘的陨石放射，复制的是20世纪初叶由贝克雷尔和居里夫妇所完成的镭的实验。就连目前在高等数学方面的发展——混沌现象——也被克苏鲁神话预示出来了，在洛夫克拉夫特虚构的万神殿里，至高无上的神是白痴盲神亚撒索，而它就是终极的混沌空间里螺旋形的黑色旋涡的主宰。如果适当地用曼得勃罗（Mandelbrot）的分形理论和费根堡姆（Feigenbaum）的常数理论装备起来后，亚撒索在当代混沌学的数列和扰动中应该很是有如鱼得水的感觉。
再更多地谈论克苏鲁神话和20世纪科学发展之间的一致性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洛夫克拉夫特借用的这些概念并非出自于相关的高等数学的正规知识，即，相对性，而是出自于一种偶然发现的、出自本性的对“混沌和未探明的太空恶魔的袭击”的洞察力。从历史观点上讲，洛夫克拉夫特已经和那些被现代化的20世纪遗留下来的社会和经济精英密切结合在一起了；他是无所寄托的梦想家，在他自己的时代里是一个局外人，在宇宙中也成了局外人。阿根廷作家胡利奥·科塔萨尔（JulioCortazar）曾经指出，“所有完全成功的短篇小说，特别是科幻小说，是神经病、梦魇或幻觉通过客观化的中和并且转化为一种在神经领域之外的媒介而形成的产物。”就洛夫克拉夫特来说，他把宇宙看做一个收容可怕的奇迹的避难所，这种观念不过是他病态的局外人心理的鲜明写照；正如洛夫克拉夫特在他的家乡普罗维登斯是一个局外人一样，在克苏鲁神话中，现代人也是一个外来者，迷失了方向，随波逐流，在一个可怕的深渊边缘摇摇欲坠。1936年，当洛夫克拉夫特的“疯人山”在《惊天传奇》上连载时，那些暗示宇宙的浩瀚、神秘的内容被读者斥为胡言乱语，但20世纪的科学革命已经证实了那些内容的正确性。物理学家刘易斯·托马斯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说，“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成就就是发现了人类的愚昧无知。”记住上面的这句话，停下来一会儿，读一读下面这本小说吧。
上述的东西是摘录于某本书上的序言，如果不喜欢可以忽略它。
关于创作这篇小说的原因其实很简单，我对洛夫克拉夫特先生的盲目崇拜（打我吧！越狠越好！啊……）
昆仑考古的真实背景（本作品的真实背景）
古老的“丝绸之路”分南、北、中三条横穿新疆，有力推动了中原文化在西域地区的传播和东西文化的交流。各族人民在这块土地上劳动生息，共同创造出了古代西域博大壮伟、独具特色的历史文明。新疆境内的大型生土建筑遗址；年代久远而内涵丰富的古墓群；保存完好而完全自然形成的“木乃伊”；艺术风格多样的石窟壁画；遍布全疆的石雕岩刻；史料价值极高的文书简续；精美无比的丝毛织品，品种多样的古生物化石，风格独特的民族古建筑；具有地方特色的石器、陶器、铜器、木器、玻璃器、钱币等，文物种类众多，历史文化内涵丰富独特，成为中外学者研究新疆和“丝绸之路”沿线历史文化的珍贵宝库。自本世纪初以来，新疆的文物考古工作就以其极大的魅力和潜力，一直为世人所注目。
1、考古与探险、盗宝不分的年代，解放前新疆考古史简要——解放前的新疆考古。
1603年，传教士鄂本笃随一支商队沿丝绸之路经叶尔羌（今新疆莎车）、喀什噶尔（今新疆喀什）、阿克苏、库车、焉耆、吐鲁番、哈密到中原传教。
1720年，俄国将军李哈列夫率领440名军士到我国的额尔齐斯河上游探察河源。
1760年，俄国的斯涅基列布到阿尔泰寻找金矿。
1811年，俄国的普金舍夫进入伊犁后向北过准噶尔再南行，发现了天山北麓和南麓的分水岭。
1824年，英国商人穆尔克罗夫特经克什米尔到新疆和阗（今和田），考察了一些城市及人口、人种、道路里程、气候、河流、经济、矿藏等。
1847年，英国人亨利·斯特雷金到叶尔羌，考察了喀喇昆仑山，搜集了植物标本。
1856－1857年，俄国地理学家、植物学家和昆虫学家谢苗诺夫到当时还属于我国的伊塞克湖及其附近的天山考察，记有《天山游记》。他的考察虽有科学价值，但也为沙俄的侵华献计献策，被沙皇授予“天山斯基”的称号。
1856年，俄国人僧克到塔尔巴哈台（今新疆塔城）收集了大量植物标本。
1857年，普鲁士人阿道夫、赫尔曼和罗伯特翻越喀喇昆仑山到阿克赛钦，又沿喀拉喀什河进入叶尔羌、喀什噶尔，绘制了喜马拉雅山和天山的地图。
1858年，俄国人哥鲁别克率探险队前往天山、伊犁和塔尔巴哈台考察。
1859年，俄国的瓦里汗诺夫经喀什噶尔进入我国准噶尔、伊犁、天山地区考察，著有《准噶尔概况》、《喀什噶尔》。
1868－1878年，英国商人罗伯特·沙敖对喀拉昆仑山极其南北两麓尤其是叶尔羌、喀什噶尔等地的山川地形、交通道路、物产资源、风土民情以及当时新疆的政治时局进行了考察，著有《鞑靼高地、叶尔羌、喀什噶尔（原中国的鞑靼）游记—以及翻越喀喇昆仑山口的回程》一书。
1875年，俄国植物学家兼医生雷格尔在被俄国占领的宁远县（今新疆伊宁市一带）做医生。他从当地人中得知天山腹地里有秀美、别样的风光和植物，于是，沿伊犁河、巩乃斯河谷溯源而上，翻过那拉提山、天格尔山到达了与宁远风光截然不同的干旱少雨但却绿色满园的吐鲁番盆地。吐鲁番的高昌一带引起了他的浓厚兴趣。他将这里描述为“筑有很厚围墙的一大片墟址”的“一座古罗马般的城市”，他继而断言到，“这是古代新疆的一个文化发达民族的建筑物”。在雷格尔之前进入西域新疆的人大多以地理与自然科学为主，并非深入文化中。雷格尔的文笔很一般，他对高昌古城遗址考察后的记实性描述并不准确，也不撩拨人心，但却引起了西方学者和探险家的极大兴趣，也揭开了新疆文/化考察的开端。
1879年，普尔热瓦尔斯基经布伦托海（今新疆福海县境内的乌伦古湖）到古城、巴里坤、哈密、进入甘肃安西、敦煌考察，收集了大量动植物标本。
1880年，俄国的格罗姆兄弟到吐鲁番考察，但他们的考察报告《西部中国纪行》是用俄文写的，并未引起西方人的注意。
1883年，普尔热瓦尔斯基进入新疆罗布泊地区考察了罗布人的首府阿不旦后到若羌、尼雅（今新疆民丰县尼雅遗址）、克里雅（仅新疆于田县），欲由此进入西藏。后抵达和阗，沿和阗河到阿克苏，经乌什出别迭里山口回国。
1885年，英国人凯利翻越昆仑山到达克里雅、和阗，又沿和阗河、塔里木河到库车、焉耆、吐鲁番、哈密、乌鲁木齐等地考察。
1886年，英国人杨哈斯本从北京出发，经哈密、吐鲁番、焉耆、阿克苏、喀什噶尔到叶尔羌进行探察活动。
1888年，芬兰的东尼尔和波龙·马克也曾到西域新疆进行考察。
1889年，斯文·赫定进行了他第二次的中亚探险，发现了塔克拉玛干沙漠里的丹丹乌里克、喀拉墩古城和楼兰古国时期的重要遗址，并为1901年楼兰的发现奠定了基础。
1889年，普尔热瓦尔斯基第五次进入新疆，考察了一些山脉、湖泊等。
1889年，一个叫鲍威尔的英国少校前往喀什噶尔、阿克苏、库车等地寻找失踪的英国士兵。在库车期间，他从当地巴扎上贩卖从沙漠古城拣拾来的旧物的小商贩手中得到了一份手写的文书，那上面的古怪字体当时并没引起他太大的注意。当他将那文本带回欧洲经鉴定后才得知，这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用印度婆罗米字母写的梵文经书，而且是写在桦树皮上的，时间大约在公元5世纪。后来，这份文书被称为“鲍尔文书”。
1890年，普尔热瓦尔斯基进入新疆，考察了喀什噶尔等地的一些河流、河谷等。
1890年，法国探险家杜特雷依经新疆去西藏考察。在新疆段，他们收集了许多古代文卷和遗物，均为6、7世纪印度的文物。
1892年，英国人利特代尔进入喀什噶尔到塔里木盆地、罗布泊，猎取了野骆驼、阿尔泰野羊（马可·波罗羊）等。
1892年，法国人莱因斯在和阗得到一些手稿，其中3张较长的纸上写有古代印度的文字手稿。这些手稿的发现，引起了俄国、欧洲学术界和政府的关注，纷纷派出所谓的“考察队”赶赴新疆“考察”。
1893年，俄国的罗博洛夫斯基、科兹洛夫以及巴尔托里盖分别进入新疆的伊犁、开都河（今新疆和静、焉耆一带）、吐鲁番盆地、罗布泊进行科学考察。
1894年，德国李希霍芬教授（他曾到中国考察，著有巨著《中国》一书）的学生、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到达喀什噶尔，听说塔克拉玛干沙漠里有很多古城，于是他开始了由叶尔羌河横穿沙漠抵达和阗河的“死亡之旅”探险，几乎全军覆没。他首次穿越中亚大沙漠的旅行以及对塔里木盆地的所见所闻的精彩报道、对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沙埋古城丹丹乌里克、喀拉墩等的考察文字、地图测绘吸引了更多人的注意。
1897年，俄国圣彼得堡科学院派季米特里·克莱门茨到天山南部进行自然科学考察兼考古、收集文物。克莱门茨在吐鲁番考察和发掘了高昌回鹘的都城、阿斯塔纳－哈拉和卓古墓、吐峪沟、木头沟和其他一些古代佛教遗址共计130个洞窟，收集了多件文物，写出了《吐鲁番的文物》一书。克莱门茨的书引起了人们对新疆沙漠边缘丰富文物宝藏的兴趣。
1899年，俄国的科滋、兹洛夫进入阿尔泰考察，收集了大量历史和民族学资料。
1899年，斯文·赫定进行了他的第五次旅游探险，绘制了塔里木河航线图，在楼兰取得了许多文卷抄本和钱币，确定了罗布泊的方位。
1900年，受斯文·赫定文字感召和鼓励，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开始了他预备已久的藏北高原以及其北的沙漠地区的考察。先后去了丹丹乌里克、尼雅等古城，带回12箱塑像、艺术品、壁画和木简等，写有《古代和阗》、《塞林提亚》、《亚洲最深的腹地》、《在中亚古道上》等书。
1902－1903年，日本的大谷光瑞考察队考察了丝绸之路上的佛教史，并沿喀什噶尔－和阗－阿克苏－库车－吐鲁番一线考察，发现了克孜尔石窟等七个庙宇和明屋，剥取了一些壁画，收集了各种文字的抄本。
1902年，德国画家、佛教美术家阿尔伯特·格伦威德尔带领“德国吐鲁番考察队”对吐鲁番进行了第一次考察。他们的重点是高昌古城、胜金口千佛洞，发掘出梵文、回鹘、蒙古、古突厥、汉、吐蕃等写本和泥塑、壁画、木雕、木版画等文物，带回了成箱珍贵的佛窟艺术品。在对“不能辩知的文字”破译后，发现了较早时期流行于吐鲁番的摩尼教文字，其中一幅有摩尼教的创始人摩尼的壁画。同时，他们还找到了一种“死文字”－－粟特文。
1903年，美国的亨廷顿进入新疆的天山深处，与柯尔克孜人生活了3个月，出版有《1903年中亚考察》、《新疆两千年》等书。
1903年，德国考古学家格伦威德尔前往吐鲁番考察，收集了46箱文物。
1904－1905年，勒柯克作为德国“吐鲁番考察队”的成员，在格伦威德尔坚决反对剥取壁画、主张临摹研究的情况下，利用一种狐狸尾巴状的锯子盗割了高昌古城、柏孜克里克、胜金口等古城和千佛洞中的15幅大型壁画和佛像。1906－1907年，他随格伦威德尔从俄领中亚进入喀什噶尔，到吐木休克遗址进行挖掘，然后到库车克孜尔千佛洞。格伦威德尔的全部精力在临摹壁画上，但勒柯克则肆无忌惮地剥取壁画。格伦威德尔对勒柯克的行为极为不满，指出，“把壁画搬走，除了意味猎奇和盗窃外，不会有别的什么意义”。
1905年，亨廷顿翻越喀喇昆仑山在塔里木盆地南、东两侧的和阗、策勒、克里雅、尼雅、车尔臣（今新疆且末）、卡尔克里克、米兰等进行了考察，发现恰哈遗址。之后进入吐鲁番盆地，抵达乌鲁木齐后出塔城回国。亨廷顿的考察著作有《重逢在亚洲腹地》、《亚洲的脉搏》、《文明与气候》等。
1906年，斯文·赫定第六次来中国，经新疆到西藏考察。
1906年－1908年，斯坦因进行了他的第二次中亚考察。他遍游中亚、青藏高原。他的路线是：由印度出发，跨越喀喇昆仑山、经和阗、克里雅、米兰、楼兰到达敦煌，考察了热瓦克佛寺、尼雅古城、楼兰遗址、米兰古城、敦煌千佛洞、焉耆明屋等。在米兰，他发现了保存在塔里木地区最古老的产生于3、4世纪的受西方、地中海地区影响的佛教壁画；在敦煌，他巧妙地用500两白银骗取了王道士看护的莫高窟中手写的古代文献和艺术品570余份。由敦煌，斯坦因去了青藏高原的青海湖地区，再经哈密到吐鲁番盆地。在对一些“小城堡”发掘后，他经由焉耆到达克里雅、和阗，再转向北到阿克苏，然后前往喀什噶尔，越过喀喇昆仑山回了印度。这次，他共收集古文物8000余件。
1906年，法国的伯希和抵达喀什噶尔，他本想去库车考察，但得知德国吐鲁番考察队已在库车，于是他们起程去了巴楚的吐木休克进行挖掘，发现了大量雕塑。然后，他们返回库车，对苏巴什、克孜尔、库木吐拉等千佛洞遗址进行了拍照。随后去了敦煌，从王道士手中买下了很多有价值的手稿。这些手稿包括用婆罗米字母写成的印度语和吐火罗语文献以及回鹘文和吐蕃文文献，再后，经兰州到北京取道海路回了法国。
1907－1909年，芬兰的曼内海姆男爵对中亚（包括西藏东部和甘肃兰州）进行了地图测绘和人类学研究。
1908年，日本橘瑞超进行了一次北京到敦煌到吐鲁番的仓促考察，然后，他们去了克里雅、和阗、喀什噶尔（包括部分人去的库车）。
1909－1910年，俄国圣彼得堡科学院派鄂登堡对天山南北地区进行考察。他在硕尔楚克（今新疆库尔勒附近）收集了大量雕塑和壁画，然后去了吐鲁番的高昌和柏孜克里克。在返回途中又粗略地侦查了库车、罗布泊等周围的古遗址。
1910－1911年，日本的橘瑞超又进行了第二次丝路考察，他们这次的足迹遍布塔里木盆地，重点是敦煌和吐鲁番，并抵达了拉达克的列城。一路上取得了一些珍贵的文献和壁画。
1913－1914年，勒柯克进行了最后一次“德国吐鲁番考察队”考察活动。他们的计划已超出了吐鲁番，向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前进，重点是库车。由于生病，勒柯克的工作由其副手巴图斯进行。巴图斯取得了克孜尔的大量壁画。勒柯克病好后，去了库木吐拉，收集了一大批受到中国文化影响的佛教壁画。在吐木休克短暂发掘后，他们去了喀什噶尔，经俄国回国。德国四次吐鲁番考察共攫取中国文物433箱约3.5万公斤，其中壁画630多幅。
1914－1915年，鄂登堡又一次率领俄国人进入中亚，一直到达敦煌，取得了一些中文书稿。
1913年，斯坦因开始了他的第三次新疆探察，再次发掘了尼雅、楼兰遗址。1915年对中亚进行的最后一次大规模的文/化史考察。他由丝路南道到达敦煌，然后到甘肃北部、内蒙古西部的黑城遗址（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境内），从这座“死城”中得到了大量珍宝。他经由黑城到吐鲁番，对柏孜克里克壁画进行了大肆破坏，并对阿斯塔那古墓葬进行了挖掘，取得了大量随葬品和绘画后，经库车进行了地形测绘，到了喀什噶尔，经今阿富汗到了印度。
由于“一战”，很多西方国家顾不上对中亚的考察和探险，因此，西域新疆处于相对安静的状态。
1926－1927年，丹麦的亨宁·哈士伦进入天山腹地的巴音布鲁克吐尔扈特部落近一年，了解吐尔扈特人的风俗。
1926年，斯文·赫定应国民党中央政府发邀请，勘察西北地区的地形、地质、气象和考古。
1927年，英国地理学家、人种学家特林克勒参加了由“不来梅大自然、人类文化与贸易博物馆（后称“海外博物馆”）”组织的中亚考察。他们考察了（印度）拉达克及塔里木盆地西南部的地理与自然科学以及艺术。特林克勒在和阗收集了一些残破不全但极有价值的文物，考察了喀喇昆仑山以北的地质地貌，发现了桑珠岩画，并进入已发掘过的热瓦克、丹丹乌里克等遗址，揭取了数十箱文物。
1927年，英国商人拉提摩尔由北京进入新疆进行商业考察。
1928年，斯文·赫定应国民党政府邀请来中国考察塔克拉玛干以南的古代道路。
1929－1930年，瑞典的贡萨尔·雅林到喀什，了解了维吾尔族语言文字和民俗等。
1931年，法国考古学家哈金参加了一次横贯亚洲的考察。在中国人要求严格遵守考察路线的情况下，他依然偏离路线，绕道去了库车的克孜尔、硕尔楚克和吐鲁番，考察了柏孜克里克等石窟。
1932年，斯文·赫定来中国试图利用汽车旅游恢复他的探察活动，在国民党政府的支持下，他组织了考察队进入新疆，但因政局不稳而中止。
1934年，瑞典的贝格曼在罗布人的帮助下，考察了楼兰古国时期的一系列墓地，最终发现了小河墓地。
从1935－1949年新中国成立这段时间，共有瑞士新闻记者马依纳、职业作家弗来明、英国外交官泰克曼、英国人费尔希纳、希普顿、怀特、范迪维特、埃斯林顿－史密斯、美国人帕克斯顿、弗兰克、肖尔、澳大利亚记者罗伯逊、英国地理学家蒂尔曼、等到中国新疆进行考察。
20世纪中期，我国学者开始注意并研究丝绸之路上的文化。1928－1929年、1930年，考古学家黄文弼进行了2次吐鲁番、焉耆、库车等地的古遗址考察，并对包括和阗在内的塔里木盆地西部进行了调查。黄文弼也剥取了上述地区的一些壁画，但却毁于日本对杭州的一次轰炸。
1942年，国民党政府成立了“敦煌文物保护研究所”（即现在的敦煌研究院的前身）。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政府开始对甘肃、新疆的古遗址进行修复和研究。
2解放后的新疆考古大发现
1959年，由李遇春先生带队的新疆考古队，在条件极为艰苦的情况下，进入尼雅地区进行调查、发掘，清理了一处东汉墓葬，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之后，一批有志的内地青年大学毕业后志愿来到新疆，战斗在新疆文物考古战线上，为以后的新疆文物考古工作增添了新的力量。
新疆的文物考古工作者对新疆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如：哈密市七角井、三道岭、乌鲁木齐市柴窝堡、吐鲁番市阿斯塔那、阿克苏县哈拉玉尔衮、疏附县阿克塔拉、木垒县四道沟等处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调查或试掘工作，从出土文物并结合我国古文献中记载进行的研究分析中，初步认识了新疆原始社会新石器文化和古代民族文化的面貌以及与祖国内地的紧密联系。
通过对战国至两汉时期的墓葬，如：天山东部坚穴木椁墓、帕米尔古代少数民族墓葬、阿拉沟墓葬、尼雅东汉合葬墓、天山以北草原土墩墓、石堆墓的发掘及对出土文物的研究分析，为认识这一历史时期的古代民族（如塞种、月氏、乌孙等）迁移、匈奴在新疆地区的活动、汉王朝统一西域以及“丝绸之路”的形成等都提供了重要资料，对研究新疆的政治发展史具有重要意义。在汉王朝设在西域的最高行政和军事机构——西域都护府，也做过一些考古工作，由于条件所限，只是初步。
吐鲁番盆地是解放以后新疆考古工作的一个重点地区。在高昌故城城郊的阿斯塔那、哈拉和卓晋唐古墓群，考古工作者先后十一次共清理古墓456座。在这批墓葬中，最早有晋秦始九年（公元273年）、最晚有唐大历七年（公元772年）的文字材料，出土的大量文物中有文书、丝织物、绘画、雕塑以及各类日用品等，十分珍贵，对研究我国晋唐时期的政治、经济制度及其在新疆地区的实施状况；研究吐鲁番地区的历史、民族成分和经济特点；研究“丝绸之路”的繁荣及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等都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同时对这一时期的交河故城、高昌故城、安西都护府故址、北庭故城均做过初步调查。
从公元6到8世纪末，活动于北疆广大地区的是突厥民族。在塔克拉玛干东南缘一带，自公元7世纪末至8世纪末则活跃着吐番民族。公元9世纪中叶后，回鹃人又大量进入新疆地区。新疆考古工作者对与之相关的地区和遗存也做了不少考古工作。如在阿尔泰地区、伊犁地区、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的部分遗址，以及若羌县的米兰遗址、吐鲁番地区的柏孜克里克千佛洞、胜金口石窟、库木吐拉千佛洞等，发现了许多石人像、石质容器、陶器、铜器、木器、契约、题铭、文书等等，为研究这一时期历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在新疆的文物考古成就中，对古代佛教寺院、石窟寺遗址的考察占有很重要的位置。新疆大型佛教石窟群，目前主要分布在天山以南，集中在库车、吐鲁番两地区内。在吉木萨尔、哈密、和田、喀什、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也分布着佛寺、佛塔、寺院等佛教文化遗迹。佛教石窟群，不仅对研究佛教思想、艺术及佛教的东渐，而且对研究当时新疆地区的历史和社会生活状况都有着重大的价值。在这一时期的新疆除佛教、原始宗教、道教外，还发现有属于摩尼教、景教、袄教的文物遗迹。元代以后，伊斯兰教、喇嘛教等宗教建筑就遍布于新疆各地了。
新疆考古工作者对宋、元以降的历史文化遗存也做了不少工作，如对巴楚县的脱库孜萨来古城、昌吉古城、乌拉泊古城、霍城县的阿力麻里故城、察布查尔县的海努克等古城和乌鲁木齐市的盐湖古墓等等，进行了调查和清理，也发现了大量的珍贵文物。
改革开放以来，先后开展了中瑞牙通古斯河流域的联合调查，中法克里雅河流域的联合调查，中日尼雅遗址的联合考察，中日交河沟西墓地的联合调查等，都取得了很好的成果。其中中日尼雅遗址的联合考察，在1995年获得重大考古收获，被列为中国95年十大考古重要发现之一，在国内外引起轰动，对于尼雅考古学及汉晋西域考古学、历史学诸领域的研究是一个极大的推动。同时为汉晋西域史各领域，如中央王朝与西域诸国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民族关系史、体质人类学研究、“丝绸之路”贸易史的研究等都提供了非常宝贵的第一手资料。另外，这些文物也对古代科技史如丝绸工艺史、冶金史、天文史的研究都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目前，我们对尼雅遗址的调查范围和认识已远远超过了斯坦因等外国学者。、
在近几年的考古调查中，对新疆境内的史前文化的研究也有所进展，新疆青铜时代的文化面貌进一步明朗，特别是通过对孔雀河下游古墓沟墓地、和硕县新塔拉遗址的调查发掘，据专家分析，在距今4000年前后，新疆开始进入青铜时代。
楼兰地区考古也有所突破，新疆考古工作者近年来多次进入罗布泊地区，进行调查，发现了大量的细石器文化遗址点。发掘了一批墓地，调查了楼兰故城，取得了多方面的考古成果。
在近几年的考古工作中，对天山中段的和静县察吾乎沟古墓地发掘，是一项收获很大的工作。先后发掘古代墓葬454座，出土了近4000件陶、木、骨、石、金属器等。时代约在公元前10O0至公元前50O年左右，这一墓地的发掘，对研究新疆天山中段乃至整个新疆地区青铜时代——一早期铁器时代的文明具有重大价值。
吐鲁番地区鄯善县的苏贝希、吐鲁番市艾丁湖、托克逊县英亚依拉克的古墓葬的发掘清理和研究，则使我们对车师文化也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在配合交河故城维修保护工程对交河沟北墓地进行的清理发掘中也获得很大收获。近几年来，在塞人考古、回鹘考古、喀拉汗考古、石窟寺考古、岩刻画及石雕人像的考察等方面也都取得了重要的成果。
3、考古故事
A“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千年前的预言？
8号墓的开棺时，在场的人们鸦雀无声，紧张地闭住呼吸，瞪大眼睛，似乎在等待着一个重要历史时刻到来。我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景，沉积在木棺中的沙土忽隐忽现地掩盖着遗物，除了可清楚看到的那件带“王”字的陶罐，还露出一些织物，其中一小片蓝色的织锦格外醒目，当一点一点地将这块织锦翻开时，不仅逐渐显露出鲜艳的色彩，还看到在蓝底上用白色织出的汉文“中国”，紧接着陆续看到“东方”、“五星”等字，最后完整的文字是：“五星出东方利中国”！
这是一个令人激动的时刻，所有在场的人简直不敢相信竟会有这前所未见的文字出现。我立刻回想起进入尼雅的前一天，和田政府官员在为我们饯行时，特意赠送了一面国旗，凑巧的是一到营地，我将这面旗升了起来。难道是我的名字、我带的国旗和我升旗的巧合，才有中方考古队“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这一发现？简直就象是谶语一样，这也许这是我最值得自豪和难忘的考古经历了。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的面积不大，四周用白织物缝边，上下各缝出3根长条带，是一件完整独立的物品，出土时位于尸体的臂肘腰部。织锦除了文字之外，蓝色地子上，用鲜艳的白、红、黄、绿织出丰富的花纹，其中有云气纹，虎、怪兽、大鸟和代表日月的红白圆圈。“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的文字出现上下两排，每排一字不少。
锦片不大，文字却清清楚楚，蓝白相间，醒目突出，文字的内容看上去简直就象当代语词，以五星红旗为象征的中国竟然与汉晋时期的古老语词暗合，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B小河墓地
１９１０－１９１１年间，生活在这片区域的罗布猎人奥尔德克就发现了这座墓地。这使他能够在１９３４年瑞典考古学家贝格曼到来时担任向导。
1934年，瑞典考古学家贝格曼向西方世界介绍了他在中亚腹地发现的一具面露微笑的女性干尸：“高贵的衣着，中间分缝的黑色长发上戴着一顶装饰有红色带子的尖顶毡帽，双目微合，好像刚刚入睡一般，漂亮的鹰钩鼻、微张的薄唇与露出的牙齿，为后人留下一个永恒的微笑。”
贝格曼与他沿孔雀河向南支出的一条小河道南行,这条无名小河道,贝格曼随意称之为“小河”。在小河之西约４公里处发现此墓地，贝格曼将这处当时人传说“有上千口棺材”的坟地命名为“小河五号墓地”。１９３９年,贝格曼在斯德哥尔摩发表的《新疆考古研究》一书(汉译本《新疆考古记》)中,对小河流域考古调查及发掘工作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小河墓地宏大的规模、奇特的葬制、以及所蕴含的丰富的罗布淖尔（罗布泊古代时的称谓）早期文明的信息，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贝格曼考察小河后,一直到２０世纪末６０多年间,再无任何后继者能抵达。小河墓地深藏在罗布沙漠之中，失去了踪影。
当年，贝格曼在小河只进行了粗略的工作，发掘了12座墓葬，带回了200多件文物，相对于贝格曼描述的一个巨大的古墓群来说，这些东西太简单了。但就这些简单的发现，让小河墓地成为世界考古界注目的焦点，人们在寻找着，探索着，希望有新的发现。
小河墓地的发掘
70年过去了，当又一个女性干尸面带神秘微笑再次在考古工作者手下出现时，小河——这个让世人牵挂猜度了半个多世纪的墓地终于现出重重疑谜。
小河墓地整体由数层上下叠压的墓葬及其他遗存构成，外观为一个椭圆形沙山，呈东北—西南走向。发掘前，沙山表面矗立着各类木柱140根，在墓地中间和墓地的西端各有一排保存较好的大体上呈南北走向的木栅墙。
考古人员对墓地西区上部两层遗存进行了全面揭露，发掘墓葬33座，获服饰保存完好的干尸15具、男性木尸1具、罕见的干尸与木尸相结合的尸体1具，发掘和采集文物近千件，不少文物举世罕见。
墓葬形制均为竖穴沙坑，墓中均置木质棺具，棺具形制基本统一，均系截取完整的胡杨木制成弧形的侧板，个别的制成直板。两侧板相对并合，两端楔以竖向档板，棺上再盖多块横向小木板，板上再覆以牛皮。牛皮中部放一把红柳枝，常见的是12枝红柳，另加一枝芦苇。
小河墓地的谜团
最让考古人员奇怪的是木棺前竖立着不同形制的立木，木棺后均竖红柳棍。女性棺前立的是基本呈多棱形的上粗下细的木柱，上部涂红，缠绕毛绳，固定草束。男性棺前则立一外形似木桨的立木，大小差别很大，其上涂黑，柄部涂红。据分析，这些立木很可能是“男根”和“女阴”的象征物。
干尸的面部、身体上普遍发现涂有乳白色浆状物质，不知是用于防腐还是有其他用意。
有两具尸体标本令人惊异一具是形似侏儒的木质尸体，另一具是用干尸的头部、两臂和木雕的躯干、下肢组合的尸体。
考古人员对小河墓地周边环境、古遗址进行了初步调查，发现遗址、墓地22处，采集陶、石、铜、铁、玉等类文物近百件，初步分析，这些遗存年代均在汉晋时期。
考古人员的推断
从卫星定位仪标定的这些古址的坐标、分布看，小河墓地实际上指示出了和罗布泊北部著名的“楼兰道”相交的一条南北走向的交通线。在墓地东北一公里的范围内发现有粗大的胡杨枯树，有些树被砍伐，只留有整齐砍痕的根部，表明当时这里曾一度是林木茂盛的绿洲。
对于小河墓地的年代，考古人员推测其年代的下限晚于古墓沟第一类型墓葬的年代（距今3800年），而上限有可能与之相当或更早。
墓地发现的象征男根和女阴的立木、高大的木雕人像、小型的木雕人面像、雕刻有花纹的木箭、冥弓、木祖、麻黄束、涂红牛头、蛇形木杆等文物，考古人员推断，在这一地区存在着一种具有独特文化面貌的考古文化，小河墓地是目前发现的这一考古文化中最为重要的一处墓地，它的发掘将极大地扩展新疆史前文化研究的视野。
神秘新疆
俄罗斯的探险队在新疆接连失踪；考据古楼兰消失之谜；和新疆的第一秘符又有什么关系；“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有更深层的含义？迷雾重重的历史阴谋，丝丝入扣的抽剥真相：看的见是历史，看不见的是真相！
1、俄罗斯探险队在中国
“跑、快跑，该死的，怎么没个头！
昆仑山脉深处某地，浓浓的黑雾中，微弱的亮光忽明忽暗。一个身材高大的男子正在狂奔。他的速度很快，可是诡异的是，他却一直没有跑出去多远，似乎只是在原地转圈。
男子全身脏乱不堪，原来碧色的眼睛因为恐惧，发出异样的光芒。他已经跑了很久了，久到两条腿已如灌了铅一般沉重，可是他不敢有丝毫的停顿。回想几日来的遭遇，他便头皮发麻，脚下的速度也加快了些。
但是，任他多么拼命地跑，这条阴森的路，似乎永远没有尽头。他的脸上现出极端惊恐和绝望的神色来。尽管已经疲惫不堪，但是恐惧却驱使着他不敢停下脚步。他害怕一旦停下，就没有勇气再跑。
突然，他的眼前出现了一道深不见底的山涧。男子的脸上显出狂喜的表情，哪怕只有一丝生的希望，他也不会放过。他闭眼纵身一跳：
啊——
一声瘆人的惨叫，回荡在昆仑群山之间。
这一切的唯一目击者是伫立于此、冷漠万年的雪峰。如同千万年前一样，它们无知无觉地直指九霄。”
这是《大昆仑一新疆秘符》的开篇。事实上，许多俄罗斯人热衷到新疆来探险，更有甚者把生命都丢在了新疆。好莱坞应该来新疆取材，随便一个故事，都是一部007电影。
一则新闻吸引了众多人的眼球：6名俄罗斯人新疆探险失踪事件
2007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市这个因玉石而盛名的地区成了俄罗斯和中国媒体关注的焦点。连续8天，俄罗斯电视一台、俄罗斯电视台都在此追踪报道六名俄罗斯探险人员在昆仑山玉龙喀什河漂流失踪的事件，这是半个月内第二批俄罗斯人在新疆探险出事。2007年8月26日，6名俄罗斯登山人员在攀登新疆阿克陶县公格尔峰时受困，1人身负重伤。2004年9月，同样来自俄罗斯的7名漂流队员在伊犁阿合牙孜河上游漂流时触礁身亡。
这些俄罗斯失踪者究竟是一些什么人？他们为什么热衷到新疆探险？俄罗斯人探险事故频发的背后又说明了什么？
一位名叫“张鸿”的人到和田区旅游局报案说，8月14日，6名俄罗斯人到玉龙喀什河漂流，22天后，他们没有按时到达预定接应地点。
张鸿说，这6名俄罗斯探险漂流者是由他的俄罗斯朋友介绍而来，并于8月11日由乌鲁木齐口岸入境，由他带领乘机直达和田市。8月13日，这6人和张鸿乘车到达于田县阿羌乡普鲁村，在村里居住期间找了两名村民作漂流的向导。当时，俄罗斯人随身携带了三只皮筏艇，还有食品、药品、GPS、帐篷、睡袋等约400公斤野外用品。考虑到物品较重，他们在当地雇用了8匹毛驴驮运。
普鲁村村支部书记西里普玛说，俄罗斯人找的向导是村里的牧民阿氓和艾孜扎汗，两人共收了俄罗斯人1.2万元。
1700人投入搜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