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天，沃洛佳·扎特金在新大街转了好长时间。在这条大街的中部，一家面包店旁边拐角的地方，有一个惹祸的自动电话亭。面包店里根本没有叫塔玛拉的人。那里不管是当售货员的，还是当会计的，都没有叫这个名字的姑娘。于是沃洛佳继续往前走去。
像箭一样笔直的大街两旁耸立着浅色的新楼房，有七层的、九层的，甚至十一层的。楼房犹如一条黑色的宽带子把大街和树木以及灌木丛隔开来。
现在树木和灌木丛仍被雪覆盖着，以致灌木丛只剩下黑乎乎的，又短又硬的、鬃毛似的顶梢，茂密盘错的树枝好像是直接从高高的雪堆里长出来的。这道黑白相间的围墙在有人行道的地方变成了狭窄的路堑，通过路堑看得见大街上往来行驶的蓝色无轨电车、红色公共汽车和各种颜色的小汽车。
沃洛佳一开始便往前走了两三个街区。在这一地段，他碰见了食品店、冰箱修理部和照相馆。那里也根本没有塔玛拉。于是沃洛佳朝自动电话亭对过走去。那里有电视维修部，有立刻引起他极大兴趣的缝纫车间，有理发馆。
继缝纫车间之后，这家理发馆重又激发起他那已经被扑灭的希望。可是，唉，这里也根本没有塔玛拉。确切点说，他在理发馆找到一个塔玛拉，长得非常好看，人又机灵活泼。沃洛佳来了情绪，兴致勃勃地谈起来，以致使姑娘羞红了脸。可是过了几分钟，他的兴致便已荡然无存了。很显然，这完全不是他要寻找的那个塔玛拉。
沃洛佳在大街上和与此毗邻的街道上转悠了大约三个小时。他可真是冻坏了，怀着满腹懊丧，坐上无轨电车，回局里去汇报自己的出师不利了。
……沃洛佳做刑事侦查工作已经两年了。他出色地通过了关于现场勘查的毕业论文答辩，法律系一毕业就来到了这里。沃洛佳对朋友们提出的困惑和怀疑的问题总是笑着回答：“毫无办法，性情相投嘛。”并且有一次出人意料地加了一句：“要知道，我是个极富怜悯心的人。”在警察局一个部门实习的三个月使他内心充满了那样的痛苦和无法平息的愤怒，以致那些日子里母亲都认不出来自己的乐观豁达、朝气蓬勃的沃洛佳了。“我不能见她流眼泪，”每到晚上他都说，“儿子因耍流氓被关起来了，关得对，他是个败类，是个畜生。可是你要是见过那个女人就好了！三天功夫，她就变成了一个老太婆！……”另外一次吃晚饭时，他说：“……一天晚上在公园里，你明白吗？他们坐在长凳上，搂在一起，憧憬着自己未来的美好生活！又是几个带着刀子的流氓来了。他们像狼一样猛扑过去。这个姑娘就被……她现在还躺在医院里……但我们一定要找到他们！我们要把全城翻个遍，一定要找到他们。这种事决不饶恕……”
早就是他们娘儿俩在一起生活。沃洛佳五岁那年父亲就牺牲了。父亲曾是极地勘察飞行员。母亲教沃洛佳学习音乐：他有这方面的天赋。她期望他成为一名音乐家，并且一定是小提琴家。小提琴经常引得她落泪。她幻想自己将坐在安静的有魔力的音乐厅里听他的音乐会……后来，沃洛佳渐渐长大了，她想，他会成为一名飞行员。他对飞机突然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像父亲一样如痴如迷。后来……凡是能想到的她都想到了，但是她连做梦都没有想到，她的沃洛佳将来要做刑事侦查工作。但她理解了他，敏锐的正义感使他决定从事这项工作。
……当无轨电车经过市场时，沃洛佳猛然想起了先卡，立刻向车门口挤去。好像有一种什么东西促使他在这里下车似的。
人行道上，凛冽的寒风又吹打在人们脸上，把脸冻得发疼。沃洛佳心想：“啊，说实在的，我有必要去那里，去市场吗？”他也许要去欣赏欣赏谢苗诺夫吧？抑或在啤酒馆门口，在先卡的朋友们中间，彼此拥来挤去？沃洛佳耸耸肩膀，微微一笑……
市场上的人已廖廖无几了。在一排排长长的空空荡荡的货摊后边，有的地方还在卖土豆，看得见一堆堆金黄色的葱头和鲜红色的散装红莓苔子。被踩过的脏污的雪在脚下沙沙作响。
沃洛佳已经从放下遮阳伞的看不到头的灰色货摊旁边走过去了，这时他蓦然发现前边有一个穿浅色灰鼠皮大衣的姑娘，便不由自主地盯上了她。他已经不可能放过任何一个穿灰鼠皮大衣的姑娘了。后来他看见了那个记者，乌尔曼斯基。这个身材颀长的小伙子无疑在跟踪那个姑娘，并且干得很不高明，以致沃洛佳都发笑了，这一情形使他产生了兴趣。
当那姑娘坚决地穿过货摊后边的一个不大的广场，朝谢苗诺夫做生意的货亭走去时，沃洛佳彻底警惕起来。那姑娘没有到围着一群女顾客的柜台跟前，而是绕过货亭，在货亭后面消失不见了。莫非这就是那个姑娘吗？
他发现乌尔曼斯基在远处来回转了一会儿，陡然急转身，向市场出口疾步走去，差点儿跑起来。他那副样子又焦急又惊惶。
沃洛佳打定主意要等一会儿。这时，他不是站在原地不动，而是从一个货亭走到另一个货亭，仔细察看那里摆出来的商品，甚至还问问某些商品的价格。但他的思想却在紧张地活动着，他在利用他已掌握的细节和事实作为考虑的出发点。
是的，这多半就是谢尔盖提到的那个姑娘。要知道，他们已经在这里，在谢苗诺夫的货亭跟前看见过她一次了。也就是当时谢尔盖一个人看见过她，可是后来她突然不见了。对她好一阵寻找。说不定那一次她也是到货亭里去了。但后来她又到哪里去了呢？
为防万一，沃洛佳朝离谢苗诺夫的货亭不远处的一个货亭后边看了看。
他看见在一排货亭和把市场与大街隔开的破旧的板墙之间有一条又长又窄的通道，板墙上有一个几乎不易察觉的小便门。
沃洛佳环顾了一下四周。从他站的那个地方，无论是从谢苗诺夫的货亭到这个小便门的整个通道，还是货亭前面的广场，都看得一清二楚，而货亭后面，在一直延伸到市场出口处的货摊之间是一条又宽又直的通道。总而言之，不可能选择到用作监视的更方便的地方了。但是站在这里不引起怀疑是难以想象的。
正在这时，不知是谁推了他肩膀一下。沃洛佳转过身来，一个瘦削的，胡子拉碴的人站在他面前，身子有点儿晃晃悠悠。他脸上暗红色的颧骨之间的鼻子又长又白，仿佛冻伤了似的，微微发肿的眼睛泪水汪汪。破旧大衣上边的扣子被揪了下来，露出一条退去原来颜色的脏兮兮的围巾。那人泪眼模糊地看了看沃洛佳，费劲地说：“能想到吗？你的一个半卢布……我的一件容器……科利亚还要出一个卢布……啊？哦……哦……哟……”他屈起中间三个手指，用大拇指和小拇指颤颤悠悠地当空测量出三个不同的距离，每一段距离必须与每一个入股人所投的股份相符合。
这时，他提到的科利亚来了，仿佛从地底下钻出来似的。这人个子矮小，留着口髭，歪戴着“莫斯科女人牌”的棕色羊剪绒帽子，患有眼疾的眼睛凸鼓着，脸虚胖浮肿。
“瞧，遇到了这种事。”沃洛佳心想，并匆忙说道：“我们都凑了钱，哥儿们。你出一份吧，我和科利亚等你一会儿。”
于是他把手伸到口袋里去掏钱。胖子脏兮兮的手里已经攥着一个卢布。
高个子拿起钱，转眼消失不见了，而胖子叹了口气，含糊不清地解释说：“要不是这个虱子，我就……跟他对着干了——哎呀！……”
这时，沃洛佳看见那个穿浅色灰鼠皮大衣的姑娘从谢苗诺夫的货亭里悄悄溜出来，钻进靠板墙的狭窄的过道里。他赶紧搂住胖子的肩膀，稍稍弯下身子，同样也前言不搭后语地对着他耳朵说：“他们这号人统统都是……你自己恐怕知道……哎呀！……”
这时，那姑娘顺着板墙朝小便门跑去，匆匆瞥了一眼不远处这两个摇摇晃晃的人影，溜到大街上去了。
就在这同一时刻，沃洛佳直起身来，急急忙忙地对不知所措的胖子说：“哎，祝你健康，科利亚。向你夫人问好……”
说罢，他紧跟着那姑娘朝小便门飞也似地跑去。“她叫塔玛拉，”他思忖道，“而且她是那个失踪的戈尔利娜的朋友。真是走运……”
跟踪那姑娘不用费很大劲。她走路不回头看，显然在为什么事而惴惴不安，后来她急急忙忙上了一辆无轨电车。沃洛佳紧随其后上了车。
他们坐车行驶了很长时间，然后又徒步走在郊区寂静的白雪覆盖的大街上。大街两旁是用低矮的栅栏围起来的一排排平房。姑娘拐了个弯，朝一座这样的房子走去，登上紧靠玻璃凉台的台阶。
沃洛佳没等她走进屋子，便神色忧虑地从被凉台突出部挡住的板墙跟前走过去，拐进一条窄胡同里。房子原来在拐角上。
沃洛佳没有等多久。他很快听见门砰啪响了一声，高跟皮靴踏在台阶上发出咔嗒咔嗒的响声，穿着熟悉的皮大衣的姑娘穿过院子急忙朝小门走去。
天渐渐黑了，沃洛佳看不清楚她的脸。
后来他们又乘车穿过全城，然而这一次，姑娘把沃洛佳带到一个熟悉的地址，草甸大街，谢苗诺夫的住所，并用自己的钥匙打开了门。她这时大概非常着急，没有一下子把钥匙插进锁眼里。
在谢苗诺夫的空住宅里——沃洛佳知道，住宅肯定是空的，塔玛拉没有久待。后来她坐上公共汽车又到市中心去了。“她还要跑很久吗？”沃洛佳精疲力竭地想道。
那姑娘总算离开繁华热闹的大街，拐进一条胡同里，走过两三座楼房，进了一座黑漆漆的大院子里。沃洛佳跟在她后边。根据姑娘坚定的脚步，根据她边走边开始解皮大衣和后来在门洞里习惯地抖掉身上的落雪的样子，沃洛佳明白了，她终于回到了家。过了一秒钟，他听见高跟皮靴细碎的噔噔噔的上楼声在二层静下来，然后是迅速的开门和关门声。
沃洛佳如释重负地长出一口气，在黢黑的门洞里又站了一小会儿，之后举步来到院子里。他现在好像也可以回家去了。沃洛佳此时此刻才感觉到，在这无限漫长而极度紧张的一天当中，他简直累坏了，冻僵了，饿极了。哦，要是他现在回家去，肯定会连午饭加晚饭一口气吃个光，再喝五杯，不少于五杯，热腾腾的浓茶，然后躺在长沙发上看书。已经攒了多少书啊……但这时，一个新念头使他激动不安：“假如这里不是她的家怎么办？假如她马上又要离开怎么办？”不，走是不可能的，根本不可能。他们急切地需要这个姑娘，关于这一点，科尔舒诺夫已经说过多少遍了！
来到院子里，沃洛佳四面张望了一下。在浓重的、伸手不见五指的漆黑中，只有楼门口孤零零的电灯发出暗淡的光。在其中一个楼门口黄色的光线中，沃洛佳看出有一条长凳，长凳上坐着一个拱肩驼背的人。那人正在吸烟。
当他深深吸一口烟时，烟卷的火光便时而闪烁一下，当他弓身弯腰时，火光便在他那看不见的、垂下的手中暗淡下去。
沃洛佳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朝那边走去，边走边用不能弯曲的、冻僵的手指掏烟卷。
“可以对个火吗？”
这时他才看清坐在长凳上的是一位已过中年的留着胡子的扫院人。他扎着围裙，外边套着短皮袄，脚上穿一双已经穿歪的绱底的毡靴，靴筒七扭八歪地卷到膝头。一把长柄宽头铁锹靠在旁边的墙上。
“可以，亲爱的，”老头儿把烟卷递给他，“你在这里等什么呢？”
沃洛佳对着了火，在旁边坐下来，不好意思地说：“有一个姑娘住在你们这里……”
“是塔玛拉吗？”扫院人不假思索地、带着暗含的讥笑问道。“哎呀，亲爱的……我看你是个不能自立的人，你听我说……”
过了一会儿，沃洛佳已经了解到七号住户的全部情况。同时他没有引起扫院子老头儿的任何怀疑，因为他远不是对塔玛拉感兴趣的第一个人。
抽完一支烟，沃洛佳仍然那样不好意思地告辞了。
现在终于可以回家了，沃洛佳累得都感觉不到双腿的存在了。他拖着沉重的脚步朝无轨电车站走去。
总之，他发现了两个新地址。这两个地址无疑是有用的，不可能没有用，既然沃洛佳为此花费了那么多精力。
当谢尔盖迅速穿好衣服，从旅馆里跑出来时，天还没有亮。值班员焦急不安的声音在他耳畔回响：“中毒。安眠药。”见鬼，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在这个星期天的早晨，像往常一样，街上静悄悄的，阒寂无人。白雪皑皑的宽阔的大街笼罩在黎明前清如水晶般的朦胧之中。周围家家户户仍在睡梦之中。
熟悉的绿色伏尔加停在旅馆的楼门口，不时发出轻轻的噗噗声，两只黄色的车前小灯仿佛眯缝着眼睛，神秘地闪烁发光。
谢尔盖坐在司机旁边，用睡醒后仍然嘶哑的嗓音说：“马上去草甸大街……”说罢，懊恼地点上烟吸起来。
他不喜欢空腹吸烟。
汽车在没有行人的，因此而显得更加宽阔的大街上疾驰，超过了稀稀拉拉的、过夜后刚刚开出来的、清洗干净的无轨电车。
一辆方形的绿色小型客货两用汽车已经停在草甸大街那所小房子附近，汽车上带有警察局标志的红杠和长长的天线。罗巴诺夫的灰色“伏尔加”发出轰隆隆的响声，向后倒着车，朝那辆车靠近。“他刚来。”谢尔盖心想。
房子的窗户里灯火通明，好像那里正在拍摄电影似的。
谢尔盖跑上台阶，猛地把没有上锁的门拉开。罗巴诺夫正在前厅里脱大衣。
“你来了，”他看见谢尔盖走进来，十分满意地确定道，“你看见出什么事了吗，啊？”
“我们会马上看到的……你至少得吃点儿东西吧？”
罗巴诺夫只摆了摆手。一个侦查员从房间里走出来，简短地报告说：“我们二十分钟之前赶来的。环境没有被破坏。向导带着狗正在房子周围忙活。鉴定人和摄像师都在这里。”
“今天是哪位鉴定人值班？”罗巴诺夫一边问，一边用手掌把浅色头发捋平。
“索科洛夫。”
“啊—啊……好的。检察院的侦查员在这里吗？”
“他马上就到。”
“没什么。我们走吧。”
宽敞的、摆设豪华的房间里亮堂堂、热烘烘的，简直令人受不了。台座可以拉开的大功率手提灯明晃晃地照着。年纪很轻的摄像师在拍照。他时而蹲下，时而把报纸铺在椅子上站上去。
一个已过中年的身宽体胖的鉴定专家俯身检查通往下一个房间的门的金属拉手，他那光秃的头顶和脖子上的皱纹由于用力而涨得通红。
还有一个侦查员坐在房间中央的一张圆桌跟前，很不舒服地在桌子紧边上做着记录，尽量不碰上摆在旁边的玻璃杯、盘子和酒杯。
“维肯季·伊万诺维奇。”罗巴诺夫叫住鉴定专家。
鉴定专家吃力地直起身来，呼哧呼哧地喘着气，扶了扶滑落到鼻子上的深度近视眼镜。
“查清了什么？”罗巴诺夫问他。
“暂时查清的不多。要知道，门锁完好无损。喏，有的地方有指印……”
“谢苗诺夫公民的日子过得可不穷，”谢尔盖环视着房间，讥讽地说，“一点儿也不穷。”说罢，他转向罗巴诺夫提议说：“我们从手枪开始搜查怎么样？”
所有在房间里的人听到这句话都惊诧地警觉起来。
“可以。”罗巴诺夫同意道，并问摄像师：“您拍完了吗？”
“剩最后一张了，”摄像师急忙一边回答，一边把一条腿跪下去，“然后我到卧室去。”
“您首先要把那两个窗台拍下来，”谢尔盖插话说，“单独拍，拍大一些。”
“稍等一下……”
“见证人在哪儿？”罗巴诺夫转过身问一个侦查员。
“我们的人已经去请他们了。”
“那我们等一等吧。要把侦查员也请来。”
谢尔盖走到桌子跟前，挑剔地把桌子仔细打量了一番。
“吃东西喝酒的就一个人。显而易见，此人就是谢苗诺夫。”
“所有物品上的指纹都是一个人的，”鉴定专家补充说，近视地眯缝着眼睛，用手帕擦拭摘下来的眼镜，“那边那个长颈玻璃瓶除外。我觉得这只瓶子上还有不知是什么痕迹。我们不妨把这些痕迹证为同一个人所为。”
“这一点非常重要，”谢尔盖若有所思地说，“安眠药很可能暗中撒到那里面了。这当然不是谢苗诺夫干的。”
检察院的侦查员很快就来了，见证人——隔壁房子里的一男一女，他们正在睡觉，这时也匆匆忙忙地穿好衣服来了。
“天哪，这里到底出了什么事？”那女人一边惊惶地说，一边四面张望。
那男子的眼睛里流露出好奇的神情。
搜查开始了。
谢尔盖走到其中一个窗台跟前。他早已发现那个窗台明显地被移动过了，窗台下面的地板上看得出来有抖落掉的灰泥的痕迹。
“不知谢苗诺夫公民为什么对自己的秘密藏所如此马虎大意。”谢尔盖冷笑了一下。
“嗯……是啊……”罗巴诺夫摇了摇头，“真奇怪……”
谢尔盖用手抓住窗台边缘，使劲往自己怀里猛地一拉。厚厚的木板发出咔嚓咔嚓的碎裂声，从墙壁侧面的榫槽里露出来。木板下边的砖砌体里原来是一个相当大的凹凸不平的洞。所有的人都看见了洞底上有一支手枪。
老鉴定员小心翼翼地用两个手指把枪拿起来，另一只手从上衣口袋里掏出黑色细柄的高倍数放大镜。他走到离角落里亮着手提灯更近一些的地方，开始全神贯注地检查这支手枪。
对住宅的搜查这时仍在继续进行。
在卧室里，在没有收拾的床铺的枕头底下，发现了一只装着安眠药粉的盒子，安眠药粉只剩下半盒了。
而在一个被挪到墙跟前，没有摆平的宽大的抛光衣柜后面，是被撕碎的糊墙纸，糊墙纸后面显出一个很大的空地方。
“非常……奇怪……”老鉴定员一边气喘吁吁地说，一边仔细观察地板跟前的糊墙纸的边，“糊墙纸是轻轻地、小心地……掀起来的……为什么要把它们撕下来呢？……”
“可见爬到那里的不是主人，”谢尔盖一边说，一边蹲下去，“你们瞧，我觉得有什么东西撒落在那里……”
鉴定专家手里拿着放大镜，呼哧带喘地探身到耷拉下来的糊墙纸边的后面。他脖子上的皱纹和光秃的头顶这时又涨得通红了。他从饭厅里拿来一盏拖着长电线的明亮的灯。过了一分钟，鉴定专家大声喘着气站起身来，把膝盖拍拍干净。
“是大麻膏……”他喘不过气来地通知说。
接下来对厨房、走廊、浴室、所有的门窗、地板的每一块木板、每一厘米墙壁都进行了同样一丝不苟、有条不紊的检查。
任何一件物品，甚至任何一粒尘屑，一小块斑污、一个碎纸片——一切都可能留下这天夜里发生的事的痕迹，一切都可能成为解开所发生的事的谜底的唯一线索。
进行这样的检查需要时间和力气，但主要的是，需要坚强的神经，持续不断的高度的注意力集中。不能对任何东西有所疏漏，哪怕是最小的、乍一看不值得注意的转瞬即逝的东西。
谢尔盖甚至好像已经习惯了做这样的检查！但他发现自己有时不由得想把什么东西，完全微不足道的东西放过去。
喏，不知一张什么照片最后被新贴上一圈边，好像真了不起似的。揭下来！什么都没有？那么现在往下进行。书架？把书检查一下。不，要一本一本地单独检查。要一页一页地翻：不要着急，不要着急……万一书页之间……
什么都没有？现在继续往下进行。严格按照表针进行。墙跟前笤帚后边是什么？一堆垃圾？腐烂了，腐烂了……
谢尔盖就这样每一秒钟都在给自己发号施令，同时机警地注视着其他人。
最后，事故的总体情况明朗了，渐渐地露出端倪，犹如把一幅画描下来以后，用蘸湿的手指在上面小心翼翼地摩擦一阵。
总之，谢苗诺夫晚上回家了。他单独一个人回来的。他肚子饿了，在厨房里做好了饭，端到房间的桌子上，坐下来。他饿得受不住，先吃了一点猪油土豆，然后从长颈瓶里倒了一杯有人放了毒的“伏特加”，一饮而尽，此外，直接就着罐头瓶吃了一条油浸熏泰鲱鱼。但他没有来得及再吃别的东西……稍晚一些时候，又来过一个人。他用钥匙打开外面的门：完好无损的锁上没有发现万能钥匙的任何蛛丝马迹。无论是一个还是几个来人都非常匆忙，而且他们知道他们需要什么。他们没有寻找任何东西，没有拉开餐具柜或者写字台的一个抽屉，床连碰也没有碰一下，没有打开衣柜，他们立刻把衣柜推开，连忙从墙壁上的秘密藏室里把一件很沉的东西拖了出来。秘密藏室里有大麻膏，多半是装着大麻膏的手提箱。但是最有意思的资料是检查手枪所得到的。手枪上发现有指纹，看来是形形色色的人所留下的指纹。形形色色的人！这一点至关重要。
行动小组在谢苗诺夫家里工作了几个小时……
那个星期天早上，格奥尔基·乌尔曼斯基放任自己睡个痛快。他闭目而卧，浑身懒洋洋的，昏昏欲睡。他时而醒来，时而又怡然自得地睡去。一些不知什么样的思想不慌不忙地、混乱不清地、连续不断地涌现出来，又猝然中断，另一些思想又涌上来……
当他睁开眼睛时，看见的是挨着他睡觉的长沙发的一张低矮的小桌子，小桌上的台灯宛若一朵带茎的弧形花朵，还有一只方方正正的闹钟，旁边是烟灰缸和一包烟。
当他又一次睁开眼睛时，看见旁边的一张小桌子上摆放着封面花花绿绿的各种杂志：《接班人》《科学与生活》《青春》《银幕》……他订的杂志真可谓应有尽有！……而地毯上，桌子下边，一对黑色的哑铃从椅子腿后边露出来……没有看见写字台，这是一张豪华的、浅色的芬兰式写字台，带有漂亮别致、深浅不一的抽屉，有放打字机的可移动式搁板。这张写字台是他去年从莫斯科托运回来的。坐在这样的桌子后边工作真是一种惬意的享受……
格奥尔基美美地伸了个懒腰，又微微闭上眼睛……不，睡意突然消失了。
一种模糊不清、忐忑不安的感觉使他彻底醒了。他看了看表。哎呀！十点多了！
格奥尔基果决地撩开被子，登上拖鞋，只穿着裤衩背心便向前厅里的信箱跑去。他拿着一沓报纸回来了，慢条斯理地打开最上边的一张，贪婪地浏览着文章和电报的标题。他看得入了迷，索兴站在房间中央，直到把全部报纸浏览一遍。然后他俯身拿起哑铃，开始练起来，时而下蹲、屈体，时而把手臂举高，时而向两侧扩展，直到额头上冒出汗珠，气喘吁吁。
父亲往房间里望了一眼。
“报纸，不用说，你已经拿出来了吧？”他问道。
格奥尔基朝旁边点了点头，同时用力推举哑铃。父亲也是大高个子，穿着条纹睡衣，不慌不忙地把报纸拿走了。
母亲、父亲和格奥尔基在厨房里用早餐，他们像过星期日那样从容地吃着早点，彼此交流着各种新闻。
后来，格奥尔基点上烟吸了一口，回到自己房间。他打算给当地一位作者书写一篇评论，登在自己的报纸上，今天应该把它写出来。
格奥尔基不急不忙地把纸摊在桌子上，把夹着许多书签的要加以评论的书挪到自己跟前。这时，他突然觉得迫使他醒来的那种惊惧不安、忧心忡忡的感觉仍在心头涌动。这种感觉甚至变得更加明朗、更加强烈了。格奥尔基蹙了蹙眉头，强使自己不去考虑这个，把昨天开始动笔写的评论粗略地看了一遍。然后他很快地、感人地（他这样觉得）写完了一段：“……但是这些掩盖不了这部中篇小说的主要优点——它的严肃性、真诚和激情。”下边好像应该紧扣这些优点来写。就是说，写“严肃性”或者写“提出的问题”更好一些……
但这时他突然又想到了玛丽娜，她那一绺绺浅色的鬈发，那双如此深情纯真，不知为什么非常忧郁，甚至惊恐不安的眼睛，她那轻盈优雅的身姿，她穿着的带红色衣兜、翻口衣袖的朴素大方的灰色连衣裙，一一浮现在他的想象中。他的心加速地怦怦跳起来，于是他思忖道：“你到底藏到哪里去了？
你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格奥尔基顿时感觉到一种按捺不住的愿望，急欲要跑到什么地方，干点什么，马上把自己的焦虑不安跟谁谈一谈。
他冲动地把写了半页的纸推开，又点上烟吸起来，身子往后一仰，靠在沙发椅背上。
怎么办？也许应该去找那个谢苗诺夫，要求……或者给科尔舒诺夫打个电话？这样不妥。毕竟是星期日。人总得有时间休息休息才行。那么到底怎么办呢？这样无所事事也真受不了！……但实在无可奈何。眼下实在拿不出任何办法。
格奥尔基长出了一口气，又着手工作起来。他聚精会神地看了一会儿摊在自己面前的那张纸，下意识地浏览着刚才写下的几行字，然后把某个字删掉，添上别的字，渐渐地开始写顺手了。
前厅里电话突然响了，格奥尔基倏地从桌子后边站起来，朝门口跑去。
“喂。”他急如星火地对着话筒说。
“是……格奥尔基吗？”传来一个怯生生的、使他浑身一颤的女孩子的声音。
“对，对！是我！您是哪位？是玛丽娜吗？”
“是的……”
“玛丽诺奇卡！您在哪儿？”格奥尔基失声喊道。
“我……我收到您的便条了。所以我想……”
“请您先告诉我您在哪儿！您从什么地方打来电话？……”
“我不知道……”姑娘用刚刚能听见的声音说。
“您怎么会不知道呢？！”
“我在一座房子里……地址我不知道……我想告诉您……”
“别忙，别忙！您先快点回家吧！我们找您找得好苦！”
“不，不，我不能回去！”她害怕地大声喊道。
“那好吧。可以给您打电话吗？往您现在所在的地方打电话？您的电话号码是多少？”
“我真的不知道。”姑娘带着一种绝望的语调回答说，并突然急忙加了一句：“哎呀，有人来了！……我是想告诉您，您不要再找我了……”
“玛丽娜！”格奥尔基出人意料地喊道，“您看见窗户外面有什么？”
他自己都搞不明白，他为什么提出这个荒唐的问题。
“我？……”姑娘的嗓音里流露出惊诧。“一座绿色的小平房……房子后面是教堂……”她小声说，显然是用手掌轻轻捂住了话筒，“再见，格奥尔基……不能再说了……”
只听见短促的嘟嘟嘟的终话声。
格奥尔基机械地挂上电话，擦了擦脑门，手直哆嗦。他用心不在焉的眼神扫视了一下前厅，努力集中思想，使自己从这次谈话中恢复平静。玛丽娜到底出了什么事？她在哪里？怎样才能把她找到？……不！见鬼去吧！星期日有什么了不起！……
他顿时怒从心中起，重又摘下话筒，连忙拨了电话号码。话筒里传来的是长音。格奥尔基一边急切地等着，一边用手咚咚地敲墙。“果不其然，他走了，”他愤然想道，“只顾自己休息，而这里……”他按了一下电话插簧，立刻又拨了另一个号码。但这一次干脆没人接。“他也不在班上。当然是休息了，”格奥尔基怀着幸灾乐祸的满足感断定说，“也许应该给亚历山大·马特韦耶维奇打个电话？”于是他开始第三次匆匆忙忙地转动拨号盘。
几乎一瞬间就有人接电话了。
“是亚历山大·马特韦耶维奇吗？”格奥尔基高兴地喊道。
“不是。您是哪一位？”
“我是乌尔曼斯基！”
“请您过一会儿再打电话，我们这里正在开会，对不起。”
“可是我……”
“对不起。”一个陌生的声音坚决地又说了一遍。
谈话中断了。
哎，他们在开会！这里发生了这种事，而他们却在开会！那好！……
格奥尔基怒不可遏地扔下话筒，疾步回到房间。他的两手直到穿衣服时还在颤抖。在前厅里，他一边使劲地把大衣穿在身上，一边把父母房间的门稍微打开一个缝，看到了他们紧张不安的神色。
“我马上就回来！”他焦急地说，“就是说没准儿，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说罢，他抓起帽子，砰地一声关上门，迅速跑下楼去。“一个叫乌尔曼斯基的人打来电话。”一个侦查员用手掌捂住话筒报告说。
罗巴诺夫摆了摆手：“告诉他，正在开会。让他过一会儿打来。”沃洛佳·扎特金汇报了自己昨天的发现。
科尔舒诺夫讲了同塔玛拉的会面。
“我认为，安眠药……”罗巴诺夫说。
这时，乌尔曼斯基的电话打断了他的话。他不耐烦地回绝了这个电话，结束说：“就是那个塔玛拉暗中投放的。”
“白天可能还有什么人来过。”赫拉莫夫像以往那样，坐在自己的位子上不动声色地说。
谢尔盖不禁暗自注意到，赫拉莫夫看来可能要跟领导争论起来。
“他不会把家门钥匙随便什么人都给的，”罗巴诺夫执拗地反驳道，“他对她信得过。”
“可是夜里有人来也带着钥匙。”赫拉莫夫毫不让步。
“既然她暗中投放了安眠药，她就已经把钥匙交出去了。”罗巴诺夫坚持己见。
但这时扎特金插话了：“有一个有趣的细节！”他忍不住喊道，“允许吗，亚历山大·马特韦耶维奇？”
“说吧，说吧，什么细节？”
“你们听我说。枕头下边放了一盒安眠药。是这样吧？为什么放在枕头下边呢？怎么，他睡前要服安眠药吗？可是人们睡前服用的一般是戊巴比妥钠、苯巴比妥、巴尔巴米、麦地那，还有鲁米那。可是……”
大家的笑声打断了他的话。
“你这是给谁开药方呢？”罗巴诺夫惊诧地问，“你要把谁毒死呢？”
“我不久前去过医药管理局。我了解了一下，”扎特金不苟言笑地解释说，“既然我们碰到了这种事，与安眠药有关，那么我才这么说。”他重又起劲地接着讲道：“谢苗诺夫不可能服用这种安眠药。明白吗？就是说，那盒安眠药是偷偷给他放在那里的。我敢保证，肯定是偷偷放下的。而且干得很仓促，根本没有动脑子思考。他们还知道，谢苗诺夫不会躺下睡觉了。就是说，这盒安眠药不是暗中给他，而是给我们放下的。其目的是要把我们搞糊涂。”
“由此看来，那个塔玛拉把安眠药的事告诉谢尔盖·巴甫洛维奇不是没有缘故的。”不知哪位侦查员插话说。
“就是嘛！”扎特金慷慨激昂地附和道，“总之……”他一时口讷起来，“我觉得这个会面十分可疑……”
笑声又一次打断了他的话。
“不，其实，”扎特金一边尴尬地试图结束自己的话，一边不时望望面带笑容的谢尔盖，“因为……”
“说得对，说得对。这是令人怀疑的。”罗巴诺夫对他表示赞许，“总而言之，这个鬼丫头大有希望。比方说，关于谢苗诺夫自己给自己写的那封信。那么关于这一点，作出的鉴定明天将会准确无误地告诉我们。”
“还有一个细节，”谢尔盖插进来说，“请大家注意。在谢苗诺夫家里没有发现乌尔曼斯基写给戈尔利娜的便条。看来，塔玛拉没有把便条交给他。”
“这就是你们现在所看到的！”扎特金忍不住大声说，“我说的就是嘛！
又是这个鬼丫头！顺便提一句，她可能把便条交到谢苗诺夫住宅前面的那所她经常出入的房子里了。”
“喏，这话怎么讲？”沉默寡言的赫拉莫夫说道。
“这么办吧，”谢尔盖果断地说，大家都不作声了，“您，沃洛佳，马上按照这个地址走一趟，查清什么人住在那里以及其它一切事宜。这是什么地方？”
“郊区的一条大街，”扎特金回答说，“奥尔洛夫大街，直通奥尔洛夫卡村。在市的另一端，正对着谢苗洛夫住的草甸大街。”
“原来这样。您去一趟吧。我好像得顺便去看看塔玛拉。应当把会面继续下去，”他微微一笑，“我有好多问题要问她……”
电话铃声这一次把他的话打断了。罗巴诺夫拿起话筒。
“对！……啊—啊，是您呀？……什么？！……好，好，请等一下！让值班员听电话！……阿列克谢耶夫吗？立刻让那位同志进来见我。”
所有的人都静下来，困惑不解地倾听他的谈话。罗巴诺夫咔嚓一声挂上话筒，说道：“是乌尔曼斯基。戈尔利娜刚刚给他打过电话。”
这一消息甚至震惊了赫拉莫夫，他用惊愕的目光扫视了大家一眼。办公室里一时间鸦雀无声。
格奥尔基风风火火地闯进办公室，在门口停下来，对自己的冲动感到难为情。这里果真在开会。
“进来吧，进来吧。”罗巴诺夫迫不及待地对他说，“请您讲一讲，玛丽娜对您说了些什么？您请坐。”
格奥尔基轻轻把门关上，在旁边一把椅子上坐下来。
“那么，是这样，”他开口说，极力要平静下来，“这是一小时之前的事……”
他急急忙忙、语无伦次地说着，时不时地清清嗓子。后来，他仿佛忽然想了起来，贪婪地一边开始吸烟，一边继续说，所有在座的人都默默地听着。
“……她大喊了一声：‘哎呀，有人来了！’说完便把话筒撂下了。”
格奥尔基一边激动地结束说，一边重新感受着这句短短的话。
“她究竟为什么给您打电话呢？”谢尔盖问。
“哎呀！”格奥尔基忽然想了起来，“她请求不要找她。可是这似乎有点儿难以理解。而且好像……”
“是啊，是啊，”罗巴诺夫若有所思地打断了他，“我认为，您今天应该好好待在家里。说不定她还会给您打电话。”
“应当去寻找她！”
“这事我们会办的，而您必须待在家里。”罗巴诺夫坚决地又说了一遍，好像下达命令似的。
谢尔盖赞许地点了点头。
“必须这样做，格奥尔基。说不定我们还会用得着您呢？”
“如果需要的话……我当然可以……”
当焦急不安的、异常突然地安静下来的乌尔曼斯基离开以后，谢尔盖说：“请注意：她从窗户里看见一所小平房和一座教堂。”
罗巴诺夫懊恼地把手一摆。
“市里有不少于二十座教堂，教堂周围有数百座房子。可以从成千上百的窗户里看见它们。”
“况且她又是从五层或六层楼上看见的。”扎特金补充了一句。
“这么说对倒是对，但毕竟挺有意思。”
会议结束了。扎特金外出执行任务去了，还有一个侦查员去叫塔玛拉——谢尔盖改变了主意，决定把她请到局里来。
罗巴诺夫说：“是啊，我看这结子是越系越紧了。”
“我认为正好相反，”谢尔盖提出异议，“我有这样一种感觉，即这结子眼看就要解开了。要知道，我们苦苦寻找的两条线索现在终于第一次切切实实地交叉在一起了——我认为是谢苗诺夫和……普罗霍罗夫。”
“唉，现在要是能审讯谢苗诺夫就好了，”罗巴诺夫富于幻想地说，甚至搓了搓手，“我们来打个电话看看。”
然而，医院里通知说，谢苗诺夫仍然处于严重状态，尽管他的生命现已脱离了危险。
“这就很谢天谢地了，”罗巴诺夫放下电话说，“就是说，他将得到应有的惩罚。”
后来，朋友二人想起来他们从早上到现在还没有吃一口东西，甚至，说实在话，不是从早上，而是从昨天晚上。于是他们朝小卖部跑去，因为星期日食堂不营业。
当谢尔盖还在办公室里嚼着从小卖部带回来的夹肉面包时，一位侦查员朝门里望了一眼。
“班基娜来了，谢尔盖·巴甫洛维奇。”
“谁？”谢尔盖乍一听没有弄明白。
“喏，就是塔玛拉。”侦查员淡淡一笑。
“让她进来吧。”谢尔盖一边说，一边把没有吃完的夹肉面包藏到抽屉里，急急忙忙地把桌子上的面包渣拂掉。
塔玛拉立刻走了进来，一副急躁愠怒的样子，身上穿着那件熟悉的皮大衣，没有系扣子，皮大衣下边现出带有艳丽的花朵图案的薄连衣裙。
“这是怎么回事，啊？”她立刻转入进攻，“怎么，您以为我有罪，对吗？您把形形色色的人统统派来好啦！……”
谢尔盖冷淡地、特别镇静地问道：“您交代吗？”
“我没有什么可交代的！我昨天都告诉您了！我就知道，您现在要死死纠缠了！我知道！……只要和你们一沾上边就算完了！只要一挨上你们就算完了！……”
“就是说，您全都讲出来了，是吗？”谢尔盖依然镇定自若地反问道。
“那好。那我就请您回答几个问题。您坐下吧。”
塔玛拉在椅子上坐下来，两手紧按在胸前，哭哭啼啼地说：“我对您干什么了？您干吗要折磨我？”
“您把写给玛丽娜的便条交给谁了？”
“您说什么呀？什么便条？”
她把两手举起轻轻一拍，显出一副非常惊诧的样子瞟了谢尔盖一眼，以致后者心想：“她可真会演戏。”
“就是格奥尔基交给您的那张。”
“天哪！我是为了安慰他，故意拿了那张便条。我谁都没有给！”
“便条在哪儿？”
“在哪儿？我扔了。”
“那好。这是第一个鬼话，”谢尔盖不动声色地确定道，“便条玛丽娜收到了，两个小时之前格奥尔基接到了电话。”
“是吗？……”
塔玛拉把眼睛睁得老大，吃惊地看了看谢尔盖。
“您要知道，她打过电话了。”谢尔盖重说了一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