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哎哟，哪里话！”斯克利娅列夫斯卡娅卖弄风情地淡淡一笑，“给您添麻烦了，我觉得真不好意思……”
“这有什么麻烦呢？应当在您的心目中恢复男人的声誉，”谢尔盖报以微笑，用眼梢瞥了扎特金一眼，觉察到他那惊异的目光。
他们来到走廊上。
谢苗诺夫坐在办公室门口的长沙发上，神经质地揪着手中毛茸茸的帽子。他的额头和浮肿的脸颊汗津津的，闪闪发亮。他看见了谢尔盖，做了一个要站起来的动作。但他一发现斯克利娅列夫斯卡娅便凝然不动了，慌忙移开视线。但是谢尔盖已暗自注意到了这一点。
“等一下，”他冷淡地对谢苗诺夫说，“我马上就回来。”
斯克利娅列夫斯卡娅走在前面，高傲地仰起头，竭力不往谢苗诺夫那边瞧。只消根据她那紧闭的双唇和极力朝前看的眼神，就可以猜想出来，这次碰面对她是不愉快的。
在局门口同斯克利娅列夫斯卡娅告别时，谢尔盖好像顺带地问道：“顺便问一声，您认出来走廊上那位公民了吗？”
“我？我根本就没有看见……”
“你撒谎，亲爱的，”谢尔盖心想，“并且不怎么高明。没什么，这倒更好。”
他开始不慌不忙地上楼梯。
走到三楼时，谢尔盖看见了走廊尽头的长沙发上谢苗诺夫孤单的、有点驼背的身影，他犹豫了一下，然后坚决转身下楼到刑侦处去了。
罗巴诺夫的办公室里烟气弥漫，变成一片蓝雾，侦查员们正在热烈地讨论着什么。谢尔盖没有敲门便走进来，大伙儿朝门口转过头去，一下子都不作声了。
“瞧，他来了。”罗巴诺夫满意地确认说。
“哎呀，你们放出这么多烟啊，弟兄们，”谢尔盖摇摇头，“眼睛都刺得发疼了。”
罗巴诺夫淡淡一笑。
“这是我们自身冒的烟。我们在进一步明确作战方案。”
“他在我那里坐着呢，”谢尔盖用头朝门口点了一下，“谁到他家里去？
先去跟他认识一下吧，都已经六点多了。”
“菲利波夫，你去一趟吧。扎特金在那里，”罗巴诺夫吩咐道，“其余的人按约定行动。”说完，他转向赫拉莫夫问：“烟、水和夹肠面包都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那就都齐了。汽车在大门口。出发吧，小伙子们。无线电台可得保护好。万一有情况，我们迅速赶到你们那里。好像没有落下什么东西。那么……”
他扫视了一下侦查员们，然后看了谢尔盖一眼：“允许开始行动吗，谢尔盖·巴甫洛维奇？”
有外人在场的时候，罗巴诺夫总是对他一本正经，严守规矩。
“开始吧。”
大伙儿大声地彼此交谈着，离开办公室，来到走廊上。
一种熟悉的、神经质的兴奋感，同走在一起的这些人之间的那种兄弟般的亲密感，油然袭上谢尔盖的心头。在这一时刻，使他们团结在一起的不仅仅是共同的任务、共同的目标，还有他们意识到的目前尚不明了的危险和面临的冒险，于是他甚至一时羡慕起他们来了。唉，他好久没有参加过埋伏了！
明显地高兴起来的谢苗诺夫和两名侦查员离开一个小时以后，谢尔盖和罗巴诺夫才想起来他们从早上到现在还没有吃一口东西。
“食堂关门了，”罗巴诺夫一边说，一边疲惫地伸着懒腰，“我们到饭店去怎么样？虽然那里有点儿吵……”
“先去旅馆，”谢尔盖回答说，“应该给家里打个电话，问问家里人的情况。”
“既然这样，那就去吧。”
他们不慌不忙地穿好了衣服：现在可以不必着急。
大街上寒气袭人、狂风怒号，砭人肌骨。
“风把汽车都刮跑了，”罗巴诺夫大喊着说，“只好步行了。饿着肚子走路，可真够费劲的。”
“没什么。我们那里才叫冷呢。”
“老是刮风，真可恶。”罗巴诺夫一边含糊不清地嘟哝了一句，一边把脸埋进立起来的大衣领子里。
他们来到旅馆，一路上寒风吹打，把他们冻坏了。他们上楼走进自己的房间，谢尔盖订了打往莫斯科的电话。
“一小时之内。”话务员通知说。
“只好等了。”罗巴诺夫叹了口气，在深沙发椅上坐下来。
可是电话几乎在霎时间响了起来。谢尔盖匆忙拿起话筒。
“瞧我们工作多认真，”罗巴诺夫翘起手指，傲慢地说，“这就是你的……老兄……”
等来的不是莫斯科的电话，而是乌尔曼斯基熟悉而兴高采烈的声音：“是谢尔盖·巴甫洛维奇吗？看在上帝面上，请原谅。您可是亲自让我寻找的。知道吗？我找到玛丽娜了！”
“向您祝贺，”谢尔盖笑了笑，“您怎么找到的？”
“一千零一夜！要是写出来的话，人们肯定会说：‘决不会有这种事。’而主要的是，”乌尔曼斯基得意地下结论说，“我的幸福现在就握在您的手里。”
“这话怎么理解？”
“电话上不可能理解。假如您允许的话……我知道，这是极其无赖的行为。不过……”
“你想来？”
“我是想去，给您从头到尾讲一遍。只是我这天生的腼腆作祟，不好意思。”
“那您就来吧。说真的，我们还没有……”
这时话筒里咔嚓响了一下，传来话务员的声音：“是您订的莫斯科电话吗？”
“对，对。”
“请讲话……莫斯科，请讲话……”谢尔盖突然听出一个遥远的声音大声呼叫：“喂！……喂！”
“妈妈！”谢尔盖也照例呼叫道，把话筒对在嘴跟前，“妈妈，您能听见我说话吗？”
“谢廖沙！……我当然听得见。你怎么样？你们那里天气冷吗？”
“一切都挺好，妈妈。天气不冷。您怎么样，身体好吗？”
“好，好。列娜在剧院里。维季卡……瞧他要抢话筒呢。”于是谢尔盖听见儿子清脆而激动的声音：“爸爸！爸爸，我把你的碗打碎了！”他知道维季卡的习惯，喜欢把所有不愉快的事一股脑儿都抖搂出来。“我爬到……”
“好啦，乖儿子，好啦，”谢尔盖笑笑说，“情况怎么样？”
维季卡的声音立刻变得快活起来，于是他更加响亮地喊道：“爸爸，我的劳动课得了五分。你呢？”
谢尔盖常常喜欢对儿子说，他们俩人都在劳动，俩人都要得好分。
“没有，乖儿子。我暂时还没有得五分，”谢尔盖不由得长出一口气，瞟了罗巴诺夫一眼，他正饶有兴趣地仔细听着父子二人的谈话，“不过我会努力干的……”
又响起了话务员的声音，这场愉快而前后不连贯的谈话没有持续多久便中止了：“您的时间到了。请结束谈话。”
于是谢尔盖只来得及喊了一声：“替我吻妈妈！再见！”当他把话筒挂上以后，罗巴诺夫责备地说：“你哪怕代我向玛丽娅·伊格纳季耶夫娜问个好也行啊。”
可是谢尔盖似乎没有听见他的话，沉思地说：“哎，要是我和你劳动能得五分就好了……你知道吗，”他在长沙发上坐下来，点上烟吸了一口，“我记得一个人。他曾是我们的区委书记，名字叫沃洛霍夫。情况是这样的，我复员以后回到了莫斯科，他把我召去，对我说，区委会打算派我到刑侦局工作。他说：‘这应该成为您终生的事业，成为您新的职业。’转眼多少年过去了……而且什么事情都发生过……而且，我认为我和你干得都不错。但不知为什么工作得总不那么轻松。”
“我认识沃洛霍夫。”罗巴诺夫点了点头。
两人默默地吸了一会儿烟。后来，谢尔盖说：“我有时候琢磨，我们的工作到底是什么？大家都说，我们应该对坏人坏事进行惩治……”
“有法院在惩治。”罗巴诺夫摇了摇头。
“那当然。可是我们这一行看起来毕竟挺粗暴，甚至挺残酷。要寻找罪犯，要抓捕他。”
“更重要的是——不让他去从事犯罪活动。”罗巴诺夫说。
“‘不让去’是什么意思？简单地去阻止？那不行。必须得在他心里来个转变。这无异于治好一个重病患者。我告诉你吧，我倒真想把我们的工作与教师和医生的工作联系在一起。”
“你想得倒美。”罗巴诺夫笑了笑。
“为什么？我明白你笑什么。”
“要是跟教师和医生联系起来，我们有很多不足的地方。”
“我同意。不过我说的是职业道德。只是干我们这一行，认识到职业道德更难一些。但如果从根本上来看的话，它是存在的。确实是存在的。”
罗巴诺夫气愤地叹了口气。
“可是在这些职业中，我看到有很大差别。就拿医生来说吧。他应该对自己所有的病人抱有同情心，我说不好，甚至是爱心，如果愿意的话，因为他面对的是病人，是受疾病折磨的患者。而我却不能去爱我们所有的‘患者’。
并且，我们的‘患者’病得越重，我就越恨他。我现在想的是，比如，我应该怎样把谢苗诺夫这个卑鄙的家伙揭露出来，而不是给他‘治病’，我应该如何更快地把他，这个强盗，关进监狱。”
“那么以后呢？”谢尔盖淡淡一笑。
“什么‘以后’？”
“你把他关进了监牢。以后怎么办？”
“啊—啊，以后嘛，当然得对他进行治疗，”罗巴诺夫愁眉苦脸地说，“这事毫无办法。”
“你看，就是说，必须进行治疗。甚至对谢苗诺夫这种人。那么对其他人，比如说，对被他引诱误入了歧途，被他迷惑住或吓唬住的那些人怎么办？
怎么，这样的人我们没有见过吗？”
“见过……这样的人我们见多了……你所说的这些都是实情。可是谢苗诺夫现在就像钉在我脑袋里的一根钉子。怎样才能使他开口说话，怎样才能知道他打的是什么主意呢？”
“我们的小伙子好像在那里埋伏好了。”谢尔盖说道。
有人敲门。
“请进！”
乌尔曼斯基走进来，他那高大魁梧的身材把整个门都占满了。他一如既往地戴着放下护耳的毛茸茸的帽子，提着熟悉的精美公文包。
“谢尔盖·巴甫洛维奇，我知道我这样鲁莽地闯进来极不合适！”他把双手向上举起，一时间变得像只受过特别技能训练的大熊。
“请把大衣脱了吧，”谢尔盖冲他点了点头，“我们下楼到餐厅去。我们简直饿得要死。”
“我可从来不讨饭吃！”乌尔曼斯基用调谑的语调大声喊道，“尽管市里所有的骗子都将对我宠爱有加。”
餐厅里，乐队在演奏，发出轰鸣声。满脸通红的男男女女在桌子之间婆婆起舞，服务员端着托盘往来穿梭。
谢尔盖、罗巴诺夫和乌尔曼斯基被震得耳朵发聋，他们在门口左右顾盼着，寻找着空桌子。
一个身材瘦削、头发斑白、穿着黑色长礼服的领班在跳舞的人之间优雅地躲闪着，来到他们跟前。
“想用餐吗？”
“就算是吧。”罗巴诺夫微微一笑说。
领班会意地点了点头。
“今天我们这里宴会厅闲着。你们愿不愿意到那里去用餐？”
“好极了。”罗巴诺夫傲气地瞟了谢尔盖一眼。“瞧我们这里服务多棒，看见了吗？”他的目光这样说。
一分钟之后，他们已经在一个不大的空宴会厅里的唯一的一张摆好的桌子跟前落座了。这里凉爽而幽静，几乎听不见音乐声。
罗巴诺夫点的冷盘一端上来，他们便一扫而光，先解了解饿。这时谢尔盖点上烟吸了一口，问乌尔曼斯基：“哎，您是怎么找到玛丽娜的？”
“说了您准不信，”乌尔曼斯基兴冲冲地说起来，“您还记得我对您说过的那个费奥多罗夫吗，我曾打算写一篇关于他的特写？就是那个战争英雄？”
“记得，记得。”
“是这样。您知道，我可见过谦虚的人，我本人就很谦虚，”乌尔曼斯基把一只手按在胸前，“可是这样的人……从他口里一句话也掏不出来。哎，他压根儿就不想谈，那当然！甚至挺古怪。”
“您大概弄错了，他根本就没有立过任何特别的功勋吧？”罗巴诺夫问道，“比方说，他与那个英雄同姓。”
“哪里话！他有十一枚战斗勋章，两枚列宁勋章！而且我后来查阅了旧报纸。《红星报》上边有关于他的报道。真的，从他的战友们的讲述来看，他当时大概就沉默寡言。可是我现在找不到这些人！而又需要写一篇关于他的特写——瞧！”他用手抹了一下喉咙，“我肩负着主编的任务哪！我本能地感觉到，材料一定是很珍贵的。总之，我今天打定主意了：我想，我要再去一趟。说不定他在我去莫斯科这段时间里回心转意了，正确地理解了我的意图。在我说服他期间，我自己简直也被搞得都不正常了。在这些日子里，我成了西塞罗①了。我把问题提到了这样的原则高度……如果跟着我把谈话记录下来，那么这对于宣传和政治教育工作部门来说是再好不过的材料了。所以我就去了。要知道，越是快走到了，我这种感觉就越是强烈——去也是白搭！说实在话，当我来到他家门口时，我差点儿掉头返回来。假如我扭身回转，那会怎么样呢！”乌尔曼斯基绝望地抱住脑袋，样子十分滑稽。
【① 西塞罗（公元前106 — 前43 年），罗马政治活动家、演说家和作家。——译者注】
“会怎么样呢？”罗巴诺夫兴致勃发地问道。
“您听我说。我进了那栋楼。他家住在一层。我按了半天门铃：他妻子上班去了，这个时间他在家。一般地说，他退休了。我突然听见噔噔噔的脚步声……这是女人的脚步声，声音很轻。门打开了……嘿，你们保准不会相信！是玛丽娜！要知道，由于出乎意料，我一下子目瞪口呆了！”
“是啊，真是意外相逢，”谢尔盖惊诧地摇了摇头，“的确让人想不到。”
“就是嘛！”乌尔曼斯基激动地随声附和道，“总之，我还是进去了。老头儿在家。他们让我在桌前就座，请我喝茶。”
“请等一下。那么，他就是她的叔叔吗？”
“看样子是她叔叔。她称呼他‘您’，称呼名字和父称。还有，你们知道吗，她见了我简直吓坏了，我都没法表达。当她知道了我此行的目的以后，她才真的有点儿放心了。”
“奇怪。”
“非常奇怪！我好像还从来没有使姑娘们感到害怕过呢。”
“那么后来呢？”罗巴诺夫插话说。
“喏，我们喝了一会儿茶。顺便说一句，老头儿对她喜欢得不得了，甚至变得爱说话了，好像温和起来了。后来我邀请玛丽娜出去走走，想给她介绍一下我们的城市，到剧院去观看演出。但说什么都白费口舌！连费奥多罗夫都劝她了。当然啦，她不想去！我看出来了，她是害怕。所以我对她说：‘要是您愿意，我们三个一起去，叫上谢尔盖·巴甫洛维奇。他是个可信赖的人。’”乌尔曼斯基快活地眨了眨眼，“我给您做了这样一则广告，真没办法！我说，您在莫斯科内务部工作，是上校。”
“哎，应该说是中校。”
“这有什么意义！我差点没说是‘将军’。您知道吗？我觉得这样一来，她反倒更加害怕了。也许这只是我的感觉吧。不过费奥多罗夫对您发生了兴趣，开始问这问那。总而言之，现在一切希望都寄托在您身上了，谢尔盖·巴甫洛维奇。”乌尔曼斯基出其不意地下结论说。
“您可真会扭转话锋。”罗巴诺夫笑起来，“恋爱这种事，他是行家。
一切他都会妥善解决的。”
谢尔盖觉得很窘，淡淡一笑说：“我不明白，干吗老是把我扯进来呢？”
“什么叫‘扯进来’呀？”乌尔曼斯基大声喊道，“要是我们一块儿到那里去，……这一下子就解决了！”
“您知道，唯独这个我干不来。”
“谢尔盖·巴甫洛维奇！这能花费您什么呢？随便哪天晚上都成。您可不能脱离人民啊，谢尔盖·巴甫洛维奇！”
他们开玩笑地又争论了一会儿。晚饭不知不觉地吃完了。
谢尔盖上楼回到自己的房间，这时大约晚上十一点。广播里在转播莫斯科新闻。狂风在窗外肆虐。“不知小伙子们在那里怎么样？”这个问题谢尔盖今天晚上已经不知想过多少次了。“遇上这样的夜晚……”他在房间里踱着步，从这一头走到那一头，不知该干什么好。后来他坐在灯下，从公文包里取出在莫斯科就已经开始看的书，但是过了片刻，他便把书放到了一边。
各种思想纷至沓来，所读的内容根本没有弄懂是什么意思。他一会儿想到谢苗诺夫，想到他莫名其妙地到局里来，想到他收到的那封信，并由此马上想到现在正埋伏在那里的同事们；一会儿想起乌尔曼斯基讲的事情，便开始想玛丽娜，想她奇怪的表现，想费奥多罗夫，但他的思想重又跳到设在谢苗诺夫家的埋伏上头……
谢尔盖往后一仰，靠在长沙发背上，一支接一支地吸烟，眉头紧锁，他那阴郁的目光盯着空间什么地方。过了一会儿，他霍地站起来，在房间里踱来踱去。他终于决定要躺下睡觉了，便开始脱衣服。恰在这时电话响了。
“谢尔盖吗？”
他立刻听出是罗巴诺夫的声音。
“是我。你有什么事吗？”
“你那里情况怎么样？”
“我正准备睡觉呢。”
“我也是。听见了吗，风刮得呼呼的？”
“听见了。”
谢尔盖感觉到，罗巴诺夫也在焦急不安，于是他不知为什么觉得轻松了些。着急的毕竟不是他一个人。
“值班员打电话了吗？”
“打了。”
“怎么样？”
“一小时之前刚换上最后一拨儿人。小伙子们非冻坏不可。现在还没有一点动静。你知道吗，我有这样一个感觉，我觉得我们自己给自己设下了埋伏，真的。那个坏蛋一定是想出了什么鬼花招。”
“有可能。只好等待了。”谢尔盖叹了口气。
“唉，恨不得马上跟到他们那里去……”
“是啊……可是这决不行。”
“说的就是嘛。”
“你还给值班员打电话吗？”
“一小时以后吧。”
“那你到时候也给我来个电话。”
“你就放心睡吧。”
“在这里跟你们在一起能睡个好觉。”
“明天要穿上制服。”罗巴诺夫用教训的口气说。
“顺便说一句，你也得穿上制服。”
“既然这样，那我们就睡吧。如果有情况，会叫醒我们的。”
“好吧。”
谢尔盖愠怒地挂上了电话。岂有此理！好像他第一次派人去设埋伏似的。
“你现在就躺下酣然入睡吧。”他愤恨地对自己说，并开始急急忙忙脱衣服。
然后他关掉床头灯，钻进冷冰冰的被窝里，用被子蒙住脑袋，闭上眼睛，立刻睡着了。
在谢苗诺夫家设的埋伏一无所获：没有一个人来找他。于是决定第二天夜里再设埋伏。
可是早晨……
罗巴诺夫来到谢尔盖这里，挖苦地问：“你好像说过，你对戈尔利娜的行为有些不清楚，对吧？”
“我是说过。”谢尔盖警觉起来，预感到将要发生新的不愉快。
“举个例子说吧。为什么她给伊万诺娃拍电报说要到她那里去，而却跑到这里来了？”
“说的就是这个。不过她收到一封信，叫她来这里。所以她……”
“信？”罗巴诺夫没有办法再激发起朋友的好奇心，急躁地打断他，“原来这样。我们已经收到鉴定专家对写给戈尔利娜的信、戈尔利娜给伊万诺娃拍的电报、戈尔利娜在旅馆填写的住宿登记卡所做出的鉴定。这个我后来已经做了补充说明。”
“补充什么？”
“即这三件事原本均系一人所为！三件！看来，信是她自己写给自己的？这叫什么事啊！”
“是啊，”谢尔盖大为惊愕地拖长声音说，“问题就在这里……”
“而且越往后，这里边不明不白的人也就越多。我本人现在已经什么都搞不明白了。”
“我也是。而到后来，顺便说一句，有我们吃惊的：原来这一切竟然如此简单。”
“那就还得活到这个‘后来’喽。”
“比方说，我就抱着这样的希望。”谢尔盖闷闷不乐地回答道。
罗巴诺夫灰心丧气的脸上已经露出了笑容。他那乐观豁达的性格战胜了一切不愉快。
“算了，”他宣称道，“古代一位贤哲说过：‘我活着——我就抱有希望。’”
“这位老者是个乐观主义者。”
“不错，不错。这句话我铭记在心，还在上中学时就牢牢记住了。所以我也奉劝你把这句话记住。啊，我们曾有过多么出色的女历史学家薇拉·格里戈里耶夫娜啊！现在这样的人没有了。”他精神焕发地下结论说：“总之，我们得拼命干。我和你的事够多的了。”
像往常一样，谢苗诺夫一早就开门营业了，侦查人员对他进行着严密的监视。但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迹象。寻找先卡的工作同时在继续进行。但寻找毫无结果，虽然刑侦人员好像搜遍了全城。急需找到先卡，因为他偷窃的身份证和不知从什么地方弄来的大麻膏可以立刻把谢苗诺夫揭露出来。关于戈尔利娜的案子，莫斯科没有发来任何新的消息，关于失踪的伊万诺娃，伏尔加格勒也没有发来任何新的消息，给其它城市发出的案情通报也没有任何消息反馈回来。
总之，这一天忙忙碌碌地过去了。天黑以后，一班侦查人员又出发到草甸大衔去了。又是一个急人的夜晚，时间过得慢得令人难以忍受。这一次，谢尔盖到罗巴诺夫这里来了，他们一起吃了晚饭。他们守着电话机，似乎一步也不敢离开。但是谢尔盖一言不发，神色难以捉摸而可怖，至少罗巴诺夫觉得是这样。
夜半时分，电话响了。谢尔盖腾地从床上跳下来，穿着裤衩、光着脚，就向电话奔去。这是局值班员打来的电话。
“中校同志，埋伏的人员从草甸大街回来了。他们抓到一个人。罗巴诺夫少校已经出发了。五分钟之后，汽车来接您。”
谢尔盖急忙放下话筒，激动万分地开始穿衣服。
当谢尔盖走出大门时，一辆满是雪的汽车正停在人行道边。大街上，暴风雪怒号肆虐。汽车行驶得很慢，前灯隐没在犹如棉絮般狂飞乱舞的茫茫风雪之中。
行动小组的全体成员都集合在罗巴诺夫的办公室里。尽管他们疲惫不堪，冻得够呛，但个个都兴奋异常，争先恐后地讲述着所发生的事，不时彼此打断对方的话。
谢尔盖一眼便注意到正在听汇报的罗巴诺夫的表情。他脸上那股真诚的羡慕和浓厚的兴致，使谢尔盖不由得笑了。
原来那个人偷偷地走到谢苗诺夫的房子跟前，却没有被发现。当他已经上了房顶，到了紧门口，白色的墙壁上猝然清晰地显现出他的影子时，他才被发现。埋伏的侦查人员刹那间一跃而起，那人还没来得及敲门，便被抓了个正着。而谢苗诺夫全然不知道他来。尽管那小伙子身强力壮，性子暴烈，但侦查人员悄无声息而麻利快捷地抓获了那人，动作非常娴熟利落。他没有带武器，而且他根本就来不及把任何东西丢弃。还有一个令人奇怪的情况是，他是只身一人来的。
窗外天色蒙蒙亮了起来，这时罗巴诺夫终于说道：“好了，一切都清楚了，弟兄们。现在请大家各自回家去休息，好好睡一觉。早晨我们开始第一轮审讯。”
可是早晨送来的是意想不到的新情况。
来自莫斯科的案情通报指出：“被害人戈尔利娜的照片没有被同事们认出来。请将她的身份证紧急送交鉴定。”
一小时以后，科技处作出结论：身份证上的照片被换过了，身份证本身是真的。
这么说来，被害人原来不是戈尔利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