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早上，谢尔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旅馆打电话，但是那里没有人接。
谢尔盖双眉紧锁，给值班经理打了电话，相当急躁地问，407 号房间的客人科洛斯科夫是不是走了。搞清楚了客人还没有走，谢尔盖便请求转告，他一回来，就让他给科尔舒诺夫打电话，电话号码他知道。
“出现了一种奇怪的情形，”他对罗巴诺夫说，“我们越是深入了解，情况也就变得越加盘根错节。你认为呢？”
“是啊，”罗巴诺夫摇摇头，拖长声调说，“我一开始就跟你说过，这是个字谜。尽管我们现在跟谢苗诺夫一起终究会把某些情况搞个水落石出的。那个夜半来客在我们手里。而凶杀吗……看来，身份证是戈尔利娜的，而被害者不是她。这就是字谜的关键所在！那么请问，这个被害者究竟是谁呢？别人的身份证怎么到了她手里？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戈尔利娜本人究竟在哪里呢？”
“而且谢苗诺夫与这一切又有什么关系呢？”谢尔盖加了一句。
“也许没有任何关系吧？”
“有关系。这一点我确信不疑。”
“嗯。我倒有点怀疑。”
“是吗？那就让我们来还事实以本来面貌吧。”
“那好。”罗巴诺夫一边表示同意，一边唉声叹气，“把所有这些事实逐一还原，非得绞尽脑汁不可。”
他走到摆放在办公室一角的一个大保险柜跟前，着手把厚厚一摞文件夹取出来。谢尔盖挪了个座位，从长沙发上坐到更靠近桌子的地方，点上烟吸了起来。
这些文件他们看了不止一次。只需根据外表，谢尔盖和罗巴诺夫就可以立即想起每一份文件的内容，几乎一字不差。但他们仍然耐心地重新读起来。
一系列事实，直到每一个细节，渐渐地串成一条熟悉的链子再现出来。
那么，所有的身份证（用来进行诈骗活动的）都是谢苗诺夫搞来的。这一点毋庸置疑。看来，谢苗诺夫参与了犯罪活动。其中一次犯罪活动就是拿着在列车上被抢和被催眠的旅客的身份证所干的。由此可见，谢苗诺夫同这件事也有干系。况且，正是根据最近这次诈骗，科洛斯科夫认出了谢苗诺夫。
这一切似乎都清楚了。
现在来分析一下旅馆里发生的凶案。在这件凶案中，也借助了在列车上使用过的安眠药。因此，自然而然地得出结论，即这件事与谢苗诺夫也有牵连。况且他通过他妹妹完全可能搞到这样的安眠药。斯克利娅列夫斯卡娅好像没有认出他是后来被害的女人的同伴，这丝毫消除不了对他的嫌疑。甚至相反：谢尔盖坚信，斯克利娅列夫斯卡娅在撒谎。
“杀人的动机现在甚至还不清楚，”罗巴诺夫沮丧地说，“戈尔利娜的钱就算是被偷了，可是这个女人……”
“这个女人身上也可能有钱。”
他们推论到此，不约而同地合上文件夹，摞起高高的一堆，摆放在桌边上。他们决定立刻审讯夜间拘捕的那个人。
过了一会儿，一个瘦高个子的小伙子被带进办公室。他穿一件绿色氨纶拉链衫，手里拿着时髦的拉毛鸭舌帽，留着精心修刮过的讲究的口髭，黝黑的细长脸上满面倦容，执拗地咬着下嘴唇。
“坐吧。”谢尔盖一边说道，一边注意地仔细打量着小伙子。
小伙子默默地坐下了。
“您叫什么名字，姓什么？”
“阿列克……亚历山大。姓加米多夫。”
“住址？”
“嗯，假定是巴库吧。假定是委员街五号。”
小伙子有点蛮横地冷笑了一下，但谢尔盖装作没有觉察到他那挑衅性的语调。
“您的证件？”
“丢了。您要知道，我自己都感到很难过。”
“您向民警局声明证件丢失了吗？”
“我现在就极其正式地向您声明。”
“您到这个城市来干什么？您这里有熟人吗？”
“那当然？”小伙子又冷笑了一下，这一次笑得有点儿阴阳怪气，“要知道，有各种各样的人。有好人，也有不怎么好的人。但这与我无关，知道吗？”
“您答话有点儿粗鲁无礼。”
“可他们对我也粗鲁无礼。这样就算两清了。”
“不，”谢尔盖摇了摇头，“我们还远远没有两清。那天夜里您去我的那个人叫什么名字？”
“我不知道。”小伙子用平静的语调回答说。
“您不认为，这听起来让人觉得相当愚蠢吗？”
“这对于您来说可能是愚蠢的。而对于我，您要明白，恰好相反。”
小伙子分明在耍嘴皮子。但在他那双富于表情的大眼睛里却流露出忧郁的神色。
电话响了。谢尔盖拿起话筒，立刻高兴地大声喊道：“对，对，是我！您好！非常希望您能到我们这里来一趟。我们派车去接您……哪里哪里，一点也不！……是一辆绿色‘伏尔加’，车号是……”
他用询问的目光看了一眼坐在旁边的罗巴诺夫。罗巴诺夫立刻提示道：“三一一五。”
谢尔盖重述了一遍车号，放下话筒，几乎高兴地问被拘捕的小伙子：“那么您是拒绝回答我的问题喽？”
“我无法回答，”被拘捕的小伙子大大地把两手一摊，“我想睡觉。”
“那好，您就到走廊里去坐一会儿吧。那里也可以打个盹儿。”
小伙子被带出去以后，谢尔盖看了罗巴诺夫一眼，说：“哎，你有什么要说的？”
“小伙子挺有意思。我甚至敢说，他是个大有希望的突破口。你决定让德米特里·彼得洛维奇看看他吗？”
“以备万一。你去派车吧。你现在大概要忙谢苗诺夫吧？”
……过了不大一会儿，德米特里·彼得洛维奇风风火火地闯进了谢尔盖的办公室。他十分激动，气喘吁吁，看得出来，他赶得很急。他穿着大衣，没有系扣，围巾从领子下边露出来，帽子从汗津津的前额推到后脑勺，塌陷的两腮上甚至出现了红晕。
德米特里·彼得洛维奇跑到桌子跟前，一边扶扶眼镜，弯身凑近谢尔盖，一边激动地小声说：“您知道坐在你们走廊上的那个人是谁吗？！这真令人震惊……他就是那个人……他来过我们单位……对，对，对……我清清楚楚记得他，记得比第二个人清楚得多……”
“这准确吗，德米特里·彼得洛维奇？”谢尔盖喜形于色地问。
“非常准确，就像……就像我现在看见您一样。如果您愿意的话，我可以起誓……我的上帝，您可千万别把他放走，我恳求您……”
“您放心吧。”
德米特里·彼得洛维奇离开以后，谢尔盖又传唤了被拘捕者。
“喏，阿列克，让我们来认真地谈谈。”
被拘捕者抬起温柔的眼睛，惊惶地望着他。这双眼睛里没有了先前那种放肆无礼的神情。小伙子的情绪显然改变了。“他大概认出了科洛斯科夫，”
谢尔盖思忖道，“他大概明白了，跑是跑不掉的。”
“哎，现在反正都一样！”阿列克绝望地把手一挥，“您逮捕我吧。您甚至可以枪毙我。世界上将会少一个傻瓜。”他的眼睛里噙满了泪水，“如果您想要知道，那就可怜我的父母了。他们是那样相信，没有比他们的阿列克更好的人了，”他努力地克制住自己，淡淡一笑，“要知道，他们非常纯朴。”
“您可以跟他们见面。”
“哪里话，亲爱的！要是这样——儿子失踪了，也就算了。而这样——儿子是罪犯，这个我父母肯定受不了，受不了。”
“这事他们反正会知道的，”谢尔盖用下意识的沮丧口吻提出异议，“您以前都想些什么呢，阿列克？”
“哎！男人永远面临着两个危险——愚蠢的自尊心和漂亮的女人。”
“这两者都不可能把一个人推向犯罪。把一个人推向犯罪的是贪欲，是粗暴的残酷行为。而自尊心和爱情只会促使一个人去建功立业。”
“您说得很动听。”
“我说的是实话。您虽然刚才说过‘愚蠢的自尊心’，而漂亮的女人不过如此而已。当然，这也会改变一个人的事业。”
“现在这已经没有意义了，您明白吗。而且这也不会改变我的事业。”
“主要的是，要自我改变，”谢尔盖又反驳说，“到时候事业也就自然而然地改变了。关于这一点，我们今后还会谈到的。那么现在您说一说，您来找谢苗诺夫干什么？”
“我根本不认识什么谢苗诺夫。”
“可是您深更半夜敲他家门了。”
“是吗？这个我不知道。”
“我不信您的话，”谢尔盖摇了摇头，“这不可能。”
“这种情况也是有的。我不认识姓这种姓氏的人。”
“那就假定是这样吧。可是您那天夜里来干什么？”
“取一样东西。”
“什么东西？”
“假定我不知道。”阿列克紧皱着眉头，“我对您说过了：逮捕我吧，审判我吧，哪怕枪毙我都成。我已经无所谓了。但是我决不会说出其他人。
您要知道，每一个人都会根据自己的账单付款。我现在就正在付款，但只付自己欠的账。”
“那好，您说得对，”谢尔盖同意道，“但我希望每一个人都把账付清。
每一个人，而不光是您一个。这是法律所要求的。人们希望生活得安定。不过关于这一点，我们今后还会谈的。”他拿起话筒，拨了电话号码，“是沃洛佳吗？请到我这里来一下。”
不一会儿，扎特金走进办公室。
“让这个人，”谢尔盖用头指了指阿列克，“到您房间里待一会儿。我会打电话的。”
“是。”
扎特金用手给阿列克指了一下门。阿列克叹了口气，站起身来。
“请您考虑一下，”他对谢尔盖说，“我可以再谈点儿有关自己的情况。但只对您谈。不知为什么，我喜欢上您了。”
他傲慢地扬起头，走了出去。
扎特金同谢尔盖彼此一笑，跟在阿列克后面走了。但是谢尔盖觉得他的微笑中好像含有嘉许的意味。“这个扎特金是个讨人喜欢的小伙子。”谢尔盖心想，并决定要详细了解一下他的情况。
他给罗巴诺夫打电话：“喏，谢苗诺夫怎么样，在你那儿吗？”
“是的。”
“他有什么交代吗？”
“没有。”
“我现在到你那里去。”
谢苗诺夫坐在罗巴诺夫的办公室里，满脸通红，汗水淋淋。他穿着暖和的大衣，敞着怀，毛茸茸的帽子搁在膝头。
他看见谢尔盖走进来，立刻叫嚷起来：“首长同志，这叫什么事呀！这种恐吓什么时候才完？！想要从我这里得到什么！我什么都不知道！一无所知！总之……这大概是搞错了！您自己都看见了，他们压根儿就没有来。直到现在都没有露面！”
“可是您曾坚信，他们一定会来的。”
“是的，我曾坚信是这样。但现在……现在我怀疑了。”
“可是他们来了，谢苗诺夫。”
谢尔盖凝目看了看他那双由于吃惊而瞪得溜圆的眼睛。
“来了？”谢苗诺夫用顿时嘶哑了的嗓音问道，“什—什么时候来的？……”
“昨天夜间。”
“不—不可—可能……为什么我……也就是说我们……没没有听见任何动静呢？……”
“这是另一个问题了。但他们来了。而且把他们逮了起来。确切地说，是把他拘捕了起来。来了一个人。”
谢尔盖发现，谢苗诺夫惊惶失措了，真正地惊惶失措了。这一点十分清楚。但是为什么呢？
“一个人，”谢尔盖又强调说了一遍，“可见他来的目的不是要行凶杀人。”
“那为一－为什么？……”
“这个我倒要问问您。”
“可是……我不知道！……让他自己说吧！……”
谢苗诺夫终于克制住了自己的激动，又转而嗷嗷大叫起来。
“他已经说了。”
“我再说一遍：‘我不知道！’”
“那好。我们现在让您跟这个人进行对质。到那时您也许会想起点什么来的。”
“不，不！”谢苗诺夫惊恐万状地举起手来，仿佛要自卫，以免挨打，“我不愿意见他！说到底，我害怕，就这些！”
“您害怕什么呢？他已经被拘捕了。”
“反正一样……反正一样……”
谢苗诺夫又感到一阵阵神经质的寒颤。他那胖乎乎、红通通的面颊颤动起来。
“我们只能把这理解为这样一个意思，”谢尔盖特别平静地反驳道，“就是说，您害怕他说出您所不想告诉我们的。”
“根本没有这回事！……听见了吗？……没有这回事！……我……那好！”他突然绝望地大声说，“您就折磨我吧！……您就嘲弄我吧！……”
“那么，您同意对质了？”
“我能有什么办法？”
“您可以拒绝，”谢尔盖耸耸肩膀，“您没有被逮捕。没有对您提出起诉。”
“那当然！我要是拒绝，然后您就会……不，不！我同意！对质就对质！您会看到的……”
过了几分钟，阿列克被带进了办公室。他用冷谈的目光打量了一下谢苗诺夫，然后他的眼睛里刹那间闪过一丝冷笑。
“坐到这边来。”谢尔盖给他指了一下谢苗诺夫对面的椅子，并警告他们俩人说：“你们只能回答我的提问，你们不能互相提问，不能互相交谈和争论。清楚了吗？”
谢苗诺夫连忙点点头。阿列克冷冷一笑，耸了耸肩。
“现在我问您，谢苗诺夫。您认识这个人吗？”
“第一次见到。”谢苗诺夫断然回答说。
“您仔细看看。”
“不，不，这个同……这个公民我不认识。”
“那好，”谢尔盖把他的回答记录下来，并对阿列克也提出同样的问题。
“这个不大讨人喜欢的人使我想起了点什么。”阿列克挖苦地回答说，“假如他能够停止抽搐，那么我也许会回想起来。放心吧，亲爱的，”他对谢苗诺夫说，“坐在一起将会更加愉快的。”
“回答问题要严肃。这不是开玩笑。”谢尔盖正言厉色地提出警告。
“假如要严肃的话，那么，很遗憾，我就不会遇见他了。”
“是这样。”谢尔盖忍住了笑。可以肯定地说，他有点喜欢这个阿列克，尤其是跟谢苗诺夫比较起来。但他向阿列克提出一个新问题：“您深更半夜到谢苗诺夫家里去干什么？”
“取一样东西。我已经对您说过了。”
“我什么东西都没有！……”谢苗诺夫大叫起来，脸又涨得通红，“我发誓，我……”
“谢苗诺夫公民！”谢尔盖打断他说，“我现在没有问您。”
“可是……可是我抗议！他胡扯！……厚颜无耻地撒谎！”
阿列克攥紧拳头，霍地从椅子上站起来：“我撒谎？狗东西？！”
罗巴诺夫用手按住他的肩膀。阿列克怒不可遏，浑身颤抖，重又在椅子上坐下来。
“好吧，”他威胁地说，“那您就记录吧。要知道，我认识这个狗东西。
我本来要从他那里取……一只手提箱！……”
可是从他口里再也得不到任何东西了。他坚决拒绝回答。
谢苗诺夫提心吊胆地斜眼看着阿列克，固执地一遍遍地说：“我第一次见到他……我发誓，是第一次……而且我没有任何手提箱！……现在没有，以前也没有！……”
于是谢尔盖开始觉得，他说的是真诚的。
对质终于结束了。阿列克被带走了。谢苗诺夫疲惫不堪地从位子上站起来，用手绢擦着汗湿的脸和脖子，问道：“我可以……走了吗？……”
他得到肯定的答复后，忙不迭地朝门口走去。
“你有什么要说的吗？”谢尔盖问，这时就剩下他和罗巴诺夫两个人了。
“很想知道这个手提箱是怎么回事。是不是那个呢？”
“你是说火车上的那个吗？阿列克亲自去接站的，跟那个穿毛皮大衣的姑娘一起去的。可是谢苗诺夫……”
“谢苗诺夫好像确实不知道这个手提箱。”
“那么手提箱知道他喽？”
“是啊。”罗巴诺夫长出了一口气。
“这是胡说八道！”
“是胡说八道，但却是事实。”
“你知道。二者必居其一。”
“假如我说我什么都搞不明白，这会使你觉得更加满意，对吗？”
“当然，”谢尔盖不高兴地冷笑了一下，“至少我们将会处在同样的地位。”他停了一下，补充说：“总之，谢苗诺夫不像团伙的头子。”
“至少肯定是团伙的成员。”
“这是另一回事。但是头子……干这种事，应该是危险的头子。”他意味深长地看了罗巴诺夫一眼，“还有，我认为，谢苗诺夫什么时候都不会去杀人的。他不是那种性格的人。”
“嗯，你也许是对的。”罗巴诺夫怀疑地应了一声。
他们最后决定，必须休息一下，按时吃顿午饭，哪怕就一次也行。于是，像往常一样，他们说好决口不谈公务。休息就是休息。
他们顺着宽阔的楼梯下楼时（食堂位于半地下室），罗巴诺夫谈起了关于冰球的热门话题。于是，不用说，立刻爆发了一场争论，因为两个狂热的球迷不可能不谈冰球，况且谈的是组建一支球队，这支球队由来自各地的球员组成，目的是在即将举行的比赛中夺取世界冠军。他们各自都热烈地坚持自己的候选球员，表现出所有真正的球迷所特有的渊博知识，口若悬河地说出一连串术语和去年国际比赛中的例子。同时，罗巴诺夫跟迎面碰上的同事们一一打招呼，介绍谢尔盖跟他们认识，极力打趣逗乐。他那乐观的性格轻松地战胜了疲劳，所以，谢尔盖望着他，几乎觉得自己身体上的疲劳也渐渐消失了。他已经多少次地感到高兴的是，在办这种棘手而错综复杂的案子时，这个人总是跟他在一起。
这一次食堂里人很多，来来往往，十分喧闹。他们狼吞虎咽，吃得很香。
谢尔盖说：“知道吗，我很喜欢你的扎特金。”
“大家都喜欢他。他是个有前途的小伙子。”
这是罗巴诺夫喜欢说的一个词，从他在莫斯科“狄那莫”当桑勃式摔跤编外教练时起，这个词就一直挂在他嘴边。于是，谢尔盖淡淡一笑，问道：“而且还是个富有成效的吧？”
这是罗巴诺夫喜欢说的又一个词。
“你瞧着吧。”他狡黠地回答说。
两人坚决地恪守着不谈公务的约定。可是难道能够不去思考它吗？尤其在这样嘈杂的环境中，说话很费劲，更多的是沉默。于是谢尔盖琢磨起阿列克来。这个小伙子是怎么回事，从哪里来？他是怎么卷进犯罪活动的？他可是个有文化、相当聪明的小伙子，爱自己的双亲。当然，他脾气暴躁，自尊心很强，高傲自大。阿列克今天说：“愚蠢的高傲自大。”看来，他不知对什么有点婉惜，发现自己的什么疏忽……发现这样的人有“愚蠢的高傲自大”
并不难，因为他年轻，没有经验，大概刚刚从父母的羽翼底下飞出来。而且父母在高加索。他为什么到这么远的地方来？他的犯罪联系不可能在那里，他的故乡城市，而且不可能把这些联系带到这里来。阿列克显然出身于良好的、诚实的家庭。但是阿列克怎么到这里来了呢？离家出走？为什么要离家出走？他是爱父母的。大概是遇到了什么麻烦？要么是发生了不幸的恋爱？
不，单为这种事不会离家出走的。阿列克说过：“漂亮的女人……”可是他把漂亮的女人称之为“危险”，人们对爱情，甚至是对不幸的爱情，一般是不这么说的。显然，他后来碰上一个“漂亮的女人”。那么，阿列克到底为什么远离家园，来到这里呢？假若他不是离家出走，那么他大概是到莫斯科或博尔斯克的什么人那里来作客吗？或者进学院读书？假若他是来作客，那么他应该住在谁家里或者朋友那里。在这种情况下，发生偶然的、更何况是犯罪的联系是很难的。而假若他是来求学的，只身一人，到异地他乡，那么在这种情形下，什么事都可能发生。这种事谢尔盖知道的多了！阿列克究竟是到哪里去：莫斯科抑或博尔斯克？他的道路同那个主要的、最危险的人的道路在什么地方突然交叉起来了呢？阿列克被什么钩住了，被什么钩子钩住了呢？看来，很可能是那个“漂亮的女人”，当然还有“愚蠢的高傲自大”。
是啊，谢尔盖又面临一场人的悲剧，不知又是谁的被蹂躏、被摧残的命运！所以，主要的不是排除，而是争取人的斗争，这种情形已经不足为奇了。
而这个小伙子值得去争取，甚至与他本人一道去争取。
“你能听见我说话吗？”罗巴诺夫冲他说道。
“你说什么？”谢尔盖回应道。
“我说，你还要水果罐头吗？”
“不要了，不要了，我们走吧。”
他们从食堂里走出来，点上烟吸了一口，不急不忙地登上了楼梯。
“我想出一个主意，”罗巴诺夫说，“我认为这个主意大有希望。阿列克要来取的那个手提箱……还有在车站上拿手提箱的那两个人……是这样吗？”
“好像是。后来呢？”谢尔盖发生了兴趣。
“后来就是现在这种情况。科洛斯科夫认出来的谢苗诺夫从车站上一直跟着那两个人。而后来阿列克到他那里去取手提箱。不是胡说吧？”
“嗯，不明白。”
“那么也许跟着的不是谢苗诺夫？也许科洛斯科夫弄错了？”
“不管怎么样，他后来把他认出来了，但不敢肯定。是在那里，在市场上认出来的。可是在车站上……除非他们没有跟着他。”
“正是‘他们’！”
“是啊，这很有意思。并且可以向他提出两个问题。”谢尔盖沉入幻想地说。
“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
“阿列克……应该再确认一次，他是否到过车站。”
“慢，慢。到车站来接拿手提箱的那两个人的是一个高个子青年和一个穿灰鼠皮大衣的姑娘。是这样吧？”
“这是科洛斯科夫说的。看见他们的还有那个胖子。并且那个青年穿着黑色大衣，戴着帽子。而阿列克……”
“咳！”罗已诺夫带着责备的口吻说。
“是啊，当然，”谢尔盖同意道，“所以才这样。”
莫斯科刑侦局的这两位老朋友学会了相互理解。
谢尔盖叹了口气：“唉，有什么东西就在我们身边，跟我们走在一起，但我们就是抓不住。”
“那么我得找那个胖子摸摸情况，”罗巴诺夫下结论说，“我们好像把他忽略了。”
“务必得找他。我现在就给莫斯科打电话谈一下。我还要跟阿列克再谈一次。他是个大有希望的小伙子。”谢尔盖使了个眼色。
他们在楼梯口分手了。
谢尔盖回到自己的办公室。他一进来，电话立刻就响了，好像专门等他回来似的。谢尔盖拿起了话筒。
“中校同志，”他听出是值班员的声音，“这里有一位公民来找您。允许放他进去吗？”
“找我？”
“是的。他指名道姓要找您。”
“他姓什么？”
“费奥多罗夫。”
“嗯，我不认识这样一个人。那就让他进来吧。”
“是。”
费奥多罗夫，费奥多罗夫……这个姓似乎挺耳熟。他在什么地方听到过这个姓呢？近几天来，闪现过多少姓，多少人啊！费奥多罗夫……肯定有人向他提到过这个姓……啊一啊，想起来了！啊呀，就是那个乌尔曼斯基！难道是他打发他来的吗？反正他是个厚脸皮的小伙子。而且那老头儿也够可以的……他们可找到了请去做客的办法。
谢尔盖生气了。当有人敲门时，他大为不满地厉声喊道：“进来！”
一个大块头的人，穿着短皮袄和粗笨的毡靴，侧着身子走进办公室，把手中的帽子揉成了一团。他那汗津津的满头白发乱七八糟地四下支棱着，马马虎虎地朝后梳去，露出刻满一道道深皱纹的宽大前额。留着口髭的圆脸被寒风吹得通红。这个人迟疑不决地在门口站住，他那强壮的躯体差不多把整个门都挡住了。
“啊哈，”谢尔盖不由得惊叹地想道，“不用说，这样的人打仗无疑会屡建战功，成为英雄。”只是他那过分的矜持，几乎是胆怯，使人想象不出这个人曾会立下赫赫战功。
“进来吧，费奥多罗夫同志，请坐。”谢尔盖邀请道。
老头儿终于离开门口，拖着沉重的脚步，蹒跚地走到桌子跟前。椅子在他身下边威胁地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谢尔盖这时才发现，他那粗糙而宽大的手里握的好像是一张不常见的很小的身份证。
费奥多罗夫把帽子搁在膝盖上，掏出带花条的手绢，擦了擦汗淋淋的发红的脖子，咳嗽了一下，声音嘶哑地说：“这是身份证……也许……这个能用得着……”
他小心在意地，甚至好像提心吊胆地把身份证放在桌子上。
谢尔盖更加明显地感觉到，这个大块头的人来找他远不是平白无故的，远不是乌尔曼斯基的微不足道的请求能使他来这里的，这一切要复杂得多，所以费奥多罗夫才这样难为情，才这样激动不安和不知被什么事情弄得沮丧不堪。于是谢尔盖立刻想起了乌尔曼斯基关于使他，谢尔盖，对老头儿一下子发生兴趣的那番话。
这时，费奥多罗夫大声地叹了口气，他那浅色的眼睛从乱蓬蓬的浓眉底下审视地、几乎六神无主地望了谢尔盖一眼。他仿佛很胆怯，不敢开口说话，他仿佛在内心里做着最后抉择：他要不要开始谈话。然而，这个人异乎寻常的大块头和他那令人不快的、不知所措的目光彼此不相符合，以致谢尔盖急忙帮他解围。他拿起身份证，把它打开来，习惯地浏览着上边的登记，说道：“那么，我能为您做点什么呢，斯捷潘·格里戈里耶维奇？”
费奥多罗夫垂下乱蓬蓬的花白的头，低声说：“我叫伊万·格里戈里耶维奇……”
“这么说，是身份证上弄错了吗？”谢尔盖微微一笑，“您想把它改过来，是吗？”
“是的……”
“那么这事不该来找我。”
“这事就得来找您。”
谢尔盖从他那嘶哑的嗓音里听出有点怪腔怪调，这使他警惕起来。
“到底是怎么回事……伊万·格里戈里耶维奇？”
“怎么回事？……”费奥多罗夫终于抬起了头，悲伤地看了谢尔盖一眼，“我的事情是这样的……您算算，已经拖了三十年了，可是我过的根本就不叫生活。就是这么回事。路上的母鸡盯着我看，而我在它那圆溜溜的眼睛里看到的却是挖苦：‘我认识你，我认识……’小麻雀在窗户外边冲我喳喳地叫唤，也是这个意思。而我在人们面前却不能说。要是我当初知道在每一个人面前感到恐惧是什么滋味就好了……”
费奥多罗夫用嘶哑的声音慢吞吞地、吃力地挤出这番话来。他的眼睛模糊了，他那麻木不仁、不听使唤的嘴唇微微颤动，看着他这副样子就让人觉得奇怪，甚至有些可怕。
不知这个奇怪的白发巨人还会说出什么话来，为了在此之前驱散笼罩在心头的恐惧，谢尔盖精神勃发地说：“在人们面前有什么可恐惧的呢，伊万·格里戈里耶维奇？据说您在前线打法西斯非常英勇。”
“不是说人们，”费奥多罗夫摆了摆手，“我是说我们的人。这种恐惧，它使我睡觉都提心吊胆。它毁了我一生。在前线……我第一个冒着枪林弹雨拼命往前冲。‘你打死我吧，求求你，打死我吧，行行好。我挺不住了。’后来我做出这样的决定：我是俄罗斯人呢，还是别的什么人？不是别人，是俄罗斯人。既然是这样，那我就应该打坏蛋。待会儿我们会把事情搞清楚的。于是我就开始掐死他们这帮可恶的家伙。这样一来，我就把生死置之度外了。可是夜里做梦老是梦见这帮可恶的家伙。是啊……这段时间对于心灵来说是安宁的。”费奥多罗夫怀着突如其来的忧郁做出结论说。
谢尔盖默默地听着，心里越来越感觉到恐惧。此时此刻费奥多罗夫所讲的这番话的背后有某种可怕的东西，而且谢尔盖什么也不明白，惟恐让这虚伪的不实之词影响了这个人吃力的坦白倾诉。
“喏，战争结束后，我回到家里，仍然像从前一样是个外人。自我感觉像个外人，这是最主要的。”费奥多罗夫没有抬头，继续闷声说道，“妻子等着我，而我对于她也是外人，因为我们没有孩子。我害怕他们，自己未来的孩子们。因为他们也会……”费奥多罗夫喉头哽住了，他费劲地往下咽了一口唾沫，用越发低沉的、勉强听得见的声音接着说：“……他们也会成为外人的。为这事，她，也就是我的妻子，不知流过多少眼泪，只有我和枕头知道她。我对她说：‘你抛弃我吧。’我真恨不得自杀。她拦住了我，并留下来与我相厮守，她这苦命的人……”
费奥多罗夫不作声了，眼睛望着地板。
谢尔盖轻声问：“您把事情的真相告诉她了吗？”
“没有，没告诉。我对任何人都没有说过。我没有勇气这样做。而且我在人们面前悔过，为时已晚。我只是对自己感到惊讶，我竟然脖子上挂着这块沉甸甸的石头活到现在。可是现在……我们家里来了个小姑娘……”
“是玛丽娜吗？”
“是她……而且您也正好是从莫斯科来的。所以我打定了主意……”他大声地叹了口气，抬起头来，他那浅色的眼睛里表现出一种悲伤的果断神色，“由于自己的原因，我巴不得死掉才好。我只盼着快点死掉。就是因为她，这只小鸟①……”
“您家到底出什么事了，伊万·格里戈里耶维奇？”
“说来话长。是这么回事。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当时我正年轻，上过七年学，在集体农庄工作。有一次派我去拉种子。我给拉回来了。结果种子不但不能播种，甚至喂牛牛都不吃。总而言之，是他们偷偷塞给我的。而我因为糊涂，已经在该签字的地方签了字。结果就我一个人成了罪人。我受到① 对小孩或妇女的亲昵称呼。此处指玛丽娜。——译者注了审判。根据严厉的法律，我被判处十年徒刑。就是这么回事……”
费奥多罗夫不吭声了。谢尔盖惊诧万分，沉默无言。办公室里一时寂静下来。费奥多罗夫叹了口气，接着说：“是啊……那么我，一个受迫害的人，从此去了我该去的地方：寒冷的北部地区。当时我脑子里产生了这样一个念头：我要逃跑。我没有必要白白待在那里。我在那里待了一年，或者一年多时间，碰到了各种各样的人。后来，总之一句话，我逃跑了。我当时年轻体壮，精力旺盛，而脑瓜子里却一片空白。于是我就想到了逃跑。我没有被抓住。我徒步穿过整个泰加森林，用手把狼掐死，吃树皮充饥。可是我并没有打算，没有想到，我会跑到罗斯托夫市。到了那里，有一个人给我出了个主意，他说，农庄急需人手，你去应聘吧。于是我来到了国营农场。在那里，为了使自己良心上过得去，我用了十个昼夜就把一个个山头搬掉铲平了。人们见我这样拼命干活，就劝我留下来。根据我的口述，他们给我编了一个所需要的证明书。从此我就把自己的命运和这个农场紧密地连在了一起。我在那里干活既是因为害怕，也是因为良心。我上了光荣榜。我培植甜菜。为此，我曾到莫斯科参加了展览会。
我培植的甜菜一下子出了名。已故的父亲就曾培植过甜菜，我还是小不点儿的时候就帮着父亲干活。现在终于派上用场了。我在莫斯科获得了奖章，还有证书。但所有这些证书和奖状却烧灼着我的手。那上面写的明明是别人的姓名，是我随便想出来的。人们对我十分尊敬，而我却卑鄙地欺骗了他们。
我心里当然还有一个恐惧。但愿他们千万可别知道我是逃犯。这时，恰巧在战争爆发前夕，我碰上一个姑娘。我爱上了她，简直爱得神魂颠倒。不久，我们就结婚了，但我还是那样神魂颠倒。国营农场为我们举行了婚礼。我记得，我坐在一张巨大的桌子后边，又是笑又是哭，眼泪刷刷地流、心怦怦地跳。是啊……我自己把自己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给糟踏了……婚礼以后，我心里更加难过了。我完全打算好要坦白承认，但这时战争爆发了。嗯，关于战争，我已经给您讲过了，”费奥多罗夫唉声叹气地结束说，“后来的事我也讲了……”
他又默不作声了。
谢尔盖也默默不语，他想集中思想，想努力去理解，去搞清楚这整个不如意的、悲惨的生活，但却力不从心。他明白，费奥多罗夫期待的不是要从他这里得到原谅，不是某些安慰的话语，而是解脱，不惜任何代价的解脱，因为他内心里再也承受不起这个可怕的压抑，他的力量已经到了极限。于是谢尔盖突然想起费奥多罗夫说玛丽娜的话。她来了，于是他惊惶失措，跑到这里来找谢尔盖。可是为什么呢？她是怎么出现在这里的？她是什么人？
费奥多罗夫似乎猜到了这些问题，挺直腰板，冷峻地看了看谢尔盖的眼睛，好像已经做出了不可改变的决定，毅然决然地说：“我们没有孩子，我不敢要孩子，既然过着欺骗的日子。可是在我的生命快走到尽头的时候，这个姑娘出现了。她是孤儿，看来也受了不少苦。于是我和妻子决定把她收养下来。可是这件事不能有任何欺瞒。所以我就这样决定了。不能让她跟别人的姓，而要跟我自己的姓。”
“她已经是成年人了，伊万·格里戈里耶维奇，她应该保留自己的姓。”
“这没有意义，”费奥多罗夫斩钉截铁地反驳道，“既然她将来要和我们生活在一起。而且一般地说……所以我来找您。也许我那痛苦的三十年……”费奥多罗夫的声音发颤了，于是他又咽了一口梗在喉咙里的东西……
“也许我们的政府会把那三十年抵销了。”他小声地、用勉强听得见的声音补充说：“我的本姓是叶戈罗夫……”
“我认为政府会把它撤销的，伊万·格里戈里耶维奇，”谢尔盖点了点头，“我认为法庭将会重新审理您的案子。”接着，他坚决地补充说：“我将亲自去见共和国的检察长，我向您保证。不过得把这一切写下来才行。”
费奥多罗夫不知所措地把两手一摊。
“我该把这写在哪儿呢？……”
“我们一块儿来写。马上就好，”谢尔盖立刻行动起来，觉得他所有的案子和急于要办的事情在这个骇人听闻的人间悲剧面前都变成次要的了，不知退居到什么地方去了。假如他不出面过问，不给予帮助，那么他将永远不会原谅自己这一点，会永远失去对自己的尊重。不知为什么，他脑海里掠过一个个关于维季卡、关于父亲、关于母亲、关于战争和前线的思想，还有其它一些不知什么狂热、激动的思想，他没有把这些思想抓住，它们犹如一股热浪向他袭来，旋即消失了。谢尔盖弄不明白，他在给共和国的检察长写声明时，他的手为什么像发寒颤似地战抖，为什么他一直觉得口干舌燥。
当声明快写完时，谢尔盖说：“伊万·格里戈里耶维奇，为了更好地说明情况，关于您收养玛丽娜为义女的愿望，也应该写上。”
“那当然。一定要写上。就说是我愿意收养玛丽娜·弗拉基米罗夫娜·伊万诺娃为义女……”
“什么？”谢尔盖由于出乎意料而紧张起来，倏地抬起头，惊诧地看了费奥多罗夫一眼，“她叫什么名字？……”
“我是说，她叫玛丽娜·弗拉基米罗夫娜·伊万诺娃。”
“我们正在寻找她！”
谢尔盖由于意想不到的发现而仍然无法恢复平静。
费奥多罗夫不安地蹙起眉头，问道：“她干了什么事吗？”
“她什么事都没有干！她失踪了。她离开了自己的伏尔加格勒，就这些。
而那里却在寻找她。”
“她可是个孤儿！”
“单位里都着急了。她工作了。”
“哎，这是另一回事。请您写信告诉他们，就说找到她了。”
“这是肯定的。不过我需要和她谈谈，伊万·格里戈里耶维奇。”
“敬请光临。”费奥多罗夫持重地回答说。
“什么？”谢尔盖振奋起来，“这主意不错。”
他们把声明写好了，并约定谢尔盖晚上到费奥多罗夫家去。
“您先别告诉玛丽娜，”谢尔盖请求道，“其实这是小事，但她会激动不安的。最好是我亲自向她把这一切解释清楚。好吗？”
“就照您说的办吧。”
“至于这件事，”谢尔盖把手按在声明上，“我会全力去办的，请放心吧。只是随后您得到莫斯科去一趟。”
“天哪，您说去哪儿我就去哪儿，”费奥多罗夫苦笑了一下，“只要这一切有个判决，我就算解脱了。您请放心好啦。”
他们就此分手了。
谢尔盖打电话给罗巴诺夫，但是他不在办公室。已经到了下班时间，可是罗巴诺夫不跟谢尔盖碰头是不会离开的。“他到底在哪儿？”谢尔盖急切地想道。他急欲想把自己的意外发现告诉朋友。玛丽娜·伊万诺娃找到了，真难以设想！现在终于将要顺利地查清在旅馆里被杀害的那个女人是谁了。
要知道，她给玛丽娜拍了电报，打算到她那里去的。她们大概是好朋友吧。
而且说不定玛丽娜甚至会邀请那个男人。必须把谢苗诺夫介绍给她认识一下。
这时谢尔盖想起来，他没有向费奥多罗夫打听一下，玛丽娜是怎样到他家里来的。也许他们从前就认识？要么他认识她的父母？要么他们有共同的朋友？这一切当然必须搞清楚。可是谢尔盖深为这个人的命运所震惊，以致无法集中思想，无法关注任何其它事情。这倒没什么。反正这一切他今天晚上都会知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