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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1994年2月一个阴郁寒冷的早上，两名窃贼潜进了挪威奥斯陆国立美术馆，轻易地窃走了价值七千两百万的挪威国宝——蒙克的《呐喊》。窃贼料准了这天早上是当年冬季奥运开幕的日子，全世界的焦点都放在奥运上，只花了两分钟，两名窃贼便载着蒙克的这幅巨作扬长而去。
窃贼并没有用到什么高科技手法，但挪威警方束手无策，只好请来号称全世界最伟大的艺术品侦探、英美混血的苏格兰场秘密警探查理希尔。此君个性张扬，胆大妄为，活脱脱一个从侦探小说中走出来的人物，而可疑的嫌犯也举目皆是，既有富甲一方的贵族，也有曾偷窃过伦勃朗名画的肖小。
凭着一支生花妙笔，爱德华·多尔尼克将这个案件写得有如一本侦探小说，暴露了艺术界不为人知的黑暗面。书中穿插了许多艺术界的奇闻轶事，介绍了历史上有名的艺术窃案与窃贼，以及世界上许多悬而未决的博物馆窃案。
作者简介：
爱德华·多尔尼克曾为《波士顿环球报》、《大西洋月刊》、《时代杂志》等报纸杂志撰稿，并有《进入伟大的未知世界》以及《睡椅上的疯狂》等多部着作。
对小偷来说
名画不过是镶了框的巨额支票
爱德华·蒙克《呐喊》（本书就是围绕被偷的这幅名画展开的侦察纪实）
引子
2004年6月
几幅互不搭调的油画挂在墙上，瞪视着这间小小的办公室。它们的作者分别是下面几个如雷贯耳的名字：维米尔①、戈雅②、提香③、蒙克④、伦勃朗⑤。这些画作的普通复制品只值几块钱，没有装框，尺寸繁多。其中一些被歪歪扭扭地挂在敲进墙里的钉子上。而真正的原作则被饰以镀金的画框，陈列在全世界最堂皇的博物馆里，参观者们会怀着朝圣般的心态来仰望它们。每幅画的价格动辄高达数百万、甚至上千万美元。
①维米尔（Johannes Vermeer，1632-1675），生于十七世纪的荷兰，只有三十六幅作品留给世人，这些作品存于世界各大博物馆，或是为私人收藏。
②戈雅（Francisco Josede Goye Luvientes，1746～1828），西班牙浪漫主义画派画家。
③提香（Tinizno Vecellio，1490-1576），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威尼斯画派代表画家。
④爱德华蒙克（1863-1944），挪威表现主义画家和版画家，他的画作富有强烈的情感，对二十世纪绘画产生了重大影响。
⑤伦勃朗·哈尔曼松·凡·莱因（Rembrandt Harmenszoon van Rijn，1609-1669），荷兰历史上最伟大的画家之一。
从某种角度来看，在过去的几年当中，上述画作都被偷盗过，其中一部分被追缴回来了--主办此次小型展览的那位高个儿男人就是追缴失窃名画的功臣之一--其余的画作依然下落不明。这位藏品奇特的馆长不喜欢统计学上的那些玩意儿，但又不得不正视一个悲哀事实：失窃的画作当中，有九成是永远也找不回来了。
在艺术犯罪领域中，有一位侦探的职业履历非常突出。他叫查理·希尔，本书的主旨就是要以希尔为向导，去探索艺术中的地下世界。那可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奇特疆域，有时充斥着危险，有时又显得很滑稽，有时则是危险与滑稽兼而有之。
为了更好地帮助读者了解这个奇特的疆域，我们将会讲述很多关于失窃名画的故事，而在这当中，关于蒙克的传世名作《呐喊》的失窃经历将会成为故事的主线，贯穿始终。十年前，希尔与全世界数以百万计的人一样，是通过廉价的复制品以及卡通片熟悉这幅油画的，他与它之间没有什么特殊的关联。
1994年2月14日的早上，一个电话改变了这一切。
第一部 两个男人和一架梯子
1、破窗而入
挪威，奥斯陆
1994年2月12日，早上6点29分
趁着挪威冬日黎明前的黑暗，两名男子开着一辆偷来的轿车，停在了国家美术馆（National Gallery）——挪威最卓越的艺术博物馆之——门前。他们没有媳火，冒雪下了车，在美术馆外墙下的灌木丛中，他们搬出了前一晚预先藏好的梯子，悄悄无声息地把它靠在了墙上。
美术馆的里面，一名警卫待在温暖的地下监控室里，他的巡视任务已经结束，现在需要填写值班日志了，这差事很无聊，好在他已经完成了对美术馆内部和外部的巡查，当晚的气温已经降到了华氏十五度（摄氏零下九度）。他接手这份工作只不过七个星期。
这名警卫很吃力地应付着眼前的一摞备忘录，就像一名应付家庭作业的学生。在他桌子的前面，是十八部闭路电视监视器。其中一个屏幕突然有了些动静——监视器的黑白画面比较昏暗，因为太阳还要再过一个半小时才会升起，但画面所反映的情形还是足够清楚的：一名紧裹着大衣的男子站在一架梯子的顶上，戴着手套的双手稳稳地把着梯子，他的同伴也开始顺着梯子向上爬了。警卫还在努力地与他的值班日志搏斗着，完全忽略了面前的监视器。
梯子的顶端靠在博物馆二层一扇高大的窗子下面，在那扇窗子后面的房间里，挪威最伟大的艺术家爱德华·蒙克的作品正在做集中展示。墙上挂着蒙克的五十六幅绘画作品，其中的五十五幅作品鲜为人知，大概只有研读美术史的学生会对之有所了解，但剩下的一幅却闻名于世，是像《蒙娜丽莎》（Monalisa）或者梵高①的《星夜》（Starry Nigut）那样受到举世敬仰的永恒之作，无数的海报上，无数人的卧室里，无数办公室的墙上，都能找到它的踪影，它的形象会出现在卡通片里、丁恤衫上、以及明信片上。它就是《呐喊》（TheScream）。
①梵高（Vincent Van Gogh，1863-1890），荷兰画家，后印象派三杰之一。
《蒙娜丽莎》（莱奥纳多·达·芬奇，1503年）
扶梯上的男人站在了最后两级梯子上，却又失去了平衡摔到了地上。他笨手笨脚地爬了起来，重新蹬上了梯子。对于外面发生的这一切，稳坐在地下监控室里的警卫没有丝毫察觉。这一次，闯入者爬到了梯子顶端，用锤子敲碎了窗户玻璃，并把几块碍事的碎玻璃敲掉，随后翻进了博物馆。警报响起。地下监控室里的警卫开始咒骂这该死的警报器为什么老是失灵。他走过电视墙，径直奔向了控制台，他关闭了警铃，丝毫没有注意到墙上的某个监视器里，正显现着窃贼的身影。
温森特·威廉·梵高（Vincent Willem van Gogh）
《星夜》（The Starry Night）
窃贼转向《呐喊》，后者就悬挂在距离窗子仅有一码远的墙上。他剪掉了悬挂画框的金属线。《呐喊》的幅面相当大，估摸得有两英尺宽、三英尺高，再加上华丽的框架以及前后都嵌上了起保护作用的玻璃，它的整体分量相当重，很难被送出窗户，并沿着一架光滑的金属梯子搬运到地面上。窃贼尽力把身体探出窗外，把画框贴在了梯子上。
“接着点儿。”他轻声提醒自己的同伴，随后就像一位把自己幼小的孩子放到雪橇上并把雪橇送下陡峭的坡道的父亲一样，放手让画框滑了下去。
站在地上的同伴攒足了力气，接住了滑落下来的画框。接着这两名男子跑到了车里，把他们价值连城的猎物藏到了汽车的后座上，开足马力绝尘而去。他们在博物馆里待的时间总共不过五十秒。在不到一分钟的时间里，这对窃贼拥有了一幅价值高达七千二百万美元的名画。
事情的全过程容易得难以想象。
“有组织的犯罪，挪威人的风格。”一位苏格兰场的探员事后惊叹道，“只不过是两个男人，外加一架梯子！”
早上6点37分，一阵冷风吹进了黑暗的博物馆，那扇被打破的玻璃窗的窗帘舞动起来。一部动态监控器触发了第二遍警铃。这一次那位年轻的警卫，二十四岁的吉尔·本特森才意识到肯定有什么状况发生了，惊慌失措、手忙脚乱的他颤巍巍地估量着眼前的形势，不知道该做些什么才好。自己探查出发生了什么情况？赶紧报警？此时本特森还是没有注意到那台最关键的蓝视器，它显示出有一部梯子孤零零地倚靠在博物馆正面的外墙上。他没意识到，警报声是从十号展厅传出来的，那里陈列着《呐喊》。
吉尔·本特森给他的上级主管打去了电话，后者正躺在床上，半梦半醒。本特森磕磕巴巴地汇报了情况。在他汇报的过程中，警报声又一次响起。此时是早上6点46分。本特森的主管已经完全被吓醒了，他咆哮着要求本特森火速报警，并检査监控系统。几乎就在同一时刻，一辆在奥斯陆空旷的街道上做例行巡逻的警车刚好开到了国家美术馆附近。只是匆匆一眼，警察就看到了构成这次罪案的关键要素：一个漆黑的夜晚，一架梯子，一扇破碎的窗户。
警车来了个紧急刹车，一名警察用车载电台通报发生了罪案，另外两名警察则向博物馆跑去。首先到达的警察顺着梯子爬了上去，眼看就要爬到梯子顶端的时候，他立足不稳摔了下来，就像不久之前的那位笨贼一样。
这下又得用到车载电台了，警察需要另一部巡逻车前来增援，并帮忙把摔伤的同伴送往医院。随后他们冲进了博物馆，这次他们是沿着楼梯冲到了楼上。
警察们径直冲向了那架梯子可能通向的房间，一股刺骨的冷风正从破碎的窗子吹进来。黑漆漆的房间里，沿墙挂满了绘画，但就在面向大学街的那扇髙大的窗户边上，却留出了一块醒目的空白。在随风飞舞的窗帘边上，踏着满地的玻璃渣子，警察开始勘查现场。一把钳子躺在地板上。有人留下了一张明信片。
罪案发生的这一天是个礼拜六，但它可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礼拜六。2月12日是1994年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第一天，这届赛事是在挪威的利勒哈默尔市举行的。对于绝大多数挪威人，对于那些政客、特别是文化艺术界的头面人物来说，这自然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可以吸引到全世界的关注。
本届赛事的开幕式华美壮丽、气氛欢快，电视观众预计将达到二点四亿。说到“挪威”这个词，恐怕绝大多数人都难以产生比较切实的联想。一般人能够想到的无非是白雪、峡湾、松树，也许还有驯鹿，可能还有金发碧眼的女人。但这些联想似乎同样适用于“瑞典”。如果要说出一个挪威名人的名字，估计绝大多数人的脑海里都会是一片空白。
在挪威各级政府官员的心目中，这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是一次扫除外界的无知的大好机会。当全世界的观众围坐在电视机前，他们将会看到举国欢庆的场面。他们将会看到一个最完美的挪威。
电视观众确实看到了一次庆典，但却被震惊和骇人听闻的行径毁了兴致。
“在这样美好的氛围下，”挪威文化部长评论说，“真是难以相信竟然会发生如此丑恶的事件。”
窃贼们的心态绝不会像文化部长一般忧郁。在拿到《呐喊》之后，他们故意留下一张明信片，成心要让警察找到。明信片上的图案取自挪威艺术家马利特·瓦勒（Marit Walle）的一幅绘画，后者擅长把日常生活中的情景转化为充满喜庆的卡通形象。比如瓦勒绘制的《荷尔蒙过剩》（Raging Hormones），描绘的是两位灰色头发的主妇，她们在海滩上端着望远镜，眼巴巴地端详着周围的年轻后生们。看来窃贼们在寻找合适的明信片时也颇费了一番思量，他们看上的这张明信片，其图案取自瓦勒的《一段美好的故事》（A Good Story），画面上是三名正在肆意狂笑着的男子，脸憋得通红，用拳头捶着桌子，笑得几乎喘不上气来。在明信片的背面，窃贼们留下了一行潦草的字迹：“感谢可怜的保安系统。”
“可怜”都不足以形容挪威国家美术馆的保安系统。
“所有的窗子都销上了，”馆长克努特·伯格对记者说，“我们没想到窃贼居然会从破碎的玻璃窗里爬进来。窗框上还残留着很多玻璃渣子。换了是我，绝对不敢从那中间钻过去。”
事情很快就明朗了，挪威国家美术馆的官员们犯下的错误不是一个两个，而是一连串。《呐喊》本来是陈列在美术馆的三楼的，却被调整到了二楼。这当然对参观者来说方便多了，因为更加靠近街道，但基于同样的原因，窃贼们的兴趣也被勾起来了。克努特·伯格出任馆长已经有二十年了，这二十年间他一直在与那些控制着美术馆财政预算的政客们周旋。现在，即将退休之际，他安排了一出让世人愉悦万分、不可错过的展览盛宴。看着自己的属下们把展厅布置好，想着即将到来的美好前景，伯格的心里乐开了花。
与克努特·伯格相比，国家美术馆保安部的主管就要警觉得多。
“从1994年1月到5月，”他在给所有警卫的备忘录中写道，“爱德华·蒙克的画展将在二楼的九号、十号、十二号展厅进行。摄像头……都必须彻夜工作。夜间值班的保安员必须不断变换巡视路线，并且要对美术馆的外墙保持特别关注。这是一次独一无二的展览，又是在二楼，我们必须格外注意这一点。”
把《呐喊》搬到二楼是一个重大的失误，而把它安置在紧邻窗户的位置更是加重了这一失误。雪上加霜的是，这个砖木结构的古老博物馆没有在窗户上安装护栏，窗框上的玻璃也都是些普通的玻璃，不是强化玻璃。《呐喊》没有被固定在墙上，而是用普通的金属线挂着，就像一幅悬挂在普通房间里的普通画作，此外，它也没有与警报系统连通起来。
窃贼的准备工作相当精细。他们偷偷摸摸进行了一些勘查。比方说，他们发现夜间值班的保安大概在凌晨六点左右收工，然后就回到办公桌边。窃贼的踏勘工作大都是轻轻松松地公开进行的，他们混进了欣赏“挪威文化节”的人流里。他们发现，美术馆里的监控设备已经过时，有些很关键的场所是无法照顾到的，而在十号展厅，压根儿就没有设置监控探头。
像很多出色的方案设计者那样，窃贼们让事情尽量简单化。他们把全副注意力都放在《呐喊》上，完全抵挡住了顺手偷走其他展品的诱惑。他们也没有处心积虑地想着割断电话线、解除警铃以及实施其他类似的方便行窃的手段。速度是关键，只要他们能够以足够快的速度潜入并且逃走，即便最好的报警系统也只能演奏演奏背景音乐。
窃案发生的前几天，国家美术馆附近一处工地上的工人留下了一架梯子，而在窃案发生前的几个小时，窃贼们趁着夜色偷走了它。（施工现场刚好是挪威头号大报——《世界新闻》的办公大楼，试想一下，一家理当在罪案发生后刊载消息、谴责恶行的大报，反倒在罪案实施的过程中起到了某种作用，这不能不说是一大辛辣的讽刺。）
在罪案发生的前一天，窃贼们偷了两辆车，一辆马自达，一辆奥迪。两辆车的车况都很好，内部空间宽大，适合装载笨重货物，行驶速度也很快。马自达是窃贼们逃离美术馆时使用的车辆。开出了几个街区之后，到了他们停放奥迪车的地方，窃贼把《呐喊》一并转移到奥迪车里，这是为了防备万一有目击者看见他们驾驶马自达从美术馆逃离。随后窃贼们就分道扬镳，各奔东西。
短短几小时之后，全世界的各个角落，只要是有电视机的人都知道了这桩窃案。在挪威，精神亢奋的记者们面对着摄像机的镜头喋喋不休，国家美术馆的官员们则心情沉重地拿出从礼品店里买来的这幅失窃名画的大幅海报。一天之前，《呐喊》还沐浴在无上的荣光里，而现在，它的位置却被一辐镶嵌在粗糖画框里的廉价仿冒品所取代，在这张海报的下面，只有一个简简单单的手写体标签：失窃！
2、巧取
挪威国家美术馆的官员们犯下了两个愚不可及的错误。首先，他们没有把注意力放在细节上。他们被伟大的艺术、无上的荣光等等高尚的想法冲昏了头脑，很少注意到安全这样的世俗问题。第二个错误在于缺乏想象力。国家美术馆的髙层都存在着这样的共识：没有人会胆大包天，去偷走一幅每个买家立刻就会知道是赃物的画作。
并不是艺术世界的所有人都否认窃贼的存在。即便规模最小的博物馆，也会花钱雇用保安。但是这个话题听上去是如此不体面，因为把“艺术”“犯罪”这两个词强拉在一起，那感觉就如同让高尚与污秽结合，以致艺术界倾向于移开视线，希望离这个下流的话题远远儿的。
窃贼们对此没有任何异议。
艺术犯罪是一个巨大而又兴旺繁荣的产业。犯罪统计数据总是含含混混的，但据国际警察组织的推算，每年艺术品地下世界过手的钱总额大致在四十亿到六十亿美元之间。在非法国际贸易的花名册上，艺术犯罪排名第三，仅次于毒品走私以及非法武器贩运。仅在意大利一地——一个小小的村庄自夸拥有一座存放着一件十五世纪祭坛装饰品的教堂，在那里是很常见的事——警方估计犯罪分子每年偷走的艺术品，其价值都足够与一座博物馆匹敌。
在失窃的艺术品当中，绝大多数还不错，但算不上杰作（因为这样更有利于销赃），然而真正的稀世瑰宝也会被偷，并且消失的速度惊人。荷兰绘画大师维米尔身后只留下了三十六幅作品，而在这极其有限的作品当中，近几年来已经有三幅被人窃走，它们分别是《演奏会》（The Concert）、《吉他演奏者》（The Guitar player）和《写信的女郎和她的女用人》（Lady Writing A Latter With Her Maid）①。
①除此之外，维米尔的画怍《天文学家》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德国纳粹没收，一度成为阿道夫希特勒的私人藏品。如今这辗名画被珍藏在卢浮宫（法国闻立美术博物馆）里。——作者注
维米尔（Johannes Vermeer）《吉他演奏者》（The Guitar player）
《写信的女郎和她的女用人》是从爱尔兰的一幢乡间别墅被窃贼盗取的，一周之后人们在两百英里以外的农家院子里找到了它，并送还给了原来的主人；十余年后，窃贼再次从这位名作拥有者的家中盗走了它。更有戏剧色彩的事情发生在伦敦，荷兰画家伦勃朗的一幅肖像画，先后四次被窃。
2003年春夏之交的短短几个月里，窃贼偷走了两幅十六世纪的杰作，每幅作品的价值都不低于五千万美元。5月份，窃贼爬上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外面的脚手架，离开的时候带着本韦努托·切利尼②用黄金、黑植木精心制作的一个盐瓶——“这是雕塑中的蒙娜丽莎啊！”该博物馆心疼得要发狂的馆长如此评价③。
②本韦努托·切利尼（Berrvenuto Cellini，1500-1571），十六世纪雕塑家和版画家，也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最重要的铁匠之一，铸造过金币、珠宝、花瓶、饰物等。
③关于这个盐瓶，委实来头很大，它是切利尼在1543年专门为法国国王弗朗西斯一世制作的，切利尼在他的个人传记中曾经讲述了国王陛下看到了这个盐瓶的蜡制模具之后有着怎样的反应。“这比我能够梦想到的最神圣的东西还要出色一百倍，”国王陛下随后还结结巴巴地表达了对切利尼的钦敬，“这是何等神奇的一个人啊。”国王要切利尼给这个盐瓶开个价，切利尼也确实这么做了，他的要价是一千金克朗，国王的司库如数给付了这笔钱。在回家的路上，切利尼被四名手执利剑的歹徒拦住，但他单枪匹马降服了对手，充分显示了他的剑术技巧，四个歹徒都被吓破了胆，他们相信切利尼肯定是军中的士兵，不然怎么可能那么厉害。——作者注
（德国）阿道夫·门采尔（Adolpyh Von Menzel）
《笛子演奏会》（Flute concerts）
2003年8月在苏格兰，两位衣着得体、谈吐有致的窃贼购买了六英镑的门票，加入德拉姆兰里格城堡之旅，在那里常年举办…项闻名遐迩的艺术展。几分钟之后，他们把刀子架在导游的喉咙上，从墙上扯下莱昂纳多·达·芬奇①的名作《纱槌圣母》（Madonna Of The Yamwinder），然后扬长而去。一对儿来自新西兰的观光客恰好也在此地游览，他们还带了摄像机。他们听到警铃大作，随后差点儿跟翻墙而出的一名男子撞个满怀。
①莱昂纳多·达·芬奇（Lecnardo Da Vinci，1452-1519》，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最负盛名的美术家、雕塑家、建筑家、工程师、机械师、科学巨匠、文艺理论家、大哲学家、诗人、音乐家和发明家。
莱昂纳多·达·芬奇《纱槌圣母》（Madonna Of The Yamwinder）
“别担心，亲爱的，”一个窃贼说，“我们是膂察。这只是个演习。”
“等到第二名男子翻墙而出时，”这小两口事后对警察表示，“我们就觉得肯定是出事儿了。”
接下来又有第三名男子从墙头跳了出来，“腋下还夹着什么东西”。这些窃贼就从目瞪口呆的新西兰游客的身边跑过（后者拍下了此次遭遇的全过程），钻进了停在客用停车场上的一辆大众高尔夫，绝尘而去。
被窃取的这幅圣母像，是达·芬奇遗留下来的十来幅油画中的一件，其价仿儿乎难以估量。专家们为这幅名画开出的参考价格最低五千万美元，最高两亿三千五百万美元，这个数字比迄今为止单幅油画的历史最高拍卖价高出了整整一亿美元②。
②2006年夏天，奥地利画家古斯塔夫·克利姆特（Gustav Klimt，1862-1918）的作品《阿德勒·布洛赫·鲍尔夫人》以一亿三千五百万美元的成交价被化妆品巨头罗纳德·Ｓ·劳德收购，创迄今单幅油両最高拍卖价纪录。
古斯塔夫·克利姆特（Gustav Klimt）《阿德勒·布洛赫·鲍尔夫人》
失窃的杰作可以组建一座博物馆，堪与世界上任何一家最伟大的博物馆相匹敌。这个失窃珍品博物馆可以填满无数画廊，其藏品包括五百五十一幅毕加索①、四十三幅梵高，一百七十四幅伦勃朗以及两百零九幅雷诺阿②，维米尔也包括在内，还有卡拉瓦乔③、凡·艾克④、塞尚⑤、提香、格列柯⑥。
①毕加索（Pablo Picasso，1881-1973），立体派的创始人，西方现代派绘画的主要代表。
②雷诺阿（Pierre-Auguste Renolr，1841-1919），法国印象派重要画家。
③卡拉瓦乔（Michelangelo Merisl Caravaggio，1571-1610），意大利着名画家，他以新颖的态度和手法创作的作品，深深影响彩响了十七世纪的画坛。
④杨·凡·艾克（Ven Eyck，1380－1441），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时期尼德兰市民美术的奠基人，代表作有《阿诺菲尼的婚礼》等。
⑤保罗·塞尚（Paul Cezanne，1839－1906》，后印象画派的代表人物。
⑥格列柯（El Grecc，1514-1614），西班牙着名画家。
对艺术品的偷袭全方位展开。在巴拉圭，2002年7月，窃贼们在地面以下十八米开掘了一条隧道，地上就是巴拉圭国家美术馆。他们盗走了五幅古老的杰作，总价值超过了一百万美元。在牛津，1999年12月，一个飞贼打破了艾什莫林博物馆⑦的天窗，顺着绳索下到了博物馆里，盗走了一幅塞尚的画作，其价值为四百八十万美元。在罗马，1998年5月，窃贼选择了“留守战术”，这也是最简单、最常见的偷盗策略。三名窃贼在接近傍晚的时候进人了国家现代美术馆（Nationai Gaiiery of Modern Art），并藏身于一个展厅的窗帘后面直到闭馆，等到所有参观者都回家了，窃贼们才从藏身之处走了出来，他们挥舞着手枪，挟持了三名警卫，迫使后者切断了警报系统，然后把他们捆了起来。十五分钟之后，窃贼们从前门离开。他们带走了两幅梵高的作品，一幅塞尚的作品，总价值约为三千四百万美元，此外他们还揣走了约合八百六十美元的现金，那是当天的门票收人。
⑦艾希莫林博物馆（Ashmoleen Mussum）是英国最古老的公立博物馆，馆藏有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法国现代绘画作品及荷兰静物画等。
杨·凡·艾克（Jan van Eyck）
阿诺菲尼的婚礼（The Arnolfini Portrait）
如果一幅失窃画作重现江湖，它往往会是从很不符合其价值与地位的粗鄙环境中被人无意间发现的，就像格林兄弟的童话故事当中，被施了魔法的美丽公主一觉醒来，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樵夫的小屋当中。比方说，1989年纽约皇后区一幢公寓的管理员在地下室的洗衣机后面，发现了一幅失窃的莫奈①静物画，名为《一束牡丹》（Bouquet of Peonies），估价约为五百万美元。
①莫奈（Claude Monet，1840－1926），法国印象派重要画家。
莫奈（Claude Monet）《日出印象》
但是大多数失窃的名作都将永远消失：能够重见天日的失窃名画只占失窃总数的百分之十。唯一的好消息在于，失窃的画作越有名，有朝一日它被重新发现的可能性就越大。对那些最伟大的杰作来说——这些画作最难出手，因为窃贼们根本找不着合法的买家——总算有了一线生还的希望。
实际上，窃贼们可不像好莱坞电影里所描写的那么潇洒。真正的职业高手，更注重的是冷冰冰的效率，而不是手法漂不漂亮。当代头号艺术品窃案简单到了不能再简单的地步，1990年3月18日，在波士顿，两名身穿警察制服、留着胡子的武装男子于凌晨1点20分出现在伊莎贝拉·斯图尔特·加德纳博物馆（Isabella Stewart Gardner Museum）门前。这座博物馆小巧而雅致，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几乎没有发生任何改变。窃贼敲响了博物馆的侧门，并且大声向馆里的警卫喊话，声称他们是来查案的，因为有人举报说，在这个博物馆里有异样的响动。
莫奈（Claude Monet）写生
警卫打开了侧门，那两个“警察”随即闯入，制服了所有警卫。整个过程只用了一分钟。这些警卫都是艺术学校的学生，几乎没有受过保安训练，他们每小时的工钱仅为六美元八十五美分（在那令人兴奋的一刻，他们忘记了学过的至关重要的一课：就算是上帝亲临，也绝对不许半夜给他开门〉。窃贼给警卫们上了手铐堵了嘴，并关进了地下室。警卫们很快就安静下来了，这个转变的过程是如此之短，以至于负责办案的警员禁不住怀疑这几名警卫在劫案发生的时候极其享受。其中一名警卫居然在地下室里睡着了。
伦勃朗·哈尔曼松·凡·莱因（Rembrandt Harmenszoon van Rijn）《自画像》
警卫已经不足为虑了，窃贼随即解除了警报系统——它的功效基本上等同予一名警卫，因为只有博物馆内能听到警报声——然后在博物馆里转悠了八十分钟，就像是在进行一次私人采购。他们拿走了十多幅名画，包括维米尔的《演奏会》、三幅伦勃朗（那当中包括一幅非常精美的、只有邮票大小的自画像，以及伦勃朗绘制的唯——幅海景画）、马奈①的《在托托尼》（Chez Tortoni）、德加的五幅炭笔画及水彩画（窃贼们还忙里偷闲地检查了监控设备，取走了监控录像带、窃贼们选取猎物的标准很奇怪，更确切地说，是暴露出他们对艺术的无知——他们拿走了一只取自拿破仑一世军旗旗杆顶端的铜鹰，却对提香那价值连城的《劫持欧罗巴》（Rape of Europa）视而不见。即便如此，被他们偷走的艺术品的总价值还是达到了三亿美元。
①马奈（Manet Edouard，1832-1883），法国印象派重要画家。
马奈（Manet Edouard）《在托托尼》（Chez Tortoni）
“告诉他们，晚些时候会接到我们的通知的。”离开的时候窃贼们冲着警卫们喊道，但再没有谁接到过这伙歹徒的只言片语。在艺术品罪案的历史上，加德纳博物馆失窃案独占鳌头。
窃贼大都是机会主义者，他们总是在寻找那些没有得到妥善保护的目标下手。博物馆、教堂、艺术画廊以及独栋的乡间房屋都是潜在的目标，并不单是因为艺术界人士对艺术犯罪的态度犹如维多利亚时期那些诚惶诚恐而又沮丧的客栈女老板，客人满嘴污言秽语，她也只能眼不见为净。
说到博物馆，它们存在的目的就是要把所藏有的珍宝展示给尽可能多的人。相比之下，账面上走钱的银行在安全保卫方面就要容易得多。它可以把钱藏在地下深处的保险库里，门足有一英尺厚，外面还会有配枪的警卫值班，整个安全保卫系统固若金汤，没有人对此有怨言。即使与中等城市里的中等规模的银行相比，世界上最棒的博物馆看起来也像街头的自由市场一样没遮没拦。
同时，安全问题根本不被重视，因为即使那些最伟大的博物馆也面临资金短缺的问题。2003年的秋天，在英国最受欢迎的艺术博物馆——泰特现代美术馆（Tate Modarn Art Gallery）曾在洗手间内张贴了一封感谢信，感谢某位匿名人士的无私捐蹭，使得该博物馆有钱去购买厕纸。英国国家艺术画廊（The National Gallery）的状况也好不到哪儿去。
“政府没有给予我们任何的资助，哪怕是保障艺术画廊基本运作的最起码的开销：开门营业的费用、电力费用，以及照顾好这些藏品的费用。”国家艺术画廊的主管抱怨道。博物馆可以选择投人资金，聘请更多的保安员，使用更好的警报系统，但在保卫上花钱与博物馆的真正使命看起来有点儿南辕北辙。
在美国，博物馆警卫薪水微薄并且没有受到足够的训练。一家大型的保安公司在制订员工的工资标准时，先调查了当地麦当劳快餐厅支付给店员的报酬，然后减去五十美分，算做该公司博物馆保安人员的时薪标准。
“那些负责看守我们的艺术珍品的人，”保安专家史蒂文’凯勒，“连做汉堡的工作都干不了。”
提香·韦切利奥（Tiziano Vecellio）《劫持欧罗巴》（Rape of Europa）
有些博物馆狠下心肠，硬着头皮安装了价格昂贵的警报系统和动态感应器，并雇用了更多的警卫。但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如果博物馆夜间大门紧锁并且有电子设备实施监控，窃贼们也不会就此作罢，他们可以在大白天里由前门走进去。或者，根据实地情况，驾驶着ＳＵＶ，撞开博物馆大门。窃贼们还可能会揣着枪，惊惶失措的参观者和被惊吓到了（而且手无寸铁）的警卫们根本阻挡不了他们前进的步伐。
从罪犯的立场看来，一幅举世闻名的绘画就是一张装了框的价值数百万美元的现金支票，毫无防卫地挂在了墙上。1998年5月一个刮着大风的春日里，大约是在午饭时间，卢浮宫（Louvre）的一名参观者进入了第六十七号展厅，走近一幅由柯罗①绘制的幅面很小的油画，那是一幅叫做《塞伏尔的小路》（Le Chemin De Sevres）的风景画，反映的主题是一条寂静的乡村公路。在这间很少有人参观的展厅里，这位参观者冷静而又快速地完成了他的工作，他把油画从画框中取了出来，把画框和玻璃原封不动挂回墙上，随后才匆匆逃走（对于窃贼来说，画作的尺寸非常关键。绝大多数失窃的名画都是小幅面的，因为它们容易隐藏，方便携带）。
①卡米耶·柯罗（Jean-Baptiste Carnille Corot，1796～1875），法国杰出的风景画家。
卡米耶·柯罗《塞伏尔的小路》（Le Chemin De Sevres）
大约过了一个小时，一名游客注意到了空空的画框，并把此事通报给了警卫。依照保安程序，这座巨大的博物馆的所有出入口都被关闭。单单织这个罗网就花费了十分钟。随后，博物馆的警卫们逐一检查了被关在博物馆里的数千名参观者，其实此刻那位窃贼早已经跑掉了。该犯至今也未被抓获。
光天化日之下被窃走了价值一百三十万美元的油画，一场深入的官方调查自然是免不了的，卢浮宫的保安主管也因此遭到解雇〈两年过去了，官僚之战还在扯皮，这位已被解雇的前保安主管仍然住在卢浮宫的一个房间里，住宿费用全免〉。
调查所取得的结果会让最乐天派的人也陷入绝望。卢浮宫的管理者们只是模模糊糊地知道他们拥有多少艺术珍品和雇员。作为一座始建于八百年前的宫殿，卢浮宫在两个世纪前改造成了博物馆，这座巨大的建筑是个不折不扣的迷宫，想要在里面巡逻简直难上加难。闭路电视也不可能监控到所有的角落（第六十七号展厅就没被照看到），而且在博物馆不同区域的监控摄像系统是各自独立工作的，无法从一个中心控制室进行全面监看。卢浮宫的安全防卫系统非常差劲，对该系统的最终评估指出：“窃贼要从三万两千多件藏品中偷走一件简直易如反掌，远比从百货公司里偷走一样货品容易得多。”
那何必费力去打银行的主意呢？
3、侦探小说
1994年2月12日
全挪威的警官都在寻找盗走《呐喊》的窃贼。人们并不清楚窃贼们打算如何把这幅艺术珍品换成现钱，但窃贼的动机之一是明确无误的：这次盗窃是赤裸裸的侮辱，是对挪威文化界和政治界精英们竖起的中指。这不仅仅是经济犯罪，它更是一次个人化的行为，犯罪分子卖弄聪明，摆出了一副”你能把我怎么样“的派头。
警方相信正是因此，窃贼们才选择了在奥林匹克运动会期间作案，此时两千多名记者云集挪威，为了抢到一个好故事，他们会挤破头的。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窃贼们会选择《呐喊》，因为那是当今世界最容易辨认的艺术形象之一。再加上现场故意遗留下的那张嘲弄人的名信片，以及那架梯子——它活脱脱就是一个十二英尺长的闪闪发光的骂人条幅。
对窃贼而言，这是一件价值数百万美元的趣事。在窃贼闯入国家美术馆仅仅四十分钟之后，有一通电话打到了《达格布拉德特》，挪威最大的报馆之一。当时是早上7点10分，打电话的人要与新闻编辑通话。
“你们最好去趟国家美术馆，”她说，“刚刚发生了一些很有趣的事情……有人把《呐喊》偷走了，并且还留下了一张明信片，上面写着‘感谢可怜的保安系统’。”
“请问您是？”
没有回答。
“请问是哪位打来的电话？”
电话被挂断了。
早上7点30分，国家美术馆的保安主管给馆长克努特·伯格打了一个让人心碎的电话。
“我们的美术馆失窃了。他们偷走了《呐喊》。”电话两头的人都没有再多说什么，因为他们都深切地知道，这条消息究竟有多么的糟糕。
与此同时，挪威政府的绝大多数要员们正乘坐一辆专用大巴，前往利勒哈莫尔准备参加冬季奥运会的开幕式。车厢里的气氛轻松愉快，像过节一般喜庆。随后收音机里传出了一条爆炸性新闻。等到大巴抵达利勒哈莫尔的时候，一大群记者围了上来，每个人都在高声吵嚷，询问有关《呐喊》的问题。
没有人能够回答。在奥斯陆，电视记者们云集国家美术馆各取所需。
“我们唯一能够确定的是，”焦头烂额的克努特·伯格承认，“非常遗憾，我们认为最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刚刚发生了。”
以前就曾经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当然了，那些事件都与《呐喊》无关。1980年，克努特·伯格就任没几年，一名瘾君子大白天走进国家美术馆，窃走了一幅伦勃朗的名画，那是一幅男子的头像。他为这张画找到了买家，要价一万美元，只是这幅画作真实价值的二十分之一。六个星期之后，法国警察在巴黎追回了这张名画。
到了1982年，窃贼又一次白天潜入了挪威国家美术馆，这一次他们躲藏到了一个储物间里，直到半夜警卫们巡视到美术馆的另一边时，才现身。他们劫掠走了一幅高更①、一幅伦勃朗（不是两年前失窃的那幅）、一幅戈雅，以及五幅其他画作。他们通过窗户，把这些画传递给同伴，随后逃之夭夭。在这起窃案之后，国家美术馆的官员们才决定加装报警设备、室外监控摄像头，并在地下室里设置了监控室^《呐喊》被递出窗户时，警卫根本没有看监视器，就干坐在这间监控室里。
①高更（Paul Gauguin，1848-1903），法国着名后印象派艺术家。
1988年，窃贼侵入了奥斯陆的蒙克博物馆（Munch Museum），那里距离国家美术馆仅有两三公里之遥。窃贼们从那儿偷走了《吸血鬼》（Vampire），或许在蒙克的作品中其知名度仅次于《呐喊》。在蒙克的画笔下，女性的形象往往让人心动，有时也很危险，通常则是兼而有之。《吸血鬼》展现的是一名红色头发的女性，在撕咬——也可能是亲吻着一名黑头发男子的脖子，后者脸冲下肌在她怀里。
爱德华·蒙克的名作《吸血鬼》（Vampire）
窃贼可没有这位艺术家那么精细。他砸碎了一扇窗户，抓起那幅名画就跑。警铃响起，但等到警卫从博物馆另一端匆忙赶来后，只看到了碎玻璃，以及墙上那片空白。
1993年，挪威国家美术馆再度遇袭。由于距离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只剩不到一年，举行各种盛大展览的计划已经在进行当中，这次失窃理应对有关各方敲响警钟。窃贼们动手的日期是8月23日，时间又是白天。两拨警卫们正在换班，还有一家电视台的摄制组正在另一间展厅里录制节目，就在这当儿有人偷走了蒙克的《学画肖像画》（Study For a Portait），这幅画中有一位眼神哀伤的女子，心不在焉地望着远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