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实际上是一种病态，就像上了毒瘾的人沉溺于海洛因一样，”希斯考克表示，“肯定会有某些人想要独享艺术品，对他们来说博物馆是个让人伤心的地方，你可以进去，可以观看，但却不能拥有那些杰作。这种强烈的占有欲不仅仅发生在健康、诚实的人们身上，也会体现在全社会的各个阶层，以及那些坏家伙们身上。对于心怀不轨的人来说，既然能够偷到，又何必去花钱买呢？”
弗朗西斯科·德·戈雅·卢西恩特斯（Francisco de Goya y Lucientes）
《威灵顿公爵的肖像》（Portrait of the Duke of Wellington）
“人们会说‘拥有艺术品的唯一价值就是要把它们陈列出来嘛’，”希斯考克接着解释说，“那是彻头彻尾的废话。在我的卧室里，就有一些别人从来也没有见过的绘画，他们以后也不可能看见，而且我也没有丝毫兴趣把它们展示给自己的朋友或者全英国的公众们。我相信，一名偷来了某幅名画——比如说戈雅的《威灵顿公爵的肖像》（Portrait of the Duke of Wellington）——的坏蛋，当他坐在自己的更衣室里，绝对会有无比的快感，那种快感比拥有戈雅的作品更加强烈。”
甚至连通过合法途径买到了世界上最昂贵绘画的人们，往往也会把自己的战利品永远地隐藏起来，除了他们自己，谁也不让看。在历次拍卖会上，最大的一笔交易肯定是笼罩着一层神秘色彩的，出价过程通常是由一位经纪人代理，而买家的身份则根本不会透露。这在现代社会很普遍，与摩根等人所处的“镀金时代”有着根本的不同，“镀金时代”的大亨们会非常高调地展示自己的艺术收藏，在他们看来，要是花了钱却不能拿来炫耀，那还有什么意义呢？
在“镀金时代”之前的一个世纪，亚当·斯密也作出了与这个论调非常类似的分析结果，他用像是陈述一条绝对真理的口气写道：“富人当中的绝大多数，都认为身为富翁的最大快乐，就是显摆自己的富裕。他们喜欢占有那些能够凸显自己丰厚身家的东西，并且永远乐此不疲。”但是现在的大亨们就不同了，根据历史学家本·麦金泰尔的观察，“世界上最昂贵的四幅名画的下落以及它们的所有者，人们都不知道。”
麦金泰尔提到的那四幅名画，分别是梵高的《加歇医生的肖像》，成交价是八千二百五十万美元；雷诺阿的《煎饼磨坊的舞会》，成交价是七千八百一十万美元：鲁本斯的《对无辜者的大屠杀》，七千六百七十万美元；梵·高的《剃掉胡子的画家的肖像》（Portrait of the Arist Without His Beard），七千一百五十万美元。这些画已经被藏起来了，除了他们的拥有者，别人再也看不到了。而在麦金泰尔作出上述这番判断之后，又有一幅新的画作带着前所未有的超高身价离开了人们的视野，它是毕加索的《拿着烟斗的男孩儿》，成交价是一亿零四百一十万美元，它的买家同样身份不明。
梵·高《剃掉胡子的画家的肖像》
（Portrait of the Arist Without His Beard）
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当时世界上价格最高的两幅绘画的所有者都没有隐瞒身份。经过1990年5月的两个疯狂之夜，日本第二大造纸商斋藤连续买进了梵高的《加歇医生的肖像》以及雷诺阿的《煎饼磨坊的舞会》，并把它们装进夹板盒子里，藏在了东京附近一个带自动温控的密室。在那之后的几年间，斋藤卷入了债务危机，差点破产，并在一桩腐败案件的调查当中被控有罪，1996年，他因心脏病突发而去世。在纷纷扰扰的债务调查当中，人们始终无法查清斋藤购得的那两幅名画的具体下落。斋藤曾经说过，他希望把《加歇医生的肖像》烧掉，并将灰烬与自己的遗体藏在一起，但据说他后来改变了主意。
如果说连通过正当途径购得名画，对这些艺术瑰宝拥有无可置疑的所有权的亿万富翁们都认定，把画藏到一个全世界也找不到的地方是最合适的，那么对一个指挥窃贼们对自己喜欢的绘画实施盗窃的神秘先生来说，同样的选择难道不是最合理的吗？
谁要是胆敢把“神秘先生雇人盗取名画”的理论说给査理·希尔听，希尔肯定会勃然大怒，要是碰巧赶上他没好气的时候，一定会爆发出许多长篇大论，对那套“神秘人士”如何如何的说法猛力批驳。这套神秘人士的说法简直就是“好莱坞垃圾”、“废话”、“一坨臭狗屎”……在希尔看来，任何人只要一提及这种说法，就等于是宣称“我是个狗屁不懂的家伙，到这儿来就是浪费你时间的”。
希尔的愤怒不仅仅是因为对这番理论的怀疑，也因为媒体反复炒作无形当中给犯罪分子们镀了一层光环；而更让希尔发狂的是，如果假定那些失窃的艺术珍品注定是会藏在某些再也难以找到的秘密处所里，就给了警方一个对艺术犯罪袖手旁观的最好借口——既然它们将被永远藏匿，何必再徒劳地花费时间和金钱呢？它们毕竟只是些艺术品嘛。
许多专家都和希尔一样，对这种说法嗤之以鼻。然而要命的是，即使这种说法无关紧要，希尔和他的同僚们也不相信这套理论，不相信会有神秘的亿万富翁肯为一幅失窃的梵高绘画付出大价钱，但窃贼们是坚信不疑的。
况且，只要窃贼们还有这种信念，名画就会继续消失。
20、“我是皮特·布鲁格”
伟大的画作会不断被窃，因为偷窃名画的窃贼脸上也有光。这种联想当然完全没有意义，但尽管没任何证据，关于那些盗画的窃贼都是些“雅贼”的概念还是越来越深入人心。好莱坞电影不停地告诉人们：艺术品窃贼看上去就像皮尔斯·布鲁斯南或者肖恩·康纳利那样①，外表文雅、本领高强。“他们是典雅的、精锐的、有艺术气质的‘特种兵’。”《芝加哥论坛报》告诉他们的读者，那些艺术品窃贼都是“非常可亲、很有教养的犯罪分子，这点我们不得不承认”。
①皮尔斯·布鲁斯南和肖恩·康纳利都是世界最着名的银幕间谍形象——绅士特工007的扮演者，并以出演007系列惊险间谍电影而成名。在007系列电影里，间谍007的形象犹如一位精明强悍的“绅士大盗”，表面上斯文高雅，像一位儒雅的绅士；但往往孤胆偷潜进敌方巢穴，与敌人斗智斗勇，并时刻准备着窃取敌方情报、武艺非凡。
在现实生活当中，几乎所有的艺术品窃贼都可以分为两大类，任何一类都与“文雅”完全沾不上边儿。一类就像是从美国作家埃尔默尔·莱昂纳德②的小说当中跳出来的蠢蛋，另一类则是像马丁·卡希尔一样的凶恶之徒。第二类人无疑更加危险，但是当失窃的绘画在不同团伙的犯罪分子之间流通时，这两大类窃贼很可能会因为利益冲突而兵戎相见。
②埃尔默尔·莱昂纳德（Elmore Leonard），与P·D·詹姆斯齐名的当今美国一线犯罪小说家， 1925年10月11日出生于美国路易斯安那州，新奥尔良，70年代开始创作侦探小说，代表作《射杀》讲述特工被追杀、寻找并刺杀仇人的故事，于年改编为着名惊险电影；着名惊险动作电影《矮子当道》《危险关系》等皆根据其小说改编。埃尔默尔·莱昂纳德最为通俗小说界称道的是提出了“惊险小说十诫”，作者以开玩笑式的语言提出：“不要以天气开篇”、“不要写序幕”、“少用副词修饰”、“尽量不写或少写那些读者通常一带而过的‘过场戏’”等写作“规矩”，反映了他对惊险小说的认知。
“围绕着失窃绘画的商业交易可能会变得非常复杂，”伦敦的保险调査员马克·达伦坡专司艺术品保险，“交易的时候并不一定要用到现金，那些窃贼可能会用绘画换得一批毒品，或者是在其他的大买卖当中作添头；当然还有可能是他们欠别人一万英镑，就告诉对方‘拿走这幅画，咱们两清了’。”
达伦坡是一个身材瘦削的男人，有着大大的眼袋和一副厌世的做派。他喜欢叼着雪茄吞云吐雾，从烟雾当中偶尔看你一眼，用懒洋洋的语调发表看法，似乎表示人性是多么可笑。
“我对于很多犯罪分子都怀有很髙的敬意，”他说，“他们都很聪明，或者说是非常非常聪明，在与其他黑道人物做交易的时候，他们能力极强。他们会购买移动电话进行联络，但第二天就把它们丢弃，以防电话被人监听，他们在一英里外就能够嗅出便衣警察的气味。
“但是在涉及到那些顶级绘画的时候，他们就闻到了金钱和利益的味道，随之变得锱铢必较，一门心思只想着钱，”说到这里，达伦坡扬了扬眉毛，似乎是对窃贼们糟糕的转变感到惋惜，“所有聪明才智都被他们抛到脑后。”
“那些家伙的脑子里会冒出千奇百怪的念头，”达伦坡显得有些难以置信，“他们相信能够把偷来的画卖给南美洲的大毒枭，或者迈阿密的黑手党，他们还可能会心想，‘噢，我认识几个阿尔巴尼亚人，他们喜欢这种玩意儿，又有一批手枪在手上，也许我们能做笔交易。’他们还可能尝试着让画的原主人支付赎金把它赎回去。此外他们还可能把画在手里藏上一年，然后再看看能不能从保险公司那里敲上一笔——他们甚至会认为，还可以找人把画还给蓍方，获得酬劳。”
说到这里，达伦坡模仿那些街头混混儿们说话的腔调说：“如果给我十万块，我就告诉他们那幅画究竞在哪儿，这样我拿到悬赏，而他们就能把那玩意儿拿回去。”
“即便如此，”达伦坡接着说道，“在这些家伙中，还是有很多人侥幸逃脱了法律的制裁。傲这行的，确实有人挣到了钱。总会有人挣到钱。这是他们下手的动力。”
警察们以及像达伦坡这样的人们，更倾向于认定艺术品窃贼都是笨蛋，而不是职业高手。他们喜欢交流那些关于不幸的业余蠹蛋们的故事，尤其遇到不同辖区的同事时。坐在拥挤的酒吧里，收了工的警察们会互相比试，看谁的笨贼故事最可笑，他们讲的都是真事，譬如说1998年在洛杉矶，有个窃贼偷了一尊价值一万美元的抽象派金属雕像，最终却以九美元十美分的价格处理给了一个收破烂的。
警察们是把这些故事当笑话说的，但是这些笑话其实很苦涩，因为它们的潜台词让人沮丧。艺术犯罪是一项容易的游戏，即便被抓到了，所受到的惩罚也很轻微，这些故事已经明白地表述了即使最没脑子的笨蛋，也能加人到游戏中来。再来看看安东尼·戴斯利的例子，1991年12月的一个大晴天，此君脚步蹒跚地走进了英国伯明翰博物馆与艺术画廊（Birmingham Museum and Art Gallery），当时他已经醉得几乎走不动道了。带着醉意，戴斯利从墙上摘下了亨利·沃里斯①的《查特顿之死》（Death of Chatterton），把这幅六英寸长、十英寸宽的绘画夹在了胳膊底下，然后带着价值七万五千英镑的画作摇摇晃晃地出了门。这家博物馆当时刚刚花费了几十万美元，安装了电子保安系统，但是这套警报系统主要是用来防范夜贼的，也就是说在晚上博物馆里没有游客的时候才会使用。另一名参观者发现了戴斯利的盗窃举动，叫来了一名保安，可是为时已晚。
①亨利·沃里斯（Henry Wallis，1830-1916），英国前拉斐尔画派画家。
亨利·沃里斯（Henry Wallis）
《查特顿之死》（Death of Chatterton）
戴斯利搭上了一部公共汽车，还把那幅画拿给同车的其他乘客们看。他说这幅画是自己刚刚偷来的，现在只要有谁肯出区区二百英镑，这幅画就归谁了。戴斯利向别人打听这趟车到底开到哪儿，得到的回答是“塞利橡树街”，戴斯利当场痛哭失声，他最不想去的就是那个地方，因为他的前妻住在那里。他跌跌撞撞地下了车，依然抱着那幅画。五天之后，警方根据举报，从伯明翰的一所房子里搜出了藏匿的《查特顿之死》，法官只警告戴斯利在未来的十二个月里不得再惹事，就把他给放了；伯明翰博物馆的馆长则公开向戴斯利发出了“欢迎再来”邀请，请他去欣赏他“钟爱”的艺术。
查理·希尔也会提及这类故事，一部分理由是因为这些故事佐证了他的观点，证明了人类当中笨蛋还是占大多数的，而更主要的原因则在于，他要用这些故事反驳一种广为传播的说法——偷盗艺术品的窃贼都是些非常聪明的家伙，会花费大量时间精心设计盗窃计划。
“那些偷盗艺术品的窃贼们，”希尔说，“通常都是几年前偷盗汽车轮毂罩的小毛贼。”
之所以希尔提到这个，是因为在一桩案值两百万英镑的艺术品失窃案中，参与犯罪的窃贼当中确实有这么一个不入流的家伙。那是在1982年，一个窃贼从伦敦的考陶尔德学院画廊（Courtauld Institute Galleries）跑了出来，勃鲁盖尔（勃鲁盖尔一生当中作品很多，但是在他去世后的四个多世纪里，他的绘画遗失殆尽，现存于世的只剩下四十幅了。）的《基督以及那个通奸的女人》被他紧紧地抱在胸前。在随后的八年中，这辐《基督以及那个通奸的女人》几经转手，不断地从一伙儿窃贼转移到另一伙儿窃贼手里。
不知怎么的，这幅画落到了四个小毛贼的手里，其中两个是生意失败、债台高筑的商人，第三个专门偷车、偷信用卡；第四个则是偷汽车轮毂罩的。
四个小毛贼当中的一个，对这幅勃鲁盖尔的画非常好奇，但是他压根儿也没想到它有什么特别之处，更想不到手里的这幅画，正是他们一伙儿做梦都希望得到的值钱东西。这幅画比较特殊，不仅与勃鲁盖尔平时用色大胆的画风不同，所描绘的主题也不再是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基督以及那个通奸的女人》是一幅幅面很小的画，并且是用纯灰色的颜料绘制的，画面很灰暗，基督以及其他人看上去都好似石头雕像。外行看到这幅画肯定会扫上两眼就转身离开。、
“那些年里最让我们寝食不安的，”考陶尔德学院画廊的主管回忆道，“就是万一哪个窃贼对这幅色彩暗淡的画看烦了，会把它直接丢进垃圾箱。”
这四个小毛贼决定找个艺术品行家来告诉他们这幅画是否值点钱。直到这时，四个窃贼当中居然还没有谁正眼看过这幅画，于是，他们当中的那个名叫鲍比·迪的偷车贼决定先来看一看，“我把画拿起来看了看，然后说：‘你们一定是在开玩笑！’我很担心，因为我猜想那些艺术品行家没准儿会把我们当成白痴，我觉得这幅画狗屁不是，一钱不值。”
专家来了。“然后那个老小子走了进来，嘴里还在为什么事情絮叨着。他转过身来看着那幅画，然后他就晕过去了。我心想，‘他奶奶的，这肯定是什么值钱的玩意儿。’”
怀着捡到了宝贝的喜悦，这伙窃贼选出了一个负责人，由他出面与考陶尔德学院画廊进行谈判。1990年4月，一个星期五的下午，考陶尔德学院画廊的主管丹尼斯…法尔正在忙着工作，他办公桌上的电话铃突然响起。
“我是皮特·布鲁格，”打电话的人说，“我有件你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见到的东西，我相信你会对它感兴趣。”
法尔起初没有明白是怎么回事，打电话者的古怪名字以及浓厚的伦敦南部口音让他有些摸不着头脑，但是突然之间他明白了，一定是与彼得·勃鲁盖尔的那幅画有关。
所谓的“布鲁格”先生要求法尔花钱买回那幅画，价码二百万英镑。
法尔给苏格兰场艺术小分队打去了电话，他们商量好了一个精细的计划，由查理·希尔扮做一位富裕的、多嘴的农民，然后放出风去，宣称他想要给自己买一幅“当奖品的画”。可惜所有这些全都白费了，因为出乎苏格兰场以及窃贼们的意料，早有另一帮警察盯上了这些家伙，他们已经通过线报得知了那幅画的下落。这拨警察突击搜査了伦敦城外的一所房子，在一间卧室里，他们找到了被包裹在枕头套里的《基督以及那个通奸的女人》，它被藏在一个抽屉里，经历了八年的漂泊，它居然奇迹般地完好无缺。
21、蒙娜丽莎的微笑
无论付出多么大的努力，查理·希尔都不能把“神秘先生”那套荒诞说辞彻底揭穿。有什么办法呢？人们总是会相信虚无缥缈的迷人谎话，而不愿接受世俗的现实。天啊，直到现在还是有那么多的人兴致勃勃地跑去苏格兰寻找“尼斯湖水怪”呢。
“神秘先生”的存在，不仅仅是因为它满足了人们猎奇的口味，另外还在于人们大都会怀疑像希尔这样的瞽察们在故意说反话，以便强调正义的一方是多么具有传奇色彩，而窃贼一方都只是些暴力的、污秽的家伙。无论如何，希尔终究是个警察，或许窃贼们会有很多很多种呢，只不过他们拒绝承认罢了。
再者说，即使希尔没有见过真正的“神秘先生”，也不意味着世界上就没有。一位收藏了失窃艺术品的亿万富翁，是不大可能邀请邻居们去家里参观的。即便如此，偶尔还是会有一些名字冒出来。“阿敏将军①是失窃艺术品的头号收藏家之一，”曾出任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安全部主管的艾伦，戈尔宣称，“他在法国有门路，能够把货物从马赛带出来。他是幕后主使。”
①阿敏将军（General Kli Amin Dada Oumee，1928－2003），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乌干达的独裁者，最富争议的人物之一。
也许是这样吧，但是从没有人能够提供证据支持戈尔的说法。艺术大师们的杰作偶尔会像直升机或河马一样出现在南美洲某些大毒枭的家里作为装饰，但没有证据能证明它们是偷来的，而不是通过合法渠道购买来的。
就连希尔也承认，肯定有些窃贼本身就是收藏家，所以他们盗取的都是自己垂涎已久的东西。问题的关键在于，既然我们知道某些——极少数——窃贼偷画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占有欲，那么会不会有某些收藏家，为了得到某幅特定的画作而支使别人代为下手呢？
让我们来看看斯特凡·布雷特韦瑟的例子，此人是一名法国侍者，他的事迹于2003年冬天成为全世界媒体的头条。由于盗窃了价值约为一亿四千万美元的绘画作品以及其他艺术品，布雷特韦瑟被警方逮捕，据悉他盗窃这些艺术珍宝是出于自己的爱好①。在近七年的时间里，布雷特韦瑟的足迹遍及七个国家的一百七十九家博物馆，他下手的对象都是些规模小、防范工作差的博物馆，而行窃的目标也都是些小物件，便于他藏进自己的衣服里。
①法国警方估计布笛特韦瑟偷窃价值在一亿四千万到一亿九千万美元之间。电视制作人和艺术犯罪专家乔纳森·萨佐诺夫表示更准确的估价在一亿五千美元左右。——作者注
布雷特韦瑟在白天行窃，他下手的方式再简单不过了。他的女朋友负责望风，或与偶尔路过的警卫调情，在女友的掩护下，布雷特韦瑟掏出小刀，把某幅画从画框上割下来、卷好，然后就带着它扬长而去。在布雷特韦瑟的“藏品”中，最名贵的当属老卢卡斯·‘科拉纳赫②的《克莱夫斯家的西比尔》（Sybille of Cleves），估价为八百万美元（怀疑下图应该是错误的，但无法找到《克莱夫斯家的西比尔》原作，只能以卢卡斯·科拉纳赫一幅近似作品代替）。
②老卢卡斯·科拉纳赫（Lucas Cranach the Elder，1472-1553），德国着名画家，与丢勒、格吕内瓦德同为文艺复兴时期并驾齐驱的三大师。
卢卡斯·‘科拉纳赫（Lucas Cranach the Elder）
《克莱夫斯家的西比尔》（Sybille of Cleves）
在科拉纳赫的这幅作品中，西比尔是一位大美女，有着长及腰部的红色头发，穿着一身高贵的红色礼服。西比尔有两个未婚的妹妹，分别是安妮和艾梅利亚。1539年，打算娶第四房老婆的亨利八世派遣他的御用画师汉斯，霍比恩去给安妮、艾梅利亚两姐妹画肖像，看过画像之后，亨利八世选中了安妮，现在这张画像还挂在卢浮宫。然而，霍比恩的工作看来是完成得太好了，好得过了分。当安妮抵达英国的时候，亨利八世简直被“这匹佛莱芒母马”的丑陋外貌惊呆了，就在结婚典礼即将举行之际，他还不断地发出哀叹：“上帝啊，要不是为了让这个世界以及我的臣民们满意，我今天肯定不会做这件必须要做的事情。”六个月之后，忍无可忍的亨利八世终于废止了这桩婚姻，他给了安妮一大笔抚恤金，还把曾经属于安妮·伯琳③的城堡送给了她。
③亨利八世的第二位皇后，结婚之后不到三年就被喜新厌旧的亨利八世打人冷宫。并冠以莫须有的罪名砍了她的头。
布雷特韦瑟是在二十五岁生日的当天窃取科拉纳赫的名画的，并以此作为自己的生日礼物。他从未想过把这幅杰作或者其他那些偷来的物品作价出售，这位酷爱艺术的窃贼把所有战利品都藏在了他母亲的公寓里。通常，在把这些画带给母亲之前，布雷特韦瑟都会带着它们去当地的一家商店，店主总是会一边艳羡地看着布雷特韦瑟“新买来”的东西一边帮着他挑选新的画框。
布雷特韦瑟最终是在瑞士卢塞恩的一家博物馆被逮住的，当时他正在偷一只喇叭，结果被警卫抓个正着。为了保护自己的儿子（也有说法称，是为了保住自己的工作许可证），布雷特韦瑟的母亲开始设法毁掉证据，她把一百多件物品扔进了运河，并毁掉了六十幅油画，其中就包括科拉纳赫的那幅《克莱夫斯家的西比尔》，她毁坏油画的方式是把它们劈成很小的碎片，然后把碎屑装在她的厨房垃圾里，藏在咖啡渣和鸡蛋壳的下面。
那么有没有可能出现不那么有钱的“神秘先生”呢？会不会有人指使小毛贼们帮自己偷来想要的东西，而不是雇用那些索取大价钱的职业高手呢？
来听听吉姆·希尔是怎么说的，这位希尔与查理·希尔没什么亲戚关系，他是英国最受尊敬的艺术侦探之一。吉姆·希尔是个说话温柔的苏格兰人，过去的二十年间他致力于追寻失窃的艺术品，其中绝大多数都不错，但算不上特别名贵，估价一般都在一万美元左右，但是在他的职业履历当中，也包括成功地追回了一座价值十万英镑的古董钟。
在这个人人都爱讲故事——故事中充满了他们的英雄事迹——的职业领域里，吉姆·希尔是个远离聚光灯的异类。“吉姆从不自吹自擂。”査理·希尔曾经这样说道，他的语气里既包含着赞许和钦佩，同时也有几分迷惑，就像是发现了一个只喝姜汁麦芽酒的警察。如果是放在查理·希尔最喜欢的那些战争影片里，以吉姆·希尔的个性，他最适合扮演的就是一名忠于职守的普通士兵，忠诚于战友，执着于使命；他的全部对白也许只有一两句话，当卫生员从他的肩膀上挖出一颗子弹时，他僵硬地对卫生员笑笑，并低声嘟囔说：“只是擦破点儿皮。”
因此，当吉姆·希尔开始讲故事的时候，没有人会怀疑它的真实性。吉姆说，在他的职业生涯中，曾经有两次见识到，确实有某位收藏家用偷来的艺术品组建了自己的秘密画廊。
“那是一位绅士，他在一个非常大的车间里搭了个隐秘的房间，只有他自己能够进去。多年来他接收了大量的失窃物品，银器、铜器、绘画等，他把这些收购来的东西都装在玻璃容器里，沿着墙根儿一字排开，而他会独自待在屋子里，放上一段优美、宁静的曲子，坐在一张可爱的扶手椅上，他就那样静静地坐着，坐在自己的宝藏中间，欣赏着，欣慰着。他从来不会使用它们，也从未试图给它们寻找买家，他是个非常富有的人，他就是喜欢让那些可爱而又昂贵的东西们陪着他。”
如果说在这个世界上有六位“神秘先生”曾在短时间内拥有——至少他们自己这么认为——这世界上最着名的一幅画，你会相信吗？1911年8月21日凌晨，一个名叫文森佐·佩鲁贾的意大利木匠从卢浮宫的一个储藏间里蹑手蹑脚地溜了出来，他在那个储藏室里巳经躲藏了整整一夜。这是个星期一，博物馆不对公众开放。佩鲁贾曾经被卢浮宫博物馆雇用过，在他的衣服外面，罩上了一件宽大的、长可及膝的束腰外衣，那是发放给这个占地庞大的博物馆里的数百名工人的。有了这件工作服的掩护，佩鲁贾的行动全然没有引起人们的警觉，他走进了卡雷沙龙①，走到《蒙娜丽莎》前面，在确定附近无人之后，他把这幅旷世杰作从墙上摘下，卷起来藏到了自己的工作服里，然后走出了博物馆。
①卡雷沙龙，卢浮宫内的一条画廊。
上面陈述的这一部分是无可辩驳的事实，但是这个故事的其他部分，在不同的人讲来，就会变成一次完美的犯罪，或只是一次完美的胡闹。
按照西摩·赖特在《那天他们偷走了〈蒙娜丽莎〉》里所说，佩鲁贾不过是受雇于人。真正策划了《蒙娜丽莎》盗窃案的幕后黑手，是一位自称为马奎斯·埃杜阿多·德·巴尔菲埃诺的阿根廷骗子。在他的合作伙伴——法国的天才造假者伊夫·尚德隆的帮助下，马奎斯靠高价贩卖伪造的大师杰作给那些不懂装懂的艺术品收藏家，日子过得不错。
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这两个骗子不再满足于简单地制假贩假，他们想出了一个更绝妙的主意，把那些挂在国家博物馆里的艺术珍品们也纳入了自己的业务范围。行骗时，马奎斯会事先贿赂警卫，让后者别在附近出现，然后他会带着某个容易上当受骗的家伙，径直走向一幅特别精美的绘画前，并悄声问那个家伙，想不想要这幅画；他会有意恭维对方，说对方是个对生意非常在行的人，为了让对方确信自己不是在开玩笑，马奎斯会从兜里掏出一支漂亮的笔，让客户在这幅画的背后留个小记号，这样日后巴尔菲埃诺向客户交付货物的时候，客户将很容易地判断出，这就是自己想要的那一幅。
让·奥古斯特·多米尼克·安格尔（Jeen-Auguste Dominique Ingres）
《大宫女》（Big maid-in-waiting）
曾经有一次，某位客户拒绝用笔，而是从口袋里掏出一把小刀，在画布背面的边缘处割掉了奇形怪状的一小块。这个家伙解释说，等到巴尔菲埃诺交货的时候，他会留意察看“货品”的背后是否缺了这么一小块，是否能够与自己割下的那一小块画布拼得严丝合缝，闻听此言，巴尔菲埃诺“大为震惊”，恨不得怀着敬仰的心情竖起拇指夸赞对方，并表示自己以前从来没碰到过这么精的交易对象。
骗局的核心就在于，尚德隆早就把假画画好了，在客户还没有见到画之前，巴尔菲埃诺就已经把赝品与原画贴合在一起，装进了同一个画框；原画当然是露在外面的，这样它还能继续接受参观者们钦慕的目光，而假的那幅则被藏在后面，无论那个傻瓜是标记或是切割，都将无法避免上当。
后来这哥儿俩跑到巴黎寻求更高的挑战。在那里尚德隆惟妙惟肖地伪造了几幅《蒙娜丽莎》，巴尔菲埃诺则全力寻找新的客户。等到结交了六位脑容量足够小、钱包足够鼓的傻瓜之后，巴尔菲埃诺开始了第一步行动，他会先抛出问题：想不想拥有世界上最伟大的绘画？答案当然不用说了。然后巴尔菲埃诺会继续提问：想不想让别人都看不到这幅画，只有你能看？想不想独自占有这幅画，那可是别人无法占有的？就这样，巴尔菲埃诺把这些问题分别问了六遍，得到了六个相同的答复。
随后巴尔菲埃诺告诉佩鲁贾，那个意大利木匠，是时候完成他那一部分的工作了。盗窃本身很容易，因为在1911年，卢浮宫如临大敌的是蓄意破坏艺术品的人，而不是防范小偷，所以卢浮宫博物馆在白天开放的时候戒备森严，但在闭馆以后，实际上就毫无防犯了。1907年，在安格尔①的一幅作品遭受攻击后，受到严重惊吓的卢浮宫博物馆为此专门设置了一个正面是透明玻璃的箱子，以加强对《蒙娜丽莎》的保护。佩鲁贾之所以对卢浮宫的路非常熟悉，就是因为他也是当初建造这个保护箱的工人之一。
①让·奥古斯特·多米尼克·安格尔（Jeen-Auguste Dominique Ingres，1780-1867）’法国十九世纪新古典主义代表画家。
让·奥古斯特·多米尼克·安格尔（Jeen-Auguste Dominique Ingres）
《泉》（spring）
《蒙娜丽莎》失窃的消息震惊了整个巴黎，也震惊了全世界。巴黎《晨报》的头版头条只有一个斗大的词：“难以想象！”很快，巴尔菲埃诺就和他的六位客户取得了联系，询问他们：“游戏继续？”
“是的。”这个回答重复了六次。巴尔菲埃诺卖出了六幅赝品，每幅的价格是三十万美元，大体相当于今天的六百万美元。最后，在完成了这次完美的犯罪之后，巴尔菲埃诺消失了，那六位买家——据说都是美国人——只知道交易的对象叫巴尔菲埃诺，全然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和姓名。佩鲁贾也一样。此外，巴尔菲埃诺根本没有把自己的整个行骗计划告诉佩鲁贾，佩鲁贾所知道的全部内容，只是受这个谈吐文雅的南美人的雇用，去把《蒙娜丽莎》偷出来，然后就可以拿到赏金。东西他偷来了，但是，他没有等来哪怕一个字的交代，也没有拿到一分钱的报酬！佩鲁贾焦虑地等了整整两年。在此期间，《蒙娜丽莎》被塞在一个盒子里，藏在佩鲁贾住的那套公寓的炉子下面。
让·奥古斯特·多米尼克·安格尔（Jeen-Auguste Dominique Ingres）
《土耳其浴室》（Turkish bath ）
制作假画的尚德隆当然有理由保持沉默；那六位买家就算知道自己上了当，也不能去向警方报案，否则就将暴露出自己试图购买失窃艺术品的勾当。所以，巴尔菲埃诺丝毫不用担心，就算真的《蒙娜丽莎》重新露面，他自己也决无风险。巴尔菲埃诺的受害者们根本不知道去哪儿能找到他，就算退一万步，他们想方设法找上了他，又能怎么样呢？巴尔菲埃诺会坦然地说：“现在我们先冷静一分钟，好好想想，好不好？在丢掉了他们最有价值的画作之后，你们认为卢浮宫会怎么做？他们唯一理智的选择当然是告诉世人，有一条天大的好消息要宣布，那就是他们已经找回了它，不是吗？但是你和我都知道，真正的《蒙娜丽莎》在谁手里，对不对？”①
①尽管总有各种谣传，专家们还是认定目前珍藏在卢浮宫的《蒙娜丽莎》就是原作，毋唐置疑：就在被盗之前，《蒙娜丽莎》刚刚被仔细地分析过、拍过照，并且为之建立了研究档案。经过一系列复杂的比对，其中包括对覆盖着画面表层、起保护作用的清漆上出现的细微裂缝所作的比对，都证实了这幅《蒙娜面莎》就是原来的那一幅。——作者注。
这个关于六幅赝品的故事是真的吗？没人知道。从定义上说，完美犯罪就是无法被侦查的犯罪。这个故事最初起源于一位叫做卡尔·德克尔的记者，他是赫斯特报业家族当中一名非常出色、备受称赞的记者，而这个故事则是在1932年的一期《星期六晚邮报》上刊发出来的。德克尔声称自己认识那位巴尔菲埃诺，并且是他亲口讲的这个故事，条件是德克尔不得在他去世之前把这个故事抖搂出去。
半个世纪之后，1981年，西摩·赖特的书中提到了德克尔的那篇文章当中没有的一些细节。赖特是位值得尊重的作者，他的这本书受到了《纽约人》《纽约时报》《艺术新闻》以及其他各大媒体的一致好评。拥有二十年实战经验的美国联邦调査局探员罗伯特·斯皮尔是专门负责调查艺术品罪案的，他曾经完成了一部关于艺术犯罪的专着《艺术犯罪与赝品调查——现场作业完全手册》，他在参考书目的名单中把赖特的《那天他们偷走了〈蒙娜丽莎〉》列了进去，并表示“如果你只能阅读一篇关于艺术犯罪的真实故事，那就看看这个吧”。
德克尔和赖特都已经去世多年，他们没有留下任何线索可以让人们确认他们的故事究竟是真实的，还是精心编制出来的。尽管如此，赖特的好名声还是足以让怀疑论者失去信心。赖特出版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欺骗历史》这样一部坦率的、广为人知的着作，但他同时也出版了很多童话书，卡斯帕尔——那个友好的小鬼魂儿——就是出自赖特的笔下。但是也有不同看法，出版过《成为蒙娜丽莎》，专门讲述这幅绘画如何成为艺术领域一大象征的历史学家多纳德·沙宣就认为赖特的说法只是现代都市传奇而已。
无论如何，佩鲁贾于1913年被捕，那时候他正试图把《蒙娜丽莎》卖给一位名头很响的佛罗伦萨艺术品掮客。佩鲁贾出售《蒙娜丽莎》的动机不明，或许他已经彻底绝望，知道不可能从巴尔菲埃诺那里得到酬金了。那位艺术品掮客联络了意大利乌菲兹（Uffize）美术馆的馆长，两人在佛罗伦萨的一家破旧的酒店里约见了佩鲁贾。佩鲁贾翻腾了半天，从自制的木头箱子里拎出了一个用红色衣服捆好的包袱，在里面抽出了《蒙娜丽莎》。一看到这幅画，那位艺术品掮客以及乌菲兹美术馆的馆长连腿都软了，他们结结巴巴地表示，需要把这幅画带回乌菲兹美术馆，近距离地好好端详。佩鲁贾同意留在宾馆房间里面等待结果，可是那两个急匆匆拿着东西想要出门的家伙却被酒店的门房挡住了去路，门房厉声盘问：你们拿的是什么？该不会是把我们酒店里的画饰偷出来了吧？
在审讯的过程中，佩鲁贾辩解说自己的行为是基于爱国热情，之所以他会盗走《蒙娜丽莎》，都是因为一件出自意大利画家之手的艺术瑰宝居然被法国占有，让他这么个有骨气的意大利人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佩鲁贾的辩护律师则强调说，这次“盗窃”行为没有造成任何损害，既没有人因此而受伤，绘画本身也保存得非常完好，并且在失窃之后反倒变得更加有名了。公众对上述说法表示了认同，一时间佩鲁贾简直变成了英雄，他对祖国的热爱被人们广为传颂。法庭最终只判处佩鲁贾十二个月徒刑，经过上诉，刑期又被缩短为七个月。
关于《蒙娜丽莎》的这段故事有太多疑点，足以让诸如查理·希尔这样愤世嫉俗的家伙嗤之以鼻，但饼于像希尔这般对历史怀有深刻敬意的人，一定不会忽略下面的故事，它的真实性无可辩驳，发生的时间也与《蒙娜丽莎》失窃一案相去不远。
亚当·沃斯是英国维多利亚时期最杰出的窃贼，他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无懈可击的例子，让我们知道世界上确实有那么一类窃贼，会把自己钟爱的艺术杰作偷到手好好地藏起来，只供自己一人欣赏。在一百多年前，沃斯盗取了当时世界上最昂贵的画作，并一直把它留在身边长达二十五年，他从来没试图卖掉它，也从来没有把这个秘密告诉任何人。
关于沃斯的这段故事，在本·麦金太尔的着作《罪犯中的拿破仑》当中有过极其精彩的讲述。故事开始于1876年，一位美国游客来到伦敦，开出了六十万美元（折合成现在的币值〕的史无前例的价格，求购庚斯博罗绘制的英格兰德文郡的女公爵——乔治亚娜·卡文迪许的肖像。
乔治亚娜·卡文迪许是戴安娜公主的前辈，她非常性感但也流言缠身，人们一度把她称为英格兰的头号美人儿。乔治亚娜是十八世纪最声名狼藉的英格兰王室成员，她的其他身份还包括小说家、不可救药的赌徒、富可敌国的德文郡公爵夫人，以及某位未来首相的情妇。乔治亚娜年纪轻轻就去世了，但那时候她已经度过了自己最辉煌的岁月。
“在你们谴责我之前，”临终时乔治亚娜写道，“别忘记了，十七岁时我就已经是众人仰望的绝代美女，已经是女公爵。”
《乔治亚娜·卡文迪许女公爵像》（约书亚·雷诺兹爵士作于1780-1781年）
乔治亚娜去世之后一个世纪，她的画像被拿来拍卖。从拍卖会的骚乱场面来看，这位大美女显然一直活在人们的心中。成群的人们排着大队，伸长了脖子等在阿格纽氏画廊（Thomas Agnew & Sons Art Gallery）的大门外，等候的队伍顺着老邦德街绵延不断，大伙儿的目的都是为了近距离地看一眼画像当中乔治亚娜的芳容；达德利伯爵对这幅画垂涎三尺；大名鼎鼎的罗斯柴尔德金融家族也一心想要得到它。可是到了最后，没有人能够对抗朱尼厄斯·斯潘塞·摩根，这位美国银行巨头，他成功拍得庚斯博罗的这幅绘画，打算把它作为礼物送给自己醉心于艺术的儿子Ｊ·Ｐ·摩根。这桩买卖有一个看起来非常微不足道的附加条件，那就是摩根必须先把这幅画作公开展出一小段时间，然后才能带回美国。
几个星期之后，1876年5月的一个晚上，一个小个子男人试探着打开了阿格纽氏画廊的一扇窗户，由此溜了进去。他把乔治亚娜的肖像从镀金的画框里割下来，轻轻地卷起，塞进外套，然后顺原路溜走了。
这名窃贼就是亚当·沃斯，一位出生于美国、做派典雅又难以捉摸的骗子，侦探作家阿瑟·柯南道尔就是以沃斯为原型，塑造了夏洛克·福尔摩斯的天敌——号称“伦敦犯罪天王”的莫里亚蒂教授。沃斯有个弟弟，名字叫做约翰，他像亚当那样道德败坏，但没亚当那么聪明。窃案发生的时候，约翰·沃斯正在新门监狱①蹲大牢，罪名是造假币，亚当的计划是做个交易：用这幅整个伦敦都在奋力争抢的名画换得弟弟的自由之身。
①新门监狱，位于伦教新门街的着名监狱。
这个计划当然没有获得执行，原因是约翰·沃斯的律师比大家预想的要能干得多。还没容亚当·沃斯为了自己弟弟的自由同有关方面展开谈判，约翰的律师就已经援引了某些条例，成功地把他从监狱里捞出来了。这下就把亚当·沃斯推入了极为奇特的境地。
在随后的二十五年里，沃斯一直把乔治亚娜留在自己的身边。即使是在穷途末路、极其缺钱的时候，即使是警方好像已经盯上他的时候，即使是在各种各样的阴险家伙们软磨硬泡，扬言他们听说了某件事情，也许能够帮帮他的时候，沃斯始终拒绝做任何的交易。“他回绝了所有的人，他宁愿忍受屈辱、贫穷乃至被投入监狱，也不愿意与乔治亚娜分离，”麦金太尔写道，“这幅绘画成了他永久的伴侣……就连出门旅行的时候，乔治亚娜也会跟去，‘她’就藏在沃斯携带的旅行箱的夹层里。”如果是待在伦敦的家里，沃斯睡觉的时候就会把乔治亚娜藏在床垫的下面。
直到沃斯步入老年，并被美国平克顿侦探事务所私家侦探们盯上时，他才把他的女公爵交了出去。曾经赚钱无数，挥金如土的沃斯那时已是身无分文，他用那幅画换得了一笔数目不详的金钱——有人猜大概是两万五千美元——和不被起诉的承诺。然后那幅画就去了美国，到了它真正主人的身边。带着失窃已久的名画，这位合法主人搭上了往来于纽约和伦敦之间的埃特鲁斯坎号蒸汽船，起程回家。同船的客人当中，有一位矮小的男子满面忧郁，他已经不能与自己一生的挚爱形影不离了，这一次，他只能悄悄地陪伴着“她”，走完最后一段旅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