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有了个问题，”希尔说道，“这幅画很可能不是帕米吉亚尼诺的真迹，只是仿冒他的画风。因为如果你仔细观察的话……”接下来希尔发表了一连串的意见，连木头上的虫子眼儿、画布发生轻微裂解的图案都没落下。
窃贼们有点儿愤愤不平了，他们的战利品竟然是假的？！虽然他们不怎么相信希尔，但至少打消了心中的怀疑，不再担心希尔是个警察。侦探的任务就是要打击犯罪，所以他们相信只要看到这幅画，任何一个卧底警察都会一边庆幸自己运气真好，一边亮出他的手铐。
此时已经是凌晨四点了，希尔告诉窃贼们他不会购买这幅画，他们开车把他送回火车站，与等在那里的瓦尔克会合。瓦尔克已经在那个鬼地方度过了一个漫长寒冷的夜晚，当他发觉希尔满嘴酒气的时候，当然是一肚子怨气。希尔向瓦尔克解释说，喝酒也是工作的一部分，他喝的不是啤酒，而是上好的法国白兰地。但这丝毫没让瓦尔克感到安慰。
随后希尔还告诉他一个更让人沮丧的消息：
“我相信那幅画是假的。”
“放屁！你是说真的吗？”
瓦尔克和希尔驱车回到了苏格兰场的警察总部，把当晚的一切向上级做了汇报。他们的领导依然相信那幅画是真的，并认为他们总算是有机会逮捕那两名已经盯了很久的贼了，所以他下令对希尔造访过的那座房子进行突击搜査。
第二天，瓦尔克到格罗斯维诺酒店找到了希尔，带来了一个好消息。警方已经起获了那幅绘画，并把它送给佳士得拍卖行的一名专家进行检查，专家的意见是，那幅绘画只是一幅维多利亚时期的仿冒品，它根本不值三百万英镑，要是赶上哪天运气好，也许能卖三千。
对于一名艺术史学家或者一名修补专家，识别出一幅画作的真伪算不上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但是他们拥有足够的专业知识和充裕的时间，而希尔能够倚仗的全部武器，就只有他绷紧的神经和出色的眼力，再怎么说他也只是业余的，况且还是在两个窃贼的瞪视之下。
后来警方査明，那幅画是窃贼们二十五年前偷来的，然后就一直把它藏了起来。经过了二十几年，他们早已经把它当成了退休之后的养老金，以为它怎么也能值上个几百万英镑。
“好了，所有人都非常失望，”希尔回忆说，“因为他们都相信那是一桩大案子。但是我的名气却因此迅速飚升，可以说是它成就了我。从那时起，我就成为苏格兰场的艺术专家，而席德也突然意识到，我确实能够胜任这份工作。他瓮声瓮气地对我说，”说到这里，希尔模仿起瓦尔克的语调，“‘査理，我必须对你说，你小子还真有才。’”
说有才华也许并不准确，更确切地说，他拥有勇气与非凡的鉴赏力。但那时他获得了席德无条件的信任。多年以后，希尔仍然对那一幕念念不忘。“我真的受宠若惊，从来没有谁对我说过表示赞扬的话。席德是个强硬的家伙，我听说过他的许多事迹，但以往从来没有机会与他共事，他算得上卧底警察当中的一流人物。就是从那一次任务开始，我成为受他庇护的卧底特工之一。”
26、骗局
查理·希尔曾长时间从一个工作换到另一个，直到当上卧底特工，他才找到了归宿。艺术犯罪调查工作非常适合他，它是世界上少有的既要求你痴迷于三百年前的绘画手法，也要求你喜欢撬开窃贼家门的工作。
对查理·希尔来说，卧底特工也是一样。他有足够的才华和智商，可是他的不安分以及强烈的叛逆精神又阻碍着他。虽然很喜欢读书，希尔还是想方设法地退学从军，到了部队里，他刚刚升职就跟一位军官干了一仗，结果被重新贬为列兵①；在苏格兰场，几乎每位大领导都被希尔看成是“用屁股说话的、彻头彻尾的傻瓜、在职业成就的阶梯上，每一级都是被希尔自己硬生生踹断的。
①列兵（private；seaman）：军衔，兵士的最低一级。
希尔也意识到问题所在，但他宁愿相信那正体现了自己的诚实，而不是自毁前程。”让那些不着调的人滚开，是我一生当中最得意的事，“希尔曾不止一次地这样表示，他说这话的腔调不只有些想往，更带着几分得意。毕竞希尔是一条独狼，而不是能够被罩上笼头的驯马。
“我是个无视军纪的家伙。虽然看不惯部队里的那一套，但是我享受战斗，所以那些与我相伴的人们都愿意让我和他们在一起。”希尔傲慢地说，“我是个很好的斗士，但不是个好战士，所以后来我成了抓贼的一把好手，但算不上是个好警察。”
卧底工作的重点，在于尽可能多地发掘真相，小规模的团队比大集团作战更让希尔觉得得到了自由。突然之间，那些让希尔与其他人格格不入，看上去非常奇怪的秉性，如蔑视权威、不服管教、好奇心强等不好的毛病，一下子全成了他的优势。从事秘密任务的特工首先需要具备的素质就是不容易被人辨认出来，而希尔就是这样，他永远是人群当中最不会被人们怀疑成警察的那一个。
“英国的探员看起来都一样，”保险调査员马克·达伦坡说，“他们总是穿着西服套装，都是廉价货；领带朴素，领结工整；头发短而整洁；鞋子倒是很时尚，”说到这里，达伦坡放下了手中的酒杯，转眼扫向酒吧里面拥挤的人群，似乎是想找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只要他们一走进房间，屋里每个坏人都会立刻觉察到他们是谁，但没人会认出查理·希尔。”
这并不是因为他善于进行自我伪装。实际上，希尔能扮演的形象范围很窄，他的一位从事这个行业的同伴曾经很好地渗透进了一个新纳粹团伙，并破坏了该团伙向一所犹太人教堂投掷燃烧弹的阴谋，如果换成是希尔，恐怕连加入该团伙的最初的关卡都无法通过。（希尔适合扮演的角色确实有限，因为他的演技有限。但希尔很精明，他会推掉那些不适合自己的角色，他适合做掌控者。如果一个角色只需要残忍就够了，那有很多人适合去扮演。）
“警方的很多行动是针对毒品以及军火走私的，”苏格兰场艺术小分队的负责人迪克·埃利斯说，他是个操办卧底行动的专家，“所取得的效果相当不错。那些交易都是在坏蛋之间进行的，而我们刚好拥有训练有素、非常机智的警探，可以应付这类局面，不过他们除了擅长扮演坏蛋之外，别的角色就都干不来了。”
譬如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个瓦解了新纳粹组织的探员，他叫洛奇，是个很受推崇的警探，他的外貌酷似大号的皮尔斯·布鲁斯南，但他的个性远比布鲁斯南扮演的王牌特工007①粗野得多。在警察圈子里，洛奇非常有名，因为他做过好多出格的事情，其中包括用椅子砸向某位警官，让人意外的是，他居然没有为此受到惩罚。据说洛奇的搭档是唯一可以制得住他的人，而他们两个又都是查理·希尔的好朋友，希尔曾经用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刻画这对搭档，说他们是“大怪物和他的主人”。
①007，惊险电影中最着名的绅士特工形象，名詹姆斯·邦德，英国人，代号007，出自英国侦探、间谍小说作家伊恩·弗莱明笔下。按照小说描写：邦德身高1.83米，体重76公斤，体形颀长，右颊与左肩有伤痕，右手指甲曾做过整形手术，外表英俊潇洒，刚健勇武，身上总是穿着高档合体的西服革履，处处留情；他精通拳术，擅长拳击与飞刀，左肋下的枪套里总插着一把口径25毫米的勃朗宁自动手枪，授权可以干掉任何妨碍行动的人；并上天能飞，下海能潜；他精通几乎所有国家的语言文字，好抽烟酗酒，一般抽穆兰大街香烟厂特制的由巴尔干烟叶和土耳其烟丝混合的、烟嘴上带三个金圈的香烟，总喝由伏特加和马提尼摇匀的的混合酒，具有高度忍耐力，好女色，但不过分；总是驾驶一辆与众不同的阿斯顿马丁跑车，随身配有杀人执照，隶属于英国军情六处，Ｍ局长负责指挥他。007系列小说从1962年开始被美国“联美－米高梅”电影公司购买到全部改编电影权，此后每两年出一部系列间谍电影。该系列中007的历任扮演者有肖恩·康纳利、乔治·拉赞贝、罗杰·摩尔、提摩西·道尔顿、皮尔斯·布鲁斯南和丹尼尔·克雷格。皮尔斯·布鲁斯南自1995年开始出演“新007”系列电影，共出演《黄金眼》《明日帝国》《纵横天下》《择日而亡》四部，他演出这几部电影时，正值好莱坞大片风行、电影特效全面革新的20世纪90年代至本世纪初，电影技术和特效制作十分发达，因此这几部007电影比之前的电影，在场面、特效、画面、美工等方面无不提升了好几个档次，影片均为高清效果（此前电影画面效果一般），电影中大场面、惊险、火暴的枪战、爆炸、动作戏等无不体现着好莱坞特技的高水准，因而通常将皮尔斯·布鲁斯南主演的007电影作为这个系列的代表，他也成为007的最佳扮演者。
“你见过洛奇吗？”迪克·埃利斯问道，“你绝不会想到给洛奇拍张照片，让他冒充盖蒂博物馆的业务代表。”说到这里，埃利斯被浮现在脑海里的那幅怪异的画面逗得不禁笑出了声，险些岔了气。
“洛奇给人们留下的印象决不会是个受过良好教育、具有一流的审美观并且容易相处的人，”埃利斯接着说道，“洛奇是黑市上啸聚一方的掮客，而且他非常擅长此道，但是如果你想要寻找什么人，去扮演某些不寻常的角色，那就得另找别人了。”
没错，你需要找的就是査理·希尔。
查理·希尔一贯扮演口无遮拦、钱包鼓胀的美国人或者意大利人。他总是有些鲁莽，因为那是把匪徒们骗上钩的最容易的方式，如果必要的话，希尔有时还会显得傻乎乎的。
尽管查理·希尔在美国待了很多年，要演好一个北美人可不是听起来那般容易。首先要准确地按照美国人的习惯拼读每一个字，不能在重音上出现差错，这也是最容易的；然后还要掌握美式英语的韵律，有时一旦需要将几个单词连读，每个词的重音就会相应地发生变化，这个掌握起来就有些难度了。美国人讲话的时候，句子的末尾一般都是降调，而英国人讲到句子的末尾时语调的变化更多，有时甚至会用升调，听起来好像在提问。此外希尔还需要铭记美式英语与英国英语之间诸多细微的差别。
查理·希尔随时都得加倍小心，因为每时每刻他都可能因为一点微小的失误而露出马脚，脏如在说“电梯”的时候一定得说成“升降机”，谈到“地铁”的时候务必得说成“地下铁”。
在说到一些艺术词汇的时候，英国英语和美式英语也有明显差别。美国人在说“梵高”二字时发音清亮，英国人的发音则更加贴近于这个荷兰名字的本来发音，但听上去总会让人觉得说话的人不大舒服，感觉就像是有根鱼剌扎在他的喉咙里。
生活习惯方面的差别也是希尔时刻面临的危险之一，对送酒的服务员说“干了”，而不是“谢谢”，你的身份就可能被揭穿。又比如在对刀叉的使用上，搞不好就会露馅儿。与英国人不同，美国人在就餐的时候不怎么使用左手，他们右手持刀切开食物，然后就把餐刀放下，用右手拿着叉子进食。所以当希尔扮演美国人的时候，吃饭的过程中他经常会假装与对手争论，那样他就能让自己捏着叉子的右手在空中愤怒地晃来晃去，好让大家都能注意到。
问题并不在于英国文化与美国文化有着多么大的差异，其实它们之间的差别并不明显。要命的是那些差异往往过于细小，以至于让人在无意间就犯了错误。比如很多到伦敦观光的游客，忘记了英国车辆是靠左行驶的，于是在过马路的时候习愤性地向左看，而不是向右看，结果就因瞬间的疏忽招致灾难性的后果。
那些从事卧底行动的警探必须时刻高度戒备。窃贼和黑帮分子们在与陌生人碰面时，第一件事情就是探明对手的底细。这个过程是赤裸裸的。坏蛋们不会对任何人客气，他们会面对面地直接抛出各种问题，丝毫不给对方留什么情面。
“他们会不断地查你的底细，看看你是不是警察或者税收稽查员，看看你的身份是否与你一直宣称的相符。”希尔说，“你究竟是不是个可以做交易的人？他们会追问你的背景，以及你以前干过什么事情。当然也可能什么都不问。就我而言，他们最可能提出的问题通常都是关于艺术或绘画的。”
这不是胆小的人可以尝试的游戏，所以它才会对希尔有那么强的吸引力。不管是出于勇气也罢，出于鲁莽或者过度的自信也罢，总之无论陷人什么样的险境，都会让希尔觉得自己更加充满活力。即使是在越南战场的炮火下，希尔都没有害怕过，顶多是有些担心。这其中的原因大概就在于，希尔拥有真正的勇气，越是承受压力，就越能激发出更好的状态，所以他甚至会乐于让自己置身于麻烦当中。
这种个性在卧底行动当中可以说是最重要的。要是让希尔拿个脚本仔细阅读，他的表现恐怕不会比大多数人强。毕竟有的是演员能在美国角色与英国角色之间轻松地转换。但是要是扔掉脚本，加大风险，希尔就一定会脱颖而出。
布景比表演更能决定卧底行动的成败。表演是非常容易的，如果面临的最大危险也不过是观众提前退场或提示台词的人漏掉了提示。但是如果演不好脑袋上就会挨一枪，有谁敢试一试吗？
“所有卧底工作都需要思维灵活，”希尔说，“它需要你的急智、想象力以及在困难的情况下撒谎并且自画其说的能力。”在希尔的眼里，《贝弗利山警探》①是部愚蠹的影片，但其中的对白写得不错，揭示了特工工作中一些真实的情况。“你一直都得找点儿话说，嘴巴就不能停……你用不着让那些坏蛋们喜欢你，只要让他们接受你，觉得可以信任你，那就足够了。”
①《贝弗利山警探》：又名《妙探出差》（Beverly Hills Cop），黑人影星埃迪·墨菲（Eddie Murphy）在上世纪80年代拍摄的系列喜剧警匪电影，共三部（据说最近这个系列将继续拍第４部）。
像詹姆斯·邦德那样浑身上下都装备了高科技的小发明则完全不靠谱。“你得靠头脑生存，”希尔强调说，“那些玩意儿只会让你失败。”艺术品侦探主要得靠自己的行为让坏蛋上钩，而不是靠各种说辞，一旦对手开始相信希尔编造的故事，他就会用最直白的假定以及诸多不太靠得住的事情尽力润色这个故事，那些脑海里的古怪念头会汹涌地冒出来。
基于希尔与众不同的个性，他把自己那套“越简单越好”的理论发挥到了极致。首先，他自己从不携带武器，即便他知道自己要对付的是职业杀手；其次，除了新衣服以外的任何伪装、任何隐藏式录音设备都绝对不用；不粘假胡须，无论是连鬓胡还是络腮胡；不戴隐形眼镜、不戴新眼镜，也不改变发型；不穿防弹背心，因为庄严的骑士在指挥战阵时都是骑着不配鞍子的马，不佩戴武器的。
甚至连希尔的假身份所需要的相关证明文件也很少，他一直坚持这么做。无论是扮作业界大亨，还是唯利是图的独行客，希尔都只是为自己勾画出一个最宽泛的线条，然后再给这个像纸板一样毫无可信度的角色添加上从老电影以及像《达拉斯》那样平淡无奇的电视剧中移植过来的陈词滥调。譬如说，1996年在捷克面对一个由前秘密警察组成的犯罪团伙时，希尔就给自己创造了一个荒谬得几乎不可能存在的离奇身份。
那次希尔打算扮成一位没什么内涵的加拿大人，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总之他觉得适合这个角色的理想打扮是戴着一顶可笑的大帽子，穿上一件刺眼的橙色上衣，再配上一条黄色的裤子。
“我努力让自己看上去像个彻头彻尾的加拿大恶棍，我告诉他们，我打算卖掉所有那些美妙的中世纪物品和绘画，它们都是从无数的教堂里洗劫而来的，即将被卖给那些在巴哈马拥有游艇的富翁们。恐怕你得变成一头愚蠹的公驴，才会听信我当时所说的那番鬼话，”希尔笑了，脸都涨红了，“但是那些家伙真买账，他们的确信了。”
虽然容易激动，希尔在确定人物性格时倒是非常讲究，他喜欢扮演有异国情调的角色，这倒不是为了寻求刺激，而是因为他知道那些骗子的脑中一位艺术品掮客应该是什么样子。
“你得满足那些艺术品窃贼的幻想，”希尔说，“你必须打扮成他们希望的那样。”
鉴于窃贼们的想法都来自空想以及陈腐的观念，你可以想见希尔得打扮成什么古怪样子了，但是没关系，希尔对这些非常适应。
希尔就是要作出各种努力，让他的窃贼观众们相信自己的身份。如果一口时髦的腔调或者一个豪华的宾馆套间能够换取对方的信任，那么就去做好了。在自然历史领域里，科学家们经过多年研究，已经揭示出了这种触发机制。比如说，当哺育了后代的成鸟把食物带回鸟巢时，等待它们的会是一个又一个伸向天空、嗷嗷待哺的喉咙；如果科学家取走一只饥饿的雏鸟，用一个哪怕无比粗糙的、张着喉咙的复制品加以替代，辛勤的父母们还是会拼命劳作，努力去填饱它。查理·希尔虽然对科学不感兴趣，但他自称的“业余表演”却极好地应用了触发机制，通过这些手段，希尔把窃贼们哄得团团转，他们的每一步举动都在希尔的计算之中。
与希尔相比，马克·达伦坡，那位保险调查员，无疑是个从不冲动行事的稳健派。但即使对希尔那些草率举动频频摇头，达伦坡还是很快地了解了这位卧底特工的工作技巧。“查理·希尔，”达伦坡说，“比其他所有警察加在一起还要更有头脑、更有勇气。”
查理·希尔对警用装备的嫌弃，一方面是因为自己的怪癖，另一方面则是经验使然。“英国人不用枪”，在遭人追问时他一定会这么说，但是这只是借口而已。要是哪次他碰巧喜欢武装自己，他就会说那是自己的一半美国血统在作怪。真正的解释是：查理·希尔反对用枪，主要源于他在越南度过的那段日子，周围都是枪，事情就会变糟，不管你属于哪一个阵营。“不带枪并不会让我遭遇更大的危险，”希尔坚持说，“而是让我面临更少的风险，因为带上一支枪会给你营造一种自以为安全的假象。”
枪会助长“先射击、后思考”的行为方式，那只会带来巨大的麻烦。在越南，查理·希尔自己就险些因一次意外误杀自己的同伴。“他是个小个子，名叫皮韦，西班牙人，但看上去几乎与越南人毫无二致。他还是那群特别招人讨厌的混蛋之一，那些人戴钢盔的时候总是戴错边儿，就如同你把棒球帽帽檐儿朝后扣在脑袋上。”一天早上，希尔发现在象草当中有个鼓包，“突然就冒出个脑袋，钢盔的形状看起来和自己人的不一样，我差点儿就对着他的胸口扣动扳机，他当时离我也就十米远，不可能再多了。’哦，上帝啊，‘我心想，’感谢主，那是皮韦！‘我愤怒地把他一把推开，他原来是在草堆里拉屎呢。”
查理·希尔不喜欢使枪也是基于他对技术手段持一贯的排斥态度，他会用手机，也会收发电子邮件，但那已经是他能够做到的极限了。希尔认为，机械的作用就是在最糟糕的时候背叛它们的使用者。在捷克那起前秘密警察变成艺术品窃贼的案件当中，希尔没有别的选择，只能把自己的性命交给某个小机件。好人这边——德国的警察部队，大概相当于美国的联邦调查局——给了希尔一个手提箱，里面有个小装置，只要希尔按下按钮，就会发出“快来”的电子求救讯号。在德国伍兹堡某家宾馆的地下停车场里，希尔见到了那些捷克黑帮分子，也见到了他们想要卖给他的那些失窃画作。德国警方静静地等待着希尔发出进攻信号，希尔也确实按下了那个按钮，但是什么都没有发生。也许是因为位于地下的缘故吧，也许是出现了机械故障，希尔又尝试了一遍，还是什么反应都没有。
希尔只好对那些绘画研究来研究去，就这么折腾了足有半个小时，他在努力拖延时间，拼命谈论着关于卢卡斯、克拉纳赫、维罗尼斯①以及雷尼②的掌故，他面对的听众都是昔日的警察，如今的黑道人物，其中至少有一个是职业杀手。趁着别人没注意，希尔又试着按下了那个求救按钮，还是什么反应都没有。最后那些德国警察们耐不住性子自己冲了进来，他们挥舞着手枪，逮捕了现场的每一个人。希尔和那个捷克黑帮的首脑都被脸朝下按倒在水泥地上，一个警察弯下腰来用手铐把希尔的双手铐到了背后，并借着这个机会在希尔耳边低声说了一句：“干得漂亮！”
①保罗·维罗尼斯（Paolo Veronese，1528－1588），意大利威尼斯画派画家。
②贵铎·雷尼（Guido Peni，1575-1642），意大利巴洛克派画家。
27、前排坐席
卧底工作是不能拿来供人欣赏的，目击者往往只有参与的那几个人，而警察和窃贼都难免有偏见。所以说，考陶尔德学院画廊的主管丹尼斯·法尔是很有福气的，作为外行，他有幸见识到了一次秘密行动，其目标是追回画廊丢失的勃鲁盖尔的名画《基督以及那个通奸的女人》，该画价值两百万英镑。
法尔是个高高瘦瘦的男子，举止文雅，他看起来像是不大坐得住的人，要是让他在桌子后边待久了，搞不好他会晕过去，但他又有着学者的气质，所以不明底细的人们很可能会猜测法尔的职业也许是观察野鸟生态及活动规律的动物学家。勃鲁盖尔的作品《基督以及那个通奸的女人》丢失之后，是法尔负责接听窃贼们打来的电话，艺术小分队的探员们则凑在边儿上竖着耳朵听，并授意法尔怎样与窃贼们沟通。法尔发现自己很适合千这个。
“我就像是一个普通人，突然发现原来自己对戏剧很有偏好。”法尔有些羞涩地说。
查理·希尔和丹尼斯·法尔非常投缘。初次见面的时候，希尔就展示了他良好的风度，一口一个“法尔博士”，还夸奖了考陶尔德学院画廊的馆藏，并就艺术问题同法尔展开探讨。勃鲁盖尔是希尔最喜欢的画家之一，一谈到勃鲁盖尔对光影的巧妙描摹，希尔就越说越来劲；法尔也中意这样的话题，就伦勃朗和维米尔在使用光线时手法上的异同，两个人展开了令人愉快的讨论。
法尔并不势利，以前他也曾经与艺术小分队的探员合作过，但是希尔才是让他感兴趣的人。
“我刚一遇见查理·希尔，”法尔回忆道，“就发现在他身上有着某种特立独行的气质。我对自己说，未来迟早有那么一天，他要么成为警察当中的翘楚，要么就会索性不再当警察了。”
他们第二次会面的时候，法尔发现希尔简直像变了一个人——按计划，他们要去约定地点和窃贼们碰面，这时的希尔已经进入到自己的角色当中。
“我得扮成一个满嘴脏话的大嘴巴。”希尔回忆说。要演好这个角色，希尔的定位是把自己塑造成一个自大、无知、容易受骗的家伙，而不是收集艺术品的行家。“我用不着摆出艺术品行家的派头，而应该扮成钱包很鼓但头脑很空的那类人，他们老是会买到假画，或者是在不值钱的东西上被人蒙骗，花大价钱。他们都是非常富裕的冤大头，把购买艺术品当成显示其社会价值的方式。我要演的就是这么一个家伙，除了有钱，狗屁不是。”
会面地点选在甘兰酒店，那是邻河的一家华丽而又古老的酒店，可以俯瞰泰晤士河。如果一切顺利的话，窃贼们将交出画，换得希尔手中的赎金，然后一伙儿早就埋伏好的警察会突然现身，实施抓捕。
作为整个案件的知情者，法尔了解到了警方的全盘计划，激动得直发抖。希尔和法尔刚走进希尔的旅馆房间时——那是一间宽阔而又漂亮的套房，窗外就是河边的风景——希尔就嚷嚷起来。本来希尔这天的情绪就不大好，虽然他老是说，自己只会在大方向上着想，不太喜欢考虑细节，但是有的时候，有些细节也会被他瞧在眼里。当天的早些时候，警方已经把十万英镑赎金准备好了，都是二十元面值的纸币，装在一个廉价的警用纸箱里。要是看见这么一个破破烂烂的纸盒子，任何一名窃贼肯定都会对希尔等人的身份起疑心，所以希尔坚持要求给他买一个像样的皮包，争论的结果是希尔蠃了，但他的上司难免要为花不少钱买个真皮皮包感到心疼，因为这个道具很可能只用这么一次。
现在，站在这间房里，希尔第一眼就看到了被其他警员们卷在一边儿的地毯，以及踩得满屋都是的大脚印，因为警察们要利用房间墙壁的缝隙布置各种设备线路。
“屋里一片狼藉，如同洪水过后又遭了雷击。”希尔忍不住向法尔抱怨道。
希尔打电话给配合行动的警察。“找个什么人进来，把那些狗日的大脚印统统擦掉，”他嚷嚷着，“那些家伙马上就来了，要是让他们看到这些，我们的计划就得全泡汤。”
等到那些脚印都被收拾干净，希尔这才放松下来，他拿起电话要了瓶香槟酒，还点了一份烟熏鲑鱼三明治。法尔则在屋子里面转悠，想分辨出哪个沙发后面是最佳的隐蔽所，万一发生枪战，自己也好知道往哪儿藏。（早上法尔太太已经提醒过他：“身上可别带着个窟窿眼儿回来。”）四处乱看的同时，法尔也时不时地温习自己要做的工作。到时候只要他大声说：“这正是我们要找的东西！”
埋伏在隔壁房间里的警察就会冲进来抓人。希尔忽然询问法尔，是否见过十万英镑的现金。
“没有，让我们瞧瞧！”
希尔打开他的新皮包，里面满满的，装的全都是钱。刚巧女仆来敲门，她送来了烟熏鲑鱼三明治。
“我和查理只好坐在那个该死的皮包上，”法尔回忆道，“想方设法把它弄整齐。”
“整件事情实在是太奇妙了，”法尔滔滔不绝，“希尔太让人信服了，他的衣着很典雅，并不浮华，而且他花钱如流水，这句话也许我不该说。你见过查理·希尔本人吗？见了你就会知道，他是一个个头挺高、肩膀宽厚的家伙，而且一旦认准某件事情，就会全身心地扑上去做。”
各种各样的犯罪分子希尔见得已经太多了，但是法尔的情况就全然不同，法尔自己倒也非常热衷于冒险故事，可是他熟悉的那些故事都是从古老的儿童冒险杂志上看来的，怎么也不如这次亲身经历鲜活。所以他一直瞪大双眼，等着看希尔下一步的演出。
多年以后，法尔依然能够复述当年希尔漫不经心地说出的那些市井俚语。“我记得希尔弯下身子，用食指敲打着装着带记号的钱匣，随后说：‘这些钱会像狗屎一样粘在他们身上’。”①复述这句话的时候，法尔的脸上笑吟吟的，这类的粗话他说得很不顺溜儿，于是他就又把那句话重复了一遍，脸上的神情就像是淘气的小学生在大声朗读墙上乱写乱画的文字。
①希尔的意思是：就算那些窃贼拿着这些钱成功逃窜，也一定会被警方逮住，因为所有的纸币上面都有警方做好的记号。
“査理·希尔太知道如何演好一个自大、狂妄、喜欢髙谈阔论的美国佬了，说句粗俗点儿的话，他演的角色都挺无耻的。”法尔随即模仿起了希尔的腔调，“我不能为这么个东西浪费时间，明天我就去欧洲了，我的生意遍及全世界，我可不能和你这样的小角色打交道……”
尽管担心自己浓重的文化口气会冲淡本该流露出的强硬和胁迫，法尔还是忍不住说出了自己最喜欢的那句话：“我已经把东西带来了，你这摊马粪。”他咆哮着，尽力模仿着希尔的腔调。
虽然法尔记住了希尔说的这些凶巴巴的话，但他或许并不知道这些话不是随口说出来的，里面还是有着不同寻常之处。关键词是“马粪”，这是美国人的表达方式。“马粪”和“牛粪”的差别在于，后者是所有英语国家当中都会经常使用的词，但只有美国人在说脏话的时候才会说“马粪”，其次，“马粪”会凸显希尔的美国口音。通过一句脏话，希尔再次强化了自己的美国人身份。
在甘兰酒店，希尔花了差不多一个小时咒骂那些窃贼，然后就把他们轰了出去，甚至没有对那幅被盗的勃鲁盖尔看上一眼。迪克·埃利斯当时正躲在隔壁的房间里，对发生在希尔房间里的一切进行录音监听。
埃利斯和其他警探们久经战场，对于这样的场景经历得太多了，他们可不是法尔那样的“菜鸟”，但是这一次，连这些老将们都有些心虚，担心希尔是不是做得太过分了。“我们当时都在说：‘査理，冷静点儿，我们可别把这些家伙吓跑了。’”
“但是他说：‘别担心，他们会回来的。’”埃利斯回忆道。“希尔说得太正确了，他们回来了。他们回来了，他们被逮捕了，而且他们都认罪了。”
28、一个骗子的故事
希尔对自己的能力非常有信心，他可以完全猜透窃贼们心里究竞在想什么，这都是因为他花费了大量时间，去倾听他们的各种故事。这些故事绝大多数不便转述，但是关于大卫·杜丁的那个则例外。杜丁是个咋咋呼呼的大块头，体重足有三百磅，他曾经试图卖掉一幅偷来的伦勃朗。在讲述自己过去的事迹时，杜丁的神情很专注，就像一位已经退役的运动员，在回忆自己首次听到体育迷们狂野地呼喊着自己名字时的情景。
在希尔置身的犯罪世界里，到处都是背信弃义的家伙，但这些家伙偶尔也有点儿用处，就比如大卫·杜丁。希尔和杜丁的交往开始于几年前，希尔去监狱里看望杜丁，那时候他已经因为试图卖一幅偷来的伦勃朗而被捕入狱。希尔并没有参与对杜丁的抓捕，但他希望能够把杜丁变成自己的线人。
撒谎几乎可以说是杜丁的个人爱好，他胡说八道的时候毫不迟疑，脸都不会红一下。谈起犯罪案件和那些罪犯时，杜丁会口若悬河、自我陶醉，完全没有最起码的社会道德，他觉得所有的犯罪其实都是游戏，没什么大不了的。
杜丁最喜欢的一件事情就是讲述黑社会的内幕。“你会意识到，我有着严重的犯罪倾向，”这是杜丁的开场白，“虽然我并不特别相信，可是我还是因为犯下六起兜售失窃物品的案子而被判刑，那就是我的犯罪记录。”
这话听起来像是自我忏悔，但实际上却是自我吹嘘。听他说话的口气，就如同在向自己的听众说个笑话。“你到底会相信谁？是相信我，还是相信那些法官？”在杜丁的世界里，人类道德的各种基准点——讲真话、重承诺、守信用等等一都不起作用，它们不是被当成基本的行为规则，而被看成了傻瓜们才会遵守的教条，谁要是靠诚实劳动、埋头苦干来挣饭吃，谁就是笨蛋。
杜丁可不是笨蛋，诚实的社会是用来掠夺的，可不是用来加入的。杜丁的思路很务实，他知道盗窃艺术品很容易，但他发现从全英国最壮丽、最庄严的房子里（比如罗素堡）盗窃艺术品则最容易不过。那些房子的日常开销非常巨大，所以很多业主都认为生存的唯一出路就是打开门，允许游客购票参观。
“想想你自己的房子，”杜丁说，“你会让上千人进来东瞅西瞧，然后还觉得自己的家里安全吗？不会吧，是不是？
“我跟很多人交谈过，请记住我是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界里，我曾接触过这个国家最凶狠的重犯。他们都会对我说：‘如果有人想要让你看样东西，并且跟你说这玩意儿值好几百万，那你就应该准备得到它。’”
“这很平常，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是对财富的重新分配。”说到最后一句话的时候，杜丁的口气像是在开玩笑，以他的道德水准，他当然不会觉得那有什么不对。
身躯笨重，行动缓慢，胳膊粗得像火腿：杜丁的外貌活像一尊弥勒佛，只不过这尊弥勒佛喜欢金银珠宝，偏爱劳力士金表、鲜红色的夹克以及耀眼的红鞋。杜丁的犯罪野心像他的外貌一样惊人，在事业的巅峰期，杜丁开一辆劳斯莱斯，他还送一辆宝马给妻子作为圣诞礼物。由于非法贩卖伦勃朗的绘画以及盗窃珍宝，杜丁被判了刑，出庭的法官说，杜丁是全英国贩卖失窃物品的非法分子当中块头最大的，应该称他为“大块头先生”。
杜丁早年经营珠宝生意，非法买卖是在珠宝店面的里屋进行的。杜丁就坐在那张巨大的、上面几乎什么也没有的书桌后面，桌子上整齐地放着一把尺子、一副眼镜、一个塞满了现金的凯洛格玉米片包装盒，以及一把霰弹枪。虽然从来没有被人提及，但那把枪口冲外的霰弹枪肯定起到了实际作用，对于杜丁开出的价码，他的客户们一般都不太敢于表示异议。
杜丁一直生活在英国北部城市纽卡斯尔，说话带有浓重的地方口音，在说到带有元音字母的单词时，每个元音他都发得很长，一句话从他嘴里说出来，就像是一台老掉牙的录音机在播放一盘转速极慢的录音带。
杜丁的妻子玛丽总是在他身边，她看起来很矮小，尽管穿着比髙跷矮不了多少的高跟鞋。玛丽有着鲜亮的红色头发，她说话的声音很小，调门儿却很高。玛丽看起来就像刚从《人类与玩偶》的排练场出来，但是别小看这个玩偶身材的女士，她可比杜丁精明多了，而且她也知道这一点。每当杜丁跟人谈生意的时候，玛丽就在旁边陪着，并且会时不时地补充上一两句话，她就像一位律师，每当自己的委托人受到公诉人的盘诘，她就会凑过去私语几句，为其排忧解难。
玛丽的家人也都和艺术沾边儿。1961年发生了一起臭名昭着的艺术品窃案，有人从伦敦的英国国家艺术画廊里偷走了戈雅的《威灵顿公爵的肖像》。这起窃案引起了轩然大波，因为英国国家艺术画廊在几个星期之前刚刚在一场大混战中买到它。这幅画此前曾被私人收藏，后来在一次拍卖会上被一位美国的石油商人以十四万英镑的价格购得。不满这么一位民族英雄的着名画像就要落入外国买家之手，英国议会和一个私人基金会凑足了十四万英镑，参与到了竞争的行列。那个美国佬很识趣地放弃了购买计划，这幅画才得以继续留在家乡，并在英国国家艺术画廊公开展示，然而十八天之后，有人把它偷走了。
到了1962年，这辐画仍下落不明，第一部007电影则新鲜出炉。这部电影描绘的是詹姆斯·邦德与诺博士的战斗，后者在加勒比地区的一个秘密基地策划着邪恶的大阴谋。诺博士带着邦德在他的基地里面逛了一圈，并从一幅挂在画架上的肖像前走过。生怕观众们漏掉这个小噱头，导演为邦德安排了一连串的情绪变化，他起初是心不在焉，然后突然注意到这幅画，而后恍然大悟，最后镜头逐渐推上去，给那幅《威灵顿公爵的肖像》来了个大特写。
真正的肖像画是在1965年才找到的，画面没有受损，但是画框被拆掉了，就躺在伯明翰火车站失物招领处的一堆被人遗忘的行李箱里。六个星期之后，窃贼来自首了，看来他相信整个世界都想听听他的故事，并且以为一个人无论偷了什么东西，只要把它放回原处，人们就会宽恕他。这个跑来自首的窃贼是个失业的出租车司机，叫肯普顿·班顿，纽卡斯尔人，长得有点」I像悬疑片大导演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
肯普顿·班顿是个身体笨拙、行为古怪的老男人，六十多岁，他是玛丽的姑父。“我们不是血亲，只是姻亲，”玛丽极力澄清，“他娶了我姑姑。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把那幅画拿回家的，但是他确实是把它放进了卧室的碗碟柜里。所以我姑姑在班顿去警察局自首的那天夜里开玩笑说：‘我和威灵顿公爵一起睡了四年了，我竟然不知道。’”
在审判期间，班顿表示他盗窃这幅画的目的是为了政治抗议。班顿说自己没有任何获取商业利益的打算，自己唯一的目标就是反抗政府的不公正。政府要求所有拥有电视机的家庭要缴纳年费，所得的款项用来资助ＢＢＣ，就算上了年纪的人也不例外，班顿就是其中之一。所以他会出奇地愤怒：什么样的政府会要求自己的人民为收看电视而交税，同时却又慷慨地花十四万英镑买一幅狗屁绘画呢？
法官和陪审团都觉得班顿挺有意思，况且他们显然都怀有疑问，不相信班顿的身手能有那么灵活，可以像他在证词中说的那样顺着男浴室的一扇窗户爬进了博物馆，偷了戈雅的画。陪审团找了个擅长柔术的演员进行了一番测试演练，结果证明以班顿的身体灵活性，决不可能偷得到那幅画。最终班顿被判偷窃罪名成立，入狱三个月。
玛丽不相信自己的姑父有本事偷到那幅肖像画，她认为是姑父的两个儿子干的，然后由他来顶罪。（按玛丽的话说，这一家人“全都脑子有病”。）玛丽的观点挺有说服力的，因为它本身并不是在鼓吹班顿的清白——她的这位姑父是因为身体太胖才干不了的，而不是因为太诚实。
杜丁的世界与正常人的世界并不是相互独立的，它们偶尔也会相遇，就像狮子的世界有时会与羚羊的世界相遇。不过这两个世界一般是彼此割裂的。让人吃惊的是，在杜丁看来很平常的事在外人眼里也非常奇怪，比如要把总额两万英镑的小面额抄票装进一个袋子里，袋子至少得有多大？把它们点算清楚，又会霈要多长的时间？都会让杜丁动上半天脑筋，就好像一位热心的客人跑来问他，要求解释制作三明治的窍门，或者如何拨打电话。
那些对于外行来说最基本的问题——究竟为什么要偷这样一幅大师的杰作——更是把杜丁问得张口结舌、晕头转向。他的回答是，艺术品值得下手，因为它们贵重。而贵重的意思就是值得下手。
杜丁想要把问题回答清楚，他的语速缓慢，极力强调。“如果一样东西非常容易下手，”他说，“那么你就不用费心考虑是否能够为之找到买家了，要是某样东西很难到手，那你就得先确保自己能够找到销赃的渠道——费尽力气才偷窃得手的东西，总得能卖得出去才行。”
但是如果偷到一样没有市场的东西，你会怎么办呢？在被问到上面这个问题时，杜丁正在小口啜饮饮料，他停顿了一下，喝了一大口，像教育小孩那样说：“如果说某个贼，跑去盗窃了一幅根本卖不出去的画，那么如果他是职业的，他自然就有日常销赃的渠道，如果某人经常盗窃古董，我们就会认为他一定是找到了某位古董贩子经常进行交易。那么他就会找到那位古董贩子跟他说：‘我知道这不是你喜欢的那类货品，但是我已经把它搞到手里了，’”说到这里杜丁降低了音调，小声说，“‘这东西可是很值钱的，我只跟你要两万块，但是它肯定能值二百万。’”
接着杜丁停下了话头，解释了几句，“他们想要的，只是有足够的钱让他们过上几个月好日子，他们管这些钱叫做‘劳动所得’。够吃够穿的同时，他们会寻找新的目标，当然还得是些容易出手的东西。”
“我是直到进了监狱才算弄明白，”杜丁假装羞涩地说，“那些以盗窃为生的人们，会把盗窃当做生活目的。他们把盗窃看成是一份工作，不是吗？他们每天都跑进别人家里偷东西，就像医生每天都会到医院去一样。”
盗窃不仅仅是一项工作，而且还是一份艰难的工作。“去偷东西也是要花钱的，”杜丁接着说，“你得到处查看，你得把准备工作做好，你还得有交通工具……这就像包揽建筑工程一样，每件事情都得做好，不是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