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那种认为会有大富翁指使窃贼下手盗取特定目标的“神秘先生”理论，杜丁和希尔一样嗤之以鼻。“你真以为会有某些身家亿万、已经收藏了大量艺术品的富翁会为了一幅画就头脑发热，去冒可能会被扔进监狱的风险吗？”他轻蔑地一笑，“你是不是脑筋糊涂了？要是你有那么多钱，你会那么做吗？根本就不可能，对不对？”
“要是你一无所有，自由就没有什么价值，”他说，“要是你只能风餐露宿，那么如果有人把你抓到监狱里去，你还算享了福呢。但是如果你拥有很多东西，你的自由也就有价值了，要是你正生活在富丽堂皇的宫殿里，吃着龙虾，喝着香槟，你肯定不想进监狱，不是吗？”
现在杜丁把话题从窃贼转向那些收购画的中间人。“中间人会借给窃贼两万英镑，甚至五万英镑，借款数额的多少，取决于偷来的东西值多少钱。这种做法就像银行，你是不是也这么认为？就算中间人还不知道拿那样东西干什么，但这份投资终究是值得的，不是吗？他拿到手的这件东西也许会值好几百万英镑。”杜丁越说声音越大，“所以说这是一项优质的投资，对不对？”
说完了犯罪心理，杜丁又开始说起犯罪哲学。“比方说你只有一件绘画珍品，如果有人从你这里偷走了它，那么你什么都没了；但是如果有谁从彭布罗克伯爵那里偷走了一幅伦勃朗的画，”确实有人这么做过，并且把战利品转给了杜丁，后者正是因为兜售这幅画而获罪的。“但是他所偷走的东西，仅占彭布罗克伯爵全部藏品的百分之一，所以丢这么一幅画有什么大不了的？这就是其中的道理。”
杜丁调整了一下坐姿，好让自己更舒服地靠在椅背上，他对自己这次的讲述非常满意，“你了解其中的差别了吗？你没能偷走某人的全部，尽管你偷的这样东西本身值很多钱。你不应该撞破一位老妇人的家门，抢走她的养老金，那可是她所拥有的一切。”
这分明是相对论，具体地说，是相对论的犯罪版本。
29、“伦勃朗的作品，您感兴趣吗？”
查理·希尔已经听过无数个这样的故事。尽管他与杜丁算是老相识了，但两个人都不会把对方当成朋友。正相反，他们俩是一场复杂竞赛中的对手。这场竞赛是一种自由的、信息与利益的交换，两个人都认定对方拥有自己想要的东西。面对杜丁，希尔会极力展示他的学院派作风，尽量不让对方感觉到压力；而杜丁这个老奸巨猾的骗子则百分之百肯定自己比希尔这样一个学者要髙明很多，因为他才是犯罪世界里的人。杜丁在讲自己的故事的时候经常会加上这样的注释，“还有另一件事情，也是我曾向希尔解释过的……”
玛丽·杜丁也像她的丈夫一样瞧不起希尔。“你知道我们管查理叫什么吗？”她顽皮地笑着说，“城墙上的屁眼儿！”
作为一名骄傲的男人，希尔知道自己没必要去理会杜丁夫妇的蔑视。窃贼们越是把他看扁，形势就越有利，过去的这些年中，希尔已经从大卫·杜丁那里学到了非常重要的三点，当然了，这并非杜丁的本意。
第一点：一切都要从一个好名字开始。如果一幅画是值得下手的，那么它的作者最好是某位名家，一提名字大家就知道；除了极少数的几个人以外，职业好手是不会偷任何一位生活年代比毕加索更近的画家的作品的，只有业余的才干。第二点：窃贼们会先做再想问题。没有比窃贼更加乐观的人了，他们相信肯定会有人感兴趣。第三点：美元胜于一切。一幅价值非凡的画作是值得偷的，只要看看它的价签你就知道原因了。（第三点是外行最难以领会的，诚实的市民们会困惑地反驳，要真是那样，镶满珠宝的王冠肯定是值得下手去偷的。窃贼们对此当然会表示赞同，如果王冠能够像古老的绘画那样容易偷到手的话，明天它们肯定就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仅在纽约城，过去的十年里，斯特拉迪瓦里①小提琴就曾三次被盗，可是那些琴都太有名了，根本不可能被转卖出去。）
①斯特拉迪瓦里，十七世纪意大利着名弦乐乐器制作大师。
查理·希尔对心理学有着非常大的兴趣，但对逻辑学一点儿也不关心。对他来说真正有意义的事情是了解窃贼们究竟是怎么想的，而不是判断他们的观点是否正确。带着特有的急躁，希尔对窃贼们的世界观进行了总结，“偷知名画作的窃贼，都是被他们的愚蠹与自我膨胀所驱动的，窃贼们只是一直在把东西倒来倒去，直到最后有什么人把它留在自己手里，那些绘画永远都保持着非常高的内在价值，所以总有些傻瓜会为之蠢蠢欲动。”
杜丁讲述的关于伦勃朗绘画的故事就是如此。他是把它当做一个令人悲哀的故事来说的。虽然是以犯罪为背景的，但是在杜丁看来，这个故事不是一段犯罪传奇，而是一个动人的故事，讲述了一个流氓无赖想要抓住机会大干一场。尽管没有成功，但至少没有人受到伤害，而且每个人都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这个故事有点意思，就像是一个平常人撞见一位超级模特，然后就大起胆子，想要约她出去。
有些史料认为伦勃朗的那幅画其实是他给自己母亲绘制的肖像，1994年它于威尔顿庄园失窃，那个富丽堂皇的宅院就在着名的英国史前巨石阵的附近，而那幅画自打1685年起就挂在那儿。威尔顿庄园和那幅画都是第十七世彭布罗克伯爵的资产，第一任彭布罗克伯爵是亨利八世的好朋友，他拥有巨大的财富，并曾经没收教堂拥有的所有财产，统统为自己所用，然后再假惺惺地表示，把教堂所在的那片土地全都赠予教堂，作为教堂向他“献上”所有财产的回报。
在全英国所有富丽堂皇的庄园里，威尔顿庄园最吸引窃贼的原因就在于它太大了，房间众多，占地辽阔，即使是最近的邻居，也与它相距甚远。那幅画在11月5日失窃，适逄传统的盖伊·福克斯之夜①，那天晚上人们照例要焚烧纸人、燃放焰火，窃贼们正是趁此机会偷走了它。“我听说，”杜丁表示，“是在彭布罗克伯爵以及其他所有人都跑去看焰火的时候，有人悄悄潜人偷走了那幅画。偏巧那时候伯爵的女儿回到房子里，人们非常肯定地告诉我说，伯爵女儿从其中一名窃贼的身边走过，他看见了她，但她没看见他。”
①盖伊·福克斯之夜（Guy Fawkes Day）在每年的11月5日，当晚会施放烟花。
那幅绘画被投保，保额四十万英镑。可如果被拿到拍卖会上，估计能卖到四百万英镑，但是这幅作品上没有签名，所以也有可能是伦勃朗画派的作品，未必出自伦勃朗本人。它描绘的是一位穿着棕色衣服的老妇人静静地坐着，在阅读一本摊在膝头上的书。画面绝大部分是黑色的，但是那本书却微微闪耀着光芒。“能把一位老妇人的形象转化为如此伟大的艺术，伦勃朗的天陚无人能及。”一位历史学家作出了这样的评价。但是杜丁并不认同，他认为这幅描绘什么人的奶奶的作品不怎么样，他看着自己的房子说：“我可不会把它挂在我家的墙上。”
杜丁早就认准，这个故事最适合在饭桌上讲。他不是个挑剔的人，蹲过监狱之后，什么东西都是可口的。这一次杜丁找到城里的一家中餐馆，独占了一张大桌子，他先要了一大罐啤酒，以及一盘排骨，然后边啃边钻研菜单。
“故事开始于一个我认识了很久的家伙，”杜丁说，“玛丽，我们认识马丁到底有多久了，你还记得吗？”马丁是一位神秘人物，大概在1990年前后走进杜丁的生活，并且在接下来的六年里不断地给他带来古董银器和古董钟。
“他第一次来找我的时候，”杜丁表示，“看起来就像个正当生意人，穿着一身套装，打着领带，他要卖的东西貌似也是从正道来的，你知道我的意思，装它的袋子上可没有写着‘贼赃’。”
即便如此，还是有些事情不对劲。
“说实话。”杜丁差不多每说几句话就会来上这么一句，就像一位魔术师老是在提醒观众：“我的袖子里什么都没有”，“在与他交易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开始产生怀疑，可是换成是你，你会怎么做呢？你都已经和他交易好几年了，现在你才突然之间怀疑他不是个老实人，你会把他带给你的每样东西都找出来，统统交给警察吗？你当然不会。我已经付了那么多钱，不是吗？”
“与此同时，”杜丁接着说，“一位经常与我交易的钻石商人某天突然找上我说：‘大卫，你知道有什么人想要买伦勃朗的画吗？’原话我记不清了，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
“我就回答说：‘别傻了，对于伦勃朗我可是一无所知。’然后我就把这事儿撂下了。”
不久以后，马丁又来了。“那天马丁来看我的时候，和平常一样，我还是对他带来的东西大加贬低，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意思吧，我得想方设法压低他的价钱，所以就得把那东西说得什么都不是。他说有个什么东西非常好，你就得告诉他不是那么回事，这样价格就能被砍下一半了，对不对？这么做没什么不对的。”
“可是这一次，当我对他带来的东西狂贬一通的时候，他突然之间反问我：‘你有过什么真正好的东西呢？’”
“我就回答说：‘实话告诉你，我有一幅伦勃朗。’”
“然后他说：‘真的？伦勃朗？’”
“我说：‘没错。’”
这时杜丁已经受到警察的监视，因为马丁已经惹上了麻烦，警方同意对他从轻发落，但是要求他必须与警方合作。马丁下一次来拜访杜丁的时候，告诉杜丁说他知道一个毒品贩子想买那幅伦勃朗，他愿意从中牵线搭桥。警方编排的整个故事是毒品贩子及其同伙已经为那幅画联系好了一个南美人。
杜丁并不打算把自己说成是一个中了警方圏套的良好市民。“现在，如果你愿意，我可得提醒你，那是一幅伦勃朗，它绝对是偷来的。”他髙髙兴兴地对马丁说，“没有多少人能够胳膊底下夹着一幅伦勃朗到处晃，你知道我的意思。”
但是杜丁绝没想到自己与那起盗窃伦勃朗绘画的案件会有什么关系。他只是一个生意人，或许比绝大多数生意人都更有进取心，他所作的无非就是促成交易。“我想要的全部，就是从这桩交易中分得一杯羹，也许是五百块，也许是一千块，我要做的无非是把交易的双方联络到一起。”
本来就已经掉进了警方掘下的陷阱，杜丁自己还把这个陷阱挖得更深。毒品贩子及其同伙已经递过话来，表示在正式交易之前，需要确认一下杜丁确实是个够分量的交易对象，像他自己吹嘘的那样：“他们建议我拿些髙品质的东西让他们看看，他们是诚心想买。”杜丁说，“但是价钱必须得便宜，也就是说，一定得是偷来的才行。”
杜丁开始忙着打电话。“我联络了我所知道的从事这个行当的人们，我说的不是窃贼、强盗或者那类的人，而是真正从事古董买卖的人们，其中有些人拥有非常非常好的信誉。我对他们说，我找到了一位买家，对任何又好又便宜的货品都非常感兴趣，而他们也都明白我到底是什么意思。他们都很上路，知道‘必须要便宜’究竟意味着什么，这***非常直接吧？”
这项工作进展得很不错。“我得到了一套从柴郡偷来的别针，值六万镑，”杜丁回忆道，“还有一个金盒子，是从当地的一家博物馆偷来的，值两万镑，此外还有一件象牙制品，是从私人收藏家那里偷来的，以及三个从弗洛尔斯城堡偷来的、保罗·施托尔制作的银糖罐儿，那可是被公认为全英国最精美的银器，还有一根拐杖，是用杀死胡克船长的那柄宝剑改造而成的。”
杜丁放下了他正在啃的排骨，这个胖家伙的双手出奇地秀丽。“你能想象到我身上的巨大压力，我得跟所有人进行谈判，”看杜丁脸上的表情，似乎直到现在他还有可能因为当时所受到的压力而精神崩溃。扮演胡克船长的西里尔·里特査①也不过如此。他还神情阴郁地暗示说，有人一再威胁他，以确信他不会中途退出。“在整个过程当中，我曾经两次接到恐吓电话，说我要是不把交易做到底，拿不来那幅伦勃朗，他们就杀了我老婆和我的狗。”
①西里尔·里特査（Cyril Ritchard，1897-1977），以在铎台剧《彼得·潘》中扮演胡克船长而闻名。
杜丁最后总结道：“现在我可以很公平地说，法官完全无视这些，对于我遭受到恐吓的事实，他一个字都不信，他根本不相信我一直在惊恐中度日。”杜丁的语速明显放慢，哀伤地说，显然是对人们的不公正态度深深地感到沮丧。
最后，警方的诱捕行动进行得非常完美。正当杜丁在清点“毒品贩子”付给他的十万六千英镑货款时——这些钱里面有七万英镑是用来购买伦勃朗的，还有三千英镑用来补偿杜丁那段日子里的担惊受怕——警方人马就一拥而上，抓了个正着。“我有好几大包收来的东西，包括象牙制品、宝剑以及其他很多玩意儿，警方派了一辆车来运送这些物证，还来了十个警察负责把它们搬出去。连车库的屋顶上都有人，我把办公室安在了那里，此外还有警察从围墙上跳进来，天知道他们刚才都藏到哪儿去了。”
杜丁满怀怜爱地转头看着玛丽问：“然后你刚好回到了家，玛丽，是这样吧？”
玛丽非常愉快地插了嘴，她终于在这次长谈中获得了说话的机会。“我本该帮你数钱的，但是我一到家就在沙发上玩起了填字游戏。然后我向外张望的时候才看到，在后花园里到处都是那些让人恐怖的家伙，所以我就冲到前门，正有一个摄像记者背着摄像机在录影，然后我就看到一个讨厌、肮脏、卑鄙的坏女人对我说：‘杜丁太太，你被捕了。’”
玛丽只被关押了两天就获得了释放。“我直到最后才想起来，”她说，“那个钻石商人，那个首先跟我们提起那幅伦勃朗失窃绘画的钻石商人就是希尔，他出现在我面前并且对我说：‘我觉得这一切都太容易了。’”
杜丁和玛丽咯咯地笑着示意服务员再给他们拿杯喝的。对于杜丁而言，这个故事只包含着一个不愉快的因素，可惜这个因素是最重要的一个。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主审杜丁一案的法官决定要对杜丁严加惩戒、杀一儆百，他判处杜丁九年监禁。杜丁是在刑期过半的时候才被放出来的。
直到今天，已经服过刑的杜丁仍然非常愤慨，他的怨气不是针对自己被判有罪，而是针对法官的最后量刑。杜丁完全是依照游戏规则来做事的，但是很明显法官破坏了规则，小题大做。
30、交易中断
1994年5月6日
查理·希尔已经很不耐烦了。他花了半个下午的时间和乌尔温一道参观奥斯陆的艺术画廊，希尔从一开始就非常讨厌那家伙。希尔希望这次游览只是为了消磨一些时间，以便乌尔温的同伙约翰森能够同手里有《呐喊》的窃贼们制订好交易的策略。但是在乌尔温的陪伴下转悠了几个小时，对改善希尔的情绪没有任何帮助。
随后乌尔温也借故溜了，只剩下希尔独自一人，这么一来他更加坐立不安。电话铃声终于再次响起，是乌尔温打来的，他询问双方是否可以在弗内布见面，那是位于奥斯陆以南的老飞机场。
希尔找到了瓦尔克，两个人向临时指挥部的约翰·巴特勒进行了简要汇报，然后就启程前往弗内布。两个警察在那里等了一个小时，随后又等了一个半小时，什么事都没发生。他们从下午一直等到了晚上，乌尔温才终于出现，他脸色惨白、浑身发抖。
“我被交通警察扣住了，”他说，“他们搜査了我的车。”
瓦尔克和希尔没有对视，但是他们的心中不约而同一沉。怎么办？
警察们让乌尔温把车停到路边的目的，据他们讲只不过是临时安全检査，看看乌尔温是否在车里备有三角形的警告标牌，以便在发生故障时可以摆在路上，警告后面的车辆。这个理由听起来很牵强，而更让人不安的是，警察们一直赖在那里不让乌尔温走，或许他们是在等待上级的某种指示。约翰森是坐着乌尔温的车来的，他当时也极度不安。
过了十五分钟，乌尔温问警察是否可以快点儿检查完。
“是的，一切看起来都符合规定，但请你告诉我，你是不是个艺术品经纪人？”
乌尔温回答说是，警察就询问是否可以检査一下这辆车。他们上上下下找了四十五分钟，但是什么也没找到，他们翻看了放在这辆奔驰车后座上装有艺术品画片的盒子，但是他们漏掉了《呐喊》木版画。
等到警察终于搜查完了，约翰森告诉乌尔温继续去与希尔以及瓦尔克碰头，但是他自己就不去了。那些挪威警察仔细翻查这部轿车的样子已经证明，这件事绝非临时检查那么简单。
现在希尔和瓦尔克有事干了，他们得抚慰一下受惊的乌尔温。希尔大概猜出这究竞是怎么回事，当他和瓦尔克向约翰·巴特勒汇报了即将到弗内布老机场与乌尔温碰头时，正在那个临时指挥总部里陪着巴特勒的挪威警察得知这一情况，上报给了他们的领导。更高层的领导们随即得出结论，认为乌尔温是带着《呐喊》让希尔和瓦尔克看一下的，所以他们就下达了命令，要求当地警方对乌尔温实施拦截。但是鉴于他们没找到那幅画，就只好对乌尔温放行了。
查理·希尔一边极力掩饰着自己心中对挪威同行们的恼怒，一边还得设法安慰乌尔温，让他对整件事情一笑置之。他一再向乌尔温表示盖蒂博物馆只想得到《呐喊》，作为盖蒂博物馆的代表，他可没兴趣在这个乡下地方玩警察抓小偷的游戏。
“好吧，今天不是你的幸运日，”希尔对乌尔温说，“但不管怎么说，这些事情和我们可没有任何关系。首先，我还没有愚蠢到想要和警察进行合作的地步，其次，那也不是我做事的风格。”
双方几乎陷入了争吵，但很显然，争吵是没有任何必要的。乌尔温想要的，无非是确认希尔和瓦尔克不是警方的同伙，而希尔则用他无可置疑的义愤打消了乌尔温的种种猜疑。
接下来，在目标任务没有完成的情况下，每个人都垂头丧气地返回了酒店。现在希尔和瓦尔克都只能就那次机场碰面的主要目的展开猜想。乌尔温离开酒店去与约翰森碰头，希尔和瓦尔克则对约翰·巴特勒又一次汇报了情况。
“不管采用什么手段，”希尔质问巴特勒，“你能不能把那些监视我们的人撤走？他们真的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麻烦。我就快要黔驴技穷了，再照这么下去，我就没法证明自己与种种意外情况没关系了。”
巴特勒的挫败感与希尔、瓦尔克一样强烈，但是他不能像希尔、瓦尔克一样想什么就说什么，他只能保证自己会尽力去办，但他的能力很有限。
“这不是我们自己的行动，这是挪威警方的行动，”巴特勒进行澄清，“他们想怎么做就可以怎么做，我们只是来给他们提供帮助的。”
希尔回到自己的房间，期待着电话铃声再次响起。下午遭遇的意外事件并没有影响到他的信心，约翰森已经看到了瓦尔克装在包里的现金，他一定会回来的。
希尔和衣躺在床上，只是把鞋脱了，他的眼睛瞪视着天花板。
半夜，电话铃响起，是乌尔温。
“我们在楼下，我们需要你下来见我们。”
“为什么不能等到明天早上呢？”
“必须现在进行交易。”
“去你妈的！我明天早晨才会跟你谈这些。”希尔重重地摔了电话。
希尔的愤怒是装出来的。坏蛋们总会提出各种无理要求，恶棍就是恶棍。他们会说，一切照他们的话去办，不然他们就会一把火把画烧掉，或者把它劈成碎片，而且他们确实有可能真那么干。你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劝说他们把胁迫变成现实，随后，一旦他们上钩，你就应该表现出自己的个性。别忘了，你才是那个打算付给他们钱的人。
要和这些坏蛋们周旋，希尔发现自己必须与他们进行交锋，这可是其中的窍门。如果一味迁就他们，肯定是错误的。“从开始听从他们的那一分钟起，你就完蛋了，”希尔曾经得出这样的结论，“因为那样自己就显得不可信了。这就是生活，生活中充满了创造性的紧张。”
我们不知道查理·希尔口中的生活指的是我们的日常生活，还是其中一个黑暗的小角落，或许希尔自己也分不清楚。“窃贼和黑帮分子们互相憎恨，他们会相互欺诈，相互背叛，”希尔特地强调，“这就是他们生活的世界，如果你突然出现在里面，并且对他们说的事情百依百顺，他们就会觉得你不可靠。如果你的行为让他们愉快，那并不意味着你距离完成交易更近了，而是标志着你就要受到更进一步的压迫。他们会认为你是个纯粹的废物。”
希尔坐在床上，他确信自己的电话铃声在一两分钟之内就会又响起来。他没有给巴特勒打电话，因为他想让电话线路保持畅通。铃声果然响了。
“我是认真的，”乌尔温说，“我们现在就要交易。”
“我已经跟你还有约翰森说了一整天，一遍又一遍，”希尔嚷嚷着，“还有什么没说的吗？”
“不是，是其他的。”
“好吧，你打算在咖啡厅见面吗？但是没准儿那里已经打烊了。”
“不，不，不是那儿。在酒店外面，我们的车里。”
“听着，我已经上床了，”希尔说，“灯都关了。你起码给我一分钟让我洗把脸，穿上衣服，十分钟之后我就到楼下。”
希尔给巴特勒打了电话，吵醒了他。
“他们现在就在楼下呢。”他说。
“不要去那儿！”
“我必须去。别担心，我不会跟他们去任何地方的。我下楼的时候就照我现在的这个样子穿衣服，”希尔穿着棕色的蓝底斜纹衬衣，休闲长裤，但没穿袜子，“不管他们想要开车带我去任何地方，我都会说：‘我没穿外套也没穿袜子，我可不打算到外面去。’”
“好的，但是你千万不能离开这家酒店。”
“好的。”
“也不许离开酒店，坐到外面的车上去。”
“好的。”
希尔下了楼，走到酒店外面。乌尔温的奔驰车正停在那里，他和约翰森都坐在里面。希尔坐进了奔驰车的后座。
第五部地下室里
31、一个陌生人
1994年5月6日，午夜
查理·希尔坐进了乌尔温那辆奔驰车的后座，但他留了个心眼儿，没把车门关上。
“我很高兴地来听听你们有什么要说的，”他宣布，“但是我不会跟你们到任何地方去。”
乌尔温坐在驾驶座上，副驾驶的位子上坐着约翰森。希尔坐在约翰森的身后，一半身子在车里，一半在车外，右脚还踩在地面上。约翰森的情绪很差，他正在咒骂乌尔温，咒骂那些挪威警察，以及咒骂这见了鬼的生活。很显然，他已经骂了好一会儿。乌尔温则乖乖地卷缩在座椅上。
约翰森向停在附近的一辆黑色厢式货车做了个手势，车窗玻璃是黑色的，车顶上还装了天线。“我检査过了，”他吼叫着，“那是警察的监控车。”
“你跟他们搭话了吗？”希尔问道。看来挪威警方又想横插一杠子。
“没有，里面没有人。我对那辆车的前前后后都查看过了，想确定里面有没有人。但我知道，那肯定是警察监控用的专用车。”
“那么他们***都哪儿去了？”希尔反问道，“那些***警察都在哪儿呢？”
约翰森指了指紧挨着酒店的一家俱乐部，有音乐声从那里传来。看来警察们正在彻夜欢庆。
希尔力图让约翰森平静下来。谄媚往往是最有效的手段。
“我看警察们一定是在监视你，因为他们知道你是个惯犯。”
听了这句话，约翰森果然陷入了短暂的宁静
。“呵呵，有效。”希尔心中暗想。无论如何，最好让约翰森认为那些警察是在跟踪监视他，而不是和希尔、瓦尔克相互勾结起来的。
突然有人打开了另一侧的车门，一个陌生人钻进了车里，对着查理·希尔怒目圆睁，显然是来找茬儿的。这个陌生人的眼神看上去不对头，目光有些癫狂。这是个身体强壮的大块头，一身黑衣服，帽子低低地扣在前额上，还戴着围巾和手套。谢天谢地，这个家伙说英语，但希尔无法判断他的口音，这个突然蹦出来的不速之客是打哪儿来的？法国？
约翰森看来认识这个新来的家伙，但乌尔温不认识。
“我们得去见我的一位朋友，”那位陌生人说，他对希尔点了点头，“你这就能见到那幅画了。”
他推了驾驶座上的乌尔温一把说：“还不开车！”
“马粪！”希尔开了腔，“就不能等到早晨吗？现在我哪儿也不想去。”
新来的家伙把脸转向希尔说：“干吗还把车门开着？关上它。”
“我不会关门的。”
陌生人又重复了一遍，“关上它！”
“听着，如果你们这些家伙当中的一个掏出一把零点三八口径的手枪指着我，我可会反抗。要是你们打算逮住我，你们最好动作快点儿。”
局面一下仅住了，但是这些坏家伙看来对希尔的强硬态度很欣赏。那个陌生人显然是个暴徒，约翰森也是个狠角色，所以希尔的反应他们完全能够理解。虽然决定做得有些草率，但希尔显然是认真的，确实是哪儿也不打算去。在黑暗中搭车去一个他根本不了解的地方，还是单身一个人，在一个陌生的国度，希尔要是愿意的话，除非他的脑子进水了。看着那位穿着一身黑、瞪着牛眼、试图说服他进行这次危险旅行的坏蛋，希尔的脑海里突然浮现出大灰狼与小红帽的故事，以及大灰狼对小红帽问出的那句话：“有谁想去森林里面转转啊？”
“我也不打算一直都坐在这里，”希尔说，“外面很冷，我可是连袜子都没穿。”
约翰森和那位陌生人探过头来看了一眼，这是挪威，又是冬天的夜晚。紧张的气氛有所缓和。
“到了早上，我会很高兴地跟你们走，随便去哪儿都行。”希尔说道。
乌尔温突然插了嘴，“我们现在就交易吧。”其他人都没有理他。
希尔转向约翰森问：“如果你想要监视我，为什么不在这家酒店里过夜呢？我给你订个房间。”
希尔和约翰森走回了酒店，乌尔温留在车里，同样留在车里的还有那个瞪着牛眼的怪人。希尔径直走向了服务台。“你们还有房间吗？”这事儿可能有点儿麻烦，因为已经有数百名缉毒警察住在这家酒店，庆祝他们的年会，酒店很可能已经客满；希尔一时之间还没有想出备选方案。
“当然有，罗伯茨先生。”
希尔递上了他的盖蒂信用卡，连价钱都没问，就给约翰森登记了一个房间。约翰森就在边上看着，他注意到了接待员对希尔的谄媚态度，所有细节都显示出希尔是个见惯世面的老江湖。就像约翰森日后所说的，希尔是个“非常优雅的绅士，在我看来他实在是太优雅了，决不可能是警察”。
把约翰森安全地安置在一个与自己的房间相隔很远的客房之后，希尔赶忙向巴特勒介绍情况。巴特勒很恼火希尔没有听从他的命令，还是走出了酒店的大门，但希尔没在乎那些责怪，他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主。
但是要制订第二天的行动计划，有一个问题难以绕过。乌尔温、约翰森以及那位古怪的陌生人已经提到了，他们要驾车离开这个城市。
“你是说你要跟着这些家伙往南边去？”巴特勒问道。
“是啊。”
这些苏格兰场的探员们已经获得了许可，可以随意在奥斯陆及其周边自由行动，但是出于某些希尔也不知道的原因，上级警告他们不得往奥斯陆的南边去。
“约翰，你到底在说什么啊？”希尔喝道，“我们想不想把那幅画追回来了？那些警方官僚们的胡说八道你也打算遵守？快住嘴吧！”
“不，你不能去。”
“约翰，如果你不肯照我说的做，我们就没法儿在这些混蛋中再有任何信用了。”
“去***，你可不许去，这是个程序问题，无论如何你不能抗命。”
席德·瓦尔克加入争论，这可是破天荒头一次。
“行了，约翰，”他的态度很冷静，“查理说得没错。”
两票对一票，巴特勒只好屈服了。三人制订了一套计划，更确切地说，他们只是决定在没有制订出可行计划的情况下继续行动。不过他们确实采取了预防性的措施，以保证瓦尔克曾经让约翰森看过的那一大笔钱是安全的，黎明时分瓦尔克会带着装满了现金的包离开这家酒店，去皇家酒店预订一个房间，并且把钱锁到那边的保险柜里。
除此之外，他们就只能随机应变了。天一亮，希尔和瓦尔克就会跟约翰森一起出发，赶往前天晚上这伙儿挪威坏蛋那么急迫地要带他们去的地方。
32、在路上
1994年5月7日清晨
查理·希尔和瓦尔克离开巴特勒，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夜已经很深了，要知道希尔进到乌尔温的奔驰车里的时候已是午夜，天一亮他们就又要展开行动。瓦尔克第二天一早还要换酒店，他得起得比希尔还要早。但他们俩还能睡上几个小时。而对于乌尔温来说，1994年5月6日的夜晚则是他一生当中最漫长的夜晚。
对这位艺术品经纪人的折磨从午夜就开始了，那时候那个陌生的家伙刚刚钻进他的车里。在约翰森和希尔离开车子进入酒店之后，那个陌生人仍然坐在后排座位上，眼睛牢牢地盯着坐在驾驶座上的乌尔温。车里一片黑暗，再加上他的帽子几乎拉低到了眼睛上，围巾捂住了下巴，整个人都变成一个块头很大但又若隐若现的阴影。乌尔温哆哆嗦哦地坐在那儿，不敢说话，甚至不敢转身，一直等候着行动指示。那位不速之客没自我介绍，乌尔温在心里只好管他叫“戴帽子的男人”。
最后，陌生人终于打破沉寂。
“开车。”他说道，并指挥着乌尔温在奥斯陆寒冷冬夜的空旷街道上穿行，“向右。左转。进隧道。”
乌尔温乖乖听话，奔驰车一路驶离了这座城市，但是他并不知道目的地是哪儿。很快他们就上了一条宁静的公路。两旁的房子都黑着灯，街道上一片寂静。没有街灯，没有车辆，也没有行人。
“停车！”
乌尔温把车停了下来。
“在这儿等着。”
那位陌生人走向一部投币电话。
一两分钟之后，他回来了，并要乌尔温摇下车窗玻璃。
“往南开，转入E-18号公路，”他说，“有人会给你打电话。”
随后他就消失在黑暗之中。
乌尔温开上了高速公路。他知道E-18号公路在哪儿。他沿着公路行驶，盼着电话铃声，但它偏偏就是不响。乌尔温默默地沿着公路开了一小时五十分钟。E-18号公路从奥斯陆向南延伸，刚好通往托斯贝里镇，那是乌尔温住的地方。于是他决定开车回家。
此时已是凌晨两点多了，乌尔温摸黑进了家门。就在这时电话铃声响了起来，出乎乌尔温的预料，“叮铃铃”作响的并不是他的手机，而是他家里的固定电话。
“他们怎么知道我在哪儿？”乌尔温心中打了个冷战。又是那个神秘的陌生人，给了他新的指示，
“回E-18号公路，到‘顺路’去。”
乌尔温知道那个名字，“顺路”是一家贴近高速公路的餐厅，距离他家只有不到十分钟的车程，乌尔温驾车飞奔过去，餐厅早就关门了，停车场里空荡荡的。乌尔温把车开到停车场里，停在一堵低矮的石墙边，随后他在一片黑暗当中坐着等待。
突然之间，那个陌生人出现在乌尔温的车前。
“下车！”
乌尔温站在荒凉的停车场上，那个戴帽子的神秘男子静静地盯着乌尔温看，看了将有一两分钟。
“打开后备箱！”
神秘男子往旁边走了几步，接着就有另一个男子在黑暗中出现，就在那堵低矮石墙的远端。他拿着一个小心折叠好的毯子，里面包裹着什么东西。他把毯子递给了神秘男子，然后就又消失不见了。神秘男子把它放到了乌尔温轿车的后座上。
“这就是那幅画。”
乌尔温顿时紧张起来，
“我可不想把它放在我的车里。”
“得了，它已经在你车里了。”
“那我们把它带到哪儿去？”
“去你家。”
“我们不能那么做。我的孩子们和我妻子都在家，但是我在阿斯加德·斯特兰德还有一套消夏的小屋，现在正空着，我们可以把它带到那儿去。”
戴帽子的男子接受了这个新的计划，阿斯加德·斯特兰德距离这里只有几英里远。他和乌尔温开车到了那里，并把他们的“货物”藏进了那间消夏小屋。
筋疲力尽的乌尔温恳求神秘男子，能不能让他回家洗个澡，换套衣服。
“是的，可以。”
这可是乌尔温预想不到的好消息，也是神秘男子第一次作出温和的回复。
乌尔温满怀渴望地驱车回家，走进黑漆漆的房子，让他沮丧的是，神秘男子也进了房子，就紧跟在他身后。乌尔温走进浴室，进了淋浴间，他的客人也推门进来，然后就站在距离淋浴间只有一步远的地方，看着乌尔温洗澡。
这时已经将近清晨五点。乌尔温的太太安妮被各种杂乱的声音吵醒了，匆忙过来一看究竟，结果发现自己的丈夫在淋浴，边上则有个身材魁梧的陌生人站在那儿，目不转睛地看着。
“出了什么事？”
这可叫乌尔温从何说起啊。
“没事，一切都好，”乌尔温答道，“回去睡觉吧。”
33、“举起手来！”
与此同时，挪威警察们也愁得睡不着觉。
“这桩案子让我夜不能寐。”负责《呐喊》一案的挪威警员莱夫·利尔说，“我总担心负责追踪的卧底侦探受伤或者被杀，因为我们不知道罪犯到底是何许人也。”
査理·希尔对大多数警察都瞧不上眼，但他很尊重莱夫·利尔，不过他可不像利尔那样忧心忡忡。尽管希尔是处境最危险的人，但他并不在乎自己的安危。要是有谁抛出个愚蠢的观点，比如说针对法国大革命的某个错误观点，希尔肯定会当场蹦起来，极力加以纠正，但是当人们讨论希尔安危的时候，他自己反倒会悄悄地转身走开。
1994年以前，查理·希尔最危险的一次经历来自一桩伪钞案。1988年的秋天，希尔正在以一个名叫査尔斯·格雷的美国骗子的身份从事秘密活动。他听到一些传言，说是有人正在兜售仿真度极高的百元美钞。查理·希尔，这时候应该叫他查尔斯·格雷，通过各种途径放出风声，表示自己对那些伪钞很感兴趣。很快一个伦敦郊区的二手车经销商找上门来，还带来几张面值一百美元的伪钞。
查理·希尔把这些伪钞转给一位在美国大使馆工作的朋友，后者实际上是在伦敦从事秘密情报活动的。这位朋友看到那些伪钞之后惊呼连连，富兰克林的肖像、钞票上的水印以及其他的特征都做得太完美了。特勤处得到消息说有一大船这类的伪钞要从意大利偷运到英国，这些东西可是黑道人物们很感兴趣的。苏格兰场对此也表示赞同。为了多少给自己的美国同行们帮帮忙，查尔斯·格雷联络了那位二手车经销商，并与他达成了一项协议。在一番讨价还价之后双方握手成交，格雷愿意花六万英镑，购买一万张做得惟妙惟肖、几乎难辨真伪的伪钞，面值一百万美元。
于是，查理·希尔在希斯罗机场附近的假日酒店预订了一层的一个房间作为交易场所。尽管他喜欢独自行动，但这项工作终究不能变成他的独角戏。打击伪钞组的警官们负责主持这次行动，打击地方犯罪的警官们也介入进来。希尔的酒店房间被安置了窃听器，以便为随后的审判搜集证据，监控小组也已就位。打击伪钞组给希尔准备了一个公文包，里面装着六万英镑现金。
查理·希尔在假日酒店见到了那位二手车经销商，他表示那些百元面额的假美金都装在他车上的一个小箱子里，车就在停车场停着。希尔和他走向汽车，拎起装有假美金的箱子，就在那一刻，他发现自己有麻烦了，因为一百万美元的百元美钞怎么也得有将近二十磅重，而那个箱子则太轻了。
查理·希尔硬着头皮继续演下去，他拿着装有假美钞的箱子，经过旅馆的走廊返回自己的房间，他的公文包以及六万英镑都在里面。二手车经销商就跟在他身后。突然，两个戴面具的家伙出现了。
其中一个用一支锯掉了枪柄的霰弹枪顶住查理·希尔的后背，两个抢匪把希尔和那个旧车商推倒在地上，冲进房间。他们把希尔推到房间的中央，一名抢匪把希尔脸朝下摁在床上，狠狼地把枪抵在他的脖子上，枪口就顶在他右边耳朵的下方。随后抢匪从背后摸出了一卷胶带，对于罪犯们来说，胶带使用起来比手铐或者绳子便利得多。先是手腕，然后是脚踝，没几下希尔就被捆得结结实实，动弹不得。
尽管脸被压在床上，查理·希尔还是发现他能通过眼镜片看到身后房间里发生的情况，他努力记下抢匪的衣着，以便一旦有机会，能够在法庭上指证罪犯。
抢匪们也把那个旧车商捆上了，但是查理·希尔知道：肯定不会像对付自己那样，把他捆得紧紧的。抢匪和旧车商是一伙儿的，这个想法事后得到了证实，他们制订了一个很简单的计划：抢匪会把六万英镑的收益以及那些伪钞一并带走，这样的话那些伪钞还可以在以后的骗局中使用。那位旧车商很快就能自己松绑，然后再把“格雷”放开，这位受骗的买家肯定会匆忙潜逃，因为他不可能告诉警察自己被人打劫走了一百万假美钞，这样这些强盗就能逍遥快活地享受那六万英镑。
警方的计划则错得离谱。当查理·希尔离开酒店房间，去停车场上拿那些假钞票时，一个警察小队尾随着他，而当希尔回到酒店里时，这支后援部队才发现，他们把自己锁在消防通道外面了。
与此同时，埋伏在查理·希尔隔壁房间的监控小组还在调试他们的录音设备，他们不知道希尔在酒店大堂里就遭到劫持。等到一切就绪，他们这才偷听到希尔房间里的话，知道他已经遭人绑架，鉴于希尔面临生命危险，他们赶紧要求增援。最临近的武装警察部队火速驰援，他们是从希斯罗机场附近赶来的，连机关枪都带来了，同时抵达的还有一架警用直升机，在酒店的上方做低空盘旋。新闻记者闻风而来，照相机的闪光灯亮做一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