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牧师
1994年2月
在警察总部，在国家美术馆，在奥斯陆的报馆、电台、电视台，电话铃声没日没夜地响着。有人在等巴士的时候看到一名男子拿着一个巨大的塑料袋，袋口露出一截厚重的木头画框。有个男人在酒吧里偶尔听到旁边两名男子之间可疑的交谈。一位刑满释放犯声称自己掌握着非常关键的信息，他非常乐于同警方分享，只要能得到一点小小的报酬。
挪威的小报马不停蹄不计代价四处打听。国家美术馆是怎么想的呢？警方在忙什么呢？谁应该为这次的惨痛事件承担责任呢？全世界的记者们操着不同的语言抛出同样的问题。
文化部部长以及国家美术馆馆长躲起来商议下一步的对策，结果却绝望而凄惨。他们还能有什么办法呢？政府不可能付钱赎回那幅名画，就算有人知道该与谁进行交易，议会也不可能同意把纳税人数以百万计的钱给窃贼。退一万步来看，就算这桩交易在政治上是正确的，那也将会开创一个非常糟糕的先例，它意味着这个国家所拥有的每一件艺术珍宝恐怕都将成为歹徒们掠夺的对象，因为用它们可以向政府勒索赎金。
既然不能使用政府的钱，用高额赏金换回《呐喊》的可能性就荡然无存。但考虑到即使是小数额的赏金也聊胜于无，国家美术馆决定从羞涩的荷包中拿出一笔钱来。馆方宣布，将会给予提供了可靠线索、帮助找回《呐喊》的人二十万克朗的酬劳，约合二万五千美元。与此同时，各种报纸反复强调这幅画的价值不低于七千万美元。但是，抛出的诱饵无人理睬。
与此同时，挪威警方通过各种关系打探消息，但除了虚假信息，就再没有别的了。如果奥斯陆的黑社会分子当中真的有谁偷走了《呐喊》，看起来其他的黑社会分子们貌似都不知情。这个消息当真不妙，局势甚至比开始的时候还糟糕。挪威警方极力想要找到一个突破口，以打消对他们的漫天指责，并揭露出犯罪分子们的真面目。这不仅仅因为事关面子问题，同时也因为《呐喊》是非常易损的——以画面中间那些蓝色的海水为例，它们实际上就是一些附着在画作表面的白垩粉，衣袖不经意的轻轻一蹭都能蹭掉——如果没有必要的保护，这幅画随时会遭遇不测。对于那些肯于把《呐喊》顺着梯子滑下去的窃贼来说，他们很可能会为了运送方便而把画从画框当中切割下来，也可能会把它藏匿在一间发霉的地下室里，或者是一个漏雨的破阁楼上。
随后，度过了谣言纷飞和困惑不已的五天后，终于有了第一个突破口。两位挪威最有争议的人、两位由于发起组织了多次反堕胎示威活动而被赶出教堂的牧师挺身而出，义无反顾地加入了“呐喊”。
早在本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之前，路德维希·内萨、伯雷尔·克努森就要准备一场“壮观”的抗议活动，以弘扬他们反对堕胎的主张。由于在过去十年中与这两位前牧师打过无数次交道，挪威警方对他们的底细非常了解。他们最典型的做法是跑到某家医院里，阻止医生实施堕胎手术。如果不出意外，院方会打电话报警，而这两位身穿黑色袍子、扎着白色立领的前牧师就将有机会在电视台的摄像机前出头露面。
如果能被警方抓走，那就再好不过了，只要能让公众注意到“新生活行动”，他们什么都愿意干。抗议和示威足以博取公众关注，但在民间大肆散发邮件也非常有效。内萨和克努森都非常喜欢一幅画，那是一幅拙劣的卡通画，描绘的是一只女性的手在无情地摧残一个弱小的、无助的小家伙。只要随便扫上一眼，人们就会发现，在画面中央那个痛苦地号叫的形象脱胎自《呐喊》。
在《呐喊》失窃之后的第一天或者第二天，一位记者“突发奇想”打电话给内萨：莫非那两个闯入挪威国家美术馆并窃走《呐喊》的夜贼就是内萨和克努森？内萨吭吭哧哧、语无伦次。这位记者解释了自己这么做的理由，并且再次提出了他的问题。
“无可奉告。”内萨说。
2月17日的早上，挪威的各大国际传媒的传真机都开始往外吐两位牧师的卡通画，奥斯陆的每一家电台、电视台也开始谈论或者播放这幅画作。这一次它增添了一大的新讯息。
“什么是更有价值的？”报纸头条嚷嚷道，“是一幅名画，还是一个孩子？”
延宕已久的搜寻工作重上轨道，兴奋不已的媒体们都把目光投向了内萨和克努森。ＣＮＮ①播报了这一事件，ＢＢＣ②以及《纽约时报》③同步跟进。对失窃一事，两位前牧师都拒绝作出正面回答。
①ＣＮＮ，Cable News Network的缩写，即“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它由特纳广播公司（TBS）董事长特德·特纳于1980年6月创办，通过卫星向有线电视网和卫星电视用户提供全天候的新闻节目，总部设在美国佐治亚州的亚特兰大。
②ＢＢＣ：英国广播公司（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简称BBC，是英国的一家政府资助但却独立运作的媒体，长久以来一直被认为是全球最受尊敬的媒体之一。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BBC一直垄断着英国的电视、电台。在1955年独立电视台和1973年独立电台成立之前，BBC一直是全英国唯一的电视、电台广播公司。今天BBC除了是一家在全球拥有高知名度的媒体，还提供其他各种服务，包括书籍出版、报刊、英语教学、交响乐团和互联网新闻服务。
③《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是一份在美国纽约出版的报纸，在全世界发行，有相当的影响力。美国有影响的英文对开日报。1851年9月18日创刊。由纽约时报公司在纽约出版。原名《纽约每日时报》，1857年9月14日改用现名。平日出90多版，星期日 140版。1983年11月13日的一期星期日版达1572版，重量4。5千克多。发行量平日105。6万份，星期日164万份（1987）。1896年为A.S.奥克斯所收买，同年10月25日首次刊出“社训”，“刊载一切适于发表的新闻”。1935年奥克斯去世之后，其婿A.H.苏兹贝格任发行人兼社长，直至1961年。后为苏兹贝格家族所有，与洛克菲勒财团关系密切。1969年起从家族企业变为股份公司，成为拥有多家美国报纸、杂志、电视台、广播电台和国外联合企业的大报团。该报对重大事件的报道有其独到之处，如1912年关于“泰坦尼克号”客轮遇难事件的报道；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独家全文刊载《凡尔赛和约》； 1927年关于 C.林白驾机飞越大西洋的报道；1945年向日本广岛投掷原子弹的报道等。1918年因“全面而准确地”报道第一次世界大战而获普利策金质奖章。截至1984年，共获普利策奖54次。1976年通过卫星传送版样，在新泽西州的卡尔斯达德印刷报纸。1980年起先后在芝加哥等地印刷出版全国版。有记者、编辑等 600余人。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太开诚布公，”克努森对记者表示，“我们已经发出了一个信号，我们希望这个信号能够被正确理解，但我们还是需要保留一点点神秘感。”
克努森暗示要做一笔交易：如果挪威的国家电视台统一播出一部名为《沉默的呐喊》的反堕胎影片，那么国家美术馆也许会重新寻回他们失去的杰作。
记者们要求获得更多翔实的内容，比如克努森是否知道《呐喊》的下落。
“无可奉告。”
他是否会为了宣扬自己的主张而窃取这幅名画？
“是的，我绝对愿意。”
媒体记者们爱死这段故事了，但是警方对此却嗤之以鼻。那两位前牧师不过是“公关犬”，这是莱夫·利尔对他们的评价。利尔是负责调查此案的挪威探员，他确信内萨和克努森不是作案者。
“通过那么多年的抗议活动，我们已经摸透了这两个人。对于报纸来说那是一段很好的故事，但是对于警察，那根本是无稽之谈。”
在距离挪威很远的地方，还有一小群人非常关注此案的进展。他们是苏格兰场的探员，是“艺术与古董侦缉^、组”的精英成员。这个小组通常被简称为“艺术小分队”。《呐喊》失窃案发生在周末。1994年2月14日星期一，艺术小分队的主管早上上班之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给他麾下最棒的秘密特工打了个电话。
“查理，听到有关《呐喊》的事儿了吗？”
“我昨天晚上在新闻里看到了。”
“你认为我们能起点儿什么作用吗？”
正常情况下，发生在其他国家的失窃案与苏格兰场搭不上任何关系。追寻《呐喊》肯定会过程曲折、投入巨大，还可能遭遇危险。
“好好儿跟我说说，”这位高级警官对电话那头的人下达了命令，“为什么我们不能袖手旁观？”
这个问题问得不赖。秘密特工查理·希尔非常老实地做出了回答，他表示这件案子“与伦敦警方扯不上半点儿关系，但它实在是太精彩了，不容错过”。
5、艺术小分队
在艺术犯罪的世界里，伦敦是必经之路之一。（尽管发生过损失惨重的加德纳博物馆失窃案，但美国跟伦敦比简直是死水一潭。）每个罪犯都知道，只要被追踪的对象离开了自己的管辖范围，负责追踪案犯的警察常常会失去兴趣（或者失去管辖权）。另外，艺术还真的是无国界：一幅从日内瓦的画廊里盗走的梵高的绘画，被走私到了罗马后，一毛身价也不会跌。
各国的法律规定千差万别，这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艺术品的走私。例如在意大利，如果有人从一位合法的经销商手里购进了一幅绘画，那么他马上就会成为这幅作品的合法拥有者，不管这幅画是不是偷来的。日本在这方面简直是持鼓励态度：只要经过了两年，任何失窃的艺术作品就都可以合法地进行买卖。因此，窃取一幅画作，找个地方藏上两年，再拿到日本出售，买主就可以正大光明地把这幅画挂起来，供全世界瞻仰。与之相反，美国的规定是“任何人都不得销售并不属于他的东西”，其结果必然是“买家需谨慎”。如果一位美国人哪怕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买了偷来的艺术品，原主人仍然可以要求归还。
这一切导致偷窃来的绘画和雕塑会展开漫长而又迂回曲折的地下之旅。这个过程必须神不知鬼不觉，因为没有一个有名望的商人会经销贼赃。早些年，哪怕再小心的经销商也会不知不觉犯这样的错误。现如今，有了完备的计算机数据库，再指望经销商一时疏忽几乎是不可能的了，至少对那些杰作来说是如此。
那些被偷走的艺术品多半会几经转手，在通常情况下，这个链条上的人都只知道上下家是谁。那些栖息艺术髙枝上的博物馆馆长们会频频接到暴徒们勒索赎金的电话。这些人绝不会冒险进博物馆，除非意图打劫。那些住在始建于几个世纪前的古堡里，坐拥贵族封号的名流贵胄们，他们名下的绘画会落人某个末流毒品贩子之手，被塞进超级市场的购物塑料袋里，藏匿于火车站的存物柜中。
艺术小分队的工作就是要摸清其中离奇曲折的过程，探寻失窃艺术品可疑的倒手途径。
艺术小分队很小，经常得到口头表扬，但很少得到实际好处。这个小团体隶属规模庞大的“严重及有组织犯罪调查组”，其成员从来没有超过六个，经常只有那么两到三个人，甚至某些时候索性被暂时地解散。在苏格兰场里面，政治是一项残酷而复杂的游戏。对于艺术小分队这样没权没势、风雨飘摇的小团体，被打着“内部重组”的旗号取消的可能性极大。
这个问题一部分可以简单归结为“艺术”与“文化”有关，而在充满着阳刚气息的警察行业中，像“艺术犯罪”这么琐碎的事情总让人心里犯嘀咕。负责艺术品罪案的探员们总是忙不迭地撇清自己。
“人们老是对我说‘你肯定对艺术特在行吧。’”迪克·埃利斯说，他已经在艺术小分队待了十年，是这里最资深的人之一，“事实上，我他妈对艺术知之甚少。”
“警察们不会以那种方式和我们说话，”查理·希尔表示，“但他们会在心里嘀咕，‘无论如何，那些画真有那么重要吗？’话里话外的意思是：‘你看见一幅，就等于看见了所有的。’”
“很难和有不同看法的人争辩，”希尔接着说，“尤其当你面对的是一些彻头彻尾的不学无术的家伙时。就算你说得舌璨莲花，他们也会一门心思认准你就是个把绘画看得高于一切的唯美主义者。”
一般来说，警察们总是会对罪案的受害者抱有同情心。但一位头上被敲了一记的老头儿可是个例外，他名下的产业包括一幢拥有一百个房间的豪宅，他的土地绵延一千英亩。他丢失了一幅名画，那是他的曾祖父在一个世纪以前买下的。鉴于所丢失的不过是一幅画，况且还剩下很多幅绘画好端端地挂在墙上，该有的同情心自然挥发得无影无踪。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警察常常心不在焉，并且有意冒犯事主。也许是这位阔老头儿颐指气使的劲头让人生厌，也许是他的跟班们犯下了致命错误，把警察们像仆人一样使唤。这就足够了。
只有在极少的情况下，比如失窃的艺术品是国之瑰宝，或者是窃贼在作案的过程中朝人开枪——警方才会重点考虑追查失窍的艺术品。通常情况下，警方会理所当然地（但悄不出声地）认为那个小老头儿应该庆幸损失轻微。他这样的名人那么有钱，应该给那幅画上了保险，不管怎么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说到保险，警察们据常识作出的推测——实际上窃贼也这么想——很可能是错误的。说出来简直让人难以置信，很多价值百万的画作其实是没有上过保险的。以英国为例，那些被收入公共博物馆永久珍藏的艺术作品基本上都没有上过盗抢险，甚至连大名鼎鼎的国家艺术画廊和泰特现代美术馆也是如此。其基本原理是“不能两次把国库的钱花费在同一件事情上”。换句话说，纳税人已经提供了购买那些艺术品的钱，就不应该再负担给它们上保险的钱了。
当那些伟大的绘画作品从一家博物馆转移到另一家博物馆以供展出时，它们确实保过险了，但这种保险是“从钉子到钉子”的。它只管从艺术品被搬离它原来所在的博物馆的墙上时开始，到被重新挂到原来的那颗钉子上为止这段时间。绘画作品所属的博物馆平时都只给它们上意外损害险，不上盗抢险。首先意外损害对博物馆来说简直是噩梦，它会把艺术品彻底损毁。至于盗抢，一次顶多就损失那么一两幅画，况且这也被看做是保安与监控责任范围内的事情，跟保险公司没有什么关系。因此，《呐喊》没有上过保险。
美国人的政策与欧洲人截然不同，美国的博物馆都会为自己的藏品上盗抢险。连较小规模的博物馆都可能规定为馆藏艺术品投保五百万甚至一千万美元，世界知名的大博物馆所投的保险金额可能会达到五亿美元。
当然了，也有例外，加德纳博物馆更是例外中的例外。这座博物馆以及它所在的那座仿意大利风格的宫殿都是伊萨贝拉·斯图尔特·加德纳的遗产，她是一位行为古怪的波士顿社交名流，也是一位艺术赞助人。绰号“杰克太太”的她死于1924年，但她仍然活在由她的密友约翰·辛格·萨镇特绘制的那幅着名的画像中，活在无数耸人听闻但令人起疑的奇闻轶事中——人们传说“杰克太太”喜欢用链子牵着一头小狮子在特里蒙特街上散步——尤其爱在她的博物馆里散步。多年来加德纳博物馆也是她的住所，她的房间在四楼，下面的三层楼摆满了她精心收集来的各种宝贝。“杰克太太”在遗嘱里写明，所有的藏品都要按照她生前摆放的位置进行陈列。不得出售任何一件东西，甚至移动位置都不行。任何新的艺术品也别想挤进来。
这份遗嘱所带来的结果之一是，尽管过去几十年来波士顿变得越来越繁华，加德纳博物馆所在的广场街二号依然像绿洲一般宁静，而它带来的另一个结果是，加德纳博物馆的托管人决定不再投保盗抢险。说到底，为艺术品投保通常是为了一旦艺术品被偷或者遭到损坏，可以用保险金购买其他艺术品作为替换。然而倘若所有的藏品都不得被替换，那么年复一年地给保险公司送钱还有什么必要呢？为这些馆藏艺术品投保甚至更有可能把贼招来，那些窃贼们相信，他们可以偷走那些画作，并以此勒索赎金。（托管人的理由看来很充分。与之相反的另一派观点——万一发生失窃，博物馆至少可以从保险公司那里得到一张支票，总比鸡飞蛋打好——落败了。
所以，当1990年冬天窃贼们潜入加德纳博物馆，窃走了价值三亿美元的艺术品之后，加德纳博物馆没有得到一个子儿的补偿。
私人收藏家往往也很轻率。其中有些人目光短浅，另外一些人，特别是那些继承了颇为值钱的艺术名品的人，往往努力保持低调，因为他们担心会引起税务当局的注意，此外还有那些没落的贵族们，如今他们有土地有产业，但没现金，而且他们会更愿意把钱用来整修面积足有两英亩的石板屋顶，或者把有上百年历史的铅皮水管加以翻新，而不会为已经经历了一代又一代人、蒙上了厚厚尘土的古旧帆布投保。
有鉴于艺术品投保的保费非常低廉，竟然有那么多的人选择不去投保真是让人难以置信。现行的艺术品投保费率仅为百分之零点几，大致与住房保险的费率持平；一幅价值一百万美元的绘画每年所需的费用不过几千美元。投保费率之所以这么低，是因为艺术品被窃取的风险低，所以很多艺术品拥有者选择了撞大运。以布克鲁奇公爵为例，他所拥有的艺术品总价约为四亿英镑。其中仅失窃于2003年夏天的莱昂纳多·达·芬奇的《纱槌圣母》就价值五千万英镑左右。然而布克鲁奇公爵为自己所有藏品投保的金额仅为三百二十万英镑。
警方对艺术犯罪的忽视并不能简简单单地归结为他们下里巴人的习气。警方的经费捉襟见肘，并且随时都面临着各种危险。他们必须作出选择，找出最需要他们全力以赴进行侦查的案件。大学哲学系一年级新生遇到的两难问题，在警察们的现实生活当中每天都在上演：你究竟是去解救困在失火的房子里、透过窗户呼救的人，还是去拯救悬挂在壁炉上方的那幅伦勃朗的画作呢？
公众们也希望警方专注于真实的犯罪，而不是那些被窃的艺术品。悬而未决的暴力袭击事件是丑闻，失窃的名画只是谜案。警方实际上也没有选择的余地，他们必须全力以赴，证明自己正在大力打击那些上了电视新闻以及小报头条的犯罪事件。
“如果我们发现某个毒品贩子是恋童癖，同时还卷入了与艺术品、古董有关的罪案，那么这事儿就好办得多了，”一位追踪艺术品窃贼长达三十年的探员慨叹道，“但一个恶棍的犯罪事实仅限于艺术品、古董的圈子时，警方根本就不会在意。”
就在艺术小分队的头头约翰·巴特勒给査理·希尔打去电话谈论《呐喊》失窃一案的同一天早上，伦敦《泰晤士报》就这桩窃案发表了一篇社论。
“谁能把这样一幅画卖出去呢？”这份报纸困惑地问，“它会被藏到哪里去呢？又有谁敢于买下这样一幅失窃的珍宝呢？除非是某位极其崇拜蒙克并且又患有强迫症的百万富翁，否则有谁会甘冒奇险买下这幅画，只为了在午夜偷偷溜进可能藏有《呐喊》的漆黑的小房间呢？”
上面这些问题都提得合情合理，但如果有谁敢对艺术罪案探员提出这些疑问，肯定会招致劈头盖脸的一顿臭骂。原因之一是没有耐心，他们有工作要做，任何对他们喋喋不休的外行都让他们觉得讨厌，这情形就像初学走路的孩子无休止地问“为什么啊？爸爸，告诉我为什么啊”一样。如果想要诚恳地作出回答，势必引起长篇大论并身陷其中。艺术品窃贼的动机就像是调和而成的毒药，心理因素和经济因素同样重要。仅仅把窃贼的行窃动机归结于金钱是错误的，就像一位行家为了某幅画一掷万金，并不仅仅是因为其动人的魅力。
确实，刚开始时是因为窃贼们相信风险很低，而潜在的回报又足够高-至于到哪儿才能找到合适的买家则先不予考虑。也许会是-位不诚实的收藏家，也许是气得发狂的画作拥有者，也可能是拥有者投保的保险公司。（如果某幅名家画作不幸失窃，就会随之出现各种启事，承诺说要为提供寻回失物线索的人颁发赏金。根据悬赏金额的多少，地下交易有一条不成文的铁律，失窃艺术品的黑市价通常仅为其正当价格的十分之一。）
如果单纯从商业价值的角度来判断，盗取顶级的绘画珍品简直就是为笨蛋准备的游戏。诱惑是巨大的：就像海洛因和可卡因一样，价值数百万美金的大师名作并不占用太大的空间。走私夹带毒品是非常危险的，而转运艺术品却很容易。任何一名船主都可以带着一幅画环绕半个地球。如果一个骗子想要绕开ＵＰＳ或者联邦快递这样的货运公司，同样易如反掌。他可以大摇大摆地通过海关，行李箱里就藏着一幅伦勃朗的名画。万一海关检查员表露出一丁点儿怀疑，窃贼可以搪塞说这是他从一名有上进心的学生手上买来，为了装点自己的起居室用的。
但万事有利也有弊。其他那些兼具价值高昂、体积很小这两项优点的物品——毒品、钻石、珠宝、金银工艺品等等——要么是难以辨识的，要么是可以很容易改换外观的。偷来的项链上镶嵌着的红宝石和珍珠一旦被摘下来，它的出处就再难分辨。钻石可以被重新切割。从考古发掘现场劫掠来的古董——警方以及业内专家对它们还一无所知——可以堂而皇之地叫卖，不用担心招来愤怒的所有者要求索回自己的财物。
艺术品就不同了。伟大的绘画拥有着独一无二的“身份”（也许可以骗过昏昏欲睡的海关人员，但绝对骗不过那些潜在的买家）。况且，要对大师的画作进行伪装就相当于动手毁掉它。此外，一幅绘画的身份证明并不仅仅局限于画布之上。每一幅重要的绘画作品都有一份书面记录，就如同一份家谱，依据它就可以了解这幅作品是怎样由一位所有者传递给下一位所有者的。如果一幅画作没有被记录在案，任何一位遵纪守法的买家都绝对不会相信它是真品，更别指望他们会轻信一位满口花言巧语的陌生人是那幅名画的合法主人了。
如果窃贼们像正常人那样思考问题，上面提到的那些不利因素肯定会让他们远离艺术品。然而《呐喊》的遭遇以及其他举不胜举的案例已经证明窃贼们简直是不屈不挠。艺术小分队近些年来的研究结果表明，窃贼们盗取艺术品的目的还在于显示他们的情绪是多么高昂，他们的战利品是多么耀眼，他们的事迹是如何占据了报纸头条，他们要让那些有权势的人对此产生深刻的印象。当然，窃贼们乐于盗取艺术品也是因为可以把它们作为黑市上的硬通货，用来与自己的同行们达成交易。对于警察来说，追踪失窃的艺术品就如同努力追赶到处蹦跳的皮球：一幅从法国风景区多尔多涅的度假屋里偷来的毕加索，经过某个法国黑帮之手，被转卖给阿姆斯特丹的某个黑帮，后者又把它转卖给了土耳其的毒品贩子，接下来它又被当做购买一批海洛因的预付款，出现在了伦敦的街头。
当那些特别着名的画作遭遇窃贼的黑手时，后者的犯罪动机往往是为了获得自我吹嘘的资本，并且用实际的战利品加以证明。成功地窃取一幅大师的画作会让下手的窃贼们名声鹊起，他们会因此受到团伙内其他成员的羡慕甚至敬仰。至于这幅作品在艺术方面的成就有多高，那就不是窃贼们需要考虑的事情了；他们中没有几个艺术鉴赏家，简直可以说一个都没有。一幅标价五百万的伦勃朗的画作会招致窃贼们的觊觎，只因为它意味着功成名就。在其他的圈子，功成名就的内涵可能会转化为一辆劳斯莱斯，或者登上珠穆朗玛峰，或者猎杀一头狮子，然后把狮子的头挂在自己家的墙上。
作案的手法越是奇怪，越可能取得宏伟的战果。比如，1997年，伦敦的一名窃贼溜溜达达地进了豪华气派的勒菲维尔画廊0311617^，询问某幅画作是否出自毕加索的手笔。得到肯定的回答后，他掏出了一把霰弹枪，摘下那幅画就跑，逃到了一辆在门外等候的出租车上。在这起案件当中，风险和潇洒是最为关键的因素——光天化日之下，在市中心，一次武装抢劫，得到的是最高等级的战利品。哪个雄心勃勃的年轻窃贼能抵御这样的诱惑？
如果问到为什么窃贼们总是会犯下形形色色的案子，不断地刺激探员们的神经，那是因为罪犯们都是些心理复杂的、让人难以理解、爱惹是生非的家伙，这一点探员们早已心知肚明。为什么窃贼们会盗取艺术品？探员们经常会提高声调吼出一句简短的话：“因为他们就这么干了。”听起来这更像一句阻止别人继续问下去的警告，而不是一个回答。那么，为什么总会有人欺凌弱小呢？为什么黑帮分子会枪击他们的对手呢？
还是重新回到主题上来吧，为什么窃贼会向大师们的名作下手呢？
“因为他们想，而且他们也办得到。”
《呐喊》失踪之后，挪威警方总在琢磨，究竟会是谁干的呢？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他们又给自己追加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到现在我们还没有听到关于窃贼的半点风声呢？
从一开始，挪威警方就推断窃贼们盗取《呐喊》的目的是用州它勒索赎金。毕竟艺术品绑票与真正的绑架案相比有很多的优越性。对于偷来的艺术品，完全用不着供它吃喝，也用不着没日没夜地看守着它并且让它保持安静，一幅绘画绝不可能奋力搏斗，也不会尖叫救命，更不可能在法庭上提出证控。就算事情干砸了，警方就快找上门来了，一幅绘画也可以很方便地被丢进垃圾桶，或者被团巴团巴付之一炬。
日子过了一天又一天，过了一周又一周，偷去了《呐喊》的窃贼们依旧了无声息。
从《呐喊》失窃的那一天起，苏格兰场就在考虑着是否介入此事，那时他们还没有任何官方身份。在苏格兰场艺术小分队的探员们看来，头一项挑战，在于找到某种办法，把窃贼们诱出他们的隐蔽所。
“有没有什么计划可以提交？”约翰·巴特勒问查理·希尔。
“给我一刻钟，让我盘算盘算。”
这是1994年2月的一个周一的早晨，天气寒冷，天色黯淡。巴特勒在伦敦，希尔则碰巧被指派到欧洲警察组织去办事，后者是国际警察组织在欧洲的分支机构。希尔当时在荷兰海牙的一座潮湿寒冷的混凝土结构大楼里，外面是一条繁忙的公路，以及一条已经上冻的运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所房子曾是盖世太保的分区总部。
对于一位像希尔这样不知疲倦、喜怒无常的男人来说，要是把他局限在办公桌旁，他会觉得自己的生活简直如炼狱；没有什么比对付一伙儿狡猾的、心狠手辣的歹徒更刺激的了。放下电话042听筒，希尔把自己舒舒服服地靠在椅背上，伸开两条大长腿，闭上眼睛，开始努力让自己进入角色，试着扮演一名窃贼，而这位窃贼盗走了二十世纪最伟大的艺术品之一。
怎样才能把那些窃贼诱骗出来呢？希尔回顾了一下以往自己扮演过的角色。通常他会扮作一名来自美国或者加拿大的商人，或是一个总在奢华地旅行、穿梭在浮华圈子里的独行客，也可能是一位喜欢外出、喜欢交谈、喜欢喝酒到深夜的人，而且慢慢大家会发现他可以一边微笑，一边高声怒喝。
这些私人场合中的“表演”——包括观众——由希尔当时的工作需要而定。这个星期，希尔可能会把自己扮成一名寻思着购买伪钞的江湖骗子，而下个星期他可能会摇身一变，化作一名不诚实的艺术品收藏家，到黑市上寻找一幅失窃的绘画。当扮演江湖骗子的时候，希尔会满嘴脏话，疯疯瘫癫；而在扮演艺术鉴赏家时，他就不再骂骂咧咧、虚言恫吓，而是照希尔自己的话说，要表现出“艺术气息”。一段关于威廉·透纳①光影手法的独白应该很管用。
①威廉·透纳（William Tumer，1508-1568），十八世纪吗？英国风景画家，曾出任皇家美术学院院长。
希尔的考虑时间有点长，应该已经超出了他许诺的十五分钟，但也没超出多少。他对自己笑了笑，随即拿起电话，把计划告诉了巴特勒。
6、艺术拯救者
查理·希尔是个高个、圆脸的汉子，一头卷曲的褐色头发，戴着厚厚的眼镜。他有一半英国血统，一半美国血统，他的个人履历可不简单，乍看之下，就好像是某位粗心的办事员从好几个人的履历中各自抽取了几张，装订在了一起。出生在英国，在美国长大（还在德国服役两年），希尔曾经当过兵，也曾经是享受着富布莱特奖学金①的学者，在学术界混过；后来当过牧师，再后来他找了一份警察的工作，在伦敦最时髦的街区上踏着步点儿巡逻。
①富布莱特奖学金（Fuibrigut Scholarship），根据国际交流奖学金计划而设置的教育资助金，旨在通过教育和文化交流增进美国人民和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
不认识希尔的人要是在街头猛然撞见他，多半会把他当成学者，尽管他脑门儿上的皱纹比一般的学者要少很多；也可能会把他看成商人，每天想的就是如何做到收支平衡和自己的交易底线。凑近一点儿细看看，人们就会产生其他的猜想。希尔走路的时候大摇大摆，仿佛整个人行道都是他家的——他能够显得非常迷人和友善——特别是当谈话的主题转移到了他所喜欢的话题上，比如海军的历史时——但希尔也是不安分的和缺乏耐心的，他的坏脾气经常会毫无征兆地突然发作。他有时怒目圆睁，有时摔打电话，这些显示出这名男子可不是好打交道的。
他的谈吐一般来说还是合乎礼仪的，但是在他的言谈话语中，学者的腔调和警察的腔调会掺和在一起。上一句希尔可能还在很文雅地引用十八世纪英国政治家埃德蒙·伯克对自由的论述，下一句他可能就会破口大骂“臭狗屎”。
希尔的口音也很奇怪。在美国人听来，希尔的口音大致上还是很像美国人的，但还是不太一样——加拿大人？抑或是澳大利亚人？英国人同样难以确定希尔的身世。他会是英格兰人吗？怎么好像还有点儿爱尔兰人的味道？
利用闲暇时间，希尔开始专攻秘密调查活动。在他离奇曲⑽折的生活经历当中，希尔发现自己有着非同寻常的能力，总是可以轻易地在觥筹交错间赢得黑帮分子的信任，或者是在畅游艺术画廊的艺术爱好者当中得到共鸣。希尔的“演技”当真不错，但是与那些性格演员不同——那些人把角色塑造得非常切合其所处的环境，以至于事后他们非常容易被人遗忘——希尔不会让自己过分沉溺于角色当中，反而是故意保留着自己个性当中的奇特部分，显得像个局外人，但是又让人觉得值得与他打交道。
在艺术犯罪的狭小世界里，希尔是最为特立独行的人。无论是违法的一方，还是维护法纪的一方，基本上都会采取谨慎的策略，把那些并非顶尖珍宝的艺术品作为斗争的焦点。从窃贼的角度出发，最值得下手的是那些能够卖出大价钱的艺术品，但不至于名贵到给自己招惹麻烦的地步，而站在负责追查案件的警员的立场上，他的努力方向是提高自己的破案率，所以会追踪那些破案几率较高的案件。长远来看（追踪一幅画甚至要穷尽一生的时间），数量压倒了质量。
“我们是撒网捕鱼，”艺术品追查行业当中某个私人公司的老板说，“对于我们来说，这是一个工业化的过程。而查理·希尔的做法则是用鱼竿钓鱼，他总是在找最大的鱼。”
希尔总能钓到“大鱼”，这是同行业内其他人无法望其项背的。维米尔、戈雅、提香的失窃名画都在希尔起获的名单当中。在二十年的从业时间里，希尔寻回了众多的大师画作，总价值超过了一亿美元。
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就像每个国家都有着各自的文化传统一样。在查理·希尔的家里——他的父亲是一名美国军人，他的母亲则是将魅力与英国式的高贵典雅合于一身的标准美人儿——最喜欢讲的故事总是围绕着以下几个话题：战争、英雄、浪漫、悲剧。查理·希尔就是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下被熏陶出来的。其结果是在他的个性当中有着强烈的两面性，一方面，也是那么投入地相信英雄主义，愿意为了远大的目标努力奋斗，即便成功的希望极其渺茫也在所不辞；另一方面，他又是个彻头彻尾的愤世嫉俗者以及怀疑论者，他从骨子里相信，在一场赛跑当中起决定作用的关键因素不是参赛者的敏捷度，而在于看谁花钱买通了计时裁判。
很多时候，希尔就像是这个世界上年纪最大的童子军。看到那些需要帮助才能过马路的小老太太，他的心都会碎了。在公园里散步时，他沿路捡拾被人胡乱丢弃的薯片包装袋、空啤酒罐，把它们投放到垃圾分类处。只要有朋友乘飞机抵达希思罗机场，希尔一定等在那里热情迎候，无论航班抵达的时间多么不靠谱，无论前往机场的道路上交通状况多么险恶。他的习惯是站在接机人群的最前面，脸上挂满了笑意，手里还会攥着瓶水，以防这趟飞行让他即将到达的朋友口干舌燥。
接下来最有可能发生的事情，是在次日凌晨两点，这些受到款待、酒足饭饱的客人们会发现自己正坐在希尔的车里，而汽车则在高速公路上以超过一百英里的时速疾驰。掌管方向盘的肯定是希尔本人，就算别人再怎么恳求，他也不会把速度降下来。如果身边的朋友们真的被吓到了，希尔会变得越发心满意足。
恐怕再没有比希尔更看重友情的人了，所以才有以上跌宕起伏的转换。在希尔住所的电冰箱上，所有的显要位置都贴满了他与老朋友们的合影；给他打电话的人、他的访客以及他的密友们有很多都是在上小学的时候就结识的。以下情况并非偶尔为之：如果他的美国朋友们有孩子在伦敦上学，无论是遇到了生活中的困难还是害了思乡病，希尔一定会放下手中的事情，火速前去救援。希尔不太擅长劝解别人，不会和别人进行触及心灵的交谈，人们很难想象“来好好儿跟我说说吧”之类的言辞会从希尔的嘴里冒出来，希尔最擅长做的是把旅行和探险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它们所带来的愉悦能够将忧伤阴郁的心情扫除干净。
如果用一幅绘画来隐喻希尔的才华，那将会呈现出奇特而又很不均衡的面貌。画面当中是亮丽的摩天大楼，但它们的周围紧挨着的就是成片的空地和废弃的仓库。希尔是个天才的模仿者，但是在学习语言方面却不可救药。他最大的本领在于他拥有超凡的记忆力。几乎任何事情都能勾起他心中的往事，这些往事中包含了当事者的名字、事件发生的日期，以及逐字逐句地引述当时的对话。
希尔并不唠叨，不像有些鸡尾酒会上的话匣子们那么让人生厌。与之正相反，希尔在与人交谈时的典型特征是思维跳跃，前言不搭后语，很少有人能够理解其中究竟有怎样的关联。譬如旁人谈论起当今的政治问题，希尔很可能会截住话头，大谈乔治·华盛顿在法印战争①中的业绩；而当别人隐晦地提及当下正有某位名人卷入官司接受审理时，希尔的反应可能会是背诵一段影射英国唯美主义诗人王尔德被捕的打油诗。
①1754年至1763年，法国与英国之间为夺北美殖民地进行了长期战争，华盛顿在战争期间功勋彪炳成为英雄，而这场战争也为美国的成功建国创造了条件。
希尔是个爱憎分明的家伙。规则与精确是他所讨厌的，历史、艺术和地理则让他着迷。逻辑学对他来说犹如紧身衣，而数字则与官僚主义结成了盟友关系，一并成为他的死敌。希尔在讲话中根本不会使用诸如“百分比”、“平均值”之类的词，就像内阁要员根本不可能在晚宴上张口骂街一样。
就连同僚们使用数字描绘艺术犯罪的状况都会撩拨起希尔的火气。“那都是胡扯，”他抱怨道，“人们总是在谈论那些难以置信的数字，但你们看到的所有这些数字全是拼凑出来的。在警方的统计数据当中，有价值的艺术品与那些从露天市场的射击摊位上赢来的地摊儿货没有任何分别。”
希尔会毫无预兆地突然陷人沉默。上一刻他还在喋喋不休地讲着他所崇拜的英雄人物、十四世纪在意大利作战的英国雇佣兵约翰·霍克伍德爵士，以及爵士希望去世之后让乌切洛②为他绘制的肖像的事情，然后，突然之间希尔就变得无声无息。在驾车外出的途中，希尔甚至可能会在车流中停下，紧紧攥着方向盘，陷入静默，周围只有发动机的轰鸣声，偁尔他会评价挡他道的人的屁股几句。倘若是与朋友吃晚餐，希尔会停止交谈，哈欠连天——就算是才晚上九点——宣称自己累散架了，必须回家睡觉。
②乌切洛（Paolo Uccello，1397-1475》，佛罗伦萨画派重要画家之一。
要是赶上希尔情绪好，他的个人好恶就会压制不住地表现出来。他不会仅仅满足于告诉大家，他的某位朋友比另外一位朋友的人缘儿好得太多了，而是绘声绘色地用形象的比喻来阐释自己的说法：
“要是弗兰克去世了，他的尸身会被安放在一条燃烧的小艇上，然后驶向大海；勇士们会在滩头列队敬礼，在他们的身边，是哭泣的妇女和孩子们；但是可怜的乔治就得土葬了，就算他的尸身在那冰冷的棺材里放个响屁，也没人能听得到。”
在不是特别兴奋的情况下，希尔喜欢较为含蓄的表达方式。他经常回忆自己当兵时的很多同伴，那些人“接受了法院提供给他们的就业机会”，其实这句话的真正含义是，法官给了他们一次选择的机会，要么去参军，要么蹲监狱。
希尔身上的孩子气相当浓厚。在他看来，打雷挺好的，要是配上闪电就更好了；去郊外远足很不错，要是再有什么由头能让他追赶一辆已经开动的巴士，并且上车，那就更爽了。即使只下了一英寸厚的雪，也给了希尔借口，他会穿上大衣、扎好头巾、戴上手套、换好靴子，犹如要去南极洲探险一般，随后他就穿着这么一身行头，跑到秋园①去了。
①秋园（Kew Gardens），伦敦皇家植物园。
就算是名不副实的冒险，诸如打雪仗之类，也比完全没有冒险好得多，但是希尔可不是沃尔特·米蒂②，他每日的工作当中照例要对付那些“报复心强、狡猾、粗野的窃贼”，对于希尔来说，那些危险不是损失，而是奖励。
②沃米特·米蒂，美国作家詹姆士·瑟伯在其着名短篇小说《沃尔特·米蒂的秘密生活》中塑造的人物形象，典型的耽于幻想而无所作为的人。
“我相信查理应征入伍自愿去越南参战的原因，”一位自少年时期就与希尔斯混在一起的老朋友说，“就在于希尔终于发现，在足球比赛中是死不了人的。”
如果瓦利安王子①以及美国当代侦探小说作家雷蒙德·钱德勒笔下的硬汉侦探菲利普·马洛在现实生活中确有其人，并且合二为一，大概就会是查理·希尔这副样子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