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瓦利安王子，十五世纪亚瑟王统治时期的英国勇士，因为他的主子葛温爵士和另外一位昂恩王子决斗时身受重伤，为了保护爵士的名誉，他只好伪装成葛温爵士和昂恩王子再度决斗一雪前耻。
希尔的父亲是来自美国西南部的农家小子，他的母亲则是一位精力充沛的英国妇女，接受过严格的芭蕾舞训练，但后来加人了“蓝铃花凯利”的舞蹈团，跳那种把腿踢得高髙的舞。（在金·凯利主演的一部名为《姑娘们》的影片当中，主要角色凯·肯达尔的人物性格就是以希尔的母亲为原型的。）希尔的父母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相识的，恐怕再难找出像他们这样个性迥异的夫妻了。兰登·希尔是在贫瘠的俄克拉荷马长大的，他考入了俄克拉荷马海军电子学院，并通过参军见识到了更广阔的世界；齐塔·韦德林顿，令人尊敬的牧师卡农·佩尔西·埃尔博劳·廷林·韦德林顿的女儿，是在剑桥附近长大的，她成长的环境就像美国人想象出来的英格兰：那是在英格兰的东部，当地的房子大都是茅草屋顶的木结构建筑，酒吧里到处洋溢着喜悦的气氛，还有一座建于中世纪的教堂，教堂的尖顶足有一百八十英尺高，直插天际。村庄的名字活脱脱是从《哈里·波特》里蹦出来的，居然叫做大邓莫、小邓莫、萨克斯蒂德、蒂尔蒂。
齐塔是在一所巨大的田间房舍里长大的，拜访她家的人总是络绎不绝。（她后来的丈夫也是到访的客人之一，齐塔第一次看见兰登的时候，他还是个年轻的空军军官，正与齐塔的父亲下国际象棋。）廷林·韦德林顿是当地的教区长，同时也是一位费边主义①的鼓吹者，用她女儿的话说，是一位“玩儿杂耍的，爱卖弄的人”。英国着名作家切斯特顿②是韦德林顿家的常客，大文豪萧伯纳③也时常光临，他凌乱的大胡子以及喜欢打地铺、不爱睡在床上的怪摄总是让家中的小孩子们笑话个不停。
①费边主义，又称费边社会主义，是英国费边社所倡导的一种民主社会主义学派。
②吉尔伯特·基斯·切斯特顿（Gilbert Keith Chesterton ，1874－1935），英国着名小说家，出身于伦敦一个房地产商之家，曾在圣保罗学校和斯莱德艺术学校受过教育，获得“弥尔顿奖”。他从青年时代起就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反对英国政府在南非推行的殖民政策。其最有影响的小说有《布朗神父探案集》、《诺廷山上的拿破仑》、《星期四那个人》；诗集有《野骑士》、《新诗集》；文艺评论有《萧伯纳》、《乔叟》、《罗伯特·布朗宁》等，作品多达150部。切斯特顿集小说家、诗人、文艺评论家于一身，并逐步形成了具有社会批评的创作特点。作者自1903年开始创作的《布朗神父探案集》系英国着名推理小说代表作之一。作者耗时二十四年，花费大量心血，最终于1927年完稿，共有5部56篇短篇小说。布朗神父是一位宽肩膀、圆脸盘、胖墩墩的乡村神父，有一个可爱的形象，也是一位神通广大的侦探；平时沉默寡言、谦逊有礼，一开口就妙语如珠。他的理论是：“罪犯是创造性的艺术家，而侦探则是批评家。”小说描述了他如何用其敏锐的直觉洞察蛛丝马迹，深入推理、侦破一桩又一桩不可思议的离奇怪案的故事。
③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1856年7月26日－1950年11月2日），直译为乔治·伯纳·萧，爱尔兰剧作家，1925年“因为作品具有理想主义和人道主义”而获诺贝尔文学奖，是英国现代杰出的现实主义戏剧作家，是世界着名的擅长幽默与讽刺的语言大师。萧伯纳的一生，是和社会主义运动发生密切关系的一生，他认真研读过《资本论》，公开声言他“是一个普通的无产者”，“一个社会主义者”。然而，由于世界观上的局限性，他没能成为无产阶级战士，而终生是一个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
那可是一段闪闪发光的迷人岁月。曾经有一次，在Ｈ·Ｇ·威尔斯④家，那时齐塔六岁，有人告诉她准备迎接一位特殊的客人。
“齐塔，来见见查理·卓别林⑤。”一个小个子、没什么特别之处的男人走了过来，齐塔当场被气哭了。“他不是査理·卓别林。”那个陌生人一听此话就出去了。几分钟之后他又兜了回来，这次他头上戴了一顶髙帽子，手里转着一根手杖，那位伟大的男人真的来了。
④赫伯特·乔治·威尔斯 （Herbert G。Wells；1866-1946）英国着名科幻小说作家。恩师着名学者赫胥黎的“科学进化论”引导他走上科学之路。1895年创作出版了中篇科幻小说《时间机器》。这是威尔斯最为成功的一部科幻作品，并使他一举成名。 后来一发不可收拾，相继创作了《摩若博士岛》（1896）、《隐身人》（1897）、《世界之间的战争》（1898，又译《大战火星人》）、《首先登上月球的人们》（1901）、《神食》（1904）等众多科幻作品。威尔斯一生着述了127部各类作品，除了科幻小说之外，还有纯学术作品及纯小说等。 威尔斯在创作时运用了当时的先进科学技术，特别是现代物理学和现代生物学；但他又不拘泥于这些学科，不受这些科学理论的局限。威尔斯所关注的不仅仅是科学的进步，而且还有科学进步给人们所带来的美好或不良后果。
⑤查理·卓别林（Charlie Chaplin，1889年4月16日-1977年12月25日），又译“查尔斯·斯宾塞·卓别林”，20世纪美国乃至世界最着名的喜剧电影演员。1889年4月16日出生于英国伦敦，幼年丧父，曾在游艺场和巡回剧团卖艺或打杂。1913年，随卡尔诺哑剧团去美国演出，被美国导演M。塞纳特看中，从此开始了他的电影生涯。1914年2月28日，头戴圆顶礼帽、手持竹手杖、足登大皮靴、走路像鸭子的流浪汉夏尔洛的形象首次出现在影片《阵雨之间》中。这一形象成为卓别林喜剧片的标志，风靡欧美20余年。他奠定了现代喜剧电影的基础，卓别林戴着圆顶硬礼帽和礼服的模样几乎成了喜剧电影的重要代表，往后不少艺人都以他的方式表演。从1919年开始，卓别林独立制片，此后一生共拍摄80余部喜剧片，其中在电影史上着名的影片有《淘金记》、《城市之光》、《摩登时代》、《大独裁者》、《凡尔杜先生》、《舞台生涯》等。这些影片反映了卓别林从一个普通的人道主义者到一位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艺术大师的过程。卓别林以其精湛的表演艺术，对下层劳动者寄予深切同情，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弊端进行辛辣的讽刺，对法西斯头子希特勒进行了无情的鞭笞。1952年，他受到麦卡锡主义的迫害，被迫离开美国，定居瑞士。在瑞士期间，他拍摄了尖锐讽刺麦卡锡主义的影片《一个国王在纽约》。1972年，美国隆重邀请卓别林回到好莱坞，授予他奥斯卡终身成就奖，称他“在本世纪为电影艺术作出不可估量的贡献”。卓别林赞扬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取得的成就。卓别林的一生是20世纪最引人瞩目的一生之一，他本人成为了一个文化偶像。他一生中私生活和公众生活的高高低低受到了有些人的高度赞扬，也受到了其他一些人的严格批判。
直到今天，已经八十七岁高龄的齐塔仍然像个早熟的半大孩子一样心直口快，毫无遮拦，因为她知道自己受到所有人的崇敬，没有人会申斥她。她就像站在聚光灯下讲故事的绝顶好手。她会谈起六十多年前与一位叫做迪迪·仲马的年轻人一起在地中海游泳，后者是位英俊的法国小伙儿，正与另一名叫做库斯特奥的年轻人一起对一款水下呼吸装置进行测试；她有好多的战争故事，其中包括自己如何因为被诬陷偷运武器进人希腊而遭到逮捕、关押她的牢房，以及成功逃脱之后如何徒步穿越法国。她还会讲述自己的情郎是如何因为飞机失事而丧命于战争当中（那当然是遇到查理的父亲之前所发生的事情），“那是我生命中最可怕的惨剧”。
查理·希尔就是听着这些扣人心弦的故事长大的，但他自己的童年生活倒是平淡无奇。他的父亲，兰登·希尔是个空军军官，后来调进了国家安全局。齐塔的主要任务就是跟着丈夫的调令东奔西跑。
“戴顿、俄亥俄，”齐塔的叹息有些夸张，“哦，那些日子太可怕了。”
查理永远是小镇上新来的孩子，光小学他就上了十几家，有的在得克萨斯，有的在伦敦，有的在科罗拉多，还有德国的法兰克福，以及华盛顿特区。（几十年后，他仍然能够记起当年在圣安东尼奥遇到的坏小子的名字，那时候他才七岁，刚刚从英格兰来到美国，说着一口伦敦腔的英语，戴着羊毛帽子，穿着长袜和短裤。）对希尔来说，长大成人的过程变为了一次漫长的历练，他必须学着如何结交新的朋友，如何跟当地人打成一片。
虽然父母的家世相差悬殊，希尔倒为此感到自豪，“一边是小木屋，另一边则是拥有封号的骑士”。有一组古老的家族照片052是希尔最为珍视的，它们记录了他的美国祖先们骄傲地站在俄克拉荷马州印第安人保留地一座粗糙的小屋前面。在希尔看来更棒的是，他父亲的曾曾祖母是纯正的切诺基族①，所以他的祖先当中既有牛仔，也有美洲的原住民。这种血脉的关联老是让希尔去计算自己到底有多少分之一的印第安血统，可惜他在计算方面真的不在行，每次折腾半天，得出的结果都不尽相同。
①切诺基族，北美印第安人中易洛魁人的一支。
兰登·希尔的故事就更加缺少愉悦的成分了。尽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毫发无损，但精神上却被伤害得千疮百孔。他是最早攻人达豪集中营②的美军官兵之一，他目睹了那里的悲惨景象，并曾负责卸载填满了死尸的列车车厢，噩梦般的情景让他在余生当中饱受折磨。
②达豪集中营，二战中纳粹最重要的集中营之一，纳粹德国在这里进行了残忍的虐杀，令人发指。
“他曾经是一个明朗欢快的人，却也抵受不住那般的人间踵梦。”在查理看来，他的父亲就是这样由一位战斗英雄转变成了酒鬼。1966年12月的一天，喝得醉醺醺的兰登·希尔在华盛顿的杜邦圆环下了出租车，关车门的时候把自己的大衣夹在了门缝里，那辆出租车疾驰而去，兰登·希尔被拖曳致死。
半年之后，查理·希尔就自愿应征去越南参战。他老是吹嘘说，自己家的祖上都是战士，所以说，用不着征兵广告多加渲染。从查理的父亲算起，如果把家族当中的父系亲属和母系亲属都算上，可以列出一份在时间上毫无间断的战士名单，一直能够上溯到1812之战和法印战争。再往前数，就会有点儿含混不清了，但是希尔家族第一位当过战士的祖先，曾在1400年前后参加过爆发在苏格兰的一起小规模的战争，甚至在《切维·切斯之歌》中露了一小脸。希尔兴致髙昂地引述其中的字句：“好侍从威德灵顿，就算双腿被砍断，就算心情悲痛，也要用残肢行走。”
在驾车外出的途中，只要看到了赞颂落难英雄的碑记或者铭文，希尔肯定会急刹车，停下来大声诵读碑记上的文字，他还时常会在战士公墓里满怀哀伤地傲一次巡游。他反对越南战争，但是他渴望冒险，不惧危险。况且在他看来，只要战事一开，把当兵打仗的责任都交给穷苦人是不公平的。在“一知半解的理想主义思想”的挑动下，希尔放弃了已经上了两年的学业，跑去参战。
“不管怎么说，我当时确实是个一知半解的学生。”希尔欢快地说。
希尔是他所在战斗小组当中唯一的大学生，其他人要么是穷苦的黑人，要么是来自乡下的白种人。在这个战斗小组全部十五人当中，有十二人战死或者负伤。希尔则在这次丛林冒险中全身而退，并且体会到了在战火之下会是什么样的感觉，同时也学会了如何猎杀融入了夜色中的敌人。
更重要的是，希尔懂得了一些关于自己的道理，而那也是他非常渴望了解的。报道伊拉克战争时阵亡的美国《大西洋月报》记者迈克尔·凯利曾经说过，许多男人“一生当中竭尽全力想要求得一个答案：自己究竟有多么勇敢？战争给了这些人获取这个答案的特别机会……这个问题是你自己提出来的，只能你自己来解答，它摆在你面前，也摆在其他每个人面前。这很有趣，因为你知道周围的每一个人都怀有这样的疑问，正如你自己怀有疑问那样。而一旦你了解了答案，你就能够终生牢记”。
凯利说的话或许是对的，并不是绝大多数男人都想要知道自己有多么勇敢，但希尔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却充满了渴望。尽管他经受了这次自我考验，可还是没能在成功之后感觉安逸。事实证明身体上的勇猛只不过是个简单的事实，就像身高六英尺或者长着褐色的头发一样，而精神上的勇气——在面对反对意见时候遵从自己的良心——才是更珍贵的，也是更让人仰慕的。很显然，凯利的问题是个错误的命题。
在越南，希尔多次面临道义上的抉择。在突袭了敌人的一座营地之后，希尔和他的两位同伴发现这座营地是已经废弃的、里面只有一个受伤的老头儿，估计是为北越部队充当向导，带领他们穿越山区的山地居民。希尔的两名同伴想要开枪打死那个老头儿，但希尔插手阻止，救下了老头儿的命，最终一位上尉调来了直升机，把老头儿疏散。那两位士兵当中的一位恶狠狠地警告了希尔，下次再有战斗的时候，当心看好自己的身后。
服役期满以后，希尔离开了部队，回到了他在华盛顿特区的家。这个时期的他感到无所适从，他的头脑很冷静，却为自己在战争中看到的一切感到沮丧。对于未来，他没有任何计划。如果说是艺术救了希尔的命，应该也不算太过分吧。
“那时在国家艺术画廊，每个周日的早上都会放映肯尼思·克拉克①制作的系列专题片《文明》，”希尔回忆道，“晚上我在那里当安全警卫，但我醒得很早，我会紧紧地盯着大屏幕看，就像被催眠了一样。我喜欢那部片子，它打开了我的眼界。以前我就已经看到过很多艺术品，我的母亲曾带着我和我的姐妹们去过佛罗伦萨，去过华盛顿的国家艺术画廊，也去过伦敦的国家艺术画廊，我还去上过艺术课程，但我从来没有就艺术问题接受过系统完整的教育。那时的我刚刚从一年的丛林战争中摆脱出来，是艺术，让我重新融入了文明社会。”
①肯尼思·克拉克（Kenneth Clark，1903-1983），英国着名艺术史大师。
第二部 维米尔与爱尔兰黑帮
7、编剧
过了好些年之后，希尔才终于想到要把他对于艺术的热爱转化为一项职业。在这一过程中，希尔几乎尝试遍了各种可能的工种。离开越南以后，他先是做安全警卫，然后在乔治·华盛顿大学攻读历史，随后他赢得了富布莱特奖学金，到都柏林的圣三一学院进修，接着是在贝尔法斯特做高中教师，到伦敦研究神学，后来又加入了伦敦警察队。这份警察的工作最终给他提供了成为便衣警察的机会，并且是以侦破艺术品罪案为主要工作职责。
希尔是个非常不符合传统的警察。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英国警察看上去都还酷似从吉尔伯特和沙利文①舞台剧里走出来的人物。头上顶着高高的头盔，胸前挂着一只大约一英寸长的铜哨子。一位来自诺福克郡的须发斑白的老警察——脾气、秉性就跟佛蒙特州的农夫差不多——到现在还无法释怀最初与希尔共事的糟糕情形。
①吉尔伯特（1836-1911）和沙利文（1842-1900）是维多利亚时代着名的舞台剧合作伙伴。
“试想一下，一个大块头，戴着足有乌龟壳那么厚的眼镜片，卷曲的长头发一直留到了这儿，还随着他的步伐晃来晃去，”他冲着自己的肩膀比划了一下，扑地吐出一口气，模仿希尔左右摇摆着走了两步，“他还老是谈论中世纪的历史，用他那带着不知道是美国，还是加拿大或者英国腔调的英语，满头的乱发就像在脑袋上扣了个煤斗。查理·希尔就是这副德行。”
希尔有一大堆忠实的朋友，散布在大西洋的两岸，他们同样注意到了希尔身上的这些怪森，但并不认为这是什么要紧的缺点。在这些朋友中间，一直争论个不休的话题是，查理·希尔究竟有没有可能找到一种办法，把他身上的自相矛盾之处转化成优势，他们甚至担心，高度紧张的精神状态会不会最终造成希尔人格分裂。
“我们一直都很担心他，怕他无法控制住内心的矛盾，”一位打十六岁起就与他交情甚笃的朋友说，“他想要做一名牧师，但同时他又时刻准备着冲上去打人、冲人开枪甚至杀人。他的问题已经不是双重人格，而是多重人格。”
现在，如何想个计策把《呐喊》成功地找回来已经变成了希尔的分内之事。但是在采取实际行动之前，艺术小分队的探员们还必须说服他们的上司，并让上司们相信苏格兰场介入这起案子是非常值得的。不言而喻，这次的案子对希尔来说是一次挑战，他会毫不犹豫地投入战斗。还有什么样的案子能够比把《呐喊》这样一件崇髙的人类艺术品扬救出罪犯们愚蠢而粗鲁的魔掌更有价值呢？那些厚脸皮的官僚们肯定会抱怨说缺乏经费，但那并非问题的实质，真正的问题是，那些身居高位的笨蛋们自己花钱如流水。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希尔与苏格兰场里的长官们互相不对眼，而这种情况越发让希尔觉得自己是正确的。在希尔的身上有一股子本应属于青春期孩子们的冲动，这使得他敢于顶撞任何一位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完全不管自己的职业生涯是否因此会受到影响。
埃德加·爱伦·坡①曾经写过一篇小故事，叫做《乖张的小淘气》（另一种译名为《心理障碍》），讲的是我们每个人都会有强迫性的冲动，明知道什么做法是最符合我们自身利益的，但偏偏就是要对着干。当领导表示友好时，我们却翻白眼；应该发表赞扬的时候，我们却在窃笑：而撒个并无恶意的小谎就可以简单地把事情应付过去，让所有人皆大欢喜的时候，我们会不假思索地说出真相。
①埃德加·爱伦·坡（Edgar Allan Poe，1809——1849），十九世纪美国诗人、小说家、文艺评论家。出身演员家庭。在世时长期担任报刊编辑工作。其作品是在任何时代都是“独一无二”的风格。语言和形式精致、优美，内容多样。他是侦探小说鼻祖、科幻小说先驱之一、恐怖小说大师、象征主义先驱，唯美主义者。
“在某种情形之下，”埃德加·爱伦·坡写道，“这种想法会变得完全不可克制。”
这种乖张的淘气举措在査理·希尔的身上持续发作，就如同有个淘气的小鬼一直寄宿在希尔的肩膀上。
在所有的问题当中，官僚主义作风是最让希尔出离愤怒的。用希尔的话说，很多领导都是“怨天尤人、办事拖拉的蠢才”，他们唯一的乐趣就是到处添乱，碍手碍脚。他们打心眼儿里希望撇开《呐喊》的案子，让别人为这事儿忙活去吧。
重任落在了约翰·巴特勒的肩上，作为艺术小分队的主管，由他来向上级兜售这项任务。他会真诚地跟上级争辩说，艺术犯罪越来越具备国际化的特征，因此更加需要跨国合作加以打击，但即便如此，想要说服上级领导同意介入此案，还是有很大难度的。如果与罪案相关的一系列国家中牵扯到了英国，说服领导的工作就会变得容易许多。
“巴特勒必须要做的，”艺术小分队探员迪克·埃利斯说，“就是说服伦敦大都会警方的高层官员，让他们同意花费人财物力去调查某件案子，目的是帮助别人寻回财物，”说到这里，埃利斯提高了嗓音，他的语气里既有几分赞许，也带有几分怀疑，仿佛一位体育评论员正在描述花样滑冰选手刚刚完成的三周跳，“即使这件事过去、现在、将来跟伦敦都没有任何关系。”
经过过去这些年的实践，艺术小分队的主管们——这个职位绝大部分时间里都由男性担任——已经深刻地认识到，没必要向他们的上司透露太多的案件细节，免得增加他们的心理负担。
“我们习惯于告诉他们某些既成事实。”埃利斯说，在1989年到1999年间，他曾经主持艺术小分队的工作。
“通常情况下，在我们已经下定决心要进行调查，并且已经为追查案犯开过几次会之后，我们才会向领导请示。基本上我们都是按照这样的流程着手处理案子的。然后呢，既然我们已经动手操办，领导们也就没有什么选择余地了。”
埃利斯仔细描述了他最喜欢的向领导们做请示的方法。一开始，先要说到大人物的心坎里，这很容易。
“如果这项工作进展得力，我们能够把《呐喊》找回来，艺术小分队当然风光无限，您老也会脸上有光啊。”
这时候对话的双方都会是满脸的笑意。
随后就该话锋一转：“我们已经开始着手办理此案了。要是现在抽身出来，我们肯定会被人当成傻瓜看待。或许不是我们，而是身为主管的您，被人家当成傻瓜一样笑话。”
现在领导就算想要提出反对意见，也已经太迟了。
无巧不巧，一个英国罪犯适时出现，事情顿时变得容易了很多。此人的名字叫做比利·哈伍德，他在挪威被判处七年监禁，罪名是偷运海洛因。哈伍德被挪威警方送回英国，服完后面的五年刑期，而英国警方已经让他保释出狱了。
现在，就是这个哈伍德向挪威驻伦敦大使馆通风报信，讲述了一个让后者兴味盎然的故事。哈伍德说，通过在挪威蹲监狱时结交的朋友们，他已经知道是谁拿走了《呐喊》。他认识那些窃贼，而窃贼们也信任他。那可都是些强硬而又机警的家伙。局外人根本不可能把他们诱骗出来，但凡有什么风吹草动让他们感觉不对劲，为求自保，他们会奄不犹豫地把《呐喊》毁掉。
但是，那些坏蛋们会愿意和他们的老朋友哈伍德进行交易的，哈伍德承诺说，他会负责把《呐喊》归还给挪威国家美术馆，作为回报，哈伍德要求得到五百万英镑。
挪威方面迅速向苏格兰场通报了哈伍德的所谓建议。英国警察对这个故事的真实性表示了百分之百的怀疑，他们认定哈伍德只是个想要抓住这次特殊机会捞一票的机会主义分子，企图依靠夸夸其谈和编织谎话来骗取钱财。之后的事实也证明了英国警063方的判断。但无论如何，这终究是个好消息。哈伍德无意之中为英国警方和挪威警方架设了一座互通信息进行合作的桥梁，这下子，苏格兰场可以名正言顺地介入这起案了了。
在希尔以及艺术小分队的其他探员看来，制订诱敌出洞的计划是整个工作当中最有趣味的部分之一。寻找失窃的艺术品在诸多基本原则上与警方的其他工作截然不同。其首要的目标是寻获失窃的艺术品，并把它重新摆放回它应该待的地方，抓住案犯并把他们关进监狱反倒是次要的目的了。（通常情况下，等到警方找到线索，最初下手行窃的贼人早就跑得踪影不见了。）成功破案的希望在于，必须找出合理的方式，成功地打动罪犯，让他愿意把早已藏匿于废弃仓库或者火车站储物柜里的艺术品取出来，这样警察才能人赃并获。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就需要广泛布下眼线，去搜集各种传闻和密报。直接与疑犯硬碰硬基本上是行不通的，要知道一脚把门踹开并大喊“警察”亮明身份确实威猛得紧，但要是这么干，到哪儿能找到失窃的艺术品呢？
对艺术小分队的探员来说，编造故事所占的分量和所花的精力大体上可以与逮捕罪犯等量齐观。譬如说，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及九十年代初期，神秘的日本买家花费创纪录的天价求购大师的名画——五千四百万美元买进梵·高的《鸢尾花》（Irises），七千八百万买进雷诺的《煎饼磨坊的舞会》（Ball at the Moulinde La Galette），八千二百五十万美元买进梵·髙的《加歇医生的画像》（Portrait of Doctor Gachet），当时艺术小分队的探员们极力想从这些轰动的新闻中获得些有利信息。要不然找一位会说日语的探员，让他扮演一名黑帮分子，或者一位想要在自己家的壁炉上方挂上一幅大师名作的企业界大亨？
文森特·梵·高《鸢尾花》（Irises）
“你得试着像编剧一样思考问题，”迪克·埃利斯说，“要把某些事情编织得活灵活现，那可是一件相当有挑战性的事情。你必须仔细审视，并且问自己：‘这样说真的站得住脚吗？人们会相信吗？这么说不会太怪异了吧？’”
皮埃尔·奥古斯特·雷诺阿（Pierre-Auguste Renoir）
《煎饼磨坊的舞会》（Ball at the Moulinde La Galette）
一个好的引诱计划需要把很难调和的多种因素结合在一起。好的封面故事都很简单，因为它必须一上来就打动人心。没有彩排，首次登场就已经是公演了。由于在各个环节上难免出现错误，关键就是找到一位便衣，他能够即兴发挥。（探员们面对的困难不仅仅是缺乏彩排时间，他们还必须面对最天才的编剧都不曾面对的难题：他们只能为自己编写台词，而参与演出的另一半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就不是他们能够控制的了。）
文森特·威廉·梵高（Vincent Willem van Gogh）
《加歇医生的画像》（Portrait of Doctor Gachet）
与此同时，引诱计划还得编制得足够复杂，不要让人生疑。歹徒们都很神经质，他们总是在狐疑，总是在设法识破警察。如果某个诱捕计划异常诱人，反倒可能打草惊蛇，那可就没得玩儿了。
“最重要的是，”埃利斯说，“你需要坐下来看着窃贼，努力去揣摩你所面对的这些家伙是哪种类型的罪犯。你必须让自己合他们的胃口，并且营造出一种让他们感觉舒服自在的氛围。那也就是说，你必须让他们觉得自己掌控着局面，而事实上是你营造出了这种假象，真正的主动权已经被进行侦破活动的警方所掌握了。”
这就像那种“他知道我知道他知道”的游戏，但凡脑筋不够灵光，你就会输掉一切。
8、盖蒂博物馆来的人
1994年2月14日
查理·希尔的第一个念头，就是那些偷走了《呐喊》的窃贼心里很清楚，他们是不可能公开兜售这幅世界顶级名画的，如果他们偷走这幅艺术珍品不是为了捣毁它的话，那么他们肯定是另有图谋。那么他们究竟有什么目的呢？勒索赎金，是最有可能的一种情况。
挪威政府会为了赎回这件国宝而付给窃贼钱吗？不可能，那只会助长窃贼们的气焰。在这个问题上是否还有变通的可能呢？也许可以让别的什么人替政府出头露面。
“难度当然是很大的，”希尔心想，“但这是个很好的入手角度。”
那么现在问题就出现了，到底谁肯这么干呢？要把窃贼引到明处来，希尔相信唯一的办法就是用钞票做诱饵。有谁能够从腰包里掏出数以百万计的金钱，去赎回属于别人的物品呢？在艺术品世界里，有个名字几乎就是金钱的同义词。就连骗子们都久闻盖蒂博物馆（Gelty Museum）的大名，这个坐落在南加利福尼亚州的巨大博物馆据称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博物馆，它是以它的创立者、美国石油富翁保罗·盖蒂的名字来命名的，后者一度是全世界资产最丰厚的人。
盖蒂是个尖酸刻薄、坏脾气的家伙，他住在伦敦郊外的一所宅子里，外面用铁丝网包围起来，还有二十条凶猛的狗守卫。虽然已经有钱得不行，盖蒂还是无比吝啬，近乎病态，在他的别墅里，居然设置了一部付费电话，供到访的宾客使用；如果看到零星的线头，盖蒂都会收藏起来，以备重复使用。在1973年，盖蒂的名字登上了全世界报纸的头条，因为他拒绝向一伙儿意大利匪徒支付赎金，后者绑架了盖蒂的孙子，并勒索一千七百万美元。直到意大利人失去耐心，割掉了那孩子的右耳并把它寄到了罗马的一家报社，盖蒂才勉强做出让步。他和绑匪们讨价还价，把赎金的数额砍到了二百七十万美元，并宣称这样一笔钱已经是他能够拿出的全部了。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盖蒂博物馆花起钱来就像中了乐透①奖似的。依据美国的税收条例，基金会的税额应为其捐助额的百分之五，具体到盖蒂博物馆，他们每年需要缴纳二点五亿美元。那些历史更为久远但缺乏足够财力支持的博物馆，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盖蒂博物馆四处出击，把各种稀世珍品一件又一件地收入囊中。如今，盖蒂博物馆已经不再像最初那样看见什么就买什么了―1997年，该博物馆修建了一个由六幢崭新建筑组成的园区，这些大楼耗资甚巨一而在经过了那么多年的疯狂买进之后，说起盖蒂博物馆，听到的人会条件反射式地会想起“有钱”二字。
①乐透，（lottery）：英文原指：（发行彩票）抽彩给奖（筹款法），没有排列顺序的、全部号码球，放在一起依次摇出，需要的个数。但一般是不讲顺序的。有专家称，lottery一词来源于意大利语lotto，意思指能决定未来的一种力量或动力。乐透型彩票就是多少个号码里面出1个或几个号码的那种，出了的就不会再出。例如22选5，36选7，双色球等相对的就是传统型的或者说数字型的。他是从0-9这10个数字里面选一个出来，再从另外0-9的10个数字里面选一个出来，要几位数就选几次，他的数字是有重复的。例如七星彩，3D，排列三，等等。
盖蒂是那些艺术品窃贼们脑海里唯一能容得下的博物馆，希尔盘算。再没有哪家博物馆更能让人联想到大把大把的金钱了。除此之外，一旦认准了自己的目标，行规、礼法都挡不住这只纳税大鳄。最要紧的是，“盖蒂”是块金字招牌。如果你对窃贼们说：“弗雷德大叔将会支付赎金。”估计窃贼们十有八九会不为所动。但如果提到“盖蒂”，他们会竖起耳朵仔细听。
希尔剩下的故事就顺理成章了：希尔会自称盖蒂博物馆的代理人，代表挪威国家美术馆的同行进行秘密谈判。盖蒂博物馆来承担《呐喊》的赎金，而作为这次秘密拯救活动的回报，挪威方面会把《呐喊》租借给盖蒂博物馆进行展出。
希尔将要扮演一位大块头的、滔滔不绝的美国佬，一位掮客，他只在乎自己要达成的目标，而不会计较手法问题。对一位老是在从事秘密活动的警察来说，这样的一个角色当然是他最拿手的。
“太好了，”希尔心想，“我就扮演这个来自盖蒂博物馆的家伙好了。”
希尔给巴特勒打电话，把自己的整个计划和盘托出。
“好主意，”巴特勒说，“我们来试试看吧。”
几分钟之后，巴特勒给希尔回了电话，“我已经与挪威方面谈过了，他们喜欢你的主意。你觉得下一步我们该干些什么呢？”
“首先，”希尔回答道，“我觉得我们最好先给盖蒂博物馆打个招呼。”
这件事情处理起来有些微妙，毕竟在设计好了全盘计划之后才想起跟盖蒂博物馆说要冒用他们的名义，这多少有些迟了。尽管盖蒂博物馆无需为这件事情投人金钱，但也不喜欢把自己等同于艺术世界的自动提款机。希尔坚持说没有问题。绝大多数人都乐得帮苏格兰场的忙，而艺术世界里的每一个人更是愿意帮助挪威人走出当前的困境。盖蒂博物馆的人也许会大发脾气，也许会自我膨胀，但他们最终一定会同意帮忙的。
幸好，艺术小分队的探员迪克·埃利斯在过去的五六年间曾经与盖蒂博物馆的人有过几次接触。希尔也曾经很偶然地造访过盖蒂博物馆，当然那还是二十年前他度蜜月时发生的事情了。对于这座博物馆，希尔所了解的不比别的参观者更多，但是他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自己已经拥有了足够多的了解，不会犯下太夸张的错误。这是一种莫大的勇气，也可以说是莫大的愚蠢，是典型的希尔做事的风格。自打希尔许久以前跑去加利福尼亚参观之后，盖蒂博物馆已经修建了一个极尽奢华的新博物馆，距离希尔曾经参观过的旧馆有将近二十公里之遥，并且与旧馆绝无雷同之处。但希尔丝毫没有把这些事情放在心上。
埃利斯与盖蒂博物馆的经理以及保安部的主管交情不错，一旦时机成熟，需要艺术小分队的人去向盖蒂博物馆表示亲近，埃利斯无疑是飞赴洛杉矶去说服这座加利福尼亚博物馆的最佳人选。
埃利斯、查理·希尔以及艺术小分队的主管约翰·巴特勒碰头，研讨并调整他们的破案计划。此时刚刚入夜，三个男人都还留在苏格兰场的办公室里。巴特勒给埃利斯打了电话，请他到自己的办公室来，巴特勒刚刚开了一瓶“丛林磨坊”爱尔兰威士忌，那刚好是埃利斯的最爱。希尔早已经在巴特勒的办公室里了。现在三个男人坐了下来，对整个计划进行仔细推敲。
这三位探员都是身躯硕大、语气强硬、心直口快的男人，都有着强烈的自负，非常不愿意顺从别人的心意。他们彼此非常熟悉，无论是作为朋友、同僚，还是偶尔的对手。要是他们谈论起战争期间的陈年故事，那场交谈注定会变成漫长的争执，他们会就当事者最初究竟怀有怎样的动机而争吵不休，其中还夹杂着怒目相视、不满的嘀咕，以及大声痛斥对方“胡说八道”。
但是在这个晚上，三位警员却表现出了极强的幽默感，每个人都对他们即将实施的计划感到满意。盖蒂博物馆！天啊，先前怎么会没人想到这个绝妙的主意呢？这个计划肯定能收到奇效。
不久以后，埃利斯就飞赴加利福尼亚，同盖蒂博物馆进行接触。埃利斯是个让人过目难忘的家伙，身高在一米八左右，非常结实强壮，活像一根古代战争中攻城用的大铁槌。埃利斯连手指头都是粗壮结实的，他在使用膝上电脑时习惯于用两个手指敲来敲去，看上去像正满腔怒气地把自己的手指头狠狠地戳到对方的胸口上。
与走到哪里都特立独行的希尔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埃利斯是个标准的警察。十九岁那年埃利斯就投身警界，尽管他的才能有目共睹，但一直没能升到太高的职位，想来这都是源于埃利斯更愿意参与一线的具体工作，而不是坐在桌子后边处理事务。那些不轻信于人的警察同伴们都非常信任埃利斯。他们相信埃利斯，就像相信自己一样。
作为一名身经百战的老警察，埃利斯头脑清楚，逻辑缜密。他讲述事情的时候会逐个陈述要点，像是看着写好的概要照本宣科；同时他还喜欢并且善于处理后勤工作。埃利斯向盖蒂博物馆的人解释了关于《呐喊》的整个计划，后者好不容易才耐住性子听到最后。
在希尔看来，这次的说服过程就像是一场玩笑。
“开始他们说什么也不肯让步。”埃利斯报告说，“他们非常明确地表示，不会为任何人做那样的事情，因为他们可不希望随便哪儿的警察们都可以打来电话说：‘能否帮我们一把？’但是到了最后，他们倒是非常地合作。”
去加利福尼亚的时候埃利斯随身带着查理·希尔的一张照片，此外还有查理的出生日期和其他背景资料。如果盖蒂博物馆同意为此次秘密行动打掩护，那么希尔就需要获得新的身份。
简而言之，查理·希尔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叫做克里斯托弗·查尔斯·罗伯茨的人。按照绝大多数诱捕行动都会沿用的套路，希尔获得了一张美国运通的信用卡，户名是罗伯茨，一张盖蒂博物馆的雇员证件，上面贴有希尔的照片；为了以防万一，希尔还配备了罗伯茨的名片和专用的文具。盖蒂博物馆还为希尔做好了进一步的掩护工作：他们修改了博物忙的内部资料，特别是过去几年来发放薪水的相关记录，以免有谁真的对克里斯托弗·查尔斯·罗伯茨的身份起了疑心。
某个疑心非常重的坏蛋有可能会打接给盖蒂博物馆打去电话，试图打探出对他有利的某些信总，但这种事件的发生概率并不太大，也不大可能给希尔造成危险。通常情况下，如果有陌生人前来探听关于某位雇员的具体情况，绝大多数机构都会选择不予作答。
“但罪犯一定会千方百计地摸清与自己打交道的人的底细，”埃利斯表示，“所以你必须做好完全的准备，以防别人买通了盖蒂博物馆的内部人员，从而刺探到了他们想要得到的情报。”
这种可能性昭示着另一种风险的存在。如果某位与罪犯有关联的人试图在盖蒂博物馆的雇员中寻找有谁知道罗伯茨的底细，事情会如何发展呢？如何解释无人知晓的局面？为了避免遇到这样的问题，盖蒂博物馆编造了一份内部档案，里面写明了罗伯茨是长期派驻欧洲的业务代理人，负责在欧洲各处代表盖蒂博物馆展开工作，他只对馆长负责。
除非是处在盖蒂博物馆最高层的管理者，否则就没人知迫罗伯茨其实并不是盖蒂博物馆的真实雇员，这一点让希尔放松了很多。这件事情处理得太棒了，对于自己所获得的新身份，希尔由衷地竖起了大拇指：“每件事都办得很妥帖……非常合适。”
希尔可以瞬时在英式俚语与美式俚语之间进行切换，他会大声说出两者的习惯用语。他跟英国人说英国口音的脏话，跟美国人说美国口音的脏话，两者之间的转换天衣无缝。（双语脏话非常重要，因为谈话的高潮中经常会出现这类词汇。希尔在部队的时候曾致力于让自己的口音听起来像个南加州费耶特维尔的乡下人，这让他后来受益颇多。）
希尔的语言才华仅限于美式英语和英式英语，但他对两者之间的细微差别拿捏得极准。（在极个别的情况下，希尔也会冒险扮做加拿大人。在捷克执行一次秘密任务时，希尔曾经苦练了好几个小时元音，让自己的口音听上去就像个地道的加拿大人。老实说，口音上的细节是希尔所对付的那些暴徒们压根儿不会注意到的，但它折射出了他的职业荣誉感，以及刻苦钻研的精神，就像一个木匠费尽心力把家具上的螺丝钉都排列得整整齐齐的）。
希尔之所以选择了“克里斯托弗·查尔斯·罗伯茨”作为自己的新名字，是因为其中“r”提醒他发音是要口齿清楚，就像美国人那样，而英国人通常会把这个字母的发音吞了。把查尔斯作为自己的中间名也是为了以防万一，要是真赶上希尔运气太差，走在路上被某些他认识的人当街撞到，并且直接喊出了他的名字“查理”，这就等于给自己预留了解释的余地。
“嗨，注意，”希尔会大声地对自己说话，就像歌手在吊嗓子那样，“我是克里斯·罗伯茨。”有些关键的发音、短语以及有鲜明特点的地方，是不会猜错的。做错，或者做过头，都会出问题，所以张嘴的时候一定要时刻留神。
这个叫做“克里斯·罗伯茨”的新角色，这个来自盖蒂博物馆的美国佬，很快就会检验一下希尔的工作能力了。但必须时刻谨记的是，考察希尔的将会是那些职业罪犯。
9、“将军”
查理·希尔是追踪《呐喊》的秘密计划中“领衔出演”的不贰人选，因为他刚刚在艺术罪案调查领域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功。在1986年，也就是《呐喊》失窃的七年前，一个叫做马丁·卡希尔的爱尔兰黑帮头目制造了当时最大宗的一起艺术品窃案。从都柏林郊外的一所别墅里，卡希尔窃走了十八幅世界级的绘画杰作，其中包括维米尔的《写信的女郎和她的女佣人》，那可是珍品中的珍品。如果拿到市场上拍卖，拍出五千万美元肯定不成问题，拍出一亿美元也不是什么难以想象的事情。1993年，希尔通过秘密行动找回了这幅画作，且完璧归赵。这次完美行动让希尔声名鹊起，成为一个大明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