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米尔（Johannes Vermeer）
《写信的女郎和她的女佣人》（Write the girl and her maid）
六个月之后，《呐喊》就告失窃。对于艺术小分队来说，这个时机再理想不过了。如果能够成功破案，这连续两桩大案的侦破肯定能够引起全世界的关注，艺术小分队也就能暂时变得安全了（至少一段时间内如此）。对于查理·希尔来说，这个时机同样来得非常合适，这不仅仅因为希尔正处在职业生涯的巅蜂期。希尔认为他在卡希尔一案中建立的工作模式应该可以应用在寻回《呐喊》的侦破工作当中。
矮小、秃头、肥胖、粗野，马丁·卡希尔看上去就像一个低级酒吧的招待，或者某家廉价酒店的服务员。在二十世纪的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他实际上是都柏林黑社会的头号人物。如果把时间倒转几十年，绝大多数艺术品窃贼都很有型，这些坏蛋们谈吐得体、举止文雅。近些年来，丰厚的利润把绅士运动逐步变成了一项严肃而危险的事业。维多利亚时期由莱佛士①确立的“绅士大盗”的形象，已经被现代的那些精于毒品贩卖、洗黑钱等业务的暴力团伙和犯罪帮派们取代。卡希尔就是新一代罪犯们的杰出代表，他会持械打劫、绑票勒索，同时还会制造汽车炸弹危害社会，卡希尔，一个持枪劫匪，一个绑架犯，一个汽车炸弹制造者，是典型的新晋角色。那些老派劫匪只怕要尖叫着哪儿远跑到哪儿去了。
①莱佛士：Raffles，现通译“拉菲兹”（参考新星出版社“午夜文库”——《业余神偷拉菲兹》，2008年10月），是英国作家E·W·赫尔南1903年创作的侦探小说《业余神偷拉菲兹》（Raffles，The Amateur Cracksman）中的主人公，一个神偷，宣称“英雄不只是福尔摩斯，他也可以是个窃贼”，专门以偷窃名贵珍宝为生，和“神探”对着干的反面英雄，开创了反派人物作为推理小说主人公的先例，直接启发、影响了日后侦探小说世界中诸如亚森·罗宾、西蒙·坦普勒、巴登巴尔、尼克等大盗侦探形象的诞生，为这一类型的侦探文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引导作用。
在卡希尔出道之前，都柏林的黑社会基本上处于无序状态。马丁·卡希尔改变了这一切，凭借他出色的管理才能，以及让所有前辈都不寒而栗的心狠手辣。人们都把卡希尔称做“将军”，“将军”每个星期都会召开会议，为未来的犯罪事件制订规划。他还密切关注着团伙的收益，以及金钱的去向。卡希尔能够干下在他之前被人们公认为不可能完成的大案，比如说，他曾经率领十名团伙成员，从一个戒备森严如同堡垒一般的工厂里抢走了大量黄金和珠宝，总价值达到了二百万英镑，那也是当时爱尔兰历史上最大的一起抢劫案。只有在卡希尔的带领下，都柏林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有组织犯罪”。
在使尽各种办法巩固自己江湖地位的同时，卡希尔还从爱尔兰共和军那里借鉴到了各种恐吓手段，并且拿来对付警察。卡希尔使用恐吓手段完全不是出于政治需要，他没有任何政治信仰，他的唯一信条就是谁敢挡他的路，谁就是他的死敌，这使得暴力变成了无法无天的恐怖行为。当检察官们找到了足够的证据，可以指控卡希尔策划并实施了一宗武装抢劫案后，卡希尔随即在詹姆斯·多诺万的轿车下面安置了一颗自制的炸弹，后者是爱尔兰最具声望的庭审专家，将在这起案件的审理中出庭作证。在此之前的几个星期，多诺万就一直遭受着各种各样的攻击和骚扰。他的电话铃声随时都可能响起，听筒里要么传出恶毒的威胁和咒骂，要么就是令人难耐的沉默。一天晚上多诺万从他在法院的办公室驱车回家，派来保护他的警方人员坐在他旁边，多诺万还是发现自己被人跟踪了，他起初想要开到警察局去，可是转念一想，无论自己走到哪里，卡希尔的人都能轻易地给他几枪，然后逃之夭夭。
“所以我决定还是开车回家吧，因为我更愿意死在家里，至少我妻子在自己家的房间里辨认尸体会更容易一点。”
多诺万把车停在了自家房子的车道上，卡希尔的人把车开到了多诺万那辆车的后面，等着。最后，他们开走了。三个星期之后，在1月份某天早上的8点30分，多诺万驱车驶上髙速公路去上班，发动机的热量引爆了那颗制作粗糙的炸弹。
“我突然看到一团蘑菇云在我的眼前升起，中间是一股巨大的火苗，”多诺万回忆道，“我先是看到了烟，然后是火焰，再然后我就眼前一黑。我的眼睛被金属碎片击中，接下来我听到了巨大的爆炸声。我试图移动右手，但是做不到，它已经完全不听使唤了，我伸出左手往下摸索，发现我的膝部以下只剩下组织的碎片。”
让人惊异的是，多诺万居然活了下来。在接受了一系列手术之后，他重新回到了工作岗位，但肢体落下了残疾，眼睛也接近失明。卡希尔没有因为此次袭击遭到指控。
卡希尔刚出道的时候也不过就是个普通的小混混儿。十二岁那年他就因盗窃而被判有罪。几年后，为了让这个任性胡来的年轻人能有机会改邪归正，卡希尔的父亲送他参加了皇家海军新兵训练营，在那里，卡希尔以及其他的应征者都获准在一本小册子里面寻找自己希望受训的项目，卡希尔的眼睛被一个不熟悉的词吸引了——“喇叭手”。卡希尔对面试官说，他从没想过海军会需要喇叭手，不过在这方面他已经有了相当的经验。
以后的几年间，与卡希尔有关的故事变得越来越可怕。人们都惧怕卡希尔，在谈论起他的时候，人们通常都会紧张地压低声音。
“人们都会对痛苦的经历印象深刻，”卡希尔曾经说过，“一颗子弹击穿头颅，那样的死法太简单了。必须让人们记住痛苦，看他下次还敢不敢犯错。”
卡希尔喜欢做“杀鸡儆猴”的事情。有一次他曾经把自己帮派内的一名成员钉在了十字架上，原因是他怀疑此人有背叛组织的行为；而在刚刚从十字架上被解救下来之后，卡希尔又把这个可怜虫的双手钉在了地板上。
在无须做出残忍的事情恫吓自己的朋友和对头们的时候，卡希尔就猫在家里，与自己的妻子、小姨子过着快乐的家庭生活。这一家子养育了九个小孩儿，他们的父亲都是卡希尔，其中有五个是卡希尔的妻子生下的，另外四个孩子的母亲是卡希尔的小姨子。
在卡希尔的职业生涯中，对权力的渴望以及对金钱的占有欲占据同等地位。他的目标不仅仅是击败自己的敌人，还要羞辱他们，并借此表达他对整个世界的蔑视。1987年，有人潜入了都柏林市公诉人的办公室，盗走了大量卷宗，牵涉到数以百计的仍有待审理的罪案。没人会想不出那次行动是出自谁的手笔。
对国家机器的哪怕最微不足道的胜利都会让卡希尔津津乐道。在雄踞爱尔兰黑社会头把交椅的那些年间，卡希尔每个星期都会腾出时间去排大队，领取他的失业救济金，因为这样他就能让政府无比难堪，后者明确地把卡希尔列为人民公敌，但却又无法将其剔除出失业救济人员名单。关键不在于九十二英镑的救济——卡希尔名下产业包括两套房子、五辆汽车和六部摩托车——他真正在乎的是如何捉弄政府。
这个黑帮大佬的所有恶作剧都传递着同样的信息：“我比你们都聪明，你们甭想逮到我。”
他成立了一个名为“关心犯罪者”的组织，宣称每个人都有权利去过一份“不诚实的生活”。卡希尔最喜欢的一项策略，是在他的弟兄们实施抢劫或者绑架的同时，闯进某个正在繁忙工作的警察署里大吵大闹，这样那些警察们就被动地成为卡希尔的人证，可以为他提供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明。
还有一次，税收当局派出了一名稽查员，去核查卡希尔的账目，结果这名稽查员受到了这位黑帮大佬的热情款待。席间卡希尔彬彬有礼地表示要失陪一会儿打个电话，打完电话之后他就回来继续陪客人聊天，谴责那些故意破坏艺术的行为，并对现代社会的种种弊端发表了一些点评。
接着，他示意客人望向窗外，“现在，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吧，你只要往窗户外面看看，看看那些蓄意搞破坏的家伙现在正在干什么好事儿。”税收稽查员的轿车被点着了，像一堆篝火在熊熊燃烧。
罗素堡是坐落在都柏林郊外的一幢富丽堂皇的别墅，里面陈列着世界上最伟大的私人艺术品收藏。这起抢夺案对卡希尔具有双重诱惑，一方面满足了他的贪婪，另一方面则可以表达他对上流社会的仇视。这幢别墅的正面宽度超过了两百米，被某些史籍评价为整个爱尔兰最漂亮的建筑。它是在十八世纪由一位家大业大的都柏林啤酒酿造商——后来他成为第一任米尔镇伯爵，建造起来的。自1952年起，罗素堡的所有权转给了一对英国夫妇，阿尔弗雷德爵士和贝特女士。
阿尔弗雷德爵士继承了一大笔产业，以及一批令人目眩神迷的艺术品。给他留下这些财富的是他的一位叔叔，后者是在南非创办戴比尔斯钻石公司的几位核心人物之一。贝特女士，闺名克莱门汀·弗里曼·米特福德，在英国的贵族当中地位显赫。她是米特福德姐妹的堂妹，迷人的、有贵族气派的米特福德姐妹（一共有六个）以她们个人以及政治上的不幸遭遇而着称。贝特夫妇在南非住过几年，后来他们改了主意，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搬回了英国。在随手翻阅《乡村生活》杂志的时候，阿尔弗雷德爵士看到了一幅罗素堡的照片。在买下这幢共有一百个房间的大宅子之前，他甚至不曾对罗素堡进行过实地的探察。
在1986年，阿尔弗雷德爵士宣布了一项计划，要向爱尔兰国家画廊捐赠十七幅大师杰作。消息传到了卡希尔的耳朵里。怀着大赚一票的渴望，以及抢走即将到手的礼物以羞辱爱尔兰政府的用心，卡希尔认真地制订了一项行动计划。在阿尔弗雷德爵士准备捐赠的礼物当中，包括维米尔的《写信的女郎和她的女用人》，这幅令人目眩的杰作是阿尔弗雷德爵士所有收藏品中最杰出的，同时也是最名声显赫的。“维米尔所有的精华都在贝特女士的家里。”一位狂喜的学者曾经写道。
约翰内斯·维米尔（Johannes Vermeer或Jan Vermeer）《写信的女郎》（Write Lady）
《写信的女郎》是维米尔全部作品当中被私人收藏的两幅之一，另外的一幅在英国伊丽莎白女王的手上。这幅画估价为两千万英镑。（维米尔去世后，他的遗孀把这幅画以及他的另一幅作品《弹吉他的女郎》送给了代夫特市的一个面包师充抵债务。维米尔夫妇总共欠那位面包师六百一十七弗罗林，折合成今天的市价‘还不到八十美元。）
和莎士比亚一样，维米尔也是一位其生平几乎完全不为人们所知的天才。（特雷西·切维拉利尔那本名为《戴珍珠耳环的少女》的小说不过是一次想象力的胜利。他所依据的只是支离破碎的关于维米尔的只言片语。）我们掌握的信息非常少，但这越发增添了笼罩在他身上的神秘色彩。这位创作出宁静而平和的画作的艺术家住在一所容纳了十一个小孩儿（其中四个早夭）的房子里。这所房子属于维米尔的岳母，她也和那一大家子人住在里面，起初她曾经非常坚决地反对自己的女儿嫁给维米尔。在一家老小的吵闹声中，维米尔忙里偷闲，创作了那些伟大的画作，艺术史学家格姆布里赫对恰如其分地称它们是“饱含人性的静态生活”。
维米尔生养了那么多的孩子，但他的职业生涯却体现出不同的特征，远远不像他的血脉繁衍那样声势浩大。在其巅蜂时期，维米尔是代夫特市最成功的艺术家之一，然而绘画始终不能维持生计。同时期的画家们每年大概要完成五十幅左右的作品，维米尔一年却只能画出两三幅。绘画每年仅能带给他大概二百荷兰盾，也就勉强赶得上一名水手的收入。终其一生，维米尔都在从事一份第二职业——艺术品掮客，事实证明兜售其他画家的作品，远比兜售他自己的作品来钱得多。
约翰内斯·维米尔（Johannes Vermeer或Jan Vermeer）
《带珍珠耳环的少女》（With pearl dangler maiden）
步人晚年之后，维米尔变得债台高筑。在生命的最后三年里，维米尔一幅作品也没能卖出去，他变得“腐朽而又消沉”，这是他的妻子日后在一份申请破产的文书中写下的原话，随后维米尔“在一天半的时间里就由健康的活人变成了冰冷的尸体”。他享年四十三岁。
关于维米尔生平的其他部分，就都是零星的片段了。根据一位学者的研究成果，维米尔的祖父是个钟表匠，误入歧途干上了铸造假币的营生。警察来抓捕的时候，他设法抢先一步逃出了村子，而他的两位同伙遭擒获，最终被砍了头。关于维米尔的职业生涯，人们的了解几乎仅限于他的那些作品。他似乎只是给某些赞助人提供作品，而不是针对整个市场进行创作：一位名叫雅各布·迪休斯的印刷工竟然拥有十九幅维米尔的作品。（在这位印刷工去世后，他的这些藏品都被拍卖了，换算成现在的货币，平均每幅画的拍卖价格约合五百美元。）
约翰内斯·维米尔（Johannes Vermeer或Jan Vermeer），《老鸨》（The Procuress）
维米尔没有留下日记，也没有留下任何信件。他的个性、他的创作动机、他对于自己的艺术成就会有怎样的判断，这一切的一切，都是秘密。也许我们已经知道他年轻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有些学者相信，在一幅叫做《老鸨》（The Procuress）的早期作品当中，维米尔笔下的一个人物其实就是他的自画像。维米尔曾经给一位比他年长的画家做过六年学徒，这是为了满足加入代夫特艺术行业公会所必需遵守的一项硬性规定，他是1653年加入这个行业公会的，那时他二十一岁。所以我们知道有人教过维米尔，但没有人知道那个老师是谁。维米尔自己没有带过徒弟，没有人知道是谁充当了维米尔的绘画模特，不过有些历史学家作过猜测，认为维米尔的妻子可能是《在敞开的窗户下读信的女郎》（Gril Reading a Latter at on Open Window）等几幅作品中的人物原型，此外还有人认为，维米尔的某位已经成年的女儿可能充当过《戴珍珠耳环的少女》（Gril With a Pearl Earning）《戴红帽子的女孩》（Gril With a Red Hat）等多幅作品的模特。
约翰内斯·维米尔（Johannes Vermeer或Jan Vermeer）
《在敞开的窗户下读信的女郎》（Gril Reading a Latter at on Open Window）
约翰内斯·维米尔（Johannes Vermeer或Jan Vermeer）
《戴红帽子的女孩》（Gril With a Red Hat）
“最最神秘的事情在于，”历史学家保罗·约翰森曾经写道，“究竟是为什么，维米尔的作品根本不被人赏识，就那样被埋没了将近二百年。现在他是个受到普遍拥戴的画家，不客气地说，维米尔比其他任何一位画家都更受欢迎。”
从1675年去世，维米尔的作品一直遭受着冷落，直到1866年，一位名叫瑟奥菲尔·托勒的法国艺术评论家写了三篇文章盛赞维米尔的作品，并将维米尔誉为“代夫特的斯芬克斯①”，托勒还以约合现在几千美元的价格购买了维米尔的多幅作品，其中包括《戴珍珠项链的女郎》（Woman With a Pearl Necklack）（现存放于柏林国立美术馆〉、《演奏会》（1990年在加德纳博物馆被偷走〉、《坐在维基纳尔琴②边上的年轻女士》（Young Woman Seated at a Virginal）以及《站在维基纳尔琴边上的年轻女士》（Young Woman standing at a Virginal）（以上两幅均被伦敦的英国国家艺术画廊收藏）。维米尔对光线的敏锐把握，让印象派画家们心驰神醉，他们把维米尔看成印象派的先驱，他比他所生活的时代超前了两百年。然而，就连维米尔的早期仰慕者当中最狂热的那部分人，也无法预见到日后维米尔作品会观者如潮，这些人为了看到维米尔绘画作品的公开展览，要排几个小时的队。
①斯芬克斯：希腊神话中的狮身女怪。
②维基纳尔琴（Virginal），十六、十七世纪的一种方形无脚的古钢琴类乐器。
约翰内斯·维米尔（Johannes Vermeer或Jan Vermeer）
《戴珍珠项链的女郎》（Woman With a Pearl Necklack）
约翰内斯·维米尔（Johannes Vermeer或Jan Vermeer）
《站在维基纳尔琴边上的年轻女士》（Young Woman standing at a Virginal）
到了1813年，维米尔的作品再度受到冷落，以至于那幅高雅的杰作、如今收藏于卢浮宫内的《花边女工》（Lacemaker）竞然只卖了七英镑，约合现在的四百美元。1816年，维米尔的另一幅作品《女孩儿的头像》（Head of a Girl）画的是另一个带着珍珠耳饰的女孩儿——仅仅以三个弗罗林的价格成交，约合如今的十五美元。如今这幅画悬挂在大都会美术馆（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一张海报恐怕都比这张油画要价高。
约翰内斯·维米尔（Johannes Vermeer或Jan Vermeer）《花边女工》（Lacemaker）
在维米尔遭受冷落的那些年月里，恐怕没有人能够分得清，那几个名字差不多的荷兰画家到底谁是谁。乔纳斯，维米尔，就是那个老是以读信的女人或者其他干着类似事情的女人作为绘画主题的荷兰画家，与那个主攻肖像画的乔纳斯丨范德米尔，是同一个人吗？这两个人当中谁是谁啊？抑或两个人其实都是维米尔？没有人知道，更没有人在乎。
这种混乱的状况源于艺术世界对维米尔的轻视，同时也进一步加重了这种轻视。与此同时，过小的产量也是造成维米尔无法成为主流画家的首要原因。没有人知道为什么维米尔只画了那么082有限的几幅画。维米尔的绘画技术非常完美，比如说，他非常善于表现各种不同材质的纹理，不管是衣服、面包，还是瓷片或者皮肤，出色的技法让那些最冷静的批评家都要由衷赞叹“奇迹”或者“难以理解”。虽然从表面上看，维米尔的作品貌似信手拈来，但实际上每幅画都是历经了漫长的时间才完成的。奇怪的是，在对维米尔的笔触进行了仔细的分析，甚至借用了X射线进行辅助研究之后，部分学者意外地发现，维米尔画起画来其实并不是特别慢，有时他甚至会在还没干透的颜料上面继续进行下一步的创作。人物传记作家安东尼，贝利的看法是，维米尔曾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根本不曾动过画笔。（他还特别提到，维米尔是一位对日光非常着迷的画家，荷兰阴郁多雨的气候迫使他长时间地陷入绝望的等待。）
在博物馆行业兴盛之前，在大规模的复制品充斥市场之前，如果一位画家只创作非常有限的作品，那么他的名字就没有可能出现在拍卖会或者其他的公共场合，他也就因此不为世人所知。唯一让人感到安慰的是，一旦时尚风气发生扭转，一旦某位曾经被严重低估的画家突然受到万众瞩目。那么他的作品越少，每一幅作品的价值就越高。
维米尔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马丁，卡希尔对艺术所知甚少，但他知道维米尔的作品非常值钱。
去罗素堡踩点儿是一件毫无挑战性的事情，因为这个大宅子自从1976年以来就对公众开放了。值得一提的是，对于自己名下的这些令人垂涎的珍宝，阿尔弗雷德爵士并没有进行足额的投保。他投保的总额只有两百四十万美元，就算把《写信的女郎》劈成几半分开来卖，也不止这个数，更不要说还有戈雅、鲁本斯①、委拉斯凯兹②、庚斯博罗③、哈尔斯④等其他绘画大师的作品了。阿尔弗雷德爵士解释说：“那些画对我来说并不意味着金钱，要是把这么美丽的东西丢了，再多的金钱也无法补偿。”
①鲁本斯（Deter Paul Rubens，1577-1640），佛兰德斯画家，巴洛克画派早期代表人物。
②委拉斯凯兹（Velasquez，1599-1660，西班牙十七世纪着名画家。
③庚斯博罗（Thomas Gainsborough，1727-1788），十八世纪晚期英国着名画家。
④哈尔斯（Frans Hals，1580-1666），荷兰黄金时期画家，尤擅肖像。
参观者只要花上一英镑买门票，就可以自在地观赏维米尔的《女士》（Lady）、戈雅的《多纳·安东尼娅·萨拉特的肖像》（Portrait of Dona Zrate）以及其他大师的作品了。除了门票，还有一本附赠的小册子，不仅可以作为参观指南，也可以供那些求知欲望特别强烈的参观者在上面做笔记。1986年的春天，马丁，卡希尔曾经八次利用星期天下午的时间到罗素堡参观，他就夹杂在旅游者的人流当中，仔细打量那些大师杰作。
1986年5月21日的晚上，卡希尔和他的十几位手下展开了突击行动。当时阿尔弗雷德爵士、贝特女士都去了伦敦。卡希尔早就制定了一个简单但却非常有效的计划。午夜一过，他就会率领两名属下穿越罗素堡后面的空旷地带，从后面接近这座城堡。随后他们将撬开一扇窗子，卡希尔会故意走到动作感应器的前面，触发城堡的警报系统，该系统与距离最近的一个村庄的警察局直接相连。一旦警报响起并且惊动了警察，卡希尔的一名属下就会解除警报器，让它再也做声不得。随后，在警察赶到之前，窃贼们会集体撤退，到附近的一个隐蔽的所在躲藏起来。
就在5月21日的夜里，卡希尔把他的计划付诸现实。破门而入并且弄响了警报之后，卡希尔和他的同伙们迅速离开，躲到了预先找好的藏身地，邻近村庄的警察们则疾驰了十九英里，抵达了这个孤零零的乡间别墅。当警察们与阿尔弗雷德爵士的管家一道进行检查时，卡希尔和他的兄弟们就在黑暗之中看着。所有的绘画都摆放在原处。所有的家具都原封不动，所有的钟表、花瓶、银器等等物品也都完好无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别墅里进了贼。那么肯定是警报器出了问题。
警察们驱车走了。卡希尔又额外等了一会儿，大约早上两点钟的时候，他示意同伙儿们可以动手了。他们驾车穿越了开阔地，到了这幢黑漆漆的、毫无保护的别墅门前，卡希尔手里攥着那本一英镑的小册子在前面引路，窃贼们挨个房间进行劫掠，把一幅幅名画从墙上摘下。六分钟之后，窃贼们杨长而去。
马丁·卡希尔，这个曾经把一名属下的手钉在地板上的残忍家伙，现在变成了十八幅世界顶级艺术瑰宝的主人，而其中最有价值的就是维米尔的画。维米尔笔下的那位女郎，那位沐浴在阳光下、完全被信的内容所吸引的女郎，以及她那位尽职尽责、看上去有点儿羞怯的女仆，无非是涂抹在画布上的油彩。但即便如此，只要一想到“她们”竟然落入了窃贼们的手里，还是让人万分怜惜。
在窃案发生的第二天，一群学童跑到距离罗素堡四英里的地方钓鱼。他们发现在一道沟里有些奇怪的东西，就跑上前去看个仔细，结果发现了堆在一起的七幅绘画。这七幅绘画当中包括两幅瓜尔迪兄弟①的作品，一幅范·雷斯达尔②的风景画，以及一幅约书亚·雷诺兹③的肖像画，算起来这些都是卡希尔一伙儿所窃取的名画当中最不值钱的，肯定是匪徒们换车的时候嫌麻烦，就给扔在一边了，幸运的是，这几幅画几乎毫发无损。
①瓜尔迪兄弟分别是乔瓦居·瓜尔迪（Giovanni Antonio Guardi，1699－1760）和弗朗切斯科·瓜尔迪（Francescc Guardi，1712－1793），两人均为十八世纪威尼斯画家，作品甚丰。
②范·笛斯达尔（Salanon Van Ruysdeal，1600-1670），荷兰风景画家。
③约书亚·雷诺兹（，Sir Joshua Reynolds，1723-1792），十八世纪英国最有彩响力的画家。
其余的十一幅名画不见了。有传闻说，它们都被转移到了都柏林南面的群山之中，埋藏在一个比普通的墓穴稍微大一点、用塑料封闭好的坑里。那里是荒凉之地，能逃过尘世间那些充满好奇的眼睛，那也是卡希尔非常喜欢的地方，他喜欢在那里埋藏劫掠来的赃物，或者是射杀自己的敌人。
10、罗素堡府邸
查理·希尔与罗素堡窃案产生关联的时间，不是在窃案生之后，而是在窃案发生之前。1985年的秋天，伦敦的黑社会圏子里曾有传言称，有人正在兜售一批工业钻石，希望找到合适的买家。一位线人向苏格兰场通报了这一情况，为此一名警探与查理·希尔联系，询问他是否愿意假扮一名来自美国的掮客，看是不是能发现点儿什么。
希尔抓住了机会，马上与那位卖家取得了联系。希尔给自己安上的新名字是查理·贝尔曼。“一个不错的名字，”他说，“里头有字母’r‘。”由于工作的关系，“贝尔曼”来到了伦敦。此后的几个月里，这位便衣警察与那位钻石贩子互相试探——希尔充分表达了他对完成这桩交易的意愿，那位钻石贩子则夸耀自己的货色——两名男子甚至建立起了某种程度的友谊。在一次闲谈当中，希尔有意无意之间告诉他的新朋友，自己是以艺术品销售为主业的。
那名极力兜售工业钻石的男子是个名叫汤米·考伊尔的骗子，来自都柏林。后来的几年当中，他的犯罪记录单会大大拉长，以至于警方把他称做“爱尔兰历史上的头号罪犯”。1990年，考伊尔差点儿实现了一个庞大的作案计划。此前不久，他和他的伙伴们从伦敦的一家速递公司盗窃了大笔国债债券，总价值达到了两亿九千万英镑。警方在希思罗机场逮捕了考伊尔，当时他正和两名同党准备搭乘飞机前往都柏林。警方从他们的行李当中搜到了价值七千七百万英镑的债券。这几个家伙被送上了法庭，但却出人意料地逃脱了罪责，考伊尔为此买下了一匹赛马，并且把它命名为“七千七百万”。
而在与希尔厮混的那段日子里，考伊尔不停地自我吹嘘，来证明自己是个黑社会的大人物。他宣称自己能搞到非常多的钻石。“我们在这儿讨论的，可以说是阿拉丁的宝藏。”他夸口道。
后来的某一天，考伊尔总是挂在嘴边的陈词滥调当中，居然出现了新内容。“我摘到了一幅画，估计你会感兴趣。”考伊尔对希尔说。希尔漫不经心地猜想，考伊尔递过来的多半会是一张色情图片。他瞥了一眼，是毕加索的画，不是什么淫秽的色情画片。接下来希尔又猜想，也许那只是一幅模仿毕加索画风的赝品吧，无论如何，仅从一幅彩色照片上是难以辩明真伪的。
一番调查验证了希尔的猜想。等到再次与考伊尔碰面的时候，希尔宣布了他的结论。
“听着，我对那幅画不感兴趣，我不认为那是真迹，”希尔说，“外面兜售的毕加索作品，比毕加索画过的还多。”
耐人寻味的是，希尔在考伊尔心目中的地位更稳固了。不久之后，也就是在1986年的4月，考伊尔又一次把话题引到艺术品上来了。
“将会有一桩关于艺术品的大买卖了。”考伊尔对希尔说。
他压低了嗓音，语气凝重。“你有没有兴趣看看这其中的某些画呢？”
“是的，我当然想看。那桩大买卖，能有多大？”
“非常大。你将会在报纸上读到相应的内容。”
考伊尔的爱尔兰口音把报纸说成了“包子”。
“那将会是一票大买卖。”考伊尔又强调了一遍。
“哦，挺好。”希尔答道。
随后，就发生了那起震惊世界的惊天大案。罗素堡遭到劫掠，窃贼们满载而去，被劫走的包括维米尔、戈雅、梅特苏①、庚斯博罗、鲁本斯，还有其他作品。
①梅特苏（Gabriel Metsu，1629－1667），荷兰风俗画家。
案发之后的第二天，考伊尔给希尔打来了电话。
“天啊，”希尔说道，“那确实是个大案子。”
希尔和考伊尔计划在伦敦见个面，探讨如何料理罗素堡那批“战利品”的问题。考伊尔是从都柏林搭乘飞机过来的，希尔则是“从美国专程而来”。他们的碰头地点是驿舍酒店，就在希思罗机场的附近。
考伊尔来到了希尔的房间#事先他已经告诉希尔准备点儿什么喝的，两个男人在杯子里加满了饮料，然后坐下来开始闲扯。
“是的，等风声过后，我倒有打算买那些绘画，”希尔说，“我只买其中的一部分，而不是买下全部。”
他们谈论着那些绘画，啜饮着杯子里的饮料。洋洋得意的考伊尔对这桩即将达成的交易非常看好，他喝完了杯中的饮料，起身准备离去。希尔和考伊尔握了握手。
就在此时，有人在敲门。这是一名侍者，手上托着个装有四个杯子的托盘，他是来提供房间服务的。
“下午好，先生们。所有的事情都还让您满意吧？”
“是的，我们很满意。”
那位侍应生拿走了希尔和考伊尔使用过的杯子，并留下干净的杯子作为替换。
提供房间服务的人，当然是个警察，他把考伊尔用过的杯子火速送进了指纹实验室。在不到一天的时间里，苏格兰场就确定了这名四处弗售被盗名画的坏蛋的身份。从这时起，各种线索都指向了马丁·卡希尔。
后来的调查结果表明，考伊尔兜售的那些工业钻石，都来自都柏林郊外的一个大规模电厂。马丁·卡希尔和他的同伙们盗窃得手之后，到安特卫普出手，而现在，他们正在寻找新的赚钱机会。窃取艺术品就是他们开发新市场的冒险尝试。
卡希尔自己的艺术品位，仅限于在他家起居室的墙上挂几幅天鹅戏水的廉价画片，但是他深信从阿尔弗雷德爵士家偷来的那些画一定能给他带来一笔横财。
“他看了好多报道，从中认识到原来世界上有好多非常古怪的艺术爱好者，肯于为了艺术品而支付数以百万计的金钱，却只是为了把买到的瑰宝藏进他们家的地下室。”保罗·威廉姆斯说，他是卡希尔的传记作者。
“卡希尔预计自己能够在黑市上狠赚一票，他相信那些战利品将会给他带来数以百万计的、数不尽的金钱。”
卡希尔打算用这些钱大展拳脚，在英国的毒品走私以及分销上成就一番事业。他的计划做得非常周详，其中包括在安提瓜设立一家银行——这家银行只是名义上的，它唯一的业务就是帮助他洗大量涌入的黑钱。
有整整一年的时间，捜寻这批失窃名画的所有努力都是虎头蛇尾。之后出现了一次转机，至少当时人们是这么认为的，可惜最终它差点儿变成一场致命的游戏。那是在1987年2月，负责罗素堡案件的都柏林探员格里·麦克加里克与一位化名汤姆·毕肖普的美国联邦特工取得了联系。麦克加里克是个职业好手，他见惯风雨，能力出众，做事低调，让查理·希尔想到了约翰·韦恩。毕肖普是受人尊敬的使衣特工。他职业生涯中的最大成就是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创下的，他装扮成某位阿拉伯酋长的助手，并以该酋长代理人的身份，向几位形迹可疑的议员行贿。这项计划让四名不检点的国会议员以及一名参议员落马，其中最让人难忘的是来自佛罗里达州的议员理査德·凯利，他把两万五千美元“政治献金”揣进兜里的一幕被录了下来，后来他居然询问身边的美国联邦特工：“会在电视台播放吗？”
麦克加里克的计划是，让毕肖普扮演一名美国黑帮大佬，想要购买几幅失窃的绘画装点自己家的墙壁。希尔在这一过程中还是保持着“査理·贝尔曼”的身份，在毕肖普与卡希尔的犯罪帮派之间充当中间人。
毕肖普搭乘飞机赶到了都柏林，与希尔以及他的伙伴们碰了头，他随身带着一畓照片，都是他与美国黑帮“教父”乔·伯纳诺以及其他黑手党大佬的合影。这些照片都是美国联邦调查局秘密拍摄下来的，但它们看起来正是黑社会分子喜欢摆放在桌子上的那种类型。
在毕肖普随身携带的物品当中，还有几张经过他的努力寻回的失窃艺术品的照片，那几幅绘画出自乔治亚·奥科菲①等画家之手。毕肖普的意思是，诈称这些绘画都已经归他所有。出发之前，希尔和毕肖普最后一次检查了所有的随身物品。两人都认为此事令人印象深刻——他们俩忽略了一个关键的问题。
①乔治亚·奥科菲（Georgia O`Keefe，1887-1986），美国最受欢迎的女艺术家之一。
毕肖普与卡希尔的人接上了头。他把自己带来的照片递了过去。卡希尔的一名手下翻着那些照片。其他人站在一边看着。突然，那名匪徒停了下来，从那沓照片当中抽出了一张信纸，他把那张纸朝着同伴们晃动着。信纸的上端带有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标志，下面有一行手写的提示：“汤姆，可别忘记带上这些照片。”
卡希尔的人跳起身来冲出了房间，这些匪徒们在离开的过程中甚至没有停下来给毕肖普来上几枪，真是侥幸。（如果这次会面是在匪徒们的地盘上，而不是毕肖普下榻的宾馆房间里，那么事情的结局肯定就会不一样了。〉
“汤姆·毕肖普的露馅儿宣告了查理·贝尔曼的’死亡‘，”几年以后希尔回忆道，“因为倘若汤姆·毕肖普是个联邦密探，那么把他引荐过来的查理·贝尔曼，不管他是从哪儿来的，肯定湖是一个会坏事的狗娘养的。查理·贝尔曼走到了末路。”
三年过去了，到了1990年的5月，土耳其警方在伊斯坦布尔逮捕了一名苏格兰匪徒，他是从邓迪来的，此行的目的是购买一批海洛因，贩卖回英国。他给这批货物所下的订金是梅特苏的作品《读信的女郎》（Woman Reading a Latter），那正是罗素堡的失窃艺术品之一。随后的几年间，越来越多的失窃绘画开始浮出水面，1992年4月，伦敦的警探在侦破一起毒品案子时碰巧截获了庚斯博罗的《巴切利圣母》（Madame Baccelli），它当时被藏匿在一辆卡车的车箱里；1993年3月，追踪毒品案的警察起获了荷兰画家安东尼·帕拉梅德斯的一幅作品，它被锁在伦敦尤斯顿火车站的一个置物柜里；也是在这个月，英国警方接到线报，对赫特福德郡的一所看似非常普通的房子进行了严密搜查，结果在沙发的后面发现了鲁本斯的《一位僧侣的肖像》（Portrait of a Monk）。（此次找回失窃名画的过程堪称离奇曲折。鲁本斯的这幅作品原本不应该出现在赫特福德，它是被妥善藏匿于伦敦的一所房子里的。但事情就有那么巧，一个很普通的小毛贼溜门撬锁进了这间屋子——他与制造罗素堡窃案的那些黑帮分子没有任何牵连，当时他看到了鲁本斯的画，但是根本不知道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只是因为看起来非常顺眼，他就捧着这幅肖像溜走了。）
在所有失窃的作品中，只剩下四幅画下落不明，其中包括戈雅的作品，以及最有价值的作品——维米尔的《写信的女郎和她的女用人》。
在这一过程中，査理·希尔一直与负责此案的都柏林探员格里·麦克加里克保持着联系。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希尔曾经去过都柏林，并曾与麦克加里克把酒言欢。那个时候部分失窃名画开始现身伦敦，当然最有价值几辐仍然踪影全无。麦克加里克告诉希尔，自己已经从线人那里得知失窃的绘画都已经离开了爱尔兰，在伦敦起获的这些绘画实际上只是仍旧留在英国境内的那一部分。麦克加里克听到了一些传言，据称其余的画作已经被转移到比利时的某个地方了。
“当时他跟我说到这些情况的时候，”希尔在2002年回忆道，“就像是在说‘跟那些名画吻别吧’。”
埃尔·葛雷柯（El Greco）《一位僧侣的肖像》（Portrait of a Monk）
11、安特卫普遭遇战
随着时光的流逝，其他渠道的信息来源也提到了比利时。所有的线索都很琐碎，但是放在一起就拼凑成了一个完整的故事：卡希尔的黑帮团伙一直在向安特卫普的买家提供工业钻石，这桩生意已经持续了差不多十年，如今他们把从罗素堡偷来的部分绘画也提供给了这位买家——没有人能确认到底是哪几幅。用这些画作抵押，卡希尔从那位神秘买家的手里借了一百万美元，他计划用这笔钱购买海洛因，赚取更多的金钱。
一百万美元与这些绘画的实际价值相比简直是九牛一毛，然而，窃贼们得到这些绘画的时候，毕竟一个子儿也没掏过。外行们在对艺术品失窃案保持关注时往往会犯这样的逻辑错误：他们过分执着于失窃艺术品本身的价值，所以当他们发现卡希尔之流的黑帮竟然满足于一百万美元的小钱，而不是开出更贴近这些艺术品价值的价码——比如两千万美金时，就认定窃贼都是傻瓜。窃贼们会对这种想法嗤之以鼻。正确的比较方式，不是两千万比一百万，应该是一百万比零，因为他们做的是无本生意。
那位钻石商把所得到的名画都锁在卢森堡某家银行的保险柜里了，因为他确信这些艺术品都是可以保值的。（与盗窃来的汽车、计算机等每周都在贬值的物品不同，那些出自大师之手的失窃画作可以当做一项安稳的投资，就像好的年份出产的葡萄酒。〉据希尔推测，这位神秘买家看来是打算有朝一日把画再卖出去，或者是把它们当做交易的筹码，去换取毒品、军火、伪钞或者其他可以在黑市上流通的物品。
摆在警察面前的难题是如何找到一个合理的办法，把名画弄出保险柜。依据手头得到的秘密情报，査理·希尔与挪威律师取得了联系，对方实际上是一个披着律师外衣的黑社会分子。这一次，希尔扮演的角色与他平常喜欢扮演的有些不同。他把自己伪装成了一名来自美国、受雇于某位中东大亨的艺术品掮客，宣称自己的使命就是帮着这位大亨搭建一个很有规模的、由世界级瑰宝组成的艺术收藏。
希尔在这次行动中的化名是克里斯托弗·查尔斯·罗伯茨，也是日后他追寻《呐喊》时所使用的名字。在日常工作乃至居家生活当中，希尔经常会偏执得让人发疯。身为秘密探员，他应该关注所有细节，做到明察秋毫，但是希尔有时候却非常随意。英国作家瑞贝卡·韦斯特形容某人非常粗俗时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浑身上下都是雅骨”，照此说来，希尔就是浑身上下没有一根精细的骨头。一方面，希尔可以花上大把时间去编造假的身份证明文件，力求每个细节都尽善尽美；但另一方面，他随时都有可能对着匪徒们夸夸其谈，细致地描述某个城市甚至城市里的某个建筑物’但他先前根本没去过那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