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塞尔所有的故事都有着同一个主题，那就是尽管自己冒着风险帮了很多忙，却老是被警察们随随便便地打发了。明明是他给警方传递了重要的信息，但是警察们并没有把事先许诺的赏金如数发给他，而是大打折扣，有时甚至一个子儿都不给。如果他胆敢抱怨，警察们就威胁说要把他交给他的对头们。有时警方的手法极为纯熟，简直像是一门艺术。
“他们戏弄我的手段太高明了，我几乎感觉不到。”拉塞尔悻悻地说。
要是光听拉塞尔的这些说辞，你会觉得他生活在一个爱丽丝漫游过的奇妙世界里，在那里，大权在握的人整日践踏法律，人类仅有的一点尊严都是由窃贼们保持着的。
“在这个国家里，权威的沦丧已经到了让人齿冷的地步，”拉塞尔哀叹，“事态的发展让我觉得深受屈辱。除了我能叫得上名字的三个人以外——你肯定知道他们都是谁，査理——我相信其他警察的嘴里，连一句实话都说不出来。”
查理·希尔耐心地听着拉塞尔诉苦，脸上一副无比同情的样子。通常，当这两个男人交谈的时候，话题会逐渐地由随意转向轻快，继而沉重，然后是愤怒，这是一个周而复始的轮回。话题的每一次转变，都是在拉塞尔的引导下完成的，希尔在每次话题转换的时候都会立刻作出适应性的调整。当拉塞尔谈到某个不良警察的劣迹时，希尔就会轻蔑地眯起眼睛。
“我恨死这个混球了！”他咆哮着，脸上满是狰狞，那个言语温和的艺术爱好者消失无踪了。
“好吧，那么，你有一大群支持者，”拉塞尔说，“因为我也恨死这个狗日的了。”
两个人又继续推杯换盏。
大部分时间都是拉塞尔在说话，一旦他讲完了某个自己遭受不公正待遇的故事，准备讲下一个的时候，希尔就会接过话巷儿，聊几句家长里短。他会询问拉塞尔妻子的近况，以及孩子们现在都怎么样了。手术进行得顺利吗？他儿子的橄榄球队在新赛季中开局得力吗？希尔老是夸奖拉塞尔的体形保持得非常好。莫非经常进行户外锻炼？他去哪儿把自己的肤色变成小麦色的？最近去度假了吗？
这是最标准的玩笑话，但希尔看上去好像希望每个问题都得到解答。两位老朋友谈到了他们都认识的一位熟人，接着又谈到了他们都知道的一连串警察以及强盗的名字，这让他们回想起了以往的岁月。
“他是个真正的恶棍，不是吗？”当希尔又想起了另一个人的名字，拉塞尔笑着给出了评价。
两个人的话题渐渐由过去的英雄事迹或者荒唐事，转移到了艺术品罪案方面。拉塞尔用他含混的嗓音询问希尔，是否还记得两个“球”那件案子。几年以前，有两个窃贼计划着从一个花园里盗走一尊亨利·摩尔①创作的纪念铜像，这尊铜像叫做《国王与王后》（King and Queen），它实在是太大了，难以搬运，所以那两个窃贼就找来了锯子，锯掉了铜像的头颅，谋划着把它们卖出去。
①亨利·摩尔（Henry Moore，1898-1986），英国最着名的雕塑家之一。
对于希尔来说，拉塞尔最大的用处就在于他总能听到很多关于失窃艺术品的风言风语。
“要是他犯了罪，我会毫不犹豫地把他也投入监狱，”希尔后来提到，“但是他确实没有。只不过他生活在那个世界里，知道发生了什么。”
在与拉塞尔的交往中，希尔并没有为了迎合拉塞尔而故意掩饰自己对于艺术的丰富了解，以及对艺术所怀有的热情。当拉塞尔谈到在伦敦的黑市上又冒出了某些失窃艺术品，但一时想不起它的名字时，希尔就会及时地进行提醒，告诉他那是勃鲁盖尔①的《基督以及那个通奸的女人》（Christ and The Woman Take in Adultery）。拉塞尔对于十六世纪的宗教艺术兴趣缺缺，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是希尔还是会饶有兴味地唠叨几分钟勃鲁盖尔的事迹。他会告诉拉塞尔，皮埃特·勃鲁盖尔又被人们称做“老勃鲁盖尔”，因为他的儿子也是个画家，而且名字也叫皮埃特，唯一的不同在于，小勃鲁盖尔的名字当中加了个字母“h”，以示与父亲的区别。
①彼得·勃鲁盖尔（Bruegel Pieter，1525-1569），16世纪尼德兰地区最伟大的画家。一生以农村生活作为艺术创作题材，人们称他为“农民的勃鲁盖尔”。他善于思想，天生幽默，喜爱夸张的艺术造型，因此人们又赠给他一个外号叫“滑稽的勃鲁盖尔”。他继承了博斯的艺术风格，又被誉为“新博斯”。他是欧洲美术史上第一位“农民画家”。彼得·勃鲁盖尔是自扬·凡·爱克开始的刊期荷兰画派的最后一位巨匠。
彼得·勃鲁盖尔（Bruegel Pieter，1525-1569）
《基督以及那个通奸的女人》（Christ and The Woman Take in Adultery）
希尔的喋喋不休并不是毫无意义的自我炫耀，而是仔细盘算过之后有意要那么做的。实际上，这样做有着双重目的，首先，是恭维，比故作谦虚、简单敷衍拉塞尔两句更能得到后者的好感。而更重要的是，就艺术问题高谈阔论能够传递出一个重要的信息，说明自己对艺术确实是非常投入的。这样能够确保当某件失窃艺术品突然浮出水面时，拉塞尔只要听到风声，就一定会向希尔通报。
与拉塞尔及其家人的友情究竟有多少是真挚的？又有几分是伪装出来的？对于这些问题希尔自己也没有答案。当然了，希尔对于那些坏警察们的愤恨决不是装出来的，他甚至相信警察当中的坏分子相当多。
“毫无例外，”希尔说，“在我参与过的每一项工作当中，都有腐败变质的蒈察。”
但不信任警察并不意味着希尔会因此喜欢坏蛋。希尔有些过于愤世嫉俗了，他不会相信窃贼们都有着不幸的灵魂，在恰当的时候会被友善的话语或者伸过来的援手感动得改邪归正。希尔喜欢引述英国历史上那些伟大的人物和伟大的传奇故事，但他最喜欢的是游侠骑士与黑了心的大坏蛋展开较量。要是让希尔来评价英国的历史故事，罗宾汉那样的所谓“侠盗”是根本不存在的。
彼得·勃鲁盖尔（Bruegel Pieter）
《农民的婚礼》（Bauern hoch zeit）
希尔太太是个聪明的、富有洞察力的女性（她是心理学家），她总是指责自己的丈夫只是看到了那些“讨厌”的老朋友好的一面。按照她的话说，希尔犯了一个错误：只是因为他的线人们在设法帮忙找回失窃的艺术品，他就认为这些家伙都是好人。这种情形让希尔太太大为愤慨。“那些家伙都不是好人，”她坚持自己的观点，以往她就曾上百次地作出同样的评价：
“他们都是坏家伙，他们帮忙找回失窃艺术品的唯一原因是为了能够对别人——可能是假释官，也可能是法官或者别的什么人——说：‘我曾经帮助过查理·希尔。’这些家伙都是很会利用人的，以往他们就曾经利用过很多人，现在他们帮助希尔的动机也是如此，他们纯粹是从自身的利益出发的。”
面对太太的责难，希尔的抵抗并不坚决，也毫无用处。（他总觉得整日厮混的人里头很多人相当不错。当然他的看法过于盲目乐观了。）希尔太太接下来指出，问题其实就在于，希尔必须努力把他们往好处想，否则他就不能友好地对待他们，并力求与他们建立友谊。偏偏希尔太投入了，以至于连他本人都被自己的做法所欺骗。
对于一名愤世嫉俗的职业警察来说，听到最亲近的人指责他对人类本性的看法过于天真烂漫，希尔的处境可不怎么美妙。但是他似乎并没有为此事感到困扰，因为妻子说他“过于天真烂漫”，这种品评并不切中要害。希尔的宽容有其他原因。斯科特，菲茨杰拉德①曾经说过，“一个大脑是否出色，就要看它是否能同时容纳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但仍可以正常运转。”不管是否拥有最最出色的大脑，我们当中的很多人都在日常生活中显示出了这样的能力。我们会在杂志的首页寻找关于天文学家以及宇宙的报道，然后翻到最后一页浏览星座运势，看看哪天自己适合做些什么。
①弗·司各特·菲茨杰拉德 （Francis Scott Fitzgerald 1896-1940年），美国着名小说家、编剧，是“爵士时代”最重要的代表人。菲茨杰拉德的魅力来自于他清晰的叙述，优雅的文风，多姿多彩、点铁成金的遣词造句，这种风格在他的短篇小说中得到了最好的体现。属于迷惘的一代，是“浮躁的20年代”（the roaring 20s）的代言人。他的每一篇成功的作品都是诗人的敏感和戏剧家的想象力的结晶，都是他的艺术才能发挥到炉火纯青的地步的产物。代表作品有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夜色温柔》《最后一个巨头》《天堂的这一边》《人间天堂》等，1940年12月去世，年仅44岁。他和专栏作家希拉的爱情，1959年被拍摄成电影《痴情恨》。
而当需要对朋友和爱人作出判断时，人们的容忍度就大大降低了。一位背叛了的情人会暴露出他以往不为人知的各种性格特点。我们会哭喊着说：“我还以为自己了解你！”那是夹杂着愤怒与迷乱的嚎叫。希尔身上有着某些特殊的才能，让他能够轻易地看穿人们性格当中的两面性。他能够看着自己的某位黑道朋友，介绍说“这是与我相处得非常愉快的人”，但随后话锋一转，“这是个危险的家伙，会不假思索就出卖我”。
希尔不仅容忍那些暴戾的、不忠诚的人，还被他们深深吸引。其中的魔力并不在于那些黑道人物自身一他们大都是从学生时代的小混混儿成长起来的——而在于他们给希尔提供了机会。有坏人，才有警察。
希尔的个性当中包含了不少互相对立的因素，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不知疲倦”。具体到希尔身上，不知疲倦就与不计后果差不多。他觉得追求刺激能够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有滋有味。一位朋友早年间曾经给希尔起了个外号，称他为“冒险先生”。
希尔是个喜欢获得新体验的人。希尔一再坚持说，他主动参军并前往越南参战，就是为了满足自己“知识分子的好奇心”。骗子或者窃贼，或者其他类型的坏人，都不会让人觉得乏味。对希尔这样讨厌温婉与常规的人来说，坏蛋们身上的缺点变成了“美德”，几乎是无价之宝。
“我喜欢与这些家伙打交道，并努力揣摩他们究竟在想什么，以及他们即将做什么，”希尔曾经说过，“我发现这太有趣了，”说到这里希尔好斗的天性又一次发作，“比坐在办公室里抽象地研究人类，或者研究两种类型的犯罪之间是否存在什么比例关系，要有趣得多。”
“最糟糕的事情，”希尔接着说道，“是我倾向于喜欢所有人，但又讨厌所有人，其中也包括我自己。我喜欢与精力充沛的人们厮混。我猜想那纯粹是个人的品位问题。我喜欢喝里奥哈①葡萄酒，而不是没有甜味的夏敦埃②白葡萄酒。”
①里奥哈：西班牙葡萄酒主产地，葡萄酒的源头，以坚持用脚踩汁的传统酿酒方式生产简单易饮的新鲜红葡萄酒而闻名。
②夏敦埃：保加利亚的葡萄酒产地，着名的白葡萄酒之乡，酒色近似明亮的金色及绿色，由精选夏敦埃葡萄酿造。具有浓郁的阿拉伯胶树及药草香味，芳香四溢。更添加了温柏及葡萄柚口味，赋予该葡萄酒清新舒爽的口感。
所谓“精力充沛的人们”是有所指的。希尔真正偏爱的是能够提供一种非常刺激的可能性的人或者状况，整个局面有可能急转直下，朝着灾难性的、完全错误的方向演变。
15、第一次遭遇
1994年5月5曰
找到了《呐喊》的画框之后，警察们终于得到了他们需要的突破口。挪威警方会同挪威国家美术馆的董事会主席图内，与查理·希尔取得了联系，并向他通报了即将遇到的两位交易对象的情况，他们分别是有过案底的约翰森，以及充当中间人的艺术品掮客乌尔温。
希尔立刻就给乌尔温打了电话。“我是克里斯·罗伯茨，美国盖蒂博物馆在欧洲的业务代表，我希望我们能见个面。”希尔给乌尔温留下了一个比利时的电话号码。
比利时的电话号码是个小把戏。希尔告诉乌尔温，自己常驻布鲁塞尔，目的就是不让乌尔温怀疑到苏格兰场。比利时警方有专人负责接听那个电话，他们这么做纯厉礼尚往来，目的是感谢苏格兰场在几个月之前鼎力配合，协助他们找回了失窃于罗素堡的维米尔名画。
希尔建议自己飞赴奥斯陆，这样大家可以见个面，并就《呐喊》的赎回问题进行谈判。乌尔温说那是个好主意，但他建议希尔不要空着手来，最好是带上五十万英镑，要现金。
苏格兰场负责准备这笔钱，他们有一个现金账户，是为从事秘密调査行动服务的。签字画押领出这笔钱的是艺术小分队的探员迪克·埃利斯。为这样一大笔钱负责，哪怕是短期的，也不是什么人都喜欢承担的工作。它很有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就像给小王子当保姆一样。在漫长的职业生涯中，埃利斯还从来没有遇到过需要动用这么大一笔现金的行动，他领出了钞票，把它们捆扎起来，塞进了一个运动包里，几乎把包撑满了。按照计划，次日一早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用飞机把这些钱运往奥斯陆。现在就把这些钱全部领出来，未免太早了，埃利斯决定还是把它们放在苏格兰场的保险柜里过夜。
可惜那个运动包太大，塞不进保险柜，埃利斯决定把它锁在办公室里。
“苏格兰场的办公大厦戒备森严，”他说，“但那一夜可真漫长啊。”第二天一大早，“我早早就到了办公室。”埃利斯语气平淡地说。
5月5日早上，埃利斯把现金交给了一个健壮魁伟的探员，席德·瓦尔克，他简直像是一辆化成了人形的装甲车。瓦尔克身高六英尺，体重二百三十磅，嗓音浑厚，举止生硬，一看就知道还是离他远点儿好。在长期的秘密行动中，瓦尔克已经让无数犯罪分子相信，他就是他们当中的一员。瓦尔克比希尔以及埃利斯年长差不多十五岁，年轻的时候他曾经摔过跤、打过橄榄球，现在依然强壮。有时候简直是太强壮了点儿。
“他接到的杀人指令，比某些职业杀手还要多。”埃利斯的钦佩之情溢于言表。
那些处理险情胜似闲庭信步的警察同行们也对瓦尔克满怀钦佩，但总有些任务是瓦尔克干不来的，比如说伪装成一名居心叵测的艺术品行家。
“毒品、枪械犯罪、杀人，以及任何类似的工作，席德都是最优人选，”查理·希尔说，“因为他看上去就像是个非常残暴的家伙，听起来也像。”
别看外表粗壮，瓦尔克的心眼儿转得一点儿也不慢，他脑筋的灵活程度足以与身体的灵活程度相媲美，而且他的江湖经验也极其丰富，只怕再也没有什么事情能够让他觉得意外。他是个有条不紊的人，同时，他也不会拘泥于苏格兰场对执行秘密行动的探员们所规定的各种条条框框。在希尔刚刚进入秘密特工行业之际，瓦尔克曾是他的导师，而在希尔冒犯了上级领导，面临着“被发配到西伯利亚”的危险的时候，瓦尔克出手帮助过他。
希尔很尊敬瓦尔克。“他绝对是他那一代秘密特工当中最优秀的，”希尔曾经多次夸奖瓦尔克，“他也是一位让我心怀仰慕的好朋友。”当艺术小分队制订了全套拯救《呐喊》的计划并决意付诸实施的时候，希尔只提了一个要求：席德·瓦尔克必须是队伍当中的一员。
钱已经到位，计划也已拟订，《呐喊》拯救小组离开了苏格兰场，赶赴奥斯陆。小组的成员共有三人：查理·希尔，扮做克里斯·罗伯茨；席德·瓦尔克，他的任务是照看希尔，以防万一；约翰·巴特勒，艺术小分队的主管，他将会隐身幕后，但是直接控制计划的执行。
希尔与乌尔温会面的地点是奥斯陆广场的大厅，奥斯陆广场堪称这座城市当中最时尚的建筑，是一幢崭新的、直插云端的摩天大楼。希尔、瓦尔克以及巴特勒分别入住不同的楼层，首先抵达的将是瓦尔克，他是只身前往的，在挪威蓍察的帮助下，巴特勒会把他的房间改造成一个指挥整个行动的隐蔽所在，希尔最后露面，他要等到晚上再去入住。
5月5日早上，瓦尔克通过了希思罗机场的安检口，五十万英镑的现金就装在他的随身行李里。那时“9·11”还没有发生，很少检查行李，但机场的保安部门并不知情。一旦有谁发现瓦尔克随身携带的现金，要求知道拿它们去干什么，瓦尔克就只有靠编造瞎话蒙混过关了。
希尔一行抵达了奥斯陆，他在机场租用了最豪华的轿车，一辆顶级奔驰，然后开进城。总是行为大胆的希尔径直把车开到了奥斯陆广场的现场表演区域，正有一位百老汇明星在那里演出，歌声已经响起，演员正从侧翼上场。希尔穿着一身泡泡纱的套装和白色的衬衣，打着一条有绿色圆点的蓝色领带，从奔驰车里钻出来，手里捏着钞票作为小费，支使着一名门童帮他照看车子，让另一名门童给他拿行李。随后他大踏步地穿过大厅走向前台。
“嗨，”希尔用响亮而又准确无误的美国口音说，“我是克里斯·罗伯茨。”
乌尔温已经与约翰森一起等候在大厅里了。他和约翰森抢步上前，对希尔做了自我介绍。
席德·瓦尔克此时也已经在大厅里了，他在暗中监视着事情的进展。但事后有迹象表明他隐蔽得不够好。作为一名机警的职业罪犯，约翰森从一开始就觉察到瓦尔克——但是当时他选择了沉默——瓦尔克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人。为什么一个长成那副德行的无赖，会在旅馆里晃来晃去呢？
已经是夜里10点了。希尔告诉乌尔温和约翰森，他要先去房间里换换衣服，随后他们可以一起去喝一杯。很快这三个男人就在酒店顶层的空中酒吧落座了，几分钟之后，瓦尔克也跟了进来。
约翰森当即对希尔发难。
“他是和你一起的吗？”
片刻的迟疑都可能意味着灾难。
“那当然了，”希尔不假思索地大声回答，“他是随行照顾我的人。我可不打算带着那么多的钱来到这座城市，结果被你抢走了。”
约翰森看来很认同这个回答，所以，希尔示意要瓦尔克过来一起坐。
危险依然存在，因为瓦尔克并不知道希尔与约翰森的谈话内容。他只能猜想希尔会说些什么，但如果他猜错了，他们俩就都会陷人大麻烦了。现在约翰森已经很警觉，希尔知道再想给瓦尔克发出任何暗号——比如说使个眼色，告诉瓦尔克“小心点儿！”——都是不可能的。
“我在楼下就看到你了。”约翰森在向瓦尔克挑衅。瓦尔克轻蔑地答道：“是，你确实看到了。你想让我怎么样？整天都坐在自己的房间里吗？”
希尔这时候出来打圆场，说明自己和瓦尔克是老朋友了，瓦尔克是个定居在荷兰的英国犯罪分子，偶尔会为希尔充当保镖。
希尔本来就想着迟早得把瓦尔克介绍给约翰森和乌尔温。现在就来介绍未免时机尚早，但值得赌一赌。让瓦尔克暗中埋伏的唯一原因，是希望他能够发现更多有用的细节，但是希尔万万没想到，约翰森在这场较量当中那么快就把瓦尔克认出来了。能否把这个意外转化为优势呢？约翰森很可能会为自己的绝佳眼力沾沾自喜，也许他的骄傲会让他多少有些放松警惕。
希尔发现自己讲的这个故事效果很好。瓦尔克不是那种让旁人萌生很多疑问的人，因为只要看他一眼，人们就猜得出他能够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况且，一个从盖蒂博物馆来的大人物，带个保镖保证自己的安全是顺理成章的，而且保镖还能帮忙开车，毕竟“罗伯茨”身在外国，并且谈的是一桩金额巨大的买卖。至少一个骗子会觉得这说得过去。事实上，盖蒂博物馆是决不会同意雇佣有前科的人给自己的职员当保镖的。希尔当然知道这一点，但是他绝不会把这个清况透露出去。
在一家五星级宾馆里，席德确实是太扎眼了。希尔承认自己和瓦尔克本来应该再当心一些。瓦尔克显然不是挪威人，而更重要的是，他看起来就像是个武装劫匪，而不是一名跨国商人。尽管如此，希尔还是对自己的急中生智感到高兴，他在转瞬之间就把巨大的危机从容化解掉了。“你绝不能犹豫，”这是希尔在以往的秘密行动中学习到的，“如果你要花时间想一想，你就完蛋了。你必须表现得平静、放松、冷淡，尽一切可能控制住局面。你没时间仔细分析。我就从不做这样的尝试，我只相信自己的直觉。我可不会计算概率，相信自己的直觉比进行一番计算要简单多了。一般情况下它都会奏效。偶尔也有出错的时候。”
这次希尔的直觉就奏效了。只不过几杯酒的工夫，约翰森对于瓦尔克的怀疑就烟消云散，几乎转化成了某种友谊。这个会打断别人的腿的挪威恶棍已经认定，眼前这个爆脾气的英国佬是个揣着武器的黑道弟兄。他们都是职业好手，他们可以谋求合作。
奥斯陆广场的顶楼酒吧通常是观光客饮酒聚会的场所，本地人都不怎么来，因为这里的价格就像窗外的景色一样让人咋舌，刚好适合希尔炫耀他那张带有盖蒂博物馆标志的信用卡。乌尔温和约翰森对此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希尔不停地让人送来酒水，谈话在顺畅地进行着：交谈的内容比较空泛，没有谈到关于交易的具体时间表，希尔的主要目的是让乌尔温和约翰森确信，他们的交易对象真的是盖蒂博物馆的人。这两个挪威人对希尔来说是两种不同类型的挑战。希尔相信自己有办法轻松对付乌尔温。这个艺术品经纪人非常讨厌，满肚子坏水儿，但过分的自高自大使他变得容易对付。在谈到与艺术相关的话题时，希尔需要小心谨慎一些，不过他对于自己“谈论艺术的臭屁腔调”有着强烈的自信。再者，乌尔温一直在谈论他的直升飞机、他的旅馆以及其他的东西，鉴于罗伯茨是个花钱大手大脚、做事随心所欲的从盖蒂博物馆来的人，希尔相信罗伯茨在这些领域也应该表现得有点儿心得。
约翰森则是个严重的威胁。他是个高度戒备、非常警觉的坏蛋，不怎么有魅力，但是相当谨慎和狡猾。关于约翰森购买和收集艺术品的说法肯定是胡编乱造的，希尔对此很有把握。但凡希尔说些与艺术有关的话，约翰森的反应就完全跟不上。可是无论如何，约翰森始终是非常危险的。与他这样的恶棍在一起，最重要的问题不是他知道些什么。坏蛋的本能才是最关键的，而不是知识。像约翰森这样的罪犯总是靠本能和经验行事，他们时刻都会怀疑，交易对象是可靠的吗？与我交易的人是不是容易受骗的傻瓜呢？
希尔一定要避免最糟糕的情况发生，就是让约翰森觉得他可以夺走钱，同时留住那幅画。
在酒吧里，面对乌尔温、约翰森以及瓦尔克，希尔滔滔不绝地讲述了詹姆斯·恩索尔奇妙的人生和艺术生涯。恩索尔是个比利时画家，与蒙克同一时期，他是个追求超现实主义的怪家伙，盖蒂博物馆拥有他的杰作《1889年耶稣进人布鲁塞尔》，那是一幅非常巨大的绘画，成画时间比《呐喊》早了五年，但在心理上、主题上都与蒙克的作品有着某些联系。
“我们就是想要把这幅展现出焦虑的、伟大的表现主义作品，与那些和它有着内在联系的表现主义作品，都收集到盖蒂博物馆里。”希尔用了一些让人热血沸腾的话收尾，指出这样一个计划中的展览将会是何等的重要和激动人心。约翰森似乎完全相信了希尔的故事，但也可能是他能够容忍的、关于艺术的唠唠叨叨已经到达了极限。
他问：“我们能明天早上做交易吗？”
“当然，那很好啊，”希尔答道，“我们可以那么做。”他的这句话是对约翰森和乌尔温说的，忽略了瓦尔克，毕竞瓦尔克是个保镖，不是合伙人，没必要在交易的安排上征求他的意见。
“我们明天再在宾馆的餐厅里见面，共进早餐。”希尔说。
希尔走进了电梯，按下了十六层的按钮，他哼着一支愉快的曲子，跑调跑得甭提多厉害了——所以他从来没有试过装扮成音乐家。希尔回到了自己的房间，想看看房间里的小冰箱里到底有些什么。他觉得第二天的行动计划应该不会有任何障碍。可惜他想错了。
16、广场惨败
1994年5月6日
在前往顶层酒吧的路上，希尔注意到酒店的大厅似乎人声鼎沸，但他没有表现出过多的好奇心。到了第二天的早上，希尔才明白自己犯了一个错误。
就在他与瓦尔克一道，陪着乌尔温、约翰森喝酒时，上百位刚抵达的客人进驻了酒店。他们那时候并没有滋扰到位于酒店顶层的豪华酒吧，但是等到次日早上走进宾馆餐厅的时候，希尔发现他几乎无法穿过拥挤的人群。那些看上去互相熟识、正在彼此打招呼的家伙们都是些什么人呢？
希尔本来不会那么困扰的，如果他事先注意到在酒店登记服务台附近的小指示牌上的话，“欢迎参加斯堪的纳维亚缉毒警察年度大会”。
酒店里和餐厅里到处都挤满了穿着便衣的警察，每个人都戴着徽章，写明了他们的名字和官阶。来自瑞典、挪威、芬兰、丹麦等国家的警察以及海关官员聚集在酒店的每一个角落、每一张桌子旁，让人觉得似乎整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警察们都带着他们的妻子、女朋友、男朋友以及他们的日常工作来到了这里。除此之外，挪威警方显然还自作主张，觉得有必要加强对希尔、瓦尔克的保护，他们恨不得把整个特警队的人都派来了。
时机真的太不妙了。希尔需要乌尔温、约翰森心态放松地完成交易。要是在第一次交易的中途看见两百多个警察拥进来，有谁能够视若无睹呢？
更可怕的危险在于，那些警察当中会不会冒出某个希尔的老朋友呢？希尔情不自禁地扫视着整个餐厅，寻找是否有自己熟悉的面孔。过去的数年间，希尔参与过大量的毒品案件，并与来自欧洲各国的警察们、探员们无数次地开会。万一有哪位兴高采烈的警察非常高兴地跑过来拍着这位苏格兰场同行的肩膀，情况会怎么样呢？
目前希尔需要对付的只是乌尔温。约翰森头天晚上就说过，他不吃早餐了，稍晚再去与其他人会合。希尔和乌尔温各自挑选着自助餐。到处都是警察！乌尔温看起来倒是并不在意。他会只是个诚实的局外人吗？
让希尔沮丧的是，他看到了一位瑞典高级警官，那人是他的好朋友，叫克里斯特·福格尔贝里，主要负责调査洗黑钱。希尔也参与过类似案件的调查。福格尔贝里甚至曾经带着他的部下们到苏格兰场进行观摩。要是看见希尔在这里，他肯定会高兴得跳起来。
“娘的！”希尔心想，“他的那帮部下肯定也都被带来了。”
福格尔贝里坐在餐厅的另一头，与他的妻子以及多名手下在一起。
“我们换换座位好吗？我想坐到你那边，”希尔对乌尔温说，“阳光太刺眼了，我连你的样子都看不清了。”
希尔换到了餐桌的另一边，背对着福格尔贝里坐下。他想要尽快吃完早饭，这样就能够赶在福格尔贝里经过自己的餐桌之前离开。
让希尔备感痛苦的是，乌尔温一直在喋喋不休，聊着他的生意，以及他对艺术的看法。他只是偶尔停一下，吃上几口饭，然后就接着高谈阔论。现在他开始惦记着是否要再去取点儿食物来吃了。
希尔的块头比乌尔温大，平时他的饭量也是很大的，但他嘀咕着说还有些事情要做。终于，乌尔温吃完饭了，福格尔贝里他们还没吃完。希尔始终让自己背对着福格尔贝里，顺利地逃出了餐厅。
走出福格尔贝里的视线之后，希尔借口说要回房间取点儿东西，甩掉了乌尔温。他赶紧给约翰·巴特勒打电话，这位苏格兰场艺术小分队的主管正待在临时指挥部里。
希尔让巴特勒设法给福格尔贝里传个信儿。巴特勒给斯德哥尔摩警察总部打了电话，让他们转告福格尔贝里，有一个重要的秘密行动正在进行，如果他碰巧看到了熟人，千万不要声张。希尔并不知道福格尔贝里多久之后才能收到信息，只能继续在酒店里躲躲藏藏。
要是福格尔贝里当真认出了希尔，希尔对巴特勒承认，自己唯一的办法只有装傻了。
“我肯定得想点儿办法，比如‘阁下肯定是认错了人’之类的，我也不知道。我想我得突出美国口音，我要好好想想。不过最好的办法还是藏起来，我当时就是这么做的。”
提心吊胆地躲躲藏藏，让希尔头都大了。希尔可以给别人讲述那些让自己形象更高大的故事，但他最喜欢的则是束手无策时只能闷头藏起来听天由命的故事。在希尔的世界里，一个计划行之有效是令人欣喜的，而那些意料之外的好运气的降临更让希尔欣喜若狂。希尔最喜欢的座右铭是温斯顿·丘吉尔的名言：被人开枪打，但是没打中，生活当中再没有比这更令人愉快的事情了。
在向巴特勒发出警报之后，希尔赶紧下楼去咖啡厅与乌尔温会合。这时约翰森已经出现了。在前一天晚上的讨论中，双方已经为《呐喊》的赎回确定了一个价格，具体数字是三十五万英镑，相当于五十三万美元或者三百五十万瑞典克朗。（为什么价钱会从乌尔温原来说好的五十万英镑降到三十五万英镑，希尔自己也没弄明白。）
瓦尔克已经把那些英镑兑换成了瑞典克朗，这一大笔现金就锁在服务台近旁的保险柜中，依然装在瓦尔克的运动提包里。希尔担心自己在商量价钱的时候会不小心露馅儿，万一说出“英镑”什么的，难免会让人发现他的英国佬身份，而克里斯·罗伯茨则应该是以美元为货币单位的。为了避免出错，希尔索性把钱兑换成克朗，就不用再在“英镑”、“美元”上犯难了。
这琐碎的决定可能会是至关重要的。过去的这些年中，希尔已经在实践当中总结出了经验，知道如何去避免这样的问题，何时要注意这样的问题，以及如何一劳永逸地根除问题。在希尔家里的书架上，像西塞拉·博克①的《说谎——公共生活及私人生活中的道德选择》之类的书籍占据了不少空间，但希尔更多的是从实践当中得出真知，而不是通过形而上的思考。
①西塞拉·博克：社会学家，哈佛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Harvard Center for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的着名学者。
“记住，”希尔会这样告诉别人，语气如同童子军领队对年幼的部属们介绍野外生存技巧时一样认真，“撒谎是有价值的，你们不会想要放弃它们的。你们得注意它们，必须要让它们发挥作用。”
偶尔，希尔也会尝试着向没做过警察的朋友们解释这个在秘密特工的工作当中虽然不够光明正大，但却行之有效的窍门。最重要的一课是：如果需要说谎，就索性说得大一点儿。
“这工作本身就是在说谎，”希尔解释说，“你是个警察，拿着警察的薪水，却要装成某个坐着头等舱到处旅行的人，随身的手提箱里装着五十万英镑。说谎也就没有什么了。在小处骗人会给自己惹上麻烦，那些琐碎的事情不大好记，你会栽在自己的小聪明上。
“如果你脑子里的东西太多，你的反应就会不自然了。你应该尽可能多地说实话，这更容易，也不会影响到你的道德感，你不会为此感到脸红——你在说的都是真相，当然就不会有问题。但这只是其中一个方面，其他时候你就需要让那些凶徒们确信，自己确实是一个真实生活中的活生生的人。如果能让你在执行任务时尽可能地谈吐自然，事情当然就轻松得多了。”
希尔是这样说的，但他在实践当中并没有严格执行自己的这套理论。在现实生活当中，就拿盖蒂博物馆这件事情为例，如果能够找到某些设计精妙而且更有危险性的行动方案，希尔就决不会选择简单而又行之有效的做法。在《哈克贝里·芬恩历险记》②即将结束的时候，汤姆·索亚设计了一个复杂的计划去解救吉姆，就是那个跟哈克贝里·芬恩一道逃跑，但是被抓回来的奴隶。哈克贝里已经设计好了一个直截了当的方案，他问汤姆·索亚：“我的这个计划行得通吗？”
②《哈克贝里·芬恩历险记》：19世纪美国最着名的小说家马克·吐温的长篇小说代表作，作者以西方最流行的流浪汉小说笔法，以充满童趣的文字讲述了白人儿童哈克贝里·芬恩同情并解救了做奴隶的黑人儿童吉姆，在朋友汤姆·索亚的帮助下，三人一路划船在密西西比河上漂流逃难，途中遇到了各种惊险、奇特遭遇的故事。小说以黑奴逃跑为话题，反映了美国的种族歧视问题；同时通过几个儿童一路逃难的奇遇，广泛抒写了当时美国西部的社会风情、民俗风貌，揭露了美国社会金钱、利益驱使下人与人之间尔虞我诈的现实，表现了美国的社会问题。
“行得通？当然，它当然是行得通的，”汤姆答道，“但是它也未免太简单了，太没趣了。摘出这么一个不会有危险的方案，有什么意思啊？”
随后汤姆就拿出了自己的行动计划。“我顿时就明白，这个计划比我那个至少出色十五倍。”哈克贝里说，“它同样能够让吉姆获得自由，就像我那个计划一样，但是同时，它也很可能会搞砸了，害死我们大家。”
哈克贝里当即放弃了自己的计划，同意了汤姆的设想。查理·希尔肯定也会毫不犹豫地、近乎本能地给汤姆·索亚投下赞成票。
5月6日，星期五，已经是中午时分了，酒店的咖啡厅里静悄悄的。希尔的“保镖”席德·瓦尔克倚靠在座位上，目光炯炯地打量着周围。瓦尔克的主要职责就是对别人产生威慑力。这项任务他完成得非常好。希尔的角色则是负责谈判。他和瓦尔克的表演只有两位观众，却必须要演好才行。如果不出意外，这两位“演员”会相得益彰：希尔负责就艺术问题喋喋不休，盖蒂博物馆构成带有安慰性质的旋律线，几乎一句话也没有的瓦尔克负责扮演一个沉默的狠角色，他是整个乐章的低音部，强化了他与希尔经常从事秘密勾当的“事实”。
希尔判断时机差不多成熟了，他打算一击中的，把约翰森拽进陷阱里。
“席德，让他看看钱吧。”
“好，没问题。”
两人的谈话方式非常微妙，外人恐怕难以想象得到。“请”字此处就太不合时宜了。克里斯‘罗伯茨可能会对侍者或者其他什么人用这个字，以显示他是个绅士，但是他不能让那些凶狠的坏蛋们把他当懦夫。如果匪徒们发现了任何弱点，他们都会乘虚而入。希尔手无寸铁，又在敌人的地头上，没工夫玩儿绅士风度。
瓦尔克同样需要处处留意。他的工作是照顾好罗伯茨以及他的钱。但他扮演的是个暴徒，不是仆役。类似“是的，老板”这类不符合身份的话，会让这俩人丢了小命。
单单一个“请”字是不是该用就得这么仔细推敲，可见在其他方面希尔和瓦尔克需要何等谨慎了。对于希尔来说，扮演克里斯·罗伯茨的挑战在于：他要设法同时向敌人传递两种自相矛盾的讯息。一方面，他得让对手相信，他们面对的确实是一个来自艺术机构的生意人；但与此同时，他还得让对手认识到，自己决不会任人摆布。
瓦尔克和约翰森到前台接待处去看看放在那里的钱。这一幕是静静地进行的，一些几乎听不见的行动更强化了这种寂静——瓦尔克和约翰森走在光亮的地板上的脚步声，打开酒店保险柜的咔哒声。
约翰森伸长了脖子，试图从瓦尔克宽阔的身影间窥视点儿什么。瓦尔克转过身来，拿出那个背包。伴随着安静的滋啦声，他拉开了拉链。约翰森一下子就呆了。
足足三百五十万瑞典克朗。
“你打算点点数目吗？”
“不必了。”约翰森回答。他不打算费那个力气。瓦尔克用他粗壮的拇指拨弄着一畓钞票，发出轻柔的沙沙声，随后他把提包锁回保险柜。
走回到桌边的时候，约翰森难以掩饰内心的激动。希尔喜洋洋的。约翰森已经见到钱了，它已经在他脑子里挥之不去了。
“他上钩了！”希尔想。
希尔和瓦尔克从一开始就知道他们选对了鱼饵。诀窍是轻轻地晃动鱼饵，而不是弄得水花四溅或者过于戏剧化，这样会把匪徒们吓跑的。这一幕传达的信息是，在正在进行的谈判当中，只差一步就到了最后的环节了。没有号角，没有大话，没有强求。
希尔在以往的行动当中早已明白，这一时刻正是临界点。你得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随意自然，“你想看一看钱吗？”但这句话一点儿也不随意，它至为关键，因为现在你已经控制了他们的头脑。现在他们已经明白，他们应该做的就是交付货物，那些钱将尽数属于他们了。有的时候他们会数一数钱，有的时候不会，但这个不重要；重点在于让他们知道那些钱就在那里了。谈到钱是一回事，见到钱则是另一回事了。
约翰森还在努力扮酷，但难掩兴奋之色。通常他会让自己的艺术交易搭档乌尔温说更多的话。今天也和往常一样，乌尔温负责扯淡。但是现在，在看到了那么一大包钱，知道那些钱即将属于自己之后，约翰森也加人了交谈。
突然，他话说到一半停了下来。乌尔温毫无知觉地聊着。约翰森站了起来，走向酒吧里坐着的一个男人。
约翰森在那个陌生人的身后站了一会儿，随后猛拍了一下那人的后背，就像大力敲门一样。空空洞洞的声音听起来犹如回声一般。
“你穿着防弹背心干什么？”约翰森大声喝道。
那名男子缩紧了身子，语无伦次地说着诸如“背心是借来的”、“有人要求他试穿一下”、“他自己正打算买一件”之类的话。
约翰森打断了他，“你老是在报纸的遮掩下盯着我们看。你的饮料是半个小时以前就端上来的，到现在你还一口都没喝过。”
他指着那名男子那杯丝毫没动过的啤酒，“你在玩儿什么把戏？”
没有回答。
约翰森大踏步地走回到桌子边，猛地一下坐在了椅子上。
“那家伙是个警察。”
“***！现在该怎么办？”希尔暗想。
为什么会有一位便衣警察笨拙地盯着约翰森和乌尔温看呢？如果说是挪威警方认为苏格兰场的人需要支援，为什么他们没有向希尔和瓦尔克通报他们要做的事情呢？
希尔没想到会出现这种情况，他毫无准备。他忽然灵机一动。
“哦，***，”他满腹牢骚地说，“几个月前阿拉伯－以色列的和解协议是在这里签署的。他们肯定是担心这里会遭受某种恐怖袭击。我猜想这些便衣肯定是来协助警察工作的，保护那些来开会的混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