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尔提到的是那份《奥斯陆协议》（Oslo Accords）。在挪威政府的大力斡旋之下，以色列总理拉宾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阿拉法特于1993年秋天签署此项协议。希尔曾经密切关注过此次谈判。在伦敦的时候，希尔经常会泡上一杯咖啡，坐在桌边看报纸，其他的警察总是会拿希尔打趣，嘲笑这位“教授”不去关注那些小报上的无上装女郎，而是专心研读《泰晤士报》。
希尔此刻的语气，与他抱怨塞满了旅馆的警察时一样，和他所说的内容同等重要。他必须听上去不耐烦、烦躁不安，对让约翰森兴奋的惊人“发现”毫无兴趣。唯独不能够显得有丝毫慌张，尽管希尔是急中生智拿恐怖主义说事儿，就像某位即将跌入大瀑布的落水者抓住了横在水面上的一根树枝。
约翰森看来听信了这番话，至少是半信半疑。希尔松了口气，对自己很满意。那个便衣警察的难题总算是得到解决了。
希尔还没来得及暗自庆幸，约翰森再次发难。
“我在周围还看到了其他的便衣警察。”
“哦，上帝啊。”希尔心想。不过，既然那些挪威便衣如此之业余，每个人都能辨认出他们，也许希尔可以来个将计就计。
“行啦，那不正是你想要看到的证明嘛，”希尔嚷嚷着，“他们显然都是为了那个什么狗屁会议而来的。”
希尔建议他们换一家酒店，把那些警察们都甩在一边，或者把这桩交易延后一个星期甚至两个星期。希尔的建议有些草率，别忘了艺术小分队的主管已经把临时指挥中心建在了这家酒店，
但是约翰森没有听他这一套。
“我去去就来。”约翰森说。
他起身离开。
17、重归罗素堡
希尔对约翰森的去向一无所知。一切皆有可能。也许他是跑出去生气去了，也许他是去拿把枪来，把刚刚那些在他的鼻子底下晃来晃去的钞票通通抢走。但是无论约翰森是出去撒野还是仅仅去喝一杯，查理·希尔都不担心。
艺术犯罪，按照希尔常说的，是“严肃的闹剧”。这两个词对于希尔都有着很重要的意义。首先，艺术是不可替代的，是非常严肃的，但是与坏蛋们的交锋则是一场闹剧。但是对希尔来说，“闹剧”的含义不仅仅意味着早期好莱坞电影里的启斯东警察，或者偷《呐喊》的小贼从梯子上摔下来。“闹剧”的含义非常宽泛，它指的是好人与坏人之间永无止境的、必要的，然而又徒劳无功的战斗。
希尔参与此类战斗已经很多年了，他也乐在其中，但是作为一位笃信原罪的人，他想当然地认定罪案永远不会消亡，警察永远有活儿干。在希尔身上，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并存，在他津津乐道的那些案子里，喜剧成分和悲剧成分紧紧地纠结在一起，正像希尔复杂的内心。
在街头抓捕罪犯的岁月并不能让希尔满足，那些事情难度太低、刺激太少，而犯罪分子也太容易对付。希尔一直不知道自己究竞期待着什么，直到他接下了第一桩世界级的大案，追寻马丁·卡希尔一伙儿于1986年从罗素堡盗走的、包括维米尔的《写信的女郎》在内的十七幅世界名画。
如果把这件案子说成是“毕生难求”，或许有些名不符实。早在卡希尔动手之前，窃贼们1974年就光顾过罗素堡，2001年以及2002年，窃贼们又光顾过罗素堡两次，每次都偷走了价值数百万美元的大师杰作。有好几幅绘画屡次被窃，其中就包括维米尔的《写信的女郎》，而庚斯博罗的《巴切利圣母》迄今为止已经被偷走过三回了。
希尔曾经询问过一位名叫马丁·弗里的爱尔兰黑帮分子，为什么总要与罗素堡年迈的主人贝特女士过不去。
“跟她***一点儿关系都没有，”希尔得到的回答如是，“就只是因为***太容易下手了。”
罗素堡是一幢宏伟的、占地面积巨大的建筑，希尔说那里“窗户上装了栏杆，到处是锁，监控摄像机之类的玩意儿随处可见，但是窃贼总能自由进出——他们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这幢别墅孤零零的四外无人，蒈察至少要花十五分钟才能赶到那儿”。
“他们乐此不疲。”希尔说，“他们是粗野的匪徒，如果有人挡他们的道儿，他们会开车径直撞过去。”对窃贼们而言，这是一项体育运动（跟当今社会的绝大部分体育运动一样，发财梦从未远去）。媒体们也把罗素堡的每次遇袭看成是一场轻喜剧，常年献演。
如果说艺术犯罪是“严肃的闹剧”，那么在罗素堡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窃案，就是当中最经典的例子。
首先，犯罪的场所不同凡响。罗素堡据说是爱尔兰最有声望的建筑。发生在那里的案子，与发生在狭小街巷里的寻常抢劫案没有一点儿相似之处。
其次，罪行本身也不同凡响。有几个人能在自家的墙上悬挂维米尔以及戈雅的绘画呢？
最后，受害者身世显贵，难以得到老百姓们的同情。已故的阿尔弗雷德爵士几乎不在公开场合抛头露面，人们只知道他是个“热心的日耳曼人”，这个评语来自他的讣告。记者们还发现贝特女士同样难以捉摸。依据他们的描述，贝特女士的嗓音就像玛格丽特·杜蒙一样，后者曾经在格劳什·马克斯①的影片中搭过戏。
①格劳什·马克斯（Groucho Marx，1890-1977），美国早期着名的喜剧演员“马克斯三兄弟”中的一位。
2002年夏天，贝特女士带着一名记者，在罗素堡里转悠了一圈。她指着戈雅的《多纳·安东尼娅·萨拉特的肖像》（它与维米尔的《写信的女郎》等作品一道被希尔找回来了）对记者说： “这幅画对我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原因有两点，”贝特女士解释道，“阿尔弗雷德当初向我求婚的时候就站在这幅画的下面；而在达格戴尔袭击罗素堡的时候，我们也是被捆在它下面的。”
达格戴尔袭击事件发生在1974年，是罗素堡遭受的第一次攻击。这次袭击事件当中的罪犯，比受害者乃至罗素堡本身更受人关注。它是四次袭击中最不成功的一次。行动策划者罗斯·达格戴尔，是一位英国的女财主，她的信托基金每年能带来二十万英镑的收益。达格戴尔是在一处占地六百英亩的地产中长大的（她的父母在伦敦、苏格兰都置有房产），在瑞士接受教育，随后去牛津读了经济学。二十多岁的时候她宣称自己是个革命者，但是真正打开了她的眼界并且倒尽了胃口的，是她十几岁时参加的第一次社交活动。
“那场舞会充满色情意味，”在被警察逮捕之后，达格戴尔对记者表示，“门票的价格相当于一位退休老人六个月的退休金。”
达格戴尔第一次的犯罪冒险既雄心勃勃，又非常业余。1973年6月，时年三十二岁的达格戴尔从她父母的家中偷窃了绘画、银器、珠宝等物品，但几乎是立刻就被擒获了。在审判过程中，达格戴尔供认她打算把所有收益转给爱尔兰共和军。
“我相信你再度进行盗窃或者其他不诚实活动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法官宣称，直接把她释放了。
六个月之后，达格戴尔证明了法官的看法过于乐观。1974年1月，佯装到爱尔兰当尼戈尔郡旅游，达格戴尔租用了一架直升机，号称要在空中观光。她还说服了驾驶员帮她把一堆古怪的货物送上了直升机，那是四个牛奶搅拌器。飞机刚刚升空，就遭到了达格戴尔的劫持，她宣称那些牛奶搅拌器里面填满了爆炸物。她的计划是去炸掉附近的一个警察局。
事实证明除了警察，周遭其他人的生命都受到了威胁。有一个牛奶搅拌器险些在直升机上爆炸，只能被狠命推下飞机，掉落在一条河里，还有两个搅拌器偏离目标掉进大海，没有造成任何伤害；最后一个搅拌器落在了一间房子上，但没有爆炸。不知道为什么，达格戴尔居然没被警方抓获。
在劫持直升机之后的一个月，也就是在1974年2月的一个星期二的晚上，肯伍德宫（伦敦北部的一家小博物馆〉的一名警卫听到了金属与金属撞击的声音，以及玻璃被打碎的声音。他循声冲了过去，发现有人用大键碰坏了一个装有防护栏的窗户，抓起维米尔的《吉他演奏者》就跑，这次的抢夺事件被警方认为是“一起简单的暴力事件”。
那是一幅非常可爱的名画，画中一位年轻女子沉醉于美妙的音乐之中，维米尔画的吉他琴弦惟妙惟肖，我们似乎能够看到它们在轻轻颤动。在这幅画的角落里的阴影中，有几本书散乱地堆叠着。乐手以及她的吉他则笼罩在甜美的光线里。
在失窃的次日，这幅画的画框就在一丛汉普顿石南花中被找到了，窃贼把它丢弃在了那里。社会各界以及媒体对此次盗窃行为的反应混合了愤怒与冷漠，跟平常一样。虽说丢的东西是一幅价值难以估量的名画，应该举全国之力加以寻找，但话说回来，它也不过是一幅绘画而已。电视记者语速飞快地报道着这条新闻，但他们只能用语言来对名画加以描述，不能播出它的图片，因为握有那幅画所有权的公司要求获得十英镑的使用权费，ＢＢＣ以及ＩＴＶ都决定省下这笔钱，虽然只有区区十英镑。
就在这时，故事突然发生了意想不到的转折。报馆和电台相继接到匿名的电话报料。那幅三百年的名画的失窃，是为了洗雪二十世纪的一场政治冤情。打电话的人警告说，除非政府当局把两名爱尔兰共和军激进分子从伦敦的一家监狱转送到爱尔兰的监狱，否则《吉他演奏者》就将被毁掉。那两名激进分子是一对姐妹，分别叫做多萝尔斯·皮尔斯和马里翁·皮尔斯，一年前她们被査明与发生在伦敦的汽车炸弹连环爆炸案有关，有二百三十多人在爆炸中受伤。
皮尔斯姐妹被判处终身监禁，在报馆和电台接到恐吓电话时，她们自己也在要求被转到爱尔兰的监狱，并进行绝食抗议。很显然，盗走《吉他演奏者》的窃贼在打威胁电话的同时并未向皮尔斯姐妹通报他们的计划。窃案发生之后的两个星期，1974年的3月6日，一个信封寄到了伦敦《泰晤士报》，里面是一小片画布，大概一英寸长、四分之一英寸宽，此外还有一张古怪的字条，上面的字母全是小写，并且没有标点符号，打印在一张深蓝色的纸上。那一小片画布是从《吉他演奏者》上裁下来的，字条上面则写道：“鉴于皮尔斯姐妹的状况没有改善我们已经确信在这个资本主义社会里财富被看得比人权更重要所以我们要用最疯狂的方式去反对这个疯狂的社会在圣帕特里克节①的夜晚这幅绘画将被付之一炬。”
①圣帕特里克节为每年的3月17日，以纪念爱尔兰守护者圣帕特里克。
圣帕特里克节当天，埃尔伯特·皮尔斯——皮尔斯姐妹的父亲，发表了一个声明，要求窃贼归还那幅名画。老皮尔斯表示，自己的女儿们都学习过艺术，她们不希望维米尔的那幅作品被毁坏。“多萝尔斯看到过那幅画，”老皮尔斯说，“她告诉我，比那幅画更美的东西已经没多少了，毁掉它将是一种罪恶。她们感谢想要帮助她们的种种努力，但是她们不希望那幅画遭遇不测。”
圣帕特里克节波澜不惊地过去了。
一个月之后，1974年4月26日的晚上，《吉他演奏者》依然下落不明，罗斯·达格戴尔徒步来到了罗素堡。她按响了仆人出入口的门铃，一位仆人打开了门，罗斯·达格戴尔声称她的汽车抛锚了。就在她描述自己的困境时，三个挥舞着枪的男人突然出现在她身后，冲入了别墅。他们让仆人带路，找到了阿尔弗雷德爵士以及贝特女士，当时他们正坐在书房里听音乐。匪徒们强迫他们肌在地板上，把他们捆了起来。
这会儿达格戴尔又出现了，她告诉同伙们哪些绘画是要从墙上摘下来的，然后她不再发号施令，而是冲着阿尔弗雷德爵士夫妇叫喊“资本主义蠹猪”。十分钟之后，窃贼们带着十九幅绘画逃走了，它们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私人收藏当中的精华。
一个星期之后，爱尔兰国家美术馆馆长接到了一封匿名信。显而易见，这封信传达的意思与一个月前扬言要在圣帕特里克节当天烧毁《吉他演奏者》的那封信完全一致。写信的人威胁说，罗素堡的名画都将被毁掉，除非英国当局同意把皮尔斯姐妹转送到爱尔兰，另外要捎带上其他两名在押犯人，以及一百二十万美元的赎金。窃贼们还随信附上了从阿尔弗雷德爵士的日记本中撕下的三页纸，日记本随同名画一起被窃。
窃贼们的计划简直荒唐——在都柏林偷的东西，如何能威胁到伦敦的政客呢？但是无论如何，罗素堡的绘画被偷走了。爱尔兰警方组织了全国范围内的大搜查，力图缉捕罪犯。就在勒索信发出的当天，一名警察检查旅馆以及出租房中的可疑人物时，在距离都柏林二百英里的格兰多尔，发现了一所距离海岸很近的孤零零的小村屋，他扒着窗户看了一眼，三幅油画映入了他的眼帘（后来查明那三幅油画分别是维米尔的《写信的女郎》、戈雅的《多纳·安东尼娅·萨拉特的肖像》以及委拉兹开斯①的《厨房里的少女，耶稣和他的门徒们站在窗外》（Maid in Kitchen With Christ and Disciples Oulside Window）——它们在十九幅失窃绘画中是最杰出的。在窃案发生的前两天，罗斯·达格戴尔租下了这所房子。其他的画都还放在她汽车的后备箱里。所有绘画均完好无损。
①委拉兹开斯（Diego Yelazquez，1599－1660），十七世纪巴洛克时期西班牙着名画家。
达格戴尔被逮捕了。仅仅几天之后，伦敦警方就接到了一个匿名电话，得知了令人振奋的消息。警察们火速赶到了圣巴索洛梅教堂。在墓园里，人们发现维米尔的《吉他演奏者》就靠在一块墓石上，它被包在旧报纸里，外面扎着根细绳。
达格戴尔并没有受到偷窃《吉他演奏者》的指控，尽管警方认定这件事情必定是她所为。1974年6月，人赃并获一个月后，达格戴尔在都柏林受到审判。她宣称自己的罪行是“骄傲的、没有受到现代社会腐蚀的”，她被判处九年监禁。
在1986年，马丁·卡希尔一伙儿抢劫了罗素堡。在这次劫案中，与达格戴尔一案不同，阿尔弗雷德爵士夫妇都没在家。卡希尔等人劫走了十八辐绘画。2001年6月，劫匪再度光临，算起来这是第三起劫案了，同时也是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的第一起。开着一辆偷来的三菱吉普，三个窃贼叫嚣着冲上罗素堡的台阶，撞开前门，直闯进去。三分钟后，他们拿着贝洛托①的《佛罗伦萨的风景》（View of Fiorence）以及庚斯博罗的《巴切利圣母》冲了出来。这已经是《佛罗比萨的风景》第三次遇劫了。窃贼们乘坐另一部偷来的轿车匆忙逃走，这两幅作品的价值约为二百三十万英镑。
①贝尔纳多·贝洛托（Bernardo Bellotto，1720－1780），又名卡纳莱托。十八世纪意大利威尼斯风景画家，是着名的安东尼奥·克纳雷（别名卡纳莱托）的侄子和弟子，并由此称为“卡纳莱托”。
贝尔纳多·贝洛托（Bernardo Bellotto）
《佛罗伦萨的风景》（View of Fiorence）
这起劫案的犯罪手段非常大胆，但完成得并不漂亮。窃贼们在吉普车上倒了一罐汽油，企图纵火把车烧掉，但没能成功，警方还在车里找到了一双匪徒们用过的手套。在逃跑的过程中，他们还试图持枪劫持一辆车，以摆脱警方的追踪，但司机拒绝交出钥匙。
第四次劫案发生在2002年。这次窃贼选在了9月的一个早晨下手。就在四天之前，警方刚刚根据线报，找回了一年前从罗素堡失窃的两幅名画；在那之前的一个月，警方还找回了1986年从罗素堡失窃的一幅鲁本斯的肖像。这最新的一起劫案也许就是为了提醒警方，别看他们近来屡有斩获，但是在艺术犯罪的警匪游戏当中，依然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这一次窃贼们偷走了五幅画，总价值高达七千六百万美元。其中最杰出的是两幅鲁本斯的作品，其中的一幅《一名多米尼加僧侣的肖像》（Portrait of a Dominican Monk）以前就曾被马丁·卡希尔偷去。这次的劫案与一年前的那一起只在细节上略有区别。这次窃贼们不是开车撞开前门，而是包抄到了罗素堡的后面。他们用一个类似攻城植的大家伙，撞破了底层一扇装有金属栅栏的窗户，取走了他们想要的东西，然后以每小时一百英里的速度疾驶而去。在这所巨大的房子里，当天只有一名七十多岁的老警卫独自当值，面对这一切他毫无办法。
“他们这么做，”希尔认为，“就是要向爱尔兰政府以及警方公然挑衅。”
迄今为止，罗素堡失窃的全部艺术品几乎都被找回来了，罗斯·达格戴尔偷走的全部绘画都和她本人一起被发现；卡希尔偷走的绘画当中只剩两幅还下落不明；2001年失窃的两幅画，以及2002年失窃的五幅画被警方根据线报起获。然而，依然是窃贼占着上风，对于这一点他们也心知肚明。
一旦他们情绪来了，就又会蠹蠹欲动了。
18、金钱是蜜糖
如果劫掠罗素堡的那些窃贼们有些道义的话，那么金钱的诱惑只是促使他们对那些一流的艺术品下手的原因之一。但是话说回来，如果那些伟大的绘画作品没有被标上令人咋舌的高价，其他的任何一个原因——名誉、快感，或是向那些艺术爱好者、收藏家表达他们的蔑视——恐怕都无法成为缘由。
真是应了那句老话，“有钱能使鬼推磨”。“对于艺术世界，你必须理解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查理·希尔喜欢这么说，“除了极少数的人以外，其他所有的人都可能是骗子，包括我在内。”这听起来是句玩笑话，但其实玩笑成分只占一小部分。
希尔生活在一个黑白分明的世界里，同时他对那种认为这个世界主要是由诚实守信、辛勤工作的好人构成的论调嗤之以鼻。无论是在政治上、历史上，还是在平凡的社会生活中，希尔发现到处都是骗子、恶棍、匪徒、阴险小人以及伪君子，只是偶尔会出现个把英雄。
对于希尔这么一个有着强烈偏见的人，艺术是一座完美的舞台。由于整日里都要围绕着那些受人热捧、价值不菲而又个个独一无二的物件们打转，艺术品世界的“上层看台”当然就成了那些虚伪、嫉妒、贪婪之徒们的聚集之地。更重要的是，艺术品市场实际上全无规矩可言，任何东西都可以被出卖。一句话，艺术品市场就是一个舞台，时刻都以最难以控制、最让人愉快的方式上演着人生喜剧。
“我生活在一个谎话连天的世界里。”希尔这样总结道。如果他没有在这个他表示非常后悔的职业舞台上玩儿得那么开心的话，这番话肯定会更有分量。
在希尔有着强烈偏见的眼光中，乌尔温和约翰森不过是他在这个由无赖和叛徒们组成的糟糕世界里，碰上的另外两个讨厌的家伙。许多高水平的玩家都认为没有谁会像外表看起来那样水平高。他们总爱引用一个古老的笑话，艺术品交易都是由“喜欢大吹大擂的阴暗家伙们”完成的。要知道，如果有谁对这一说法义愤填膺，只能证明他是个新手，或者乡下土包子，就像看得入神的戏迷冲上舞台，从“坏蛋”的手中夺下那把要对“好人”不利的刀子一样可笑。
“我知道自己所说的话其实全都是垃圾，”曾在苏富比拍卖行主席的职位上干了二十多年的皮特·威尔森这样说过，“我曾建议某人把某幅画卖掉，因为现在正是卖出个大价钱的最好时机，他可以得到做梦也想不到的巨大财富，而且过了这个村儿，就没这个店儿了，其实我清楚地知道，我给出的是个错误的建议。我应该告诉卖家留住自己的画，因为那不正是我告诉我们的买家，现在是投资的最佳时机，他们该出手买下那些画的时候么？”
有钱人总是在收集艺术品，但是那些伟大的绘画作品的价码一再飙升是新近的事儿。即使是把过去的几个世纪里绘画买卖的最高售价折算成今天的货币，也与现在的价格相去甚远。关键在于，就像艺术品鉴赏家、艺术史学家的罗伯特·休斯所说的那样，在二十世纪之前，人们没有想过把收藏绘画也作为一种投资方式。
“人们购买画，只是因为喜欢，为了彰显身份，或者是为了留做纪念，甚至是为了用它挡住老房子屋顶上的一个破洞，”休斯说，“但是没有谁是为了让自己变得更加富裕而购买绘画。”
而现在，这种期望，或者说，这种热切的愿望，成了绘画买卖中的核心。但如果说艺术也是一种生意，那么它就是一种令人难以理解的奇怪生意。时尚潮流和运气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梵高在去世前一年曾给自己的兄弟写信，感谢他又一次借给自己钱，并大胆地宣称：“我敢对天发誓，我的那幅《向日葵》（Sunflowers）值五百法郎。”这个数目也就相当于如今的五百美元吧，但是梵高的这个定价是任何买家都不同意的。1987年，在佳士得拍卖行一次疯狂的拍卖会上，一名代表日本安田火灾海上保险公司出价的代理人为该公司购得了梵高的《向日葵》，成交价格竞是三千九百九十万美元。
名字是问题的关键。鲁本斯的《对无辜者的大屠杀》（Massacre of the Innocents）在2002年以七千六百七十万美元的价格售出，截止到这部书稿完成，该价格在绘画销售的历史记录上髙居第四位。长达两个世纪，人们都没把《对无辜者的大屠杀》当成是鲁本斯的作品，而把它误认为是他的一位追随者所绘。1923年继承了此画的那个家庭非常不喜欢它——它描绘的是婴儿从哭泣的母亲怀中被夺走，然后被猛力地扔到地上——于是这个家庭千方百计想要把它卖掉，但都没能成功。最后他们把这幅画借给了一家奥地利修道院，在一个阴暗的走廊里一挂就是几十年，始终没人理睬。直到2002年，巳经八十九岁高龄的画主再次尝试着为它找到买家，画的真实身份才得到确认。在那家奥地利修道院里，悬挂这幅画的地方是那么阴暗，以至于苏富比拍卖行的专家拎着一个手电筒仔细辨认，才确定这幅画确实是出自鲁本斯之手。
彼得·保罗·鲁本斯（Peter Paul Rubens）
《对无辜者的大屠杀》（Massacre of the Innocents）
当基本的供求平衡与人类心理造成的复杂状况迎头相遇时，供求关系就被严重扭曲了。例如，在艺术品世界里，超高的价格并不会吓倒买家，反而可能会成为买家们更大的诱惑。创纪录的价格，就像一位纽约经纪人所说，会“像磁铁般吸引人”。对于买家而言，高价格让他们确信自己追逐的东西很有价值；对于卖家来说，高价格能让他们把更多的物品投入市场。用已故艺术品经纪人哈罗德·萨克的话说，“金钱就像蜜糖”。
由此导致的结果就是浮夸之风的盛行，人们争相炫耀的，不是自己买了一件便宜货，而是花了一笔大钱。一位纽约的艺术品经纪人不久前曾说，他知道有人想要花一百万美元买一幅画，但是对最终会买到哪幅画却并不在乎。对这个奇特现象的发掘或许就是约瑟夫·杜威恩的成功秘诀，他是有史以来最杰出的艺术品经纪人，他的辉煌岁月是在二十世纪的早期。“杜威恩的客户总是倾向于付大价钱，”为杜威恩撰写自传的作家观察到，“而杜威恩总是能让他们满意。”
上述的俗气举动并不是乡巴佬的专利。1967年，当华盛顿特区的美国国家艺术画廊以一千二百万美元的价格购得莱昂纳多·达·芬奇的《女子肖像》（Ginevra De’Benci）时，艺术馆馆长约翰·瓦尔克扬扬得意地指出：“这幅油画每平方英寸的价格，是收藏史上最高的。”
莱昂纳多·达·芬奇（Leonardo Di Ser Piero Da Vinci）
《女子肖像》（Ginevra De‘Benci）
出于类似的原因，失窃之后又被找回的名画，其价格往往比失窃之前还要高。归根到底，如果有人觉得某一幅画值得冒巨大的风险去盗取，那不正说明了这幅画是价值连城的吗？
艺术品犯罪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走向猖镢，这也正是艺术品价格日益飞涨的时期。1961年，当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付出二百三十万美元，把伦勃朗的《亚里士多德望着荷马的头像冥想》（Aristotle Contemplating the Bust of Homer）买到手时，也创造了艺术品价格的新纪录，这个数字比原来的纪录翻了一番还多。《时代周刊》把这幅画的照片用在了封面上，而随后出版的《纽约时报》也在头版刊发文章，标题是《百万美元的伦勃朗》。
伦勃朗·哈尔曼松·凡·莱因（Rembrandt Harmenszoon van Rijn）
《亚里士多德望着荷马的头像冥想》（Aristotle Contemplating the Bust of Homer）
三十年后，在艺术品投资最为疯狂的时期，一百万美元简直就不被人们看在眼里。1990年5月15日的晚上，在一间人满为患、至少有六种语言嗡嗡作响的房间里，佳士得拍卖行的拍卖师展开了对梵高的《加歇医生的肖像》的竞拍，起拍价两千万美元！每次加价至少一百万。仅仅五分钟之后，这辐绘画就以八千二百五十万美元的价格成交，两天后，苏富比拍卖行的一次拍卖会上，一个小时之内拍卖出去的绘画的总价竟达到三亿美元。
甚至连业内专家也对艺术品世界呈现出的全新景象感到敬畏。“我们已经进入了一套新的价格体系，”佳士得拍卖行美国分部的主席克里斯托弗’伯格对《华盛顿邮报》的记者表示，“以一百万美元的价格卖出绘画，曾经被认为是丑闻并且耸人听闻，而现在的绘画价格已经从二百万美元、五百万美元上升到了四千万美元。原来标价二百万美元的雷诺阿作品已经卖到了六百万美元I原来六百万美元的雷诺阿作品现在值两千万美元了，而他最有影响力的绘画肯定还会卖出更高的价钱。”0886年，落魄的雷诺阿曾经用他的一幅画换了一双鞋。①）
①他曾为补鞋匠的老婆作画。“每当我想到这幅画完成后我穿上鞋子的样子，笛诺阿哀叹道，”我就想到舅母、女儿，甚至老顾客对我的批评。“——作者注
《纽约时报》的一位经济学专栏作者只能摇着头惊叹。“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伟大的印象派作品像劳斯莱斯一样名贵，而现在，它们的身价已经足以换取波音757了。”1990年2月，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绘画的价格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有所下跌，但在2004年春天，价格的藩篱又被打破。苏富比拍卖行在纽约举行的一次拍卖会上，在众目睽睽之下，一位匿名买家以超过一亿美元的价格买下了毕加索的《拿着烟斗的男孩儿》（Boy With a Pipe）（又名《年轻的学徒》）。画中描绘的是一个年轻的男孩儿，穿着一身蓝色的衣服，头上戴着用红玫瑰结成的花环。
巴勃罗·鲁伊斯·毕加索（Pablo Ruiz Picasso）
《拿着烟斗的男孩儿》（Boy With a Pipe）
毕加索是在1905年完成此画的，当时他二十四岁，那些让他举世闻名的杰出作品还未问世。《亚威农的少女》（Les Demoiselles d`Avignon）绘制于1907年，《镜子前的少女》（Gril Before a Mirror）绘制于1932年，《格尔尼卡》（Guernica）绘制于1937年。套用一位专门研究毕加索的学者的话，《拿着烟斗的男孩儿》“只是一幅令人愉快的二流作品”，与其他那些杰作们不能相提并论。
巴勃罗·鲁伊斯·毕加索（Pablo Ruiz Picasso）
《亚威农的少女》（Les Demoiselles d`Avignon）
巴勃罗·鲁伊斯·毕加索（Pablo Ruiz Picasso）
《镜子前的少女》（Gril Before a Mirror）
巴勃罗·鲁伊斯·毕加索（Pablo Ruiz Picasso）
《格尔尼卡》（Guernica）
但是不像毕加索其他的那些珍藏于博物馆里的伟大作品，《拿着烟斗的男孩儿》可以公开拍卖，谁出的价格最高，谁就可以得到它。起拍价是五千五百万美元，每次的加价空间是一百万美元，结果在八分钟内，它的拍卖价格就连续突破了六千万、七千万乃至七千五百万，在价格抬高到八千万之后，一位新的买家才加入了竞价，最后就是这位匿名的买家得到了《拿着烟斗的男孩儿》，成交价是一亿零四百一十万美元。
类似这样的新闻吸引了更多的人，而这些人可不全都是诚实守信的良好市民。
19、神秘先生
当一幅价值堪与波音757相比的绘画消失不见，无论窃贼偷走的是一幅伦勃朗的作品，还是梵高、维米尔或者其他大师的作品，警方的反应都如同是在念剧本。一位被记者们前呼后拥的高级警官，会走到成堆的话筒面前悲伤地发布消息，指出又有一幅名画被人盗走去满足一位艺术品爱好者的私欲。我们随便举个真实的例子，在2000年的千禧年之夜，一名窃贼从牛津大学的阿什莫里安博物馆偷走了一幅价值四百八十万美元的塞尚作品，消失在博物馆外面的欢庆人群当中。随后警方很快就作出了反应，“我们认为这幅画是依据某人的授意被偷走的，估计是英国或者英国以外的某位艺术品爱好者，想要把这幅画加入他的艺术品收藏，所以就专门雇用了职业窃贼来盗取它。”
这套说辞深得媒体的欢心。究竟那位隐身幕后的窃案主使会是谁呢？这个故事肯定会让每个读者的脑袋里都闪现出一幅酷似福尔摩斯探案故事的场景：夜深人静，在一个隐秘的城堡里，一名罪犯——他刚好是一位艺术品鉴赏家——让仆人给自己拿杯白兰地，给壁炉里添上最后一根柴禾，随后把图书馆的门关上。此时屋里只剩下他独自一人，这位天才收藏家大踏步地走向了一面墙，墙上只有一个两英尺乘三英尺见方的东西。那东西用舞台上常用的绿色天鹅绒帘子遮盖着，帘子是闭合着的，它们几乎永远保持着那样的状态，但是现在，这个穿着家居便服的沉默寡言的家伙拉开了它们，随后他后退了一步，开始心满意足地欣赏一幅这个世界上任何人都能一眼辨认出来的艺术杰作，但它注定是不会再在这间屋子之外的任何地方现身了。
这种受命行窃的理论是真的吗？除了白兰地和家居便服之外，上述故事的其他部分都很吸引人。我们知道失窃的大师杰作再难找到一位合法的买家，即便如此，我们知道大师们的作品还是会经常被盗，我们也知道其中的许多将会永远地消失。
我们还知道，一个愿意为某一幅绘画——不管是不是偷的——支付五百万甚至一千万美元的人，是与你我这样的普通人完全不一样的。热情洋溢的收藏家们总是无法遏制自己对收藏物品的冲动。二十世纪初期掌控着整个美国工业的金融巨头Ｊ·Ｐ·摩根①收藏了数量难以估算、涵盖不同门类的各种奇珍异宝，包括两部古腾堡圣经、总面积达数英亩的大师绘画、以及现存的唯——卷《失乐园》手稿。艺术史学家伯纳德·贝伦森②把摩根的收藏比喻为“大财主的典当行”。
①Ｊ·Ｐ·摩根（John Pierpont Morgan），摩根大通公司总裁、创始人之一，全球最大金融产业巨头。
②伯纳德·贝伦森（Bernard Berenson，1865-1959年），美国艺术史学家，在当时可以说是意大利文艺复兴艺术的权威人士，为很多私人收藏家和艺术品交易商提供咨询意见。贝伦森出生在立陶宛的维尔纳（Vilna）。10岁时随家人移居到波士顿。1887年毕业于哈佛大学，之后又在牛津大学和柏林大学就读。1900年前后，他定居在意大利佛罗伦萨附近，在自己的伊塔蒂别墅（I Tatti）建立了自己的艺术品收藏和图书馆。他死后，这座别墅成为哈佛大学意大利文艺复兴研究中心。他的着作很多，其中有《佛罗伦萨画家作品集》（Drawings of the Florentine Painters）（1903年，1938年修订）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画家》（The Italian Painters of the Renaissance）（1906年，1952年修订）。
报业大亨威廉·伦道夫·赫斯特③的一位传记作家曾说过：“每个人都知道，赫斯特对于艺术的观点与众不同，他完全不会冷静地根据市场价值，给某样东西定一个髙价并严格遵守这个标价。当他开价求购什么东西的时候，几乎不会硬起心肠，摆出‘成与不成就是这个价儿了’的态度，而是心里想着一定要得到它。一想到某样东西可能会让别人买走，赫斯特就会陷入极度的苦恼之中。他知道自己这个弱点，但就是无力抗争。”
③威廉·伦道夫·赫斯特（William Randolph Hearst，1863年4月29日－1951年8月14日）为赫斯特国际集团（Hearst Corporation）的创始人。报业大王，新闻史上饱受争议的人物，被称为新闻界的“希特勒”，“黄色新闻大王”。20世纪初掀起黄色新闻浪潮，对后来新闻传媒都产生深远影响。
尽管保罗·盖蒂平时十分吝啬，但他也承认只要一和艺术品沾边儿，自己就完全沉溺其中，不能自拔。从盖蒂的日记里，能够看到类似于每天得抽三包烟的大烟鬼赌咒发誓从此不再吸烟的话。
“这次我是认真的，我想我应该不再购买绘画了，”盖蒂写道，“我对绘画的投资已经够多了，我还应该停止购买希腊－罗马时期的雕刻品以及青铜制品；我对法式家具的爱好也该到头了。我意已决，我不打算再更改了。”
但是紧接下来，盖蒂在日记本里写下的话是：“最好的购买方案，就是……”
所有门类的收藏家都会沉迷藏品之中，但艺术品收藏家才是其中最容易失去头脑、丧失理智地甘冒风险的。包括法拉利轿车、钻石项链在内的很多奢侈品的价格也会上升到让人晕眩的程度，但对于艺术品来说，任何价格都是合理的，因为每一件艺术作品实际上都是独一无二的。你购买一艘游艇，别的什么人也能买到一艘完全一样的，但是同样的情形在艺术品领域就不会出现。
不同的艺术作品就算再怎么相似，也不会像生产线上装配出来的法拉利轿车那样相互之间几乎难以分辨。“设想在这个世界上，如果每本书都是孤本，那这个世界该是怎样的狂乱吧。”艺术评论家罗伯特·休斯写道。艺术品世界就是这样一个狂乱而陌生的世界。
当盖蒂博物馆于2002年开价五千万美元，争购拉斐尔的《粉红色的圣母》（Madomma of the Pinks）时，艺术品经纪人理査德·费根对此大声喝彩，指出“那正是盖蒂博物馆应该做的事情，用几捆绿色的纸片儿去交换一件艺术杰作，这个交易太明智了。绿色纸片增值，杰作人间蒸发”。①
①英国国家美术馆击败盖蒂博物馆，把这幅拉斐尔的杰作留在了大不列颠。卖方，诺喿博兰公爵将六千五百万美元收人囊中（其中四千万不用付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这幅画曾被认为是拉斐尔的学生所作，估价仅为一万一千美元。——作者注
拉斐尔·桑西（Raphael Sanzio）
《粉红色的圣母》（Madomma of the Pinks）
约瑟夫·杜威恩，那位具有传奇色彩的艺术品经纪人，就是充分利用了艺术品的特性，在这个行当里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杜威恩的专长是转卖艺术品。在购买艺术品的时候，亨利·弗里克、Ｊ·Ｐ·摩根、安德鲁·梅隆以及其他在二十世纪初期控制着美国各行业命脉的大亨们都对杜威恩言听计从。
“艺术是无价的，”每当自己的一位客户伸手去掏支票簿的时候，杜威恩都会适时地煽风点火，“您用有限的金钱换得了无价的珍宝，这个便宜可是占大了。”
经济学家指出，一旦某种东西非常稀少，不足以满足供应，那么人们对它们的欲望就会更加强烈，这就是所谓的“稀缺价值”。即便人们对这些东西并没有真正的好感，“稀缺价值”还是会发生作用。一个六岁的女孩子可能会缠住她的哥哥，哭喊着“那是我的，你不可以抢走它”。这就是“稀缺价值”发生作用的鲜活证明。
在给我们带来强烈的视觉感受的同时，伟大的艺术品也都有着巨大的稀缺价值，但是稀缺和美丽只是艺术珍品全部诱惑的一部分。这并不仅仅是世界上只有三十来幅维米尔的作品，再多一幅都没有了这样一个事实，而是与其他那些独一无二的作品们相比，这些绘画珍品还有着一个特别具有诱惑力的特征，那就是一旦某人买下了某幅绘画，他就能够彻底地拥有它，并且这种占有是完全排他的，是人们在拥有一部小说、一首诗歌或者一支交响曲时无法体会得到的。其中的区别就在于，任何一个人，只要拿起一本哪怕卷边缺页的平装本《莎士比亚作品集》，也能体会到与阅读莎士比亚作品手稿几乎相同的快乐，莎士比亚的伟大体现在他的字里行间，而不在他写下这些字句的那些纸张；莎士比亚的书法算不上艺术，伦勃朗的笔法则是伟大的艺术了。①
①除了六个签名（拼写各不相同），莎士比亚几乎没有留下任何手写的只字片语。买不着莎士比亚，比尔·盖茨1994年用创纪录的三千零八十万美金买下达·芬奇一份七十二页的手稿——这是目前为止手稿交易的最高价格。这份手稿即所谓的“莱斯特律典”，它包括达·芬竒用绘画方式纪录下的对月亮明暗及曲流河的科学观察成果——作者注。
Ｊ·Ｐ·摩根曾经说，在任何一门语言当中，最值钱的词，就是“世界上仅此一个”。对于某些收藏家来说，占有某种东西的欲望压倒了其他一切，以至于一旦他们购得了某个珍宝，就会把它们好好地藏起来，再也不会去看上哪怕一眼。例如在十七世纪的法国，贪得无厌的书籍收藏家马歇尔·德·埃斯特雷收藏了六万卷图书，直到他去世的时候，那些书都从来没有被打开过。
因此，当一件艺术杰作消失不见的时候，人们会自然而然地认为它是被某位像摩根、赫斯特或者德埃斯特雷那样狂热，但是并不像他们那般诚实的收藏家雇人偷走了。一位叫罗伯特·希斯考克的着名保险经纪人兼艺术品收藏家认为，绝大多数失窃艺术品最终都会被挂在某位大富翁的墙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