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警察走过来。“你们在干什么？”
“钓鱼。”赫勒答道。
“你保证没在这儿游泳吗？”一个警官又问。
“只钓鱼来着。”赫勒说。
“那好吧，注意点。不许游泳！”警官说着便和他的搭挡一起晃着电棍走开了。
“你没把我交给他们，”埃普斯坦说，“可你救不了我。他们总会抓到我的。”
赫勒拿出他那块印着红星的战斗特工专用布，把埃普斯坦身上的油污擦净，又将埃普斯坦的鞋子长裤全脱下来，晾在酷热的太阳下。
他又在埃普斯坦的脸上擦抹了几下，拿起仿角质眼镜给这年轻人戴上。
我怀疑赫勒认错了人。根据胡言先生的说法，埃普斯坦是一个咋咋呼呼的无政府主义分子，文明世界的破坏者。可眼前这人却很瘦小，细长的脸儿，鹰勾鼻子，眼神儿不太好，而且还浑身发抖。
“你冷吗？”赫勒问。
“不，只是受不了所经历的这一切。”埃普斯坦说。
“他们究竟想从你这儿拿到什么？”赫勒又问。
埃普斯坦看上去几乎要放声大哭。“这一切都开始于我的发现：我意识到国内收入署的特工总是在乱加税目。在那决定命运的一天，我坐在法律图书馆里，找到了宪法和国收署税目的原件。我将它们全都复印下来。于是我就重新按照文件正式规定给全体教职工制作了一份个人所得税缴纳表。”他叹口气，沉默半晌。“哦，革命者的道路真是艰险啊！我走不下去了。”
“接着发生了什么事？”赫勒问。
“地方国收署为此损失的非法税收额高选２００万美元。而麦圭尔、奥布赖恩和马隆从中得到的好处分文没有了。”
他凄惨地长叹一声。“他们永远不会宽恕我的。他们将迫害我一生。休不该救我。我败局已定。”
赫勒擦掉自己身上的一些油污。他从外表里将传票拿出来交给埃普斯坦，坐下来问道：“这是什么？”
埃普斯坦看着传票，又将它翻过来。“这只是一张传票。叫你到大陪审团做证。”
“这到底是怎么一档子事儿呢？”赫勒还是不明白。
“哦，很简单。双方都要依照《美国宪法修正案》第５条行事——就是说，你如果拒绝作证，他们就会把你关起来，过上几星期再提审你一次，而你如果再次拒绝，他们会把你再关起来。”
“事实上他们并不会当真审问你而让你说出所知道的一切？”
“对，这只是关押无辜者的手段罢了。”
赫勒看着河水，良久才说：“唉，那些可怜的家伙啊。”
“哪些可怜的家伙？”埃普斯坦问。
“麦圭尔、马隆、奥布赖恩，还有另外７个特工。他们全死了。你要知道，我还以为自己犯了违规大罪呢。”
“死了？”
“是啊，你的公寓炸飞了。他们全被炸死了。”
“如果那３个人已死，那么本案就算了结了。他们根本没有证据，只能靠捏造。这就是说，我不再受追捕了。一切都巳成为过去！”
“很好，”赫勒说，“你是自由清白的！” 埃普斯坦坐着看了一会儿河水。突然他牙齿嗒嗒发颤，随后泪如泉涌。
“既然你巳自由清白，“赫勒说，“又有什么好难过的呢？”
埃普斯坦过了一会儿才说出话来。但他边说边掉眼泪。“我知道，再过几分钟就会发生可怕的事！”
“为什么？”赫勒大吃一惊地问道。
“哦，”埃普斯坦泣不成声地说，“不会就让我白白听到这个好消息的。”
“怎么？”赫勒问。
“消息太令人高兴！我不配听啊！一场大灾难随时都会落到我头上，这样才好平衡天道！我知道的！”
“好啦，“赫勒耐心地劝慰道，“你的麻烦事已经解决。还有更多的喜讯呢。我有份工作给你。”
“哦？”埃普斯坦说，“你是说我有可能还清助学贷款并重新申请博士学位喽？”
“我想是的。”赫勒说。
“你叫什么名字？”
“杰特。” 哎呀，我的众神啊！这是地道的违规。赫勒要报真名实姓。 “这不是全名啊！”埃普斯坦说。
“对，不是全名。”赫勒说。“我身份证上的全名是杰罗米·特伦斯·威斯特。这样，我的名字缩写就是‘杰·特’。我的好友都叫我杰特。”
噢，这个狡滑的家伙。他就这样逃脱了罪责。
“啊，杰·特·威斯特。杰特。我明白啦。传票上写着约·埃德加·胡佛的名字，所以我还一直以为你是要我去杀人呢。要知道我可不是干那行的。我连只鸡都不敢杀呢。”
“事情没有那么血淋淋的，”赫勒说，“你已年过２１岁了吧？”
“是的，我是个２３岁的倒霉蛋。”
“好啊，我要你做的，不过就是开一个代理账户而巳。”
“你有信贷证明吗？”
”嗯，没有，”赫勒说，“可我只想让你代我开个账户而已，这样我就可以买卖股票——通过短短长长协会一类的公司。”
埃普斯坦长叹一声，“没那么简单。你要在银行开户头，就得有个住址，而要开个代理账户，则必须有信贷证明。你有钱吗？”
“有。我可以在这种赌博上花１０万美元。”
“你是否像我这样到处负债累累？”
“不是。”
“我知道人人都是有对头的。你是否有一两个欲置你于死地的对头？”
赫勒想了一会儿。“这个嘛，我碰上了一个律师，布力先生。”
“布力？蒙顿公司的布力？”
“不错，正是此人。”
“他是德尔伯特·约翰·洛克辛特的私人法律顾问。华尔街上最有权势的律师。他是你的对头？”
“我想是的，”赫勒说，“他从没停止过加害我的努力。”
“噢，”埃普斯坦应了一声。他半响无语，两人就那么默默地坐在烘烤般的阳光里。然后他说：“你要我做的事儿可不小哇。得费好大气力哪。你需要找个可以全日制为你干活的人，不只为你开户头，还要替你去经营。”
“那么，你一个星期挣多少钱？”
“哦，我并不挣什么钱，”埃普斯坦说，“我不是真正的会计师——这些事不过是一个工商管理人员必须知道的而已。他们不肯通过我上一篇博士论文。可那是篇不错的论文。全是关于合作封建主义社会的，你知道，那就是工业无政府社会，讲合作公司应该并且能够控制一切经营。题目是《政府还有必要存在吗？》不过我认为换个题目他们就会通过啦。比如《如果我们要建立工业化封建社会，则无政府主义至关重要》。”
“嗯，”赫勒说，“你会有时间来做这篇文章的。”
“你瞧，”埃普斯坦说，“他们驳斥我说，这文章写的不是工商管理，而是属于政治学范畴。但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一个公司的资产有８０％可用来支持政府报告。如果他们肯听我的忠告，就能将国民生产总值提高８０％，就是这样！”他郁郁沉思了一会儿。“也许我该把题目再改成《公司革命之简易途径；比交税更便宜》。”
“我每周给你５００美元的工资。”赫勒说。
“不。倘若我给你干，我只能要总收入的１％，而且每周不能超过２００美元。我不那么值钱。”
赫勒走到外衣前掏出两张１００美元，递给埃普斯坦。
“这不行，”埃普斯坦说，“你对我并不了解。这条件也许很优厚，但我不能接受。”
“可眼下你有钱吗？你有住处吗？你的公寓已经没有了。”
“这是我罪有应得。我没有别的衣服，今晚我可以睡在公园里。天气很暖和，”
“你得吃饭呀。”
“我已经习惯挨饿了。”
“我说，”赫勒说，“你非接受这份工作不可。”
“条件太优厚。你不了解我，胡佛先生——不，威斯特先生。也许你善良、诚实、耐性好。可是你这番慈悲之举却用错了地方。我毫无接受这份工作的可能。”
他们坐在阳光下，两腿搭在码头边上，荡来荡去。海潮已开始往下落，哈得孙河开始朝前流去。
赫勒突然说：“工商管理里面是否也讲过民族学？”
“不。”
“那么社会风俗呢？”
“不。我猜你说的是社会人类学吧。我从没学过那种专业。”
“那很好，”赫勒说，“就是说你压根儿不清楚。根据惯例法，美国印第安人的律令仍在曼哈顿发生效力。”
“是吗？”埃普斯坦问。
“有一条印第安人的法律是这样规定的：当你救了一个人的性命，那被救的人从此就要全盘为你负责。”
“你从哪儿听说的？”
“你们大学里毕业的一位政治学硕士这么跟我说的。”
“这么说肯定是真的了。”埃普斯坦闷闷不乐地说。
“很好，”赫勒说，“我刚刚救了你的命，是吧？”
“是的。我想这毫无疑问。”
“那就行啦，”赫勒说，“那么你从此就要全盘为我负责。”
沉默。
“你必须接受这份工作并照管我的事务！”赫勒说，“这是印第安人的惯例法。没别的办法啦。”
埃普斯坦瞪着他，突然一下子垂下头。他大放悲声，好一阵子才悲切切地开口说话：“你瞧，我一听有那么多好消息，就知道前面一定会有天灾人祸等着我呢！这不就来了嘛！面对厄运连台、惨淡经营的自己，这已是件可怕的事情，而现在……”又是一阵泪雨，“我还要为你负责，替你经营！”
赫勒将２００美元塞进他手里。埃普斯坦沮丧地看着手中的钞票，站起身走到自己的夹克旁，将钱放入空空荡荡的钱夹子。
他悲哀地看着赫勒，“明天中午到校园里来，在大图书馆的台阶上等我，我会搞个规划给你看。”
“很好。”赫勒说。
埃普斯坦捡起外衣走了几步又折回来说：“我命很不好，我确信你终有一日会为今日的慷慨之举后悔不迭。我很难过。”
他垂着头，迈着沉重的步伐缓缓离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