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小节
从2006年启程，目的地是1966年的上海，整整跨越四十年。在漫长的时空隧道里，这只是一段微小的甚至是可以忽略的跨度，但对彭龙华来说却是一段充满未知的漫漫旅程。
沈云锡，《百冰治百病》的作者，这是彭龙华想见到的第一个人。
沈云锡生于1922年，死于1967年，享年45岁。
彭龙华的脑海里有一团纠缠不清的绳子，要理顺它，必须找到绳头，沈云锡就是这团乱绳的绳头。
彭龙华坚信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所以把第一站放在1966年，他想认识沈云锡，认识他的家人，如果可能的话，和他交个朋友。但是有句话彭龙华是始终不能说出口的，“沈先生，你明年就会死的。”
卡西欧电子表的液晶屏上，数字正在嗖嗖嗖地倒退，彭龙华从来没有见过手表倒着走，眼看日期定格在1966年6月15日下午2点，恢复了正常的走时。
彭龙华记得清清楚楚，出发的日期是八月初，按理说到达日期也应该是八月，却莫名其妙缩短了近一个半月，看来时空隧道也要拿“回扣”，对他这种新旅客一律“雁过拔毛”。
车厢里响起一个亲切的女声：
“亲爱的乘客，1966年到了，请去1966年的乘客从右门下车。欢迎您再次乘坐上海地铁时空专列，再见。”
大虫缓缓停下，彭龙华准备下车，屏蔽门和车门同步开启，迎面是一堵墙。
彭龙华茫然地望着这堵墙，不知该怎么下车，嘟嘟嘟的催促声倒是响了起来。彭龙华定了定神，仔细看这堵墙，发现墙体与站台边沿有一段空档，正好可以放下一只脚。
彭龙华没有再犹豫，勇敢地跨了出去，身后响起车门的关闭声，列车隆隆地驶走了，带走了光明，周围陷入一团漆黑。
1966年的时空车站，居然是一堵墙？
彭龙华象只蝙蝠一样贴在冰冷的墙面上，屁股顶着站台的屏蔽门，前面是墙，后面是门，彭龙华就象两片面包中间夹的一片肉，成了三明治。
彭龙华摸出那只“蓝冰”打火机，嚓地打出火苗，借着火苗的光亮，他看清了，这是一堵普通的红砖墙，外面砌了一层薄薄的水泥，水泥已经剥落，出现裂缝……
咝咝咝……有声音灌进他的耳朵，彭龙华斜着眼睛一看，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墙面的裂缝里伸出一段导火索，正好被打火机点燃了，咝咝地燃烧着……
我的妈呀！墙里埋了炸药？
其实彭龙华有好几件可以用作照明的东西，手电筒在旅行袋里，手机在裤兜里，可他偏偏拿了打火机！
彭龙华想把导火索掐灭，可燃烧速度之快，没等彭龙华伸手，已经渗透到墙里面去了，现在彭龙华唯一能做的，就是抱头、弯腰、弓身，等待天崩地裂的——
轰隆！
墙面在震撼，碎裂的砖石擦彭龙华的背脊飞溅出去，所幸墙体没有坍塌，只是小型的爆炸，把墙面炸开一个直径五十公分的窟窿。
扒着窟窿，彭龙华小心翼翼朝外探望，一股腐败的臭气扑鼻而来。难以想象，他看到的是一个房间，大概有七八个平方，垃圾遍地，散落着青菜叶、煤饼渣、瓜果皮、纸屑杂物，一大一小两只老鼠正在争食一堆残羹剩饭……
彭龙华终于看清楚了，这是一间老式的垃圾房。上海人称之为“垃圾洞”，通常和公共倒粪站连在一起。那时候还没有塑料垃圾桶，弄堂里都有这种水泥砌的垃圾房，“房门”是一扇低矮的铁皮门，只到人的腰部，上面留出一段空档，居民把每天的垃圾装在铁皮簸箕里，从这个空档倒进去。所以说，以前的垃圾是“散装”，现在是“袋装”。
时空隧道的出口隐藏在弄堂的垃圾房里，真是一个绝妙的设计。
这就是彭龙华来到1966年做的第一件事：炸墙开路。
彭龙华从窟窿里爬出来，一只正在啃西瓜皮的老鼠飞快地从他脚底下钻了过去，彭龙华没留神踩了它的尾巴，吱！一声鼠叫，彭龙华知道自己侵犯了它们的领地，说声对不起老鼠也听不懂。他从垃圾堆里扒出一张破草席，暂时把窟窿掩盖起来，心想，这个出口可不能让别人发现，等我办完事，还要原路返回呢。 第五章彭龙华在一九六六（2）
第2小节
彭龙华从垃圾房里爬出来，脚下踩的既不是水泥路也不是柏油路，而是一条弯弯曲曲、高低不平的石子路，用成千上万块不规则的碎石排列筑就。
彭龙华确信自己站在1966年的马路上。这种“弹格路”当时随处可见，仅在南市区老城厢就有两百多条。在“弹格路”上骑自行车会觉得颠簸，它的优点是下雨天不积水，因为下面铺的是煤渣。据说林彪在上海的时候，专门让司机在“弹格路”上为他驾驶汽车，这种一颠一颠的感觉就是他的安眠药。
如今“弹格路”已经绝版，消失在大规模的城市改造中，只留在上海人的记忆里。
彭龙华的童年也在“弹格路”上玩耍过，所以他特别激动，他蹲下身用手抚摸着粗糙的路面，眼睛有点湿润。
四十年的时空就这么一步跨过来了，太不可思议！
彭龙华拿出从城市档案馆拷贝下来的旧地图，虽然是1980年版的，但是从1966年文革开始到1976年粉碎“四人帮”，上海基本没有什么大的市政建设，因此地图上的变化不大，不象现在，每隔半年就要推出新版地图。
他现在的位置是南市区的石皮弄，别以为石皮弄是一条小弄堂，其实很大，它西邻松雪街，东靠河南南路，南抵复兴路，北面是方浜中路。这块半平方公里的地域，2000年以后已经全部拆迁，变成一个叫“太阳都市”的高档住宅区，划入了黄浦区的版图，“石皮弄”这个有典型旧上海风味的名字，从地图上消失了。
已故画家陈逸飞在拍摄电影《人约黄昏》时曾在松雪街取过景，有兴趣的读者不妨看看这部电影，这大概是唯一的影像纪录了。
彭龙华提着黑色人造革旅行袋，象从外地来上海的采购员，背着一只军用帆布双肩包，塞得鼓鼓囊囊，帆布上印着那行著名的“为人民服务”，还有毛主席的头像。这是他从重庆南路一家旅游户外用品小店里买来的，店主告诉他，时下最酷的旅行背包不是TheNorthFace，而是这种土得掉渣的帆布军用包。
“四十年一个轮回，1966年也在流行这种包……”彭龙华心里说。
“朋友，看看这个吧！”店主指着柜台，那里摆满了五花八门的毛主席像章，大的粗如碗口，小的就象一枚戒指。
“昨天来了个大胡子老外，买了十个，全部别在一顶磨损得起毛的军帽上，戴在头上兴冲冲就走了。别以为人家穷，他给我的名片，还是一家跨国公司的亚太地区总裁呢！”
彭龙华心想，等我回来的时候，给你带一百个这样的像章吧，咱也做回倒爷。
穿过石皮弄，来到河南南路。一辆66路公交车从他面前驶过，车尾冒出浓浓的柴油味。这种铰链式的巨龙车型，有三扇车门，比现在的空调大巴士还要长，让彭龙华有一种陌生的亲切感。
他下意识地举起手，想拦一辆出租车，但很快就把手放了下来，觉得自己有点可笑。“出租车”大概要在二十多年后才在街头出现。
街头的汽车，除了上海牌轿车、苏联的伏尔加牌轿车，就是东风、解放牌卡车，还有一种叫“小乌龟”的载客车，其实是一种带车蓬的三轮摩托。除此之外，更多的就是自行车了，都是28寸的永久牌或凤凰牌。
彭龙华一路走着，欣赏着1966年的街景：
沿街的墙上，毛主席和林彪的画像随处可见，与之辉映的是铺天盖地的标语和大字报，墙上、门上、电线杆上、移动的车身上，凡是能贴的地方，都成了大字报的天下，上海成了一座纸糊的城市。
“愤怒声讨三家村！”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打倒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
“把资产阶级的杏花楼砸个稀巴烂！”
一张刚贴上去，浆糊还没有干，新的大字报就覆盖了上去，如此一张一张叠加起来，竟有寸把厚，有的干脆往高处贴，你贴到两米，我贴到三米，发展到要搭人梯去贴大字报，中国杂技在国际上一直拿金牌，估计与此是有血脉关系的。
彭龙华正在饶有兴趣地张望，从北边过来一支游行队伍，队首扛着一幅巨大的毛主席像，足有两层楼那么高，敲锣打鼓，满脸兴奋，还有噼噼啪啪的鞭炮声，那情形就象球迷们为申花队拿了中超冠军而欢天喜地，彭龙华知道，这是在庆贺又一条“最高指示”的出炉。几个人站在一辆慢行的卡车上，有的散发红色传单，有的挥舞着手里的红宝书，声嘶力竭：
“天大地大，不如毛主席的恩情大！”
“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可丢！”
“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路人都驻足观望，随之振臂高呼，彭龙华也跟着喊了几声，挥了两下胳膊，然后把手伸进了黑色旅行袋……
袋里有一台装DV带的松下摄像机，隐藏的镜头对准了外面，这可是珍贵的影像资料，既可以证明自己确实返回了文革年代，还可以卖给电视台，把差旅费挣回来。 第五章彭龙华在一九六六（3）
第3小节
河南南路、蓬莱路口的一幢暗红色砖墙的建筑物，解放前曾是沪南警察局，解放后变成了南市区公安局。
此时，公安局里传出震天的口号声，大院里正在开批判大会，三个中年人双手被反绑着，强迫跪在地上，人的胳膊象飞机展开的双翼，这种姿势俗称“坐喷气机”。他们脖子上挂着牌子，写着他们的名字，名字上用黑色的毛笔打了大叉，台下有一百多个人，都是基层民警和家属，群情激愤，有人在控诉，控诉完有人带头喊口号，众人随之高呼，很有一套程序。
彭龙华估计，这三个人是公安局的正、副局长和党委书记。
在那个年代，一个简单的流程是：基层单位的小人物（如勤杂工、清洁工、烧锅炉的、泡开水的、食堂的烧饭师傅，等等）组成一支造反派，把单位的一把手、二把手揪起来批斗，你可以把局长的办公室砸得一塌糊涂，你可以抽局长的耳光、朝党委书记脸上吐唾沫，你非但没有罪，反而成为万人瞩目的英雄。王洪文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他从上海国棉十七厂的保卫科小干部一跃升为国家副主席，平步青云。
由于毛主席公开支持这样的“夺权”，因此短短数月间，自上而下，所有的国家机关都被砸烂，陷入瘫痪，上海的市委书记陈丕显和市长曹荻秋，在人民广场被万人批斗，游街示众，就连国家副主席刘少奇、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都难逃一劫。
这就是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也叫“十年动乱”、“十年浩劫”。
河南南路的尽头在中华路，经过迎勋路，来到陆家浜路，这里叫大兴街，会景楼宾馆的前身——酱菜厂还在那儿。
铿锵有力的歌声传来，一群红卫兵正在大跳街舞，当然不是Hip-Hop而是忠字舞，这些高中生穿着绿军装，腰扎武装带、胳膊上戴着写有“红卫兵”三个字（系毛主席题词）的袖章，让彭龙华联想起戴着袖章的纳粹冲锋队。他们一个个动作机械，嘴里唱着“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一边手舞足蹈做出象征性的动作，如天上高悬一轮红日（就象现在的股民仰头看证券大屏幕），发自内心地热爱领袖（心绞痛发作），对阶级敌人的痛恨（用脚踩蟑螂）……
用现在的标准看，这种毫无韵律的所谓舞蹈，其实跟广播操没什么两样。
彭龙华一边看热闹，偷偷拍摄起来。
有个红卫兵长着一张木瓜面孔，象周杰伦，彭龙华就把镜头对准了他，也许是他的反常动作引起了注意（那时候人的警惕性特别高，象夜半的猫头鹰），象周杰伦的红卫兵朝他走了过来，大喝一声：“喂！你——什么出身？”
彭龙华怔了一下，赶紧回答：“我是工人阶级。”
“周杰伦”又对他大喝道：“工人阶级？你对毛主席是什么感情？嗯！”
动身之前，彭龙华恶补了一些文革时期的资料，他很快就明白了——忠字舞可不象街舞，可以随便看热闹，除非你站得远远的，否则必须“互动”，加入他们的行列一块跳，不然就是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不忠不敬不爱戴，是大有问题的。
彭龙华不会跳“忠字舞”，他稍微犹豫了一下，指着自己提的旅行袋，还有沉甸甸的背包，正想解释，自己行李多，跳舞不方便，却发现不妙——好几个红卫兵都朝自己瞪起了眼珠。
彭龙华深知红卫兵的厉害，尤其在文革初期，只要他们看谁不顺眼，就可以把这个人活活打死，当时的“公检法”（即公安局、检察院、法院构成的法律体系）已经被摧毁，这些单位内部都在忙着夺权，整天批斗这个批斗那个，街头喋血就象现在的乱穿马路一样，谁来管你！
彭龙华倒不是害怕这些十七、八岁的毛孩子，凭他的专业身手，赤手空拳对付五、六个人根本不在话下，可是自己千里迢迢穿越四十年的时空，是肩负重任而不是来打架的，所以，就做一回缩头乌龟吧。
其实，彭龙华更担心的是背包和旅行袋里的笔记本电脑、手机充电器、摄像机、数码相机……红卫兵当然不会认得这些四十年以后的电子产品，肯定会说这是“间谍工具”，那样一来，自己就成了“美蒋特务”、“台湾间谍”，成为众矢之的，哪怕自己是散打冠军，也敌不过几百个愤怒的革命群众，被当街活活打死，那才叫“出师未捷身先丧”！
彭龙华赶紧放下行李，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好在彭龙华经常去蹦迪，尽管从来没有跳过“忠字舞”，但他很快就掌握了动作要领，模仿得惟妙惟肖了，还适当地加进了几个霹雳舞的动作，走了几下“太空步”。 第五章彭龙华在一九六六（4）
第4小节
穿过陆家浜路，沿着车站南路，彭龙华来到与徽宁路交叉的路口，有一幢三层楼的建筑物，这就是他返回1966年的第一个目的地：斜桥地段医院。
当时的城市医疗体系，分市级医院、区中心医院、街道地段医院、里弄卫生站四个等级。和现在人即使患了感冒也要一窝蜂上大医院看病不同，当时的卫生医疗体系分布合理，功能完善，根本不存在医生拿红包、捞回扣的拜金风气，大家都是规规矩矩地做人。因此，即使在规模不大的地段医院，也涌现出不少医术精湛的好医生甚至是名医。沈云锡就是其中之一。
翻开沈云锡的从医史，有着一层非常特殊的“亦医亦商”的色彩，这与他的祖上是分不开的。
沈云锡的爷爷是药贩子，当时的药贩子，可不是现在的穿着名牌西装，提着考克箱穿梭于各大医院的药厂推销员，他们必须深入深山老林，从当地的农民猎户手里收购中药材，风餐露宿，披星戴月，十分的辛苦。沈云锡的爷爷专门做西藏红花的生意，这是一味活血祛风、治跌打损伤的名贵药材，和灵芝齐名。后来在贩药途中，为了躲避土匪的追击，沈云锡的爷爷从马背上摔下来，落下残疾。眼看这碗饭吃不下去了，便孤注一掷，在太湖边的庙港镇开了一家叫长生堂的中药铺。虽然只有单开间的门面，但在方圆三四十里地之内却是独一无二的药铺，附近的大沙山、小沙山、笠帽山这些岛上的渔民买药都要到这里来。
沈云锡的童年，就是在狭窄的店堂、排列整齐的药柜、放各种丸散的瓷缸、充满燃烧艾蓬时发出的那种清香中带着辛辣的气味中度过的。
抗日战争爆发前，沈云锡的爷爷在太湖边的第二大集镇——震泽镇上开了一间有五开间门面的分号，由沈云锡的父亲管理，生意兴隆，把镇上另一家大药铺荣春堂的生意抢走了不少，然而好景不长，三年不到，长生堂就毁于日军的炮火，三名伙计全被炸死，沈云锡的父亲因为外出，躲过了一劫。
痛定思痛，沈家父子决定把家业转移到当时最安全的地方——上海的租界里去。1939年，位于法租界的恺自迩路（现在的黄浦区金陵中路）上，长生堂的总号开张了。两年后即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租界，“最安全”的地方名存实亡，好在日本人只想统治支那人，并没有消灭中医药的打算，只是设置了严格的行规，禁止与共产党、国民党做生意，老老实实卖你的药。
在这间祖孙三代人经营的中药铺里，与药贩子出身的爷爷、充满商人头脑的父亲不同，沈云锡更爱钻研中医药理论及治疗，用现代话来说，他有点书呆子气。要知道，从有文字记载的战国时期的扁鹊治病开始，中医药的历史已经有两千多年，远远超过西医。中医的博大精深，属于灿烂的中华文明，是任何人一辈子都研究不完的。
在沈云锡的坚持下，长生堂的一隅开设了中医坐堂，沈云锡先后拜了三位老中医为师，在他的虚心学习、潜心钻研下，无论实践还是理论都日趋精湛。经络、丹田，从拔火罐、扎经针到治杂病、难症，到后来，师傅借口年迈体弱回乡养老，离开了长生堂，其实是因为徒弟的本事超过了自己，师傅面子上挂不住。
当时的长生堂，虽比不上童涵春、雷允上、蔡同德这些上海滩的百年老字号，但沈家人诚守经营，不仅卖的药真材实料，沈云锡几乎手到病除，而且只收抓药钱，治疗只象征性地收取一点成本费，良好的口碑一传十，十传百，病家络绎不绝。
那时候，沈云锡只是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
1945年抗战结束，因为给日本宪兵队沪南分队的大佐太太治愈过妇科病，沈云锡被军统特务以汉奸罪名逮捕，关进了提篮桥监狱。沈云锡的爷爷和父亲花了三十根大条（十两重的金条）疏通关节，才让沈云锡无罪获释。同年，沈云锡的爷爷心力交瘁，中风死去。
1953年掀起了公私合营潮，表面上是合营，实质是将私有财产公有化。长生堂与一家国营中药店合并，改名“人民中药店”，挂了几十年的“长生堂”金字招牌摘下来，放在床上当铺板还嫌窄，最终只能劈了当柴烧，对此，沈家父子非但不能有任何情绪，还要脸挂笑容，敲锣打鼓，放鞭炮来欢迎，其中的苦涩可想而知。沈云锡的父亲当了中药店的挂名顾问，作为股东，每月可以领取五十元的股息，足以让全家人吃穿不愁，但心底始终郁积着一口气，中医术语叫“毒火攻心”，一年不到就吐血身亡。
沈云锡因为声名在外，斜桥地段医院和南市区中心医院都表示欢迎他前去。沈云锡最终选择了斜桥地段医院，那里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从内科到外科，从西医到中医，院里的阑尾炎手术、自行配制的脚气药水，具有相当的知名度。沈云锡当了中医科的副主任，凭着一贯的妙手仁心，成了院里的第三块金字招牌。沈云锡之所以选择这里，也是想找一块宁静的地方，安心行医，潜心钻研，在这期间，他写了三本中医药方面的书，《百冰治百病》是最后一本。
沈云锡只想两耳不闻窗外事，埋头干自己喜欢的活，但是政治风云的变幻，远不是他这种小人物能够想象和承受的。如同狂风暴雨下，一只卡在枝杈上的鸟窝想不从树上掉下来，几乎是不可能的。风雨之大，风雨之猛，百年老树都有可能拦腰折断，何况地段医院这样一棵小树？
医院比想象得要安静，挂号处的窗口已经关闭，走廊里是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和标语，与街上的不同，这里是指名道姓，有的是破口大骂，有的是绘声绘色。
“撕开反动学术权威沈云锡的伪善面目！”
“听！沈云锡的医药箱里传来发报机的滴滴声……原来他是台湾潜伏特务，代号114”
“张鲁丰公然说《海瑞罢官》是部好戏！火烧张鲁丰！油炸张鲁丰！”
“张鲁丰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汤国年借行医之名散布大毒草，公然支持三家村！革命群众们！火速行动起来，砸烂汤国年的狗头！”（注：“三家村”是指文革初期，全国批判北京市长吴晗、市委书记邓拓、统战部长廖沫沙等三人，“三家村”事件被认为是文革的导火索）
彭龙华一路走一路看，渐渐看出了门道：小小的斜桥地段医院冒出来两支不同的造反派，一支叫“红镰刀”，另一支叫“疾风暴雨”，它们旗鼓相当，都自诩是最红最红的革命派，怒斥对方是“保皇党”，斗来斗去。但写在墙上的沈云锡之流，人人得而诛之，“红镰刀”斗完了，“疾风暴雨”拉过去接着斗。
走廊拐弯处，彭龙华不慎撞上一个人，出于习惯，说了声“对不起！”
对方没有反应，楞楞地看着他，彭龙华这才看清楚，对方是个五十多岁的中年人，步履蹒跚，脸颊上青一块紫一块，嘴唇边凝结着干涸的血迹，估计刚刚挨过一顿拳脚。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灰色卡其布中山装，打着两片补丁，胸前别着一枚毛主席像章，戴着袖套，拿着扫把，正在低头扫地。
彭龙华刚想跟他说话，忽然想起来，那个年代两个人对话前，必须象特务接头一样“对暗号”，于是掏出红宝书喊了句：“毛泽东思想万岁、万万岁！”
对方赶紧掏出毛主席语录挥了两下，一边用脚跺地面喊：“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对暗号”结束，彭龙华才问道：“师傅，才下午三点不到，就停止看病了？”
对方老老实实地回答：“有最高指示下达，革命职工都集中到三友实业社的大礼堂开欢迎大会去了。”
三友实业社，解放前是日本人开的纺织厂，后来改为上海毛巾十厂，是附近一带规模最大的工厂。
“你是谁？”彭龙华问。
“我叫张鲁丰，以前是院长兼党支部书记。当然我是混进革命队伍的篡权者、阴谋家。现在我是黑五类、臭老九、牛鬼蛇神，是头上长疮、脚底流脓的坏分子。所以同志，你最好不要跟我说话，因为革命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万一被他们看见，不光我有麻烦，你也吃不了兜着走。”
自我嘲讽的话语里，透着苦涩的幽默。
彭龙华拍拍胸脯说：“阿拉是响当当的工人阶级，不怕那些造反派！不瞒你说，我是慕名而来找沈云锡看病的，他人呢？”
张院长苦笑了一下，指着墙上的大字报说，“沈云锡是本院的头号反动学术权威，又是资本家、反革命分子，院革委会担心他利用手中的经络针、拔火罐、煎药罐——别小看这些治病救人的小玩意儿，被坏人拿着也可以当作凶器——向革命群众疯狂报复，所以早就被剥削了行医资格。”
他看了看周围，没有人，就继续说，“象他这样的三反分子（注：即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简称），本院还有十多个，我也是其中之一。我们都属于严控对象，参加了学习班，每周一三五汇报思想，深刻反省自我批判。今天是礼拜二，他应该在家里闭门思过，但必须随叫随到，对我们的批斗是不定时的，造反派的时间表就跟他们的面孔一样，说变就变……”
说到这儿，张院长意识到自己说得太多了，担心祸从口出，赶紧闭上了嘴。 第五章彭龙华在一九六六（5）
第5小节
彭龙华在大同中学门口乘上66路，车厢里也悬挂着毛主席像。彭龙华掏出五分钱硬币买了车票，看着售票员用打孔器在票根上打孔，把票交给自己，票根上印有无产阶级铁拳砸烂资产阶级的宣传画，他小心翼翼地把票根收起来，留作纪念。
他有点累了，拖着沉甸甸的行李，在前后车厢的链接部位、俗称“香蕉座”的位子上坐下来，打算歇歇脚，没想到只开出去两站，蜂拥上来一群红小兵，估计也就是小学五、六年级，红扑扑的小脸蛋映衬着手里的红宝书。他们当然不用买票，挥动语录，命令所有的乘客从座位上站起来，领呼口号：
“敬祝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寿无疆！”
彭龙华随着乘客们和：“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红小兵喊：“祝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我们敬爱的副统帅林副主席身体健康！”
乘客们和：“永远健康！永远健康！”
唯一例外的就是司机，要是他也站起来喊口号，这辆公交车等于往阴间开了。
喊完，乘客们才可以重新落座，然后红小兵又开始了宣传：“同志们，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请打开毛主席语录第一页，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就不能胜利……’”
红小兵读到哪一段，乘客就自觉把语录翻到哪一页，彭龙华偷偷扫了一遍车厢里，二三十名乘客，男女老幼，除了怀抱的婴儿，个个带着红宝书。
一个虎头虎脑的男孩站在彭龙华面前，大声读着语录：“反动派，你不打，他就不倒，不会退出历史舞台……”
男孩脚上穿着一双塑料凉鞋，搭攀已经断裂，眼看就要变成拖鞋了，彭龙华觉得他很象小时候的自己，顿生爱怜之心，就掏出钱包，抽出一张图案为女农民开拖拉机的枣红色壹元，塞到男孩的衣兜里，小声说：“拿去，教你妈妈给你买双新鞋……”
万万没想到，男孩把他的手狠狠一推，用稚气未脱的声音，却带着大人才有的严肃表情道：“收起你的糖衣炮弹！”
第6小节
彭龙华在河南南路、复兴路站下了车，往前走一百米就是方浜中路。
根据户籍档案，沈云锡家住在南市区方浜中路东马街9号。
方浜路不是笔直的，全长约五百米，这条很不起眼的马路浸洇了上海的近代史。早在清朝，上海的市中心仅限于旧县城一带，即现在的南市老城厢，周围筑有城墙，环城象一个圆，方浜路就是圆中一条竖线，如果把它画下来，恰好象一只猫眼。当时的方浜路相当于现在的南京路、淮海路，店铺鳞次栉比，旗幌飘扬，著名的豫园（旧称城隍庙）就在这条路上，加上周围的文庙、白云观、大境阁、慈修庵、沉香阁……老城内香火鼎盛，逢年过节，方浜路上挤满了购物的、烧香的，摩肩接踵，热闹甚于现在的南京路步行街。
1843年上海开埠后，城墙外的土地被圈进了租界。北面成为英、美租界（后来叫公共租界，即现在的黄浦区、闸北区、杨浦区），西面成为法租界（即现在的卢湾区、徐汇区），在原来的农田上筑马路、修电灯、通煤气、行驶有轨电车，现代上海市区的格局逐渐形成。这样一来，城墙反而成为发展经济的阻碍，1912年，当时的上海都督府下令将城墙拆除，但是象老西门、老北门、小南门、小东门这些地名却沿用至今。你就能明白，拆毁城墙或许只要一夜之间，但一座城市的历史积淀，却可以延续上百年。
今天，大境路的大境阁（当时叫关帝庙）还象征性地留有一小段城墙，也不知道是文物还是新物。
走在1966年的方浜路上，彭龙华步行约五十米，看见地上一只很大的水泥阴沟，污水上泛着污物，有居民在这里刷洗马桶，把大小便倒进阴沟，往马桶里倒入一堆蚌壳，用一把竹爿刷子使劲刷起来，发出整齐的哗啦啦声，类似搓麻将的声音。彭龙华明白，自己已经走进了上海的老城厢，就在阴沟的对面，竖着一支水泥路牌，写着“东马街”三个黑色的字。路牌下面横七竖八地堆着发黑的木爿空格子，这是隔壁的煤饼店用来放煤饼的，居民们要买煤饼，就用这种木爿格子，一格一格往家里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