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尸啦！”
一个兵士在神经极度紧张下，恍乎觉得慈禧已蹦跳起来，抓住了他的头发，掐住了他的脖颈。他在情不自禁地大喊之后，一蹦老高猛地向后一仰，整个身子“扑通”一声倒在地上昏厥过去。其它兵士闻听这突然的一声叫喊，一股冷气自下而上窜入头顶，头发炸竖而起，“哗”地一下向地宫出口窜蹦而去。极大的紧张使所有的人忘记了用刺刀拼杀，忘记了开枪射击，只顾呼呼啦啦向外奔逃。原本就离地宫出口最近的刘副官，看到前边乱了起来，顾不得下令阻止，自己先从两名机枪手的头上一跃而过，率先逃窜。两名机枪手见众兵士叫喊着蜂拥而来，一时摸不清究竟，在惊恐混乱中扔下机枪也向后逃奔而去。
“快压棺镇邪！快架大枪！”颛孙子瑜不愧号称“天不怕”，他一边撤退，一边握紧张大机头的手枪对准棺木，嘴里不住地叫喊。
几个逃在最后的兵士听到叫喊，突然想起了刘副官先前的命令，停住脚步，端平大枪，向棺木望去。
“快，冲过去，用刺刀给我抵住！”颛孙子瑜挥动手枪，仍叫喊不止。此时兵士们紧张的心情有些缓和，十几个人先后端着大枪向棺木冲来，随着“哪僻啪啪”的一阵响动，十几支枪杆刺刀加叠相压，死死地架在棺木之上，随后，又是十几支枪杆刺刀叠压过来。整个棺木之上枪杆林立，刀光闪耀，黑洞洞的枪口伴着几十只血红的眼睛，对准慈禧的尸体一动不动。
灯光集中照射过来，只见慈禧面目狰狞地侧躺在一块樟木板上，身边一位兵士半趴着，双手抓着慈禧尸体的胳膊，嘴里哼着谁也听不清的声音，在地上来回蠕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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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深处的爆炸：孙殿英东陵盗宝案（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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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怎么回事？”孙殿英不解地问。“开棺时被吓昏了，醒来后就一直这样，看来脑子出了事，中风了。”刘副官回答。
“没出息的东西！”孙殿英恨恨地从嘴里挤出几个字，走上前来抬起高筒马靴，重重地向地上的兵士踢去。只听“扑”地一声响动，那半趴在地上蠕动着的兵士，猛地扑到了慈禧的尸体之上。随着那木头一样硬梆梆的尸骨被翻动，一道深蓝色的光芒从慈禧的嘴里疾射而出，从西北角一直射到东南角的墙上，约三十步之外几个士兵的头发，皆被这亮光映照得一清二楚。这道蓝色光芒的突然喷射，惊得所有的人都打了个激灵，向后连退数步。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孙殿英望着慈禧那张开的嘴和从嘴里射出的蓝光，极为恐惧与迷惑地问道没有人回答。
过了一会儿，刘副官和李德禄悄悄走上前来，大瞪着眼睛冲慈禧张开的嘴巴望了片刻。“是一颗夜明珠！”刘副官率先大呼起来。
“夜明珠？！”众人一听，纷纷围了上来。只见一颗硕大的圆珠在慈禧口中若隐若现，“我曾听说世上有一圆珠形的宝物，能生寒防暑。若让死者将此珠含在嘴里，可使尸体永不腐烂，千年鲜活如新，这大概就是世间流传的那个东西，实乃旷世之宝物啊！”一个士兵站在一旁嚅嚅地说。
“这样好的东西怎能让老妖婆占用，刘副官，给我将这个珠子抠出来。”谭温江下着命令。
于是刘副官来到尸体的头前，蹲下身，伸出手指插入慈禧的嘴中。刘副官本想这夜明珠会一抠即出，谁知这珠子光滑异常，像舍不得离开伴了二十多年的主人，“滋”地一声钻进了慈禧的咽喉，刘副官费了好大的力气，也未能抠将出来。这时，围观的众人急了，刘副官更急了，他抬头瞪着腥红的眼睛，让身边的士兵去给他取一把刀来。
一把明亮的刺刀很快递了过来，刘副官握刀在手，将刀尖捅人慈禧的嘴中，然后分别向左、向右狠劲地切割。很快，慈禧嘴角两边被割开了两道伸到脖根的大口子。当这一切做完之后，刘副官又令身边的亲兵将慈禧尸体的上都抱起来，安放到一直躺在地下哼哼卿卿的显然是神经高度错乱的兵士背上。慈禧的身子半趴着，头低垂，脸朝侧下，刘副官左手踩住慈禧的头发，右手猛力在她的脖颈处捶击了几下，只听“咕碌”一声响动，鸡蛋大的夜明珠滚动而出，蓝绿色的光唰地映亮了每一个围观者的脸，地宫顿时明亮了许多。包括慈禧那被称为无价之宝的十八颗珍珠手串和含在慈禧口中的一枚鸡蛋大的夜明珠在内的大宗珍宝被尽数劫掠。
就在潭温江部挖掘慈禧陵时，柴云升部也正在全力寻找乾隆裕陵的地宫入口。由于丁庭部在挖掘康熙帝的景陵时发现积水，孙殿英决定舍弃景陵，让丁庭协同柴云升共同挖掘裕陵，以速战速决。几经周折，终于打开了地宫，几具帝后的棺椁均被利斧劈成碎块，无数的商周铜鼎，汉玉浮屠，宋瓷瓶壶，金质佛像，连同大宗的玉石、象牙、珊瑚雕刻的文玩、古董、名帖字画、古书纸扇……均被抢的抢、扔的扔。尤其可叹的是，乾隆这位活了89岁的皇帝倾其一生搜集而来的一卷卷旷世罕见的名帖字画，孤本秘籍，都被当作废纸草芥扔于烂泥浊水之中。
7月10日夜，孙殿英在马伸桥临时指挥部悄悄完成了验宝和高级军官们的分宝事宜后，当即命令所属部队连夜向顺义、怀柔一带开拔，连续三天三夜的东陵盗宝随之落下了帷幕。孙殿英部以近三十大车宝物的收获，宣告了东陵盗案的成果和在人类文化史上留下的千古遗恨。当时的溥仪身居天津张国，闻祖陵被挖掘，悲愤无比，强烈抗议孙殿英的罪行。随后溥仪派遣清朝遗臣载泽、耆龄、宝熙、陈毅等人前往清东陵重新安葬，地官内空空如也，残破棺木和碎衣烂衫被扔了满地，慈禧的尸体被放在西北角，伏在破棺椁盖上。她脸朝下，手反转搭在背上，长发散而不乱，扎辫子的红头绳犹在。当反转她的尸身时，遍体长满白毛，口角处确有残破。载泽等人将慈禧及裕陵内乾隆帝、后、妃尸骨重新殓葬后，掩埋了洞口，返回天津。
东陵盗案，轰动中外，京津一带满城风雨，新闻报刊通载着谴责文章。孙殿英见势不妙，赶紧施展出脱身之计，通过戴笠的关系，将盗陵所获的翡翠西瓜、翡翠蝈蝈白菜、夜明珠等国宝，转赠给蒋介石、宋美龄、孔祥熙、宋子文、何应钦等人，从中斡旋的戴笠也受了贿。其结果，不仅孙殿英逃脱了法网，就连孙的部下、已被逮捕的师长谭温江也被保释出狱了。谭温江是参加盗陵的干将，因在北京琉璃厂销售盗陵所得珠宝而被捕。孙殿英通融行贿，官官相护，竟使盗匪得以逍遥法外，轰动全国、举世瞩目的孙殿英东陵盗宝案就这样不了了之。
被盗东陵地宫宝物
慈禧地宫的随葬品分生前和死后两类，《孝钦后入殓，送衣版，赏遗念衣服》册中，记载了从光绪五年三月二十五日（1879年4月16日）至光绪三十四年十月十五日（1908年11月8日）慈禧生前在地宫中安放的宝物，计有金花扁镯、红碧瑶豆、金镶执壶、金佛、珊瑚佛头塔等150余件（各件宝物上的正珠、东珠、米珠络缨达数千颗）。
至于慈禧死后入殓时的宝物就更为奢侈，内廷大总管李莲英的嗣长子李成武写的《爱月轩笔记》，对此有详细记载：“太后未入棺时，先在棺底铺金花丝褥一层，褥上又铺珠一层，珠上又覆绣佛串珠之薄褥一。头前置翠荷叶，脚下置一碧玺莲花。放后，始将太后抬入。后之两足登莲花上，头顶荷叶。身着金丝串珠彩绣礼服，外罩绣花串珠挂，又用串珠九练围后身而绕之，并以蚌佛18尊置于后之臂上。以上所置之宝系私人孝敬，不列公账者。众人置后，方将陀罗金被盖后身。后头戴珠冠，其傍又置金佛、翠佛、玉佛等108尊。后足左右各置西瓜一枚，甜瓜二枚，桃、李、杏、枣等宝物共大小200件。身后左旁置玉藕一只，上有荷叶、荷花等；身之右旁置珊瑚树一枝。其空处，则遍洒珠石等物，填满后，上盖网珠被一个。正欲上子盖时，大公主来。复将网珠被掀开，于盒中取出玉制八骏马一份，十八玉罗汉一份，置于后之手旁，方上子盖，至此殓礼已毕。”这里所说的西瓜、甜瓜、桃、李、杏、枣均不是瓜果实物，而是以翡翠、玉石等制作，尤以西瓜制作称绝，瓜为绿玉皮紫玉瓤，中间切开，瓜子为黑色。
至于慈禧地宫宝物的价值，《爱月轩笔记》中也有说明，金丝绵褥制价为8.4万两白银；绣佛串珠薄褥制价2.2万两；翡翠荷叶估值85万两；陀罗经被铺珠820颗，估值16万两；后身串珠袍褂估价120万两；身旁金佛每尊重8两，玉佛每尊重6两，翡翠佛每尊重6两，红宝石佛每尊重3两5钱，各27尊，共108尊，约值62万两；翡翠西瓜2枚，约值220万两，翡翠甜瓜4枚，约值60万两；玉藕约值100万两；红珊瑚树约值53万两；价值最高的是慈禧头上戴的那顶珠冠，上面一颗4两重的大珠系外国人进贡，价值1000万两，总价约1005万两。另外，慈禧身上填有大珠约500粒，小珠约6000粒，估值22.8万两。
乾隆裕陵被盗宝物有乾隆所书用拓印条幅10块。另有金镶镯、红宝石、蓝宝石、碧玺、汉玉环、翡翠、红珊瑚龙头、花珊瑚豆、玛瑙双口鼻烟壶、白玉鼻烟壶等300余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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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深处的爆炸：孙殿英东陵盗宝案（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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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陵宝物今何在？
1928年7月，孙殿英以军事演习为名，秘密挖掘了清东陵慈禧墓和乾隆墓，盗窃了大批金银财宝，但这些财宝中的大部分下落不明。
民间传说，孙殿英将盗掘得来的部分东陵宝藏贿赂给了上司徐源泉，徐源泉便将宝藏埋在了自家公馆的地下秘室中。文革期间，有人在武汉新洲徐公馆附近挖出了不少枪支军备，结果有关徐公馆藏有巨宝的说法不胫而走。
那么东陵的宝物是否真的藏在徐公馆呢？目前这个问题存在几种不同的看法。
徐源泉公馆座落于武汉新洲区仓埠镇南下街，据史料记载，1931年，时任国民党中央执委第六集团军陆军上将的徐源泉，耗资10万大洋在仓埠镇建成占地面积4230平方米的徐公馆，融中西建筑艺术风格为一体，极其富丽堂皇。据当地老百姓讲，徐公馆是徐源泉为母亲和妻室建造的，他并没有入住，公馆建成后徐派出1至2个连的兵力保护。
公馆外观雄浑壮丽，内里装饰美轮美奂，公馆的地下室有一个秘道，传说宝藏就埋在这条秘道里。
文革期间，曾有人在徐家公馆附近挖花坛，结果挖出了一条深可过人、内有积水的地道。由于地道中不断冒出腾腾的水气，众人怀疑地道下可能有机关和毒气，就没敢下去。
后来，全国文物普查和文物补查时，许多专家组多次对徐公馆和徐源泉的亲属、街坊进行了仔细的寻访，结果并未发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
为搞清徐公馆的埋宝之谜，1994年，新洲文物管理所一位胡姓的人专程探访了徐公馆东厢房下的密室。他仔细地清扫了这间仅几个平方米大空无一物的密室，并细细敲打每一面墙砖，查看里面是否藏有机关。竟然让他发现，密室墙上没有糊上泥巴，有一面墙的砖还参差不齐，似乎墙是临时砌上去的。但由于种种原因，他没有作进一步的调查。
后来，为了探明真相，此人又走访了当年徐公馆里的一名女佣。
据女佣回忆说，孙殿英盗东陵，徐源泉是司令，因此发了财，就用这笔钱修建了徐公馆，当时做房用的是武昌城墙上的砖。公馆建成后，国民党曾在徐公馆附近枪毙人，不少人怀疑被枪决的人都是修房的工匠。
而世代居住在新洲区仓埠街的林庚凡老人则提供了又一种说法。林庚凡，是徐源泉姐姐的养子。据他介绍，小的时候曾到过徐公馆玩耍，那时徐公馆富丽堂皇，地道里尽是值钱的宝贝。徐源泉喜欢骑高头大马，还有许多卫兵，徐源泉的妻子当时有一顶凤冠金光灿烂。徐公馆的大门原先朝北，徐源泉认为这寓意败北不吉利，于是改大门为现在的西北方向。他认为，徐公馆的地下可能藏有清东陵财宝。
对于沸沸扬扬的藏宝之说，新洲区文物管理所所长则持另一种看法，他们认为东陵宝物藏于徐公馆没有任何证据，关于目前清东陵被盗的部分财宝藏于武汉的消息，来源只是民间的一些传言以及某些研究人员的推测。早在60年代，他就听到附近的老人传说徐公馆可能是埋宝的所在地。早些时候，文物部门曾对徐公馆进行过一次较大规模的维修工作，但未发现有传说中的藏宝地道。
对于徐公馆是否藏有宝物，徐公馆原主人徐源泉的儿子徐钧武也有自己的看法。徐钧武说，他从小所居住的徐公馆建于1931年，只是一幢普通的两层木质建筑。有一个普通的地下室，他的父亲自小离家并未和家人在此居住。抗战胜利后，徐源泉卸甲还乡，一直住在武汉市区。1948年他到广州开会，写信让徐钧武去，徐钧武去了才知道，父亲已决定不回武汉了。1949年，父亲飞往台湾时并未带多少行李。徐钧武推断，“如果说有什么东陵财宝的话，他肯定会要我带过去，或嘱咐我将财宝转移。而我们从未听说有东陵财宝的事，徐公馆藏宝的可能性不大。
如果东陵的宝物没有藏在徐公馆，那么这批东西又会在哪里呢。会不会在孙殿英自己的手里呢？大量事实证明，尽管上交了两箱珠宝，做出一番公事公办毫无徇私的姿态，但接下来的事实却证明，孙殿英手中仍有大量的珠宝赃物。据孙殿英身边的参谋长文强回忆，孙殿英曾不无得意地对他说：“乾隆墓中陪葬的珠宝不少，最宝贵的是乾隆颈项上的一串朝珠，上面有108颗珠子，听说是代表十八罗汉的，都是无价之宝。其中最大的两颗朱红的，在天津与雨农(戴笠)见面时，送给他做了见面礼。还有一柄九龙宝剑，有九条金龙嵌在剑背上，还嵌有宝石，我托雨农代我赠给委员长(蒋介石)和何部长(何应钦)了……”孙殿英还说：“慈禧太后墓被崩开后，墓室不及乾隆墓大，但随葬的东西就多得记不清楚了。从头到脚一身穿挂都是宝石。翡翠西瓜托雨农代我赠宋子文院长，口里含的一颗夜明珠，分开是两块，合拢就是一个圆球，我把夜明珠托雨农代我赠给蒋夫人(宋美龄)。宋氏兄妹收到我的宝物，引起了孔祥熙部长夫妇的眼红。接到雨农电话后，我选了两串朝靴上的宝石送去，才算了事……”
但是，不管那些被盗的珍宝或被用来行贿，或被变卖，或被毁坏，或被走私海外，至今均下落不明。1928年《中央日报》上的一则新闻，让我们从中或许可以窥见东陵珍宝的悲惨命运：天津海关一次查获古玩珍宝35箱，经查明，此物是北平吉贞宦古玩铺长张月岩托运出口运往法国的……当时这方面的报道还有很多。
由于绝大多数珍宝不知去向，经人们的口耳相传，它们都被笼上了神秘色彩。有人估计，1928年东陵被盗走了价值过亿的稀世珍宝。
孙殿英其人
孙殿英，名魁元。一般人都叫他孙老殿，因其脸上出过天花，因而也把他叫做孙麻子。1889年正月，孙殿英诞生于河南永城县西扬楼村一个家境贫寒的农民家庭。幼年丧父，其母对他溺爱娇惯，自幼养成调皮捣蛋的性格。他十几岁时开始跟着当地流氓地痞鬼混，经常出入赌馆，很快成为一个闻名的赌棍。孙殿英凭他的聪明与毅力，练就了一身赌博的绝技，并养成了结交四方朋友的豪情。就在他22岁那年的一次聚赌中因警察围捕而入狱。在狱中，孙殿英由于受尽凌辱，加上绿林人物焦文典的劝说，决心弃赌从戎，成为他人生旅途上的一次重大转折。
1922年，吴佩孚在洛阳时曾严令缉捕孙殿英这个毒贩，孙在洛阳不能立足，乃逃往陕州躲避。他在贩运毒品时结识了河南陆军第一混成团团长兼豫西镇守使丁香玲部的官佐，因而在镇守使署混得了一个副官职位，不久升为机关枪连连长，居然成了一名军官。以后利用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驻豫西军开赴前线之机，率部哗变，搜罗郏县、禹县、临汝县等县土匪和庙会道徒，一时声势颇大。1925年春，孙殿英和其它匪首被憨玉春收编，孙任第五混成旅旅长。后又改投国民第三军副军长兼第二师师长叶荃部下任旅长，旋复升师长。胡匪出身的山东军事督办张宗昌与孙殿英见面后，十分赏识他，就委任其为第五师师长。在张宗昌的羽翼下，孙殿英部逐渐发展成为一个流寇式的军事小集团。1926年春，张宗昌与李景林合向国民军反攻，孙殿英率部袭击了国民军第三军所属徐永昌部，为张立下了显赫战功，张宗昌即将孙殿英部改编为直鲁联军第三十五师，后又扩大编制，以孙为军长。在直鲁联军节节败退之际，善于见风使舵的孙殿英更换旗帜，投靠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团总指挥的徐源泉，孙殿英任第十二军军长，打起青天白日的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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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阀之争：斗鸡台盗宝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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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案时间：1927年到1928年之间
作案地点：陕西宝鸡斗鸡台戴家沟
受害人：周、秦两代的王公贵族
作案人：党玉琨及其军队
作案手段：党玉琨及其手下将附近村镇的农民集聚起来，对古墓进行逐个挖掘。
作案后果：戴家沟周围最少50座古墓被破坏，损失严重。
盗墓性质：官盗
可信程度：有史可查
自古以来，就有一些存心不良的人总是处心积虑地想发“死人财”。在这些不肖之徒的盘算下，历朝历代颇有声望的王侯将相、达官贵人的陵墓便经常成为被盗掘的对象。而那些生前享尽荣华富贵、死后陪葬品众多的皇帝陵寝，尤其是不会轻易被放过的重点盗掘对象。
民国年间，许多手中握有兵权、独霸一方的大小军阀们，都纷纷加入到盗墓者的行列。整天绞尽脑汁、一心梦想大发“死人财”的军阀，的确为数不少。在这些盗掘帝王陵墓的事件中，最有名的应当算是军阀孙殿英盗掘清东陵了。该案刚一发生，即迅速震惊朝野，轰动中外，引起各方人士的齐声谴责和一致声讨。
东陵盗宝案已被史学家记入史册，但是也许很多人并不知道，在民国军阀盗墓史上，他并不是惟一人，更不是第一人。实际上，早在他东陵盗宝前一年多便已发生过同样是由军阀导演的一起掘墓盗宝案：斗鸡台盗宝案。
引子
陕西宝鸡，在唐代以前叫陈仓，是周、秦王朝的发祥地，也是周、秦文化的摇篮。古陈仓即今日之斗鸡台地区，在宝鸡市东约7公里处，北依渭北平原，南临渭河，历史上称为“陈仓北阪城”。秦文公为了祭祀天帝活动建立的陈宝夫人祠(俗称娘娘庙)就在这块台地上，所以又叫祀鸡台。
古陈仓在历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这里不仅是周代的重要城邑，而且是秦立国初年的都城，因此，地下埋有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极其丰富灿烂的珍宝，是埋藏文物的一个重要地区。就在这个地区内，有个名叫戴家湾的自然小村，村北有一条上起贾村塬、南迄渭河，深十多丈、长七八里的戴家沟。
当地人常常看到，每逢大雨、大水冲刷之后，便有很多古代文物暴露于土崖边，其中不乏上等佳品。人们虽不识其朝代、名称，但都知道那是价值连城的古董宝贝，因而便称之为“宝”。
斗鸡台戴家湾地区的确有宝。这是由其特殊的历史地理原因所决定的。据《史记》记载，秦国的秦文公、秦宪公的墓葬就在此地。早在清代末年，这里就出土过重要的青铜文物。
当时，斗鸡台地方有一个名叫杨万胜的乡绅，平日横行乡里，恶贯满盈，民愤极大。后因他私自加派大烟税款，更加激起了当地农民的义愤。一些农民联合起来告发他的罪行，并有人扬言要将他暗杀，为民除害。
杨万胜不由大为恐慌。他找党的马弁、与自己同乡的张志贤给他说情，开脱罪责。之后，做贼心虚的杨万胜得知党玉琨喜好文物，正在四处寻宝，为了寻找靠山，也为了感谢张志贤，即向张透露说：
“戴家湾村后大沟里，靠崖处有几个洞，洞里有古董，村里人常常挖取卖钱。如某人赌博输了，没钱还债，就在洞内挖取两件，去西安卖了几十元白洋。在洞内只要动一动镢头，就一定能挖出一些宝物，随便卖个几十、几百白洋都是平常事。你如果派人挖一回，也定能发个大财。”
张志贤听了杨万胜的一番奇谈后，感到这是讨主子欢心的好机会，于是向党玉琨提供线索说：“在戴家湾村北的一个窑洞中埋有大量古董，只要轻轻一刨，就能刨出文物。”党玉琨听了这一报告，异常高兴，预感到自己大发横财的时机到来了。
因此，杨万胜和张志贤的话，成为党玉琨做出到斗鸡台戴家湾掘墓盗宝的最直接原因。
在此之前，党玉琨也从与他来往的古董商口中得知，斗鸡台戴家湾一带所埋文物众多，几乎到处都有宝。
党玉琨盗宝过程
党玉琨听了属下的报告，决定先到戴家湾村亲自考察一下，第一次是在1927年春天，盗宝方案也基本上是在此时研究决定的。当时，他一副绅士打扮，头戴礼帽，手执文明棒，乘坐着一辆十分豪华的马拉轿车，众多随从也一律骑着彩饰的高头大马，威风凛凛，派头十足。劣绅杨万胜毕恭毕敬地把他迎到家中，大摆宴席予以殷勤招待。
在对情况有了一个详细的了解之后，迫不及待的党玉琨决定马上行动，回去不久就打好了盗宝方案的腹稿。随后，他下令找人作计划，并据此选定合适的人员执行其盗宝任务。其具体安排如下：任命驻扎在宝鸡县虢镇的旅长贺玉堂为挖宝总指挥；委任凤翔“宝兴成”钱庄总经理范春芳为现场挖掘总负责人，此人曾在汉口市坐过庄，买卖古董颇有门路；派遣卫士班长、绰号“大牙”的凤翔人马成龙、柴官长、张福、白寿才等四人为监工头目，下有监工员多人，柴官长、张福、向寿才均为宝鸡县人，非常熟悉该地的风土民情，对开展挖宝工作是极为有利的；另外，还聘请宝鸡当地一个有名的古董商郑郁文做秘书(人称“挖宝先生”)，此人的实际任务是做挖宝的现场指导员，负责对挖出的各种文物进行整修、鉴定和分级定价；劣绅杨万胜起了不小的作用，当时盗宝指挥部就设在他的家里，在挖宝行动开始后，党玉琨每次到此查看时，也都住在杨万胜家中，由其负责接待。
党玉琨将以上负责盗宝的主要人马一一安排妥当后，便下令众人动工挖掘了。
具体从事挖宝工作的民工，全部是从附近县、区农村中抓来的青壮年。开始时工作量不大，仅靠就近强行摊派就足够了；随着挖掘墓穴的面积不断扩大，所需人手越来越多，附近村庄摊派不出，就一下子扩大到了宝鸡、凤翔、岐山三个县的大部分村庄。这样，高峰时一天就有1000余人在埋头挖宝，整个戴家湾都布满了密密麻麻的挖宝人。
从1927年秋到1928年春的8个月中，这支七拼八凑的挖宝大军把戴家湾两旁好端端的地面翻了个底朝天。
在杨万胜的指点下，开工的第一天就在戴家湾东边的一个窑洞里挖出了许多青铜器和陶器，其中有铜镜、铜钫、陶灶等，这些器物都出自于同一个汉墓。
第三天，在另一处又挖出了一件珍贵的青铜器物，马成龙等人说该物是香筒。但经“挖宝指导”郑郁文鉴定后，说是“觯”。接着，就在这一处坑里又挖出了一件刻有铭文的鼎、一件彝(即簋)和几件残破器物，另外还有戈、铜泡等。不久，在另一座墓中又挖出了一个大鼎，鼎里面有小羊羔一个，虽然皮、肉早已腐烂，但骨架却完整无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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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阀之争：斗鸡台盗宝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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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宝伊始便旗开得胜，收获甚丰，党玉琨不禁大喜过望。他挖宝的胃口变得更大，气焰也更加嚣张，不但在组织上控制得更加严密，而且在人力上也不断充实加强。这就害苦了斗鸡台地区及其附近的人民，搞得人神共愤，风惨云愁。
挖宝活动进行到11月底，民工们挖出了一个大墓。据参加盗宝的人回忆说，墓壁上还有壁画，内容是大山和牛羊。画面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在连绵重叠的大山脚下有一群羊，在大路旁边放有陶鬲、陶罐；第二部分为一群牛，牛有卧有立，牛群中似有一人(剥落不清)。山都画成整齐的大小三角形。牛羊身体各部也不甚成比例，粗有轮廓，形象不准，惟头部栩栩如生，惟妙惟肖，眼睛极为有神。
该画由朱红色绘成，虽多处脱落，大体完好。画面上在大路旁还画有生活用具等，很有可能是当时秦人游牧生活的写照。这个墓内出土的器物较多，大多是青铜器，有乌纹方鼎、扁足鼎、兽面纹尊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这座墓坑里出土了三件铜禁(俗称“铜棹子”)，最大的禁上置有方鼎、尊、觯、爵等两排酒器。较小的一件上放有三件铜器，中间放了一件卣。这些被挖出土的器物，均造型美观大方，装饰花纹，有些图案画了鸟兽，线条流利挺拔，实为难得的艺术精品。
俗话说，“自作孳，不可活”。党玉琨在宝鸡大肆盗宝，聚敛财物，势力逐渐扩大，很快就引起了冯玉祥的注意。加上在盗掘古墓的过程中，党玉琨等人残酷欺压百姓，作恶多端，引致天怒人怨，民愤四起，更使冯玉祥感到必先除之而后快。1928年5月，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总司令的冯玉祥，命令第四方面军总指挥宋哲元率领所部三个师、一个旅，共约30000人马，围剿凤翔城并收缴党玉琨所盗的大量珍宝。
斗鸡台宝物今安在
当年，党玉琨把从墓穴中所盗的宝物，一部分放在他卧室的万宝架上，另一部分放在二姨太张彩霞的居室，大部分重要的器皿则藏放于一个秘密库房里由卫兵看守。党玉琨全军覆没后，这些宝物全部落到宋哲元的手中。
1928年9月，宋哲元将所获珍宝全部拿出，在西安新城四面亭军部展览一天，以饱攻打凤翔部属的眼福。随后，他令军法处长萧振瀛带兵将宝物悉数押送至西安军部。此后，这批十分珍贵的宝物便开始了戏剧性的流转和散失，并因此而大大受损。这批珍宝运抵西安后，宋哲元先是派人到芦真照相馆请摄影师为之全部拍了照片。接着，他又请懂得文物鉴定的薛崇勋在新城光明院逐件进行了鉴定。
宋哲元将经过鉴定的珍宝的一部分，首先送给了上司冯玉祥。冯玉祥所得的水鼎，全国解放后由其夫人李德全捐献给了故宫博物院。其余归宋哲元所有的大部分珍宝，在他离开西安时由小老婆和当时赴天津任市长的萧振瀛带到了天津，存放在英租界的宋哲元家中。后来，通过天津的古董商将其中一部分卖给了外国人。
日本考古学家梅原未治在《东方学纪要》一书中说：“宝鸡出土的铜器乃是在纽约的中国古董商戴运斋姚氏(叔来)从天津买来。姚氏说，党玉琨在宝鸡盗掘的铜器首先归于冯玉祥之手。又闻，曾为波士顿希金氏藏的告田觥(现藏香港)，也是通过在纽约的日本古董商购自天津。”
在这段话中，除了将“宋哲元”误为“冯玉祥”外，其它内容都是确凿可信的。由此可见，党玉琨所盗得宝鸡斗鸡台的珍贵文物，实际上大部分是由宋哲元及其手下萧振瀛运抵天津后才开始流失出去的：包括现在在美国、日本、英国及香港的宝鸡斗鸡台珍宝，大多都是由此而流失海外的。这使祖国的珍贵文化遗产受到了不可挽回的损失。
当年在对这批文物做鉴定时，颇为细心的薛崇勋曾经用墨汁拓了数十张纸的铭文拓片。铭文大都为1至3字，最多的十几个字。宋哲元调离西安时，这批文物照片和珍贵的拓片资料可能没被带走，后来被一农民在西北关发现。当时，这些珍贵的资料已经装订成了5本册子，并且像字帖一样经过装裱，由一个名叫王子善的古董商所收买。这5本册子，就是后来流传于国内外的党玉琨盗掘斗鸡台戴家沟铜器照片的来源。
1945年，西安的刘安国(依仁)先生偶然在西安市北大街破烂市上，碰到王子善正拿着这5本照片册出售。王子善是汉中人，其子当时在刘安国任校长的中学读书。刘便利用这种关系，通过其子之手买下了这部照片册。当时，这5本照片册上已有了书法家刘自椟先生题写的“右辅环宝留珍”字样。
刘安国得到照片册后，曾请古董名家杨钟健过目，并请当年曾对这批文物逐器鉴定、并保存有部分文物拓片的薛崇勋先生辨认，得到他们的肯定。
薛崇勋老先生再次见到这些照片后，不禁感慨万端，唏嘘不已，遂欣然命笔，在册子的卷首写道：“彝器景本五册，乃富平党毓坤(玉琨)驻凤翔，迫发民夫在祀鸡台发掘者。戊辰(1928年)党败死，器为陕西主席宋明轩(哲元)将军所得，邀余至新城光明院注释者，去今已15年矣……不意，乙酉春，依仁兄在长安市得之，即当日照本，原题皆余所作……乙酉(1945年)夏四月二日，三原薛崇勋(定夫)识。”
1955年至1966年间，刘安国曾两次托考古专家石兴邦和郑振铎等人将油印册及从薛崇勋处所得的拓片30张一起带到北京，请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唐兰、中科院考古研究所的陈梦家等专家过目，并请设法编辑出版。唐、陈二先生接到这些珍贵资料以后，翻拍了所辑文物的部分照片，陈先生还作了笔记，但最终未得出版，乃将原物全部退回。“文革”开始后，刘、薛均遭抄家之祸，这些珍贵的原始照片、拓片不幸又全部遗失。
出土文物
解放后，经过文物考古工作者的深入调查和艰苦工作，基本上搞清了党玉琨所盗文物的情况。
党玉琨在戴家沟挖出的铜器、玉器等约1500多件，其中保存完好的有740多件，资料完整可作研究的有153件。所属时代包括商、周、秦、汉等几个时期，尤以周、秦两个朝代为最多。这些文物中，也不乏属于西周早期的重要铜器。
在这1500件文物中，有饪食器70余件，鼎、簋、瓦、豆、酒器39件，觥、彝、罄、斗、角、禁、尊、卣、爵、觯、勺；水器9件，盘、汉大铜壶、方壶；工具2件，计有斧、削；兵器18件，计有弩机、钓戟、弓形器、戈、矛；以及其它多种杂器等。
在挖出这些重要青铜器文物的同时，1927年12月初还挖出了一个车马坑，内有车饰品、马饰品多件，还有完整的马骨架。像这样完整保存下来的西周初期的车马坑，是很重要的考古研究资料，可惜都被党玉琨破坏了。如果是用科学的方法挖掘，不仅可提供西周初期车马的构造和工艺资料，还可提供周代礼制的有关资料。
这些堪称国宝的珍贵文物，不但有着极高的考古研究价值，而且还有很好的艺术观赏价值，被国内外许多学术和艺术书刊所著录。有些还填补了此前文物资料记载的缺失，如青铜器“禁”，即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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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阀之争：斗鸡台盗宝案（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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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玉琨其人
党玉琨是陕西富平人，又名党毓坤。因其走路时一只腿跛，故被当地人称为“党拐子”。他从幼年时起便不学无术，厌读诗书，也不愿从事家务和生产劳动，整天和一帮地痞流氓混在一起，吃喝嫖赌，无恶不作。他为人狡黠奸诈、刁钻善变，尤其喜欢聚众赌博。党玉琨生性顽劣，动不动就与人争斗，杀人越货对他来说简直成了家常便饭。他的那条跛腿，就是在与人争勇斗狠时被对手打伤，从而留下病根的。
据说，党玉琨在青少年时期开始四处游荡，曾在西安、北京等大城市的古董商店里当过学徒，经受了古董商的熏陶和点拨，见过不少古文物。久而久之，便成为此中行家。他特别善于识别铜器，真品赝品一看之下便知分晓。
后来，一向极不安分的党玉琨弃商从戎，先是投到了盘踞在陕西凤翔一带的地方军阀、靖国军首领郭坚部下当小头目，历任排、连、营、团长。他精于钻营之道，懂得怎样投上司的喜好，所以较受郭坚的赏识。但好景不长，1921年8月，冯玉祥整肃陕西军阀，郭坚因不服管束而被西北军打死，郭的部下李寺被冯玉祥委任为该军头领，带兵驻守凤翔。
党玉琨顿时失去靠山，只得率一部分残兵败将逃到陕西醴泉县驻扎。不久，李寺奉命东调，留守凤翔的地方军队之间互相勾心斗角，四分五裂。党玉琨便乘虚而入，于1926年2月率部再度回转凤翔。为了壮大声势、显示威风，他就自封为“师长”，号称“司令”。
1928年5月，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总司令的冯玉祥，命令第四方面军总指挥宋哲元率领所部三个师、一个旅，共约30000人马，围剿凤翔城，宋哲元亲自督队，在硝烟弥漫中冒险冲入城里，经过短时间巷战后，大获全胜，占领凤翔。党玉琨在凤翔东城墙下被击毙，其所部官兵被全部资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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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华事尽哀愁生：兵匪盗崇陵（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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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案时间：1937年
作案地点：清西陵之崇陵
受害人：光绪帝及其妃子
作案人：鄂士臣、关有仁、李汉光等八人
作案手段：挖掘其坟，然后鞭尸三百
作案后果：珍妃墓陪葬全部被洗劫一空
可信程度：民间传说
祟陵始建于1909年，陵址名金龙峪，在泰陵东5公里，是我国现存帝陵中最后的一座。其时清朝已被推翻，由逊清皇室继续修建。里面埋葬着德宗景帝光绪和孝定景皇后叶赫那拉氏。
光绪驾崩时，陵还未建，他的梓宫（棺椁）在故宫观德殿暂安。1913年崇陵地宫建成，11月16日申时，光绪的棺椁才正式安放于崇陵地宫之中。1913年病逝的隆裕皇后也同葬地宫。
崇陵是我国最后一座帝王陵墓。其规模虽不如雍正、嘉庆的陵墓那样庞大，没有大碑楼、石像生等建筑，但它除继承清代建陵规制，参照咸丰帝定陵、同治帝惠陵的风格外，又吸收了古代建筑技术的某些精华，仍具有自己的特色。隆恩殿构架用质地坚硬的铜藻、铁藻木建成，有铜梁铁柱之称。
特别是殿内四根金柱采用沥粉贴金的盘龙装饰，为清帝陵的独到之处。整个陵寝根据守卫和祭祀的需要，建筑了五孔桥、巡房、牌楼门、神厨库、三路三孔桥、朝房、班房、隆恩门、燎炉、配殿、隆恩殿、三座门、石五供、方城、明楼、宝顶、地宫。为了增强排水性能，每个宫殿基部都建有2米宽的散水，明楼前和三座门前分别挖砌了御带河，地宫内凿有14个水眼与龙须沟相通。
引子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侵略者大举进犯，第二年占领了易县城，挟制伪政权在西陵派驻了所谓的“护陵警”。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奋起抗战，解放了西陵以西的广大山区，伪西陵办事处的护陵警被八路军的神威吓破了胆，仓皇逃进了易县城里。
这样，整个陵区便成了敌我双方争夺的游击区。各陵除了留有一名在此侍奉多年的老年守陵人看守外，再没有武装人员做守卫工作了，整个西陵的戒护，一时形成真空状态，老百姓也可到陵区打柴割草，走走看看，随意出入，这就给思谋盗掘陵墓的不法之徒造成了可乘之机。
1938年秋季，一伙不明身份的军人盗掘了崇陵地宫。传说，崇陵被盗是当年参加过修建工程的人所为。还有的说是当地一股匪徒所为。崇陵地宫究竟被谁盗劫，到现在也没有定论，但据当时住在西陵附近的老人们说：1938年秋，正是兵荒马乱之际，日本军已占领了易县城。西陵作为皇陵，已没有了过去那威严的八旗护陵兵，成立了皇室后裔和日本人组成的警备大队，名义上是护陵，实际上是为日本人办事，专与共产党作对。
当时西陵附近有一位青年人，抱定抗日救国心，但对共产党没有认识，不愿投奔共产党，也不愿投奔国民党，自己找了邻村几个亲戚朋友，准备成立一支队伍打日本，但手中又没有枪支，怎么办？几个人一合计，决定盗掘珍妃墓。他们去珍妃墓的第二个晚上，看见大约有一个营的军人奔向崇陵，第二天早晨就看见从崇陵出来的路上有盗墓者留下的痕迹：绫子布等琐碎的东西。崇陵被盗了，那批队伍究竟是何人，至今仍是一个解不开的谜。
虽然崇陵的被盗之谜至今仍未解开，但是盗光绪帝宠妃珍妃墓的人却早已被就地正法。当年，珍妃就是因为支持光绪帝变法惨遭慈禧太后毒害的。谁能猜到，在光绪帝崇陵被盗还不足半年时间，珍妃墓也遭遇恶梦，二人还真是同命相连。
珍妃传奇
珍妃是清朝光绪皇帝的侧妃，也是他最为宠爱的妃子，珍妃其祖父乃陕甘总督裕泰，其父长叙曾任户部右侍郎，其伯父长善乃广州将军，珍妃与其姊瑾妃自幼随长善在广州长大。珍妃10岁那年，长善卸任广州将军，她与姊姊随同北返北京。
1889年，珍妃两姊妹被入选宫中，珍妃进宫时才十三岁，天真活泼，聪明伶俐，性格开朗，才华出众，颇得光绪的欢心。光绪每次退朝，珍妃终日相伴，想法顺应皇上的喜爱。有时故扮男装，满头乌发，后垂长辫，头插三眼花翎，身着长袍马褂，腰系丝带，足蹬朝靴，俨然是一位美少年似的差官。就这样与光绪共食共饮共玩共乐。她还“通书史，解吟咏绘事”，能在列强侵华，国势日衰之际，支持光绪执掌政权，推行新政，实现“富国强兵”、“不作亡国之君”的夙愿。光绪在政治上受压抑，行动上遭监视的情况下，很自然地把珍妃当成知己，百般恩爱。
慈禧太后对珍妃的认识和态度，有一个由喜欢到忌妒、厌恶、憎恨的转变过程，最后竟然对她下了毒手。据记载：“珍妃初入宫时，颇得慈禧欢心，教以双手写字。后慈禧赐群臣福、寿、龙、虎等字，均妃代笔。势且青胜于蓝，慈禧乃渐妒，妒而生恶，遇事则不满。”(《人文月刊》卷六)珍妃“每侍慈禧披览奏章，从旁窥测，即能知其概要，预料太后将如何披答。退与同辈言之，及懿旨下，百不爽一。后为太后所知，讶其才已胜己也，忌之尤甚”(《慈禧软事》)。珍妃喜欢摄影，常艳装露容，任听内监拍摄。慈禧则以“宫嫔不应所为”加以斥责。对她戏着男装，慈禧更认为是放荡不羁，大逆不道。至于珍妃支持光绪变法维新，理所当然地遭到慈禧的忌恨，所以慈禧在囚光绪于南海瀛台的同时，也将珍妃软禁于故宫钟粹宫北三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