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六陵的新生
自清代以来，宋六陵园渐渐荒废。建国以后，宋六陵所在地攒宫茶场在进行机械化改造时，在距地表仅40—50厘米处发现了屋基平面、局部排水沟和铺设整齐的石板小道，并有成堆的条石出土，绍兴县文保部门在现场勘查后，确认这是著名的宋六陵所在地。
“至1970年后，垦为茶园，诸陵地面建筑尽圯，仅存苍松8丛。”如今，历经沧桑、屡遭兵火的南宋六陵，由于年代久远，地面建筑已荡然无存，不过地面尚存二百余棵作为封树的古松，作为皇陵所在的标志，使整个陵区虽已无地上建筑，但仍松柏森森，气氛肃穆，环境幽静，保留着皇家陵园的气派。
相关文字描述
在《癸辛杂识》中记载，至元二十二年（1285）八月和十一月，会稽县泰宁寺僧侣宗允、宗恺勾结杨总统率众发掘了宁宗、杨后、理宗、度宗、孟后、徽宗、郑后、高宗、吴后、孝宗、谢后、光宗等陵墓。同书的另一处又重复记述了此事，时间相同，但内容有所差别。
元人陶宗仪的《辍耕录》所载南宋皇帝陵墓被盗之事最为详尽，该书云：“岁戊寅，有总江南浮屠者杨琏真珈，怙恩横肆，势焰烁人，穷骄极淫，不可具状，十二月十有二日，帅徒役顿萧山，发赵氏诸陵寝，至断残支体，攫珠襦玉柙，焚其，弃骨草莽间……”
《元史》记载：至元二十一年（1284）九月，朝廷“以江南总摄杨琏真加发宋陵冢所收金银宝器修天衣寺”。
《绍兴县志·越中杂识》记载：“杨琏真珈等人发掘宁宗、理宗、度宗三陵，割破棺椁、劫取宝玉……杨贼发掘得志，又于十一月再发掘徽宗、高宗、孝宗、度宗四陵……其中徽宗陵墓只朽木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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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民之盗，以多取胜：宋元时期的民间盗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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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案时间：宋元期间
作案地点：遍布祖国大江南北
受害人：宋元期间的王公贵族
作案人：民间盗墓者
作案手段：五花八门
作案后果：宋元期间的王公贵族墓大多遭到破坏。
盗墓性质：民盗
可信程度：相关文献有记载
引子
《庄子》中已经有对于盗墓技术的记录。《吕氏春秋》说到先秦时期的盗墓者为了掩人耳目，在厚葬之大墓旁侧择定住居以为掩护，日夜不停挖掘，从地穴入墓，得盗发之利。毕沅《吕氏春秋新校正》又说到清代关中“奸人掘墓”的方式：“率于古贵人冢旁相距数百步外为屋以居，人即于屋中穿地道以达于葬所，故从其外观之，未见有发掘之形也，而藏已空矣。”古今盗墓技术，一脉相承。
《史记》中曾经记述，中山地方民间风行“掘冢”习俗。游侠“铸钱掘冢”的事迹，也受到司马迁的注意。唐人颜胄曾经以这样的诗句描述民间盗墓的盛行：“行值古墓林，白骨下纵横。田竖鞭骷髅，村童扫精灵。”“石人徒瞑目，表柱烧无声。试读碑上文，乃是昔时英。”韩愈对于东汉陵墓多被破坏的事实，也有“丘坟发掘当官路，何处南阳有近亲”的感叹。掘冢，也曾经是不法贵族官僚的一种游戏。如西汉广川王刘去，就有公开盗掘坟墓的嗜好。《西京杂记》说刘去发掘古墓“不可胜数”，“国内冢藏，一皆发掘”，其奇异者就多至上百。中国自古来，盗墓就很盛行，民间盗墓蔚然成风。这种风气到了宋元时期，仍然有增无减。
蔚然成风的民间盗墓
宋代以来的骨董收藏之风刺激了盗墓风习，而盗墓发现又为当时金石研究的兴起提供了条件。二者相互辅承，使得宋元时期的民间盗墓之风越演越烈。
蔡绦在《铁围山丛谈》说，帝王尚好博古收藏，盗掘古器一时成风，“于是天下冢墓，破伐殆尽矣。”《邵氏闻见后录》记载了这一故事：北宋时，有人在长安卖汤饼民家得到高尺余的白玉奁，上刻云气龙凤、海上神山，进献朝廷，得到“墟墓之物，不可进御”的答复，于是收入官库。同书又记述，有人在关中坏一古冢，发现一件可容水一斛的碧色大瓷器，“中有白玉婴儿，高尺余，水故不耗败。”
隐秘的、持续不断的民间盗墓在宋朝整个盗墓史中占了很大的比重。尤其在民间盗墓蔚然成风的南宋，有史可查的民间盗墓就有很多。
宋高宗建炎初年，长安城附近不断有盗发古墓的事件。明人在《稗史汇编》中写道：“长安近城官道之侧，有大古冢，以当行人常所往来，故独久存不毁。建炎初寇乱，有人发之，得古铜钟鼎之属甚多，验款识，皆三代物。冢为隧道窟室，土坚如石，周匝皆刻成人物侍卫之状，其冠服丈夫则幞头，妇人则段衣，皆宽袖，颇类今制，而小异。乃知数千载冠服已尝如此。”这段话的意思是：在长安附近的官道旁边，有一个很大的古墓。当时很多行人来来往往，所以这座墓一直保存了很久而没有遭到掘盗。然而宋高宗建炎初年因为战乱，这座古墓终没有逃过此劫，被人给盗了。盗墓人在墓里得到许多古铜钟鼎之类的器物。经人看了一下样式，证明是三代以前的器皿。这个坟墓有个隧道，隧道的土很硬，好像石头一样。墓室的窟室四面墙上都刻有很多类似侍卫的人。墓主人的头上有幞头，其妻子则穿着衣，都有着宽宽的袖子。和宋建炎期间的服饰很像，只是个别的地方有一些小的差异。因此可以看出当时人得出结论：几千年前的衣服就已经是宋代时那个样子了。
其实，民间盗墓当时并不仅仅是宋朝所独有。与之并存的金王朝也有很多发掘冢墓的情况。《金史》中就有这样的记载：尚书省奏，盗有发冢者，上曰：“功臣坟墓亦有被发者，盖无告捕之赏，故人无所畏。自今告得实者量与给赏。”发冢事件之普遍，竟然使得本朝的“功臣坟墓”也不能保全。
盗墓活动之所以如此普遍，主要是盗墓人太贪念于墓主的随葬财物。司马迁在《史记》中论述社会行为往往为利益驱动时曾经说到，“劫人作奸，掘冢铸币”等敢于冒死而“不避法禁”者，其实都是出于财富的追求。《元史》有这样的记载：元太祖时代，张荣授金紫光实禄大夫，山东行尚书省兼兵马元帅，知济南府事，“时贸易用银，民争发墓劫取，荣下令禁绝。”也是民间出于经济目的盗发冢墓的史例。
但盗墓有时又有令人惊异的动机。《异苑》记载，汉代人京房的坟墓在东晋时被盗掘，遗体依然完好，“僵尸人肉堪为药，军士分割之。”据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元代有“木乃伊”可治愈“损折肢体”的传说，与“僵尸人肉堪为药”的迷信接近。而李时珍《本草纲目》也引用过此说，可见在民间的风行。近世吴有如《点石斋画报》有题为“群贼盗骨”的故事，其中写道：“有匪徒将棺木撬开七八具，盗窃枯骨，有谓以之为闷香，有谓以之合药饵。事虽出于拟议，然非专盗衣饰可比矣。”这种取枯骨“以之为闷香”或“以之合药饵”的盗墓动机，实在令人惊异。大家都熟悉的伍子胥“鞭尸”的故事，则是发掘墓葬行为极端的复仇形式。历史上发冢斩尸（如拓跋王圭发慕容普麟冢）、剖棺焚骨（如王颁掘陈霸先陵）一类事例还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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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王的最后归处：解析宋皇陵（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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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持续了半个多世纪，直到后周禁军统帅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夺取后周政权，建立了皇权高度集中的北宋，全国才有了一个初步统一的局面。只要有政权存在，就一定会把建皇陵提到日程上来。
北宋八陵位于今河南郑州、洛阳之间，南望嵩山少室，北临黄河天险，蜿蜒阻隔，东为巍峨挺拔、群山绵谒的青龙山，洛水东西横贯全县，自古以来就被北风水先生视为“山高水来”的吉祥之地。所以北宋皇帝除徽、钦二宗外全部安葬在这里，统称“巩县八陵”。巩县的北宋陵区，北起孝义镇，西至西村，中贯芝田镇，面积约有三十多平方公里。偌大的陵区，真可谓是头枕黄河，足蹬黄河了。
北宋的陵寝制度大体上沿袭了唐代初，只是改变了汉唐预先营建寿陵的制度。北宋的陵寝在皇帝死后才开始建造，而且全部工程必须在七个月内完成。因此宋代的陵园规模不如唐代。
从唐代高祖李渊开始，后妃附葬帝陵不单独起陵，而宋代恢复了汉代的规制，后妃单独起陵园于帝陵的西南隅。后陵建筑与帝陵相同，但规模较小，除太祖庄怀皇后潘氏有陵号“保泰”外，其它后陵都没有陵号。
巩县宋陵的形制均坐北朝南呈正方形，各陵尺度和墓前石刻数目整齐划一。墓室上建造方形三层陵台，每门各有石狮一对。由南门向北的神道两侧排列文武大臣和各种石像。陵园布局分上宫和下宫，分别为上陵谒拜祭祀和日常供奉起居的场所。宋代建造陵墓相风水堪舆（看风水），流行“五音姓利”的说法，把姓氏归于古代五音，再按音选定吉利的方位。北宋营建帝陵时间短促，运料、营建以及入葬工程量都非常浩大，因此给人民代来了沉重的负担。例如，建造赵匡胤父亲赵宏殷的永安陵时，仅被压死者就达二百多人。
北宋陵墓的布局
北宋八陵的建制与布局基本一致，由南向北依次为鹊台、乳台、华表、石像生（石刻仪仗队）、阙亭（昭陵的两个阙亭都是缺角的房子，据说仁宗认为自己执政期间还有不完满的地方，故把阙亭建成这个样子以向人民表达歉意）、皇帝陵台、皇后陵墓（以上属于上宫建筑）和下宫。每陵皆有兆域，兆域也称陵域，四周植荆棘等。兆域内除皇陵之外，还有附葬的皇后陵以及宗室子孙和当朝重臣的陪葬墓。皇帝的陵台位居整个陵区的中心，夯土筑成，是个三阶梯的覆斗，底边呈四方形，长、宽约60米，台高约16米。陵台之上柏树成林，纵横如织，陵台之下则为皇堂，即安放皇帝棺椁的地宫，用条石或砖镶砌而成。
围绕陵台四周的是陵墓宫城的神墙，神墙呈正方形，边长约230米，墙的四面正中各设一神门，四隅有角阙。在东、北、西3门之外，各置石雕蹲狮1对，南门的石狮则是站立的，称作跑堂狮，属“移动部队”。整个陵区庄严肃穆，诉说着皇权的威严与帝陵的神圣不可侵犯。
陵墓宫城南门为正门，门道内置石雕宫人1对，陵台前置石雕内侍1对，门外置上马石、下马石各1对，加上陵墓神道两旁对称而立的华表、石像生、石狮等，共有石雕60件，这是帝王才能享有的“待遇”。
帝陵石雕群中，排在最前的是望柱，又叫华表。宋陵望柱呈八角形，象征四面八方，其顶部是莲蕊，底部为莲座，中部刻有龙纹，是皇家建筑的特殊标志。接下来是象与驯象人，象在宋代是皇家仪仗队的先导，驯象人一般来自越南，另外象也暗含万象更新的意义。象之后是瑞禽瑞兽，宋陵的瑞禽是宋陵石雕中的杰作，也是空前绝后的珍品，为其它帝陵所没有。再后，是仗马和控马官，这也是仪仗队中不可或缺的。马的后面是象征高贵与尊严的虎、象征乖巧与吉祥的羊（羊也是祭祀品）。羊的后面是客使，共3对6个，是参加皇帝葬礼的邻国及少数民族的代表，他们手捧的宝物各不相同，从其长相和宝物的差别基本可以确定其来自哪个国家和地区。客使的后面，也就是靠近皇帝陵墓的方向，是武将文官。文官靠近陵墓，武将紧随其后，这反映的是宋代的官制。在朝拜序列上，也是如此。再向后，也就是陵墓宫城门外站立的，是头戴盔甲、手持斧钺、双眉紧锁、不胜其哀的镇陵将军。巩义市宋陵研究专家孙宪周说，“镇陵将军的后面，就是看守陵墓宫城的狮子了。”
一般来说，后陵设石雕36件，亲王公主的墓设18件，大臣墓设6～8件。石雕数量的多少，反映等级的不同。
后陵一般在帝陵的西北，建制和帝陵相同，规模是帝陵的一半。后陵的西北是下宫，这儿是为皇帝的灵魂供奉衣食的地方，也是管理陵园的官吏或宦官、宫女日常生活的地方，设有厨房、贮藏等场所。在这里，陵区管理人员每日都要献食于下宫的皇帝遗像。官员朝陵时，在上宫行祭之后，还必须到下宫去拜谒先帝圣容。
北宋皇陵的典范：永昌陵
永昌陵作为北宋开国皇帝的陵墓，尽管较前朝比较寒碜，但开创了北宋一代皇陵的典范。
永昌陵由上宫、下宫、孝章宋皇后陵、章怀潘皇后陵以及两个陪葬墓组成，陵区南北长2000米、东两宽约6000米。永昌陵卜宫地势南高北低，从陵区南端的鹊台至北神门石狮，南北落差达17.3米。由于常年平整土地，陵区地貌发生了很大变化，从鹊台至北神门处有八阶台地，每阶逐次降低0.8～2.7米不等。永昌陵上宫的建筑大致包括：
鹊台2个，东西并列，间距42米。两鹊台为夯土筑成，平面大致呈方形。乳台2个，位于鹊台之北115米。西乳台东西并列，也为夯土筑成，顶部隆起，平面略呈长方形。东乳台底部东西长12米，南北宽6米，高3.2米；西乳台底部东西长11米，南北宽6米，高3.6米。宫城位于神道石雕像的北端，南神门距乳台基址约165米。宫城四周的神墙，地面以上部分已不存在，现存有四神门两侧的门阙和四隅的角阙基址。神门两阙台的间距一般为15米，门阙与角阙基址的间距在85～90米之间。根据现存门阙和角阙基址的位置看，宫城平面呈方形，边长约为240米。陵台位于宫城正中，距四神朗台的距离为93～97米。陵台现呈方形覆斗状，台顶平坦，四坡面斜直。现存顶部东西长18米、南北宽14米，底部东西长48米、南北宽45米，高14.4米。
昌陵现存石雕像45件。神道石雕像东西向分列，对称布置，每列像(组)与像(组)间相隔6～7.1米。由于地貌的变化，位于神道北部的文武官、武士等下半身埋于地下，南门和东门石狮仅露一头部。大致有望柱2件，位于乳台基址以北8米。两望柱形制、花纹相同，大小相差无几，如东列望柱，柱身棱面宽27～32厘米，通高540厘米。柱身与柱顶为一石，下置两层方形石座。土衬石的上面边部为斜面，上面中部凿有深l厘米的方形凹槽。象2件，驯象人1件，象做立状，长鼻着地，头系络头，身披鞯褥，背部雕有莲花座饰挡胸、后靴上系挂铃及缨穗。瑞禽石屏2件。石屏平顶，两边斜下，正面浮雕一只瑞禽，背景衬以山石，侧、背为素面。瑞禽似马头、禽身、风尾，面南立于山石上。在南下角雕有一只小兽，兽头向上探望，兽身龟缩于石洞内。角端2件，昂首，独角，长唇向上翻卷，兽身，两肋有翼，形体强健凶猛，似为雄性。马4件，控马官5件，马戴络头，口衔镳，颈系铃，背披鞍鞯，身置鞍靴，四腿遇空伫立，长尾及地。马的两侧各立有一个控马官，皆头戴头巾，身穿袍服，腰束革带，下穿紧腿裤，足着麻鞋，手握缰绳或执鞭。客使2件，容貌、服饰皆非汉族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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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王的最后归处：解析宋皇陵（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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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昌陵下宫位于上宫西北约350米，现地表仅存南门石狮一对。两狮东、西间距8.5米，合口，蹲姿。东狮身宽110厘米，高144厘米；西狮身宽115厘米，高146厘米。石狮以北的田地比较平整，仅在向北170米处有一道田埂。为确定下宫的具体范围，考古工作者在石狮之北的田间小路和田埂上进行了局部勘探。由勘探资料可知，下宫东边线在今两村镇附近，西边线在一条南北向田间小路东75米，北边线即为现田埂处。下宫范围南北长约165米，东西宽约135米。据《宋史》礼志二十六记述，永昌陵原有皇室陪葬墓15座。墓主人见于记载的有许王元僖及夫人李氏、魏王德昭及夫人王氏、楚王元佐夫人冯氏、将军惟正亡妻裴天等。
北宋皇陵的内涵
巩县的北宋陵园正中为高宗的陵台，象征着帝王“丰业”和尊严。陵台四周，柏树成林，纵横如织，故有“柏城”之称。宋时每陵设有专门负责培育柏苗、养植柏林的“柏子户”。而今，宋陵的柏树已不复见。陵台经近千年的风雨剥蚀，也失去了当年的雄姿。
陵台之下为皇堂，是安放皇帝棺椁的地宫，全部用条石镶砌。整个布局给人以方正端庄、拱卫森严的感觉。陵台到神墙南门中间的空地为献殿的遗址，是举行祭祀大典的地方。诸陵献殿建筑全部毁于元朝。据说，嵩山中岳庙大殿前的铺地石，就取之于这里。
从陵台到南神门，沿神道两侧排列有整齐对仗的精湛石雕，由北往南有：宫人与内侍石雕各一对。侍立于南神门西侧的为宫人，陵台左右的为内侍。宫人雕像眉目细长，双肩消瘦，束发簪珥，拱手而立，女性的特征惟妙惟肖。内侍雕像，体态微胖，神情拘谨，手持体现他们身份的球仗和拂尘。四门石狮各一对。其中尤以神宗永裕陵南门石狮雕像最为精美。武士雕像以对出。为神道两侧立像的排头兵，经过一千多年的风雨剥蚀，雕像甲胄的纹饰仍然细腻传神。文武朝臣雕像各二对。文臣持笏，武臣拄剑，恭立神道两旁，象征着宫廷百官朝仪。藩使雕像各三对。藩使为参加北宋皇帝葬礼的中国少数民族政权代表。藩使刻像于帝陵之前，始见于唐太宗昭陵，是中原王朝同周边各少数民族政权的政治、经济联系的反映。北宋后期，民族矛盾激化，帝陵仍立藩使像于神道两侧与文武朝臣同列恭候，除了不改帝陵规置的原因外，还象征着各少数民族政权要臣服于大宋皇朝。石虎、石羊各二对。虎是尊严与高贵的标志。羊，个性柔顺，形态淑美，我们祖先造字的时候，有“羊面从美”之说。自汉晋以来帝陵之前常置石虎、石羊为祛邪之物。仗马与控马官石雕二对。角端石雕一对。瑞禽石刻一对。石象与驯象人石雕一对。望柱一对。望柱类同华表，是意求吉祥的柱型石雕。望柱南为乳台一对，象征着子孙发达、繁衍万世、吉祥如意。
北宋国家权力高度集中于皇帝，这就给后妃参与政事提供了条件。刘皇后临朝听政长达十一年，死后谥“庄宪明肃”，史无前例。在这之后宋代凡称别的皇后，谥号都由以前的两个字增加到四个字，反映了皇后的政治地位在封建礼法上得到了承认。北宋后妃政治地位的提高，反映在陵寝制度上，表现为皇后单独起陵。在巩县共有二十一个后陵，建制和帝陵相同，仅仅是规模略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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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默许下的盗墓活动：陈奉盗墓事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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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案时间：明万历年间
作案地点：武昌
受害人：境内诸墓主人
作案人：陈奉及其党羽
作案手段：为“得黄金巨万”的信息所诱使，竟然“悉发境内诸墓”
盗墓性质：官盗兼民盗
可信程度：有史记载
引子
明朝的万历皇帝特别热衷于钱财的积累，是历史上有名的唯利是图的皇帝。万历年间皇宫一连发生几次火灾，迫切需要大兴土木、重建宫室。再加上皇室挥霍无度及由边境吃紧而导致的军费不断增加，致使国库入不敷出的局面越来越严重。为了积聚尽可能多的钱财，万历皇帝到处搜刮，并借用宦官“开发”了许多赚钱的门路，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向各地派遣矿监税使。
陈奉是万历年间最骄横的矿税使之一。他本是御马监的奉御，于万历二十七年被派往荆州征收店税，兼采兴国州矿洞丹砂及钱厂鼓铸事。他一人兼领数职，权重势大，十分骄横。每到一地都劫掠行商，欺压官民，所求稍有不遂，官吏即遭鞭笞等。其党羽爪牙则直入民宅奸淫妇女，无恶不作。富家大户被迫倾家行贿。更有甚者，为了敛财，陈奉竟在荆州地区挖坟掘墓，真可谓丧尽天良。
陈奉所到之处，鸡飞狗跳，民不聊生。他的行径多次激起民变，耐何万历皇帝热衷于敛财，一再支持陈奉，弹压地方官民。不仅动用兵力血腥镇压反抗的百姓，甚至于反对的官吏也多遭迫害。
由于敛财有方，陈奉从武昌回京时，运载财宝的舟车数里不绝。为防止老百姓抢夺，他竟动用了大量官兵护送。
陈奉的盗墓过程
万历年间，皇帝对金钱极度贪婪，上行下效，他手下的亲信太监也一个比一个贪得无厌，陈奉就是其中之一。陈奉是万历特派到湖广征税采矿的宦官，论级别不过是正八品，相当于我们现在的科级干部，可论权势却能与省级大官相抗衡。他率领着一帮主动投靠来的亲信党羽横行湖广。《明史》上说他“剽劫行旅，恣行威虐”，也就是说，征税征到了与拦路抢劫差不多的程度，招致民怨沸腾。有一次，陈奉从武昌抵达荆州，闻讯而来的群众数千人在途中鼓噪，争着抛掷瓦石击打陈奉等人。幸亏陈奉逃得快才得免祸。
得罪了当地的面姓，陈奉的财路大大受阻。正在陈奉愁无财可觅的时候，在武昌境内发生了一起盗李林甫发妻杨氏墓的案件。兴国州奸邪之人漆有光，告发居民徐鼎等人发掘唐朝宰相李林甫之妻杨氏的坟墓，并告密说，徐鼎从墓中得到黄金有万余两之多。腾骧卫百户仇世亨向陈奉汇报了此事，神宗命令陈奉将这些黄金收入内府。意外之财竟然全部落入国库，自己分文未得，陈奉因此毒刑撬打责令居民补偿黄金，但是他也从这件事上得到了启发，那就是名臣将相的随葬品其实是一笔很大的财富。于是他就将州境内的坟墓全都挖掘。巡按御史玉立贤上言说所挖掘的坟墓乃是元朝人吕文德之妻的坟墓，并非李林甫之妻的坟墓，奸邪之人告发的奏言，所说大都不能相信，并且让神宗皇帝下令命陈奉停止在各处的挖掘。奏疏送上，神宗不予理睬。
陈奉这次的暴行引起武昌百姓激烈的抗议风潮。万历二十八年十二月，武昌发生民变。史料记载，当时南京吏部主事吴中明向万历皇帝奏道：“陈奉威吓诈骗官民，犯上违制自称千岁。他的党羽甚至直接闯进百姓家中，奸淫妇女，或者将妇女抢掠到税监署之中。王生的女儿，沈生的妻子，都被他们逼辱。因而召致士民公愤，有万余人甘愿与陈奉同归于尽，巡抚、巡按和地方三司（布政使司、按察使司、都指挥使司）掩护了他好几天，才使他得以保全。但是巡抚支可大却歪曲事实为之蒙蔽朝廷。这样天下的祸乱，什么时候才将是个头！”大学士沈一贯也上言：“陈泰入楚，开始便有武昌一次民变，随后汉口、黄州、襄阳、武昌、宝庆、德安、湘潭等处，民变发生十起，几乎酿成大乱。请立即将陈奉撤回，以此收拢湖广百姓之心。”神宗对此全都置之不理。
有了皇帝做靠山，陈奉更加有恃无恐，为了获得更多的钱物，陈奉是想尽办法，费尽心机，终于，他想出一记妙招。
陈奉从爪牙处得知显陵就在枣阳矿山旁边，显陵是明世宗嘉靖皇帝的父亲恭睿献皇帝和母亲章圣皇太后的合葬墓，陵的墓主朱佑生前为兴献王，死后葬于松林山。明正德16年武宗驾崩，因其无子嗣，慈寿皇太后与首辅大学士杨廷和遵奉“兄终弟及”之祖训，遗命“兴献王长子朱厚”嗣皇帝位，年号为嘉靖。后朱厚为自立体系，用武力平息了长达３年之久的“皇考”之争。其间廷杖致死17人，入狱、夺俸、充军、戎边、革职等官员达115余人，从而完成了自己的昭穆体系，这一重大事件历史上称之为“大礼仪”之争。此后嘉靖皇帝朱厚便将其父追尊为恭壑皇帝，并将王墓改为帝陵，开始了大规模的改建扩建工程，直至嘉靖驾崩建设才停止。
显陵始建于明正德十四年（1519年），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建成，前后历时47年，其围陵面积183公顷，整个陵园双城封建，外逻城长3600余米，墙高6米，墙体厚1.8米，陵园由内外逻城、前后宝城、方城明楼、棱思殿、陵恩门、神厨、神库、陵户、军户、神宫监、功德碑楼、新红门、旧红门、内外明塘、九曲御河、龙形神道等30余处规模宏大的建筑群组成，其中宝物一定多得惊人。可是那毕竟是皇帝老子的老祖宗，明目张胆的掘墓那无异于自找死路。于是陈奉就用了一个掩人耳目的方法去获取其中的财物，怎么做呢？就是开采离其不远的枣阳矿山。
知县王之翰因其地靠近显陵，坚持不同意开矿。陈奉劾奏王之翰和襄阳通判邸宅、推官何栋如，派绢骑将他们逮捕审讯，知事冯应京也因此事受到牵连。冯应京一向于民有惠政，百姓号哭着相送。陈奉又张榜开列冯应京的罪状张贴于街上。百姓对此切齿痛恨，又相聚包围了陈奉的官署，发誓一定要杀死陈奉。陈奉逃避躲藏到楚王府，众人于是将陈奉的党羽耿文登等十六人投入江中。因为巡抚支可大维护陈奉，百姓们焚烧了巡抚的辕门。“事情报知朝廷后，神宗不予回答。”
当时御马监监丞李道方督办湖口的船税，也上奏陈奉在水路上拦阻商舟船，在陆路上拦截商贩，征收三成只有一成解送上缴，祸国殃民。明神宗这时才开始召陈奉回京，又听沈一贯的奏请，革去支可大的职务。
陈奉在湖广两年，残害毒祸商民无所不用其极。等到他离去时，搜刮的金银财宝货物数以万计。为了自己的财物万无一失，陈奉增派了护卫，浩浩荡荡地离开湖广，对于陈奉，湖广百姓无不恨之入骨，他们离开使得百姓们欢呼鼓舞。
陈奉到达京师，给事中陈维春、郭如星再次竭力上言他的罪行。神宗很不高兴，将二人降为杂职。而因陈奉的诬陷入狱的冯应京是至万历三十二年才得以释放，同他一起入狱的王之翰则最终惨死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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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默许下的盗墓活动：陈奉盗墓事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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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宏道《竹枝词》之二云“雪里山茶取次红，白头孀妇哭春风。自从貂虎横行后，十室金钱九室空。”其十二云：“贾客相逢倍惘然，楠杞梓下四川。青天处处横虎，鬻女陪男偿税钱。”批判的锋芒直指陈奉及其党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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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奉之所以敢这么猖狂，无非是因为后面有个大靠山：皇帝老子。所谓上行下效，既然有如此之主子，就有如此之奴才。在《明史》的记载中，陈奉只是万历皇帝最专横拔扈的五个奴才之一。其它四个虽不像陈奉靠掘墓谋财，但其恶行并不比陈奉逊色。
陈增是万历年间的宦官，后被派往山东任采矿使，为皇帝筹集营建宫殿之资。陈增到山东后即插手地方事务，并与福山知县韦国贤发生矛盾。陈增诬告韦知县阻挠开矿，将其逮问削职。陈增随后在山东大规模地强行采矿，随意抽取壮丁凿山开矿，致使多人死在矿中。陈增只将少量所得递送朝廷，而将大部分归入私囊。
与陈增出任矿监的同时，宦官马堂也在山东征收店税，并采取了公开持械抢劫的方式，反抗者以抗旨惩办，致使中产之家多半破产。马堂每年在山东抽税十五六万两，自己私吞一半以上。
高淮本是市井无赖，后自阉入宫，任尚膳监监丞。当万历派遣矿监税使之时，高淮看到这是发财的好机会，便重财贿宫中权臣，出任辽东矿税使。高淮到辽东后，社会上的残渣余孽及游手好闲之徒纷纷投其门下充当税使。他们或公开抢掠，或敲诈勒索，辽东人民如蹈汤火。
孙隆是万历年间的苏州织造太监并兼管苏州税务。苏州是明代著名的工商业重镇，经济非常发达，孙隆在苏州各交通要道设立关卡，向商贩征收重税，以至于行商小贩不敢转运，税源日渐稀少。孙隆见状，又强行向机户征收高额税金。苏州的上万市民们被迫走上街头，喊着“赶走孙隆，杀死税棍”的口号进行反抗，并打死孙隆的爪牙。孙隆见势不妙，吓得跳墙逃往杭州。面对群情激愤的局面，作为矿监、税监的后台，万历皇帝也不得不承认此事出于公愤。经过这一事件，孙隆虽未遭到惩处，却也威风尽失，后来竟不知所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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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立名目“借”楠木：乾隆盗永陵（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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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案时间：清乾隆年间
作案地点：明十三陵中的永陵
受害人：明世宗朱厚
作案人：乾隆及其部下
作案手段：下令调集天下能工巧匠，修缮永陵享殿，然后密传旨令，派亲信工匠
用偷梁换柱之法，把永陵的楠木撤换下来
作案后果：永陵享殿等处被拆卸
盗墓性质：官盗
可信程度：民间传说
永陵，是明朝第十一位皇帝世宗朱厚及陈氏、方氏、杜氏三位皇后的合葬陵寝，位于阳翠岭南麓。朱厚正德十六年即皇帝位，次年改元嘉靖。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逝于干清宫，享年60岁，谥“钦天履道英毅圣神宣文广武洪仁大孝肃皇帝”。次年三月十七日葬永陵。
引子：永陵的修建
永陵的营建在世宗皇帝登上皇位后的第十五个年头，系其在位时营建的“寿宫”。但其卜选陵址却是在嘉靖七年(1528)皇后陈氏去世之时。当时，世宗命辅臣张璁及兵部员外郎骆用卿等人为陈皇后选择陵地。同时，他也在秘密地为自己的陵地做准备工作。
后来，世宗得知骆用卿精通风水方术，就派他为自己选陵址。据说骆用卿接到了世宗的命令后，时时注意这方面的信息。一天骆用卿偶然来到天寿山后，外观山形，内察地脉，觉得是一块难得的吉壤，于是为世宗选择了橡子岭和十八道岭两处地方。随后，世宗就带领大臣和钦天监官员到骆用卿为他选定的两处吉壤察看。看后觉得十八道岭风水最佳，决定在那里建陵。但还不放心，就又派人到江西一带找来著名风水师杨筠松、曾文迪、廖三传的后人再次察看。三人也一致认为十八道岭的确是一块吉壤。至此，世宗终于决定把十八道岭定为建陵地点。可是世宗嫌十八道岭山名不雅，下诏更名为“阳翠岭”。
嘉靖十五年（1636）四月二十二申时，浩大的陵墓工程开始了。世宗皇帝亲自主持了祭告长陵的典仪，武定侯郭勋、辅臣李时奉命总理山陵营建事宜。
在营建过程中，世宗打算按照长陵的规制进行营建，却又不好把话说明，就虚情假意地对大臣们说：“陵寝之制，量仿长陵之规，必重加抑杀，绒衣瓦棺，联所常念之。”大臣们对世宗的话心领神会，送给世宗御览的陵寝设计图只比长陵规模略小，因此很快得到世宗同意。经过十多年的经营，永陵营建大体告成。
永陵的确费了明世宗不少的心思，但是辛苦总算是没有白费，永陵与他的先祖的其它七陵相比，的确有许多不同之处。
首先，陵墓的规模宏大。在古代，陵园规模的大小取决于陵园殿庑、明楼及宝城规则。按照《大明会典》的记载，永陵宝城直径为81丈，恩殿为重檐七间，左右配殿各九间，其规制仅次于长陵，而超过献、景、裕、茂、泰、康六陵。其恩门面阔五间则与长陵相等，其后仅定陵与之同制。另外，永陵的方院和宝城之外，还有一道前七陵都没有的外罗城，其制“壮大，石之缜密精工，长陵规画之心思不及也”。外罗城之内，左列神厨，右列神库各五间，还仿照深宫永巷之制，建有东西长街。要知道，长陵之所以成为明陵中首屈一指的典范之作，主要是因为恩殿的豪华气派，而他这个后辈子孙一心想要和他比高低，因此永陵的恩殿并不比长陵逊色。
永陵的恩殿的方院共有三进院落。第一进院落前设陵门一座，券门三道，左右各设随墙式角门。第二进院落前墙间设恩门，单檐歇山顶，面阔五间，设门三道，下承台基一层，周设石栏，前后踏道各三。台基前后均有御路石雕，上刻龙凤戏珠及海水江牙、云纹、回纹及卷草纹饰，石质洁白，雕饰精美，充分显示出明中叶石雕艺术的特点。门左右各设随墙式角门。院内还建有左右配殿各九间和神帛炉两座。第三进院落前墙间建恩殿，重檐歇山顶，面阔七间，进深五间。殿内中四柱饰以金莲，余皆髹漆。殿内设有后门。殿宇台基一层，有护栏，前面设踏道三道，两侧各设一道，后面亦设一道。台基前后均有御路石雕，图案同恩门。殿左右两侧各设随墙式角门。殿后建有两柱牌楼门及石供案。两柱牌楼门的两石柱为方形柱，顶部雕两相对坐龙，柱间木构形制为单椽一间，黄琉璃瓦顶，三幅云形式的拱头和耍头。石供案为须弥座形制，其上放置石五供，炉一，烛台、花瓶各二。花瓶形制于前述诸陵稍有不同，瓶口无“回”纹雕饰，瓶腹两侧各雕兽头与衔环。
另外，永陵的砖石结构的明楼，造型新颖的圣号碑，别具一格的宝城城台设计，以及宝城墙花斑石垒砌的城垛，恩殿、恩门“龙凤戏珠”图案的御路石雕也都是以前各陵没有的，这些后来为定陵所效法。
由于永陵用料考究，规制宏阔，明隆庆《昌平州志》称其“重门严邃，殿宇宏深，楼城巍峨，松柏苍翠，宛若仙宫。其规制一准于长陵，而伟丽精巧实有过之”。但是他一定没有想到，就是因为如此，才使得后世乾隆皇帝动了盗其陵殿中精美楠木的心思。
永陵的建成，耗费了大量国库银两。据《明世宗实录》记载，当时参加营建永陵的三大营官军有4万人，再加上嘉靖十六年(1537)正月陵区内新行宫和圣迹亭的兴工，以及皇宫内外工程，每月费银不下30万两。但当时工部库贮之银仅有百万两，修陵经费十分困难。为此，世宗只得采纳大臣们的意见，用广纳事例银的办法，以济陵工。
乾隆盗木过程
自从雍正独自埋骨于京西易县境内，清朝就打破了“子随父葬，祖辈衍继”的丧葬制度。登基不久的乾隆也跟随其父，派臣僚在西陵区域选择万年吉地。当吉地选好后，不知何故乾隆突然改变主意，又派臣僚到东陵选择。
乾隆七年(1742)，大学士三泰、果毅公讷亲、户部尚书海望，会同钦天监监正进爱等进入东陵区域勘察地形，数日后相得胜水峪“龙盘虎踞，星拱云联，允协万年之吉”。乾隆览过绘图后，甚是满意，并诏旨于第二年二月初十动工兴建。至此，清王朝丧葬规制的长河，在雍正朝拐弯之后，又在乾隆朝时得以回流，长河的主流从此一分为二，一条支脉流向东陵，一条流向西陵，从而形成了中国历代王朝葬丧史上的独特规制和景观。
至于乾隆为何在西陵区选好陵地后又改变主意到东陵，在乾隆六十一年(1796)将皇位传于其子嘉庆时，乾隆曾做过解释。当时的乾隆认为，若从自己之后，历代皇帝都葬于西陵，那么东陵必然有香火渐衰，冷清无助之感，日久定会荒废不堪。为兼顾东西两陵的盛衰，才作出了这一抉择。为了避免出现东陵香火冷落的局面，乾隆还作了“兆葬之制”的硬性规定，即若父在东陵，则子在西陵；父若在西陵，则子在东陵。当这个东西二陵兼顾的设想出台后，乾隆唯恐哪位不肖子孙像他父亲那样别出心裁，东西二陵都不选，另立门户，再选出个南陵或北陵，造成无法依附、无章典可循的混乱局面，因此又专门作出规定，非东即西，不能再随便另选陵址，这样就断了后世子孙别出心裁的念头。所有这些，在体现了乾隆顾全大局的同时，也完全可窥到他当时在处理这类事务上的良苦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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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立名目“借”楠木：乾隆盗永陵（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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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不但费心葬制，在修建自己陵寝的时候更是动心思。说来难以置信，乾隆的陵寝，其中相当一部分木料和石料，是拆毁明代建筑物和明十三陵而得来的。
这事还得从头说起，其实拆明陵的木料石材，并不是从乾隆皇帝开始。早在清朝入关后，就曾捣毁、劫掠过明十三陵，并焚烧过明定陵、德陵等陵寝。当然这也事出有因。原来明朝末年，在东北崛起的女真族后裔满族，在努尔哈赤的带领下屡败明军。无能的明熹宗，不思追究忧患根源，不思探寻富国强军，积极应对，而是一味听信厌胜之术，将眼前的危机归咎于金陵“王气太盛”。于是天启年间，他曾两次派人大规模的毁坏山陵，金陵因此荡然无存了。更为荒唐的是，熹宗命人在云峰山主脉上掘深洞，填埋鹅卵石，为的是割断气脉，斩掉龙头，彻绝王气。
不过，那时拆毁是发泄私愤，后来的拆毁则完全是为了借用其优质的木材和石料。有实证可考的是，顺治的孝陵木材多用旧料，而旧料来源就是大肆拆毁明代建筑。其隆恩殿及神道碑亭天花板，就被后人证实是来自西苑明世宗嘉靖年间所建的清馥殿、锦芳亭和翠芳亭，这一殿二亭所在位置，正是明世宗做道场的地方。清初在兴建顺治孝陵时，将清馥殿及二亭拆除，不但将其楠木材料用来兴建孝陵，就连天花板也拿到孝陵使用了。此后，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陵寝，都相继拆毁了大量明代建筑，然而，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乾隆竟然置皇体颜面于不顾，以天子之尊，一意孤行，去拆永陵。他的行为，给后世留下一段皇帝盗木的丑闻。
众所周知，乾隆继位的时候，正是康熙、雍正王朝盛世的后半期，国力鼎盛，国库丰盈，因此整个陵园、地宫的建筑，均是遍选天下精工美料，其中仅木材一项就分别来自四川、两广、云南、贵州及东北兴安岭地区的原始森林。而这些木材又以珍贵的楠木最多；其石料则取自北京房山和蓟县盘山的石场；砖料由山东临清、江苏专工制造；瓦料由京西硫璃厂运送；即使用量最大的土料，也是数十里外精选的含沙量适当的“客土”。整个陵寝由圣德神功碑、五孔桥、石像生、牌楼门、神道碑亭、隆恩门、配殿、方城、明楼、左顶以及地下玄宫等主体建筑组成，其神道南端与孝陵相连。整个建筑群规模宏大，布局严整，材料精致，工艺精湛。尤其是地下玄宫的建筑风格和艺术水准，是中国历代帝王陵寝中所罕见的。
要知道，明十三陵中的永陵，那可是耗费明世宗十几年光景的心血结晶。尤其令历代皇帝羡慕的是永陵的享殿是楠木殿，香气袭人，沁人心脾，蚊蝇不近。它的木架是用昂贵的金丝楠木建成，不刷漆而光泽油亮，不雕饰而纹路精美。乾隆皇帝在巡视时看中了这些金丝楠木，一心想拆毁楠木殿，将这些楠木用到自己的裕陵中去。文渊阁大学士纪晓岚援引《大清律》上奏道：律例规定挖明坟者死，皇上金口玉言，万民之尊，此举事关国体，干系重大，诚望陛下三思而后行。乾隆读此奏折后一时不敢轻举妄动。但金丝楠木一日不到手，一日不安。
俗语说得好，上天不负有心人，乾隆皇帝苦苦思考之后，决定要借修葺十三陵的名义来取得永陵的金丝楠木。毫无疑问，修葺十三陵，永陵一定也会得到修整。当时永陵的恩门和恩殿虽然“头停椽望尽属破坏，柁、檩、枋、垫亦有糟朽”，但由于初建时用材宏壮、施工精细，其大木构架尚无大损。负责修陵的大臣金简(工部尚书)、曹文埴(户部侍郎)等人本应建议按原制修缮，可是，因为这两个属下知道乾隆皇帝修整永陵的真实目的，因此就上奏说：鉴于十三陵修缮范围较大，而其时楠木已经“采伐殆尽”，若“仍照旧式修整，则长陵、永陵两处购求大木更难办理，因此请皇帝准奏将永陵来个拆大改小的方案。拟将永陵享殿等处拆卸，其永陵宫门、享殿，再将拆下两庑各座木料配搭，按照各陵规制建造享殿五间、宫门三间。”他们认为，“如此转移筹办，不独长陵规模可仍其旧，轮奂维新，即永陵殿宇亦得与诸陵一律缮治整齐，观瞻并皆宏敞”。这个建议在今天看来是不符合文物建筑“修旧如旧”的原则的，就是当时，这两个大臣也不是不明白这个方案着实不妥。可是要知道，乾隆皇帝修葺的真实目的就在于永陵那让他眼红的金丝楠木，因此这个投乾隆皇帝所好的奏请很快就被准奏了。永陵的恩门、恩殿因此全部被缩小规制建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