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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件事儿吧，俺想半天觉得用“操蛋”来形容比较合适。如今“操蛋”的意思据说是指：可以干，但不好意思说的事儿……。

[感谢老引，那，咱今儿就给大家奉献这俩“操蛋”的情节吧。]

[完]

京城捕王之二十二 办公室的警察[儿童不宜] (2012-02-05 01:59:23)

标签： 杂谈 分类： 梦里关山 （纪实，传奇）

汪警官看了老萨一眼，微微点一下头算是招呼，嘴里一点儿没闲着，接着对老尹吼：“那小子壮啊，一铐子根本打不倒他，老子就是要镇他，让他知道北京警察不好惹！”

“后来呢？”老尹坐在汪警官对面，眼睛眯缝着，眉毛微微上攒，手托着下巴，一副聚精会神，兴致盎然的架势，轻轻地接了句下茬。

“后来？那小子一手捂着脑门，一手捏着个大拳头，看那意思是打也不是，认怂又不甘心。看他那样儿，我照着他脸又一抡铐子……”汪警官连比划带说。

“你还打他？！这可有点儿……”老尹眉毛往上一挑，眯缝的眼睛都睁开了 – 这是个罕见的景儿。雷政委说“神眼小尹”那两只眼睛象关公，我看这形容靠谱，此人平时不爱把眼全睁开，眯着眼睛左看右看的常常就把逃犯锁定了，然后上去抓人，一抓一准儿。

老尹抓人花哨好看，据说英模开会，警察们开玩笑排位次的时候说此君该算咱北京警察一绝 – 每次出击他全身带的兵器最多，能绕着皮带挂一圈……

咱还是别跑题了。听了老尹的话，汪警官摆头，抓起桌上的餐巾扑棱一甩 – “我就这样，铐子甩到他脸前边，让他觉着风还不碰着他。”

老尹身子微微后倾，再一挑眉：“你这甩铐子的手法不错啊，练过？”

“跟老太爷那个练击剑的徒弟汤威学的，那回他来报功……”

看着俩人越说越热闹，老萨忽然觉得这景象有些眼熟，暗叫诡异！

拍《锵锵三人行》的时候窦文涛有一手绝活，那就是他想勾你说话的时候会眉毛往上一扬，身子往后一倾，目光炯炯地看着你，形象活脱脱就是老尹今天这个模样。碰上这种千锤百炼出的身体语言，象老萨这样没深沉的主儿很容易上当，往往嘉宾一瞅老窦那聚精会神，兴致盎然的期待眼神儿，稀里糊涂就开始侃。其实，后来老萨回味，这时候的窦文涛不定脑子里在琢磨什么呢，我等明明自己被钓了鱼还挺兴奋！

窦文涛多半真的跟刑警学过两手，把提审的技巧用到主持节目上，那可不是一般有杀伤力。要知道，这些功夫到了老太爷这种炉火纯青的地步，聊得起劲了，可以让已经钉了死镣的犯人主动跟他说：“我再给你说个案子吧，杀人的……”

但是，这次难道老尹在钓汪警官的鱼？他们几十年的朋友，彼此了解得很…...

后来才明白，老尹倒不是要钓汪警官的鱼，他这个架势，一半是几十年形成的职业习惯，不自觉就想问案子；另一半是出于朋友的情谊 – 汪警官执掌南镇抚司的主儿，见天都是整理别人的案子，什么时候也轮不上谈自己办的案子不是？办公室的工作压力大，老尹今儿就是暗中鼓励汪警官说个痛快。

汪警官说的是他一次孤身抓捕一伙人贩子时候发生的事情。

这汪警官不是坐办公室的吗？什么时候轮到他上前线了？北京警察警力再不足，也不能让市局的新闻发布官去抓人啊，这不跟让白求恩带俩手榴弹炸碉堡一个意思吗？

实际上，若是在分局或派出所，坐办公室的警察还是有机会出警的。北京警察曾有一些传统颇为难得，比如办公室的民警要定期下基层锻炼，不能离开业务。这对保持一支队伍的素质，促进上下级感情是很有作用的。

有趣的是，办公室的警察出警，还很少有临阵脱逃，畏缩不前的时候。有时候他们的表现能把一线捕头吓一大跳。

有位公交分局的女捕头回忆，七十年代分局办公室的秘书档案员们下基层锻炼，一个女会计被分到和她一组，在电车上抓小偷。这俩女警察都穿着便衣，而且形象都不错，结果居然被一个“老顶”给盯上了。

“老顶”这个词儿，今天大家觉得颇为陌生。这是警察们内部的说法，指的是一些心理有变态倾向的男人借着乘车的机会，在电车上用生殖器顶撞女性身体的事件，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这样的事例颇多。

赵老太爷曾经主管电车的治安工作，对“老顶”打击甚力，但和老萨谈起，又会叹口气，意外地为一些“老顶”说点儿好话 –有些“老顶”本质并不是坏人，连外地来开会的劳模都有，做下这样的事情，主要是因为和女性接触太少，甚至由于工作关系身边根本见不到女性。陡然置身北京这样繁华的都市，很容易迷失自我。同时，在道德洁癖强烈的时代，男女正常的接触和所有关于“性”的内容都视作不洁，一些人的生理需要无法满足，于是产生变态的行为，一部分责任应该在社会。

不过，也有的“老顶”创造力极强，令老太爷今天说起来依然哭笑不得。他的徒弟在104路电车上发现一个扒窃嫌疑人，但一连数日确定不了，于是请出老太爷帮忙鉴定。

老太爷的徒弟并非庸手，不能确定此人是否扒手自然是有原因的。对警察来说，在电车上鉴定扒手有一定技巧，其中之一就是注意其肩手的动作。上下班高峰车厢里人流如潮，只能从肩头高度看去，假如看到一个嫌疑人接近某人，忽然肩膀有一个“提”的动作，那多半是在扒窃对方的钱包。然而，这次的嫌疑人经常做“提”的动作，盯了几次，却没有人失窃钱包。拿贼要赃，这样就没法认定。而他的动作又太可疑。与使警察怀疑他是耍流氓。但是，后来侦查员靠近观察过，他两只手都在明处，想耍流氓如何耍法？

老太爷上车，也看得莫名其妙。最后发现此人前面的一名女性乘客面红耳赤地离去，才意识到此人闹不好是个“老顶”。急忙上去盘查，这人掉头就跑仍被抓捕归案。

原来，还真是一个“老顶”。只是他干吗老提肩呢？检查之后警察们大开眼界 – 此人竟把一根麻绳拴在生殖器上，麻绳另一头通过裤腰衣袖捏在自己手中，于是他可以用手拉绳调整位置，保证准确对正目标……

这整个一个“机械化老顶”啊！

两位女警察遇到的倒不是这种极端的变态，那人从后面凑近女会计，只是悄悄打开裤扣，露出家伙，去顶这位女警察。

仅仅顶了一下，女警察已经反映过来，一声呐喊，立即反击。我采访的那位女捕头惊讶地看到自己的同事回手就揪住了那个家伙的……家伙，喝令司机停车。

一个美女（应该的确是美女，女捕头说她这位同事在警校演话剧时去的是江姐的角色）在大庭广众之下揪着一个男人的……家伙，一边怒骂一边拉了就走，那男的按住美女的铁手苦苦哀求。此情此景，令全车乘客无不震惊又好笑。

女捕头赶紧凑上去，问同事：“你要带他去哪儿啊？”

“局里啊。”同事长眉一轩，昂然答道。

“那你揪着他……那个东西干吗啊，还不快放了？”女捕头低声说。

“放了？放了不就没证据了吗？”女同事大大咧咧地回道。

“就那么泼辣……你倒是拿个帽子把他那玩意儿扣上啊……哎呀呀……”我采访女捕头的时候老太太已经年届七旬，说起这一幕来竟然仍会脸红；“我说还不听，没事儿人一样…….他正紧张的状态，你怎么能这么干呢？……弄一手洗都洗不干净，多恶心啊……真是外行，我们一线的从来不会这么干……”

“那你们一线的碰上这种事儿，会怎么干？”萨问，怕老太太有顾虑不说，又添了一句，“抓还是忍气吞声？”

“抓也就是一个教育，哪儿有时间跟他耗啊。这事儿简单，出任务的时候带上一图钉，他敢顶，你就往后一按……“女捕头慢条斯理地说。

咝~~~~~~ 看着温文尔雅的老太太，忽然觉得一股寒意。

哦，到底还是跑题了，咱们回来谈汪警官。

汪警官还真没有下基层的任务，他那一天，本来是陪着一名公安口的摄影记者拍警察执勤的专题片的，他也没想到竟然有人敢在大街上绑架人……

[待续]

京城捕王之二十三 澳大利亚土匪的报复 (2012-02-05 21:4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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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天汪警官作为市局宣传口的对接人员，正陪着记者准备现场拍摄一起专门骗外国人的诈骗案抓捕行动，根本想不到会卷进一起绑架的案子里。

骗外国人？对，就是专门骗外国人的骗子，有什么奇怪吗？听着虽然新鲜，其实对于中国骗子们来说，外国人第一也贪心，第二智商不高，冲这两点就是极好的作案对象。而且，骗了他他还说不明白的主儿，不骗他，骗谁啊？

这伙骗子在当地作案已经很多起了，主要的手法是假装黄牛和外国人私下换外汇，换到中间行骗币。

九零后的朋友说了，外汇还用倒吗？去银行直接换不就完了？

老萨这个年龄段的对社会满意度通常比较高，原因很大程度上就在这种地方。因为我们可以很容易感受到今天的世界比我们小时候正常多了。

实际上我国放宽对外汇的管制时间并不长，实行这样的政策是因为我国急需外汇进行经济建设，要进行统一管理。这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是很有道理的。但是理解归理解，现实生活中偏偏有些好东西，比如友谊商店的红皮折叠椅，你不用外汇或者一种叫做外汇券的东西他还就不卖给你。这可就不方便得很了。

于是，碰上谁家娶亲，想买个进口的照相机当嫁妆之类的时候，在黑市上购买些外汇，就成为一种无奈的举动。倒汇的黄牛党应运而生，从外国人或回国人员手中低价购买外汇再倒卖出去，从中赚取差价，几乎形成一个隐形行业。

这伙骗子比这走得更远，他们干的纯粹是空手套白狼。

具体怎么骗呢？

很简单。骗子都是以三人小组形式活动的，；两个先去和外国人搭讪，看出对方想换外汇，就给出一个比较高的兑换率吸引对方上钩。老外贪财 -- 要不怎么外国人那么多头发都是金色的呢？--所以常常是一拍即合。于是双方找个背静的地方开始交易。这种时候，通常是老外拿出一叠子美金或者英镑，而骗子拿出相应数量的人民币，也是一大叠。骗子会谨小慎微地建议双方交换以后各自清点好了才能成交。老外当然支持这种做法，大多数还要拍胸脯保证自己不是骗子。当然老外也不是傻子，有时候会来五六个自己的同胞保驾，环立周围，防对方抢钱。

人家骗子根本不在乎，人是骗，不是抢。黎叔不是说了吗 –“我最看不起抢劫的，一点儿技术含量都没有……“

好，老外点人民币，骗子点美元 – 这骗子看来还是个精细人，点之前先拿个猴皮筋把美元勒上，似乎是怕散了。他的小弟在一边揣着手看。

正点到中间，忽听有人喊 – “警察来喽！”人民民主专政的威力外国人也怕，他也知道自己在做违法的事情，多半会被吓到麻爪。这时骗子做出一副惊慌的样子来，赶紧把那叠子美元往老外怀里一塞，他的小弟从老外手里把那叠子人民币抢回来，喊一声：“快跑！”撒丫子就跑没影了。

老外一看，肯定觉得对啊，这交易没成，只要不在现场，你中国警察总不能因为我一外国人带外国钱就抓我吧？于是也是把钱一揣，撒丫子就跑。

表面上看，似乎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凯撒，买卖不成仁义在，谁也没吃亏。实际上呢，已经骗完了。

等老外们回去再看自己这叠子美元，除了上面一张，下面一张以外，全都变成白白的硬纸片了。

原来，外国人一说换多少钱，那骗子的小弟已经在袖子里准备好差不多厚度的一叠子白纸了，然后上面压一张美元，下面放一张美元，用猴皮筋绷上。这一切，在众人面前完成，但外国人肯定注意不到他的袖里乾坤，因为他们的精力都在那拿着美元点数的骗子身上呢。

骗子三人行里面那第三位躲在远处，看到小弟发出就绪的手势，立刻开始大喊警察来了。在外国人慌乱的一瞬间，骗子和小弟已经用极快的速度把真假两叠子外币交换了。

然后……大家都知道了。

一般这种案子骗了只能算白骗，因为按照我国法律，如果老外去报案，案子破了缴获的赃款也要没收 – 谁叫你非法换汇呢？被骗的老外想想报案也是这个结果，何必给自己惹麻烦呢？大多数也就闷声大发财，黑不提白不提了。

但是，某一次骗到一个澳大利亚人身上，此公终于做出了不同的选择。澳大利亚人祖上都是英国土匪，虽说智力如何不好说，但血脉里还有祖宗传下来的那股二杆子劲儿。你骗了我，你也别想好受！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人澳大利亚土匪讲究的是报复。

抱着这种心态这个澳大利亚人到丢钱的地儿周围转悠了好几天，终于发现那批人又在活动。澳大利亚人没惊动他们，找到公安局，报案了，还答应带着警察到那伙人经常活动的地区去认人。

涉外案件很受重视，接到报案后，市局二处马上派出了一支精干的刑警出动抓捕。鉴于行动成功概率很高，还批准了某电视专栏派摄影师跟踪拍摄。具体的接待，陪同和协调任务，则交给了气质绝佳的汪警官。

汪警官陪的那位记者老鲁采访公安题材已经十几年了，两人是不错的朋友。汪警官开着车，老鲁在后座上支起摄影机检查设备，俩人边说边笑就到了现场，本以为是件很轻松的工作，老鲁还说闹不好能拍一个获奖作品。

不料，万事都有意外。毕竟在中国长得很澳大利亚的人还是比较少的，结果隔着车玻璃认人的时候，洋人还没认出对方呢，先被对方给认了出来，三个骗子立刻开始跑。原计划认出人来大家各就各位，一边抓，一边拍。现在出了状况，刑警们都是老手，随机应变，立刻下车开始追，而汪警官的车还没到位，老鲁的摄影机还没拉开栓呢！

三个贼都有两下子，翻墙而走，但后面追的一帮“老雷子”也身手不凡，跳墙就跟了过去。只有扛着摄影机还带俩备用电池组的老鲁光冲着墙呲牙……

这不能怪老鲁，他又不是练杂技的。

到底切汇的贼没练过长跑，警察里却不乏运动员出身的，三下两下还是被追上抓了起来。但是，等人都抓回来了，老鲁他们还一个镜头没拍着呢。这下子，连汪警官都觉得没面子。

正在大家收工要往回走的时候，忽听对讲机里遥控指挥的队长嗷嗷直叫。一听，敢情就在他们眼皮子底下，刚出了一起案子。附近一条巷子里，一伙人试图绑架一个女孩儿。初步推测是预先了解了她的家庭，准备勒索。那女孩儿很聪明，先假装害怕服从，任由几个案犯把她往车里塞。车子一启动的时候却果断地打开了另一侧的车门，滚下车来逃跑。几个案犯见势不妙，放弃了绑架上车离去。

出现场的那位队长指挥位置正好在旁边，眼看这女孩儿从车上跳下来，马上觉得有问题。略一询问，知道是绑架，留一个警员照顾那摔伤了的女孩儿，自己当即驾车追了下去，并呼叫这边的侦查员赶去增援。队长并呼叫各处交通警如果发现一辆“豆绿色，没牌子，后窗玻璃裂了，用白色胶条粘着”的面包车，随时通报。

大伙儿一合计，一半人送抓住的骗子和澳大利亚人返回，一半人去追队长。女孩儿跳车的时候绊了个跟头，胳膊腿都擦伤了，虽然看来只是皮外伤，但还是需要去医院看看才能放心。这个“爱民模范”的任务。就被交给了汪警官和老鲁 – 人家没指着汪警官去干打打杀杀的活计，而老鲁是喉舌单位的，这种没多大把握的追杀就不用他跟着了。

往医院去的路有点儿堵，一边走汪警官和老鲁一边安慰那女孩儿。正说着话，汪警官不经意地往外一看，忽见一辆豆绿色没牌子的面包车迎面驶来，错车的一瞬间，只见其后窗玻璃恰好有一条用白色胶条粘住的裂缝！

与此同时，车中的女孩儿一声惊呼。

[待续]

京城捕王之二十四 办公室的警察，他也是警察 (2012-02-0701:3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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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汪警官还只是有点儿疑心，那女孩儿已经手指车窗外，一声惊呼：“叔叔，就是刚才那车里的坏人要抓我！”

“你看准了？”汪警官问。

“没错，那个司机戴的帽子都没有换。”

既然如此没有什么好说的了，绑匪肯定是担心遭到追击，逃跑时故意往相反方向跑，开出去一段立即利用附近的巷子掉头，七拐八绕甩掉了追在后头的警察们。汪警官立即呼叫队长他们，那边没追到人正在骂街，听到消息才明白被对手的声东击西给涮了。

得知此事，队长马上命令汪警官跟上，自己立即率队赶去 –干嘛不让汪警官直接上去抓呢？他就是一个文职，车上那两位更全是非战斗人员，在队长眼里整个一车老弱病残，能盯上就不错了。

汪警官马上调转车头，若即若离地跟了上去。虽说是办公室的警察，但汪警官的专业技术并没有放下，一边跟踪一边不断报出那辆面包车的方位。

他怎么没先把老鲁和受害人放下呢？大概汪警官觉得等队长他们上来把对方按了，这二位一个摄影一个指认，本次宣传任务会比计划更加圆满。当然，他也不是没考虑过那两位的安全 – 跟踪吗，和排球一样，双方谁也不跟谁照面，怕什么？

问题是，追着追着，汪警官忽然发现一个意外情况 – 自己车上油表旁的红灯在不断闪烁。他这车本来就该加油了，因为碰上绑匪一打岔给忘了，现在随时有没油抛锚的危险。

报告上去，那边告诉他已经快到了，让他再坚持一会儿。

又坚持了一会儿，汪警官觉得发动机转的声音都有点儿不对，实在不敢再坚持了，只得向上汇报，队长告诉他还有十分钟援兵就能到达，但如果确实跟不上，也可以放弃跟踪，待刑警们到达后自行寻找目标。

汪警官一听就觉得这不是什么好主意 -- 这时两车已经到了城乡结合部，此处道路凌乱,一旦被对方甩开，十分钟汽车可以跑十公里以上，再找这辆没牌的车难度相当大。

正在这时候，在后头摆弄摄影机的老鲁说话了：“小汪啊，这次抓人，可不许拦我，该上的时候不上，咱丢不起那人！”

汪警官跟老尹说：“我知道他不是说我……可是，靠，他一记者都丢不起这人，那我呢？我丢得起吗？！”

在现场汪警官没这么多废话，就是横愣了老鲁一眼，对着送话器问队长：“十分钟之内，你准能到？”

“用不了十分钟了，再有个三五分钟就到。”

“我先上了，五分钟之内我保你抓到人，五分钟之外……你自己琢磨吧。”汪警官的话透着从未有过的生硬，把听不见队长说什么的老鲁吓了一跳。

不等他问，汪警官一回头，恶狠狠地对着老鲁吼道：“少他X废话，待会儿我就是让人砍了你也不许出车，”看老鲁要瞪眼睛，汪警官一指那女孩，“不是怕你丫死，是她！交给你了，出了事儿拿你是问！”

估计老鲁当时的感觉和我刚看见杀气腾腾的汪警官时有的一拼。

话音未落，汪警官已经一脚油门轰上去了 – 他看到对方在前面的红灯前面停了下来，认为这是一个极好的战机，顾不上废话也顾不上还剩多少油了，反正就是这一脚！

还好剩下的油还够这最后一下的，周围众人惊愕地看到一辆桑塔纳面对红灯忽然加速，发出怪叫声冲出停车线，似乎要闯红灯，却又猛地向右划出一个角度极小的U荡，正停在一辆正常停车的无牌面包车对面 – 汪警官说本来我想横在它前面拦上就得了，可这操蛋的桑塔纳绰号一脚半，从来一脚刹不到底，等我踩第二脚它已经冲过头了，结果来个急掉头，双方变成了面对面。

汪警官一把将那女孩儿的脑袋向下一按，叫道：“我不回来不许抬头！”，拉开车门就冲了过去，手上已经抄了一副锃亮的手铐。

手铐这玩意儿对警察来说，似乎是某种象征符号，所以即便坐办公室的警察也会随身带着一副。这可能是警界的老传统。沈醉先生回忆，民国时期他曾经随上海的警察到外地查案，到了当地人生地不熟，那警察却并不在意，到达的当天就出门去逛街。只是出去的时候他并不锁门，而是拿出副手铐将门把手一拷就走人。

这种把戏内行人看了立刻会明白是怎么回事儿。到了晚上他们回来，当地的地头蛇已经在那里恭恭敬敬地等着了。

不知道汪警官的手铐以前派什么用场，这一回却是他的主要兵器。

大概汪警官那个非常规的停车动作让对方吓了一跳，他已经冲到对方面包车旁边，车里的人才刚刚打开门，开门的一个黑大个儿看到汪警官，下意识地去摸自己的腰间。说时迟那时快，汪警官一边喊着：“不许动，警察！”一边已经一铐子甩了过去，正打在黑大个儿脑门上，当时便鲜血直流……

后边的事儿，大家都知道了。

等增援部队赶到，那个小女孩儿终于下了车，汪警官说那小姑娘跑过来，冲着他就来了一句：“叔叔，你真棒！”

尽管后来说起此事，也有一线干警认为汪警官的行动过程有不专业的地方，但这似乎并不重要。我能看到汪警官的眼神在回顾那一瞬间的时候，消失了所有的世故和圆滑，闪出的是一片异样的清澄。这是此前对他进行采访时从未看到过的。

或许，他这一生中，都不会忘记三十年职业生涯中这一个短暂的瞬间 -- 靠，办公室的警察，他也是警察！

事后，弟兄们从车里抓出四个预谋绑架嫌疑人来，他们和女孩儿的父母有经济纠纷，无法解决之下，选择了绑架其女要挟的做法。

无独有偶，老太爷破获的牛氏兄弟绑架案，也是和厂里有经济纠纷造成的。

在破获“防盗门大盗”案件期间，有人反映在京打工后失业的牛氏兄弟行迹诡异，急于借钱出走，似乎有大案在身。初步秘密勘察表明，这两人曾向老乡慨叹“够进七处的了”，在其住处发现有小学生用的课本。通过调查得知两人原来在某铅笔厂打工，老太爷忽然想起似乎某个铅笔厂曾经报过一个什么大案，市局在下发各处刑警队的通报上提到过。

调查之后得知，牛氏兄弟正是在这个场打工。十几天前，这个铅笔厂的老板之子周微失踪。从有人随即电话勒索来看，在小学一年级就读的周微应该是不幸被人绑架。老板与绑匪多次周折，并为此报警，但最终未能把儿子救出，此案至此仍是一个悬案。

是不是牛氏兄弟绑架了周微？

第二次勘察时赵老太爷亲自去了。这一次，他只拿了一个笔记本走，即命抓人。案情已经十分明白 – 那笔记本封面上，正署有“周微”的名字。

牛氏兄弟顺利被捕，但老太爷又带上了人马，再去牛氏兄弟的住处。

赵老太爷说，那孩子，应该就在这屋里。

[待续]

京城捕王之二十五 绑架与撕票 (2012-02-08 00:2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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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完坐办公室的汪警官那一次充当“拦路虎”，第二天有位捕头兄弟给我来电话，说萨你没说实话吧，这案子里肯定有一个严重的指挥失误，不然汪头不会上去。

内行就是内行啊。这案子里面的确有一个严重的指挥失误，但因为失误的也是朋友，再加上没影响最终案件的破获，所以老萨作了一点“为尊者讳”的事情。

我认识的很多警察远非完人，大多数时候，他们只是选择了这个“要命”的职业而已。而且，作为真正的一线干警，其实并没有多少贪赃枉法的机会。接触多了，你会发现他们也会判断失误，也会使气任性，甚至，有的还会想着法地占公家私人的便宜。

但有些时候，你又会突然被他们感动。

实际上，汪警官之所以最终做出了类似博浪一击的举动，一个重要原因正是因为这个严重的失误落在老鲁这个外单位的人眼里，偏巧他还是一个记者。作为一名外宣口的警官，也作为在场唯一穿警服的人，他要用自己的行动维护这个职业的荣誉。

听来似乎是不可思议的理由 -- 荣誉？这是多么遥远和古老的概念呢？但仔细想想，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会做同样的事情，虽然有大有小。

日前，在北京度完春节以后回到日本，当天就投入处理一个线路品质不稳定的突发故障，当时问题忽发忽隐，无法捕捉，令所有人都十分头痛。最终发现问题与线路无关，是共享同一路由器的某应用优先级过高，导致不时占用过多资源，这才将故障排除。

排除时已经是凌晨四点。不仅仅我一个人，大阪整个办公室的人都没有离开，北京那边也没有，故障排除是所有人都在疯狂地表达着解决问题后的快乐。我们不也是在坚守着自己作为工程师的荣誉吗？从业十九年来，这样的景象在我的记忆中车载斗量，我不相信那些埋头在屏幕前面的人们，仅仅是为了那笔工资而努力。

警察与我们这个职业不同的是，我们没有生命危险，而他们为了捍卫这份荣誉，要有流血的准备。

伟人说过，“做一件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

这说明我们凡人是不可能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的。但是，能够做一件好事，总比一件不做要好，做了两件，总比只做一件要好。要我们每个人在百分之百君子和百分之百小人的选择题上打勾是不现实的，但我们都可以选择一生中多做些好事，还是多做些坏事，多坚守一些自己的原则，还是少坚守一些。

也许，在另外一个场合，比如没有老鲁在场，汪警官会换一种方式处理这个案件。没有必要追究每个人心中有没有“私字一闪念”，只要这一次冲上去，已经足以证明他心底深藏的那一份果敢和忠诚，已经足以令人肃然起敬。

我经常听到有朋友谈这世道是做个伪君子好还是做个真小人好。扪心自问，如果你在需要奋力一搏的时候，能够如汪警官一样做出抉择，那你就无需关心这个伪命题。因为这证明在你的心底，也有着一腔不冷的热血。

《倚天屠龙记》中谢逊描述误杀空见大师时，自己万分惭愧懊悔，跪在他的身前说道：“大师，你有甚么心愿，我一定给你了结？”他又是微微一笑，说道：“但愿你今后杀人之际，有时想起老衲。”

谢逊对张翠山评价此事道：“这位高僧不但武功精湛，而且大智大慧，洞悉我的为人。他知道要我绝了报仇之心，改做好人，那是决计办不到的，他说了也不过是白说，可是他叫我杀人之际有时想起他。五弟，那日在船中你跟我比拚掌力，我所以没伤你性命，就是因为忽然间想起了空见大师。”

一念之仁，也可动天地。

老萨写东西常常会跑题，有时是真的，有时是假的，真真假假，无非让文字更有看头，故事更有情节。而上面这段跑题的话，却是笔随心动，不由自主便写了出来，与主题全无干系。只是写完看看，终于没有舍得删去。好人也会偶然作作坏事，坏人也可能随手做做好事，人生几十年的事，从没有谁是非黑即白的。

关于牛氏兄弟的案子，老太爷始终没去见那个小学生周微的父母。只是听去调查的侦查员汇报时，听到这两个人一见侦查员便如见了救星，如同半疯一样哀求就算倾家荡产也要救出孩子的一刻，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那个叫做周微的孩子几乎照片上都露出一双满含笑意的大眼睛。警察调查这案子时，邻里都说这孩子成绩好而且懂事，爸爸妈妈忙了，便自己拿个饭盆到对面食堂打饭菜来，就坐在门口吃，一边吃还一边看书。这孩子性格开朗，被老师和同学起了个绰号叫“开心果”……

老太爷说，我们能说什么呢？人，肯定是早就没了。

老太爷不但断定人早就没了，而且推测那孩子的尸体就被藏在牛氏兄弟的房间里。

房间虽然凌乱却并不大，搜查所有家具后没有发现可疑之处，老太爷让人拿来水往地上泼 –没有任何悬念，牛氏兄弟的床下，立刻凹了一大块。

据说当时老太爷忽然气喘，同去的分局张局长是老太爷的徒弟，说师父您别管了，我来吧。

张局长亲自拿了铲子来挖。只挖了一铲子，一支孤零零的小脚就从床下的泥土中露了出来。老太爷长叹一声拂袖而去，后续的事情都交给了张局。起身的时候，一张照片落在了地上，正是那个小学生周微搂着他爸爸妈妈照的一张合影。

有人说老太爷特别喜欢孩子……

警察们在这种案子里面很难受 – 明知道人已经不在了，但案犯不供，家属更是不相信，只要尸体没有找到，就总有一线希望。而警察在侦破方面的进展，往往会残酷地剥夺被害者家人最后这一丝期盼。所以，这时候的受害者家属，甚至会有不希望警方取得进展的难言情结。

我问老太爷 – 您怎么就能断定人已经不在了，又怎么推断出是埋在牛氏兄弟的房间里呢？

老太爷说这是案情决定的 – 如果绑架案的案犯只有一人或两人，他们往往在和家属联系的同时已经“撕票”。原因是他们人手不够，很难一边联络要赎金一边保证看住被绑架的受害者。从牛氏兄弟的情况看，他们手里根本没钱，窘迫到要靠借钱才能坐火车回家的地步，你想他们怎么可能有能力把一个被绑的孩子一藏十几天，而且不被人发现呢？肯定是已经把人杀了。

至于说人就应该藏在屋里，还是说到牛氏兄弟的状况。从绑架案的案情来看，他们向受害者家人发过有那名小学生笔迹的信件，信比较长，而且字迹平整，说明他们曾将受害人带到某个相对隐蔽但又有一定生活条件的地方。这个地方最有可能的便是牛氏兄弟的租住房。而在租住房中发现受害者的课本，笔记本等物，又反过来证明了这一点 – 按照正常的犯罪心理，如果他们在外面已经将受害人杀害并埋尸，应该将其随身物品随之掩埋，在租住房中发现多件受害人随身用品，就此基本可以确认受害人曾被带到这里。而牛氏兄弟并无交通工具，如将受害人杀害，又怎能移尸他处呢？

受害者就被埋在屋中，虽不能确定，至少是最有可能出现的情况。实际的勘察果然证明了这一点。

然而，和赵老太爷谈这个案子，老爷子总是眼皮垂着，有点儿心不在焉。觉出其中还有蹊跷，正要继续追问，老太爷已经翻开一个笔记本，从中轻轻取出一张夹在中间，颜色已经发黄的纸张，递了过来。

[待续]

京城捕王之二十六 一张照片 (2012-02-08 23:40:11)

标签： 杂谈 分类： 梦里关山 （纪实，传奇）

我曾经和赵老提过，在《京城捕王》里面放几张老太爷的大幅照片，让大伙儿认识认识。因为老太爷出门都是骑自行车的，您要是走大街上忽然一看旁边过来的是他，不也多几分安全感不是？

这个要求被老太爷给回绝了。说你可别，我这照片还真不好放。我说为什么呢？难道您怕人报复？我记得报纸上，杂志上经常登您的照片啊。老太爷摘下帽子，摸摸自己头顶上不多的几根头发，讪讪道：报复我倒不怕，能报复我的基本都在那边等着呢。主要是我的照片不好挑。他们上杂志都用我穿警服的，可我在职的时候，一年到头也没几回轮得上穿警服的时候，我平时不是这样儿。干我们这行平时都是便衣。可要是穿便衣呢，人谁认我是警察啊。

看着老太爷一边对自己的照片“患得患失”，一边悉心地将头顶几根头发梳好，再扣上那顶十几年前极为流行的呢子鸭舌帽，忽然想起了“爱惜羽毛”四个字。

老太爷对我说，要是上照片，你把这张放上去吧 -- 就是老太爷从笔记本中取出的纸条。说话的时候，能够感到老太爷隐隐的一丝惋惜。

这张纸条长十五厘米，宽二十五厘米，是一份复印件（原件公安局存档了），左上角上有表示此为该案第二十一号证物的“No.21”字样。

其中文字写道：

“周先生，吕女士，你儿已被我帮所绑，6号下午两点268车站-- 往华威桥方向的十里河站 – 烦周先生亲自交货。现金二十万，用一硬纸袋或一皮箱。你可以暗暗的报警，然后就可以见到你儿子的上半身，接着就是你们了。我朱蟒自出道以来，从来都是说一不二的。想你也是明白人，该知道怎么做。”

署名朱蟒，纸条下方还有“6号送货，7号放人”的字迹。

见到老萨不解，老太爷解释道，牛氏兄弟绑架成功（受害者“周微”是化名，但确实姓周）以后，写了一封勒索信，自称“朱蟒”，让受害人照着抄了一份给受害者的父母，这就是底稿。

被绑架的孩子被迫写完这封信，早已做好准备的牛氏兄弟立刻用麻绳将其勒死，随后埋尸床下。而这份底稿，却没有被销毁，在搜查两人住处时被发现。

让老太爷感慨的是这张字条上牛氏兄弟的字。虽然还谈不上多好，但已经成了体，一钩一划颇有功底，显示两人上学时都是用功的学生。其中还很自然地掺杂了一些繁体字。两个绑架者时年不过十八九岁，但看字迹很多人都以为是中年人留下的。

两个半大孩子绑了一个孩子，在学校都是好学生。牛氏兄弟也想过凭着力气和能力好好挣钱，可是社会提供的机会并没有他们期待的那样多，那样好，最终沦落到连回家的火车票都没有着落，于是动了歹念。但是 …… 被绑的孩子之所以跟他们走，是因为曾在其父母工厂里见过打工的牛氏兄弟，对两个“大哥哥”全无防范。而两个“大哥哥”一开始就决定必须把他杀了，因为对方认识自己。

那个孩子就埋在他们的床下，而侦查员们观察到他们晚上睡觉时照样在床上打游戏机，嘻嘻哈哈地开玩笑。当提审员问他们睡在一具尸体上面会不会觉得害怕。兄弟中比较小的那个无所谓地答道：“我们怕什么？怕鬼？叔叔你知道的，这世界上根本就没有鬼啊。”

然而，当罪证都被展示出来，两人仿佛一瞬间忽然感到了死亡的恐怖。他们开始拼命地推诿，说谎，哀求，配合，乃至拼命地把责任往对方身上推。他们都还没过二十岁的生日，都想活下去……

“晚了。”老太爷叹息了一声。

看着神情不属的赵老太爷，我说在日本有个类似的事情。1972年，日本警方在轻井泽包围了一批以大学生为主的激进派赤军武装，他们抢劫了一批武器后正在逃亡。赤军成员们发现警方的企图后绑架了当地的一名女性，躲在一座别墅里顽强抵抗，就是不肯投降。

这一案件的进展由电视向日本全国转播，影响很大。

考虑到对方的年龄，日本警方尝试了各种办法试图劝降他们，提出了种种优厚的宽赦条件；用大喇叭向他们广播世界形势；让心理学家劝说他们采用激进的方式改造社会并不合理；同意他们放下武器后就其主张进行辩论等，甚至请来了他们的父母。

但被围的大学生不为所动，甚至枪击来劝降的父母。

有的父亲随后就自杀了，至死不能理解孩子为何如此顽固。

直到警方最终突入成功，将抵抗者全部抓捕后才明白，他们不投降与其说是顽固，更应该说是恐惧 – 在被警方发现之前，这些赤军在山中宿营训练。为了纯洁队伍，他们进行了残酷的内部整肃，被怀疑革命不够坚定的成员遭到所有人的批判后被虐杀而死，而后再寻找下一个被怀疑的对象。为被怀疑者质疑或求情被认为同样是动摇的表现，自己也成为下一个被整肃者。结果所有的人为了证明自己清白只能变本加厉地迫害昨天的朋友。

最终，三分之二的人死在了昔日战友的手中，个个死得惨不忍睹。

在所有人都变得越来越癫狂的时候，警方的围捕仿佛当头一棒，让他们从噩梦中醒来，重新看到真实的世界。可是，他们已经不能回头了。没有勇气面对现实，他们只有恐惧地抵抗到底。

我想，牛氏兄弟被捕以后，心情只怕也如同从梦中醒来，和这些无所适从的日本大学生一样。

我告诉老太爷，在轻井泽事件中，有两名警官做出了令我钦佩的举动。

一名是现场指挥官大久保伊势男。在两名同事被山庄中射出的子弹打死的情况下，这位机动队队长忍着眼泪拒绝指挥部用狙击手击毙开枪者的建议，坚决主张将他们活捉。他说：“我们不要让他们成为纪念碑！” – 他要让他们活着接受审判和世人的审视，而不是成为后来人眼里虚幻的殉道者。

另一名是在现场的高级警官龟井静香。他在目睹赤军自相残杀中死去的大学生们的尸体后极为难过，并深思是什么原因使这些孩子们变成杀人的恶魔。最后，他得出了结论：“这是政治家没有做好自己的责任。”龟井静香因此弃警从政，开始了三十多年的政坛生涯，尽管他从未登上政坛的顶峰，却以一身正气获得人们的尊敬。

我问老太爷，您呢，您在审问牛氏兄弟案件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感慨？

[待续]

京城捕王之二十七 老师做贼 (2012-02-08 23:4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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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太爷似乎想了一下，没回答我的问题，反问道：“你上次问我北京的黑社会从哪儿起源的，对吗？”

“对，我还问您北京的黑社会是不是来自旧社会的会道门或者文革的红卫兵组织。”虽然意识到老爷子想跑题，但这个题目的确是我十分感兴趣的，所以他要跑……就跑吧。看得出来，刚才的问题有些沉重，老太爷不想谈下去，索性换了个话题。他主动出击的习惯，在采访中也是一样。

“我告诉你，北京的黑社会跟他们都没什么关系。北京的黑社会是从扒窃发展来的，我们在公交车上抓的贼，后来好多都成了黑社会的老大 – 有一次他们说抓了一个黑社会老大，三条腿跳舞满场飞奔，说的神着呢，等我一审，嗨，这不老在无轨电车上扒窃那潘瘸子吗？我抓过他多少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