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夜琴声
（西）米克尔•圣地亚哥 著
宋杨竹 译
谨以此书献给我亲爱的父亲，
愿他在天国安息。
序
我曾经听说过“隧道”，它能将作家的思绪打开，让他们以难以置信而又身临其境的方式穿越到自己创作的故事情境中，走到他们塑造的角色身边。这种情况下，作家只需做故事的观察者和记录者，尽可能快地将所见所闻详细地记录下来，以求在隧道门关闭之前不错过任何一个细节。他会看着书中的角色，观察他们的表情，感受他们的情感，像一个间谍一样，将一切留给后人审读。
“隧道”之于作家正如“灵感”之于音乐家。对我来说，灵感是“从天上来的东西”。不要问我为什么，我一直觉得“它”来自上面，是一种启示。旋律是人人都可以理解，但鲜有人能够捕捉的东西。如果你把旋律描绘成一只难以捉摸的蝴蝶，我们音乐家的脑海里便有一面网，一面比别人更大、更精致的网。我们都怀着同一个目的，那便是捕捉那段短暂的旋律，聆听在我们耳旁不断回响的魔音，并抓住它。仿佛它是一件无价的古董，我们会尝试将它复原，全神贯注地欣赏每一个只有神灵才能设计出的精巧细节。从某种程度上说，我就像是与另一个世界交流的媒介，联系着一个可爱而难以捉摸的幻影世界。世界中的幻影时刻提醒着大家，我们不仅仅是在痛苦中来到这个世界且注定走向灭亡的生物，它们能向我们解释世界、时间和星辰的起源。
皮特·哈珀，《当代音乐作家》杂志
2003年2月8日
第一部 分
1
关于这场暴风雨，天气预报员用“魔鬼”一词来形容，已经反复强调好几天了。这对于多内加尔来说也是非同寻常的，所以海岸电台每六分钟播报一次：
“请提前为发电机加满燃料，请注意四处乱飞的房瓦和摇摇欲坠的街灯。冷藏食物和茄汁焗豆罐头足够吗？也别忘了准备蜡烛和火柴哦！住在海岸附近的居民请固定好你们的船，如果可以的话请将帆船停入干船坞过夜。”
当天早上，天气预报员说会有每小时55英里的大风，并建议在傍晚时分最好不要在公路上开车，还提醒居民为暴雨和内陆洪水做好准备。那些在海岸上的人们都做好了迎接末日降临的准备。
我一大早便去克兰布朗镇办事，并买些应急物品。克兰布朗是方圆几英里内唯一的小镇。当你与外部世界的唯一连接通道是岩壁间的一条崎岖小路的时候，小镇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今天早晨，我的第一个任务便是将割草机拿到约翰·杜兰的店里维修。
“哈珀先生，你把窗户都封起来了吗？”看到我走进店里的时候，杜兰问我，“您住在特雷莫雷海滩，不是吗？今晚那边风暴会很大呢。”
杜兰是借这场迫近的风暴赚得盆满钵盈的人之一。在商店门的一侧，堆着两三米高的胶合板，天花板上悬挂着一个用磷光笔写的牌子：“请封好您的窗户！”
汽油发电机、蜡烛、天然气烤架和其他应急用品也有特殊折扣。看到周末在小镇短暂停留的游客们塞得满满的购物车，杜兰兴奋地搓手，“真遗憾。”——对他来说——离游客蜂拥而至的黄金时段还差一个月呢。
我回答说已经做好准备了，虽然我的窗户上一根木条都还没钉。里奥·柯根，我在海滩上唯一的邻居，同样什么都没做。他还劝我别做任何准备：“没那么严重的！”他是海滩上的老住户，直到那天，我一直对他深信不疑。但目睹了杜兰商店里“末日审判”的气氛，又想起我今早开车时看到被木条封得严严实实的房屋，我开始有点紧张了。
我将割草机推进里屋，并对修理工布莱登说，昨天我又把它（这个月第二次了）撞到藏在草坪中的化粪池的排水沟上了。
“一台全新的奥蒂尔斯·沃尔夫牌割草机被您用得伤痕累累。如果愿意的话，我们可以在排水沟旁放置一块金属板。”
我解释说房屋中介公司会负责处理的——如果他们真能在一千年内行动的话——我问他割草机什么时候能修好。
“我们要换刀片，还要检查发动机，”布莱登说，“估计还要两三天的样子。”
我记住日期后便出门散步，朝码头走去。从主街下来时，我看到钓鱼的人正在对自己的船采取保护措施，连卖报刊和香烟的小商店的老头儿切斯特都如此，他说，今晚要发生“大事”啦。
“您注意到已经没有海鸥了吗？”他一边说着一边把我要的一份《爱尔兰时报》、一条万宝路和最新的畅销推理小说装进袋子里，“天空如此明净，也不见一只来捕食。它们是闻到暴风雨的味道，全都躲到内陆地区啦，现在说不定都在巴拉诺尔和月桂港的房顶上拉屎嘞，谁知道呢！如果您问我，我觉得今晚要有大风暴。自1951年来我还没见过哪次暴风雨来临之前有过像这样的天！那晚，拖拉机和羊群在田野上乱奔，商店的招牌，喏，就是您看到的那块，飞走了，后来我的表弟巴利在离这儿好几英里的邓洛伊的公路上捡到的。”
突然，我想起了我的邻居里奥，他坚持让我不用担心，说是除了恼人的沙子拍打玻璃和房瓦松动之外，没什么大不了的。 他已经在海滩上住了三年。实际上即将到来的飓风也没有改变他的晚餐计划。两周前他就邀请我们今晚一起到他家共进晚餐，昨天他还打电话确认了一番。
“你觉得在世界末日出门理智吗？”我问他。
“喂！只有两英里地啊，皮特！”他带着一贯的乐观说道，“两英里地之内能发生什么呢？”
傍晚六点左右，我午觉醒来。乌云如一张长长的地毯悬在天空中。我窝在沙发里，透过客厅的大落地窗向外望去：远处的地平线上，巨大的积雨云铺开来，如地狱一般高，一望无垠，如千军万马势不可挡。暗黑的中心地带闪着电光，仿佛一场逼近大地的宏大的战争一触即发。
我起身，那本所谓的推理畅销书——前50页让我昏昏欲睡——滑落到客厅中央温暖的阿兹特克风格的地毯上。我随手捡起地板上的吉他，夹到坐垫之间。随后我走到窗前，打开巨大的推拉门来到外面。迎接我的是一阵咆哮的风，草坪和花园里的花花草草像风铃般摇晃着，由一排白色木桩围起来的栅栏也在艰难地抵抗。远处的海滩上，沙砾被风卷成团团沙云侵蚀着海滩，同时一颗颗沙砾像松针一样抽打在我的脸上。
恐怖的暴风雨正一步步地接近海滩，我突然感觉自己像一只即将被巨怪吃掉的小虫。我有点后悔没买几块约翰·杜兰家的木条。见鬼！这真像怪兽即将吞噬海岸的场景。哎，皮特，你在想些什么呀？
我回到屋里，关上阳台的窗户。我还重重地捶了几下，使得本不太严实的窗户能紧紧地密封起来。冷静点，哈珀先生，这又不是世界末日。一边想着，我又上到二楼，挨个儿将朝北的窗户检查了一遍。
房屋的二楼有一间大主卧、一间标间（几周内将迎来它的首批客人——我的孩子们）和一个卫生间。房顶下还有一个小阁楼，里面塞满了布满灰尘的箱子和旧行李箱。这是几个月来我第一次爬上去确定天窗是否关牢，我还顺道准备了几支蜡烛，以防夜晚停电。
我拔掉所有的插线板，下到一楼。厨房只有一扇朝着大海的窗户，窗户是双层玻璃的，坚固如马的牙齿。从厨房走出去，我来到花园，把一对木椅子叠放在棚内。棚内放着房屋旧主人买的一些工具和木头，甚至还有一把小斧头，我曾用它劈过柴。我觉得自己极有可能会在某天用斧头砸到自己的手指，或者发生更糟糕的事，然后没有人会听到我的叫喊，我会独自一人因失血过多而死。
我关上棚屋，回到房内。此时的玻璃窗被大风吹得哐哐作响。该不会碎吧？还是别冒险了，我想。于是我从门厅后边找来搬家时用来包钢琴的一大块塑料布，将我的施坦威钢琴盖起来，以免玻璃碎后雨飘进客厅。盖好钢琴（长7英尺，重800磅）后，我松开轮子，把它推到离玻璃窗更远一些的一片干净的空地上，后面摆放着一些画框、乐谱、笔筒和小纸团。我合上苹果电脑，把它放到离窗户很远的书架的最高处。还有录音用的电子琴，我也这样做了。做完这些，我的客厅已经做好十足的准备迎接这场史无前例的大暴雨了。雨滴已经开始敲打在玻璃上，远处时不时传来阵阵雷鸣，但还看不见闪电的踪影。
突然，电话响了。
我跑过去接起来，听到了电话那头里奥的声音。
“晚上好，哈珀！我们要开始啰，你来吗？”
忙碌了大半天，我几乎忘了和里奥的约定。
“不好意思啊，里奥，我给忘记啦！”我边说边向阳台走去，“喂，你还认为我们不需要给窗户钉木条吗？”
他在电话里笑出了声，这使我平静了一些。
“杜兰用恐惧给你洗脑了对吧？他当然想这么做了。听着，皮特，除非陨石掉落，否则今晚你的窗户不会碎的。但是你得在那一大片乌云到达海岸前赶过来，据说待会儿会有很多闪电。”
我跟他说我会十分钟内赶到。挂掉电话后，我暗自嘲笑了一下自己的恐惧。你不是想住在海滩上吗？城市乡巴佬！
我走上楼，洗了个热水澡赶走困顿。从镇上回来后，整个下午我都在睡觉。昨晚我一整晚没合眼，这得怪睡前接到我的经纪人帕特·邓巴的那通电话，让我辗转反侧。
帕特56岁，体型肥胖，心脏病的潜在患者。他离过婚，后与一位21岁的俄罗斯苗条女人再婚。现如今定居伦敦，每年到地中海海边的豪华别墅住几个月。烟不如过去抽得厉害了，但是喝酒还是一如既往的多。我们的关系像父子一样，只是，我是（或至少曾经是）能产生20%佣金的儿子。
“我在英国电影和电视艺术学院奖颁奖礼上见到亚历山大·威尔士了，”在以一句非常有礼貌的 “你在荒漠中过得还好吗” 作为开场白后，他说，“我们谈到了你。我想知道既然你最近有空，你在做些什么。他们在录制《海盗德雷克》的新系列。好吧，他只被西班牙人当作海盗，在英国他可是英雄般的人物。是关于船和战争的……”
“我知道弗朗西斯·德雷克。”我说，心里一紧。我知道帕特要说什么了。
“嗯，非常好。那我可以略过历史背景了。那么咱们什么时候开始呀？他们在找作曲家，就在一个月之内。我跟他说我会来问问你。你可以去伦敦跟他见一面吗……下周如何？”
我想这是不可避免的。帕特是我的经纪人，不是我母亲。
“难道你觉得他会问有关你的健康的问题吗？”他又补了一句。
“帕特，你知道的，”我回答，“我有其他事要做——至少要做到九月，我不能半途而废。”
他停顿了一下。凭我对他多年的了解，他现在一定在对着空气无声重复我的话，脸上做着混账的表情。
“我可没让你半途而废啊，皮特！”他试图缓和对话，“我尊重你的决定。我一直都是这么说的，不是吗？我只是想让你偶尔回归一下现实，在某个周末能从你佛教徒般的修行中跳出来，换上西服，与威尔士和他的制作人喝杯咖啡。他们会跟你聊他们的想法。我最了解你了，你只需五分钟的谈话，就能把你的主要思路写在餐巾纸上。怎么样?”
这就是帕特·邓巴，我想，真是心理学天才，总是试图极力劝说。
“我必须忠于我自己的工作，帕特。与亚历山大·威尔士见面无异于应下又一桩活儿，如果我不是完完全全自愿的，于你于我都不好。再说，我手头已经有一桩活儿了。”
“你有吗？”他问我，“你确定吗?”
“你想说什么？”我有些恼了。
“是的，我知道了，你自己的事。”帕特说，“一张‘实验碟’。11个月以来我对外界都是这么说的，‘他需要有自己的一些空间’。11个月，年轻人。你知道这段时间发生了什么吗？我拒绝了……”
“我知道，帕特。你已经给我列过很多次啦：两个六位数的电子游戏项目，一部电影，总共有三个。”
“请允许我说几句你不爱听的。人们开始忘记你了。你正在给外界一种飘忽不定的奇怪感觉，如一场瘟疫，糟蹋自己的名声。无论英国电影和电视艺术学院奖、金球奖和奥斯卡提名再怎么给你增光添彩，你仍不是艾夫曼，也不是威廉姆斯，或者季默，对吗？很抱歉跟你说这种浑话，但是我认为你需要有人来点醒你，别再如此荒唐下去了。”
好的，这就是我等了很久的导火索——终于等到了——超越了帕特·邓巴的忍耐极限。
他说完后，停顿了几秒。我们两个都换了口气。
“你看，皮特……我们知道你经历了一些不好的事，好吧。我也离婚了。我知道这很难熬。克莱姆给你沉重一击，你对所有人都气汹汹的。但是你得自己拯救自己。”
“我确实在尝试这么做，帕特。”我说。
“躲着全世界吗？”
“我没躲，只是需要静一静。”远离一切事物，也远离你——我想，“再说了，我现在萎靡不振，你是知道的。”
“不，你只是被离婚打击了。”
“帕特，我知道你把我当朋友，我也知道你说这些是为我好，除了你宝贵的20%的佣金之外。但现在我不想回去。我感到自己正要迈出蜕变的第一步。关于克莱姆的事，我只当是一场噩梦罢了。在某种程度上，也许这件事能帮助我，但我需要时间。”
“好吧，哈珀。我不坚持了，我会拒绝威尔士。我尊重你的直觉，你一向直觉很准。你继续做你的专辑吧，继续自我治愈，想工作了就联系我，行吗？”
我挂掉电话，那句“继续自我治愈”在脑海里回荡。
但的的确确是这样啊，我能骗谁呢？我不敢见亚历山大·威尔士，因为我不再相信自己。帕特知道，福克斯和BBC也知道，所有人都知道。皮特·哈珀已被一拳击中下颚以至于无法咬合，他丧失了如虎般的眼光。我写了一些曲子，听完后自己将它们扔进垃圾桶。其实从心底里我应该感谢帕特，他拿自己的名声继续同我游戏。
一篇写演艺圈的博客几个月前如此描述我：“他带着与福克斯的约定消沉半年，‘进步’令人惊叹。据说他只能写出将丛林中的声响与小提琴琴声混合的样曲。离婚对他打击颇深，我不认为他已经放下了。”
在过去的三个月里，我的创作生活充斥着极度痛苦的尝试和否定，我变得极度狂躁抑郁。某天晚上，我创作了自认为标志着创作转折点到来的精彩旋律，但到了第二天早上我再听的时候，突然觉得令人作呕（打个比方，但至少有几次是真的）。我绝望地从钢琴旁起身，为了避免自己情绪失控，就用酒精来麻痹自己。我走出门，顺着特雷莫雷海滩的岩石散步，一路上寻找着螃蟹，心里暗暗希望一个突如其来的海浪能结束我的伤痛，抑或是沿着陡峭的海岸散步，一直走到莫纳汉修道院的废墟，与上帝对话，羞愧地乞求他给我指条路。大多数时候我出门只是为了修剪草坪，可以说，这是我修行生活中最主要的娱乐方式了。我的草坪非常精致，可同白金汉宫的媲美。
洗完澡，刮了胡子，我换上干净的衬衫和牛仔外套（我常常喜欢穿着T恤和牛仔套装出门），拿上那天上午在“安迪家”买的智利红酒，关上房里所有的灯，朝门口走去。钥匙就挂在门上。我取下钥匙，随手揣进裤子口袋里。手触到门把的时候，我透过金属感到一股来自黑夜的冰冷。迎着外面的风，门不停地摇晃着，在我的手指间颤抖。
当时，事情就这样发生了。自那时起我便无数次地回想起当时的情形。
别出门，今晚。一个声音对我说。
闻声不见人。那声音像是藏在我耳中的鬼魂发出的，又像一阵风吹过掀起的沙沙声，又似乎来自我身体里的某部分。别打开门，今晚别……我的手悬在门把上，双腿似乎迅速冰冻，随后融化在小石砖铺成的地面上。
我转头向客厅的黑暗中望去，一道闪电划破远处海洋的上空，一瞬间，客厅被照得透亮。当然，一个人都没有。那个声音不是什么鬼魂发出的，是我的，从我自己的脑子里发出的。
这就是你所想的吗？是上次那个声音？再一次出现了吗？
这是我人生中第二次听到这种声音。上次听到的时候，它是如此的清晰……
见鬼！上次只是因为害怕，就像那天晚上一样。别孩子气了，皮特·哈珀，世上根本不存在那种东西……
但是，上次你没有充分理由吗？
“走吧！别像小孩儿似的。”我站在空旷孤寂的门厅里，大声说。
于是我关了灯，走出房间，重重地关上门，似乎是为了吓跑某个鬼魂。
2
我驱车行驶在沙丘上，穿行在风雨和沙砾中，一直开到将我家与里奥和玛丽家分隔开来的小山山顶。当地人管这座山叫作“比尔之齿”，以纪念当地传说中的走私者。据说，这片海滩曾是二战“凯瑟琳计划”期间纳粹为爱尔兰共和军卸载武器的海滩之一。如同克兰布朗镇其他所有流传的故事一样，这段历史既没有被史书记载，也没有被人们否定。于是，它自然而然地成了一个“信不信由你”的故事。
一棵扭曲的老榆树——干枯交错的枝丫诉说着几百年来风沙的侵袭——是茫茫沙丘中唯一的标志。再远一些，可以看到一个十米高的小悬崖，缓缓向海滩倾斜。那里也是道路的分叉点：一边是通往克兰布朗镇的湿地；另一边则是通往矗立在海滩尽头仅有的两栋房子，左边住着皮特·哈珀，右边住着里奥·柯根和玛丽·柯根。
我停下车，逗留了一会儿。在夜晚的黑暗中，依稀可见白如绸缎的浪头拍打在海滩上。远处，一道道闪电开始在海面上聚集。漆黑的海滩上没有灯光，只有偶尔闪烁的金色的灯塔，在遥远的岬角上追逐着暗夜。
五分钟后，我看到了柯根家的灯光。他的房子也建在海滩的尽头，一块黑黑的厚石板标志着柔软的沙滩与尖锐危险的暗礁的界限。房屋的结构也是紧凑型的，还进行了拓宽处理（里奥跟我坦白，这同样也是采用了不合法的建造方式），以便建造一个与厨房相通的车库。
我将车停在围栏外，旁边停放着一辆我从未见过的福特旅行轿车。我朝房子走去，雨滴像子弹一样砸在我身上，同时夹杂着恼人的沙砾，如同成千上万根针扎进皮肤。里奥一定是看到了车灯，他带了伞出门迎接我。
他个头跟我一般高，运动员般健硕的身体，对于一个60岁的人来说这着实令人羡慕。他的下巴很尖，白发剃成寸头，脸上总是挂着一副灿烂的笑容。他沿着花园的石子路朝我跑来，一路闪避着水坑。我们在路中间相遇，拍打肩膀以示问候。风呼呼地刮着，我们朝家里跑去。
“还以为你不来了，”我们一跳进屋檐下他便开口说，“就下这么点儿毛毛雨。”
“是呀，”我说，“只是夏日里的雷阵雨嘛。”
我们朝地平线望去，眯着眼睛阻挡沙子。暴风雨的前端离海岸只有五六英里了。海面上开始出现了闪电。
里奥抓住我的手臂。
“我们快进去吧，要不待会儿得成落汤鸡了。”
里奥和玛丽的家布置得非常温馨，乡村风格的装饰丝毫不显得奢华。房里放置了一台大电视，一架玛丽用来学习弹奏的立式钢琴，还有一个小型图书馆，陈列着旅行书籍和大量的照片。斗橱和书架上挂着用蜡笔和水彩画成的爱尔兰风景画，画上可以看到玛丽的签名（“M.柯根”）。我也有一幅这样的画，是几个月前玛丽送我的，现在挂在壁炉上方。
我一进门玛丽就来迎接我了。她身材瘦高，谈吐优雅。我一直觉得她出身名门望族，直到她告诉我她的父母在内华达州从事批发贸易的工作。她和里奥非常般配，她也像是与魔鬼达成了永葆好身材的协议。有一次，我的好朋友朱迪·加拉格尔甚至开玩笑说他俩可能是吸血鬼。因为玛丽的皮肤比29岁的朱迪的皮肤还好。毫无疑问，玛丽在年轻的时候一定在镇里拥有超高的回头率（有的男人甚至为她扭断脖子）。
今晚，奥洛克夫妇——弗兰克和劳拉也在宾客之列。他们在主街开了一家经营鲜花和手工艺品的商店。玛丽最近和他们交上了朋友，而我只是在镇上见过他们。里奥跟我坦白说他们有些傲慢——“总是夸夸其谈，毫不避讳地贬低镇上的居民，好像自己不是这些人中的一员”——但他也承认，有时候你不得不努力社交，尤其是在这个冬天只有150户住户的克兰布朗小镇。
亲吻脸颊致意后，玛丽向我介绍奥洛克夫妇。他们正坐在壁炉旁的沙发上，不断称赞里奥为他们倒的白兰地，不一会儿，里奥也给我倒了一杯。 劳拉一看到我起身，就做出一副惊讶的样子，手指交叉着说“很荣幸”认识我，“我收集了您的几张唱片，每首歌都特别喜欢，比如……比如……”一边说着一边给我腾地方，用手拍拍沙发让我坐下。“我有好多问题要问您呢！里奥跟我们讲，您有时候也会为他们弹奏，”她指了指钢琴，说，“您能为我们弹奏一曲吗？”
我恶狠狠地瞥了里奥一眼，而他只回了我一个木讷的微笑。我决定拿出内心善良的一面，慷慨地回答劳拉·奥洛克无穷无尽的问题，同时希望她那个瘦脸、目光呆滞的丈夫能够扮演社交润滑剂的角色，劝劝他妻子不要再用这些问题来烦我了。然而我的心愿并没有实现。我端着一杯满到快溢出的白兰地坐在她身旁，接受她连珠炮般的问题轰炸： “两年前我在电视上英国电影和电视艺术学院奖颁奖晚会上见过您，您从达伦·弗林和凯特·温斯莱特手中接过奖杯，噢，天哪，我简直不敢相信您就坐在我面前！”说着，她把手放在我的膝盖上咯咯笑，那笑声惹得我也笑出了声。里奥也笑了，奥洛克先生喝完一杯白兰地，准备满上第二杯。“哈珀先生，快跟我讲讲凯特这个人如何……”
我耐着性子讲了几则陈年旧闻，同时我也意识到这些都属于我两年前的生活了。对话一直持续到玛丽招呼我们上桌。谢天谢地。
奥洛克夫妇先就座，劳拉在她和她丈夫之间为我预留了一个座位。我机智地躲开陷阱，挑了个角落坐下来，挨着里奥，正对着玛丽。玛丽已经把拌有通心粉和醋汁大虾的沙拉端上了桌。在奥洛克夫人展开她的问题攻势之前，我抢先评论了一下这场暴风雨，试图转移接下来的晚餐的话题。
“似乎越来越糟糕了，”我说，“我好像听说风速会达到每小时55英里。”
“每小时55海里都很正常，甚至更快，”里奥说，“但像这么多闪电倒是没有过。今天下午我通过收音机问了多内加尔气象站，他们说这场暴风雨会持续到明天早晨。”
“你是收音机发烧友啊？”弗兰克·奥洛克问里奥。
“不是，我只是用收音机来配合民事防护，偶尔也和多诺万还有其他渔民联系。我主要是把它当作应急手段，这儿的电话信号时断时续的。”
“对，”奥洛克说，“连克兰布朗的信号都不好，我无法想象这里该成什么样了。”
“您觉得在这样一个偏僻的地方生活如何，哈珀先生？”劳拉插话道，“您不害怕吧？当然，您不必担心，这儿从未发生过什么。”
“很高兴听到您这么说，”我回答说，“实际上……”
“虽然最近我听到一些流言，您知道吗，”她抓住我短暂的沉默继续说道，“比如说，肯尼迪商店被偷过，还有，弗镇附近一栋房子在主人睡觉的时候被洗劫一空。当然了，这都是孤立事件，之前确实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据说是东欧的一个黑帮干的。虽然弗兰克说这是卖报警系统的商家编造的假消息。”
“我同意，”里奥说，“我可不信有罪犯会到这天涯海角来偷电视机。我反正不会害怕。”
“说得好，里奥。”我说。
“玛丽呢？”弗兰克问。玛丽出神地望着酒杯深处沉默了一秒，“你对你们独自住在偏僻的海滩上怎么看？”弗兰克继续问道。
“说实话，我们没想过，”她说，“我们在危险得多的地方住过，除了一些小的偷盗以外什么都没发生过。我和里奥在一起，谁会到这个人迹罕至的犄角旮旯来偷东西？对盗窃团伙来说更合适的地方多的是……”
窗外一道闪电划过，紧接着一声巨响打断了关于小偷的话题，大家又开始讨论天气。
“终于开始了。据说这还不是今年夏天的最后一场大雨，八月的雨水很多。说不定咱们又得遭遇两年前的那场洪水呢。”
弗兰克·奥洛克讲述了他的朋友是如何在2008年戈尔韦发洪水的某个夜晚损失了几千欧元。里奥说，全世界都被气候变化搞疯了。
“我从来没有见过像今晚这样的积雨云。”玛丽说。
“积雨云？”我问。
“就像这样的云。在这里非常罕见。我毫不怀疑这一切都与气候变化有关。我记得在《国家地理》上读过，爱尔兰的气候受墨西哥湾的洋流影响。如果没有那些暖流，这儿的气候也不会如此温和。但是现在这些暖流似乎开始减弱，这就是形成大风的原因。如今鸟类的迁徙也出现了一些奇怪的变化。”
屋外，风暴正在集聚能量，闪电每隔一分钟重复一次。客厅里的灯光忽明忽暗，一会儿我们处于黑暗中，仅有壁炉闪烁着火光，一会儿雷声在头顶上轰鸣，打断我们的谈话，雷声过后我们再开着玩笑继续交谈。
但是，劳拉·奥洛克并不会因为任何事分心，吃完第一道菜，她又开始盘问我：“您为什么选择克兰布朗？打算长住吗？”
头盘和美酒让我很愉快，我又有心情可以聊天了，于是回答说，这是我第二次蛰居在多内加尔进行创作。上次是将近十五年前，那时我住在拉吉斯兰山上的朋友家，对面有一片与现在我每天早上望到的一样的海滩。
“我在都柏林长大，”我说，“小时候常常和父母在夏天来到多内加尔，这是一个仍然能让我感到快乐的地方，给我一种被保护的感觉。我觉得应该是因为它使我想起儿时的幸福时光。”
话音刚落，我突然意识到自己谈论到了一个危险的话题，我并不想说这些。劳拉也发现了这一点。
“你有家人吗？”她问。
“有。” 我用低沉得别人几乎听不到的声音说，“两个孩子。”
“他们两周后会来过暑假，是吗？”里奥插话道。
“是的，他们来消暑。我希望他们会喜欢多内加尔。”我说。
“当然啦。他们会爱上这里的！”玛丽连忙说道。
劳拉的表情像是发现了金矿，但又不好意思立即挖掘。于是再次堆砌出自以为是的笑容，问了我一个万众期待的问题。
“你结婚了？还是……”
“离婚了。”我回答。
“噢，抱歉。这对于有孩子的家庭来说非常不容易，对不对？我的表妹贝斯最近……”
里奥赶紧给大家斟酒，试图将话题转移开。玛丽也站起来收集餐盘，询问每人对牛排的喜好。我起身帮她，一进厨房我就朝她眨眼睛并低声对她说了声“谢谢”。
主菜是牛排、土豆泥、蔬菜拼盘。我终于能稍微喘口气。劳拉仿佛对我失去了兴趣——也可能是因为我看起来像一块难啃的骨头——她将注意力集中到了柯根夫妇身上。听说他们来自波特兰，而劳拉有个表妹也住在那儿。他们什么时候决定搬到爱尔兰的？他们真在亚洲住了很多年吗？
我猜想小镇一定散布了关于我们这些“新邻居”的许多故事，也许这就是小镇的生存逻辑。一个如此小的镇子理应自我保护，所以镇上的居民迫切想认识外来者，了解每一个人的过去。劳拉只是听从了自己的直觉，整晚不断地向我们发问。里奥比我大方，每个问题他都回答得很棒。再加上喝了点小酒，他打开话匣子，向我们讲述了他的生活和遍布世界的足迹。
他说，在他25岁的时候，他就决定放弃拳击，离开内华达州，到了德克萨斯州的圣安东尼奥市做职业保镖。玛丽当时已经是他的女朋友了，她每周五晚在拉斯维加斯的酒店里跳舞，还曾给像汤姆·琼斯之类的明星做过伴唱。从离开内华达州起他们便踏上了永不回头的旅途。玛丽的母亲去世时他们回去待了三个月，除此之外再也没有踏上过归途。他们在世上已经无牵无挂。到了“颐养天年”的年龄，他们开始考虑归隐的生活。“有两个地方一直在我们脑海里盘旋：爱尔兰和泰国。我认识很多在泰国安度晚年的人，50岁起你就可以拿永久签证，用西方国家的养老金在那边生活绰绰有余。但玛丽总是跟我提起欧洲，还有爱尔兰古老的海滩……”
关于里奥来到克兰布朗的故事我已经听过好几遍了，于是，我的思绪逐渐飘到很远的地方。有一些在脑海里翻腾……特别是……那个声音，那个我刚才离开家时从身体里发出的声音。
你有时也会听到的声音。
下一秒我仿佛离开了柯根夫妇的客厅，回到了童年居住过的都柏林北部库姆附近的家，回到了那间壁炉里总是储满了木炭的客厅。
“我们家族拥有超强的直觉，皮特，你永远记住。”
当我们两人独处的时候，我的母亲总是非常自然地跟我提起这一点。关于第六感、守护天使，以及那个保护我们的声音。
“你要用心倾听，它是来帮咱们的。”
我的母亲和外祖母都能听到那个声音。它有时候会对她们说话，保护她们以及她们的家人。
“好，现在她要开始讲文森特和校车的故事了，”父亲发现母亲在说这件事时，他总会这么说，“你可别到外面到处跟人讲，说不定哪天你就被关进精神病院咯！”
“孩子他爸！你真是个没有信仰的人， ”我的母亲总会这样温柔地斥责他，然后转过来微笑着看着我，眼里闪烁着星星般的光，说，“你听过这个故事吗，皮特？我的哥哥文森特，上帝保佑，差点儿在很小的时候就出事故了。他的校车和一辆卡车相撞，死了十八个小孩、一位司机和一位老师。但是文森特不在那辆车上，那是他唯一一次错过了校车。你知道为什么吗？那天，他正要出门的时候，我的母亲发现他校服上的纽扣松了，便拿出针线包迅速帮他缝上，文森特不愿意等，因为就要迟到了。就在那时，那个声音对我妈妈说：‘今天别让小文尼出门。’于是我妈妈尽可能慢条斯理地缝那枚纽扣，她故意把纽扣和里面的衬衫缝合到一起，再装作惊讶的样子，拆了重新缝。文森特吵闹着，他就要错过校车了。‘赶不上就赶不上！’妈妈大声说。之后事情就那样发生了，那天，他的朋友无一人生还。”
有几次我父亲生气了，对母亲说这些故事无益于我的教育，我要是尽信那些鬼神预言之说，也只不过是为自己虚妄的希望徒增一分奇迹的念想。而且父亲也认为，信这些预测未来的事除了显得愚蠢，还与成为一名虔诚的基督徒相悖。
“全天下的妈妈看到孩子出门都会担心。那天是因为上帝预先知道那辆校车会出事故，而你妈妈却认为……”
但我母亲坚持说那不是唯一一次，在她自己身上也发生过类似的事。
“1968年3月24日那天早上呢？你就睡在我旁边，不记得了吗？”
“噢，不记得了。”
父亲记得。母亲后来告诉我，在一个漫长的午后，父亲去了酒馆，我在家学钢琴，母亲烤着火，坐在沙发上织围巾。“我从噩梦中哭着醒来，梦里有一片墓地，里面挤满了爱尔兰人。我知道有坏事降临，便告诉了你爸爸。他让我别担心，说只是一个噩梦，仅此而已。但我当时浑身颤抖，像是自己的孩子死了一样。
“后来有天中午，我正听着广播做菜，新闻里说一架从科克飞往伦敦的飞机在海上失踪了。一听到这个消息，我手里的平底锅哐当掉到地上，我向后退了几步。就在当天下午，我们得知爱尔兰航空的飞机在离韦克斯福德数英里之外坠毁，61名乘客以及一名机组人员遇难……你爸爸脸色苍白地回到家，倒在床上，之后至少一年内他都不想提及这件事，但是，事情就如我跟你所说的那样发生了。”
这是最奇特的故事，但还有好多其他的事。有时候只是一种可怕的感觉，最终却在现实中发生，比如，“今天早上凯蒂·肯尼迪脸白得像死人…… ”三个月后我们去参加了她的葬礼，她死于骨癌；有时候是一个声音，比如，“我放在厨房的溶剂到哪儿去了？”爸爸问，妈妈说她扔窗外边了，以后别在厨房里放这种东西，“一个声音给我描述了烧焦的喉咙，以及变成哑巴的人”。爸爸呢？当然了，永远闭着眼睛叹口气，然后告诫说别在外面去说这些事。噢，妈妈，妈妈……
“我们跟别人不一样，皮特，你很特别。你看你在琴键上弹奏出多么美妙的音符呀，它们是从某个地方来的，从你自己身体里某个美好的地方来的。你是一个小天使，明白吗？也许某一天你也会听到那个声音。”
“但我不想听到什么声音，妈妈。爸爸说那是疯话，别人听到了会把我关起来的。”
我母亲用双手捂了捂我的耳朵，抚过我的眼睛，然后温柔地捏了捏我的鼻子。
“疯狂是把生活当作没有尽头那样来过，皮特·哈珀。你要学会承认它，并好好利用它。别怕，当你召唤它的时候，它一定会来的。”
当你召唤它的时候。
“需要一杯葡萄酒吗？”
当你召唤它的时候。
“你在听吗，哈珀先生？”
我睁开眼，确切地说是醒过来，因为我看似睁着的眼，实际上已经闭上了。我看到奥洛克女士正端着酒瓶要往我杯子里倒酒。
“我问您还需要葡萄酒 吗？”
“不，”我说，仍然在试图从记忆中清醒过来，“不用了，谢谢，我已经足够了。”
吃过甜点，我感到有些疲倦，同时也厌烦了劳拉，她的出现让我无法好好同里奥和玛丽聊天。我坐在壁炉对面的沙发上喝茶。劳拉端着茶杯，站着称赞玛丽的画，她问玛丽什么时候能为镇里的女人们开一个绘画培训班。
“其实我也是自学的，”玛丽说，“所以我并不是好老师呢。”
劳拉做出失望的表情。她说，她想要玛丽的一幅画挂在自己的客厅里。
“如果您想要的话，玛丽可以给您画一幅肖像。”里奥说，“她除了擅长画风景画，还是画人物肖像的高手咧！”
“真的吗，玛丽？”我问她，“如果我早些知道的话，我早就跟你要了！”
“好的。过去我以画画谋生，”她说，“在里奥工作的酒店里给一些客人画画……”
“她还给弗朗索瓦·密特朗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ois Mitterrand，1916年10月26日—1996年1月8日），法国左翼政治家，曾任法国社会党第一书记和法国总统。的夫人画过，我可没开玩笑。”里奥仿佛是她谦虚的妻子的最佳营销师，用半开玩笑的语气说，“还有比利·克里斯托比利·克里斯托(Billy Crystal)，1947年3月14日生于纽约长岛，美国演员、制片人。，他付了半栋房子的钱咧！”
“但是这些都画的是爱尔兰，”劳拉看着墙上的画说，“你没有其他国家的画了吗？”
玛丽笑着摇摇头。
“大部分画我都在路上送人或者卖掉了，一幅都不剩地到了爱尔兰。您看，现在家里都已经放不下了，我在想着捐一些给教堂。”
喝完茶我开始打哈欠。风暴已经不再轰隆隆作响，房里的灯也有好一会儿没受闪电的影响而熄灭了。劳拉再一次提到了钢琴，虽然我心里快要抓狂，但我清楚她一定还会试图劝说我。我该趁这个时候回家。我起身向大家抱歉，自己在大周五晚上像个鼻炎患者似的打哈欠。
劳拉这时说她很快会在家里做一顿晚餐，邀请我去做客。“您的孩子们来的时候，我们也可以一起乘弗兰克的帆船出游。”
我出于礼貌接受了她的邀请，并跟玛丽道了谢，然后穿上外套。里奥陪我出门。
雨已经停了，风却依然很大。里奥醉醺醺地点评奥洛克夫妇，说他觉得每次跟他们在一起时都像是被审讯的犯人。
我笑了笑，说我感同身受。到车旁，我看到里奥抬头怔怔地望着天。我顺着他的目光看去，一片巨大的乌云朝岸边飘来。在月光的映衬下，乌云的轮廓十分清晰，就像一块又肥又大的黑色蛋糕，直径大约1.5英里，乌云下盘旋着不断形成又随即消散的小旋风。
“哎呀，看起来不太妙。”我望着天说。
“是呢。你最好趁那块东西爆裂开来之前赶快回去，”里奥说，“你确定不再待会儿了吗？”
我看了看笼罩在地平线上的那片乌云，就像马上要大发雷霆的天神，盘踞在两分钟后我要去的“比尔之齿”的上空。
别出门，皮特。
可是，如果夹着尾巴回到屋里，我该如何面对奥洛克夫妇？难道跟他们说：“我再待一会儿吧。岸上有一大片云，今晚我有不好的预感。我给你们讲过关于我家族预知未来的事吗？”
今天晚上，别出门。
我又想起了我的舅舅文森特和他的扣子。我应该找个借口说今晚不来的，或者如果幸运的话我的车发动机坏了，再或者里奥坚持让我留下来，也许……
“不了，我觉得如果我抓紧的话，我应该能在那片云赶到之前到家，”我拍拍里奥的肩膀说，“保重，朋友！进屋去吧。你的新朋友还准备了一大堆问题等着你呢！”
里奥扑哧一笑。我跳下门廊的台阶，一路从花园跑出来钻进车里。里奥仍站在那里等我发动汽车。我插进钥匙旋转阀门。这辆沃尔沃有时会罢工，有时在暴雨天气里还会漏电。然后可能我的朋友会坚持要我留下来过夜……
可是引擎一次就启动了。
3
狂风大作。我沿着狭窄的石子路慢慢驶上沙丘，两吨重的沃尔沃V40在风中轻得像一张纸，车的前灯像两把光剑刺破黑夜。我尽量注意道路右侧边缘，因为随着离里奥的房子越远，离“比尔之齿”越近，公路坡度不断增加，逐渐变成了边缘只有杂草作为防护的陡坡。
头顶上，伟大的暴风雨女神已经开始怒吼。我用力踩油门。当暴风雨女神开始歇斯底里地咆哮，不断地朝地上喷射雷电时，我可不想继续停留在路面上。我的车攀爬上山坡到达山顶时，眼前的一幕让我不得不狠狠地踩下了刹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