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根粗壮的大枝丫横在马路中间。
可以看出是“比尔之齿”山顶上的那棵粗壮的老榆树上的一根枝丫。我注意到树梢已经发黑，还冒着烟，应该是闪电将它从树上劈断，之后飓风在两小时之内将它推到了路中间。
我伸长脖子透过挡风玻璃向上扫了一眼。那块黑乎乎的大蛋糕已经开始旋转，盘旋在我车子的上空。它的中心闪耀着光，雷声阵阵，像一个被人类惊扰了睡梦而轰隆隆咆哮的巨人。
如果开的不是沃尔沃V40，而是里奥那辆路虎，我绝对会这么做：挂低挡从上面碾过去，第二天早上再回来用斧头把它清理干净。但我这辆旧车的低底盘承受不了，这么做一定会爆掉一两个轮胎。而且奥洛克夫妇晚些时候也会经过这条路，他们也许不会这么幸运提前发现它。
于是我决定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一件事。
我跳下车，但立马意识到这很危险。我了解到的有关雷暴的知识告诉我不应该待在那里：站在一个小山顶上，旁边有一棵树，我的头顶还悬着一团乌云。
今晚不行，皮特。
我听说在雷雨天里待在封闭的车（或飞机）内就没有危险，因为电流从车辆表面经过并不会影响到车辆内部。也许绕着车走一圈也没事呢？见鬼。来吧，挺起胸脯，像个男人，绝不要因为那些冒失的蠢话丧失作为男人的尊严和自信，哪怕代价是死亡。
我瞄了一眼那根残缺不全、冒着黑烟的老榆木，闻到了烧焦的味道。不像壁炉或烧烤的味道，而是灯泡或旧的电缆烧焦的味道。我想起我女儿贝阿特利斯在她四岁时把手指插进了插座，当时所有的灯全部熄灭，当我们在客厅找到她时，只见她的眉毛头发都竖起来了。那味道闻起来就跟今天的一样。
乌云在我头顶上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声。我最后一次抬眼看，我可以看到巨型乌云母体腹中的光亮。
闪电不会两次击中同一个地方，来吧，早点结束这一切吧！
我走近树枝，抓住它的一端，发现比预料中还要重许多。我像搬巨大时钟的指针那样拖动树枝，朝公路边缘走去。海岸上已经完全黑了，只能依稀看到白色的浪头在沙滩上涌动。
我把树枝拖到和马路完全平行了。这就够了，我放手让它重重地砸在地上，在牛仔裤上擦擦手，然后径直往车走去。突然，我注意到周围有什么笼罩着我。
是光。一大片光。
一开始我以为是我开车门前不小心打开了车的雾灯，但是眼前的光突然间变得非常明亮，甚至过于明亮了。
我倒吸一口凉气，往回走的时候发现有什么东西流遍我的全身，一阵酸麻传遍我的脖子和背，一路传到我的手心。我看了看手，手臂上每根汗毛都直立着，像刺猬身上的刺。好像有人在我头上放了一块巨大的磁铁……
就在我头上……
我抬头向上看了看。只见蓝色的旋涡快速旋转，就像一分钟转一千次的碟片。闪电不会两次击中同一个地方。
我感到太阳穴一阵疼痛，明晃的车灯也突然刺痛了我的眼睛。我想我来得及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只需要几秒钟就能回到车里，但失败了。我感到有东西咬伤了我的身体，我的脸、肩和腿。我像一个木偶一样被摇晃不停，然后飞了起来。
仿佛千万吨重的保险柜重重地砸在了我的头上，把我砸得粉碎。我扑通跪倒在地，紧接着像有千万吨炸药在我的体内爆炸，我的耳朵听不到声音了，一切变为一片空白。
然后我听到了自己的尖叫，同时感到自己正在缓缓倾倒，静静等待身体撞向地面，但是，我却仿佛掉进了一个无底的深渊。
4
我睁开眼，感到极度恶心。我在哪里？要去哪里？四周在晃动。
“快看！他睁眼了！”我能辨别出那是玛丽的声音。
我们在一辆车里，车子正全速前进。
“玛丽！停下,我要吐了……”
突然一个急刹车，我强忍住，摸到门把，推开门开始呕吐。
其他门也开了，我听到一串脚步声向我靠过来。
“后备厢里有瓶装水，还有纸巾，拿一些过来。”
有只手在拍着我的后背。
“好了年轻人，全吐出来就好了。”
我们的车后面跟着另一辆车，开的车灯照亮了我在沥青路上刚完成的涂鸦作品——里奥家晚餐里的通心粉、牛排、红酒。
有人递给我一瓶打开的水，我喝了一小口，感觉好些了。有人递给我一张纸巾，我擦了擦鼻子和嘴。纸巾上有一股清香，我大声说了句“谢谢”。
我尝试着睁眼，却感到眼皮无比沉重，像一只年迈的乌龟。事实上我感到整个身子都像科隆群岛的老龟，至少有一百岁那么老了，枯瘦干瘪。
“他醒了吗？”传来弗兰克的声音。
“好像是的。”里奥说。
我用力睁眼看他们，却只能模糊地看到轮廓。
“发生了什么？”我从嗓子里挤出一丝声音。
“你昏迷了一阵，皮特。不过现在没事了。我们在去医院的路上。”
“去医院？”我说，“你在开玩笑吧？”
“一点也没开玩笑。我们猜你被闪电击中了。不过现在你恢复了知觉。还有几分钟就到了。”
我不记得在车里待了多久，因为我又昏了过去，之后就只记得到了医院正厅（后来知道是邓洛伊社区医院），我被里奥和弗兰克架着进去。不一会儿几个护士从值班室走出来，把我平放在担架上。我被抬着在走廊里移动，玛丽抓着我的手，告诉我一切都会好的。
没事的，皮特。一个声音说。
我闭上眼，再度昏迷过去。
我的医生叫作阿妮塔·瑞恩，是一个漂亮的爱尔兰女人，她有一头红色的头发，脸上有几颗雀斑，矮胖身材，语速快而笃定。她给我号脉，听诊，用手电筒检查了我的眼睛。
“你知道自己为什么在这里吗？”
“应该是因为被闪电击中了。”
然后又问了一些简单的问题，比如我的名字以及年龄。“哈珀先生，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您感到哪里不舒服？哪里疼？”我努力向大夫回忆整个过程，关于那辆车、路上的树枝、那道光，还有蓝色的旋涡。我觉得头又疼又晕，浑身皮肤紧绷。
大夫说要给我拍个片，接着在我胳膊上扎了一针。我又躺回担架上，随后被抬到X光室，整个身子被塞到一台机器里待了好一阵。整个过程只听得到机器在耳边的轰鸣声……头痛消停了一小会儿，皮肤也不再有撕裂感。我推测他们应该给我注射了镇静剂。
一个小时后医生拿着我拍的片找到我。她请我坐下，迫切地要告诉我所有结果。影像显示结果很好，没发现任何需要担心的问题。看来我是较为罕见的“幸运儿”，尽管我的头痛依然让医生感到不安。
“来，我给您看个东西。”
我坐在担架上掀开腰部以上的衣服。在检查灯的照射下，我看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画面。从我的脖子到左边的胸部的上半身布满了红色的印记。这些印记看起来像地蕨或羽毛，形状显得非常完美，似乎有人花了好几天甚至几周的时间为我用红色墨水文了文身。
她跟我讲，这是“利希滕贝格图样”，这个名称是为了纪念它的发现者——德国物理学家乔治·克里斯托夫·利希滕贝格。他没被闪电击中过，但他一生致力于研究电流。这些“文身”是因为毛细血管由于电流经过而破裂造成的。好消息是它会在几天后好转。医生还说，她曾看到一个更加壮观的形状如海星的图样，那是两年前一个渔民被闪电击中背部形成的。
“上帝保佑，他也活了下来，”她继续说，“事实上，被闪电击中的存活率并不像人们普遍认为的那么低。这要取决于闪电的能量、击中区域，特别是电流在人体内经过的路径。闪电击中人时总会有入口、路径和出口。在这个过程中，闪电会烧伤它经过的所有部位，是否会造成致命伤取决于电流途经的部位和器官。根据您的情况来看您是幸运的，但今晚还需要观察。”
当我来到病房时，里奥和玛丽已经在等我了，医生已经把一切都告诉了他们。他们把手机留给我，以便我想打电话给谁。
“不用了……”我说，“没事的。医生说就住一晚上，我可不想惊动谁。”
“不给朱迪打一个？”里奥说，“她肯定想来看望你。”
“当然想，”我回答说，“不过我就在这待一晚上，你看这有止痛药，还有医院特殊的气味。再说朱迪这会儿一定在旅店忙活，昨天她跟我说有一群德国背包客在住店。不过你得在走之前告诉我事情的整个过程。”
原来，在我离开半小时后，奥洛克夫妇也离开了里奥家，是他们发现了我。当时我的车的发动机仍然在转，车灯也亮着。他们发现浑身湿透地躺在雨水和泥泞中的我，以为我已经死了。劳拉受到了惊吓，一到医院就服了片镇静剂，现在弗兰克已经带着她回家了。
“下次看到他们记得替我道个谢。”
“放心吧，我们会的。但你可得做好心理准备了，你很快就会成为镇上的名人，”里奥笑着说，“劳拉最擅长传播故事啦。”
“噢，这我倒是能够想象……”
“你们别这样！”玛丽喊道。
他们俩坚持要留下来陪护，但被我说服离开了。“我今晚还不想死，你们放心吧!我是绝不会逼我的朋友睡在这种‘刑椅’上的。”我指了指病房里窄小的坐凳。
“我把手机留给你，”里奥说着把手机放在床头柜上，“晚安，留心那些护士哟！”
玛丽拍了拍他的后颈，之后便亲吻我额头道别：“好梦，皮特。”
那天晚上电流一定仍在我的血液里流淌，我彻夜难眠，头也开始疼起来。
我在床上辗转反侧，脑海最深处仿佛传来时钟嘀嗒作响的声音。我独自一人待在病房里，静静地听着门外传来的抱怨声、护士的脚步声、另一个房间的电视声。已经很久没在医院过夜啦，我想。还记得最近一次是什么时候吗？当然了。
我只是有点晕。
我的母亲迪尔德丽·哈珀晕倒在购物中心的一家鞋店里，几个人扶她坐起来。随后我父亲把她送到了急诊室。当我搭上阿姆斯特丹—伦敦—都柏林的飞机时，她仍待在观察室里。“她说没事的，只是有点头晕。”爸爸说。听他这么说，我以为我们午饭前就可以回家了。
什么事也不会有的。
那个52岁的漂亮女人有一头栗色的头发，脸上的笑容能一扫人心中的阴霾，就连医生让她住院做一个全面检查的时候，她也保持着那样的微笑。
于是我听到与我那天晚上出门前同样的声音：跟你母亲告个别吧，皮特。记住她现在的样子，那身裙子，那淡红色的头发。记住她的包，还有她褐色的鞋子。
她望着我的眼睛，眼眶里噙满了泪水，但始终强忍住，没有落下一滴。泪流满面的是我的父亲，当然。她念叨着也许当天下午回家，或者第二天上午，然后朝病房那扇塑料门走去。可是，那扇门却将她永远地关在了里面。此后的日子里，她被一张病床和无数的插管奴役，甚至连头发也被全部剥夺，但笑容依然那样灿烂。两个月后的一天，上帝终于带走了她。从此以后我们幸福的家庭不复存在，父亲像丢了魂的木偶，而我，我的心被撕开了一个窟窿，永远无法愈合。
几滴酸楚的泪水不知不觉间淌了出来。天就要亮了，我渐渐入睡。后来我做了一个梦，梦到了母亲。她带着一副受到惊吓的表情，像是要警告我什么，但我始终无法听懂。
第二天我醒来的时候头依然很疼，我吃过早饭，医生经过，便问了我关于疼痛类型的问题，“持续的疼痛还是像心脏在头里跳动？”
“确实是，”我说，“像脉搏一样跳动。”
“嗯，哪个部位疼？头前面还是后面，单侧还是整个头部？”
我回答说是“里面”疼，但感觉左边更疼一些。“看东西有重影吗？眼冒金星或者流泪出汗吗？”一边问着，医生一边给我开了一些药，“早中晚各两片，饭后服用。如果两周后头还疼再过来。一周之内除非万不得已，否则不要开车，忌烟酒。”
“那性生活呢，医生？”
“除非万不得已。”
“但那就是我目前最需要的。”
电话显示有朱迪的未接来电，我猜玛丽和里奥已经把我的事情广而告之了。
我回拨过去，响了几声后接通了，电话那头传来朱迪温柔活泼的声音，每句话的末音一如既往，略显沙哑。
“霍利亨夫人商店，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您好，我刚搬到镇上，想请问一下哪里可以租到成人电影？”
电话那头朱迪扑哧一笑。我完全可以想象她无聊地坐在前台后面的样子：捧着一本厚厚的书，沏上一杯瑜伽茶（黑莓、人参和其他奇奇怪怪的东西混合而成），总之烟雾缭绕。
就在几个月前，霍利亨夫人商店成了克兰布朗镇最引人注目的建筑。玫瑰色的房顶，黄色的窗栏上面装饰着鲜花、飘带和小铃铛，窗台上摆放着一尊尊小佛像。这栋建筑的一楼就是霍利亨夫人商店，过去主要是为夏天来避暑的游客提供方便，到了冬天就成了药店、书店和玩具店，同时提供影碟出租服务。但是两年前霍利亨夫人退休了，新来了一位年轻活泼的朱迪·加拉格尔小姐，在这家商店——甚至整个小镇——掀起了一场小小的“革命风暴”。现在这家商店也是瑜伽训练营（每周由朱迪小姐教两节课）和针灸按摩沙龙。此外，这里也逐渐成了妇女们的活动中心。在此之前，妇女们只能在狭小的圣迈克尔教堂后厅组织筹划去贝尔法斯特或者德里，甚至伦敦（这让男士们几天内都提心吊胆）购物，或者筹备一些文娱活动，比如七月的“克兰布朗露天电影节”。如今有了新的活动中心，那些妇女别提有多兴奋了。
除此之外，朱迪还把二楼进行了改造，往里面放置了几张双层床，供背包客住宿（去年这家店出现在了最著名的旅游指南书《孤独星球·爱尔兰》里），也可供来费根酒馆即兴音乐会的钢琴弹奏者住宿，那些在邓洛伊仅有的两家旅店没有找到住宿而灰心丧气地路过这里的游客，也可以找到过夜的地方。
另外，朱迪还是整个多内加尔最大的DVD收藏家。
“呃，我们这里的成人片很多，您喜欢动物还是马戏团表演？或者来点捆绑的？”
“噢，都可以，但是你们有关于蔬菜的影片吗？您知道吗，我住在一个小镇里，附近有一大片菜园。”
“行啦皮特，”朱迪又笑了，“你太坏了！玛丽已经给我打电话了，我现在都知道了，你昨晚为什么不给我打电话呢？”
“我不想让你担心，想着你一定在旅店忙。再说我也没有想象中那么严重。”
“混蛋，皮特。这就像飞机失事后死里逃生一样，我可以不管那些德国人而是到医院看望你的。你好些了没？到底怎么回事？”
“实际上我也觉得有些难以置信，”我又回想起了蓝色的旋涡……“一切都发生得太快了，但是我觉得现在没事了，只是头有点疼，医生给我开了药，说是几周后就好了。”
“玛丽说你身上没有伤痕，只是有一些皮肤灼伤。”
“是的，像一个巨大的文身。我觉得还挺好看的，等我好了后我可以考虑文一个。说真的，你昨晚错过了一顿大餐，还错过了奥洛克夫妇。”
电话那头传来嘲讽的咯咯笑。
“是呢，我听玛丽说是他们发现你的。幸好我没去吃饭，要不然劳拉会迅速完成她的特殊任务，说不定咱俩现在都有几个私生子了呢！她盘问了你一晚上，是吧？”
“几乎是，”我答道，“我进行了一下小小的抵抗。”
“你也这么认为！”她笑着说，“嗯，需要我来医院拯救你吗？”
“当然了！医生已经给我开了药，今天下午要赶我出院呢。”
“给我几个小时，那些德国人正在洗澡，吃完早饭他们就离店了。我忙完旅店的活儿就来接你，你能坚持到那时候吗？”
“没问题。”
“好，那我先挂了，机智的皮特！”
两个小时后朱迪来到医院门口接我。她从她绿色的沃克斯豪尔汽车里跳出来，双手环抱住我。她正值29岁的美好年华，活泼、好奇、聪慧。牛仔裤凸显出她曼妙的身材。
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她正坐在费根酒馆的一张桌旁，身旁围绕着对她虎视眈眈的顾客，我当时以为她只是路过这里。直到那天之前，我心中镇上的头号美人当属特雷莎·马隆，她是镇上的邮递员，一头红色的头发，长腿大胸，有时我出门拿邮件会跟她在我门前的栅栏那里打情骂俏。
但我出于本能地排斥她（也许是因为我怕床垫断裂而导致过早死亡），到克兰布朗来后，我从没跟女人过夜。那天，我走进费根酒馆，像其他新来的居民一样坐在这个昏暗凉爽的酒馆的一个小角落里，准备等待当地人打量的目光。我点了一品脱酒，但迟迟未来，我向四周张望，每次眼神都会与正在和另一个女人（后来我才知道她就是道格拉斯女士）聊天的朱迪相遇。
我开始同另一位顾客攀谈起来，一个叫多诺万的渔夫，聊着聊着，我喝了超过三品脱的酒。晚上我得小心翼翼地开车回去，免得连人带车跌进路边的泥坑里。啜饮间，我时刻不忘锁定着目标。渔夫发现后便拿我开玩笑，他挠了挠鼻子笑起来。我尴尬地承认自己的确无法将目光从她身上挪开，并且趁机打听关于她的消息。“她叫什么名字？她也住在这里吗？ ”
“朱迪·加拉格尔。”渔夫说，“她是在一个晴朗天气里背着背包徒步走到这里的。她不是游客，也不是路过的。不知怎的她得知霍利亨夫人正在找人接替她管理商店的消息，一来这里就开始在商店工作了。从那时起她就跟我们住在一起了，我们都非常喜欢她。女人们喜欢她商店里奇奇怪怪的东西，适龄小伙子们争前恐后地想要引起她的注意，而像我们这种开始衰老的人只要在她附近就心满意足了。”
不久的一个下午，我来到了霍利亨夫人杂货商店。从各种各样的借口中我选择了影碟，因为听里奥和玛丽说，她收集了一堆影碟，其中很多经典电影值得一看，并且租金也很便宜。当我进店的时候她正忙着和顾客说话，她看了我一眼，笑着欢迎我。那天她身穿黑色上衣和宽条纹彩色半裙，上衣紧紧地贴在身上，看起来比我在费根酒馆看到她时更加苗条，并且有美好的胸部，漂亮的脖颈和肩膀。
我醉翁之意不在酒地问她影碟的位置在哪里，她指了指里面的书架，我说了声“谢谢”便向里面走去。走到书架前，我便闭上眼睛，心想，她可真漂亮！我感到自己突然年轻了许多，血气上涌。我尽量将注意力转移到影碟上，这里的的确确有很多影碟。从《金童》、《走出非洲》、《兰博》（后两部是VHS格式）这些电影可以推测出，霍利亨夫人已经为这个社区提供娱乐活动很多年了。书架的底层（离畅销区远的地方）摆放着里奥和玛丽说的《挪亚方舟》经典电影，还有二三十部比利·怀尔德、 伊利亚·卡赞、希区柯克、约翰·福特的电影，还有更加现代的阿莫多瓦和伍迪·艾伦的电影。
我正读着《关于我母亲的一切》（阿尔贝托·伊格莱西亚斯为电影配乐，我是他的粉丝）的封底，她来到我的身旁，说她也喜欢这部电影。我说阿莫多瓦的电影我觉得都很好，但有几部是例外。于是我们开始谈论电影。聊天的时候我的关注点一直在她身上，她讲着一口伦敦腔，所以我猜想她是来自伦敦的英国人。
她约莫25岁，反正没到30岁。鼻子上点缀着俏丽的雀斑，眼神灵动而深邃。她紧张地晃动着双手。
“伍迪的电影我只有《曼哈顿神秘谋杀案》，相较而言没有那么实验主义，更加现实，但是……”
我不停地问自己像她这样的女孩子待在这个小镇做什么。
“比利·怀尔德的合集里有《柏林艳史》、《头版》、《通往开罗的五座坟墓》，但是给你算一部的租金，可以吗？”
我努力让自己的目光显得不那么明显，但是她始终盯着我看。我把眼神转向书架或者望着其他地方说一会儿话，但只要转过脸来，她那两颗蓝宝石般的眼睛总是直直地望着我，嘴角似笑非笑，好像在谋划一个恶作剧。
“那我要怀尔德合集，还要阿莫多瓦的《回归》。我喜欢一遍又一遍地重看这部电影，我觉得电影的标题就是在说：‘回家吧。’”天呐，这真是尴尬的笑话，她只是礼貌地笑着附和，我想。我觉得自己非常愚蠢，我只是在借没人借的电影罢了。
过了八年的婚姻生活后，我已经忘记了该如何调情了。哎呀，我在说什么呀，我从来不知道如何挑逗女孩，仅有的几次也是因为那些女孩主动扑上来的。
“你住在这儿吗？”她问。
“是的。我来这几个月了，住在特雷莫雷海滩。”
“噢！那你一定认识里奥和玛丽啦！他俩常来店里买东西。”
这时几个客人进店打断了我们的谈话，我愚蠢地认为这是我离开的好时机。我付了钱，跟她告别，走出商店长长地舒了口气。
与克莱姆离婚之后，我只有过两次愚蠢且短暂的“冒险经历”，它们让我懊悔不已。第一次是在我得知克莱姆和尼尔斯的事情一个月之后，我在麦克斯·希弗（我要好的同事，也在我离婚前后为我创造艳遇机会）家中的聚会上和一个阿姆斯特丹音乐学院学小提琴的学生。第二次是和一个过去在荷航的空姐，不是在飞机上，而是在超市里。除了这两次，还从未发现有人像朱迪一样激起我的好奇。
再次见到她是一个星期后，我一踏进店里，我们的目光便相遇了，两人都笑了起来。
“嘿！”
“嘿！”
她正忙着，我在放影碟的书架旁装作看影碟的样子，耐心地等待。不一会儿她的声音从我背后传来：
“你是音乐家哈珀，对吗？”
玛丽是店里的常客，我之前也跟她提起过我住在特雷莫雷海滩，所以朱迪知道一些我的事——实际上可不止“一些”——因为我后来知道玛丽和她喝了很久的茶，聊了很多关于我这个在店里租影碟的“神秘又有趣的络腮胡”的事。
这回我不急着走了。顾客们进进出出，我耐心地等待着，一会儿瞅瞅摆满影碟的书架，看看那些关于冥想、瑜伽和替代疗法的书，或者欣赏一下在柜台上一字排开的小佛像。我下定决心今晚约她出去，我做到了。我们在费根酒馆坐下来，我给她倒了杯啤酒，一直聊到酒馆打烊。那是一个星期二，外面下着大雨。小酒馆一半的座位是空的，壁炉旁宝贵的桌子也空了出来。我们就在那里坐着边喝酒边烘干外套。
我们开始谈论小镇，讲述我们为什么到这里。我讲了关于阿姆斯特丹、都柏林、离婚和我的创作危机。我聊人生和音乐作品，她静静地听着，小口喝着吉尼斯黑啤，用她两只聪慧的蓝眼睛看着我。但轮到她的时候她却含糊其辞。她说她出生在苏格兰印威内斯以北的小渔村，那里“海浪拍击海岸的声音足以让人发疯”， 她还讲了一些关于家庭的事，她用了“不正常和令人沮丧”来形容，但并没有更多的讲述。我猜她应该出来后就没有再回过那里。
她在伦敦学了心理学，毕业后在医院工作，然后是一段长达五六年的灰暗的时光，用她的话来说就是“对伦敦失望透顶”，所以后来去了印度旅行，在那里开始接触精神世界、能量、替代疗法和瑜伽。“我独自旅行，感到人生前所未有的自由、强大和独立。”后来她便决定要去一个把她当人对待而非制造产品的机器对待的地方生活。
“为什么到爱尔兰的克兰布朗来呢？”我追问道。
“回到欧洲后，我一整个夏天都住在柏林一个朋友家。一天晚上，我俩用笔描手心的掌纹，然后印在地图上。我的生命线穿过了苏格兰，在北部半岛中间的一个地方结束。我想，为什么不呢？”
“真的吗？你仅仅是因为把手指头放在地图上就决定来这？”
“不是手指头，是整个手掌。”
我开始有点恼了。她漂亮聪明，但喜欢玩这种奇怪的游戏。就像圣埃克苏佩里的小王子一样，总是发问，自己却不回答。她是怎么编造出连自己都无法忍受的故事呢？
不管为何，在她身上有一股可怕的力量吸引着我，一如她那双眸深处巨大的旋涡。是叛逆的火苗吗？我也不清楚，总之就像苏格兰波涛汹涌的浪涛在她的眼底翻滚。在她的关于印度和掌纹这些戏剧性的故事之下，我看到的是一颗甜美、优雅、热情的心，这让我无比好奇。她正如费根酒馆的老壁炉，一个你可以依靠着度过一生的地方。
酒馆打烊的时候仍在下雨，我们便向商店跑去。我的车就停在那里，她不让我醉醺醺地开车回家。“好吧，”我说，“我去你那订一个床位吧。”她笑着说我是傻瓜。然后就靠着我那辆沃尔沃，我们第一次接吻了，随后走进她的旅店，一直到第二天，她的店外面整天都挂着“床位已满”的牌子。
我们的这个秘密保守了一个月左右，直到有一天，里奥沿海滩跑完步后突然造访，那天朱迪只穿了一件T恤在我的厨房里煮咖啡。此后的一周他都不停地笑着，我们猜想整个镇子里的人也都在搜集情报。“看来你租了很多电影看，哈珀先生。”“你们晚上完全不用出门啦，在家里看家庭影院就可以啦！”里奥和玛丽承认这个新闻对于无趣的克兰布朗来说简直是一阵新鲜空气。
“但你们是认真的还是……”
“不是，只是一场冒险。我们只是不一般的朋友关系，你知道的。”
邓洛伊和克兰布朗之间的公路就像汽车拉力赛道，但对朱迪来说是小菜一碟。我们用50分钟的时间驶过了40英里的蜿蜒小道，我甚至在想若是自己被闪电击中后幸存，却死于第二天的车祸，这该是多么讽刺。我们在克兰布朗的“安迪家”加了点油，买了晚餐的食物以及一瓶红酒，然后穿过小镇驶向海岸。
克兰布朗和特雷莫雷海岸之间绵延着大片的草原、泥炭田和平缓起伏的小山丘，一条旧时军用的狭长公路逶迤山间。再往前十英里，公路分成几条小路向悬崖铺开去，只有一条更为细长的路通往海岸。这条碎石子铺成的小路沿着牧羊人的脚印延伸出去，路两旁一年四季都摇曳着野花。
绕过最后一个山头，眼前即是蔚蓝的大海，硝石、田园、牲畜的气味扑面而来，有时还混合着遥远的烟囱送来的阵阵烧泥炭的清香。就在一瞬间，那片镶嵌在黑色岩石怀抱之中的白色沙滩便会突然跳入眼帘，仿佛就在你的脚下。
“这就是我昨晚经过的地方。”经过“比尔之齿”的时候，我告诉朱迪。
我们走下车，我夸张地跟她讲述了昨晚的经过。那根一端发黑的树枝仍躺在路边，枝头可以看到沙子和被车轮轧过的痕迹。
“弗兰克发现我躺在这里，他当时该吓坏了。”
“我觉得他老婆应该让他从你身上轧过去。”朱迪开玩笑说。
她抱着我，我们静静地感受山上呼啸而来的风。
“天啊！皮特，你难道不知道在雷雨天气要离大树远一些吗？”说完她亲吻了我的嘴唇。
那天晚上朱迪做了茄饼，我们坐在壁炉前面一边喝智利葡萄酒一边吃晚餐。我仅仅喝了一杯。她脱下我的衣服，看我树形的伤痕。我们在地毯上做爱，之后在壁炉前的地毯上睡着了。
半夜里，我感到一阵疼痛像脉搏一样在头颅里搏动。我摸出揣在外套里的药片，服下后回到客厅。
我看到朱迪又在做噩梦了。我环抱着她，为了避免吓着她便轻轻地吻她。我们上楼走到卧室，床单是冰凉的。我们拥抱着取暖，缓缓进入梦乡。我梦见了里奥和玛丽。
梦里面，我们又回到了邓洛伊医院，但这次的病人却是里奥。只见他躺在担架上一动不动，甚至在某些时刻我意识到他已经死了。他裹着沾满鲜血的床单，双眼圆睁，嘴半张着，像一个无尽的黑洞。
5
风暴持续了几天，之后的天气便晴朗得让人以为夏天已经到了。
我在家休养了几天，感觉经历了猛烈一击后，浑身酸痛。再有就是头疼。我坚持服药，房间调得昏暗（眼睛仍不适应强光），听着iPod里过去不常听的古典音乐。
晚上我下楼弹琴，我仅仅指字面意思，我抚摸拍打那架钢琴。它仿佛是一盏神灯，我期待着能从里面蹦出一个善良的神：下午好，皮特，我可以满足你三个愿望。你想要什么？
我只有一个愿望：重新听到我脑海中的旋律。
我时常在洗澡、散步或是阅读的时候哼唱一些在脑海里的旋律，一回到家中我便在五线谱上记录下来。有多少美好的旋律都是这样产生的！我脑海里仿佛存在一口永不枯竭的魔法喷泉。而现在呢？看看我的样子，居然试图从音乐专著中寻找可以挪用的乐谱。是的，我已游离于那个神奇的音乐世界之外，与那些千千万万平庸的人一样，耗尽半生只为创作一部差强人意的作品。星辰陨落了，光辉永远消失。有一次在一个英国电视生产商巨头的家里举办的聚会上，我认识了一位过气的音乐家，他在90年代凭借一张音碟获得了一笔小小的财富，却在三年内挥霍一空。现在的他专门替人倒酒，像鹦鹉一样不停讲话，我一点儿都没开玩笑，他成了百万富翁豢养的小丑。不过呢，人家至少有份工作，还有人的结局比他更糟，比如，我？
事故之后的第四天早晨，我醒来的时候除了头部深处轻微的阵痛之外，几乎已经感觉不到其他不适了。我浑身充满了力量，决定做点儿什么。我换上褪色的牛仔裤、一件伐木工衬衫和一双靴子，头发扎成辫子，戴上雷朋眼镜。任何人看到我一定会说尼尔·杨住在爱尔兰海滩。我喝了杯巴里茶，听到奇想乐队在海岸电台唱成为“赛璐珞英雄”是多么糟糕。随后我开车去镇上。我打算买些砂纸、刷子和颜料，重新修整一下花园的栅栏。经历了一个漫长而严酷的寒冬后，它们已经变得破烂不堪。这些该死的栅栏——如果当时我能预料到即将发生的事情，一定在当天下午就把它们连根拔掉了。
一切如里奥所料，我的故事爆炸性地快速传遍了整个克兰布朗。在约翰·杜兰杂货店里，我十分不巧地碰到了半个镇子的人，大家都问我的伤势如何。
“您重生了，哈珀先生！”
“您买彩票了吗？”
“您试过将灯泡塞进嘴里吗？”
杜兰甚至不让我自己把割草机塞进沃尔沃的后备厢。他叫出他的儿子约恩。约恩长着红头发，脸上布满雀斑，永远像是从另一个星系来的。他们俩一同把割草机抬上车。
“你应该找个东西遮盖一下，要不然你还是会被机器绊倒的。”他建议说，“如果你愿意，约恩可以花一天时间去你那看一看。对了，别忘记我怎么教你刷清漆的，至少要覆盖三层，否则在夏季结束前该死的硝石就会把它腐蚀掉。”
然后我来到镇子上散步，看到街道上走动着一些新面孔。克兰布朗镇非常小，冬季居住人数不过150人，但是到了夏季会增加到800人。镇上总共只有两条街道，一直通往小港口。一些渔民仍然尊重传统行业，每天早上都去捕一些新鲜的龙虾，然后在港口卸货。冬天，渔民将龙虾用软木箱包装好，送到德里市场。夏天随着游客的到来，港口的市场变得热闹起来，龙虾被销往附近的餐厅和酒店。这里其他的经济活动就只有畜牧业（生产牛奶、奶酪和羊毛制品）、旅游业以及手工业（制造大衣和软呢贝雷帽）。
主街道始于郊外地方公路的岔路口，那里坐落着小镇最重要的服务站点（除了圣迈克尔教堂）——“安迪家”，它是加油站、新出炉面包店、快餐店、报刊亭、烟草店、自助咖啡机的混合体。在那里你几乎可以买到所有东西，比如壁炉燃料、土壤肥料、泥炭、汽车电池、快艇发动机零件、花种、冰袋、啤酒……
其余的商店则散落在克兰布朗大街上。杜兰杂货店在高处，然后是费根酒馆、中餐馆，最后是那家集商店、旅馆于一身的社会文化中心——霍利亨夫人商店。
我找到朱迪的时候，她正和玛丽以及其他妇女商量组织克兰布朗露天电影节的事。电影节预计在七月举行，她们正在讨论放置大屏幕和投影仪的最佳位置。
天气是决定性因素。如果下雨则要执行B计划，这是很可能的。到时候，港口附近的旧仓库可以提供遮蔽，但是有很多东西都要随之改变。
劳拉·奥洛克也在那儿，这是自事故发生之后我第一次看到她。她给我讲述了一个有关怎么找到我的夸张的版本，我“半死不活”地躺在道路中间，以及当时她被吓得如何下不了车。“弗兰克跪下去给您把脉，我好不容易才能为您的灵魂祈祷，哈珀先生。”她握着我的手说着，眼里噙着泪。然后，她说想代表露天电影节的组织方请我帮个忙：
“我想哈珀先生您是开幕式演讲嘉宾的最佳人选。 您愿意吗？或许您也可以弹奏一小段。噢！对的！那样简直太棒了！”
我以为朱迪或者玛丽会站出来帮我，但是她们却说这是一个好主意。
“或许您可以为一小段默片现场配乐，”朱迪说，“但我不知道我们怎么把钢琴搬到港口。”
我点点头，仿佛在说：“主意是挺好，但要把我的施坦威钢琴搬到港口过于困难了。”
“没有必要用一架‘真正的’钢琴吧，皮特？”玛丽说，“也可以用配重键盘，我们可以租一个。我觉得这是一个绝妙的主意，朱迪。”
女士们都鼓起掌来，我能做的只有微笑和点头表示赞同，同时暗自希望中途出现什么岔子使得她们的计划落空（没有租到钢琴，或者太贵了），但我也知道我不可避免地要面对一些东西：演讲、托卡塔[1]，以及其他需要我在电影节上做的事。
我主动提出载玛丽回特雷莫雷海滩，但她要等去邓洛伊购物的里奥。我趁机捏了朱迪的漂亮的屁股，暗示她我已经痊愈了，随时可以和她约会。然后我告别了镇上的女士们，开着我的沃尔沃满载而归。我摇下车窗，迎接扑面而来的世上独一无二的硝石和泥炭味。
我的房子坐落在海滩上一个隆起的小岬角之上。这是一座非常现代化的建筑（建于20世纪70年代），分为上下两层，屋顶用石板搭成，带一个木制的大阳台，阳台也建在沙丘上，通过楼梯与海滩相连。这个楼梯是我从小就希望的一个东西（也许是因为我在什么地方看到过？），当房屋中介伊莫金·菲茨杰拉德说到“房子带一个建在沙滩上的木制楼梯” 时，仿佛有人按下了我头上的某个按钮。“是的！这听起来像是我要找的房子，我们什么时候看看？”
2009年10月的一个金色的黄昏，我见到了这所房子，天空中飘着奇形怪状的大片云彩，房子像沙滩中的宝藏一样闪闪发亮。它的白色的外墙被一块草坪和一排可爱的白色木栅栏包围起来。房屋的前面就是大海和被黑色悬崖环抱的绵延两英里的海滩。我还没进屋就差点说“就是它了”。
据说特雷莫雷海滩位于半岛的风力最强的区域，这就是为什么没有人在这里建房子。我还听说这块土地太过沙化，并且每年加深几厘米，这就解释了我的房子墙壁上出现裂缝以及底层小浴室稍微有些倾斜的原因。
里奥说我们只是很幸运。近年来拔地而起的别墅像夏天暴雨后的蘑菇，而我们所在的地方正符合人们关于多内加尔的想象：空旷的海滩，铺满绿草的沙丘，无边的草原，唯有风声的静谧。
“您认为您能把一台钢琴抬进去吗？”
伊莫金——实际上是我的好朋友——提醒我可能遇到的一切困难。
“这里不是阿姆斯特丹或者都柏林，皮特。电话和网络几乎没有，供水和供电也有问题。房子也需要特别注意打理。草坪上的草会生长，化粪池也需要维护……更别说孤独了。你处在一个离本身就荒芜的小镇十英里远的地方，你将完全依赖汽车（我建议你买辆自行车以防万一），不过我认为另一个房子常年住了人，这会好些……除了这些，我还要补充一点，租金已经涨价了（马上就是旅游旺季了）。”
但没有什么能让我放弃我的决定。这所房子在我最需要的时候像护身符般地出现在我的生命里。我把它的所有缺点都当作有趣的挑战。我站在客厅里，看着宽阔的观景台，想象着自己把施坦威钢琴放在那里的样子。在春天和夏天，我可以打开窗户为我唯一的听众——大海——弹奏。于是我说了句“没问题”。
“你确定吗，皮特？你会独自在这里与钢琴为伴，在很多个夜晚只有风围绕在你身旁。震耳欲聋的风会让你听不到任何音乐、电话声，如果出了什么事连呼救声也不会被听到。”
“是的，”我最后说，“这正是我想要的。”
我在露台上一边吃沙拉，一边看报纸，偶尔眺望远处，只见货轮缓缓驶过。下午的海面很平静。一群海鸥落在海滩的岩石附近，找寻早晨卸货时带出的黑藻或者螃蟹之类的生物。岩石上面有一些洞穴，里面爬满了臭虫，我的儿子杰普一定会很喜欢。其中有个很大的洞穴几乎能将杰普整个装进去，好像连接着几米之外的狭窄的通道。那真是一个完美的藏身之处。为了逃避什么呢？我随即问自己。
突然我感到有些头痛，仿佛脑袋里有个重物。我想起了那些药，于是起身拿起盘子和报纸去厨房吃药。
过了几个小时，我来到花园，身旁摆放好从杜兰杂货店买来的那些小玩意，准备开始干活。这时我看到里奥在岸边跑步。他也远远地看见了我，朝我挥舞手臂。
特雷莫雷海滩长约两英里，所以里奥一般跑三四个来回。这是他的基本练习。一天早上，我还记得当时自己坐在钢琴前，看到他面对着大海脱下衣服。那是一个二月的晴朗清晨，大海仍像半液体状的浮冰。里奥·柯根纵身跃入大西洋的海浪之中，我差点以为他要自杀而报警。
“什么呀！这对血液循环很有益，您也应该试试！” 几天后，我从镇上购物回来在湿地碰到他时他对我说。
这些事情起初都让我认为里奥和玛丽是一对奇怪的情侣，他们似乎没有孩子，没有工作，只顾享受高质量的生活。此外，尽管他们年龄不小，但都保持着令人羡慕的健康体魄。所以我以为他们是百万富翁或者外国人，但他们归隐的生活方式和他们布置简单的房子又似乎与这个想法相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