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迫于家属压力，虽然还有部分事实没有搞清楚，检察院就以故意伤害致死罪向法院提起了公诉。他们认为那些没有搞清的细节无关紧要，因我当时喝醉了酒，有些细节没有搞清楚也是正常的。再有我也已经招供承认了杀人的事实。而且鉴证科学也认定，这个人就是我杀的。所以法院很快就受理了这个案件。
庭审的时候，法官询问了那些没有搞清楚的细节问题。
我对法官说：“其实我一直都怀疑这人是不是我杀的。因为我根本就不记得这些事情。”
我看得出法官的眼神中透露出了一丝疑虑。我心里有些高兴，因为有疑虑的法官，是不会轻易判我重刑的。
律师私下里对我说：“现在谁也说不清楚这人是怎么死的，这反而有利于你。因为法律规定，疑罪从无。现在疑点那么多，是不可能判你死刑的。现在只要你能安抚死者家属，给他们足够的赔偿，让我说服法官不判你死刑还是有希望的。据我所知，这家人很穷，家里有四个孩子，三个是儿子，都没有钱结婚，现在他们需要钱。”
我说：“我会找家里要钱的。也许他们会帮助我。”
律师点点头说：“但愿他们会认可你给的钱数。不过你应该保持乐观，因为现在中国的死刑不是那么好判的，凡是死刑都要经过最高法院的核准。现在你的案子疑点很多，如果法院不判你死刑，而是判无期，那么还是有减刑的机会。十年或者十五年后出来，还是可能的。”
他的这席话让我在黑暗中又见到了一丝希望。
☆、杀人犯7
我给家里打了电话，父母知道这件事后，主动给我汇来了五百万。他们说自己只有这么多了。我很感激他们能够不计前嫌。
很快受害者的家属就与我达成了和解，他们甚至在法庭上替我求情。法院也表示会尊重被害者家属的意愿，考虑对我从轻发落。律师对我也透露了一些消息，他说，法官私下里认为我对社会的危害并不大，且赔偿适当，家属也认可，轻判问题不大。
想到我可能会被轻判，不用坐几年牢就可以恢复自由，我高兴极了。可是就在这时，我妻子的家人报警了。因为他们在电视上看到了对我这个案件的报道，他们报警说女儿失踪了。
于是警察连夜对我进行审讯，问我：“你的妻子在哪里？”
我说：“那天我看见她跟她的老板搂搂抱抱，估计是与她的老板私奔了吧？”
“别跟我编故事，告诉我，她在哪里？”警察瞪着眼睛对我吼道。
“我不知道！”我喊道。
他们搜查了我的房间，没有找到任何东西。
但是他们说：“别以为找不到东西就没事了，你的问题就在于你家太干净了，干净到不正常的地步。好歹你老婆在你家生活了很多天，为什么连她的一根头发都找不到？”
我笑着说：“我洁癖。”
警察也笑着说：“你知不知道有种东西叫做摄像头？”
我心里一惊。
警察接着说：“我们调取了录像，发现前一段时间，每到凌晨你就拿着一些东西出去。你去哪里了？”
我不说话。
警察说：“别以为你不说话就能蒙混过关。傻瓜都能猜到，如果那是尸体或者罪证，你一定是扔到门口的河里了。”
我脸上露出了震惊的表情。
那警察轻蔑地笑笑说：“我就是诈你一下，刚刚那些都是我猜的，其实根本就没有什么摄像头。可惜你的表情把你出卖了。哈哈哈哈！”
第二天，他们从河里打捞出来了很多尸块。
这时，我已经被连续审讯了72个小时，我的思维已经陷于停顿。疲劳与饥饿让我没有精力编造哪怕稍微复杂一点的谎言。我强迫自己强打着精神与警察周旋。我知道，只要我能挺过这一关，他们就会因为没有证据而罢手，最后我将会被法院定一个相对较轻的故意伤害致死罪。
只要我能坚持住，就一定可以成功！我在心中暗自给自己打气。
最后一次攻心到来了。他们终于使出了杀手锏。
一个警察拿着大量的照片跑到了审讯室，照片上都是打捞上来的尸块。他们想要靠这个来攻破我的心理防线。我轻蔑地笑了笑。因为我并不害怕，他们不能证明那些东西是我扔的。即使可以证明，也不能证明那是我的妻子。因为尸块已经被煮过了。
警察笑着说道：“没事，现在科学很发达。你不是煮过尸体吗？只要我们能证明你煮的尸体与那些尸块有关系就可以了。”
我继续轻蔑地笑着对他说：“没有DNA，你没有办法证明的。”
警察说：“是吗？你的那口大锅没扔吧？只要我们能证明上面有同样的人类蛋白质就可以了。你不可能拿漂白剂刷锅吧？”
我喊道：“怎么不可能，实话告诉你，我还真是拿漂白剂刷锅了。”
连续不停的审讯让我身心俱疲、反应迟钝。直到看见了警察脸上那种胜利式的微笑，我才意识到，自己说错话了。我这样说，就等于是自己承认了罪行。意识到这个问题，我的身上立即变得冰冷，手心出满了冷汗。
很快他们找到了我扔掉的吸尘器。那个吸尘器太新了，被扔掉肯定会引起人们的注意。这个问题我当时完全忽略掉了。因为我当时想，如果尸体被处理得很干净，根本就没有人怀疑此事，又有谁会去注意一个旁不相关的吸尘器呢？显然我错了。就像我之前料想的，只要他们认定我有罪，他们总会找到证据的，不管我认为这个证据是多么的难以发现。
当我想到这里的时候，不禁苦涩地一笑。
不过我又想，就算他们发现了那个吸尘器，也没什么大不了。因为里面既没有血迹，也没有尸体，只是有一些灰尘而已，最多证明她在我这里生活过些日子，而我则是一个洁癖症患者罢了。
很快警察们的表情就证实了我的猜想。他们在审讯的时候神气活现，好像他们已经知道了一切。但是当他们出门的时候，在那转身的一瞬间，我可以看到他们沮丧的神情。是的，他们没有任何证据。
那天晚上，最后一次审讯时，一个警察拿出了一个信封。里面都是照片。他对我说：“也许我们现在还找不到证据，不过你应该看看这个。”
他将照片递给我，继续说：“我们调查她的老板了，我认为你说的事情是不可能的。”
尽管照片很模糊，但是我还是可以辨认出那个熟悉的身影。我看到一个男人，那个男人就是我妻子的老板。在他的身边，还有一个帅气的年轻男人，与他手牵着手，表情很是暧昧。第二张照片里，他们在接吻。
警察说：“她的老板是远近闻名的同性恋！所以你的妻子与他搂搂抱抱，并不代表什么！现在你告诉我，你的妻子到底在哪里！”
我目瞪口呆地坐在椅子上，感觉脑子就像是被雷劈过一样的麻木。我错怪了妻子，我错怪了她！我们从小就相恋，父母认为她是为了我家的钱而与我在一起的，所以极力反对这门婚事，但是她毅然决然的选择与我私奔！我们在这个陌生的城市打拼，一切都是从头开始，好不容易组建了这样一个家。而她却因为我的猜疑而惨死于我的手下！一想到这里，我强烈求生欲望所构筑的心理防线，在愧疚感地重击之下，彻底地崩溃了。此刻我一心求死。
我终于承认了杀妻的罪行。后来他们依据我的供述，找到了分尸的工具，血衣以及那个巨大的塑料袋。也正是这些东西使我后来无法翻供，只能接受法院严厉地判决。
☆、杀人犯8
之所以后来想翻供，是因为我在供词上签字之后，警察趴在我的耳边悄悄告问我：“你知道这照片为什么那么模糊吗？”
我疑惑地摇头。
他笑笑说：“其实那些照片是我们PS出来的。”
我听了这话发狂一般地想扑过去打他，但我被锁在了椅子上动弹不得。我干嚎了几声之后，就昏了过去。
我知道我就要被判死刑了，刚刚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心里很难过。我甚至认为这不过就是一个梦，只要我用力叫喊，我就可以从这个无比真实的噩梦中醒来。但是很快，我就接受了这个事实，毕竟我杀死了两个人，我罪有应得。
说来可能让大家不相信，其实几天之后，我就不太在意这件事了。比起我将要被判死刑来，我更关心的是，我怎么会杀死一个陌生女孩？这个女孩为什么会出现在我的家里？为什么门上会有钥匙？为什么客厅的灯变了颜色？为什么屋子里会有烟味儿？为什么尸体会在楼上的变电箱里。我不怕死，但我怕死得不明不白。
我求办案的刑警，我对他们说，求你们告诉我事实真相，我不能这么不明不白地死。那刑警点了点头说：等你上刑场的那天，我一定告诉你真相。我能相信他的许诺吗？我只能相信。
显然警察与我一样好奇这件事，在他们全力追查下，很快就搞清楚了事情的细节。在我将被押赴刑场的那一天，刑警如约来访，他告诉了我事情的整个经过。
原来，老板看上的女人并不是我的妻子。他们之间只是有点暧昧。他看上的是那个女孩。那个女孩是他们单位的新人。老板垂涎她很久，但这个女孩很纯洁，不肯为了升迁而出卖自己的肉体。于是这个老板就给了我妻子一万块钱，托我妻子在公司聚会上，在那个女孩的酒里下药将她迷晕。按照他们的计划，我妻子会在天亮前回来。这样即使女孩有所怀疑，但是因为屋子里就只有她一个人，女孩也无法认定自己受到了侵犯。
我们现在正打算要孩子，所以急需钱。我了解妻子，她自己可以忍受一切，但是为了孩子，她确实可以做出这样的事情。但是她当时并没有想到，这件事情的发展，超出了她的意料。
那天公司聚会，一切都按照计划进行。老板故意将聚会地点安排在我家门口，以方便我妻子将她带回家。由于她一个人搬不动女孩，所以一同来的人是个男性同事。那个男性同事喝了杯茶，吸了根烟就离开了。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屋子里会有烟味儿。
那天晚上，我妻子见女孩睡的很熟，就离开了。临走时，门上特意给老板留了钥匙。但是就在那个空当里，我回到了家里。当我推开卧室门的时候，女孩刚好醒来，她见到我以为是坏人，就拼命打我。那个老板听到屋子里有吵闹的声音，就以为我发现了他们的丑事，而没有敢进门。当我凌晨离开屋子之后，我的妻子才回了家。
她发现了床上的尸体，因为尸体已经变凉，就认为尸体已经死去多时了。她认为我已经出差，不可能回家。于是很自然地推断是老板杀死了她。她打电话给老板，但是他不承认。
那个老板说：“我根本就没有去你家，说不定是你下药太多，把她毒死了。你现在最好去把尸体处理掉，别忘了，你收了我的钱，也是脱不了干系的！”
于是万般无奈之下，她将女孩转移到了楼上的变电箱里。也许她当时是想等第二天白天，让老板过来，一起把尸体处理掉。
不管她如何打算，都没有来得及去做，因为就在当天晚上，我就将她杀死了。后来，那个老板见到这两个女人都失踪了，就害怕地潜逃了。
警察之所以之前并没有调查这个方向，是为他们根本不知道我还有一个妻子。更不知道那个女孩与我的妻子是同事关系。他们只是认为我是单身汉，骗来一个女孩子欲行*。直到我妻子的家人报警，他们才发现这女孩出现在我的家里，还是事出有因的。
在了解到这一层关系后，警察顺藤摸瓜地找到了老板的公司，发现老板已经潜逃，警察直扑他的老家，在那里将他逮捕。
至于那盏白灯，也许是我妻子见灯坏了，自己更换的吧。家里备用的节能灯只有白色的，所以她只好更换了一个白色的电灯。她知道我喜欢暖光灯，所以担心我去买来新的电灯，把那个白光灯换下来。而换灯需要拉闸，总闸门就在门口的变电箱里。这恐怕就是她不得不冒更多风险把尸体藏在暂时无人居住的四楼的原因吧。因为她了解我，我做事谨慎，所以在换灯之前我肯定会去变电箱里拉闸的。
“看来我的妻子与我真是同一类人。”我暗自笑道。
☆、人情债1
文/毒蜂
当躺在病床上的刘大叔抓着我的手，满眼热泪地对我说，永远也不要相信他儿子大伟的时候，我真不知道该怎样安慰他。
记得我刚刚认识刘大叔一家的时候，他儿子大伟与我一样，还都是六岁的孩子。那一年我父亲因为工作关系，被就近安排在平安胡同的大院里居住。初到大院，我还有点不适应，因为那个大院属于传统的北方民居，还带有四合院的特色。
我们就住在一间平房里，父母住里屋，我住在外屋。房门外就是一块被房子围成的院落，大家天天见面，邻居间就像亲人一样。尤其是夏天的时候，那时候没有空调，大家都在院子里乘凉。就像其他大院里的人们一样，我们也在院子中央支起了一盏灯，点了一支蚊香，然后拿着一把蒲扇，围坐在院子里乘凉。
那时候，没有像现在这样多的娱乐，孩子们吃过饭就会在地上掏几个小洞，然后蹲在一起玩弹球；男人们则围着一张小桌子打扑克；女人们坐在板凳上嗑瓜子、话家常，时不时老人还端着茶杯插上两句话，然后就是人们爽朗的大笑声。
可以说，大院的门一关上，就是一家人。有的时候大院里的邻居也会吵架，但是没有几天就会重新和好，就像亲人间的争吵一样。
由于我与大伟年龄相当，所以我们两个天天粘在一起踢皮球，打弹弓，关系是非常的好。我们两家的关系也很好，他的母亲非常喜欢我，不管做了什么好吃的，都要给我留一份。那时候，他家就是我家，我家就是他家。他家就两个孩子，另一个是他的姐姐，大他八岁，很早就嫁了人。
记得我刚刚懂事的时候，国家闹了三年饥荒，很多人都饿死在了家里。由于我父母所在单位福利比较好，每个月能领到几盒罐头，十斤黄豆，所以我们做饭时香味一飘出来，同院的一家人就要站在门口骂街。后来我妈妈受不了了，就要出去与他们理论，但是我的父亲拦住了他。晚上他还偷偷地给了那家人的孩子一些煮黄豆，那孩子几口就把黄豆都咽了下去。
后来饥荒越来越严重，大院里的人很多都病倒了。那时父亲看到谁浮肿了，就会把领到的豆子送给他们。再后来就连罐头也都打开分给孩子们吃掉了。妈妈回来见东西不见了，用炒菜的大勺子狠狠地敲了父亲一顿，父亲压低了声音“哎呦哎呦”地叫。那一段难熬的日子，我几乎每夜都会被饿醒。这时母亲就会拿起一杯温水，放几粒白砂糖，让我喝下去。因为白糖很少，以至于那水完全没有甜味，所以我喜欢喝凉水，因为那样白糖不会完全融化，当喝到杯子底部的时候，还会有那么一点甜味。
晚上喝糖水的事，妈妈不让我说，因为那些糖是她偷着藏起来的，父亲并不知道。后来有一天我看见妈妈蹲在地上哭，我问她怎么了，她说：老鼠把糖给偷吃了。所以直到今天，我还非常痛恨老鼠。
☆、人情债2
后来我上初中那年，大人们就像变成了疯子一样，儿子不认父亲，学生不认老师，每天早晨上学的时候，我都能看到街上的碎玻璃，与一滩滩早已凝固的鲜血。
每当见到这些疯狂的人，我都会躲得很远，生怕与他们沾上一点关系。但是这种情况越演越烈，最后那终究要来的，怎么也躲不过。
就在我十三岁生日那天，很多戴着袖标的疯子在街上打砸商店，殴打警察与旁不相干的路人。我见到他们气势汹汹的样子一路跑回了家，很快他们中的一些人一路打到了我们的大院附近。我家里没有人，因为怕极了，就躲到了大伟家。
很快一群人冲进了我们的大院，砸开了我家的门，把屋子里的东西摔了一地。邻居出来问这是怎么回事，他们说我父亲是间谍，是特务。他们要邻居快说出我父母的行踪，但是他们都说不知道。他们问：“他的儿子呢？他儿子应该知道！”
他们说：“下学还没回来，如果要回来，早就回来了。估计是被父母接走了。”
他们领头儿的见到了大伟，就走过去猫着腰，摸着他的头说：“小朋友最诚实了，好孩子从不说谎，你告诉叔叔，他们家那个小朋友在哪里？叔叔是好人，是抓坏蛋的，你告诉叔叔他在哪里，你就是国家的小英雄。”
大伟指着他的父母说：“他们都说谎。”
我那时正躲在床下，听了这话，全身都湿透了。吓得连气都不敢喘。
他继续说：“他们一家昨天夜里就搬着东西走了，我听见他们说是要去北京。”
那个人听了这话，就气哼哼地带着人走了。随后他们去了旁边的院子里，把那家人从屋子里拎了出来。打碎了窗户上的玻璃，让他们光着腿在玻璃上跪着，然后用腰带的铁头抽那家人。那家人第二天就都喝药死了，包括那家人的孩子。
从此我就住在了大伟家，每天我都不敢出门，更不敢去学校了。大伟一家也曾为了我的事小声争吵，但只要一见到我，就马上变成了笑脸。那段时间，我吃得甚至比大伟还要好，所以大伟不太高兴，我知道他是嫉妒我了，我就把他父母给我的食物偷着塞给大伟。有次他父母发现了，就悄悄地对大伟说：“他都没有父母了，你说可怜不可怜？”随后的日子大伟都会主动将好吃的让给我吃。
没过多久，我的父母回家了，他们说那天闹事的人已经被另一些人打败了。他们都被人活活打死后扔到了河里，也算是恶有恶报了。邻居们都说，你们能安全回来就好。
从此以后，我们又回到了从前的日子，直到十八岁那年，他去了一家机械厂上班，我去参了军，后来又读了军校，一直没有回家。就在我考上军校那年，我们心目中最伟大的几个人都相继逝世了。那年还发生了一场大地震。还好大院的房子是解放前财主盖的，设计合理而且用料考究，所以房子并没有倒塌。但是由于震级很大，房子也变成了危房。
很快我们各自搬了家，由于两家的距离非常远，电话又不像现在那么普及，所以后来就很少见面了。再后来我复员工作了，又搬了一次家，我们就再也没有联系过。这一别就是28年。
当我那天在马路上遇见他时，我已经52岁了。尽管28年未见，但我还是认识他，他那国字脸与浓密的眉毛，让我一眼就认出了他。我走过去抓住了他的手，一时间竟什么也说不出来，他满脸笑容地望着我。就像我们才几天不见的样子。
他说：“你还是老样子。就是没头发了。”
那天我请他喝酒，席间我问他，你这些年都干嘛了？
他说：“搬走后，我一直在那家机械厂当工人。后来厂里效益不好，一直半死不活，一个月就三百多块，还时不时发不了工资。后来开始改革，国家呼吁我们主动辞职，减员增效，于是我就辞职了。后来厂子倒闭被卖给了外国人。那时候歌里不是唱：只不过是重头再来吗？我就到处去找工作，但四十多岁，体力活干不来，技术活也不会。到处都是农民工，人家给五百块就什么都干，而我要养家，所以没办法，只好去马路边摆摊，辛辛苦苦一个月能赚*百块。后来又借钱买了摩托去车站拉活儿，结果被交警扣了摩托，最后没办法，就去卖保健品，顺便做一些保险。”
他说：“咱们哥俩不说瞎话，其实卖保健品就是骗钱，骗那些有钱人的钱。他们有钱，不骗白不骗。你现在有工作吗？不行跟我一块儿干，可赚钱了，我现在一个月能赚一万多。”
我说不用了。我并不认为他的收入真会很好，因为在我看来，他无非就是怕别人瞧不起他，所以才说自己赚钱多。以我对他的了解，以他的性格，是无论如何也推销不出去东西的。
我之所以这样肯定，并不是没有根据的。首先在我印象中，他是一个很害羞的人，不可能做推销员这种需要与陌生人打交道的工作。其次，他做事情从来不求人，非常好面子，他不可能为了推销东西而去低三下四地求人。再有，在我的印象中，除了他救我那次，他从来没有说过谎，而推销工作却是非要说谎不可的。
记得我们搬家之前的那一年，军队放假让我回家探亲，那天他领回了一个女孩子，说是他的女朋友。因为他的性格很害羞，所以是这女孩子主动追求的他。那女孩很主动，她甚至当着我的面就问：“说，你喜欢我吗？”在那种保守年代，这确实是很豪爽的事情。
他听了这话，抬头看了我一眼，脸红得像番茄。在他女友再三追问之下，他才尴尬地说：“有一点。”
女孩有点不高兴，问：“那你觉得我与小王，谁漂亮？”
☆、人情债3
结果这傻子说：“小王更漂亮些。”
女孩生气了，吼道：“她哪里比我好看。”
他竟然说：“你鼻子没她好看。”
就是这样的人，他怎么可能去做推销员？
当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他的时候，他笑了笑，沉默了一会儿说：“你知道吗？我这辈子最窝囊的事情是什么吗？就是那件事，把我变成了骗子。那是九八年，那年，孩子考上了高中，咱知道上大学需要很多钱，于是我就决定不再在马路边摆摊了，那时候城管也管得严，赚的钱还不够交管理费的。我听说干摩的赚钱，就买了辆摩托。结果才干了没几天，市里就开始严打摩的，一个警察扮成了乘客，让我把车开到了他们埋伏的地方。几个人围上来就把我的车钥匙一拔，抓住我就把我扔到了一面包车里。车里都是被抓的摩的司机。”
然后我们就被拉到了交警大队，警察告诉我们：“摩托车已经被依法没收了。”那是我第一次给人下跪。但一点用处也没有，他们说：“再跪在门口，就以寻衅滋事罪逮捕我。”
那天晚上我很晚才回家，我媳妇儿问我赚钱没有，我抱着她哭了一宿。说罢他尴尬地笑了笑。
“日子还要过下去，正在我犯愁的时候，我原来的同事说他发现了一条发财的路。我满心欢喜地跟他去，结果没想到他带我去了一个传销公司。那里面的人，都跟疯子一样，一会儿哭，一会儿笑，他们都争着介绍自己发财的经历，但那情节一看就是安排好的。我说这不是骗子吗？结果我那个同事说：‘有钱的人，没有一个是干净的。骗有钱人的钱，那是天经地义的。’”
我听了这话，站起来就要走。这时我那同事追上来对我说：“哥介绍你来，是给你一条活路。别让我在中间难做。你可以走，但是你想想咱们厂怎么倒闭的？还不是那帮王八蛋把厂子的钱都贪污了，然后卖给了外国人。自己却赚得盆满钵满。咱们下岗吃不上饭，他们出国挥金如土！”
“我说，骗人是缺德的事，我不干！就是饿死，我也不骗人！”
“他说，你有骨气，你牛逼，但是你儿子呢！你没钱，你儿子就上不起大学，到时候看他不恨死你，他上不了大学，你们刘家就再也别翻身了！世世代代就那么穷下去，就因为你不愿意骗人。行，你走吧！哥看错你了！走，走啊！”
“我站在那里，犹豫了很久，我想起了那辆刚买了两天的摩托车，还有我那次次考第一名的儿子。最后我一咬牙说，我干，要报应就报应在我身上。”
“那同事冷笑了一声说，说啥呢？就是真有报应，你也得排队等着！几千万人都排在你前面了！”
“传销的第一课，就是骗家里的人。他们说，要狠得下去心，就得先从家里人下手。家里的人都敢骗，还有谁是不敢骗的？我一开始不干，但他们说，那你去找他们借钱，看他们借给你吗？”
“因为当时孩子要分班，学习再好也没用，想进好班就得交几千块钱。那时候几千块钱，是一大笔钱。所以我就真的去找他们借钱了。”
“可是一见面，还没等我张口，他们就把我骂了一顿。说我瞎折腾，买了摩托还被扣了。还问我什么时候还买摩托的钱。我知道借钱没戏了，于是我说，马上就还。”
“然后我一横心，拿出了身上带着的保健品说，妈，你身体不好，先吃点这些东西试试吧。妈终于高兴了点。我憋了半天，想找她要钱，但终于没说出口。后来爸看我一直不说话，就叹了口气，打开了柜子拿了点钱要给我。我刚要接，就被我姐给拦住了，她说给了也让我乱花了。还说，我一个做闺女的，养你们二老，他做儿子的却什么都不管，你们一分钱不给我，太偏心眼儿了吧？”
“我与父亲的手都僵住了。我把手心翻了过来，变成了拒绝的手势，我说，爸，我不需要钱，还有。”
“匆匆地出门之后，我站在门口一直没走，站了很久很久，想到下学期孩子就要分班，我又回去了。我姐见我又回来，挡在门口问，还有什么事？”
“我说，那保健品是我妈让我代她买的，还没给我钱。”
“我妈站在姐姐身后，愣了一下。我姐姐回过头看我妈，我妈忙说：是啊，你瞧瞧我这脑子。多少钱？”
“我支吾着说：两千。”
“我姐听了马上就急了，说，咱家有金山银山啊？买两千块的保健品！不就是一瓶破维生素吗？药店卖2块钱一大盒，还给他！”
“我说，这是美国进口的，一分钱一分货。你都打开了怎么还？”
“在我姐姐的怒视下，我妈将钱塞到了我的手里。”
“我拿着这厚厚一叠钱，走在路上，我哭了。那是我成年后第一次哭，我骂自己，你都四十几岁的人了，上养不起父母，下养不起孩子，现在走投无路，居然还来骗你妈的钱。我发誓，这是最后一次伸手找妈要钱，这也是我最后一次哭。等将来等我赚了钱，一定翻倍还给她。”
“但是我没想到的是，事情远远没有结束。公司给我们定下了销售任务，每个月我们都有指标，指标是阶梯状的，完成的越多，提成的比例就越高，随着我对于业务越来越熟悉，我的销售完成得越来越好。连续几次，我只需要多卖两千块东西，我就能完成更高一级的指标，得到翻倍的奖金。”
“于是为了凑够销售额，我一次又一次地找到了我妈。每一次我妈都会给我钱。我姐姐的脸色也变得越来越难看。就在我妈死之前的那一天，我与姐姐终于大吵了一架，那天我跟姐夫动了手，当天夜里我妈就死了。”
“我再也没有机会赚大钱给我妈花了。”说到这里，刘大伟的眼圈都红了，他举起酒瓶，犹豫了一下，没有倒在酒杯里，而是直接倒在了嘴里。
☆、人情债4
想起对我那么好的刘婶，竟然是以这样的方式离开的人世，我不禁有点恨刘大伟。但看见眼前刘大伟那通红的眼圈，我又感觉对他实在恨不起来。
他接着说：“我想了，我从小就听国家的话，让我干啥就干啥。大炼钢铁时说国家需要铁，我们连做饭的锅都捐了。国家说工厂需要人，我本来能去报社工作的，也听国家安排去了工厂。国家说要听从安排，为国家改革分忧解难，我主动要求下岗去摆摊。那些死赖着不走的，现在反倒都提前退休了，每个月白拿国家3000多块！”
“我去摆摊自己解决了就业，城管却说我们有损城市形象。连打带砸，跟日本鬼子有什么区别！”
他越说越气，使劲儿地拍着桌子喊：“我他妈这辈子一直听国家的，怎么他妈的我吃不上饭的时候，就没人管我呢？怎么那些不听国家的，违法乱纪、贪污*的就大富大贵呢！”
我示意他小点声，因为周围的人都在看我们。于是他抹了抹眼泪，咬着牙说：“自从想通了这个道理，从那以后，我就胆子大了，专门去骗那些有钱人。有钱人怕死，手里攥着大把的钱，却天天吃斋念佛。他们最需要保健品做心理安慰，你只要把这东西吹得神乎其神，不管价格多高，他们都会买。”
“后来，我还会去医院，专门骗那些特护病房里就要死的人。他们有的是钱，现在得了重病，自然有病乱投医。在死亡的威胁面前，你说什么他都会相信的。等他们治不好的时候，我就第一个跑到他们床前去哭，哭得比孝子还伤心。你知道最高明的骗术是什么吗？最高明的骗术就是他明知道你骗了他，而他却不好意思起诉你。”
他的表情越来越邪恶，声音也变得越来越阴冷，我不爱听他说这些，于是就给他倒上酒，换了个话题，我问他：“老爷子好吗？”
他摇摇头说：“前两天突然说全身难受，正在住院，都检查了但是就是查不出病。那天我去看他，他一见我，就把头扭了过去。我放下了东西，就走了。”
我问他：“在哪家医院。”
他将地址告诉了我，我马上就开车去了那里。到了那里，大伟说他不上去了。于是我买了点水果，走上了楼。当我见到刘大叔那瘦弱的身体时，我感觉心里酸得像是吃多了柠檬。
刘大叔见到我，想了好半天，才认出我来。他激动地坐了起来，问我怎么知道他在医院的。我说是大伟告诉我的。他死死地抓住我的手，对我说：“不管他说什么，也千万不要相信他。”
我说：“大伟再坏也不会骗我，他骗人是因为穷。不是因为心眼儿坏。”
刘大叔摇了摇头说：“你那是不知道。唉！”
坐了一会儿，我说我还有事，等过几天我回来再看你。刘大叔感激得用力点头，动作就像小孩子一样。
从医院出来的时候，我一直再想：一个人究竟无耻到了什么地步，才会使得最亲近的父母都不再敢信任他了呢？一个如此老实的人变成了这样的人，倘若不是因为绝望、无助到了极点，而仅仅是出于自身甘于堕落，那我是绝不会相信的。
回到车上，我带他去了我家。
妻子问我这是谁，我说： “他就是我跟你一直在说的那个大伟哥。”
我的妻子说：“快坐，我给你沏茶。你们先坐着，我给你们买吃的。”
他说下次再说。我说：“那不行，今天嫂子亲自给你下厨做饭，你要敢走，可别怪我把你绑起来。”
他说：“好，不走，不走。”
晚上经不住他劝，我也喝了点酒，吃过饭我给他叫了一辆出租，把他送上了车。我告诉他，以后有事情别犯愁，一定来找我，只要我能力范围内的，我一定帮你办。他感激地点了点头。之后的几个星期，虽然我几次打电话给他，要他来陪我喝酒。但是他一直说忙，没有过来。
几个月后的一天，我去医院看望刘大叔，刘大叔说：“我的钱花光了，现在正在想办法找原来的单位报销。要是不能报销，治不好就不治了。”
我劝他说：“别瞎想，一定能够报销的，您放心。”
出门之后我打电话问大伟，刘大叔看病还差多少钱。他一开始好面子，不肯告诉我。后来我说：“刘大叔也是我的亲人，咱们是一家子，我掏钱是应该的。”他说不行。
最后我只好说：“差多少，我这里有。算我借你的，等你有，你再还。”
他说：“五万。”
我点了点头。
第二天当我把那一摞钱交给他时，他说：“我一定会还你的。”
我说：“我不急，你就拿去用，不够的话，只管再来要。”
他点了点头咧着嘴笑说：“你跟你爸一样，都是好人。”
一个星期之后，他满脸大汗地跑来，又借走了十万块钱。
第二天我又去医院看望刘大叔，刘大叔已经可以站起来走路了。他精神也比以前好了很多，他不停地对我夸自己原来的单位好，领导特批报销了他所有的住院费用。
我知道那是大伟用我的钱付的帐，就没有说话。出了医院，我打电话给大伟，想问问他钱够不够，但是*机械的女声对我说：“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
我去他家找他，但是他家的地址是不存在的。他说他住11号楼，但是这个小区只有10栋楼。
我回医院去找刘大叔，刘大叔却已经出院了。具体去了哪里，根本就没有人知道。我微笑着摇了摇头，叹了口气。回家我也没敢把事情告诉妻子，因为以她的脾气一定会报警的。
那时我想：我就当作把欠他家的，都还他了吧。如果用钱来计算，我还是赚了。这年头也是，不论什么都是用钱来衡量的。用经济学的观点来说，我欠他的情，那么我就是他的资产，但这种资产不保值，如果哪天我死了，这资产也就消失了。所以不如马上把这人情债抛售掉变成现金。这也是人之常情，所以我就想，那就这样算了吧。
本来事情应该是就到此为止了。但是我昨天突然接到了一个电话，电话那边是大伟。他说他最近出了车祸，才因此而失去了联系。现在他在医院，医疗费需要20万，他问我还有没有钱。现在摆在我面前的问题是：我是否还要再相信他？
是不是我需要连别人欠他的债，也一并还了？关键是，这笔债，我还得清吗？
☆、跳楼变奏曲1
“跳楼了，有人跳楼了！”外面有人喊。
“快，快，出去看看。”隔壁手机店的老赵推开了老李的门，冲他挥着手。
听到呼喊，老李立刻扔下手中的鼠标，跑到街上去看。在这个平静的社区里，这种新鲜事可是不多见的，要赶紧去看看。
从凉快的空调房出来，老李立刻感到身上沾了一层粘粘的水汽。已经有不少人聚集在了那栋楼下，他们都仰着头往楼上看。老李循着人们的目光，只见一个人站在楼顶上，远远地望去就像是一个剪影，镶嵌在湛蓝的天空上。
人们大都一只手遮着太阳，一只手扇着扇子，相互询问着情况。
“谁啊，认识吗？”
“不知道，没见过。”
“我知道，这不就是前面那条街的，那个搞烟酒批发的老夏么！”
“哦，对对，我知道他。这是怎么了？”
正当人们在楼下议论纷纷地时候，消防队赶到了。小伙子们身穿武警制服，跳下车脚跟还没着地，就又飞快地冲上了大楼。虽然这楼有8层那么高，而且没有电梯，但是连一分钟都不到，武警们就已经冲到了楼顶上。
他们围站在距离老夏几米远的地方，小心翼翼地跟他说着什么。一个年轻的武警战士，冲着他拼命地摇手。随着他们步步逼近，老夏一步步向后退到了楼顶边缘的矮墙上，一只手指着武警，一只手扶着栏杆，显然他在威胁武警们：如果敢再靠近，他就跳下去。
武警们这才止步，不再向前逼近。
不一会儿，一辆警车赶到了。从车里下来一个四十几岁的微胖男人，他身上穿着休闲服，脚下踩着一双白色的旅游鞋。
只见他慢悠悠地走上了楼梯，8层楼，居然爬了5分钟。当然他这样气定神闲，是有道理的。
据说这人是有名的谈判专家，不管是面对想不开的自杀者，还是面对手持枪械的歹徒，他都能轻松地说服对方。在警局工作了20多年，他还从来没有失手过。今天老夏运气好，刚巧赶上这个专家路过这里，看来他是死不了的了。
他一出现在老夏身边，周围的武警战士就都退了下来。不一会儿，楼下的武警就用鼓风机吹起了气垫，放在了跳楼者正下方的位置上。
人们见到一个皮肤黝黑的武警战士从楼上跑下来，便纷纷围拢过去问：“到底怎么回事？他为什么跳楼啊？”
“据说被人骗了，又借了高利贷没钱还。”
武警战士年岁不大，脸黝黑得像抹了鞋油，所以人们只能从他用手摸后脑勺的动作上，看出他的腼腆。尽管如此，他指挥起工作却毫不马虎，他先是找人拉起了警戒线，然后又让人将消防车开到了不影响交通的地方。充气垫充满了气体之后，他亲自绕着气垫仔细地检查了一圈，并根据风向稍微调整了下气垫的位置。只两分钟的功夫，楼下原本乱做一团的现场，就被调整得井井有条了。
☆、跳楼变奏曲2
见下面已经准备停当，他便拿着步话机，又重新跑上了楼。
人们退到了警戒线之外，仍然在议论这件事。
这时，一个身穿短袖白大褂的中年男人，从远处气喘吁吁地跑了过来，他跑到警戒线跟前，抬头眯着眼睛向楼顶看了一眼，然后他就跟周围的人说起了这个人跳楼的原因：
“我知道他，前些日子做生意被人骗了，还借了高利贷，前几天四处借钱还高利贷，但是没人借。”
“你认识他？”有人问。
“他是我家邻居，他在店里批发烟酒，我在隔壁开药店。”他答道。
“是啊，人情冷暖世态炎凉，有钱的时候，他就是爷，你就是没事求他，见了他也得点头哈腰，现在没钱了，就是孙子，哪怕要饭的见到了他，也恨不得在他背上踩一脚。谁会借给他钱啊？”一个穿着白色老头衫的干瘦老者，操着沙哑的嗓音小声说道。
“哎，话可不能这样说，做生意讲究的是风险与回报，明知道他要破产了，谁借他钱，那不就是傻子了吗？”这个穿着白大褂的药店老板说。
“他也找你借钱了吧？你不借，他才要跳楼的吧？”老李揶揄了他一句。
“哈哈哈哈。”周围听到这话的人都笑了起来。
这时，楼顶上的老夏向楼下看了一眼，仿佛他听到了楼下的笑声。
随着时间越来越接近正午，天气越加燥热起来。人们一直举着胳膊遮挡阳光，肩膀都变得酸痛了起来。他们一边不停地倒换着胳膊，一边用手背擦着脑门上的汗。
一个小时过去了，两个人还在谈话。但是这时的老夏已经不再紧张，他甚至在楼顶边缘的矮墙上坐了下去，与那个胖男人聊起了天。由此可见，这个谈判专家确实还是很有水平的。
老李全身已经湿透，他很想回到自己的小店铺里面吹空调打游戏，但又实在想看这件事的结局，便开始不耐烦起来。
他自言自语地说：“他妈的，要跳就赶紧跳，要不跳就下来，大热天的，在楼顶上这是干吗啊？”
站在他旁边的几个小地痞听了这话，便也附和着说：“是啊，犹豫什么。”
老李打量了一下身边的这几个小地痞，他们都十几岁上下，脑袋上留着黄毛，耳朵上不知道打了多少个耳钉，后背上还刺了青。老李不自觉地撇了撇嘴，向另一边挪了挪脚步，离他们远了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