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几乎确定他就是我的下一个目标，但还不是完全的确认，我以前从没有在完全确认之前动手。我感到软弱，极度的兴奋，夹杂着激动、不确定，以及根本性的判断错误而带来的病态感觉。好在此刻那黑夜行者坐在后座上驱动着我，我的感受就不是十分重要了，因为它是那么的强壮、冷静、渴望并且完成了准备。我能感觉到它在我的内心膨胀着，从我大脑中的黑暗角落涌出来，上升着、膨胀着，好像充满了能量，告诉我这毫无疑问就是我要找的人。
几个月以前我就发现了这个家伙，但是经过一番观察之后我认定干掉神父的把握更大，而这个家伙可以先等一等，等我有了绝对的把握再说。
我真是大错特错了。现在我发现他根本就不能再等了。
他的家在椰树林区的一条小街上，是一套肮脏而破旧的房子。房子的一端再往前走几个街区就是低收入的黑人住宅区，那里的街道拐角处有卖烤肉的，有坍塌的教堂；另一端往前不到一公里远的地方是一排排百万富翁居住的现代化住宅。这些楼房的墙壁都是珊瑚石砌成的，就是为了防止他那样的人闯进去。嘉米·加沃斯基就住在这里，除了他之外家里还有无数只蟑螂，还有一条丑狗。我从来没见过这么丑的狗。
即便是这样的房子他本来也是住不起的。加沃斯基在庞斯·德·里昂学校看门，工资是按时计算的。从我了解的情况来看，这份工作是他唯一的经济来源。他一个星期上三天班，按理糊口是不成问题的，但也没有太多的结余。当然我对他的经济收入并不感兴趣。我感兴趣的是，自从加沃斯基到庞斯中学工作之后，这所学校失踪的学生增多了，增加的实际人数似乎不是很多，但已经很引人注目。失踪的孩子都是些十二三岁、浅色头发的姑娘。
浅色头发。这一点很重要。由于某种原因，警方似乎忽视了这一细节，但是它却深深地印在了我这种人的脑海里。当然从客观的角度来看，这是不正确的。深色头发、深色皮肤的姑娘遭受绑架、性虐待之后在摄影机前面被杀再被碎尸的机会应该是相等的，你不这么认为吗？
加沃斯基似乎经常是失踪孩子的最后一位目击者。警方找他谈过话，还把他拘留了一夜，审问他，但是没有找到确凿的证据。当然，他们得遵守某些法律上的小规定。比如，最近以来严刑逼供是会遭到非议的。由于没有强大的压力，加沃斯基永远也不会把他的业余爱好和盘托出。就拿我自己来说吧，我也会是这样。
但我知道他做的事情。是他一手导演的那些女孩们流星一般地消失在短暂的电影生涯中。这点我可以完全肯定。当然，我并没有发现什么尸体碎块，也没有亲眼看见他做那些事，但一切都合乎逻辑。我在互联网上设法找到了三个失踪姑娘的照片，看上去是精心拍照的，那几个姑娘并不是很开心，有的甚至看成是故意的搞笑。
当然，仅凭照片，我是无法和加沃斯基联系起来的，但是上面的邮件地址却是南迈阿密，离那所学校只有几分钟的路程。这上面流露出了加沃斯基的居住痕迹。后座上隐伏着的黑夜行者，用他越发强大的能量提醒我：我已经错过了最好的时间，对于这样的事情不一定要有百分之百的把握。
但是，最让我伤脑筋的是加沃斯基的那条丑狗。狗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它们不喜欢我，通常也不赞成我对它们的主人采取行动，特别是因为我从来就不给它们好吃的东西。我得想个办法绕开那条狗，然后再对加沃斯基下手。也许他会出门。如果他不出门的话，我就只好想个办法到他家里去了。
我曾经三次开车经过加沃斯基的房子，但是没有遇上一次好机会。得有点运气才行，我需要一点好运，然后黑夜行者才能让我采取紧急行动。就在我这位可爱的哥儿们低声向我嘀咕一些鲁莽的建议时，我终于遇上了一点小运气。那一次我经过他的门前，正好遇上加沃斯基从房子里出来，钻进他那辆破旧的红色丰田小皮卡车里。我尽量放慢速度。他倒车后，猛地加大油门，朝道格拉斯路驶去。我把车转过头来，尾随其后。
我压根儿就没想好该怎样对他下手。我毫无准备，事先没有安排好安全的地点，没有带上干净的工作服，除了一卷塑胶带和座位下面那把片鱼刀之外，什么工具也没有。我得不声不响，不能被他看见，不能让他有所察觉，可我不知道该怎样才能不被他发觉。我干这种事本来是不喜欢凭着一时的心血来潮就动手的，但是又没有别的选择。
我又碰到了一个好运气。就在加沃斯基朝南向老刀匠路行驶的时候，路上的车辆很少。走了大约两公里他来了个左转弯，朝大海方向驶去。为了改善全体市民的生活，这一带正在搞大规模的建设，树木被砍掉了，动物被撵走了，一排排水泥楼房拔地而起，用来安置那些来自新泽西的老年人。加沃斯基缓慢地穿过这群建筑，前面的高尔夫球场上插着一些小旗子，但是没有草。走了半个高尔夫球场，汽车快要靠近海边了。前面一个街区的庞大公寓楼还没有完工，高高的楼房遮住了天边的月亮。我远远地跟在后面，关掉前灯，然后磨磨蹭蹭地凑上前去，看这位老兄究竟想干什么。
加沃斯基把车开到一排尚未完工的公寓楼便停了下来。下车后他站在自己那辆小型卡车和一个大沙堆之间，不住地环顾四周。我把车开到路肩上，关掉了发动机。加沃斯基注视着楼房，然后又望着那条通往海边的路。他看上去很满意，走进了那栋尚未完工的楼房。我肯定他是在看有没有保安，而我自己也在注意这个问题。我希望他的准备工作没出差错。通常在这种大型的建筑群里总会有一部分是不翼而飞的。在我看来，加沃斯基好像是来帮助建筑单位解决经费超标的问题。
我下了车，把片鱼刀和塑胶带塞进随车带来的购物袋里。我已经把一副橡胶手套和几张照片放在了里头。东西不是很多。只是一些从互联网上下载下来的小玩意儿。我把袋子背在肩上，轻手轻脚地来到他那辆老爷车跟前。车子的底座和驾驶室一样空荡荡的。车地板上堆着几个汉堡王的杯子和几张包装纸，还有几个骆驼牌香烟的空盒子。都是一些像加沃斯基本人那样脏兮兮的小玩意儿。
我抬头仰望天空，只见那轮明月悬挂在楼顶的边缘上。一阵晚风携带着这个热带乐园迷人的芬芳吹过我的脸颊：有柴油的气味、腐烂蔬菜的气味，还有水泥的气味。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将思绪重新转回到加沃斯基的身上。
此时他已经钻进了楼房。我不知道这样过了多久，忽然一个细小的声音开始敦促我抓紧时间。我离开他的卡车，钻进了楼房。就在我穿过大门的时候，我听到了他的声音。更准确地说，我听到了一阵真古怪的嗡嗡嗡、噼叭噼叭的噪声，那只能是他了，要不——
我停下脚步。噪声来自一个侧面，我踮着脚，轻轻朝超发出声音的地方走去。一根管子沿着墙壁伸展开来，还有一根电线。我把手放在管子上，感觉到它在震动，好像里面有什么东西在流动似的。
我的脑子里灵光一闪。加沃斯基是在拉扯电线。铜是一种很昂贵的金属，现在买卖铜的各种黑市十分活跃。除了当门卫的那点微薄收入外，他又找到了一个小小的收入来源，他会用这些钱来完成他的犯罪勾当。一车子的铜可以卖好几百美元。
现在我知道他要做什么了，一个方案的轮廓在我头脑里逐渐成型了。从声音来看，他在我上面的某处。我可以轻易找到他。尾随着他直到出现合适的机会，然后袭击他。但我此时实际上没有任何防护，完全地暴露着，没有任何准备。我习惯于用特定的方式做这种事。此时跨出我谨慎的界线之外，令我感到极端不安。
一阵轻微的战栗爬上了我的脊背，我该怎么做呢？
最直接的回答当然是——马上收手。我亲爱的黑暗的后座上的朋友在做这件事。我只是在旁边，因为我有驾照。我们已经达成了一个共识，他和我。我们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平衡，一种生活在一起的方法，通过我们哈里的解决方案。然而他现在狂暴地跳出了哈里画出的谨慎的、美好的界线。为什么？愤怒？难道是我遭受的入侵激怒了黑夜行者，唤醒了他，导致他主导了这次报复吗？这位黑夜行者没有对我发火——在我看来他还是像往常那样冷静，把高兴藏在心里，急于获取猎物。而我也没有发脾气。我的感觉是——半醉半醒，像风筝一样在高空飘荡，情绪十分高涨，仿佛是晃晃悠悠地站在刀刃上，跌跌撞撞地穿过内心一道道的涟漪，我一直以为那种感觉只是内心充满了激情时才会有。以前我干这种事情总是事先进行精心的策划和准备，可现在这种感觉驱使我轻率地来到这个危险、肮脏、陌生的地方，凭着一时的心血来潮干起了这种事。虽然我对这一切都很清楚，但还是很想干下去。不得不干。
那好吧。可我不能就这样赤裸裸地去干哪。我环顾四周。房子那边有一大堆石膏灰胶纸夹板，外面缠着热缩塑料包装膜。我花了几分钟把包装膜割成一块围腰和一个古里古怪的透明面具，在蒙住鼻子、嘴巴和眼睛的地方割了几个小孔，这样我就可以呼吸，可以说话，可以看东西了。我拉紧面具，只觉得那玩意跟我的脸胶合到一起，无法分开了。我把面具的边边角角扯到脑袋后面，用塑料打了个死结。这样谁也认不出我来了。虽然显得有点傻乎乎的，但我已经习惯了戴着面具去打猎。我有一种强迫性神经质，自己先把一切都做得完美无缺，然后再用大脑去仔细盘算，这样就容易多了。我感到很轻松，因此觉得这个主意的确不赖。我从购物袋里掏出手套，戴在手上。一切准备停当。
我发现加沃斯基正在三楼，一大堆电线堆放在他的脚下。我站在楼梯井的阴影里，看着他把电线拉出来。我猫着腰再退回到楼梯井，打开购物袋，用塑胶带把随身带来的照片挂起来。一张张美丽的小照片上，失踪的那些姑娘们摆着各种迷人而露骨的姿势。我把照片贴在水泥墙上，好让加沃斯基待会儿出门进楼梯井时看得见。
我扭过头来看着加沃斯基。他又把电线拉出了20米左右。这时电线给什么东西卡出了，怎么拉也拉不动。加沃斯基狠命地扯了两下，然后从裤子后面的口袋里掏出一把钳子，把电线剪断。他把脚下的电线拾起来，在前臂上缠成一个小圈儿，然后朝楼梯井——朝我这儿走过来。
我缩回到楼梯井里，等待着。
加沃斯基并没有刻意保持安静。他没料到有人会来打扰他——当然也没有料到我的到来。我听着他的脚步声和身后电线圈的嚓嚓声。越来越近——
他出了门，往前走了一步，但是仍没看见我，却看见了那些照片。
“噢！”他惊了，仿佛肚子被人猛击了一下。眼睛直勾勾的，呆呆地张着嘴巴，身子不能动弹。我一下子跳到他的身后，用刀尖抵住了他的脖子。
“别动，别出声。”我说。
“嘿，听着——”他说。
我动了一下手腕，把刀尖往他下巴下面的皮肤里一戳。他发出一阵嘶嘶的声音，一小股鲜血喷射而出。这本来是不必要的痛苦。为什么有人就是不肯听话呢？
“我说了，别出声。”我再次警告他，这下子他果然安静了。
接着我能听到的只有我撕塑胶带的声音、加沃斯基的呼吸声和黑夜行者那无声的暗笑。我用塑胶带封住他的嘴，用一段铜线缠住他的手腕，把他拖到另一堆热缩塑料包装膜旁。我只用了几分钟就把他捆绑起来，绑在了那张临时工作台上。
“咱们谈谈”。我们（我和黑夜行者）用黑夜行者那温和而冷酷的声音说。
他不知道我是否允许他说话，再说塑胶带贴在嘴上他很难说出话来，于是他就干脆不吭声。
“咱们来谈谈那些失踪的小姑娘。”我们说着，撕下他嘴上的塑胶带。
“呀呜——呜——你这是什么意思呀？”他说。但他这话说得一点底气都没有。
“我想你知道我这话是什么意思。”我们告诉他。
“不——不知道。”她说。
“你知道。”我们说。
也许只要他聪明一点说出一个字来，我的计时就结束了，今夜的全部工作也就结束了。可是他变得强硬起来，昂着头看着我闪光的脸。“你是什么人，是警察还是什么？”他问。
“不。”我们说着，一下子割下他左边的耳朵，这个耳朵靠我们最近。刀子很快，有一阵子他简直不相信我们会割他的耳朵，他永远地没有了左耳朵。于是我们把割下的左耳朵扔在他的胸口上，让他相信我们是来真格的。他的眼睛睁得老大老大，猛吸了一口气想大声叫喊。但是还没等他喊出声来，我就用一把塑料薄膜堵住了他的嘴巴。
“别这样，”我们说。“要不，就让你死得更惨。”哦，当然我们是说话算话的，不过现在还没有必要让他知道这个。
“那些失踪的小姑娘怎么样了？”我们温和而冷酷地问。等了片刻，我注视着他的眼睛，确信他不会叫喊，这才把塞在他嘴里的东西扯出来。
“天哪，”他粗声粗气地说。“我的耳朵——”
“你还有一只耳朵，照样能听见，”我们说。“给我们说说照片上那几个姑娘。”
“我们？你说‘我们’是什么意思？天哪，痛死我了。”他抽泣起来。
有的人就是不听话。我又用塑胶薄膜塞住他的嘴巴，然后开始工作。
我几乎陶醉在自己的工作中。在这种情况下，干起活来很顺手。我的心脏像疯了似的猛烈地跳动，我得花很大的力气才能使自己的双手停止战抖。我开始干活，摸索着，寻找着指尖之外的东西。非常激动——但令人沮丧。我内心的压力在上升，窜到耳朵里头，喊叫着要我们释放它——但是我们没有释放它。压力越来越大，只觉得某种奇妙的、无法感知的东西正等着我去发现它，探究它。但是我没有找到它，而过去的行为准则也没有给我带来任何快感。怎么办？我在慌乱之中割开了那家伙的一根血管，塑料薄膜上出现了一大滩鲜血。我停了片刻，寻找着答案，但没有找到。我的眼睛游移到窗户的框架外面，直愣愣地盯着那里，忘记了呼吸。
我看到了海面上的那轮明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只觉得这样做很正确，很有必要。有好大一会儿我就这样看着外面的海水，看着海面上的月光，简直是太美了。我斜倚在那张临时工作台旁，用身体去碰撞它，过了一会儿才清醒过来。是那月亮……要不就是海水？
这么近——有个东西离我很近，我几乎可以闻到它的气味——那是什么呢？我打了一个寒战——这就对了，我又一连打了好几个寒战，最后牙齿都咯咯地磕碰起来。可这是为什么呢？这是什么意思？有一个东西，一个特别重要的东西，一种令人折服的纯净和清晰飘浮在月亮和海水的上面，就在我的刀尖的那一边，可我就是逮不着它。
我回身端详着那个看门人。瞧他那模样我就来气：他躺在地上，满身都是我即兴创作出来的伤痕，满身都是不必要有的血迹。但是有那轮美丽的佛罗里达月亮拂照着我，有热带微风的吹拂，有黑暗中塑胶带伸屈时发出的美妙的声响，有看门人惊慌的呼吸声，我的怒气没过多久就烟消云散了。我简直想朗声大笑。有些人为了某些崇高的事业宁愿去死，但是这个卑鄙的小人却是为了几斤铜线而死。你再瞧瞧他那模样：很委屈，很困惑，很绝望。要是我的心情好一点，我会觉得很逗的。
而他的确需要我再下一点工夫。再说，我的心情不好也不能怪他。他的罪恶还不足以在我的“行动名单”上居前几位。他只不过是一个可憎可恶的小懒汉，为了几个钱，为了找乐而谋害孩子，就我目前掌握的情况，他害死的孩子只有那么四五个。我几乎怜悯起他来。的确他还没有到罪大恶极的地步。
呵，嗯。还是干活去吧。我走到加沃斯基的身旁。他这会儿不再乱打乱闹了，但是他的力气还在，用通常的方法还制服不了他。当然，今天晚上有些高级的专业工具我没有带来，所以对付加沃斯基得动点粗的。不过他像个老手似的没有抱怨。我觉得一股激情涌了上来，于是暂时放下了那种轻率的做法，在他的双手上花了很多工夫。他的反应很激烈，于是我抽身慢慢走开，忙着去找东西。
过了好大一会儿他语不成声地喊叫着，捶打着，我这才如梦方醒。我记起了自己还没有证实他的罪行呢。我等着他安静下来，然后拿掉他嘴上的塑料薄膜。
“那些失踪的姑娘怎么样了？”我们问。
“哦，天哪。哦，神灵啊。哦，天哪。”他低声说。
“我想还不止这几个吧，”我们说。“我想我们还漏掉了几个。”
“求求你，”他说。“哦，求求……”
“给我说说那几个失踪的姑娘。”我们说。
“好吧。”他出了一口气。
“你把那些姑娘都干掉了。”
“是的……”
“多少个？”
有好大一阵子他只顾呼吸，闭着眼睛，我真想立马就宰了他。最后他睁开眼睛，瞅着我。“五个。”他过了好大一会儿才说。
“五个小美人，我并不后悔。”
“你当然不后悔喽。”我们说。我把一只手放在他的手臂上，这是一个美好的时刻。“现在我也没有什么后悔的了。”
我把塑料薄膜塞进他的嘴里，然后转身去干自己的活儿。我刚刚开始恢复节奏，忽然听到楼下传来的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