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黑之后的滨北餐厅又热闹起来，一楼大厅的每一张桌子旁儿乎都坐满了人。有两桌喝酒的人还在大声划拳。然而，坐在窗边的洪钧、肖雪和楚卫华似乎完全没有感受到周围的喧嚣。
洪钧清楚地记得自己第一天到这里吃饭就是坐在这张小桌旁。这些天来，他四处奔波，昼思夜想，甚至连做梦都分析案情，但他并不觉得疲劳。如今案子办完了，他却觉得疲惫不堪。
肖雪看了看洪钧，又看了看楚卫华，说：“你俩咋就像刚参加完追悼会似的楚卫华忙举起酒杯说：“我也不知咋的，老觉着心情挺沉重。来，咱们先干一杯！一来祝洪老师旗开得胜；二来祝洪老师和肖处长一路平安，外加……心想事成！”
洪钧和肖雪说过“谢谢卫华”，然后三人碰杯，一饮而尽。
放下酒杯后，楚卫华说：“今天，韩院长特意到我办公室来，让我代他给你俩送行。这两天，他在组织我们总结这个案子的教训，要写一份总结报告，交给地委。他指示了，我们不能只写谷春山的问题，还要从制度和观念上找原因，包括侦查取证工作粗糙，办案人员先入为主，审查证据流于形式，只讲严打不讲质量，等等。不过，我看得出来，他的心情特别好。看来，这滨北市政法委书记的坐椅是非他莫属了。”
洪钧用手指敲打着酒杯：“古人说得好，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楚卫华点了点头：“要说呢，咱们这个案子办得确实挺漂亮！可不知为啥，我老觉着心里不踏实。说句老实话，我刚接手这个案子的时候可没想到会有这么个结果！”
肖雪也不无感慨地说：“生活中有些事情确实很难预料！有时候你觉着它肯定会向某个方向发展，但突然出了点小事儿，它一下子就变得面目全非了！人也是这样！”
“这话不假！”楚卫华说，“就拿谷春山来说吧。虽然我跟他直接接触不多，但是听到不少关于他的议论。在人们的印象中，他可是个作风正派的干部。有人说，谷书记一不好色，二不贪财，想在他哪里搞什么歪门邪道，那是白费劲儿！说老实话，如果不是亲手办这个案子，我很难相信他会干出那种事情！这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啊！”
“其实也不能简单地归结为知人知面不知心。”洪钧说，“人是一种具有社会属性的动物，因此他既要满足个体的需要，也要满足社会的需要。个体需要与社会需要并不总是协调一致的。这就决定了人的两重性。在一般情况下，人们都能在一定程度上为了满足社会的需要或他人的需要而抑制自己的需要，但是这种抑制并不是人的本能，因而需要道德乃至法律的力量来驱动和约束。从个人角度来讲，人们牺牲某些个体需要总是为了得到那些他们认为更有价值的东西，如他人的爱情或尊敬，社会的认可或赞赏，以及很多人内心想要却又不愿公开承认的金钱和地位等。从本质上来讲，抑制个体需要是一种痛苦而不是快乐，因此不是人们自发追求的，一定要有外力的作用。即使那些真能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或‘生命就是给予’作为人生准则的人，他们抑制个体需要也是为了得到某种精神上的满足。这大概是任何一种社会道德或宗教信仰能够发挥作用的基本原因。外国有一位哲学家曾经说过：‘你是什么？你并非你认为你所是，你亦非他人认为你所是，你是你认为他人认为你所是。’仔细想想，这话挺有道理。”
“我越听越糊涂了。”楚卫华说。
“他这里讲的是社会道德观念与个人的心理和行为之间的关系。人们生活在社会之中，不可能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塑造自己的行为，别人也不可能完全按照他们的意愿去塑造你的行为，实际上，人们往往是根据自己觉得别人认为你是什么样子或者你应该是什么样子来塑造自己的行为。你说对不对？”’
“好像有点儿道理。”
“其实，这世界上既没有绝对的好人，也没有绝对的坏人。既没有对谁都好的人，也没有对谁都坏的人。人们往往会不由自主地把他们崇拜的人想成绝对的好人，但是任何伟人也都有坏的一面。只不过有些是人们可以原谅的，有些是人们所不知道的！”
肖雪一直在用心地听着洪钧的话，此时便问道：“你认为谷春山是好人还是坏人？”’
“从结局看是坏人，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很坏的人。但是这并不等于说他一生下来注定就是个坏人。在李红梅的事情发生之前我们仍不能说他是坏人。从人生的角度来看，好人与坏人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或者说好人与坏人是可以相互转化的。按照一般的社会道德标准，做好人就意味着为了社会或他人的需要而抑制个人的需要，而抑制个人需要并不是一件轻松愉快的事情。”
“所以人们都说‘做好人太累’！”楚卫华插了一句。
“此话不无道理。一般来说，每个人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在一段时间内抑制个人的某些需要，或者说做好人，但时间一长就不那么容易了！”
“所以说一个人做一件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
“难怪我听说你们男人在谈恋爱的时候都能表现得特别好，可一结婚就原形毕露了！”肖雪不无感慨。
“这可不分啥男女！有的姑娘在谈恋爱时表现得特别温柔特别文雅，可结婚以后就变得俗不可耐了！”楚卫华也不无感慨。
洪钧笑了笑说：“有的男人大半辈子都能克己奉公、作风正派，但上了年纪以后觉得自己原来活得太亏了，就寻花问柳、贪污受贿。有的女人在年轻时为家庭操劳，为丈夫和子女牺牲个人的兴趣和事业，但人过中年以后又觉得自己原来活得太累了，太亏了，就变本加厉地折磨她的丈夫和子女。虽然这些只是生活中的个别现象，但它们说明好人是可以变坏的，一个奉公守法的人也可以走上犯罪的道路。”
肖雪说：“我曾经办过一起案子。被告人本来是个老实巴交的汽车司机。一天夜里他开车把一个骑自行车的给撞了。他当时下车看了一下，见那人满脸是血昏迷不醒，而且周围没人，他害怕负责任就开车跑了。后来那个受害人死了。据大夫说，那个人是失血过多死的。如果有人及时把他送到医院抢救，他就死不了。被告人听说受害人已经死了，又畏罪潜逃。后来他被人拉进一个盗窃汽车的团伙，走上了犯罪的道路。被捕之后，他认罪态度较好，并交代了自己走上犯罪道路的过程。实际上，他一直后悔自己当初不该逃离现场。可是他走了那一步以后，再往回走就难了。明知前面是深渊，也只好一步一步走下去。当时我就想过，如果他没有开车撞人，或者他撞人后没有逃跑，那他这辈子大概还是个好人。”
洪钧点点头说：“确实是这样。有些人犯罪心理的形成是一个缓慢的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而有些人的犯罪心理则是由某个偶发事件促成的。我认为谷春山属于后者。”
“这就是一失足成千古恨啊！”肖雪说。
“或者说是一念之差！”洪钧说，“明朝有一位伦理学家叫王守仁。他有一句名言，‘人之善恶由于一念之间’。这话很有道理。”
楚卫华喝了一大口啤酒，说：“我有时候觉得人也挺可怕。今天这样，明天就不知会变成啥样！而且人也挺邪性，啥样都有。就连血型还有两种的！说老实话，我今天看到医院的血型化验结果时，真以为我媳妇跟我开玩笑呢！我说这一个人咋能有两种血型？既有A型血又有C型血？我媳妇说她们也是头一回遇见这种双血型人。不过有个大夫说他以前看书上写过，叫啥‘交换血型’？’
“这在遗传学上叫做‘血型的交移现象’。”
“洪老师，你啥时候知道谷春山有两种血型的？’
“要说知道，那也是今天，以前只是猜测。我刚听说那水果刀上有两种血型的时候，认为这可能是凶手设下的圈套。但是当我的怀疑集中到谷春山身上而且对案情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时，我又重新考虑了这个问题。我认为，罪犯杀死李红梅应该是*中误杀，或者是遇到反抗而临时起意，绝不是蓄意谋杀。因此，罪犯在作案后应该仓皇逃离现场，恐怕想不到去设置这个圈套。如果他当时想到水果刀上的血迹会成为犯罪证据，那他干脆把刀上的血迹擦掉不是更安全嘛！另外，如果刀上的血迹是他故意弄上去迷惑侦查人员的，那他后来也就没有必要去调换水果刀了。罪犯调换水果刀也能证明他知道那刀上留下的是他的血。这时我想起在美国看过的一篇报道两名科学家发现人类血型遗传中有一种特殊现象，即血型的交移现象。这种人的血液中有两种血型遗传物质。这两种物质在人体内和平相处，而且总是以一种为主。但是当血液脱离人体之后，便会表现出两种血型的特征。这种双血型人的出现率极低，大概只有儿百万分之一，而且一般都出现在双胞胎身上。根据本案的情况，我当时猜想谷春山可能就是这种罕见的双血型人！”
“洪老师，你对血型还真有研究。”
“我这也是现趸现卖。最近为了这个案子，我专门看了一些关于血型的资料。我发现，血型确实很神秘，大概也属于我们人体的未解之谜。目前，我们只知道血型是一种遗传物质，按特定的遗传规律传给后代，可以作为亲子鉴定的依据。但是有些学者认为，血型和人的性格有密切联系，甚至认为性格就是血型的无形特征表现。比方说，我是A型血。据说，这种血型的人好胜、固执、猜疑、谨小慎微、严于律己，喜欢按部就班、有条有理地办事，善于协调周围人的关系，往往给人的感觉是内向、文静、稳重、亲和。我不知道你们对我的感觉怎么样？
“好像差不多，特别是那些缺点。”肖雪抿嘴一笑。
洪钧瞟了肖雪一眼，若无其事地问道：“你们俩是什么血型？’
楚卫华说：“我是C型，啥性格？”
洪钧说：“应该是为人热情、坦诚、讲义气，做事情往往是不达目的绝不罢休，而且不甘寂寞，爱当领导。缺点嘛，过于自信，比较好虚荣，嫉妒心也比较强。你觉得对吗？”
“好像有点儿意思。哎，肖处长，你是啥血型？’
“我嘛，B型。”
“B型血的人，性格爽朗、敢说敢干、乐于助人，但是缺少心计，容易凭感觉做事，甚至有时会蛮干，而且往往喜欢以自己的方式做事，有点儿特立独行。这可都是专家说的。”洪钧看了看肖雪的表情，又把话题转到谷春山，“我认为，谷春山的性格大概同时包含了C型血和A型血的特征，而且有时会产生性格冲突，甚至表现为特殊的双重人格。按照那些学者的观点，他这种人具有两面性，容易成为特殊的犯罪人，也容易成为精神病。”
洪钧的话音刚落，只听门口传来一阵哄笑声。三个人不约而同地寻声望去，只见门口站着一个身穿蓝布棉大衣的人，没戴帽子，脸上和身上都沾有污黑的雪水。三个人大吃一惊，因为此人正是谷春山！
吃饭的人大多认识谷春山，所以一开始都只是坐在各自的椅子上看热闹。后来有儿个消息灵通人士添枝加叶地把前天晚上发生的那件“耸狗听闻”的事情告诉旁人，于是大家都知道谷书记是被“女鬼”吓疯了。儿个大胆的年轻人便走到谷春山面前去逗他：“谷书记干啥来啦？今晚儿又在这屹垯摆席呀？请的是人还是鬼呀？”’
众人哄笑。
谷春山不以为然地向他们摆摆手，然后仰起脸用检阅*队伍的姿势向就餐的人们挥动着右手，大声说：“大家辛苦啦！”
不知哪个人喊了一句，“首长辛苦！”于是又有儿个人喊道，“为人民服务谷春山面带微笑地说：“大家就不要夹道欢迎我啦！一会儿地委王书记来，大家的欢迎一定要热烈！要轰轰烈烈！要如火如荼！”
“那谷书记得先洗把脸吧？”’有人喊道。
众人又是一阵哄笑。
谷春山用手抹了一把脸，又看了看手上的黑水，板起面孔冲人们喊道：“你们起啥哄！你们起啥哄！”
正在这时，餐厅的门帘一掀，跑进来一个女人。她的脸颊很红，不知是因为跑热了还是冷风吹的。她没戴帽子也没戴头巾，因此头发被风吹得乱蓬蓬的。她右手扶着门框，目光在餐厅里寻找着。
楚卫华小声对肖雪说：“这就是谷春山的媳妇王秀玲。”
王秀玲看到谷春山，便跑过去，着急地说：“老谷，我回家给孩子做饭的功夫，你咋就跑这屹垯来了！”
众人见了王秀玲，纷纷退回自己的座位。
王秀玲拉起谷春山的胳膊，一边往门口走，一边说：“走，快跟我回医院去谷春山跟着王秀玲走了儿步，突然抽出自己的胳膊，向后退了两步，目光紧张地盯着王秀玲，叫道：“你是谁？你是李红梅？不，你是鬼！你是鬼！”说着，谷春山跑到一个餐桌旁边，躲在一个就餐者的身王秀玲的眼里流着泪水，追过去说：“老谷，我是秀玲！老谷，你这是咋的啦？”’
谷春山绕着餐桌躲避着王秀玲，惊恐地喊着：“她是鬼！你们救救我呀！鬼来啦！”
洪钧三人一直在默默地看着。此时，楚卫华慢慢站起身来，说：“我得过去一下。”
肖雪说：“看来王秀玲还不知道事实真相。卫华，你最好把一切都告诉她。
楚卫华走到正在躲避王秀玲的谷春山身边，声音不高但很严厉地叫了一声：“谷春山！”
谷春山吓了一哆嗦，愣愣地看着楚卫华。
楚卫华用同样的声调说：“你跟我走！”
谷春山猛地跪到地上，哆哆嗦嗦地对楚卫华说：“阎王老爷，你饶了我吧！我有罪！我害死了李红梅！我害死了李青山！我坦白从宽！阎王老爷，你宽大我吧！”谷春山拼命地磕头，他的前额撞在地上“咚咚”直响。他那沙哑的嗓子仍在喊着：“阎王老爷，你饶了我吧！我还不该死哪！我才当到县委副书记，我还要当市委书记，当国家主席！”他突然又跳了起来，大笑道，“哈哈哈！我是大官！你不敢杀我！我是大官！哈哈哈！”
楚卫华和茫然的王秀玲把谷春山拉出了餐厅的大门。餐厅里沉静了片刻，然后便响起一片嘈杂的议论声。
洪钧和肖雪相视无语。过了好久，肖雪才叹了口气，说道：“这个王秀玲太可怜了！”
洪钧点了点头说：“她是无辜的！而且很善良！如果她是个为虎作伥的官太太，我的心里还好受些。”
“还有那个孩子！”
“是啊！生活有时真不公平！有罪的人一下子疯了，什么也不知道了，什么罪也不用受了。尽管从法律上讲，谷春山在实施*杀害李红梅和杀害李青山的行为时，精神完全正常，具有行为能力，因此应该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但是，就算法院给他判个死缓，对他又有什么意义？恐怕他还得监外执行。王秀玲本来是无辜的，可是还得侍候他，还得替他受罪！”
“瞎！算了吧！这世界上不公平的事情太多了！还是想想咱们自己该办的事情吧！”
“对了，你是不是在走之前去看看肖雄。我想他那个案子也该撤销了。关在里边的时候，他不愿意承认自己是肖雄，可一放出来他大概就会认你这个妹妹了肖雪摇了摇头说：“我不去找他。该说的话，我都说了。如果他想认我这个妹妹，就让他来找我吧！”她突然又想起一个问题“上次忘了问你，你怎么知道有莫英妹这个人的？”’
“其实挺简单。记得上次跟你说过，第一次在滨北餐厅见到那个疯女人时，我就觉得她不像真疯，是个神秘人物。当然，我一直没把她和我办的案子联系起来。那天半夜到谷春山家，我在窗台的积雪上看到两个脚印。毫无疑问，谷春山家的窗外确实来过一个人，很可能是个披头散发的女人，所以谷春山才被吓疯了。另外，谷春山给郝志成打电话时还没疯。当时他可能已经发现了一些迹象。从他手中拿着的纸条和菜刀来分析，他有可能是在门口听到什么动静并捡到了那张纸条。放下电话之后，他又看到了窗外的女人。从郝志成放下电话到我们赶到谷春山家，也就二十分钟的时间。因此当我们到达现场时，那个女人应当还没走多远，而我恰恰在离谷春山家不远的院墙豁口处看到了那个疯女人。在那个风雪交加的夜晚，我相信这绝不是偶然的巧合。然后，我就考虑疯女人与本案的关系。从那字条上看，她是为李红梅之死来的。从作案手法上看，她的手法与肖雄的手法有很大的相似之处。我当然不相信李红梅会死而复生，因此这个疯女人很可能是另外一个与肖雄有某种关系的人。疯女人在火车站金蝉脱壳，证明我的推断是正确的。但我相信她不会离开滨北县城，而一定要等候肖雄，甚至会想办法去搭救肖雄。对于一个外地人来说，她既然脱去了疯子的外衣，就一定会像普通人一样住进当地的旅馆。于是，我跑了儿家旅馆，查问那天上午登记住宿的客人，结果发现在大众旅馆有一个来自阿里河镇的客人叫莫英妹，而我知道肖雄也是从阿里河镇来的。我相信，这就是答案。”
“答案总是很简单。但是在答案给出之前，人们往往不知道如何去找出这个答案。”
“其实，我倒希望自己没有找出这个答案。”洪钧的心情似乎有些沉重。
“为什么？”肖雪诧异地问。
“作为一名法律工作者，我知道莫英妹的行为也是法律所不能允许的。她采取这种故意恐吓的行为导致他人精神失常尽管后者是一个有罪之人，她也应该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至少是民事赔偿责任。我觉得自己的作法有违法律工作者的职业道德。我似乎是在包庇违法者，是让人们用一种犯罪去报复另一种犯罪。肖雪，我是不是做错啦？”
“算了吧，洪钧，又不是你让她这么做的。”
“但是我把窗台上的脚印抹掉了。那也是毁灭证据啊！”
“我认为你当时做得很对。再说，就算有那个脚印，能证明什么呢？谁能证明是莫英妹把谷春山吓疯的？别折磨自己啦，洪钧。你这个案子办得非常漂亮！”肖雪站起身来。
洪钧和肖雪向门口走去。走到门口时，洪钧情不自禁地回头看了一眼当初疯女人坐过的那个角落。他的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滋味！
尾声 两情若是久长时
1994年12月30日，星期五。
宋佳来到办公室后照例先把收到的信件和报纸送到洪钧的写字台上。洪钧还没有来。她放好东西刚要走，忽然发现写字台上多了一个小镜框，那里面放的好像是自己的照片。她的心怦怦地跳了起来。她绕过宽大的写字台，拿起小镜框仔细一看，才发现那不是自己的照片。但是，这个姑娘长得很像自己。她的心底生起一种莫名其妙的妒忌感。正当宋佳看着照片发愣的时候，外面传来开门声。她急忙把镜框放回原处，若无其事地走出来。
这时，洪钧和一个青年女子走了进来。虽然这个女子不像照片上的姑娘那么年轻，但宋佳还是一眼就看出她是那张照片的主人。
洪钧和宋佳打过招呼之后，说：“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哈尔滨市公安局的肖雪处长，这位是我的秘书宋佳。”
肖雪和宋佳一边握手，一边打量着对方。洪钧站在一旁，笑道：“两位女士是不是都有点儿照镜子的感觉？’
肖雪喃喃地说：“真挺像！”
宋佳想起自己的职责，彬彬有礼地说：“肖处长请坐。请问您喝咖啡还是喝茶？’
肖雪忙说：“不用客气，我马上就得走。”
宋佳把询问的目光投向洪钧。洪钧说：“肖雪昨天来公安部办事，今天就回哈尔滨。我送她去机场，顺便让她到咱们所看看。”
肖雪若有所思地看着宋佳，等洪钧说完便问道：“宋小姐是北京人？’
“对！土生土长。”宋佳说。
“宋小姐家里都有啥人？’
“您这是职业习惯，查户口？’
“不不！宋小姐别见怪。我就是随便问问。”
“其实也没什么。我家人口特简单，就是老爸，老妈，还有我。而且，目前也还没有扩充人口的计划。”
“宋小姐说话很风趣。”肖雪犹豫了一下，还想问什么，但是门铃响了。宋佳前去开门，来人是郑建中和郑建国。
进屋后，郑建中对洪钧说：“洪大律师，我兄弟昨天到的北京。我今儿一大早就带他过来，专门来谢恩，也顺便给你拜个早年儿！”
郑建国走上前来，深深地给洪钧鞠了一躬。他很激动，似乎想说什么，但是没有说出来。
洪钧忙说：“不必客气！案子的赔偿问题解决了吗？”
郑建中说：“总算解决啦！滨北地委政法委最后拍板儿：关押的时间，按照当地平均工资计算，赔偿3万多块钱，再给3万块钱的精神和健康补偿费，再加上请律师啥花费的钱，一共赔了8万来块钱。另外，建国刚出来，身体不好，得休养一段时间，就按休病假处理。我觉着，这能接受。我们不在乎赔多少钱，关键是个精神上的安慰。”
“那些有关人员怎么处理了？”
“政法委也发了个文儿，要求全地区各级公检法机关认真总结经验教训。至于那些干部，也没咋处理。责任都推给了谷春山一个人，反正他也不能说啥了。我听说，韩院长主动做了个检讨。但是地委领导认为他在纠正这起错案的过程中立了功，将功补过，看来他还能往上走。有人说，他这是因祸得福。官场上的事情，咱整不明白。”
洪钧看了看身穿西服系着领带显得年轻了许多的郑建国，问道，“你的小说写得怎么样了？’
郑建国说：“还在改。”
郑建中接过话头说：“我给他租了套房子，啥事儿也不让他干，就让他在家坐着写书。我跟他说了，甭管书写得出来不，你先当回‘坐家’再说！”
郑建中说话的时候，宋佳带着肖雪到里屋去了。郑建中看着两位女子的背影，略带神秘地对洪钧说：“洪大律师，你可得注意点儿！”
“注意什么？’洪钧不解。
“可别累坏了身子骨！这大秘小秘都配了套，还是一个厂生产的吧？’
“你别胡说！那位就是哈尔滨市公安局的肖处长！”
“唷！这可怪我眼拙了！”
寒暄儿句，洪钧看了看手表，忙叫肖雪去机场。郑家兄弟也就告辞了。
在开车去机场的路上，洪钧见肖雪沉默不语，便问：“你在想宋佳？’
肖雪摇了摇头，说：“我在想人的感情。它可以体验，却不可理喻。它属于你，却不由你支配。”
“感情的问题有那么复杂？’
“不想就不复杂，越想就越复杂。”
“你说的是爱情吧？’
“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或者说，不全是。”
“你现在说话怎么越来越像哲学家啦？”
“哲学可以使人聪明。”
“哲学可是爱情的天敌。”
“为啥？”
“因为，哲学需要心灵的感悟，爱情需要心灵的养育。你的心里都是哲学，哪里还装得下爱情？”
“我觉着，哲学使人明白，可爱情使人糊涂。”
“所以歌中唱道，糊涂的爱嘛！”
“那就是说，人要是不糊涂，就不会有爱情？”
“话也不能这么说。”
“按说，我已经到了不该再被爱情迷惑的年龄。不过，我有时仍然觉得爱情很神秘。爱情的力量真是令人不可思议！”
“也许这正是爱情伟大之所在！”
“可爱情究竟是什么？是*还是情爱！是占有还是给予？是索取还是奉献？是人类的一种本能，还是一种崇高的情感？是一种自然规则的体现，还是一种社会道德的缩影？我觉得爱情真是个谜，一个人人都在解，但人人都永远无法解开的谜！”
“你把爱情想得太深奥了！难怪你总是犹犹豫豫。我觉得，爱情就是生命的一部分，就是人生的一部分，是任何人都应该珍惜也都有权享受的生活的一部分。如果你把爱情想得深不可测，高不可攀，那你怎么能从从容容地享受它呢！”
“也许，爱情与*本不是一回事。我记得唐代大文豪韩愈曾经说过，人的情与性相匹配，可以分为三品。我认为在现实生活中，最多的是中品，其次是下品，而真正称得起上品的，恐怕就太少了！人有情，才成为人。但是这情又恰如浓雾笼罩的深渊。世界上有多少人沉陷在情渊中无法自拔啊！”肖雪仿佛在自言自语。
“难道你这样就不是在情渊中挣扎么？肖雪，别难为自己了！”洪钧觉得自己必须转换一个话题，“对了，肖雄有消息么？”’
洪钧的问话似乎使肖雪又回到了现实的世界。她回答说：“他托滨北县公安局给我转来一封信，说了许多感激的话；还说他要和莫英妹一起回阿里河去开始新的生活。虽然他在信中称我为妹妹，可他那信的落款还是包庆福。”
“人生有一种惯性。要改变这种惯性，既需要力量，也需要时间。”
汽车来到首都机场。洪钧把车停在停车场后，肖雪刚要开门下车，却被洪钧一把拉了回来。“你还没给车钱哪！”
“啥车钱？”
“你总不能白坐我的车吧？”
“坐你的车还要钱？”
“不给钱也成，那你得让我亲一下。”
“你……”
洪钧在肖雪那潮润的嘴唇上留下了一个长长的热吻。
洪钧和肖雪一起来到二楼的出港口。办完登机手续之后，他们慢慢地走到安检口外面。站在“送客止步”的牌子旁边，洪钧看着即将离别的肖雪，真想把她拥抱在自己的怀中。他抑制住情感的冲动，只是拉着肖雪的手，认真地说道：“我记着你送给我的那两句诗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不过，我也想送给你两句诗两情已是久长时，则只盼朝朝暮暮！”
肖雪感受到那双眼送出的企盼，也感受到那双手传来的热望。她内心挣扎着低下了头。过了一会，她抬起头来，眼睛里流露出乞求的目光。
洪钧明白了。他渐渐松开紧握的双手，让肖雪那双纤细的手从他掌中滑了出以错案为视角，
以防范为动机，
以人性为本源，
以法治为皈依。
1989年4月5日深夜，黑龙江省伊春市友谊林场发生了一起凶杀案。护林防火员关传生在林场办公室北面通向住宅区的土路边上被人连刺多刀后死亡。现场勘查发现，被害人大衣后面正中有刀口一处，尸体相应部位的创口有棱角，侦查人员推测是军用刺刀所致。尸体其他部位的伤口可能为单刃刀具所致。死亡时间大约为晚上12点左右。经过调查，侦查人员得知被害人大约11点多钟离开林场办公室回家的，当时林场刚刚停电。
侦查人员发现家住死者隔壁的石家大儿子石东玉刚从部队转业回家9天，而且案发当晚去向不明，便将其列为嫌疑人。
4月6日下午，侦查人员得知石东玉回到家中，遂把他带走进行查问。石东玉说，5日下午，山里的一个朋友打到一只狍子，请他去喝酒。晚上8点多钟回来后先到未婚妻家谈论结婚事宜，然后回家拿了些钱，10点多钟到锅炉房喝水、抽烟、聊天；11点多钟去林区小火车站，坐凌晨2点的火车下山；6日上午在镇政府办理各种转业手续，下午回到林场。
侦查人员立即对石东玉的陈述进行调查核实，确认上述喝酒、谈话、喝水等活动都有人能够证明。根据承包锅炉房的人证明，石东玉离开锅炉房的时间在停电之后。侦查人员通过实地察看，得知锅炉房位于办公室与住宅区之间的路边，距离案发现场也不远。因此，侦查人员认为石东玉应该与被害人在同一个时间段走过同一条道路。另外，侦查人员经过实验证明从林场步行到该火车站一般只需要20分钟的时间。综上，侦查人员认为石东玉有作案时间。
4月6日晚上，侦查人员对石东玉家进行搜查，提取到一件带血的军衣和一把黑塑料把的单刃水果刀。军衣的前衣襟被撕裂，掉了三个纽扣，但纽扣都在衣兜里。法医检验后确认，衣服上有C型血和A型血，而死者关传生的血型为A型。水果刀上没有检出血迹，但是刀刃与死者伤口吻合。于是，侦查人员突击审讯石东玉。开始时，石东玉坚持说自己没有杀人，并解释说他衣服上的血迹是4日下午与弟弟打架时沾上的父亲和弟弟的血。审讯持续30多个小时之后，石东玉终于承认了杀害关传生的罪行。
1989年4月8日，伊春市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石东玉，后来以杀人罪提起公诉。在法庭上，石东玉推翻了自己的认罪口供，坚持说自己没有杀人。1991年4月5日，伊春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杀人罪判处石东玉死刑，立即执行。石东玉以自己没有杀人为理由提出上诉。5月13日，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原审判决认定石东玉杀人罪的部分事实情节不清，证据不足，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并列出了一些需要进一步调查核实的疑点，如杀人凶器与尸体创口不完全吻合的问题，衣服上有两种血型的问题，纽扣为何在衣兜里的问题等。
1991年9月19日，伊春市中级人民法院重新开庭审理石东玉涉嫌杀人案。虽然公诉方并没有能够提供更多的有罪证据，但是法院认为，该案的证据包括被告人有作案时间的证言、杀人凶器、刑事技术鉴定书、现场勘查笔录等，已经达到了“两个基本”案件事实基本清楚，证据基本上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12月2日，法院判处石东玉死刑，缓期2年执行。石东玉接到判决书后，先在宣判笔录上写了“不服，上诉”，但后来又改为“不上诉”。1992年1月7日，伊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将此案移送省高级人民法院复核；2月26日，省高院核准。同年8月31日，石东玉被送进北安监狱服刑。
1994年4月，伊春市公安局在押的蒙面入室抢劫犯马云杰在书面材料中揭发检举称：“我要立功活命。1989年4月5日的杀人案不是石东玉干的，真凶是梁宝友！”他向警察讲述了自己了解的情况：1989年4月6日凌晨，他在铁道边晨练，见到梁宝友从山上跑下来，衣服上有不少血迹。他便问怎么回事。梁说没事，杀猪弄的。过了两天，梁请他喝酒。在酒桌上，梁对他说，那天晚上林场停电，梁在林场办公室门口等着要收拾夏宝喜。11点多钟，一个人走出办公室，个头和体形跟老夏差不多。梁就跟了过去，用扎枪猛刺那人的后腰，那人转过身来拽住扎枪喊了一声。这时梁才发现那人不是夏宝喜，而是关传生。梁见对方已经认出自己，没有办法，只能将错就错，又掏出刀在关的前胸、后背、两肩胛骨等部位连刺十儿刀。然后，梁跑到红林站外扒上森铁小火车下山。
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伊春市中级人民法院、伊春市公安局等有关部门得知这一情况之后高度重视，立即组成了“897475”案件复查专案组。复查人员很快查明，梁宝友已经于1990年10月26日在与人斗殴时被刺身亡，但是其母可以证明马云杰所言属实。复查人员在石东玉的案卷中还发现了一些证据漏洞和互相矛盾之处。然而，仅有这些还不足以推翻原来的判决。如果能够通过UNA鉴定证明石东玉衣服上的血迹不是被害人关传生的血，那将是非常有力的翻案证据。复查人员费尽口舌，终于获得关传生家属的同意，于10月13日对关传生坟墓进行开棺，提取了关传生的头骨和毛发等物证。
1994年10月25日，复查人员带着上述物证以及石东玉的血衣等来到北京。他们首先找到我们中国人民大学的物证技术鉴定中心，咨询对陈旧血痕和人骨进行UNA鉴定的可能性。由于我们当时不具备UNA鉴定的条件，就把他们介绍到北京市公安局去进行鉴定。后来，北京市公安局的刑事技术鉴定部门并未使用UNA方法就解决了问题。其血型鉴定结论表明：被害人关传生的血型为AC型；被告人石东玉衣服上的血型有A型和C型，与其父亲和弟弟的血型相同；因此，被告人石东玉衣服上根本没有被害人关传生的血！当年的法医竟然把被害人的血型错误地鉴定为A型！
1995年4月12日，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郑重宣告，经公安机关调查之后，伊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对石东玉杀人案进行再审，宣告石东玉无罪。4月22日，石东玉被无罪释放，走出了北安监狱。经过协商，当地政府最终给予石东玉约6万元的赔偿和补助。然而，这起错案给石东玉及其家人造成的损害却是巨大的，而且是无法挽回的，甚至也是无法补偿的。例如，石东玉失去了5年多的人身自由；他的未婚妻离他而去；他的姐姐在去看守所探望他的途中被火车撞死；他的妹妹离家出走，下落不明；他的父母四处上访，颠沛流离……
虽然我国当时的新闻媒体还没有现在这么开放，但是《法制日报》等报刊很快就对该案进行了全面的报道。应该说，这是我所看到的第一起官方正式报道的当代中国的刑事错案。尽管该案不像后来披露的云南杜培武案和湖北余祥林案那么轰动，但是它给我留下的印象却是最为深刻的，因为该案不仅有冤，而且格外复杂，真所谓：案中有案，情后有情，错中有错，人后有人。
刚听说这起错案的时候，笔者正在构思第一部“洪律师推理小说”。该案颇为及时地为我提供了创作的灵感。2006年夏天，笔者在最高人民检察院挂职担任渎职侵权检察厅副厅长之初，又借机到黑龙江省伊春市进行调研，进一步了解到该案的一些具体情况。我相信，在《血之罪》这部小说中，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石东玉杀人案”的痕迹。例如，冤案及其背后的案件，物证上的两种血型，审讯时间完全相同的两份讯问笔录，被告人涂改的法院宣判笔录等。
诚然，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和故事都是虚构的，但是我的小说大概可以称为“真实的虚构”。
古今中外，冤假错案总是刑事司法领域中难以驱散的幽灵。它们若隐若现，时明时暗，啃噬着社会公众的良心，煎熬着司法官员的灵魂。近年来，随着石东玉、杜培武、李久明、余祥林、滕兴善等人的冤错案件披露报端，刑事错案已然成为国人社会生活中一个沉重的时尚话题。公众在谈论，学者在思考。毫无疑问，错案对于那些当事人及其家人来说是飞天横祸，是灭顶之灾，但是对于社会发展来说却也不无稗益，因为它们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刑事司法制度的文明进步和良性发展。因此，那些冤魂才得以“名垂青史”，宛如刑事司法历史长廊两边的座座“祭碑”。
刑事错案是在司法系统打击犯罪的过程中发生的。然而，制造错案本身也是一种犯罪，而且是以法律的名义去伤害乃至杀害无辜的公民。因此，这种犯罪具有更为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它不仅损害个人利益，使当事人遭受冤屈，而且损害公共利益，破坏司法公正和社会秩序，甚至会使公众丧失对司法的信念乃至国家政府的信念！套用孔夫子的一句名言，“错判猛于虎”！
为何在当代中国还会接二连三地出现这样的冤假错案？这些错案是如何形成的？中国应该如何构建错案预防体系和错案救济机制？为了深入剖析中国刑事司法实践中出现的典型错案，揭示其普遍规律与制度原因，以便为完善中国的刑事司法制度提出建议，并推动形成预防、减少与及时救济刑事错案的法制环境，笔者带领一些青年学者于2005年成立了“刑事错案实证研究”课题组，通过举办论坛、进行座谈、召开研讨会、进行问卷调查和典型案例分析等方式对我国的刑事错案问题进行了多层面和多路径的实证调查研究。
通过实证研究，我们发现多数刑事错案都是由多种原因重合作用造成的，如社会舆论的压力、上级机关或领导的干涉、快速破案的工作压力、办案人员专业素质和业务能力不高、办案人员缺乏正确理念和敬业精神等。不过，这些原因往往都要通过证据问题表现出来或者转化为证据问题，包括刑讯逼供、鉴定错误、伪造证据等形式。因此，要想预防和减少刑事错案，就要完善我国的刑事证据规则，加强对取证、举证、质证、认证活动的控制和管理，特别是要确立行之有效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另外，提高办案人员收集运用证据的能力也是至关重要的。一方面，我们要提高侦查人员的调查取证能力；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提高检察官和法官审查运用证据的能力。
我国有一个美好的刑事司法口号：“既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纵一个坏人。”然而，这是不可能实现的理想。在任何一个国家的刑事司法系统中，错案都是不可能完全避免的。因为案件事实对于司法人员来说都是无法亲历无法直接感知的发生在过去的事件，犹如水中之月、镜中之花、海市蜃楼一般。因为司法人员既不是上帝也不是神仙，无法全知全觉，也无法穿越“时空道”，而只能通过有限甚至短缺的证据去认识案件事实。另外，人都是会犯错误的。古人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不仅坏人会干坏事，好人也会干坏事。不仅恶劣的侦查人员和司法人员会办错案，优秀的侦查人员和司法人员也会办错案。我们承认这一点绝不是为那些侦查人员和司法人员开脱，而是要人们正视刑事错案出现的必然性并认真研究其产生的原因和发生的规律，以便把错案的发生率下压到最低水平。
在当下中国，刑事错案的发现和纠正具有很大的偶然性，例如，杜培武的错案得以纠正是因为偶然地发现了真正的凶手。余祥林的冤案得以*是因为当年的“被害人”意外地生还。刑事司法出现错案在所难免，但关键是我们能否建立发现错案和纠正错案的有效机制。虽然我们有上访制度，有控告申诉部门，但是错案的发现和纠正非常困难。纠正错案往往会遇到来自很多方面的阻力，如地方政府机关的阻力、原司法人员和侦查人员的阻力等。因此，能否主动发现错案并及时纠正错案也是衡量我国刑事司法制度发展水平的一项指标。
综上所述，预防刑事错案和及时发现并纠正刑事错案，都需要我们完善相关的制度。虽然制度不是万能的，但是没有制度是万万不能的。
《血之罪》是一部关于刑事错案的小说，其中凝聚了笔者研究这一问题的成果与心得。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血之罪》可以作为“刑事错案研究”的普及读本。其实，使读者透过错案来关注我国刑事司法制度存在的问题，也是笔者撰写这部小说的目的之一。
何家弘
2009年大雪写于北京世纪城痴醒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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