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0 页

他们总是在沙发或轮椅上坐成一排听广播，浑浊的目光盯着鱼缸里的鱼或是某些他们已经司空见惯的东西，或者干脆什么也不看。

弗朗西斯永远不会忘记，在闷热的、到处有蜂鸣的天气里，那些在毛毡上拖着步子走的声音，忘不了厨房里炖烂的西红柿和卷心菜的味道，忘不了老人们身上的像肉食包装纸被太阳晒干的味道，还有收音机里唱个不停的歌曲：

林索白净，林索聪明

欢快的洗衣房的歌谣

……

弗朗西斯尽可能地待在厨房里，因为他惟一的朋友在那里。厨娘贝莉，从小就伺候多拉德先生一家。她有时会从围裙兜里掏出一粒梅子塞给弗朗西斯，还会叫他“爱做梦的小猫咪”。厨房里既暖和又安全。可是贝莉晚上就回家了……

1943年12月弗朗西斯·多拉德，五岁了，在外婆家楼上的他的房间里躺着。房间被为了防范日本人用的厚重的窗帘遮得伸手不见五指。他还不会说“日本人”。可他想撒尿，却害怕在黑暗中起床。

他叫在楼下的外婆。

“哎妈。哎妈。”他叫起来像一只年幼的小山羊。他一直叫到觉得累了。“快啊，哎妈。”

终于尿憋不住了。经过腿上时热乎乎的，身下的床垫湿了，然后冰凉，他的睡衣粘在身上。他不知道该怎么办飞深吸了一日气，在床上侧过身面对着门。什么事也没发生。他把一只脚放在地板上，在黑暗中站起身，湿漉漉的睡衣粘在腿上，他的脸火辣辣的。他冲向门。门把手碰到他的眼睛。他一屁股坐在地上，湿淋淋的，又站起来，拼命跑下楼，手指在楼梯栏杆上发出尖利的摩擦声。到了外婆的房间。在黑暗中他爬上床，从她身上爬过去钻进被子，在她身边暖和和的。

外婆动动身子，全身僵直起来，她的后背在他脸颊边挺直了，说话时漏着风：“我从没看见……”她在床头柜上玻璃杯里摸到了她的假牙，喀啦一声装上。“我从没见过像你这么邋遢龌龊的孩子。给我出去，滚到床下边去。”

她打开床前的灯。他站在地毯上发抖。她用大拇指抹了一下他的眉毛，手指头沾上了血迹。

“你打碎了什么东西吗？”

他使劲摇头，血点飞溅到外婆的睡袍上。

“上楼去。快点。”

他爬上楼梯，灯光慢慢消失了，黑暗把他包起来。他没法开灯，因为外婆把灯绳剪短了，只有她能开灯。他不想回到湿漉漉的床上。他站在黑暗里扶着床边站了很长时间。他知道她不会来的。

她上来了，胳膊上一摞床单，她生气地拉了一下只剩一点绳头的灯绳。换床单时她一句话也没对他讲。

她抓起他的胳膊把他拽到大厅里的卫生间。灯在镜子上方她不得不踮着脚才能够到。她给他一块毛巾，又湿又凉。

“脱掉睡衣，把你自己擦干净。”

胶布的味道和明晃晃的缝纫剪刀的声音。她撕下一块蝴蝶胶布，把他放到盖上的便器盖上，在他眼睛上方的伤口贴上胶布。

“现在。”她说，把剪刀放在他圆圆的肚皮下面，他觉得下身有些凉。

“看着。”她说，抓起他头的后部按着他，让他看着他的小阴茎被放在打开的剪刀刃中间。她合上剪刀直到刀刃夹紧了肉。

“你想让我把它剪掉吗？”

他试着看她，可她使劲往下按着他的头。他抽泣着，她把唾沫啐到他的肚皮上。

“你想吗？”

“不，哎妈。不，哎妈。”

“我说到做到。要是你再把床弄脏，我就剪断它。听明白没有？”

“是的，哎妈。”

“你可以摸黑找到厕所，你可以像个好孩子一样坐在上面。你不用站着。现在回到床上去。”

夜里两点钟风变猛了，从东南方卷来暖意，把苹果树的死枝吹得劈啪作响，把活枝上的树叶抚弄得沙沙直响。阵风夹杂着暖雨冲刷着房子。弗朗西斯·多拉德，四十二岁，正在里面睡觉。

他侧着身吮着拇指，他的头发汗湿了，平平地贴在前额和脖子上。

现在他醒了。他在黑暗里听着自己的呼吸和他眨眼时的微弱的声音。他的手指还有淡淡的汽油醇的味道。他的膀胱满了。

他摸着床头柜上玻璃杯里的假牙。

他总是戴上假牙以后才起床。现在他走到卫生间。他上厕所从来不开灯。他摸黑找到厕所，然后像个好孩子一样坐在上面。

27

外婆的变化最先在1947年的冬天，那年弗朗西斯九岁。

她不再与弗朗西斯在她的卧室里用餐了。他们到厨房里公用的桌子上吃饭，在那里她曾照应她的老年房客们用餐。

外婆在娘家被培养成一个魅力十足的主妇。而现在她翻箱倒柜地找出原来的物品，把银摇铃擦干净，放在她的盘子旁。

安排上一道道菜，调节用餐服务的节奏，参与谈话，把容易的话题留给害羞的人，让他们得以发挥，把握好题目的最佳的方面，吸引所有人的注意力，这些可需要不平常的技巧，而这些技巧正在社会上消退。

外婆在年轻的时候可是一把好手。她的技巧确实让她的只有简单会话能力的两三个房客觉得餐桌的气氛焕然一新。弗朗西斯坐在餐桌的另一端主人的位子上，与外婆相对，他的前面是一列频频点头的老人在听外婆把这些还没有失去记忆的人的往事勾起来。她对弗罗德太太去堪萨斯城度过的蜜月表示了浓厚的兴趣，与伊顿先生共同回顾了一会害黄热病的经历，还兴致勃勃地听着其他人零散的、难以理解的发言。

“这多么有趣啊沸朗西斯。”她一边说，一边用摇铃提示上下一道菜。午餐是各式各样的蔬菜和炖成糊糊的炖肉，可是她却把它们分成好几道菜，让厨房的雇工更加忙活。

在餐桌上的不雅观的举动从来不被提及。外婆摇一下铃或是话说到半截时的一个突然的手势就能应付各种情况，不论是汤洒了，某人睡着了，还是有人忘了自己为什么来到餐桌旁。外婆总是在有限的预算里雇用尽可能多的帮手。

外婆的身体状况下降了，她开始消瘦了，开始能穿很早以前就搁置起来的衣服，其中有一些很优雅。她的脸形和发型与纸币上印的乔治·华盛顿的画像惊人地相似。

她待人接物的能力到了来年开春便开始下降了。她维持着餐桌的秩序而且不许别人插嘴，她讲述自己在圣查尔斯的深闺故事，甚至为了教化和启迪弗朗西斯和其他人，她透露了自己的隐私。

妙龄少女时的外婆在1907年确实有过一段好时间。当时她在圣路易斯河的沿岸被高层次的舞会争相邀请。

这段故事里有一个“客观的经验”可以让每个人借鉴，她说着有意地看了弗朗西斯一眼，他正在桌下跷着二郎腿。

“我生在一个小小的天生的瑕疵很少用医疗手段来克服的时代，”她说，“我天生有很好的皮肤和头发，而我就充分利用这个优势。我用坚强的个性和乐观的心态克服了我牙齿的缺陷，而且非常成功，简直可以说它们成为了我美貌的一个标志。我觉得你们甚至可以把它们称为我的迷人的‘商标’，如果用整个世界来跟我交换我也不会出卖它们。”

她不相信医生，她绕了一个大圈子终于切入正题，但是当她越来越明显地发现她牙龈的毛病可能会影响牙齿时，她请教了当时在中西部最享有盛名的一位牙科医生，菲利克斯·伯尔特医生，是个瑞士人。伯尔特医生的“瑞士牙齿”在某个特定的阶层特别受欢迎，外婆说，而且他经手的病例也非常可观。

害怕口腔里新的组合会影响他们音调的歌剧演员，从圣弗朗西斯科远道赶来的演员和其他公众人物都来他这里就诊。

伯尔特医生可以一模一样地复制一个人的天生的整套牙齿，他用多种材料做过实验，也了解它们对和声的效果。

伯尔特医生为外婆做完假牙以后，她的牙齿看起来和原来没有任何差别。她用性格克服了先天的障碍，而且没有丢失任何她独有的魅力，她说这话的时候会露出尖刻的微笑。

如果这个故事里面有个“客观的经验”的话，弗朗西斯最多在以后才领略到了。直到自己有足够的财力而付账，他没有做过任何外科手术。

弗朗西斯能在这样的晚餐中坐定是因为之后他还有一件非常乐意做的事情等着他。

贝莉的丈夫每天傍晚都赶着拖劈柴的骡车来接她。如果外婆在楼上有事的话，弗朗西斯可以和他们一起坐着车从巷子口走到大路上。

他过每一天似乎就为了等待傍晚的坐车：与贝莉坐在马车的座位上，她的又高又瘦的丈夫一声不响地坐在黑暗里，马车带铁箍的轮子在沙石路上发出很响的声音，还有玎玲玲的铃铛声。两匹棕色的骡子，有时候沾满了泥浆，修剪的棕毛竖在脊背上像把毛刷；它们在臀部间嗖嗖地甩着尾巴。空气里有汗味和煮过的棉布味，骡子的喷鼻声和暖和的马具味。要是贝莉的丈夫白天去开荒了，他身上就会有柴火烟的味道，而且有时候他带着短筒枪去荒地，马车的车厢里就会躺着一些兔子或是松鼠，它们被拉直了放在那里，仿佛正在赛跑。

他们在巷子里驾车时从不相互说话；贝莉的丈夫只和骡子讲话。颠簸的骡车让这孩子快活地左摇右晃。他在巷子尽头下了骡车，向夫妇俩保证他会径直地沿巷子走回家，然后他一直看着骡车的灯笼消失在大路上。他可以听到他们在车上聊天。有时候贝莉让她丈夫开怀大笑，她自己也跟着笑。弗朗西斯独自站在黑暗里，愉快地听着他们的笑声，而且知道他们不是在笑他。

不过后来发生的事就让他不这么看了……

弗朗西斯·多拉德偶尔的玩伴是个住在三块田以外的小佃农的女儿。外婆愿意让她来玩，因为让她穿上玛丽安小时候的衣服而且打扮她能让外婆很高兴。

她是个红色头发、很容易倦怠的小女孩，她的体质很多时候让她玩不了多一会儿就累了。

6月的一个伏天的下午，他们在鸡舍里玩腻了用麻秆捉蚁蛉，她请他撩开下身给他看。

在鸡舍和一段篱笆之间的一个拐角，他让她看了。她也回报似的给他看了她的，站在那里把棉短裤脱到脚踝处。正当他蹲在地上想要看的时候，一只没有脑袋的鸡飞到这个拐角，扇得尘土飞扬。女孩吓得往后退，又被绊着走不稳，鸡身上的血溅到了她的腿和脚上。

弗朗西斯跳了起来，裤子还没提上。这时贝莉到拐角处来找鸡，撞到了他们。

“听着，孩子，”她镇定地说，“你想把它看个究竟，你也看到了。现在去找点别的事情去做。去干小孩子们该做的事情，把衣服穿好。你和那孩子帮我捉这只公鸡。”

孩子们的尴尬很快就被淡忘了，因为抓那只公鸡费了不少事。可是外婆从楼上窗户里把一切都看在了眼里……

外婆看着贝莉走进厨房，孩子们也走到鸡舍里。她等了五分钟，然后默默地走到鸡舍边。她砰的一声破门而入，发现他们正在收集鸡毛做头饰。

她让女孩回家，然后把弗朗西斯带进房间。她告诉他，在她惩罚他以后就把他送回“巴迪”教士的孤儿院。“上楼去，回到你的屋里脱掉裤子，等我拿剪刀。”

他在房间里等了好几个小时，脱了裤子躺在床上，攥着床单等着挨绞。在楼下用晚餐的声音里他等待着，在马车的轧轧声和马蹄声里，在骡子的响鼻声里等待着。贝莉的丈夫来接她了。

将近清晨时分他睡着了，却在恐惧中惊醒，接着等待。

外婆没有来。也许她把事情忘了。他在随后的日常的忙忙碌碌中等待着，在一天当中的许多时候，那突然袭来的恐惧让他刻骨铭心。他永远也逃脱不了这等待。

他尽量躲避贝莉，不愿意和她讲话也不告诉她为什么：他错以为是贝莉告诉了他外婆她在鸡舍所看见的一幕。现在他明明白白地知道，在看骡车消失在大路上时听到的笑声就是在笑他呢。很显然，他谁也不能相信了。

当你躺着要思考问题的时候你很难笔直地躺着而且进入梦乡。在一个明亮的夜晚直挺挺地躺在床上是很难的。

弗朗西斯知道外婆是对的。他那么深地伤了她的心。他让她蒙羞了。现在每个人都知道他的所作所为了——甚至远在圣查尔斯的人都会知道了。他并不怨恨外婆，他深深地爱着外婆。他希望自己能有机会正确地做人做事。

他想像着有贼闯到家里来了，而他保护了外婆，她也因此收回了她的话。“你原来并不是个鬼迷心窍的坏孩子，弗朗西斯。你是我的好乖乖。”

他想着一个窃贼破门而人了，闯进房子要让外婆看他的下身。弗朗西斯应该怎样保护外婆呢？他要与一个成年的窃贼搏斗显得太小了。

他思索着。食品室有贝莉的斧子。她杀完鸡以后总拿报纸擦干净。应该去查看那斧子，这是他的责任，应该战胜对黑暗的恐惧。要是他真的爱外婆的话，就应该成为别人在黑暗中害怕的对象，成为窃贼害怕的对手。

他悄悄地走下楼，找到在钉子上挂着的斧头。它上面有一股奇怪的味道，就像他们在池子里拔鸡毛时的气味。斧头的刃很锋利，在手上沉甸甸的，让人放心。

他抱着斧头去了外婆的房间，去检查确实没有窃贼闯进来。外婆睡着了。房间里非常暗，可他清楚地知道外婆在哪里。要是有窃贼的话他一定能听到他的呼吸声，就像他现在听到外婆的一样。他能很有把握地知道他的脖子在哪里，就像他现在知道外婆的脖子在哪里一样。就在呼气的下面。

要是有窃贼，他就慢慢地走近，就像现在一样。他会双手把斧子举过头顶，就像现在一样。

弗朗西斯在床边踩在了外婆的一只拖鞋上。斧头在令人头昏的黑暗中摇晃着，砰的碰到了台灯的金属罩上。

外婆翻了个身，嘴里发出含糊的声音。弗朗西斯站着一动不动。他的胳膊因为用力举斧头而颤抖。外婆开始打鼾了。

弗朗西斯心里感觉到的爱几乎要把他炸裂开。他偷偷地走出了外婆的房间。他近乎狂乱地想做好保护她的准备。必须做点什么。他现在不再害怕黑暗的大房子了，可是它几乎要淹没了他。

他从房子的后门出去，站在月朗星稀的夜空下，仰头看着天，大口喘着气，仿佛他能把月光吸进呼出似的。天上的月亮在他的眼白上变成了一个非常小的亮点，随着眼睛转下来的时候慢慢变圆，最后终于在眼眸的中央变成一个小圆盘。

深深的爱在他身体里膨胀，他的身体仿佛要爆裂开来了，他无法把它呼出去。他匆匆忙忙地向鸡舍走去，光着的脚踩在冰凉的地上，斧头冰冷地贴在腿边。他不得不在自己要爆裂之前奔跑……

弗朗西斯，在鸡舍边的抽水管旁擦洗着自己，他从没有感到这样的甜蜜和平静。他走进去的时候很谨慎，发现无尽的平和笼罩在他周围。

好心的外婆没有剪断的那个部位还在那里像一个奖赏。他洗净腹部和腿上的血迹。他的大脑觉得轻快而又镇静。

他得把睡衣处理掉，最好把它藏在熏制室的袋子底下。那只被砍死的鸡让外婆感到很困惑，她说那不像是狐狸干的。

一个月以后贝莉去拾蛋的时候又发现了一只，这一回它的脑袋被拧掉了。

外婆在餐桌上说，这肯定是她某个她拒绝帮忙的人出于怨恨干的，她说她已经把这事告诉警察局了。

弗朗西斯静静地坐在他的位子上，想着有只眼睛在他手心里眨，他握紧又松开拳头。有时候他在床上通过自慰来确定他真的没有被剪了一刀。有时候，他自慰的时候，觉得那地方在眨眼睛。外婆的精神状态急转直下。她总是为一点小事就争吵，而且干不了家务活了。尽管她需要女管家，她自己却待在厨房里亲自指挥一切，把贝莉搞得团团转，饭菜的质量也降低了。贝莉一辈子都在多拉德家干活，是家里惟一的一个常年的用人。

被厨房的热气蒸得脸通红的外婆，经常是一件活没有做完就开始忙另一件，经常菜做了一半就搁下，而最后忘了上桌。她用剩菜做砂锅菜，而让新鲜的蔬菜在食品室里枯黄。

同时她越来越不能容忍浪费。她缩减了洗衣房正常的肥皂和洗涤剂的用量，结果床单变成脏兮兮的灰色。

在11月一个月当中她换了五个黑人女工帮着料理家务，可是最后她们一个也不愿意干。

她们中的最后一个离开的那天晚上，外婆气极了，她在房子里大喊大叫。她走进厨房时发现贝莉和完面团以后在案板上剩了一小勺的面粉。

还有半个小时就要开饭了，在像蒸笼一样热的厨房里，她走近贝莉，打了她一记耳光。

贝莉手中的勺子掉在了地上，她惊呆了，眼里满是泪水。外婆又伸出手来还准备要打，一个结实的粉红手掌把她推到了一边。“不许你再打人。你已经不是你自己了，多拉德太太，但是你不要再这样做。”

外婆破口大骂，用另一只手弄翻了炉子上的一锅汤，让滚烫的汤嗞嗞地泼了整个灶台。她走回自己的房间把门摔上。弗朗西斯听见她在房间里骂人，还听见东西砸在墙上的声音。她整个晚上都没有再出来。

贝莉把灶台清理干净，帮老人们吃过晚餐。她把自己的几件东西收进一只篮子，然后穿上她的旧毛衣，戴上绒线帽。她到处找弗朗西斯，可是没有找到。

在马车上她看到了弗朗西斯坐在门廊的拐角。他看着她从车上费力地下来走到他身边。

“小猫咪，我要离开这里了，不会再来了。在供给社的塞罗尼娅会帮我给你外婆打电话说明的。在你妈妈来之前你需要人照看。到我家来吧。”

他的脸蛋被她碰着的时候他扭过身子跑掉了。

贝莉的丈夫吆喝着赶骡车走了。弗朗西斯看着骡车上的灯笼慢慢消失了。他也这么注视过，现在悲伤的心里空落落的，因为他觉得贝莉背叛了他。现在他一点也不在乎了，他反而很快活。骡车的光线微弱的灯笼在路边消失了，它比起满月来差远了。

他在想，杀死一匹骡子该是什么感觉。

贝莉打电话给玛丽安·多拉德以后，玛丽安没有马上去。

两个星期后在接到圣查尔斯地区警察的电话后她终于去了。她自己开着二战前那种老款式的派克德车在下午三点来到母亲家。她戴着手套和帽子。

一位副警长在巷子口遇到了她，并探身到她的车窗口：“瓦格特太太，您母亲在中午的时候打电话给我们办公室，说有用人偷东西。当我赶到这里的时候，我发现，请原谅我的无礼，我发现您的母亲在无中生有，而且我看这里好像缺乏料理。警长觉得他应该向您先打声招呼，您明白我的意思吗？瓦格特先生目前是公众人物，所以……”

玛丽安明白他说的意思，瓦格特先生现在是圣路易斯公共工程处的处长，在他的党派里他已不是最吃香的人了。

“据我所知，还没有人看到过这地方。”副警长说。

玛丽安发现母亲正在睡觉，还有两个老年人在桌子旁坐着等着开饭，一个妇人穿着衬裙站在后院里。

玛丽安给他丈夫打电话。“他们多长时间检查一次这种场所？……我还不知道目前有没有房客的家属去投诉过。我估计这些人也不会有什么家属……不，你别介入进来。我需要几个黑奴。给我找几个黑人……还有沃特斯大夫。我处理好的。”

四十五分钟后医生带着一名穿着白大褂的护理员到了，还有一辆专车带来玛丽安的女仆和五个其他的家务仆人。

弗朗西斯放学回来的时候，玛丽安、大夫和护理员正在外婆的房间里。弗朗西斯听到外婆的咒骂声。当他们把她用疗养院的大轮椅推出来的时候，她变得目光呆滞，胳膊上有一小块棉球。她没戴假牙，脸显得凹陷而与往日不同。玛丽安的胳膊上也贴了胶布：她被她咬了一口。

外婆和护理员坐在车后排，被医生带走了。弗朗西斯目送着她。他想挥挥手，可是手臂垂到了身边。

玛丽安的清洗队在房子里面又刷又洗，清理了很多东西，又把房子通了通风，帮所有老人洗了澡。玛丽安和他们一起干，而且指挥她们做了一顿简单的饭菜。

她只在问东西在哪里的时候才和弗朗西斯说话。

后来她把仆人们打发走，给县政府打了个电话。多拉德太太中风了，她向他们解释。

当福利处的工人们开着学校的班车来接这些老年人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弗朗西斯觉得他们也会把他带走。可是他没有被列入讨论的对象。

房子里只剩下他和玛丽安两个人了。她坐在厨房里，双手捂着脸；他出去爬上了一棵酸苹果树。

终于，玛丽安叫他了。她已经把他的衣物收拾到了一个小皮箱里。

“你得跟我走，”她边说边向车的方向走，“上车，别把脚放在座位上。”

他们开着派克德离开了，那辆轮椅还在院子里放着。

这回没有丑闻曝光。县政府的官员说这对于多拉德太太虽然是个遗憾，但她直到最后都把疗养院料理得很好。瓦格特一家保全了体面。

外婆被关进一家私人开的精神疗养院。直到十四年后弗朗西斯·多拉德才接她一起回家。

“弗朗西斯，这是你的姐妹和兄弟。”他妈妈说。他们在瓦格特的书房里。

耐德·瓦格特十二岁，维多利亚十三岁，玛格丽特九岁。耐德和维多利亚互相看了一眼，玛格丽特则盯着地板。

弗朗西斯的房间在仆人们房间的顶上。自从1944年大选惨败以后，瓦格特家就不再雇仆人了。

弗朗西斯在波特·施罗德小学念书，徒步就可以到，而且离瓦格特家其他的小孩上的主教教会学校很远。

最初的几天里瓦格特家的孩子们尽可能地不理他，可是到了第一个星期的周末，耐德和维多利亚到仆人房间这一层来找他。弗朗西斯听到他们在门外嘀咕了几分钟，然后他的房门的把手动了动。看到房门锁着，他们并没有敲门。

耐德说：“开开门。”

弗朗西斯打开了门。他们没理他而是径直到他的衣橱里翻看。耐德打开小柜子的一个抽屉，两个手指夹出他发现的东西：生日时得到的绣着弗朗西斯名字缩写F.D.的手帕，一个吉他的弦枕，一只装着漂亮的甲壳虫标本的药瓶，一本表面有水痕的《棒球乔在世界联赛上》，还有一张签着“你的同学萨拉·黑尔”的纪念卡。

“这是什么？”耐德问。

“弦枕。”

“干什么用的？”

“吉他上的。”

“你有吉他吗？”

“没有。”

“那你要它干什么？”维多利亚问。

“我爸爸曾经用过它。”

“我听不懂他说的话。你说什么？让他再说一遍，耐德。”

“他说那是他爸爸的东西。”耐德拿起弗朗西斯的一块手帕，在里面擤了鼻涕后又扔回抽屉。

“他们今天把小马带走了。”维多利亚说。她在弗朗西斯的小而窄的床上坐下，耐德坐在她身边，背靠着墙，脚踩着被子。

“没有小马了，”耐德说，“没有夏天的湖滨别墅了。你知道这都是为什么吗？你说呀，你这个小混蛋？”

“爸爸现在老是得病，挣不到那么多钱了。”维多利亚说。“有时候他根本就不去上班了。”

“知道为什么他会不舒服吗？你这个小混蛋？”耐德问。“你回答我啊！”

“奶奶说他现在是酒鬼。你明白吗？”

“他不舒服就因为你这张丑巴巴的脸。”耐德说。

“别人不投他的选票也是因为你。”维多利亚说。

“出去。”弗朗西斯说。他转身去开门的时候，耐德朝他背后踹了一脚。弗朗西斯用双手捂住腰。耐德又踢他的腹部。

“噢，耐德，”维多利亚说，“噢，耐德。”

耐德扭住弗朗西斯的耳朵把他拎到梳妆台的镜子前面。

“这就是他为什么不舒服的原因！”耐德拽着他的头发往镜子上撞。“这就是他为什么不舒服的原因！”一下猛撞。“这就是他为什么不舒服的原因！”又一下。镜子被撞碎了，沾满了血迹和黏液。耐德松了手，弗朗西斯坐到地板上。维多利亚看着他，眼睛睁得大大的，咬着下嘴唇。他们把他扔在那里走了。他的脸被血和唾沫沾湿了。他的眼睛因为疼痛而流出眼泪，但他没有哭。

28

芝加哥的雨沉闷地下了整整一夜，落在弗雷迪·劳厄兹的露天墓地的雨篷上。

雷鸣让威尔·格雷厄姆由于劳累已经很疼的头颤震动着，他从书桌前起身走到床边的时候摇摇晃晃。床边，梦如蛇一般缠绕在他的枕头下面，等待着他。

圣查尔斯城北部的一栋老房子任凭冷雨敲窗、电闪雷鸣，在风雨中重复着它长长的叹息。

楼梯在黑暗中吱呀作响。多拉德先生下楼了。他的和服在他走路时窸窣作响，他的双眼因为充足的睡眠而圆睁。

他的头发潮乎乎的，整齐地梳理过。他已经清理过指甲。他走路的时候既缓慢又沉稳，注意力很集中，好像在小心地端着满满的一杯茶。

胶片在他的投影仪旁边。两个家庭的。其他的胶片成卷地堆在废纸篓里准备销毁。他从十几部家庭自制影片里选中了两个家庭的，在公司复制好然后带回家观看。

在他的舒适的靠背椅旁边放着奶酪和水果，他舒舒服服地坐进去，开始看影片。

第一部是国庆周末的一个野餐会。一个很温馨的家庭，三个孩子，父亲很强壮，用他粗大的手指伸进腌菜罐。后面是母亲。她拍得最好的镜头是在她和邻居的孩子们玩垒球的时候，尽管她在镜头上只有大概十五秒钟。她在第二垒上面冲着投手和投手板，两脚分开，做好从两个方向都能出球的准备，在她弯腰向前倾的时候她的前胸在套衫下颤动着。一个孩子挥舞了一下球棒，可恶地中断了她的镜头。现在又是她了，返回触垒。她把一只脚放在船用的坐垫上，坐垫在这里当了垒，两腿一弯一直；她大腿的肌肉在她弯曲的腿上紧绷着。

一遍又一遍多拉德看着这女人的身体。脚放在垒上，髋部倾斜着，大腿的肌肉在剪短了的牛仔裤里绷紧了。

他定住最后一个片段。母亲和她的孩子们。他们玩累了，身上很脏。孩子们偎依在妈妈的怀里，一只狗在他们的腿中间摇尾巴。

一阵震耳的雷鸣把外婆的高高的橱柜里的水晶雕刻品震得玎玲作响。多拉德伸手拿了个梨。

第二部影片分了几个部分。影片的名字叫“新家”，用几分钱的硬币在一个打破了的猪形扑满上方的衬衫盒上拼出来。开头是父亲在院子里立起一块“出售”的标牌。他拿着标牌，脸冲着镜头露出一个无可奈何的鬼脸，他的裤兜掏空了被翻出来。

妈妈和三个孩子在台阶上的一个特写，拍得摇摇晃晃。这是栋很漂亮的房子。镜头切换到游泳池。一个孩子，头发油光光的，个子很小，啪嗒啪嗒地走到跳水板前，在瓷砖上留下湿湿的脚印。水里露出了几个小脑袋。一只小狗向一个女孩游过去，它的耳朵往后伸，脸高高地露出水面，眼白都看得很清楚。

妈妈在水中拉着登梯的扶手抬头看镜头。她黑色的鬈发有光泽；丰胸在泳衣的上方膨润闪亮。她两腿分开站立，腿的影子在水波的荡漾中浮动。

夜里。一个曝光很差的镜头从游泳池移到灯光明亮的房子，灯光在水中反射。

切换到房子里面，一家人在欢笑。到处是盒子，还有装箱用的材料。一只老式的大箱子，还没搬到阁楼上去。

小女儿在试外婆的衣服。她戴上一顶花园晚会的帽子。父亲坐在沙发里，他看起来好像喝醉了。然后显然是父亲拿着摄影机。高度并不是很合适。妈妈在镜子前面戴帽子。孩子们在她身旁欢笑，男孩子们在旁边一边笑一边拉拽着上面的古董装饰。女孩静静地看着妈妈，审视着若干年后自己的模样。

到片尾了。妈妈转过身，冲镜头摆了个姿势，还做了一个夸张的微笑，手放在脖子背后。她很讨人喜欢。她的脖子上戴着一块有浮雕的玉石。

多拉德定住屏幕，往回倒影片。一遍又一遍她从镜子前面转过身，微笑着。

心不在焉地，多拉德拿起垒球赛的胶片，把它扔到了废纸篓里。

他把胶片从投影仪里取出来，看了看盒子上的地址标签：鲍伯·谢尔曼，俄克拉何马州，塔尔萨城，603号邮箱，星光大道7号。

开车去会很方便。

多拉德把胶片放在手心里，用另一只手盖住，仿佛它是一只小生命能挣扎着从手中逃走似的。它好像是一只在手心里蹦的蛐蛐。

他记得在利兹家时开灯以后的慌乱和跳动。他必须把利兹先生处理好才能打开他的摄影灯。

这一次他可要做一个流畅的过程。要是能在暗中把摄影机开着，偷偷地爬到睡觉的两个人中间依偎一会儿该多惬意啊。然后他可以在黑暗中搏斗，再坐在他们俩的血迹中间快活自在。

他可以用红外线胶卷做到这一切，他知道该上哪里去找。

投影仪还开着。多拉德手里握着胶片，眼睛看着明亮的空屏幕，可他却能看到心中的影像，与窗外风的叹息连在了一起。

他并不是出于报复的心理。只有爱和荣誉就要来临的企盼与兴奋。他的狩猎目标的心跳变得微弱而急促，像一下跨进了静谧的脚步。

他躁狂地跃立着，跃立着，被爱充满了。谢尔曼一家向他敞开了大门。

他的过去丝毫不会来干扰他，现在只有即将到来的荣耀。他从来不去想他母亲的家。事实上，他对那段时光的记忆是十分有限的，而且是朦胧的。

二十几岁的时候多拉德对他母亲家的房子的记忆变得模糊不清了，只在他的记忆宫殿里留下了一层膜。

他记得他只在那里住了一个月，忘了是因为他九岁时吊死了维多利亚的猫才被送走的。

在他仅有的几个记忆片段里有一个是那房子本身，里面灯光明亮，那是他在冬天的一个黄昏从街上路过房子时看的一眼。那天他从波特·施罗德小学放学回到一英里以外他寄宿的人家。

他能记起瓦格特家书房的气味，像钢琴被打开时发出的气味，他妈妈在那里给他假期需要的东西。他不记得临走时楼上窗户里的一张张脸。外面的地被冻得硬邦邦的，那些实用的礼物在他发热的胳膊底下面目可憎；他的思想逃到了大脑深处的一个家里，与圣路易斯的家完全不同。

在十一岁那年他的臆想开始非常活跃而且变得强烈。在他的爱发展得太猛烈的时候他就释放它。他捕捉宠物，小心翼翼地，观察它们的反应。它们是那么驯服，每次动手都很容易。警方从来没有把他和车库地面上的小小的血滴联系在一起。

四十二岁的他已经不记得这些了。他也不再想他母亲家中的人了——他的妈妈，同母异父的姐妹和兄弟。

有时候他在梦中看到他们，在光彩夺目的梦境中的几个片段；已经面目全非，而且都是高高的个子，脸和身体是鹦鹉一样艳丽的颜色，他们在他身边保持螳螂一样的姿势。

当他有意识地回忆时——虽然他很少这样做——就有很多令人满意的画面可以追寻，都是在他参军时的场景。

在十七岁那年，他无缘无故地从窗户闯进一个妇人家里，被抓住了。法庭给他两个选择，要么服兵役，要么按刑事犯罪定刑。他选择了参军。

在接受了最基础的训练以后他被派往专业学校学习暗室操作，然后被海运到圣安托尼奥，在布鲁克部队医院的医疗队里冲印胶卷。

布鲁克医院的外科医生们对他产生了兴趣，并决定给他整容。

他们在他的鼻子上做了Z型整形，取下部分耳朵的软骨来延伸鼻梁，然后用一个奇妙的阿贝皮片技术缝合了他的上唇，手术在演示厅里吸引了一大批学习和观摩的医生。

医生们对手术的效果很满意。多拉德婉言谢绝了别人举过来的镜子而向窗外望去。

音像资料图书馆的记录显示多拉德曾借出过很多电影，大部分都是关于外伤的片子，而且他借出的影片总是隔夜才还。

他1958年又一次入伍了，在这第二次兵役中他找到了香港。他所在的部队的军部在南朝鲜的汉城驻扎，在五十年代末期他为部队冲洗小型的侦察机跨越三十八度纬线而拍摄到的照片。在年假中他得以一年两度去香港。香港和九龙在1959年是任何人都垂涎向往的地方。

外婆在1961年从疗养院被接回家，她的状态是长期服用盐酸氯丙嗪后的无表情的静默。多拉德申请因需复员并获批了，所以他比计划提前两个月退役，以便回家照顾外婆。

那段日子对他来说也是段意想不到的安静的日子。他在盖茨威的新工作可以让他请得起一个保姆白天陪外婆。晚上他们在客厅里坐着，互相不说话。一台老式座钟的滴答声和打点声是打破寂静的惟一声响。

他看到过母亲一次，那是在1970年外婆的葬礼上。他仔细看着她，从她身旁走过，他黄色的眼睛和她是那样惊人地相似。她也许是个陌生人。

他的外表很让母亲吃了一惊。他的胸很阔，身体壮实，和她一样的漂亮的肤色，还有别致的小胡子。她怀疑那胡子是从他的头发中移植过来的。

她在葬礼一个星期后给他打了个电话，可是对方的听筒慢慢地挂上了。

外婆去世后的九年里多拉德的生活没有被打扰过，他也没有去打扰任何人。他的前额平滑得像一颗种子。他知道他在等待，可为什么而等，他不知道。

一件很小的事情，一件每个人都会遇到的事情，告诉他颅骨里的那颗种子：时间到了。那一天他在朝北的一个窗户前站着看某个胶片时，他发现自己的手在变老。仿佛他拿着胶片的双手刚刚在他眼前出现一样，在明亮的光线照射下，他看到手上的皮肤在筋骨上松弛了，而且他的手上开始出现菱形的像蜥蜴身上的鳞一样小的细纹。

当他向着光线把手转过去的时候，一股强烈的煮西红柿和卷心菜的味道把他全身浸了个通透。尽管屋子里很暖和，他却不禁发起抖来。那个晚上他比平时还卖力地工作。

多拉德的阁楼的墙上挂着一面与身齐长的镜子，在杠铃旁边。那是整栋房子里惟一一面挂着的镜子，对着它他可以尽情地欣赏自己的体格，因为在外面他总是戴着面具。

在鼓起一块块肌肉时他仔细审视着自己。四十岁的他完全可以在当地的健美比赛中出色地一展雄姿。可是他并不愿意。

在那个星期里他后来看到了布莱克的版画，他在刹那间被吸引住了。

他在《时代》杂志上看到了一张面积很大的全色的照片，那是作为一张插图配在一篇报道伦敦泰特博物馆回顾布莱克作品展的文章旁边。布鲁克林博物馆当时把《红色巨龙与披着阳光的女人》寄到了伦敦参加展出。

《时代》的艺术评论家说：“西方艺术中恶魔似的形象很少能像这幅画一样辐射出噩梦一般的性的力量……”多拉德不用看这句评语就能领略到画的魅力。

随后的几天中他把这幅画带在身边，晚上在暗室里他把它拍下来并放大了。许多时候他都很激动。他把画挂在健身室镜子的边上，锻炼的时候盯着它看。他只有在工作得筋疲力尽而且需要他的医疗的影片帮助他释放性欲以后才能入睡。

九岁那年他就知道在心灵的最深处他是孤独的，而且注定了一辈子都要孤独，这个结论是四十岁的人常有的。

现在在他步入四十岁的时候，他被一种臆想的怪诞的生活征服了，这种生活有童年时代的五彩斑斓、新鲜和直观。这种生活使他跨越了孤寂而前进了一步。

在其他四十岁左右的男人开始看到并且害怕自己被孤立的时候，多拉德的孤独感让他很能理解：他孤独因为他与众不同。在转变的狂热中他认定如果他向这个方向努力，如果他解放多年来他一直抑制的这些真实的强烈欲望——这些欲望是真真切切的灵感，如果他把它们当做灵感一样呵护——他一定会超凡的。

在画卷中龙的脸是看不到的，然而多拉德越来越明确地知道龙头的模样。

在客厅里他看着医疗方面的录像，做俯卧撑，并把嘴巴鼓圆以便能戴上外婆的假牙。假牙与他的畸形的牙龈不配套，而且他的下巴很快就疼得痉挛起来。

他在一个人的时候做做动作改变自己的下巴，咬硬的橡胶塞直到他的嘴巴两侧的肌肉开始鼓起来，像含了两颗胡桃。

1979年秋天，弗朗西斯·多拉德从他可观的积蓄中取了一笔现金，从盖茨威申请了三个月的年假。他带着外婆的假牙去了香港。

他回来以后，红头发的艾琳和他其他的同事都觉得假期对他很有益处，他变得更平静了。他们几乎没有察觉到他再也不使用员工衣柜或者淋浴室了——不过他以前也不常用。

他外婆的假牙又重新放在他床头柜上的玻璃杯里。他自己新做的一套被锁在楼上的书桌里。

如果艾琳能看到他在镜子前面的样子，把假牙戴好，新的文身在强烈的健身房的灯光下格外鲜丽，她会失声尖叫的，然后昏倒。

有的是时间，他用不着慌忙，他拥有永恒。那时距离他选择雅各比一家有五个月。

雅各比一家是第一个帮助他的家庭，第一个把他向转变的光环中推进。雅各比一家比什么东西都要好，比他所知道的什么东西都要好。

直到利兹一家出现。

而现在，在他的力量和荣誉正成长的时候，谢尔曼一家又要来临了，还有红外线技术所允许的新的更亲近的接触。这将是最有希望的一次。

29

要找到想要的东西，弗朗西斯·多拉德必须到盖茨威胶片洗印公司的其他部门，他管辖范围以外的部门去找。

多拉德是盖茨威最大的分支机构——家庭自制影片分部——的负责人。盖茨威除此之外还有四个部门。

1970年的经济萧条使家庭自制影片的生意下滑得很厉害，而且家庭摄像机的介入也使竞争越来越激烈。盖茨威被迫寻找新的增长点。

公司增加了新的部门和业务，比如把胶片转成录像带，印刷通过航空测量绘制的地图，他们还向小型的商业电影制片公司提供海关服务。

1979年一项肥差落到了盖茨威头上。公司与国防部和能源部联合签署了一份发展和测试红外照相用的新型感光乳剂。

能源部在防止热量散失的研究中需要感光度高的红外线胶片。国防部则需要它协助夜间侦察。

盖茨威在1979年年末收购了附近的一家小企业——贝德化工厂，并在那里开始了新的项目。

多拉德在午间休息的时候走到贝德。天空晴朗得像被洗过一样。他小心翼翼地绕过沥青马路上的水坑，水面上反射着阳光。劳厄兹的死让他最近很高兴。

贝德化工厂里所有的人似乎都去吃饭了。

他在迷宫似的大厅的尽头找到了他需要找的那间办公室。门旁边的牌子写着“红外线感光材料在使用。禁止使用安全灯，禁止抽烟或带入热饮料”。红色的灯在牌子上方亮着。

多拉德按了下按钮，过了一会儿，绿灯亮了。他进了光阱区后叩击第二道门。

“进来。”一个女人的声音。